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结论：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让历史来审判（续）（1977）

第九章结论：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反复声明自己首先是列宁的忠实的学生，仅仅继承了导师的事业，在各个领域里的活动不过是实现着列宁的预见。斯大林的拥护者也重复着同样的说法，同时又加以补充，说斯大林是最好的、继承列宁遗志最坚定的学生。甚至有一些不太客观的苏联学专家也都觉得难以将斯大林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区分开来，他们一讲社会主义就认为社会主义是那种被斯大林主义篡改了的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索尔仁尼琴所广为宣扬的理论。在他看来，诸如“斯大林主义”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斯大林一贯追随列宁，不过是列宁遗志的“盲目而机械的执行者”^[1]罢了。这样一种看法，不仅对于那些企图从理论上否定各种社会主义的人来说甚为方便，而且对于那些赞成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恢复名誉的人来说也很方便。然而这种看法错了。
　　有些时候，在区分斯大林主义和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一些人采用了被曲解的形式。某些作者的表述，实际上说明他们满足于通过斯大林的存在来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提出疑问。格里高里·塔塔科夫斯基的杂文《群岛的正反两面》，就是此类推理的有趣例证：

　　“我们在一个完全矛盾的时代里生活过来了。举例来说，许多人认为斯大林对于俄国是一次巨大的灾难。从主观来说是这样，但是从客观上讲，他的存在是件好事。几十年来，所有持不同政见者为揭露共产主义所做出的努力，都不能同斯大林对此所做的贡献相比。斯大林用如此实际的手段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非人道本质，这到底是好事还是灾难呢？不错，这是一场灾难，因为千百万人因此蒙受不白之冤，但从另一方面说，不付出代价是不能得到正面结论的。我们付出了代价，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但这样一来就很清楚了，如果不是因为人类有容易忘记过去的特点，在斯大林以后，世界上就不会再有一个共产主义者了。是斯大林的‘功绩’使得所有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信徒们所捍卫的理论得以澄清，斯大林使世人看到这种理论付诸实践是怎么一副样子！……可惜，我们无法迅速改变世界上的看法。因此，还是有那么几个意大利人，或者法国人，或者瑞典人，坚信共产主义理想，猛烈攻击斯大林歪曲并败坏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另一种体系是希特勒主义，当然它没有统治过那么多生命。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这个体系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件好事。为了使人类不去接受纳粹主义，就必须把它真正代表的东西来一次触目惊心的表演，而这正是希特勒所完成的。在我看来，一个善良的蠢人如果成为共产主义者，他的危害不知道要比一个凶残的暴徒、一个斯大林式的刽子手那样的共产主义者大多少倍。”^[2]

　　要驳倒塔塔科夫斯基这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带着赤裸裸的憎恶的理论是困难的，但他的方法被推到了近乎荒谬的地步，而这种憎恶就说明了这种方法所具有的逻辑上和历史上的缺陷。
　　把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作比较，详尽分析其中哪些是继承的成分，哪些是背离的成分，需要另外作大量的研究。这里，我仅作了一些初步的观察。
　　首先必须指出，声名狼藉的斯大林主义体系不是一个人的发明创造。其发展受到很多环境与先决条件的影晌，甚至包括了革命前的我国生活的某些方面的影响，也受到十月革命、内战、苏维埃政权最初六年的经验的影响。因此不用做概括性地全面归纳，我们也显然不会看不到斯大林主义在某些方面对列宁主义的继承，对这种继承所应做的是严肃的学术性的研究，而不应该去做煽动性的断言。总的来说，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与十九世纪的“古典”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也正因为如此，列宁才提出要创建一个新型的党。列宁主义的很多内在的特点，是在社会主义运动得以发生和发展的俄国的具体环境下产生出来的。列宁主义也受到了总的国际形势的影晌，其中包括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等等。列宁的言论和行动也有很多是错误的，或仅在一个有限的时期内对于某些特定的情况而言是正确的。后来，列宁承认了其中某些错误，还有一些则被他所遗忘了。但仍有一些错误意见他一直坚持到逝世为止。例如，列宁在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言论，就无法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础，列宁说：

　　“……道德是为破坏剥削者的旧社会……服务的。”“……共产主义道德就是为了把劳动者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剥削和小私有制服务的道德……。”^[3]

