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1960）

第四章 战时共产主义和关于集权化的争论


一、向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和集中领导问题
二、国际革命和民族问题
三、乌克兰-反对派的堡垒
四、军事反对派
五、工业管理
六、政治权力的集中
七、伟大的党内民主时代


　　十月政变使布尔什维克获得政权，但这时俄国革命的高潮还远远没有到来；以昂贵的代价与中欧列强签订和约，这仅给新政府以暂时的喘息机会。极端的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各自从孟什维克和温和的社会革命党人方面获得了力量。他们的力量愈加强大，社会冲突就愈加剧烈，政治仇恨也就愈加深刻。一九一八年五月，政府军队与捷克斯洛伐克雇佣军之间的冲突，给整个西伯利亚和俄国欧洲部分的东南地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起义发出了信号。因此，十分痛苦的内战开始了。
　　这正是，革命引起了战争，而战争又加速了革命。通过镇压所有的反对党来巩固其专政的共产党又向左转了。在火热的斗争中，列宁主义者和大多数左派共产主义者都消除了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并想借助于国家的暴力来创建一个崭新的社会。现在，反对派的角色由少数极端理想主义者来承担，这些人坚持左派共产主义者在一九一八年春所赞成的观点，坚决反对独裁主义的原则。这些左派顽固分子（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坚决反对大多数领导人在战争逼迫的形势下和在革命的火热时期所肯定的官僚专制手段。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革命的良心恳切地发出了声音，但这种声音在一九二一年却被以革命的名义而窒息了。

一、向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和集中领导问题


　　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了一项关于普遍实行国有化的法令；根据法令规定，所有拥有一百万卢布以上资本的工业企业一律归国家所有。这就是战时共产主义开始的信号。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习惯说法是：“一脚已进入社会主义”）之间的均衡已经消失。为迅速在内政上向社会主义过渡，不断革命宣告开始。
　　这时，红军和白军之间的内战已经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形形色色的反布尔什维克集团（从君主政体主义者直到社会革命党人）正在为推翻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对共产党人来说，一九一八年整个夏季是最忧郁的内战时期。沿着伏尔加河逆流而上的白军，在被重新组织起来的红军部队击退之前，已经直接威胁到莫斯科。大多数边疆地区已被白军占领，或者被德国和土耳其军队所控制。主要产粮区大部分已被占领，或者被切断了同苏维埃统治的俄国中部地区的联系。协约国的干涉也开始了。（这种干涉并不是大批派遣登陆部队，因为它能发挥的军事作用很小，而是向白军提供大量的补给品和武器。）在内部，革命的竞争者，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在进行威胁。苏维埃政府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准备实现社会改造这一最伟大理想。在决定生死存亡和是否能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刻，共产党已加强了纪律，整顿了队伍。党内各派都清楚地懂得，这是一场与反革命势力进行殊死决战的斗争。因此，它们完全服从于高度集中化的领导和旨在实现党的军事化所采取的纪律性措施。
　　内战期间，反对派的活动与红军的战绩是紧密相联的。如果苏维埃国家处在严重的危险之中，共产党内的各个集团往往倾向于和睦相处，暂时地把分歧搁置起来，停止批评政府，并将全部力量贡献于卫国战争。在一九一八年夏季第一次出现重大危机时，由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争论所造成的分裂状况有所愈合。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国彻底崩溃，军事形势显然大大地有利于红军，它们重新占领了乌克兰和伏尔加河地区，随之出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恢复时期。一九一九年三月，即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左派对极端集权主义倾向的批评浪潮重新出现了。一九一九年年中，军事形势再次变得严重起来，邓尼金[1]和尤登尼奇[2]已在威胁性地向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推进。这时，党内争论又逐渐缓和下来。九大期间，即在一九二〇年春季，军事天平最终倾向于苏维埃共和国一边。对此所作出的反应就是反对派的活动又重新开始活跃起来。
