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第十七章 危机的原因



　　当我们考察在无政府主义生产中必须实现的比例关系的复杂性时，首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谁承担保持这些比例关系的责任？显然，价格规律必须执行这种职能。因为价格调节资本主义生产，价格的变化对生产的扩大或限制，以及对新的生产的建立等等，是决定性因素。由此也产生了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唯一可能的调节者的客观价值规律的必然性。因此，对这些比例关系的干扰，必须从对这种生产的特殊调节的干扰，即对价格形成的干扰（结果，价格不再是生产必要性的标志）方面来解释。因为这种干扰是周期性的，所以对价格规律的干扰也必然表现为周期性的干扰。
　　资本家关心的不是他的产品价格的绝对水平，而是市场价格和成本价格之间的比例，或者说是利润水平。他把自己的资本投于哪些生产部门取决于利润水平。如果利润明显地下降，新投资就会完全停止。在大规模固定资本投资的场合，尤其如此。因为这样投入的资本被长时间地固定下来，而固定资本的价格对利润率的计算是决定性的因素。
　　我们知道，资本有机构成是变化的。由于技术的原因，不变资本部分比可变资本部分增加得快。此外，固定资本比流动资本增加得快。但是，可变资本部分的相对减少引起利润率的下降。危机意味着销路减少。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销路减少是以新投资停止为前提的，后者是以利润率下降为前提的。这种利润率的下降是由这种资本的新投资时发生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决定的。危机只不过意味着出现利润率的下降的时刻。但是，在危机之前，存在一个价格和利润水平高的繁荣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转折是怎样发生的呢？这种从狂热的活动、优厚的利润和提高的积累的极乐世界向销路停滞、利润消失和出现大量闲置资本的绝望境地的过渡是怎样发生的呢？
　　每个产业周期都是从生产的扩大开始的。生产扩大的原因按具体的历史时期而有所变化。但是一般说来，这些原因可以归结为新市场的开拓，新生产部门的建立，以及新技术的采用和人口增长所引起的需求的增加。需求的增加首先使各个生产部门的价格和利润提高。因此，这些领域中的生产也扩大了，而这也意味着对提供给它们生产资料的那些领域的产品的需求增加了。于是，新的固定资本投资和对旧的、技术上过时的设备的更新，以更大的规模进行。这个过程普遍化了，每个产业都通过自己的扩大创造了对其他产业部门产品的需求。各个生产领域相依为命，产业对产业成为最好的顾客。
　　可见，产业周期是从固定资本的更新和增加开始的。固定资本的更新和增加是推动繁荣到来的主要动因。而在繁荣时期，生产的扩大同时也伴随一切现有生产力的最大利用。
　　“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量和寿命，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增加，与此相适应，每个特殊的投资部门的产业和产业资本的寿命也会发展为持续多年的寿命，比如说平均为10年。一方面，固定资本的发展使这种寿命延长，而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的不断变革——这种变革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不断加快——又使它缩短。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生产资料的变换加快了，它们因无形损耗而远在自己有形寿命终结之前就要不断补偿的必要性也增加了。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10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确定的数字。无论如何下面一点是很清楚的：这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期的新的物质基础。”[1]