　　再者，甚至到1917年9月，列宁仍认为，一旦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掌握了政权，大规模恐怖和内战是可以避免的。这一希望后来证明是不现实的。虽然，自1918年夏季开始的红色恐怖与内战，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反革命暴力和干涉的本能自卫，但是这次恐怖也与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在实行其重大经济与政治措施方面所犯下的严重错误有着紧密的联系。政府的措施激起了俄国小资产阶级群众中绝大多数人的反抗，这就把苏维埃政权带到了灾难的边缘，迫使当权者求助于大规模恐怖。
　　对于恐怖的扩大化显然没有做任何纠正。但是我们应当记住，如果用一般适用于和平时期的法律、习惯，去衡量革命时代或是战争时期的行为，那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
　　如果在敌人的猛烈攻击之下，士兵发生恐慌并放弃了自己的阵地，那么他们的指挥官，就会挥舞着手枪大喊“回去！”这时很可能击毙三、四名士兵以警告其他。如果他用这个办法控制了部队，并使之回到原来的阵地或者守住了新的防线的话，那就不会有人认为这个办法是犯罪。因为不然的话，整个部队就会被消灭，其友邻部队也会受到影响。实际上，军事法庭应该有权将那些在关键时刻拿不出必要的果断措施的军官，交付执法队处决。但是，那些被击毙的不幸的士兵又有什么罪呢？是他们真的比别人罪行严重，还是因为他们比首先开始惊慌的真正罪犯靠近指挥官呢？完全可能，那些最先放弃阵地的人，在几个小时后的反击当中表现出超人的勇敢，第二天还可能受到部队领导，甚至受到那个刚刚枪毙了自己短命弟兄的军官的嘉奖。但是，如果部队指挥官在平时或演习当中向三、四名士兵开火，那他就会被送上军事法庭。
　　以上这种考虑在很多方面适用于内战时期（1918——1920）的悲惨岁月，也适用于以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契卡，以及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领导的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幸的是，当时有些情况使得红色恐怖成为防止苏维埃国家遭受全面失败，防止随之便会出现的白色恐怖的胜利的嚨一手段了。索尔仁尼琴、沙法列维奇^[4]以及纳乌姆·科尔查文^[5]（根据他们最近的看法）都很清楚这一点，问题仅仅在于他们认为科尔尼洛夫^[6]和邓尼金比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更可取，白色恐怖比红色恐怖更可取。
　　但是，在内战的紧要关头作出的决定同和平时期作出的决定难道可以相提并论吗？1918——1920年间的红色恐怖，同斯大林在1929——1932年或1936——1938年间使国家遭受的恐怖难道可以等同吗？前者为的是拯救苏维埃国家，而后者为的是巩固斯大林的个人独裁。
　　一党制是在列宁的参与下建立的，革命后立即实行，并且一直延续到“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对言论和出版自由的限制也是如此。到新经济政策开始执行的时候，对于出版自由的某些限制才有所松动，当时可以看到非党办的刊物，以及私人出版社等。列宁亲自采取措施保护了中央委员会一些委员要求取缔的“路标转换派”^[7]的杂志《新俄国》。但是与此同时，列宁又在1922年下命令封闭了《经济学家》杂志，并将其主要撰稿人驱逐出境。《往事的回音》杂志的编辑谢尔盖·米尔古诺夫^[8]以及几位撰稿人，在1922年杂志被封后也遭到了同样命运。彼得格勒的《思想》杂志，也于同年被封，其撰稿人被放逐国外（在这批人当中有杰出的俄国哲学家N·A·别尔嘉耶夫^[9]、N·O·洛斯基^[10]、L·E·舍斯托夫^[11]和S·L·福兰克^[12]）。
　　列宁死后，斯大林和在他左右的人继续推行对出版加以压制的政策。《新俄国》杂志终于在1926年被封闭；《往事》（创办于1900年）杂志于1927年被封闭。在1925年到1929年间，下列刊物都消失了：《俄罗斯同代人》、《同代人》、《新时代》、《自由生活》、《实话报》、《文学简讯》、《圈子》、《勺子》、《艺术生活》以及其他一些较为不知名的出版物也都消失了。到1929年，已经没有剩下一家可以用作反对意见传播工具的非党出版物或私人出版社了。人们还可以找到证据，将“特别书库”^[13]的出现归罪于列宁1920年1月签署的一项法令。该法令责成存有白卫党文献的政府各部，将这些文件交给教育人民委员部，供政府图书馆在限定的范围内使用^[14]。
　　人们还可以继续开列清单，列举一些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列宁时期反民主倾象的、而体现在斯大林主义中的措施。尽管在这里仍然存在不同历史条件的问题，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列宁决不会走得象斯大林那样远。
　　以上不难证明，斯大林是如何巧妙地为达到个人目的而运用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两个不同特点：集权与纪律。当然，集权（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民主”）、严明的纪律、有效的组织形式，是革命前和内战时期列宁主义党的决定性因素。集权和党的纪律不仅是保证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武器，而且也是克服1918—1919年间的极度不稳定状况，以及1920—1921年间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关键性武器。虽然到今天过分集权带来的不良后果已经非常明显，但这并不等于说在起初就应避免集权。列宁坚定地认为，集权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从未主张党的组织形式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适用。组织形式应该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对于这一点，没有人比列宁更清楚。在战争时期，一般公民有必要应征参加军事服务工作，并置身于军事纪律之下。俟战争结束，这些人回到正常的国内生活中后，就要服从另外的法律和秩序了。斯大林不仅没有对党的组织形式中的集权体制进行改革，反而将其扩大到了最绝对化的程度。这样做对于他的个人野心和他的一套班子可能是有利的，但是这绝对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也绝对不能鼓励一个真正正义的社会的创造性。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就象一个罗马将军，不仅不按照罗马的法规在战争结束时遣散军团，反而带兵返回意大利，篡夺了罗马共和国的政权。
