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第一篇 货币和信用
第一章 货币的必然性
人的生产共同体原则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构成。第一，它可以自觉地加以调节。社会（它的范围包括自给自足的家长制家庭，共产主义部落，社会主义社会）为自己创立一些机构，这些机构作为社会意识的代表规定生产的规模和方式，把所获得的社会产品在成员之间进行分配。依据现有的自然和人工的生产条件决定制造新产品的方式、地点、数量和手段的，是家长或社会主义社会的地方的和全国的委员会。他们或者由现身经验而熟知家庭的需要和资源，或者借助有组织的生产统计和消费统计的一切手段，把握社会的需要，从而以自觉的预见、按照他们自觉地代表和领导的共同体的需要，组织整个经济生活。这样组织起来的共同体的成员，在生产中自觉地作为一个生产共同体的部分彼此发生关系。他们的劳动安排和产品分配，服从于中央的监督。生产关系表现为直接的社会关系。就其涉及经济生活而言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由社会制度决定的、脱离开个人意志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本身直接被理解为由全体自觉地确定的和所意欲的。
缺乏这种自觉组织的社会，情况就不同了。它被分解为彼此独立的个人，他们的生产不再表现为社会的事情，而是表现为他们的私事。于是，他们成为被分工的发展强制发生相互关系的私人所有者；使他们发生这种关系的活动，是他们的产品的交换。这里，只有通过这种活动，才能在被私有制和分工分为各个原子的社会中产生联系。但是，交换只是作为社会联系的中介，才形成理论经济学的分析对象。因为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可以发生交换。但是，这是社会以某种方式有意识地统一了分配标准之后的交换。因此，这种交换似乎是对社会分配的私人校正，是服从于主观情绪和考虑的私人活动，而不是经济学分析的对象。它对理论经济学所起的作用，同儿童活动室中洛特和弗里茨两个孩子之间的玩具交换一样，这种交换与他们的父亲在玩具商店里购买是根本不同的。因为这后一种交换只是一切交换活动总和中的一个元素，只有通过这种总和，社会才能实现像它现在这样的生产共同体。因此，在每一个这样的交换活动中，生产共同体必然被表现出来。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交换活动，被分工和私有制分解了的社会才联结为一个整体。
因此，如果马克思在一个地方说，上衣在交换关系内部比其外部有更多的意义，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交换关系在一个一定的社会联系内部比在另一个社会联系内部有更多的意义[1]。只有在交换才产生社会联系的地方，即在私有制和分工使个人一方面相互分离和另方面彼此制约的社会里，交换才获得社会的规定性，才必须执行使社会生活过程成为可能的职能。在自觉进行调节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社会的中央机关自觉地决定生产的对象、数量、地点和人员，这在这个社会的所可能有的交换活动的过程中，都必须加以贯彻。总之，通过交换告诉商品生产者的东西，同自觉地调节生产、决定劳动秩序等等的当局必须告诉社会主义社会成员的东西，是一样的。理论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发现这样决定了的交换的规律。由这种规律所必然产生的进行商品生产的社会中的生产调节，正像由社会主义当局的法律、命令和规定中必然产生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受干扰的运行过程一样，只是这种规律不是直接自觉地规定人们在生产中的行动，而是按自然规律的方式通过“社会的自然必然性”[2]发挥作用的。
但是，即使是应该由独立的手工业者或是资本主义企业家来生产的问题，也必须通过交换来回答。这就是回答商品生产内部由于从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进步而必然发生的交换关系的变化问题。但是，交换只有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才有质的区别。例如，交换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在进行商品生产的社会就根本不同。但是，在进行商品生产的社会本身的内部，在质上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进行交换的商品的量的关系。在商品生产内部，交换的基础是支配交换比例的一个客观的社会因素，即体现于交换物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交换的基础仅仅是主观的等同、方向相同的意志。这里，交换是偶然的，不能成为理论经济学的考察对象。它不能进行理论的分析，而只能从心理上来理解。但是，因为交换总是表现为两物之间的量的关系，所以人们从未注意到这种区别。[3]