　　在八大和九大期间，各派之间的争论重点从行动准则和重大外交政策方面转向了决议的执行情况，基层国家机关的组织建设和经济政策等问题。这种转变反映了变化的形势：红军巩固了它打败白军的胜利；国际局势日趋稳定；党已能够着手于解决国家重建和政治改组等问题。
　　从一九一八年年中起，绝大多数共产党人一致赞成实行战时共产主义。许多左派分子也热情地欢呼战时共产主义。但这时的左派共产主义运动不再像它开始时那样，是一个临时建立起来的、反对党的组织和主要思想的反对派集团，而是党内始终存在的一种流派。它时而与列宁的国际妥协政策，时而与他的国内妥协政策发生矛盾。
　　在内战形势的压力下，俄国经济已变成一种高度集中的准军事性质的结构。[3]人们不顾个别工厂委员会追随者的反对，迅速地采取严厉的手段，克服由于工人监督而造成的混乱局面。人们把生产下降归咎于异教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一位政府代言人曾写道：“由工厂委员会执行的对工业实行的工人监督已经表明，一旦无政府主义者的计划得以实现，将会带来什么后果。”[4]
　　战时共产主义在经济方面的最为突出的标记是：对农民实行粮食征收（实际上是强行征收）。这种强制性措施当时是必要的，因为正常贸易的中断威胁到开始闹饥荒的城市。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共产党人利用了贫农和富农之间已经开始的阶级斗争。一九一八年夏，“贫农委员会”成立了，它应协助当地的粮食机构寻找并没收富农和中农手里的余粮。这种政策表明已极其严重地背离了共产党原先的温和的经济政策。苏维埃政权现在不再作为使全体农民赢得土地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锋出现。它反对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化了的贫农。根据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这就意味着：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开始。对此，左派分子感到欢欣鼓舞，在一些情况下，他们想强行建立集体经济。[5]然而，他们马上又停止了这一行动。一九一八年年底，真正在思考的列宁主义者已经认识到，在农村中无限制地开展阶级斗争对布尔什维克的事业往往是益少害多，他们解散了贫农委员会。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举行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有必要同中农和解，并限制在征收粮食过程中采用的暴力行动。[6]很显然，他的这一实用而又明智的观点说服了全党，因为没有一个反对派声称反对这一策略改变。农民政策的这一和缓变化是战时共产主义已开始从它的顶峰跌落下来的征兆，也是两年后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征兆。
　　对许多左派分子来说，战时共产主义是自然而又正确的革命方针。一位同情左派的作家列·纳·克里茨曼[7]后来把这一时期描绘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所迈出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级革命固有的发展趋势”的开始，它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经济结构”的轮廓。[8]布哈林特别在他的《转变时期的经济学》一书中，试图把战时共产主义这一越轨现象说成是一种符合历史规律的现象。布哈林为工业生产下降而欢呼，因为他把这看作是旧的社会等级制关系解体的预兆[9]（代替它的是横向的联系）。克里茨曼写道：随着战时共产主义的到来，已初步实现了无产阶级社会的理想；“应该承认，发展意图在最初是以歪曲了的形式实现的，但这种发展意图毕竟是实现了！”[10]
　　并不是党内的整个左翼都把战时共产主义看作是向理想王国接近。在反对党的领导严重的官僚主义的斗争中，“民主集中派”在一九一九年已作为明显与党划清界限并具有自己的明确纲领的党团分裂出来。这个集团的领导人（奥新斯基、季·弗·萨普龙诺夫[11]和弗·米·斯米尔诺夫）都曾是积极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而这个集团的许多成员都曾是左派莫斯科区域局的成员。由于集中制问题，他们后来又与共产党左翼中的有政权意识的同志分手了。这一党团的名称是欺骗性的，党的领导正确地批评了民主集中主义者的极端分散主义。当然，党的领导本身同样也远远偏离了民主集中主义的正确平衡关系。
　　一九二〇年，另一个反对苏联对内政策中集权制的集团是以工会领导机关为基地的集团。他们是一批具有明显的极左理想主义的人。当一九二一年对工会问题展开争论时，他们以“工人反对派”的名义反对党的领导及其政策。结果，这一极左集团完全失败了。鉴于实际上的强行集中化，他们想在国家和经济部门中实行民主管理的目标仅是一种幻想，他们的政治影响日益被集中化的党组织的力量所排挤。极左派的历史作用在于：为了恢复一九一七年纲领中规定的民主内容，他们保持了斗争的传统，并针对性地强调指出大多数共产党员的政治思想已经起了变化。但任何想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权力的思想都被党的领导所置之不理。