　　但在更多的方面，斯大林主义对列宁主义毫无继承可言了，而成为使用相同“马克思主义”词句的截然不同的两种政治现象。斯大林的政策根本没有反映列宁主义的目的。废止新经济政策，过急推行强制的集体化，对农村中的富裕农民和城市中的“资产阶级专家”实行大规模恐怖政策，用强硬的行政命令方法而不是通过经济手段实现工业化，禁止党內外一切反对意见，在完全改变了的历史环境下恢复“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斯大林这些所做所为都违背了列宁的明确指示，特别是列宁在1921年到1922年间的最后一些著作中的指示。早在1924年，列宁所明确阐述的建党方针，就被“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活动而违背了。大家知道，列宁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曾反复告诫中央委员会，要防止机械地增加党组织中的工人阶级成分。他担心那些“没有在工厂这口锅里吃过几年饭”^[15]的工人中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会淹没党。在十一次党代会筹备期间，列宁指出：领导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严格把关，以防止人们轻易地混入党内，这可以通过延长预备期的办法来实现。但是，在列宁逝世后不久，便开始了 “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活动，并且在几个星期的时间内，就将两万五千名工人直接从工厂车间里接纳到党的队伍中来，甚至出现过整个车间整个部门中全部工人集体入党的现象。在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运动期间，工人党员没有预备期。1923年4月，第一次清党结束之后，党内共有三十八万六千名党员。仅仅过了一年，到1924年3月，十三次党代会的代表们就代表了七十三万六千名党员。
　　这里用不着再提三十年代下半叶党和国家的基层干部遭受到的大规模恐怖。从所有的反对派组织的成员和领导开始，有一百万名以上的党员在这次恐怖活动中丧生。这些党员都经受过内战、过渡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考验。用不着再提斯大林那种把全党置于权力和权威大得超出限度的、秘密警察的控制之下的作法）也用不着再提斯大林如何复活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如何将许多苏联人民驱逐出家园的作法；用不着再提他的反犹政策，这项政策导致了犹太文化最杰出的代表在实质上的解体，以至于出现了把所有的犹太人流放到苏联边远地区的计划。不说自明，所有这些罪恶的政治行动，既没有任何与马克思主义共同的东西，也没有任何与列宁主义的共同之处。
　　很清楚，我在这里并不想把列宁描写成一个永远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在政治斗争中从不使用残忍、利己手段的圣人。内战时期的大批信件和指示表明，在完全不必要的范围内使用的恐怖手段，是经过列宁批准的。在1918年的一份电报中，列宁命令诺夫格罗德地方当局“清除并处决那些引诱战士和军官酗酒的数百名妓女”。甚至内战结束之后，列宁仍提议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刑事犯罪法中，使恐怖手段合法化，他还支持把政治犯和反革命的界限定宽一些。
　　1918年春季，列宁曾写道：“如果德国革命仍然迟不‘诞生’，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用全力采用这种资本主义，为了比彼得大帝更迅速地促使野蛮的俄国人迅速采用西欧成果，决不惜用独裁方式，在反对野蛮势力时，决不拒绝使用野蛮斗争的手段。”^[16]在今天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难以令人相信还有人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反对野蛮主义可以使用野蛮手段。在1918年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也难以想象这种方法能够适用。列宁认为所有道德观念都是相对的主张，我们也难以接受，他曾说过：“……共产主义道德是为了把劳动者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剥削和小私有制服务的道德，因为小私有制把全社会的劳动成果都交给了一部分人。可是，我国的土地已经是公共财产了。如果我从这个公共财产中拿一块土地来，种上相当于我需要的两倍的粮食，然后用这些余粮来作投机勾当，……难道我这是共产主义的行为吗？绝对不是，这是剥削者的行为。应该同这种行为作斗争。”^[17]这样一来，列宁就宣判一大批穷苦农民有罪，因为他们从事了不道德的劳动，更不要说那些仅仅因为占有一些多余的谷物，想拿到城里出售就被打上剥削者烙印的中农了。列宁后来很快改变了这种对待农民劳动和小私有者的态度，并且在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后不到一年时间里，提出完全修改布尔什维克对于这个问题的提法。
　　我们知道，在同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的争论中，列宁往往过于激烈，甚至粗暴。而这些人中绝大多数毕竟还有真诚的信念，不应该被指贵为有意识地出卖工人阶级的事业。列宁后來自己也承认，有些时候孟什维克是正确的。但是当别人责备他辩论方式极端粗鲁时，列宁却在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作了如下的回答：