　　但是，在繁荣阶段初期，除了前面所叙述的需求的增加之外，利润率提高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首先，资本周转时间的缩短与需求的增加同时出现，而且前者正是由后者所造成的。劳动期间缩短了，因为实行技术改良可以更迅速地制成产品。例如，在采矿业中，为促进真正的采掘而雇用的辅助工人被限制到最低限度；机器通过加快运转，特别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清除空闲班次、加班加点和雇用新工人）而得到更充分的利用等等。此外，流通时间缩短了，销路顺畅，流通时间常常由于按订货加工而事实上等于零。对一系列重要的产业部门来说，在相近的国内市场上的销售比在遥远的外国市场上的销售增加，这又意味着流通时间的缩短。所有这些又造成年利润率的提高，因为生产资本从而生产剩余价值的可变资本的周转加快了。
　　周转时间的缩短，同时还意味着产业资本家垫付的货币资本同生产资本相比而相对减少。首先，由于机器的运转加速而造成的劳动期间缩短，一般说来，由于现存生产因素更密集地加以利用，在货币资本的支出没有增加或至少没有相应增加的情况下，现有生产资本得到了更好的利用。其次，流通时间缩短了，从而资本家在流通时间内，除了真正在生产中执行职能的资本之外，还必须握有的资本量也减少了。因此，只是为了流通目的从而非生产性使用的资本，同为了生产利润而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相比减少了。流通时间的缩短和周转的加快，同时也减少了作为商品储备闲置起来的，只能造成非生产费用的资本部分。因此，年剩余价值率和年利润率提高了，而后者由于用于流通目的的资本的减少而提高得更为显著。同时，剩余价值量从而积累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因此，产业的繁荣只不过意味着资本增殖条件的改善。但是，最初造成繁荣的同样情况，也包含着使增殖条件逐渐恶化，直至最后出现妨碍新投资和明显滞销的潜在因素。
　　例如，如果说在产业周期的第一个阶段上需求的增加意味着利润率的提高，那么，这种提高只是在为以后利润率下降准备了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发生。在繁荣时期，涌现出大量新投资，这些新投资必须适应最新的技术状况。但是，我们知道，技术的改善表现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则意味着利润率的下降和资本增殖条件的恶化。利润率的下降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可变资本同总资本相比相对下降，从而同样的剩余价值率表现为一个较小的利润率；第二，固定资本同流动资本相比越大，资本周转时间也就越长；而周转时间的延长也同样意味着利润率的下降。
　　此外，还有其他延长周转时间的情况。在繁荣阶段的鼎盛时期，劳动期间可能延长，因为可能出现劳动力的缺乏，特别是熟练劳动力的缺乏，且不说在这个时期经常发生的工资斗争。不变资本的过度使用也会造成对生产过程的干扰。例如，机器超高速地运转，如果雇用不熟练的工人，机器可能遭到损坏；或者为了不致错过产业开足马力的短暂时期，忽视了维修和辅助劳动。再进一步，流通时间也延长了。国内市场的需求已经满足，必须寻找更遥远的国外市场。商品销售即商品向货币的再转化的时间延长了。所有这些因素，在繁荣的第二个阶段上都造成利润率下降。
　　此外还有其他因素。在繁荣时期，由于对劳动力需求增加，劳动力的价格上涨。这意味着剩余价值率从而利润率下降。不仅如此，由于后面还要讨论的原因，利息率逐渐提高到它的正常水平以上，因此，企业利润率下降了。当然，银行资本的利润却由此（这种情况经常被忽视）而增加了。但是，在这个时期，银行不再能够为生产扩大提供货币。首先，在这个时期，商品和证券的投机最盛行，对信用的要求显著增加；其次，正如我们还要看到的，生产资本家互相提供的流通信用已不能满足增加了的要求，银行在这里不得不介入了。因此，银行便具有以流动形式即货币形式保持自己利润的倾向，阻碍了它向生产资本的转化，从而阻碍了实际的积累和再生产过程的扩大。同时，这也意味着对生产过程的干扰，因为银行通过提高利息率吸收的并以货币形式保持的货币资本的再转化受到阻碍，使用来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本的相应（protanto）部分失去销路。因此，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企业主收入的减少同样意味着增殖条件的不断恶化和积累的减少。
　　危机是在上述利润率下降趋势胜过由需求的增加而引起的价格和利润上升趋势的瞬间出现的。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为繁荣的结束准备了条件的这些趋势，怎样在资本主义竞争中并通过资本主义竞争而实现？第二，为什么这种实现是激烈地而不是平缓地，是突发地而不是渐进地进行的？当然，后一个问题只具有次要的意义，因为对行情的波动来说，繁荣和萧条的交替具有决定意义，而这种交替的突发性仅仅是第二位的。