二、国际革命和民族问题


　　一九一八年年中之后，列宁和以前的左翼温和派批评家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争论中遗留下来的未能解决的理论性问题。今天，俄国革命与期望中的国际革命究竟存在着什么关系？人们从中能得出哪些实际的结论？像俄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将如何说明和处理？列宁和布哈林在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六年所代表的观点基本上没有改变。左派分子把俄国革命看成是国际革命的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别国家的权利和利益是无关紧要的。列宁通过他的和平政策向人们指出，他是以民族的概念来考虑俄国革命的。因此，他已坚决表示赞成自决权的原则，即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应有权自己决定它们的政治未来。
　　一九一七年四月，关于民族问题的争论开始了，其中包括由列宁的四月提纲所引起的意见分歧。一项由斯大林提出的关于解决俄国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造成了流亡在国外的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分歧。格鲁吉亚人斯大林捍卫自决权，乌克兰人皮达可夫和波兰人捷尔任斯基攻击自决权。捷尔任斯基宣布：“我们不要突出民族问题，这会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社会革命上转移开去。”[12]决议的最终文本只是把自决说成是政治的需要，[13]当布尔什维克用武力夺回沙皇帝国的大量非俄罗斯领土时，他们就是根据这种观点来对待自决问题前。
　　一九一九年三月举行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再次讨论了国际革命和民族问题。替左派说话的布哈林强调他的这种观点：俄国革命是唯一在世界范围内反对“金融资本”斗争的一部分。列宁抱怨说，布哈林看待问题太抽象了，他忽视了俄国作为一个十分落后的国家所存在的特殊问题。[14]构成争论基础的原则问题为：首先应考虑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还是世界革命的利益？这一问题的争论由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问题而激化了。列宁主义者一直主张首先考虑民族利益，左派分子都主张首先考虑国际利益。
　　与之有关联的民族自决问题是一个较现实的问题。这一问题之所以显得十分重要，是因为苏维埃政权的命运将取决于能否选择一项正确的政策。在这一原则问题上，布哈林代表了左派特有的反对妥协让步的倾向，他把民族自决和各国无产者的联合描述为两者必居其一的、互相排斥的问题，并指责前者是与无产阶级专政不相容的。他建议采用斯大林的公式：“各民族劳动阶级的自决。”[15]革命胜利后，显然有许多布尔什维克，其中包括大多数列宁主义者，都倾向于采用这种解决办法，即自决作为一种权利，而这种权利仅由各国的无产阶级来行使。[16]这种解释足以能够在通过军事手段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的地方维护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当地民族中的反苏维埃的反应就可以作为非无产阶级的反应而置之不理。
　　皮达可夫坚持极端的反民族的观点，这种观点甚至连布哈林也难以接受。皮达可夫不仅简单地把“民族自决权”指责为反动的口号，而且甚至反对由这个民族的无产阶级来决定自己的命运。更确切地说，所有的无产阶级运动必须服从于新成立的共产国际的集中控制，世界革命的利益要优先于个别民族的利益。作为例子，他提到了乌克兰（他是乌克兰的共产党领导人）。他断言，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苏维埃俄国必须保持它对乌克兰的统治，即使这意味着不给乌克兰的无产阶级以民族自治权。[17]皮达可夫左派集团的这种激进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的地位取决于这样一种政策；但他们得到的都是具有讽刺性的相反效果，一九二〇年，再次被选进乌克兰共产党最高领导班子里的皮达可夫左派集团被列宁解除了职务，并由列宁的追随者接替了他们的职务。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给左派的事业带来的后果。
