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专题】1920年代苏联的党内斗争
联共（布）中央全会总结——基本建设投资
弗·米·斯米尔诺夫
（1927年2月）
感谢 路人韦某 校对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7979
1926-1927年度的工业生产财务计划清楚地表明，中央的政策越来越把我国的经济引入死胡同。去年的总计数字就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总计数字如下：
1．工业成本平均增张了2～3%。其中中铁矿工业的成本增长了23.4％，金属工业——11.5％，基木化学工业——9.6％，橡胶工业——16.4％，森林工业——29.5％，榨油工业——19.69％。成本大幅度下降的有：电机工业——6.5％，纺织工业——5.2％（质量也严重滑坡），食品工业——9.7％（主要是制糖工业——22.1％，而且是在制糖厂满负荷生产的情况下，和制茶工业——14.3％，原因是茶叶价格下降）。（见《1926-1927年度工业生产财务综合计划》）。
2．原料价格的低下导致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和产暈停止增长，甚至减少——亚麻的播种面积减少了1～2％，同时今年的收购量比去年减少了三分之一，向日葵的播种面积减少了17％，收获量减少了30％多。
3．一年来实际工资没有增长：从10月至4月实际工资降低了12％，而后到10月提高到去年初的水平。
4．失业的增长超过工人的增长。全联盟产业工人的数量增长了14％，而在俄罗斯联邦，粗工的失业人数增加了32％，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增加了29.5％（其中金属工业工人——39.5％）。（见《俄罗斯联邦劳动人民委员部1926年11月的报告》）在乌克兰，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的失业人数一年中增加了33％。（见《经济生活报》2月8日第31号）
5．商品荒的情况得到缓和的说法极不可信：工业品的零售价格直到5月份还在上涨，这一时期几乎回到了1923年10月危机时期的价格水平（99％），到9月份时降低了3％，而到1月份又上涨到1926年10月的水平。在应季商品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过季商品和滞销商品的销售出现某种不景气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托拉斯转而生产滞销品种，以躲开畅销品种的标准价格。（2）产品质量严重下降（主要是纺织产品），以致廉价商品已无法用于消费，也找不到销路（关于这个问题，见2月16日《工商报》第38号上刊载的维什涅夫斯基的一篇极有意思的短评，题为《纺织工业的品种和质量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1925～1926年度的工业发展不够理想，我国的经济困难不是得到缓解而是更加严重。
1926-1927年度的计划存在下述不足：
1．产量的增长放慢：去年增加了42％，今年预计增加大约20％（其中消费品的生产只能增加17％）。
2．据预测，1926～1927年度的成本如果不考虑折旧因素的话将提高1％。实际上，提高的幅度可能还要大：没有考虑到原料价格的上涨（例如，亚麻的价格最近每一普特上涨了70戈比），设备的磨损，劳动生产率增长（13％）看来也估计过高（去年为11％），没有考虑到提高质量的必要性（在纺织工业方面，计划是从全年生产“简易”品种出发的[1]，而转向“简易”品种只是在下半年）。在恢复旧品种的情况下，纺织工业的成本最多能保持稳定，而达不到降低3.3％的目标。（见《生产财务计划——“生产成本”》。）在制糖工业方面，原来预计成本提高8.3％，现在，在这一榨季结束后，提高了12％。
3．名义工资预计只比1925～1926年度的平均水平提高9.9％。而由于这一平均工资低于1925年10月的水平，所以这实际上意味着工资将稳定在1925年10月的水平上。
4．基本建设投资的规模不够：如果不算没有分配的后备金和次要工程，基本建设投资为86400万卢布[2]搞得没有一点余地，而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自己也指出，某些指示（例如，关于减少商品和生产储备的指示）将无法完成。此外，计划的编制没有考虑到出厂价格将下降5％这样一个因素。
5．劳动力的状况简直成了灾难性的。去年工业吸收了大约38万工人，今年预计只吸收13.6万人。后果已经显现出来：今年第一季度失业人数增加20万人，即增加了20％，而去年第一季度失业人数只增加了3.1万人，即增加了3％。
计划的严重不足甚至在中央全会上也不可能不暴露出来。这种情况在古比雪夫[3]同志的调门沮丧的报告中和许多发言人的措辞激烈的讲话中也清楚地表现出来。