　　很清楚，如果在繁荣时期价格的上涨是普遍的和一致的，那么，这种上涨就是纯粹名义上的，如果所有商品的价格上涨10％或者100％，那么，它们的相对交换比例就不会发生任何变化。[2]这样，价格的上涨也不会对生产发生任何影响，不会引起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分配的变动和引起各部门之间比例关系的变化。如果生产像前面的图式所描述的那样按照正当的比例进行，这种比例就无需改变，因此也不会受到破坏。可是，如果由于价格上涨的性质可能造成排除这种均衡性的因素，情况就不同了。那时，价格形成的变化也会引起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变化，因为价格和利润的变化对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具有决定性影响。一旦事实表明价格上涨必然带来资本分配关系的变化，这种可能性就变为现实性。实际上，也可以指出妨碍这种均衡性的因素。
　　如果撇开技术革命不论，仅仅考察经常性技术变化的平均情况，那么，在使用机器、一般固定资本最多的地方，归根结底造成利润率下降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也最大。因为已经使用的机器、科学等等的数量越大，设备的合理性、技术的改进以及更科学的处理方法的利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和越经常地出现，出现更高的有机构成的趋势在这里的作用也就越强烈。较高的资本有机构成只不过是生产率提高的经济表现。生产率提高意味着等量商品的价格降低。因此，新投资本首先获得超额利润，从而，资本流向这些投资领域。这里，一种干扰因素也在发生作用。在这些新投资领域中产生的超额利润越大，流入这些领域的资本也就越多。一直到这些领域的新产品涌入市场，它们过多的供给把价格压下来的时候，某种纠正才会出现。[3]与此同时，这些领域的需求也同样提高了其他领域的产品价格，并在那里引起资本供给，尽管规模比较小，因为那里的超额利润由于技术改进较小也比较少。进一步的结果是，由于资本不是按同一比例增加，所以价格上涨在后者的场合比较高。在前种生产领域中，超额利润大；在后种生产领域中，超额利润比较小。这种差别渐渐趋于平均，因为在前一场合，较大的资本供给造成超额利润减少；在后一场合，较少的资本供给造成价格提高。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固定资本量增大，而各种不同产业所使用的固定资本量的差别也随之一起扩大。
　　但是，固定资本量越大，制造新设备所必要的时间也就越长，各个产业部门可以扩大生产的时间上的差别也就越大。而制造新设备的时间越长，也就越难适应消费的需要，供给也就越落后于需求，价格在这里上涨得也就越猛，这些产业中的积累冲动也就越普遍。
　　固定资本量越大，它们带来新的变化和提高生产效率所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但是，在达到这一点之前，供给将落后于需求。高炉的增加、新煤矿的建立以及新铁路的铺设所经历的时间，比纺织品或纸张生产扩大所需时间要长。因此，一方面，随着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造成利润率长期下降的原因增强了；另一方面，由于竞争关系的变化，由于供给相对于需求的缓慢增长所引起的供求关系的演变，正是在这些领域里，在景气时期，价格的提高一开始就比其他生产部门更急剧。不仅利润没有减少，相反地，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首先伴随着价格和利润的提高。而且，一般说来，价格具有这样的趋势：有机构成的发展越高，价格上涨的幅度就越大。但是，资本流入利润较高的部门，所以进行积累的资本首先被引导到这些部门中来；这种倾向将延续下去，直到新投资完成和新企业发挥更强大的竞争作用。因而，在资本有机构成最高的部门中，与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部门相比，具有过度投资和过度积累的倾向。当前者的产品进入市场的时候，这种不均衡便表现出来。由于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部门的生产没有按同样的方式或以同样的速度扩大，而是比较快但却不那么强地扩大，这些新产品的销售便受到阻碍。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技术最发展的生产部门中，即早期首先是在纺织工业和后来在重工业中，危机表现得最严重。一般说来，在资本周转时间最长、技术的完善和革新进展最大以及在大多数情况下资本有机构成也最高的地方，危机最为严重。