　　当列宁针对左派的民族纲领提出另一种可供选择的纲领时，他揭露左派把世界局势看得过分简单，并以不妥协的外衣掩盖其主观设想。他警告人们应当心反映在布哈林和皮达可夫建议中的过火和鲁莽的行动。他竭力劝说人们对个别民族在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出现的民族主义倾向和民族之间的差别要采取忍耐和容忍的态度。指出最大的危险是在共产主义名称的掩盖下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他针对皮达可夫这样的超级国际主义者（他们甚至要统一各民族的教育事业）说道：“在我看来，这样的共产党员就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18]列宁在民族问题上采取的谨慎政策受到了党内大多数人的欢迎，其中包括像梁赞诺夫和奥新斯基那样的敌对分子。这两个人强调说，民族自治口号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是有价值的。[19]
　　然而，列宁表示说，他赞成自治并不意味着放弃真正的政治利益。他坚持维护作为结合体的共产党的利益，这个结合体包括所有处在革命者统治下的沙皇帝国的领土，甚至还要延伸到像乌克兰那样的当时名义上成立了独立的共产党政府的地区。除了芬兰（一九一七年承认它独立），列宁的自治政策实际上是虚构的。

三、乌克兰——反对派的堡垒


　　在乌克兰这个幅员广大、俄国最主要的非俄罗斯地区，要求实行真正自治的问题已不可避免地突出起来。但是，鉴于整个共产党内的列宁派和左翼之间的紧张关系，乌克兰的情况发展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在乌克兰，争论的过程不是按照普遍的模式进行的。在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时，乌克兰的列宁主义者和左翼温和派并不像俄罗斯联邦的列宁主义者和左翼温和派那样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乌克兰的左派分子仍或多或少地纠集在一起，并激烈而往往又是卓有成效地反对列宁主义者，时间竟持续两年之久。
　　在乌克兰，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政治斗争主要是围绕着长期存在的大问题——乌克兰民族自治问题和乌克兰共产党组织与俄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在乌克兰共产党党员中始终存在着磨擦：右派竭力要求实行中央集权制，而左派坚定不移地主张实行地区和地方自治。直到一九二〇年，政治上的分裂与地理上的分裂同时发生了："左岸”（第聂伯河东部，集中在哈尔科夫城周围）的共产党人是集权主义者，并倾向于莫斯科；“右岸”（基辅）的是自治论者集团，并重视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感情。这一分裂状况反映了俄罗斯人集中在乌克兰东部工业区。
　　当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于一九一八年四月集会（在塔甘罗格，它与俄罗斯共和国接壤）成立形式上的“乌克兰共产党（布）”时，他们实际上已完全分裂了。[20]一九一八年春德国占领了整个乌克兰，这使基辅自治论者和哈尔科夫集权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变成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争论。与此同时，乌克兰派别之间的争论也开始转向和平与战争问题。
　　因为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对苏维埃承认的乌克兰政府无效，所以战争问题对乌克兰布尔什维克来说尚未解决，这一问题又与民族自治问题交织在一起。对左翼来说，独立的乌克兰作为继续进行反德战争的基地，这是再好不过的了，而且也不会使莫斯科卷入战争；但对右翼来说，继续进行反德战争，是令人厌恶的。[21]因此，在乌克兰人中，派别的划分情况完全类似俄罗斯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争论时期所出现的派别划分情况。在皮达可夫和布勃诺夫领导下的左翼是稳定而又强大的一翼。左派已决心组织武装起义，反对德国占领军；而右派却指责这是冒险行动，并强调有必要开展艰巨而又细致的工作，以至建立一支地下组织。[22]乌克兰左派的反暴激情是那么的高涨，以致于他们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莫斯科起义遭到失败后还不想与志同道合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决裂。[23]因为他们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所以他们在一九一八年春夏仍在继续作起义的准备。但当他们于一九一八年八月进行尝试时，遭到了完全的失败。这次失败加上来自莫斯科的压力（具体体现在加米涅夫身上）促使乌克兰组织在一九一八年秋召开的代表会议上发生了根本转变。在埃·约·克维林[24]和叶·阿·雅科夫列夫[25]领导下的亲列宁主义的派别获得了政权，并实行了谨慎的中央集权制政策。[26]