使交换活动成为社会物质变换中介的，正是社会物质变换的必然性。因此，虽然个别的或分散的交换活动可能表现为偶然的，但是只要它使社会的物质变换成为可能，只要它保证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就能长期地和大量地进行。因此，社会生产是个人交换活动的条件，个人只有通过交换活动才能同社会联系起来，并从必须在他们中间进行分配的整个社会生产的结果中取得一个份额。这种对整个社会生产的关系，使个别交换超脱于偶然的、任意的和主观的范围，把它变成为某种合乎规律的、必然的和客观的东西，变成为社会物质变换的条件，从而变成为个人的生活必然性。因为建立在私有制和分工基础上的社会，只有通过彼此进行交换的个人的关系才可能存在，只有通过它在经济上所知道的唯一社会过程的交换过程，才能成为其社会。只有在这种社会内部，交换活动才成为一种特殊的分析的对象，这种分析所探讨的问题是，中介社会物质变换的交换过程具有怎样的性质。
在这样的交换活动的内部，货物成为商品，即成为这样一种东西：它不再用于个人需要，它的兴衰也不再是个人需要造成的；而是用于社会，其全部可能是比奥德赛的命运更变化多端的命运（同纽波特的长着如同百眼怪物阿尔戈斯〔译者注：希腊神话人物〕般眼睛的税吏相比，圆眼巨人波吕斐摩斯〔译者注：希腊神话人物〕现在算得了什么呢？或者同德国的肉畜监察员相比，美丽的基尔克〔译者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把人变为兽的妖女。〕得了什么呢？），这取决于社会物质变换的必然性。货物之所以成为商品，是因为这种货物的生产者处于他们必须作为独立商品生产者的彼此对立的一定社会关系之中。只有在这种形式中，货物这种一般自然的和完全不成问题的东西，才是社会关系的表现，从而赢得社会性质。它作为劳动产品，现在不仅仅具有自己的自然属性，而且同时也成为社会的事实。现在重要的是寻求这个作为生产共同体即劳动共同体的社会的规律。因此，从新的观点来看，个别劳动表现为这个生产共同体所支配的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有从这种观点来看，劳动才表现为形成价值的劳动。
交换活动是可以进行分析的，因为它不仅是个人的需要，而且也是使个人需要仅仅成为自己的工具并同时限制个人需要的社会必然性。只是在社会必然性所许可的限度内，个人需要才能得到满足。个人需要是前提条件，因为如果没有个人需要的满足，人类社会便是根本不可思议的。但是，交换不再像集体主义社会中那样执行满足个人需要的职能，而是在通过交换将个人限定在社会生产的限度内，个人需要才得以满足，即参与决定交换。交换仅仅表现为两物之间的量[4]的关系。如果这种量是一定的，交换也就是一定的。而一般在交换中所置换的量，仅仅被看作社会生产量的一部分。社会生产量在量上又是由社会为制造总产品所必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里，社会被理解为用自己的全部劳动力来制造产品的统一体，进行自己劳动的个人仅仅被看作是社会的器官。个人作为这样的器官，仅仅按照自己的劳动力符合社会平均劳动力（假定它的强度和生产率是既定的）的程度，参与产品的分配。如果个人劳动过于缓慢，或者他制造了无用的东西（即使是一般有用的东西，但它在社会的物质变换中又太多），那么，这种劳动便缩减为平均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如果总产品的劳动时间总额是既定的，那么，交换必须反映这个事实。如果在交换中，商品的量的关系同制造这些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的关系相等，这一事实便以最简单的方式表现出来。于是，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彼此交换。