　　危机本身首先使价格和利润降低到正常水平以下，即降低到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率以下。生产缩小，弱小的企业破产，最后只有那些即使在价格下降条件下仍能取得平均利润的企业还继续经营。但是，这种平均利润现在却具有不同的水平。它不再与产业周期出发点上的有机构成相适应，而是与已经变化了的、比较高的资本有机构成相适应。
　　相反地，在那些固定资本量较小的产业中，能够更迅速地适应消费需要，价格的上涨仍停留在较狭隘的限界内（撇开原料价格的波动不论），对资本积累没有什么刺激。这是产生比例失调和新投资本集中在价格上涨得最迅速和最高的生产部门的另一个原因，同时也是造成下述事实的一个原因：一般固定资本越大，危机的作用一般说来也就越强；在固定资本量最大的部门里，危机的作用也就最强烈。
　　此外，某一定时期的技术水平对一定生产部门所要求的资本量越大，也就越难使生产的增长在数量上精确地适合消费的增长。例如，通过新建一座小钢铁厂以扩大钢铁生产，在技术上是不合理的，因而是不经济的。在这里，技术独断专行地决定扩大的程度，而不可能关心扩大的程度是否符合消费者的要求。一旦现有的生产力被充分地利用（这种利用的可能性的变化是抵消需求的较小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重工业的扩大就只能大规模地、跳跃式地进行，而不是按资本主义初期那样小规模地进行。在这里，轻工业的适应能力要大得多；因此，这期间的价格上涨也比较小。
　　除了由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产生的价格构成的这种不协调以外，还有由自然情况产生的其他不协调。我们已经看到，在资本有机构成比较高的部门中，存在着过度积累的倾向。这些部门一方面是原料的大宗消费者，而另一方面也为其他部门提供原料和半成品（铁、煤）。这里，也可能出现对比例性的干扰。“我们在第二卷中已经看到，在商品转化为货币即出售之后，这个货币的一定部分，必须按照每个生产部门的一定技术性质所需要的比例，再转化为不变资本的各种物质要素。在这里，撇开工资，也就是撇开可变资本不说，对一切部门来说，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原料，包括辅助材料在内，而在不使用真正原料的生产部门，例如采矿业和一切采掘工业，辅助材料则特别重要。……如果原料的价格上涨了，那么，在扣除工资以后，它就不可能从商品的价值中得到完全补偿。因此，剧烈的价格波动，会在再生产过程中引起中断，巨大的冲突，甚至灾难。特别是真正的农产品，即从有机自然界得到的原料，由于收成的变化不定等等，——这里我们还是完全撇开信用制度不说，——会发生这种价值变动。……第二个要素——在这里，我们仅仅为了完整起见才提到它，因为竞争和信用制度还不属于我们这里考察的范围——是：按照事物的性质，植物性物质和动物性物质不能以像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煤炭、矿石等等那样的规模突然增加，因为前二者的成长和生产必须服从一定的有机界规律，要经过一段自然的时间间隔，而后面这些东西在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只要有相应的自然条件，在最短时间内就能增长起来。因此，由固定资本即机器等等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的生产和增加，可能会并且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甚至不可避免地会比由有机原料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快得多，结果对有机原料的需求会比它的供给增长得快，因此，它的价格会提高。这种价格提高，实际上会导致如下的结果：1.这种原料会从较远的地区运来，因为提高的价格可以弥补较贵的运费；2.这种原料的生产会增加，不过按照事物的性质，也许要在一年以后，产量才能实际增加起来；3.以前没有使用过的各种代用品会被利用起来，废料会更经济地利用。如果价格的提高开始非常明显地影响生产的扩大和供给，这多半表明已经达到一个转折点：由于原料和有原料作为要素加入的各种商品长期持续地涨价，需求下降了，因此对原料价格产生一种反作用。撇开这种反作用由于不同形式的资本的贬值所引起的动荡不说，还会出现一些别的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些情况。