　　当德国军队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崩溃时，列宁和乌克兰右派对掌握基辅权力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采取了谨慎而又愿意和解的态度；相反，皮达可夫和左派则要求对乌克兰进行干涉，以便恢复共产党在乌克兰的统治。这一方针得到了贯彻执行，一九一九年一月哈尔科夫新政府宣布成立时，莫斯科指定了一位政府首脑，他就是在保加利亚出生的、俄罗斯化了的罗马尼亚人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基也维奇·拉科夫斯基。[27]
　　乌克兰新政府刚刚从事活动不久，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分裂又出现了。一九一九年三月，当乌克兰共产党（布）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各派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争论的主要问题就是与莫斯科的关系问题。前一年，也就是在建党时期，左派已经强行通过他们的提议，要与俄国共产党享有平等的地位。[28]现在，右派出于利益考虑，要将乌克兰共产党置于莫斯科的俄共中央委员会管辖之下，因为来自那里的支持就是他们在乌克兰党组织中占优势的保证。右派的主要代言人雅柯夫列夫援引极端派的观点说，乌克兰共产党作为纯粹的地方党组织不允许有特权制定自己的独立于莫斯科路线的政策。对此，他借用左派的指责反击说，正是这种态度，即笨拙地将俄国的方法强加于乌克兰的不同国情，使党难以统治乌克兰。[29]
　　莫斯科领导提出了一个具体问题：农民政策问题。一九一九年初，当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在拉科夫斯基和倾向于莫斯科的乌克兰右派的领导下重新涎生时，就采取了一些一九一八年在俄罗斯共和国使用过的强行措施：余粮征收、贫农委员会和强迫农民加入农业公社等激进的尝试。[30]尽管俄罗斯共和国的贫农委员会正好在这个时期已被解散，但是，因为乌克兰必须把生畏供给其他苏维埃地区，并且反对乌克兰富农的阶级斗争情结激昂，所以共产党领导认为有必要在乌克兰农村发起革命攻势。[31]
　　一年前，乌克兰左派曾警告人们不要对农民实行任何极端措施。这时，雅科夫列夫却把这种警告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和乌托邦的思想。[32]一名左派分子对此反驳道：这种态度暴露了右派的“俄罗斯的和反乌克兰的双重倾向”。[33]一九一九年对乌克兰农民推行的强制政策带来的结果，像后来各方面都承认的那样，是灾难性的。[34]乌克兰农村中的广大人民群众同政府疏远了，而苏维埃政权之所以最终能在这一地区站住脚应归功于布尔什维克的敌人（白军、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马赫诺[35]无政府主义者）的绝望的分裂行动。
　　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召开的乌克兰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人们不顾俄共书记斯维尔德洛夫个人的压力（这是在他逝世前不久），明显地转向争取自治的努力。在选举乌克兰新的中央委员会时，左派获得了绝对的多数，而右派领袖雅科夫列夫没有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36]尽管列宁主义者在这里遭到排挤，但俄罗斯党的领导仍然声称，从今以后党内不再允许有独立的民族集团。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决定；“必须有统一的的集中的共产党，……，俄共及其领导机关的一切决议，党的各个部分（不分其民族成分）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享有党的区域委员会的权利，完全隶属俄共中央。”[37]这样一来，尽管人们还在不断重提民族自决，但一切有关民族自决的决定权属于中央。
　　左派也遭到了谴责，因为他们的主张是矛盾的。他们的代言人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反对自决，并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偏离行动，或者他们（像奥新斯基）只想把民族自决当作一个可以利用的口号。[38]但是，在乌克兰，正是这一集团，甚至正是这一批人中的部分人（例如皮达可夫）持有相反的观点。他们竭尽全力地反对莫斯科对乌克兰党组织的控制；并多方避免损害乌克兰人民的民族主义感情。
　　毫无疑问，这两个派别在民族自决问题上产生矛盾是由于乌克兰的共产主义运动主要由俄罗斯人所组成。这些俄罗斯乌克兰人不懂得促使与莫斯科关系复杂化的民族主义感情；因此，他们不能像一般的俄罗斯人那样观察这个涉及到整个国家的问题。左派和右派一样，当他们一般地谈到民族主义政策时，想到的不是俄罗斯—乌克兰的关系，而是苏维埃俄国与处在世界革命运动中的各个民族集团和政党的关系。一般说来，左派赞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右派则主张自决。但是当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以哈尔科夫或基辅为中来考虑乌克兰与莫斯科的关系时，完全不同的动机就表现出来了。因为这两派实际上都把乌克兰看成是俄国的一部分，关键的问题是集中化还是在一个统一的党组织内实行地方自治。结果是，乌克兰左派和右派在民族问题上采取了相反的立场——右派赞成隶属中央（因为他们在乌克兰所取得的政治成果取决于中央的支持），而左派则要保护自治的优先权（他们坚持这一点也是为了保持他们在乌克兰组织中的地位）。