如果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条件对所有社会成员都是相等的，如果他们全都是自己生产资料的独立的占有者，用这些生产资料制造产品并在市场上进行交换，那么，这种关系便实现了。这种关系是最简单的关系，是理论考察的出发点。只有从这种关系出发，一些形态变化才能被理解。但是，这些形态变化总是必须满足这样的条件：不管个别交换怎样形成，交换活动总额必须实现总产品的交换。形态变化只有通过社会成员在生产中的地位变化才能发生。形态变化必然由此而发生，因为只有在交换活动中，不仅生产的社会联系得以实现，而且生产者的社会联系也才得以实现。社会的一部分人的财产被剥夺，另一部分人垄断占有生产资料，当然使交换发生形态变化，因为社会成员的这种不平等只能在交换中表现出来。但是，因为交换活动是一种平等关系，所以不平等在这里表现为平等，但不是价值的平等，而是生产价格的平等；从而劳动耗费（同时，资本家对作为他人劳动耗费的劳动耗费是漠不关心的）的不平等表现为利润率平等。这种平等只不过表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决定性因素是资本；因此，个别交换活动不再服从于等量劳动对等量劳动的条件，而是服从于等量资本产生等量利润的条件。劳动等式被利润等式所代替，产品不是按它们的价值出卖，而是按生产价格出卖。
因此，如果交换是由社会决定的，那么，另一方面，社会和个人只是从已经完成的交换中才知道社会的规律。因为个人劳动首先仅仅是由个人意愿产生的他个人的劳作，即私人劳动，而不是社会劳动。个人劳动是否同社会的物质变换的条件（他的劳动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条件）相一致，只有在将所有这些部分条件相互比较，它们的总和满足了社会的物质变换的总条件时，才能得到证明。
商品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物化。但是，这种劳动时间本身，并不像在洛贝尔图斯的社会中那样直接表现出来。在那里，中央当局对每一个产品直接规定社会通用的劳动时间。它仅仅表现为一物同另一物在交换中相等。因此，在这种交换中，一物的价值，它的社会生产时间，并不作为本身表现出来，即不表现为8小时、10小时或12小时的劳动，而是表现为另一物的一定量。因此，后者作为像它的直接存在的具有它的一切自然属性的物，充作另一物的价值表现，即充作另一物的等价物。例如，在一件上衣=20米麻布的等式中，这20米麻布是一件上衣的等价物。这些麻布与这件上衣相等，因为它们也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物化；作为这样的东西，一切商品都可彼此作为等价物。
因此，价值这种社会关系在另一物（它的使用价值与应表现其价值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同）中的表现，是直接由商品生产的性质产生的，是与后者分不开的。因为只是由于一个人的货物成为商品，并因此而成为另一个人的货物，商品生产所固有的其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他们作为他们物的交换者的相互关系，才产生出来。只是在交换完成之后，生产者才知道他的商品是否真正满足了社会需要，他是否正确地花费了劳动时间。他不能通过一个以社会名义对他的工作进行评论（像中间商对他的织工的劳动进行评论那样）的人的认可或否决，证实自己是否是商品生产社会的完全合格的成员，而只有通过他在为之而进行的交换中所获得的物，向他证实他的社会能力。因为社会把自己的事情建立在物的基础上（尽管施蒂纳正是把他的无政府主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人及其集体意识的基础上。因此，能向生产者提供这种证实的物，必须有能以社会名义讲话的必要的资格证明。获得这种资格证明，正像其他机关获得自己的资格证明一样，是给予这种资格证明的人以共同的活动。人们互相联合并授权他们中间的某个人，使他以他们的名义从事一定的活动。同样，商品也必须联合起来，以便从自己方面授权给某商品，使它以它们的名义在这个商品界中授予市民权（完全的市民权和不完全的市民权）。能够使商品互相联合的唯一形式，就是商品交换。因为相当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意识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上商品的社会活动。市民世界的意识归结为市场报告。只是由于交换的完成，个人才知道整体的规律。只有在个人成功地进行了交换时，他才证明他生产了社会必要的东西，然后他才能重新开始生产。商品的共同行动授权以表现所有其他商品价值的物，就是货币。随着商品交换本身的发展，这种特殊商品的合法身份也同时发展起来了。
A和B只有通过他们产品的互相交换，才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社会关系。当上衣同20米麻布相交换的时候，这种关系便成立了。如果商品生产一般化了，那么，裁缝就必须通过交换来满足他的一切需要。他不只是发生同麻纺织者的一种关系，现在还发生了大量其他关系。一件上衣=20米麻布，但也等于5磅糖、10磅面包等等。但是，因为所有的商品生产者都发生了这样大量的关系，所以我们最后便得到无数的交换等式，在这些等式中，商品彼此相等互相衡量它们的价值。但是，由于它们互相衡量，它们同时也就越来越频繁地以一种商品来衡量它们的价值。于是，这种商品便成为所有商品的一般价值尺度。