　　首先，从以上所说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因而，由机器等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突然增加和持续增加的手段越多，积累越快（特别是在繁荣时期），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的相对生产过剩也就越严重，植物性原料和动物性原料的相对生产不足也就越明显，上面所说的原料价格上涨的现象以及随后产生的反作用也就越显著。因此，由再生产过程的一个主要要素的这种剧烈的价格波动引起的激变，也就越频繁。”[4]
　　“因此，在生产史上，我们越是接近现代，就会越是经常地发现，特别是在有决定意义的产业部门中，从有机自然界获得的原料，是处在一种不断重演的变动中：先是相对的昂贵，然后是由此引起的贬值。”[5]
　　除了这些干扰之外，还有由固定资本再生产的方式中产生的其他干扰。我们已经看到，在简单再生产中，被消耗掉的固定资本必须等于新投入的固定资本。实际上，这个条件绝不会严格地实现。因此，为了弥补这种状况，一方面必须经常有剩余的固定资本部分即商品储备，另一方面必须有与商品储备相应的准备货币资本。一定的商品储备和一定的货币贮藏是再生产的条件，否则再生产就会在一定时点上陷于停顿。资本本身的弹性可以使这种小规模的弥补比较容易地进行，也可以通过加快生产速度或加班加点等来满足某些迫切的需要。对一切生产能力的滥用，既减少了商品储备，又减少了货币储备（相对地和绝对地），从而消除了在正常时期用以抵消干扰的因素。在危机以前的阶段内，准备货币资本的减少是绝对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产业资本家对货币资本的需求这时达到顶峰，另一方面是由于资本从而流通信用回流开始滞缓而造成对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的需求迅速增加。现在，提取准备货币资本已不能抵偿对销售的进一步干扰，因此而导致破产。
　　生产和消费关系的变化，也可以对比例造成进一步的干扰。在繁荣时期，价格从而利润提高了。商品价格的提高必然超过工资的提高，否则利润将不会增加。因此，在新产品中，企业家阶级所得的份额比工人所得的份额增加得快。消费绝对地增加了，因为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工人，他们的消费都扩大了。但是，积累增长则更快，因为正是这时对积累的刺激作用最强，即使只延续一定时间，直至奢侈品消费增加。奢侈品消费有很大弹性，也比较容易适应强烈的积累冲动。于是，便发生了变化。利润的比较大的部分用于积累，比较小的部分用于消费。而这就是说，消费不是与生产同步增长。这里还应该指出的是，消费中那种保持不变的部分，归于以固定薪水而不是直接靠生产来维持生计因而只是受生产波动间接影响的收入阶层。
　　因此，繁荣期间的比例失调是由于价格构成上的干扰而产生的。因为上面提到的所有因素都意味着市场价格同生产价格的背离，从而意味着在其规模和方向上都取决于价格构成的生产调节上的干扰。这些干扰最后必然导致销售停滞。这些干扰的实现是由信用现象相伴随和中介的。我们现在就来分析这些现象。



[1]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06—207页。

[2] 乍一看来，繁荣时期的特征似乎是价格的普遍和一致的上涨，而萧条时期的特征是价格的普遍和一致的下降。这就是人们如此长期不懈地在货币价值的变动中寻找危机根源的原因。对货币数量论的迷信也在这里找到自己最坚强的支柱。

[3] “毫无疑问，正是在洛林-卢森堡地区，采矿业和冶铁业的经济发展极其迅速，其影响十分显著，一些新工厂后来开始营建，因此在高涨时期长时间地促进了需求的增长。但是，在1899年底和1900年春，当这些新工厂开始投产时，发展的高峰已经过去，以致它们现在只是促进供给的增加……由于它们退出消费者的行列和带着自己的产品出现在市场上，生产能力日益提高，生产过剩也就不可避免了。”（《1900年以后德国经济生活的纷扰》第2卷，见《矿业和制铁业》第48页。）

[4]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34—136页。另参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Ⅱ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Ⅱ册第588页以下。

[5]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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