1．关于“合理化”及由此产生的裁减工人的问题被最尖锐地提了出来。古比雪夫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也不得不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他指出，“这个问题具有极端重要性和决定性意义”，“在这方面党应当制定极其明确的路线”，但他现在“还无法向中央全会提出极其明确的决议"，而政治局“也决定在这次全会上不对这个问题作决定”。在争论中这个问题是核心问题。乌雷瓦耶夫指出了这个问题的尖锐性：实行合理化会导致“裁减”工人而且是熟练的工人。在回答斯大林关于“定出了哪些实际措施”的问题时，他也只能回答：“斯大林同志，实际结论还不多”。丘巴尔[4]指出，在乌克兰的一些大工厂，由于实行合理化而辞退工人，但却无处安置他们。卡冈诺维奇[5]主张必须实行合理化，毫无把握地提出了一项“措施”：为由于合理化而被辞退的工人设立专门的职业介绍机构。彼得罗夫斯基[6]建议加强支援农业以防止工人从农村大量流出。洛莫夫[7]说，在顿巴斯工人往新的挖煤机上抹的不是油而是大粪，他指出，“应当向工人说明，这样做（合理化）对生产是有好处的。只要向他们讲清这一点，他们就会去从事其他的甚至是收入减少的工作”。只有托姆斯基和梅利尼昌斯基[8]试图采取比较乐观的态度：他们试图证明，可以靠裁减临时1人，也就是说靠增加不熟练工人的失业来安置由于实行合理化而被辞退的工人。然而这一提议没有得到任何支待。关于这一问题不仅没有通过任何决定，而且根本没提，这一问题完全成了悬案。
上面指出了失业人数的极大增长，这主要是熟练工人失业造成的。试问，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梅利尼昌斯基的讲话中找到了答案：“由于住房危机和一系列其他现象，我们的工厂如今变成了穿堂院。例如在维亚兹尼基，有一个企业的劳动力在1年之中更换了一又二分之一。还有，在与这个企业同属一个托拉斯的另一个企业，其领导人是乌雷瓦耶夫同志，我们看到这样的景况：“阿莫”工厂有1673名职工，在1925年10月10至1926年10月1日的一年中，裁减了387人，后来又招收了515人”，等等，等等。我们的企业之所以变成“穿堂院”，不仅是“由于住房危机”，而主要是由于“一系列其他现象”，即经营管理者利用失业大军这一资源，宁愿要临时工人也不要固定工人，他们用不太熟练的工人来代替比较熟练的工人，用青年工人来代替中年工人，以便能够降低工资。
2．基本建设投资和产品数量。柯秀尔（南方钢铁托拉斯）和苏利莫夫（乌拉尔）极其明确地指出，少量增加铸铁生产的计划总味着冶金工业生产将停止发展，因为增加的这一点产量全都用来填补废钢铁储备的消耗了。卡冈诺维奇说，1926～1927年度乌克兰有两座高炉因年久失修而停止生产，1927～1928年度有7座，1928～1929年度数量还要多，而计划中却没有规定改建一座高炉。梅利尼昌斯基对纺织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同去年相比减少1000万卢布，而同五年计划的预计数字相比减少5000万卢布表示反对，他指出，如果这样做我们将很快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纺织品（不是棉花，而是纺织品、洛博夫[9]表示：“我担心，今年由于财政困难我们将无法完成预定数量的基本建设投资，也无法完成生产计划”。古比雪夫在他的结束语中对此没有作任何答复。
3．住房问题。苏利莫夫（乌拉尔）表示，在他们那里住房问题比合理化问题还要尖锐。无法招收新工人，因为没有地方安排他们住宿。梅利尼昌斯基谈到纺织工人极其紧张的住房状况，说他们不得不住在离工厂5～10俄里远的地方，他对同去年相比大幅度削减这一工业部门的住房建设拨款表示反对。
4．许多发言的人对古比雪夫的报告中只字不提农业原料和工业产品成本问题表示不满。古比雪夫以这一问题属于价格问题而敷衍了事。
总而言之，争论极其明显地证明：（1）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存在不足。（2）这一计划的完成很值得怀疑。（3）失业问题和住房问题尖锐到了极点。没有提出任何摆脱困境的具体措施。
这样一来，对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的讨论最好不过地揭示出中央政策是站不住脚的，这一计划也是对中央政策进行批评的好题目。以托洛茨基（惟一的发言人）为代表的反对派首领们没有作出进行这种批评的任何尝试——托洛茨基同志的讲话是所有讲话中最平淡的。所有尖锐问题都被有意避开。只字不提失业问题，只字不提不足之处。相反，讲话的结尾强调指出，中央实质上接受了反对派的计划——4月反对派建议将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定为10亿卢布。中央通过的计划是94700万卢布（实际上只有86400万卢布，然而托洛茨基同志认为对此还是不提为好）。讲话的开头是机会主义的声明，听起来简直就是在讨好中央：“关于价格问题有一个可以接受的（谁可以接受？）建议”。当布哈林在讲话中就提高出厂价格一事开始进行冷嘲热讽之后，托洛茨基则敷衍塞责说“不真实”，“这是你们硬加给我们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书中说的不是那样的方针”。“为什么你们不把我们关于价格的准确声明（首领们在声明中放弃了原先的立场）附于代表会议记录之后呢？”
在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的问题上，托洛茨基同志完全站到了中央关于94700万卢布决议的立场上。他声称，主要问题“在于将我们拥有的不多的资金在各生产部门之间作适当的分配”，之后他又对建设新企业的投资是否过多从而不利于旧企业的改建表示了含含糊糊的怀疑。关于因实行合理化而“裁减”工人，他只能说这是由于过去几年“折旧出了问题”、“经济是糊弄不了的”。这样他就推卸了中央对于这种裁减应负的责任并将责任推到了“经济”头上。接着围绕我们同世界市场的联系远比中央所认为的要密切得多的问题进行了争论，皮达可夫则就人们在五年计划问题上对他的攻击作了辩护。辩护的基调是，指责皮达可夫悲观失望是没有根据的。1926～1927年度的计划比五年计划得出的结论还要悲观。至于说这个计划是中央政策的产物仍然是一言不发。最后所有这一切归纳为“关于如何实际看待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教：