简单的价值表现，例如1件上衣=20米麻布已经表现了一种社会关系。但这只能是偶然的和个别的。为了成为真正的表现，价值等式不应是个别的；只要商品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生产的一般形式，在无数的交换即无数的价值等式中，便实现了社会的物质变换，从而实现了劳动者的社会联系。交换中商品的共同活动，使个别人的私人的、个别的和具体的劳动时间转化成为表现价值的一般的、社会必要的和抽象的劳动时间。由于商品在交换中全面地互相衡量，它们同时也就越来越频繁地趋向以一种商品来衡量。这种商品为了成为货币，只需按照习惯被固定为价值尺度。
因此，为了一般地使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成为可能，价值的交换是必要的。只有如此，私人劳动才成为社会承认的和验定的，物的相互关系才成为它们生产者的社会关系。因此，不管交换可能怎样进行，交换都必然是等价的，商品交换无论是直接进行的或是通过货币的中介，都是如此。因此，货币作为价值是商品，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货币具有价值的这种必然性，是直接由进行商品生产的社会性质中产生的。[5]
因此，货币是同所有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从而是价值的物化。货币同所有其他商品的区别是：它是所有其他商品的等价物，即是表现所有其他商品价值的商品。货币成为这样的商品是整个交换过程的结果。[6]因此，它被授权成为价值尺度。货币商品，即带有其一切自然属性的这个特定的物体，现在是价值的直接表现，即仅仅是由商品生产的社会关系及其物的表现中产生的这种属性的直接表现。我们同时看到，共同的价值尺度（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都可以直接由它来表现，从而都可以随时直接同它相交换）的必然性，如何从交换过程本身中、从商品彼此不断等同的必然性中产生出来。因此，货币一方面是商品，而另一方面这种商品总是被推到等价物的特殊地位上。这是由于授权货币商品作为自己唯一的和普遍的等价物的所有其他商品的活动而产生的。
因此，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都在货币商品中，在它的使用价值的一定量中，社会有效地表现出来。于是，通过以货币商品来衡量所有其他商品的相互活动，货币商品便表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直接体现。“作为一种分离出来的特殊商品的商品交换价值，就是货币。”[7]因此，一切商品通过它们向货币的转化而获得自己的社会验定。
按恩斯特·马赫的说法，自我不过是以自己的网形成世界图像的感觉的无数条线密集于一身的网的网结。同样，货币也是由个别交换活动的无数条线织成的商品生产社会的社会联系之网的网结。同时，在货币中，人们的社会关系成为物，成为闪耀着神秘色彩的东西，它的使人迷惘的光，至今仍然使不愿在它面前完全闭上眼睛的如此众多的经济学家眼花缭乱。
由于商品在交换过程中彼此发生关系，它们便归结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产品，并作为这样的产品而相等。在交换过程中，把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同个人的特殊需要联结起来的纽带被切断了。在交换中，商品仅仅被看作交换价值；只有通过交换的进行，从而在交换完成之后，它才重新成为使用价值，同另一个人的个人需要产生一种新的联系。货币的使用价值不过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物化，即交换价值。通过货币，商品直接表现为交换价值。因此，商品的交换价值便通过货币而对它自己的使用价值独立化了。只是在货币中已经包含了商品的交换价值之后，货币向商品的转化才把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来实现。然后。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离开流通和归之于消费。
货币能够成为一般等价物，仅仅因为它是商品即具有交换价值。但是，任何商品作为交换价值，都是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尺度。由于一切商品在自己的相互活动中都同一种商品发生关系，这种特殊的商品便成为交换价值而相应存在，作为一般等价物而存在。一切商品都是交换价值；这就是说，在被分工和私有制分解为各个原子的社会里，即在没有共同意识但却是生产共同体的社会里，生产者只有通过他们的物质产品才彼此发生关系。这一点现在表现为：生产者的劳动产品作为交换价值，只表示同一个对象（货币）的不同量。一般劳动时间，即生产共同体的经济表现，它本身表现为一种特殊的东西，即一种同所有其他的商品相并列的在他们之外的商品。