　　当内战转入危急状态时，乌克兰共产党人欣赏的自治在一九一九年遭受了严重的打击。邓尼金将军指挥的白军在英法的支持下向前推进，并在俄国南部发起了令人惊奇的有效的进攻，这一强大的攻势已严重地威胁到莫斯科。只依靠动摇不定的人民的乌克兰共产党完全垮了。六月，哈尔科夫落到了白军手中；八月，白军又占领了基辅。经过尝试，在白军背后组织一些零星的游击活动无效后，失去所有威信的乌克兰中央委员会被俄共领导解散了。领导成员中的许多人被调到俄国其他地方担任党的工作，而余下的乌克兰共产党党员则完全处在俄共的直接控制下。[39]
　　当乌克兰在邓尼金垮台后重新归苏维埃统治时，俄国共产党领导人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便把乌克兰共产党严格控制在莫斯科手中。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在莫斯科成立了新的乌克兰临时政府，以拉科夫斯基、彼得罗夫斯基[40]和曼努伊尔斯基为首的列宁主义派统治着临时政府。俄共中央委员会也作出了相应的决定，承认新成立的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为一个独立的与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结成联盟的国家。决议还建议，要迅速促进乌克兰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建议乌克兰地区的俄国共产党党员应努力学习乌克兰语，使用乌克兰语）。它还要求实行限制征收粮食等保护农民的政策。[41]很显然，俄罗斯党的领导在邓尼金进军时期已从共产党垮台事件中学到了许多东西。然而，在（共产党的）真正权力方面，莫斯科的控制却更加严格了。在新组成的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号召所有曾在乌克兰服务过的党的工作人员返回乌克兰时，俄共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个告各级党组织书，其中规定：党员在没有得到莫斯科中央书记处的正式任命的情况下不允许接受乌克兰党和政府的领导职务，它指示“所有想去乌克兰的人”都要通过正式的途径获得职权。很显然，坚如磐石的统一还远远没有实现。
　　尽管莫斯科采取了预防措施，乌克兰左派在一九二〇年再次得到了新的发展。大量的左翼的新同情者涌向乌克兰：部分自愿来的，因为他们认为在那里有更好的机会促进他们的事业；部分是因为莫斯科不重视和排挤他们。（雅科夫列夫抱怨说：“乌克兰变成了放逐地。”[42]）萨普龙诺夫领导下的民主集中主义者来到了哈尔科夫，并合法地占据了右派的这一堡垒。[43]然后，他们又那样迫不急待地大批吸收新成员，扩充哈尔科夫党组织，以致哈尔科夫选举出的代表占一九二〇年三月乌克兰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44]
　　这次会议是暴风雨式的。对乌克兰右派和莫斯科党领导的批评一浪高于一浪。在经济政策方面，遭到失败的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他试图维护莫斯科（和托洛茨基）关于重要经济部门实行军事化和在工业企业中实行一长制的政策。特别引起人们愤慨的是，在去年秋夭邓尼金发动进攻的时候莫斯科解散了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一位代表愤怒地喊道：“中央委员会是全乌克兰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它是向代表大会负责的，任何人无权取缔它。”关于乌克兰应隶属于莫斯科的这个总原则也遭到了抨击。但是，多数代表仍然坚持了反对民族主义的立场，一位代表由于具有“联邦制的”倾向而被剥夺了代表资格。[45]
　　布勃诺夫把乌克兰的反对中央集权的问题带到了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讨论会上。他向出席会议的俄国领导人声称：莫斯科在乌克兰推行的政策与其说加强了苏维埃政权，不如说削弱了苏维埃政权；表现较好的乌克兰的党的工作人员由于他们的反对观点而被驱逐或调离；莫斯科的干涉，特别是解散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已经毁掉了党在乌克兰的核心组织；而继续推行严厉的反富农的政策已使乌克兰农民变成了反苏维埃力量的危险基础。[46]但是俄罗斯族的党的领导人很少有兴趣深入考虑这种民族感情的发作。在乌克兰第四次党代会上，名义上为乌克兰政府首脑的拉科夫斯基反驳了这些指责，并认为整个乌克兰共产党已蜕化变质。他断言说，受反对派和分裂主义者控制的组织实际上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而是“害怕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的政党”。然而，这种控告是无效的。左派借助于萨普龙诺夫的哈尔科夫强大代表团的压力，保证了必要的选票，从而在乌克兰新的中央委员会里再次获得了多数。[47]