1．目的不是在短时期内保持所谓的“独立”，而是加快速度。应当使整个工业在各个部分保持正确的比例的情况下得到最快的发展。
2．不要一门吞得太多，以免延缓经济消化的过程。
3．坚持加强而不是削弱同世界经济的联系的方针。
4．不要像古比雪夫同志打算做的那样大度地拒绝国家预算投资,而要向全党全国解释，工业发展的初期必然要求预算上作出重大牺牲。
这就是反对派的领袖对于那个注定使冶金工业停滞，实行导致熟练工人被辞退的合理化，使失业人数猛增加和住房危机激化的计划所能说的一切。实际上这是在重复加米涅夫的口号（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放慢步伐”。在知道了这些情况后对他投票赞成这个可耻的计划还会感到奇怪吗？难道他认为用这样的废话就能把党内的中间派争取过来吗？在他看来，反对派正是由于“不了解”党内的中间派而遭到了失败。根据这个讲话中间派无论如何也弄不清中央的政策和托洛茨基同志的观点有什么区别。如果说中央在这次全会上通过自己的拥护者之口表明自已的政策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那么托洛茨基同志的“反对派的”讲话才极其清楚地表明，反对派的领袖们甚至没有能力根据著名的“10月16日方针”捍卫自己的“思想”观点，在组织上投降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思想上的堕落。
弗·米，斯米尔诺夫[10]
[1927年2月]
[1] 也就是从差于去年的质量出发的。——斯米尔诺夫注
[2] 基本建设投资的总规摸为94700万卢布；其中没有分配的后备金为3000万卢布，次要工程为4300万卢布，辛迪加（也就是说不是工业而是商业）的固定资本增加1000万卢布。除去这些开支，其中后备金和次要工程大概是完不成了，而辛迪加的固定资本增加跟工业没有关系——还剩86400万卢布。——斯米尔诺夫注
[3] 古比雪夫，瓦·弗·（1888―1935）——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2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7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4] 丘巴尔，弗·雅·（1891～1939）——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1934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23年7月～1934年任乌克兰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1921年起先后任俄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39年被处决，后平反。
[5] 卡冈诺维竒，拉·莫·（1893～1991）191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5～1928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总书记。1930～1935年任莫斯科市委第―书记。1924～1925、1928～1939年为中央书记，1926年起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社委员。
[6] 彼得罗夫斯基，格·伊·（1878～1958）——189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内务人民委员，长期领导乌克兰的工作，1919～1938年任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任俄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7] 洛莫夫，阿·（1888～1938）——1903年入党。历任习法人民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7～1934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遭镇压。
[8] 梅利尼昌斯基，格·纳·（1886～1937）——1902年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主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党中央候补委员。
[9] 洛博夫，C.C.（1888～1937）——1913年入党1924～1937年任中央委员。1926～1930年任俄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30年起任苏联副供应人民委员，1932～1936年任苏联森林工业人民委员。
[10] 斯米尔诺夫，弗·米·（1887～1937）——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1～1922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