在交换过程中，商品证明自己是使用价值，证明它满足了需要，而且是按社会所需要的规模来满足的。如果它做到了这一点，那它便因此而成为满足同样条件的所有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这反映了它向货币即交换价值的一般代表的转化。由于它成为货币，它也就成为所有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商品必须成为货币，因为只有这时它才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作为原本如此的两者的统—而社会地表现出来。但是，由于一切商品都通过它们作为使用价值的让渡而转化为货币，货币便成为所有其他商品的转化了的存在：只有作为所有其他商品向货币的这种转化的结果，货币才成为一般劳动时间的直接对象化，即成为个人劳动全面外化、扬弃的产物。
因此，货币的必要性来自通过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产品的商品交换才知道自己规律的商品生产的社会的本质，来自生产者的社会联系被表现为规定他们参与生产和产品分配的份额的他们产品的价格。这个社会的真正调节是通过价格规律进行的，价格规律要求一种商品作为商品本身的交换手段，因为只有这种商品才体现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交换手段必须具有价值这一点，是直接由货物在其中成为商品和作为商品必须进行交换的社会的性质中产生的。“使货物成为商品的同一个过程，也使商品成为货币”。
社会联系具有盲目性，它通过商品交换而形成；只是在本来确定了社会联系的生产过程已经成为过去而无法改变的时候，才在交换过程中证明是否社会正确地建立了这种联系。这些都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政府状态。之所以是无政府状态，是因为这里从一开始就没有按照自己的目的进行生产的任何自觉性，而是社会联系按照自然规律（它不顾参加者的意志而发生作用，虽然它是由于他们自己社会的因而是他们意识不到的活动才存在）的方式，强加于那些只意识到自己而意识不到社会的个人成员。这种活动绝不是出于建造社会联系的意识和意图而采取的，而是始终仅仅服务于个人需要的满足。因此，从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通过货币即从一种自身有价值的物来中介交换的必然性，是从商品生产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中产生的。
因此，货币一方面是商品交换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产品作为商品交换的一般化的条件。由于货币成为商品的价值尺度，所以货币便使商品能够直接进行比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货币作为价值同商品是一样的，货币在价值形式中则是商品的对立物——等价物，即表现价值的使用价值。
因此，货币是由交易往来自发产生的，并仅仅以此为前提。交易往来使那种按其自然属性最适合作为货币的商品成为货币。这种例如像黄金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使黄金成为货币材料。黄金天然不是货币（而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成为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黄金。因此，无论是国家或是法制，都不能任意决定货币的性质和货币的材料。国家或法制首先仅仅使货币成为铸币。它改变的不过是黄金量的分割。如果说黄金量的分割或衡量最初是按重量进行的，那么，现在则是按其他任意的标准进行的，从而是按照必然建立在自觉地协商基础上的标准进行的。因为代表商品生产社会最高意识的组织是国家，所以这种协议需经国家认可，以使它具有一般社会有效性。这里的情况与确定其他标准，例如确定长度的标准，相类似。只是这里所涉及的是价值标准，而价值总是仅仅体现在某一物中，在每种物中则按其生产时间不同而有不同体现。因此，国家也必须同时宣布这种物即货币材料。只是在协议的范围内部，例如在国家内部，这种标准才是适用的。在国境之外，它就不适用了。在世界市场上，按其重量来计算，金银被看作是货币。[8]关于一定货币的协议，也可以不经国家干预而由私人来达成，例如由一个城市的商人们来达成。这时，它当然只适用于这个范围。[9]