　　人们很难期望莫斯科会愉快地接受这一结果。乌克兰右派对这一结果大为不满，党中央也采取了行动。列宁直言不讳地向党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表明了他自己的看法：“以萨普龙诺夫为首的多数派表示反对拉科夫斯基同志，并已在驱逐他，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说，我们将不承认区域代表大会的这种决议，这是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我们说，我们将不承认萨普龙诺夫主持召开的这次代表会议。”[48]
　　左派抗议说，乌克兰中央委员会是在莫斯科代表（斯大林）出席会议的情况下、合乎规定地通过选举产生的。但俄共中央委员会反驳了这一抗议，并宣布乌克兰党代会的选举无效。[49]理由是：“代表会议尖锐地分裂成两大派，它显然已没有能力建立一个乌克兰党的中央委员会。 ”（当时，莫斯科正在批判要求两党制的苗头，在共产党上下级关系方面也是如此。）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还继续说：“在这种情况下，俄共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建立乌克兰共产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它的组成应反映俄共（不是乌克兰共产党）“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就像在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所表现出来的情况那样，它应有能力在重建乌克兰的事业中领导乌克兰工人阶级中全体真正的共产党员。”接着，它任命了一个新的乌克兰中央委员会。所有在代表会议上落选的右派领袖又重新上了台，而左派的影响实际上被清除了。另外，俄国中央委员会宣布说：“保证乌克兰党和苏维埃工作健康地展开的基本条件是在乌克兰共产党内进行一次严格的清洗运动。”中央委员会还声称，在乌克兰共产党内隐藏着许多“不讲原则和善于冒险的同路人……蛊惑人心的分子、半马赫诺分子和分裂主义者”，这些人必须清除出去或受到惩罚。最后它要求把制造分裂的煽动分子调离乌克兰：“俄共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将那些负责的党的工作人员从乌克兰调往大俄罗斯工作，他们积极参加刚结束的斗争不可避免地使他们自己难以在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基础上同心同德地在党和苏维埃机关中进行合作。”
　　清洗和调换的权力意味着莫斯科对乌克兰党的组织的控制是不受限制的，“俄共的意志”应是地方一切行动的准则。莫斯科提醒他们应时刻记住“依靠俄共的思想和物质援助”，这意味着乌克兰共产党人已丧失了他们最后的一点自治权。借助于人员调动的决定，俄共中央书记处很快将乌克兰反对派成员分散到了整个俄国。一九二〇年秋，席卷全国的党内争论在乌克兰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军事化和工人反对派的反应），[50]但乌克兰已不再是左翼反对派的一个基地，已不再构成一支威胁莫斯科领导的独立力量。

四、军事反对派


　　红军和白军之间的内战并没有使共产党人中的争论走向结束，由左派共产主义者提出的中央权威问题依然存在，而交战问题本身就是争论的一个主要题目。在内战爆发后的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年，红军还处在建设时期，党和军队的领导在组织军事行动方面应采取何种正确的组织形式这个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军事问题的核心是无政府理想主义和偏爱传统组织形式的实用主义的对立，这也正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在工业政策和工人政策上的分歧。
　　当一九一八年三月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危机消除后托洛茨基被任命为军事人民委员时，他就开始在军事领域里运用列宁在经济领域中所采用的强调威信的原则。他提出胜利的公式是:“劳动、纪律和秩序。”[51]然而，托洛茨基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反抗，甚至遭到了共产党军事领导人的反对。一九一八年四月，尼·瓦·克雷连柯（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命的三名军事人民委员之一）由于讨厌托洛茨基而退出了国防领导岗位，并当了司法人民委员。[52]但是，托洛茨基开始全力以赴地建立一支完全新型的武装力量——红军，以代替在革命暴乱中瓦解了的军队。不久，中央军事指挥部和参谋部成立了，并逐渐地将其权威强加到许多形形色色的游击队员和志愿者头上，这些人在一九一八年春夏危急时期都是红军的成员。