　　“在统一的党的党员之间不能容许的事，在已经分裂的党的各个部分之间是可以容许的而且是必需的，对于党内的同志不能用这样的话来说，不能在工人群众中间不断散布对思想不一致的人的仇恨、憎恶和蔑视。而对于分裂出去的俎织，就可以而且应当用这样的话来说。
　　为什么应当呢？因为既然发生了分裂，就必须把群众从脱离出去的组织的领导下争取过来。人们对我说：你制造无产阶级队伍的混乱。我回答说：我是有意识地有目的地在跟着选举前夜分裂出去的孟什维克走的彼得堡无产阶级队伍中间制造混乱的，而且只要有分裂，我就永远会这样做。
　　我在圣彼得堡选举前夜对孟什维克进行了激烈的带污辱性的攻击，这确实使无产阶级中间相信他们并追随他们的队伍发生了震动。这是我的目的。这是我作为领导左派联盟运动的圣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一员应尽的责任。……我当时向这样的政治敌人作了歼灭性的斗争。而且只要再发生分裂或者分裂再发展下去，我就会永远进行这种斗争。”^[18]

　　在今天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不大会有人再把类似这样的感情带到共产主义者同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的论战中去了（这里仅举一例）。并且可以肯定，列宁自己也不是一贯坚持这种原则，例如他曾在左派普罗相^[19]去世的时候写下了诚挚的讣闻。他在1918年写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也表明了这一点。
　　毫无疑问，列宁曾狂热地投身于权力的争夺之中，但是这权力是无产阶级的权力，共产党的权力，工人的权力，而绝不牵涉个人权力的问题。列宁总是自愿地将个人利益和抱负置于党的利益之下，置于工人的和革命的利益之下。
　　另一方面，斯大林也狂热地投身于个人权力的争夺之中，但同时随时准备在这争夺过程中牺牲其他方面的利益，包括党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农民的利益。因此，斯大林时期不仅滥用权力的范围扩大了，而且在性质上也与列宁时期根本不同。这里也没有继承可言。
　　实质上，列宁和斯大林不论在为人上或是在政治上都毫无共同之处。斯大林为人凶残、不讲道德，他不论把政敌还是把党员，总之把一切人都看得一无是处。因为权欲熏心，他成了一个带有自卑的病态虚荣心的人，有进行恶意报复行为的嗜好。斯大林不仅在政治上有罪，而且在“有罪”这个词的本意上说也是如此。在政治斗争中，他不讲任何规则，在个人权力的争夺中就更是如此。可惜，正是由于他没有良心，才使他得以大大超过对手，因而他才取得了胜利。
　　而列宁就是完全不同的人了。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摘录出大量的，列宁的同志、朋友和那些公正地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所作的赞扬之词。但是在这里，我却宁愿援引对列宁和列宁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的观点。例如，美国的列宁传记作家路易斯·费舍尔^[20]这样写道：“列宁是一个独裁者，不过不是后来斯大林所成为的那类独裁者。对于他所认定的政治上的敌人，即那些对于共产党专制及其法令提出争辩的人，他尽最大限度猛烈攻击而绝少怜悯。而在布尔什维克权力机关内部，他对他的党内对手则采用疲劳轰炸，最后在辩论中取胜的办法，最坏不过给他们降级、撤职，有时也开除出党，偶尔也有将对手驱逐出境的时候，但从没有发生把他们送给刽子手，去坐地牢的事。他依靠意志的力量，依靠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决心，依靠超人的学识，精明的才干，依靠有生气的辩论、实践观点和他的说服力实现了独裁。权力固然是一种有力的武器，而掌握在列宁这样精明的政治家手中，加之以他的威望和成功（他挽救了苏维埃革命），就足以压倒他在党内的对手了。他的敏锐的智慧给他的对手以至深的印象，他不屈不挠的决心使他的对手丧失信心。他们明白列宁是不可战胜的，他一旦做出决定就决不退让，而他又从未犹豫不决。他是强大的，他在政治上的甲胄没有因个人缺陷而产生裂缝。而这副甲冑由于他能够自我克制而加固了，没有人能指责列宁谋取私利。其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托洛茨基、李可夫、捷尔任斯基、斯大林、加米涅夫、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之中，没有人具备列宁那样的自信心（哪怕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是热衷于事业的结果。而在热衷事业的同时，他又能保持清醒。他坦白地承认错误，因为他的地位很巩固。他欢迎批评，而这样一来，也就解除了他人的武装。”^[21]
　　鲍里斯·苏瓦林早已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分道扬镀了，他曾和列宁有过私人交往。七十年代初他曾写过如下的一段话：