因此，黄金由国家按某种方式加以分割，每一块都由国家铸造，加上标记。现在，一切价格都由这种标准来表现。这样，国家便制定了价格标准。黄金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因为它是商品，从而是价值，即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体现。作为这样的东西，它的价值随它的生产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作为价格的标准，黄金被分割为具有同样重量的小块，这种分割按其意义来说是不变的。铸造不过是证明，这样加盖标记的货币，含有货币材料（例如黄金）的一定重量。这同时是显著的技术简化。货币不必再加衡量，而是只要点数就行。这样。现在可以用一种便利的方式，表示交换中所必要的任何价值量。
[1] 由于交换活动的这种完全不同的性质，要想为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的交换活动寻找同样的规律是荒谬的。
[2] 约·卡尔耐尔（卡尔·伦纳博士）：《法律制度的社会职能》，载《马克思研究》第1卷第2期第108页。因此，这是十分独特的类型的规律，这些规律仅仅由一定社会联系中产生，并随这种联系的消失而消失，但在这种联系内部具有因果作用。只有认识这些规律才是理论经济学的任务。
[3] “他们（即商品生产者）的社会关系似乎归结为私人的交换关系。但是，交换本身首先仅仅是私人关系。为了使两个人交换，只需要他们手中有物并愿意互相让渡。交换本身是一种属于一切社会形态的现象，因为一切社会形态都有财产。
实际上，课桌上钢笔杆和邮票的交换，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成员之间的马和汽车的交换，是一种私事，同理论经济学毫不相干。企图通过对作为纯粹私人活动的交换的分析来探索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是边际效用理论的幻想。”（希法亭：《论卡尔·马克思理论经济学的问题》，载《新时代》1904—1905年第1卷第106页）
[4] 这些物在商品生产的社会一般必然互相发生关系，而且它们可以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表现发生这种关系。只有作为这种表现，它们才能通约。价值学说中的本质的东西在于，它们是社会劳动时间的产品即社会产品，而不是这一劳动时间在任何情况下在交换关系的两个方面都是相等的。后者是次要的因素，仅仅决定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交换关系。
[5] 这个命题由于现代纸币本位制的形式而产生怎样程度的变形，是后面要研究的对象。
[6] 任何商品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体现，从而作为商品生产过程的结果，都有价值。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说：“对于交换过程使之转化为货币的那个商品，交换过程给予它的，不是它的价值，而是它的特殊的价值形式”，即作为一般等价物（《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8页）。
[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3页。
[8] 至少在黄金的独占统治还没有完全实现的时候，暂时还是如此。
[9] 1770年以来的汉堡的银行币制就是一个例子，交易是通过在汉堡交换银行的转账解决的。仅仅对支付十足重量的银记入贷方项。银被作为货币材料，科伦的纯银马克被作为单位以 27 3∕4 银行马克入账。因此，这种1872年以前用于汉堡商业的账簿货币，是建立在未加铸造的银的基础上的。这里，银本身完好地保存在银行的地下室里，只是所有证书（同银行券完全不同）在流通。这是无关紧要的。有完全准备的“纸币”，不过是证书所有者实际寄存的和在银行中实际保管的金属的证书，是纯粹技术上的方便措施和单纯的防止金属磨损的手段。这好像银块用皮或纸包着进行流通一样，对货币流通的所有规律都没有影响。
正文中所作的叙述，首先是国家所起的唯一的作用。因此，克纳普关于货币只有通过国家的法令才能产生的幻想便完结了。同时，我们也看到，货币在历史上最初怎样从流通中产生出来。因此，它首先是流通手段。只是在它成为价值的一般尺度和商品的一般等价物之后，才成为一般的支付手段。这同克纳普是对立的（见克纳普：《国家的货币理论》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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