　　“在列宁的文章和演说中贯穿着一个值得称道的‘主导动机’，人们不免为之叹服：‘我犯了错误……’；‘我们错了……’；‘我在俄国工人面前是有罪的……’；‘这又是我的一大过失……’；‘我们在俄国犯过成千上万的错误……’；‘我们作了很多蠢事，并且现在还在继续作……’。
　　“……列宁关于‘职业革命家’的观点大槪助长了后来的寡头政治的形成，但这还不允许我们把列宁与斯大林视为等同，前者无疑对许多问题负有责任，但这与后者的罪行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可以肯定说，两个人中如果缺少其中一个，另一个人也就不会存在了，但是对两个人不能采用一种标准去看待，特别是因为列宁没有丝毫的卑鄙动机和个人野心……除此之外，还应说明，列宁为人谦虚朴实，他是一个好儿子，又是一个好兄弟、好丈夫，是一个不知疲倦的、自觉的劳动者，他不喜欢拋头露面，受人欢呼。他不自私（这是在这个词的本意上说的）、廉洁、并且被自己的信念所徼励以致狂热，他坚信应用于他的那半亚洲式国家的、或多或少是条条框框的马克思主义……他有复杂的个性，是一个普通的人，而与此同时又是最不平凡的人，在列宁主义狂潮的顶峰，他是肯定不会被认识或理解的，就是由于这个狂潮，莫斯科使全世界都黯然失色。”^[22]

　　他们对列宁的刻画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在此我不仔细论述了。重要的在于，费舍尔和苏瓦林两人都在列宁与斯大林之间划了一条足够清楚的界限，不论是在政治观点上还是在为人上。
　　列宁主义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具体的条件下的应用。列宁根据二十世纪前二十五年中，国际上出现的许多新情况，在很多方面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同时，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比起它的创始人来说，在某些方面要更狭窄，更片面。此外我们还应说记住经典乌克思主义也肯定不是没有错误的。但所有这些都同斯大林主义没有关系。我曾接到一封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写来的信，其中有如下一段话：“在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保守倾向和势力开始出现。它们对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继续发展所起的作用犹如制动器，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起了反革命的影响。这种势力给人感受至深的一次展示就是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不仅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官僚主义的总歪曲，而且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歪曲。从这个完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来看，这是一个假社会主义。”而这也就是我自己的观点。
　　我们既然不仅了解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在实质上的区别，而且也了解了二者在理论上的相互背离，那么就要提出如何在二者之间划一条历史界限的问题。列宁主义在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是什么时候结束的？斯大林主义是什么时候开始占上风的？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把分界线划在1934年，即在十七次党代会召开和基洛夫被暗杀的那年，尽管赫鲁晓夫从来没有实际使用“斯大林主义”这个词。德国《明镜》周刊的出版人鲁道夫·奥格斯坦^[23]在1974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说：“直到1934年，斯大林是在列宁主义逻辑上的连续性内掌管国家的，如果可以说是‘掌管’的话……我们无法知道列宁会如何做……很难说他能不能更好地对付如此艰巨的任务（集体化和工业化）。这不是列宁愿意不愿意的问题。任何人要在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里创立集体化的社会，他便无法中途把这样巨大的工作停下来。在革命后的头十年中间，他注定要不断加强恐怖措施，这就导致了国家没有个人能动性和党员不动脑筋的盲目服从。有些人认为比较仁慈一些的列宁会停止强迫集体化，他会以一种新的新经济政策来作为替代办法。但实际上这极不可能，因为这就好象一个人说了‘A’，就一定要说‘B’一样。^[24]如果不那样做，列宁还能不能继续作为党的领导人便成了问题。这正是所谓的骑虎难下。”^[25]
　　赫鲁晓夫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考虑到他与他周围的很多人一样，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亦即集体化之后和工业化的初期爬到，或者干脆说是由斯大林提拔到党的领导岗位上来的。早在1928年，赫鲁晓夫就担负了乌克兰党的重要工作。1934年他成了中央委员，一年之内就当上了莫斯科区党委第一书记。因此，他属于斯大林在策划打倒党的“老干部”时所依靠的新的一代人。
　　我们也可以理解鲁道夫·奥格斯坦的观点。因为他在简要列举了伴随集体化与工业化而来的残暴行为和灾难以后，又以绝对肯定的语气继续写道：“那些对于他的方法感到厌恶的人应该记住，是他便俄国经历了‘第二次革命’，其影晌较之1917年的十月革命更为深远。他应该怎样去消除如此巨大的差距呢？不降低欧洲水准，他又怎么才能提高亚洲水准呢……按照人们的‘阶级’属性去毁灭人与按照‘人种’属性去消灭人是一样的荒唐。但是情况对于斯大林来说，还不同于希特勒。斯大林缺乏克制，还不是出于他那亚洲的、暴君式的无知。试问有谁清楚地知道如何去创造一个新社会并使之团结起来呢？如果我们不愿付出高昂的代价（事实上是过高的代价），那么最好干脆留在原地不要开始行动。”^[26]
　　但是赫鲁晓夫与奥格斯坦将斯大林主义的胜利定在1934年是错误的。托洛茨基也同样不对，照他的观点，斯大林主义的胜利是1923年至1924年间的事，然而那时正是他自己在党内争论中被击败，丢掉了高级领导职务的时候。
　　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科恩比较客观一些。他令人信服地指出了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区别，并主张把以布尔什维主义和列宁主义为一方，斯大林主义为另一方的主要分界线定在1929年。按照科恩的观点，通常那种继承的说法是没有客观依据的。他同意布尔什维主义已经包含了斯大林主义的“种子”、“根基”或者“胚胎”，但这既不说明继承性，也不说明二者有偶然的联系。布尔什维主义也包含斯大林主义的其他的“种子”、“根基”，它们也可以同样理所当然地在俄国的历史和文化的传统中，在内战中，在国际形势中以及其他事物中找到。继承论的支持者确信斯大林主义仅仅是列宁主义（在科恩的观点中，“布尔什维主义”与“列宁主义”是区分开来的两个不同的概念）的极权和权力主义的继续。这些历史学家没有看到，1929年以前和以后存在于苏维埃俄国的两个依靠权威统治的政权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1929年以前，确有权力主义的迹象，但只是从那一年开始，权力主义统治才显露到最极端的程度。强制性措施恶化成为一场反对农民的真正内战，在其二十五年的进程中，成千上万的农民遭到了血腥的屠杀，同时伴随而来的是民族主义的复活和对独裁者的偶像化。科恩指出，赫鲁晓夫掌权的时期常常在西方被称为“没有恐怖和过激行为的斯大林主义时代”。然而过激本身正好就构成了斯大林主义的实质，这也正是必须要解释之处。^[27]
　　我对这个问题的某几个方面虽然可能提出略有不同的看法，但基本上我和科恩持相同的观点。苏联社会在十月革命之后经历了不是一次，而是几次的根本变动。例如，1918年初形成的政治经济体系就同1918年末发展起来的体系有很大不同，后者也就是后来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1921年到1922年间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又带来了另一次转变，这是一个与“战时共产主义”大不相同的制度。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列宁在世时发生的，也就是说是在列宁主义的范围之内完成的。
　　当然，由斯大林扩大起来的权力主义统治，有很多方面在列宁的时期就显露出来了，在某些方面这种现象的出现，可以说是列宁起了直接作用。一党制限制了普遍民主，后来限制党内民主生活和民主讨论也都是一党政治的明显例证。但这些绝非列宁主义所本来具有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列宁将苏维埃制度视为百家共存的制度，允许与工人有联系的所有政党（包括社会革命党右派和左派、孟什维克、劳动派^[28]和无政府主义者）在苏维埃制度下自由竞争。甚至列宁把取缔一些党派，而且不允许他们参加苏维埃政权也认为是某种暂时措施。列宁相信布尔什维克党会在竞争中压倒其他所有的党，在大多数人实现了自己的要求以后，肯定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在十月革命以前及刚刚完成的时候，他相信布尔什维克甚至可以在过渡时期的第一阶段用最小限度的暴力就能实现自己的统治。
　　这里我们不是要去探讨内战的起因或者是布尔什维克在内战之前犯下的错误，但我们想指出列宁在晚期著作中很说明问题的那些思想。列宁在这些著作中把大多数作为内战产物的东西，而且以前已成为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部分现象视之为暂时的事物，例如，这个制度的永久而独特的因素。斯大林要对野蛮的大规模恐怖、神化领袖、建立绝对个人独裁、甚至控制了党的无孔不入的警察机构负责，因为这个政权的所有典型特征今天都应该与“斯大林主义”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可以肯定地说：十月革命的很多成就，并没有完全被斯大林主义所摧毁，假社会主义还没有能够把所有的社会主义因素从我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彻底根除。
　　这里不必再作关于我们历史上不同时期社会主义与假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详细的、理论性的探讨，我们就可以说：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在实质上分道扬镶是在1929——1930年，这是以斯大林声名狼藉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开始的。一般把斯大林主义的倒台与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联系在一起，而这又是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典型。在斯大林时代成为我们生活中一部分的很多方式、规则和习惯今天仍然存在，但是尽管如此，如果简单地套用“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的公式，就无法了解当今的苏联社会。值得庆幸的是：苏联社会已不是死水一潭，并且我也绝不赞同那种认为这个制度已经是死亡将至的悲观论点。不过，我们的社会发展得太慢了，加之还不时地出现一两步倒退。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速我们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向着民主与社会主义的紧密结合这个目标发展。

^[1] 见A·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巴黎YMCA出版社1973年版）80页。——原注

^[2] 《时代与我们》杂志，1977年第15期，第201—203页。——原注

^[3]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260页。——中译注

^[4] 伊戈尔·洛斯蒂斯拉沃维奇·沙法列维奇（И́горь Ростисла́вович Шафаре́вич，1923年6月3日——2017年2月19日），苏联数学家、持不同政见者。1944年起在大学任教。1955年以后是持不同政见者。1959年获列宁奖。1973年公开支持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1991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2017年逝世。

^[5] 纳乌姆·莫伊谢维奇·科尔查文（Наум Моисеевич Коржавин，1925年10月14日——2018年6月22日），俄裔美国诗人、小说家、翻译家、传记作家。

^[6] 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Лав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Корнилов，1870年8月30日——1918年4月13日），沙俄步兵上将。出身于土尔克斯坦（今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哥萨克家庭。1885年入读军校。日俄战争期间任步兵第1旅参谋长，战后于1907年至1911年间任俄国驻中国武官。1911年后历任步兵第8团团长、西伯利亚步兵第9师师长。一战爆发时被任命为步兵第48师师长。1915年4月被奥军俘虏，1916年7月逃回俄国。1917年3月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6月任临时政府武装力量最高统帅。8月底，反革命势力企图推举科尔尼洛夫为首发动政变，推翻临时政府，但政变刚一开始就被工人阶级粉碎了。十月革命后，科尔尼洛夫继续组织白匪军负隅顽抗，最终于1918年4月13日在库班被红军击毙。

^[7] “路标转换派”运动的组成成员是苏维埃政府原来的反对派，他们在1920年开始寻求同布尔什维克和解，并欢迎新经济政策，把它当作俄国进入“正常”时期的标志。——英译注

^[8] 谢尔盖·彼得洛维奇·米尔古诺夫（Сергей Петрович Мельгунов，1879年12月25日——1956年5月26日），俄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1906年加入立宪民主党。1907年加入劳动人民社会党。1913—1923年任《往事的回音》杂志编辑。一战期间持护国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曾在劳动人民社会党组织委员会委员和党主席。对十月革命不持反对态度。1918年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内战期间是“俄罗斯复兴联盟”领导人。1920年被捕，被判处死刑，后改判10年徒刑。1921年获释。1922年再次被捕并被驱逐出境，随即被吊销国籍。流亡期间曾任劳动人民社会党外交委员会委员。1948—1956年任俄罗斯自由斗争同盟主席。1950—1954年任《复兴》杂志编辑。1951—1956年任反布尔什维克斗争协调中心主席。1956年去世。

^[9] N·A·别尔嘉耶夫（1874——1948），俄国宗教哲学家，有过许多著作，如《历史的意义》、《在现代世界中人的命运》、《俄罗斯思想》等。——中译注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别尔嘉耶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ердя́ев，1874年3月6日——1948年3月24日），俄国自由主义哲学家、文学家。1897年起参加学生运动。1903—1904年期间是“解放同盟”成员。反对1905年革命和十月革命。1920年被捕。1922年再次被捕，同年流亡德国。1924年移居法国。1942—1948年期间七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1946年恢复苏联国籍。1948年在法国逝世。

^[10] N·O·洛斯基（1870——1965），俄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直觉论、人格主义的代表人物。——中译注
　　尼古拉·奥努夫里耶维奇·洛斯基（Николай Онуфриевич Лосский，1870年11月24日——1965年1月24日），俄国宗教哲学思想家。早年持无神论和社会主义理念。1900年起在大学任教。1905年革命后加入立宪民主党。二月革命后曾在立宪民主党内工作。十月革命后被剥夺教职。1922年被驱逐出境。此后相继流亡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美国。1965年在巴黎逝世。

^[11] L·E·舍斯托夫（1866—1938），俄国哲学家，非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中译注
　　列夫·伊萨科维奇·舍斯托夫（Лев Исаа́кович Шесто́в，1866年1月31日——1938年11月19日），俄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早年持进步主义立场。1898年以后持自由主义思想。1917年反对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921年流亡法国。1938年在巴黎逝世。

^[12] S·L·福兰克（1877——1950），俄国的哲学家，原主张合法的马克思主义，以后赞同唯心主义，最后成为宗派哲学家。——中译注
　　谢苗·路德维格维奇·福兰克（Семён Людвигович Франк，1877年1月16日——1950年12月10日），俄国哲学家、宗教思想家。早年参加马克思主义运动，并因此被捕。1903年发起成立“解放同盟”。1906年加入立宪民主党，是党内右派。1922年被驱逐出境，先后流亡德国、法国和英国。1950年在伦敦逝世。

^[13] “特别书岸”存放被查禁的文学作品，几乎所有苏联大型图书馆中均有。进入这类书库有严格的限制。——英译注

^[14] 《列宁和文化革命》莫斯科1972年出版，第187页。——原注

^[15] 这句话未见于已出版的《列宁全集》，但列宁的这一思想，请参考《列宁全集》第28卷，第42页；第29卷第393页；第30卷第45—47页，及第160—162页，第33卷第20—32页及第114页。——中译注

^[16]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315页。——中译注

^[17]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260页。——中译注

^[18]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413—414页。——中译注

^[19] 普罗相（1883—1918），1900年参加革命运动，十月革命起义，曾于1917年革命后任邮电人民委员。——中译注
　　普罗什·皮什耶维奇·普罗相（Прош Перчевич Прошьян，1883年4月22日——1918年12月16日），1903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13年流亡国外。一战时持国际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回国，成为社会革命党左派领导人。科尔尼洛夫叛乱期间和布尔什维克合作，后被临时政府逮捕并被开除出党。1917—191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同年11月发起成立左派社会革命党。1917—1918年任邮电人民委员。1918年因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而辞职。1918年曾任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主席。1918年7月领导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失败后隐居莫斯科。1918年12月16日因斑疹伤寒逝世。列宁在《悼念普罗相同志》中给予其很高评价。

^[20] 路易斯·费舍尔（Louis Fischer， 1896年2月29日——1970年1月15日），美国记者、传记作家。

^[21] 路易斯·费舍尔：《列宁生平》（纽约，哈泊和罗出版社，1964年），第524页。——原注

^[22] 见V·伏尔斯基为《人们熟悉的列宁》一书写的序言（巴黎五大洲图书馆，1972年版），第7页，第10—11页。——原注

^[23] 鲁道夫·卡尔·奥格斯坦（Rudolf Karl Augstein，1923年11月5日——2002年11月7日），德国记者、出版商。1942年入伍，曾获铁十字勋章。二战结束后留在联邦德国。1947年创办《明镜》周刊，并担任总编辑兼发行人。1955年加入自由民主党。1956年退党。1972年重新加入自由民主党，同年当选为联邦德国联邦议会议员，但三个月后即辞职。2002年逝世。

^[24] 这是一个德国的成语，意思是事情既然开始，就要按它的规律做下去。——中译注

^[25] 见1974年2月11日出版的《明镜》第7期第90页。——原注

^[26] 见1974年2月11日出版的《明镜》第7期第93页。——原注

^[27] 斯蒂芬·科恩：《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见《斯大林主义及其历史意义的论文集》，由罗伯特·冬克尔编辑（纽约，诺尔顿出版社，1977年版），第11—13页。——原注

^[28] 苏联大百科全韦中指出：“劳动派”是一个于1906年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组或的政治小组，曾代表农民和知识分子参加第一届国家杜马，提出土地改革纲领。——中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