左派所赞成的通过“流动班组”来进行游击战的办法被断然拒绝了，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不可能完全放弃它。军队中某些民主的组织形式，其中像选举军官，也很快被取消了。托洛茨基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底宣称：“在今日的军队体制下，选举原则看来在政治上是毫无意义的，在技术上也是不切合实际需要的，在法令中实际上也已经被取消了。”[53]在面临敌人的情况下拒不服从者应判处死刑这一规定又无情地被采用了，而这正是革命人道主义者经常攻击的目标。由于采用人民委员和“政治部”的体制，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党组织与军事命令等级制统一起来了。[54]此外，一个新的军官团迅速产生了，其中半数是当年的沙皇军官。这些人有的是自觉地继续服役，有的是被迫继续服役。
　　使用沙皇的军官（“军事专家”）是长期激烈争论的一个根源。一九一八年三月，托洛茨基提出这一办法并仿效列宁在工业领域所拥护的观点，认为应利用“一切在旧的国家机关中充满活力而又有实用价值的人力物力”。[55]对此，孟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直至左派共产主义者大为愤怒。一位左派共产主义者抱怨说：“在军队中，不是被选出来的人，而是地道的反革命分子说了算。”[56]就连列宁本人也延续几个月没有明确表示赞成使用军事“专家”的主张，而一些列宁主义者，特别是党在军事组织中的一些人，在这件事上则积极反对托洛茨基。军内党组织的领袖米·米·拉舍维奇[57]无视托洛茨基抚慰旧军官的努力，反而建议他的同事们要像榨取柠檬的液汁那样去“压榨他们，然后再抛弃他们”。[58]当然这中间掺杂着个人的厌恶，因为拉舍维奇是托洛茨基的对手，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
　　当苏维埃政府在军事方面获得短暂的喘息时机时，关于军事组织问题的争论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举行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期间已经达到了高潮。一部分党员（其中包括许多过去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由于对托洛茨基都很反感，从而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军事反对派。这一集团虽然失败了，但它已给这位军事委员的政治前途以沉重的打击。军事反对派把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斯米尔诺夫看作是代言人，他是前左派共产主义者，在新形成的民主集中主义者集团中曾起过显著的作用。斯米尔诺夫承认有必要使用“专家”，[59]但他反对走得过远。他要求党反对传统的军事组织所带来的种种现象，这些现象已随着加强纪律和使用沙皇军官而重新发展起来了，例如：礼仪、军衔、官兵营房的分离、军官特权、传统的军事规章等。他承认：“规章是必要的，但它必须要与所积累的经验相一致，同时应防止把革命前特殊条件下产生的一切规章制度都加以恢复。”[60]
　　党的领导人不愿受各种批评的干扰，不愿使他们的行动受到任何限制，因此他们的回答是大肆指责反对派，说这些思想是异端邪说：“把主张建立游击队的思想同主张建立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集中的军队的思想对立起来（……），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或轻率思想的可笑产物。”“把游击斗争作为军事纲领来宣传，就等于提倡从大工业回到手工业去。”[61]托洛茨基后来强词夺理地说：“混乱的游击制是以农民为革命基础的表现。因此，反对游击制的斗争是一场争取实现无产阶级国家制度，反对使国家制度走下坡路的无政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斗争。”[62]
　　在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的内部辩论中，托洛茨基遭到了严厉的批评。[63]索柯里尼柯夫（他以托洛茨基的名义）回答说，游击战争利少弊多，它最终会导致“抢劫和掠夺”这种结果，是“冒险家的堡垒”。[64]尽管反对派已证明是异常强大的——有九十五票赞成斯米尔诺夫的决定，但最后的表决结果是以一百七十四票对九十五票通过了托洛茨基的计划。会议还决定给未出席会议的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发一项指示，指示他应更多地重视军队中党员干部的意见。这项指示是由季诺维也夫（他无疑是非常乐意地）转交给托洛茨基的。托洛茨基拒绝了这一所谓的“忠告”，并尖刻地批评了当时担任游击队领导人的克·叶·伏罗希洛夫[65]，因为托洛茨基认为他是发出这项指示的主谋。[66]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发表的有关军事问题的决议在某些实际问题上完全确认了托洛茨基的集中制。然而总的说来，阐述这个问题的语调显然是承认旧的革命理想主义的。决议坚持了关于未来的军队应是没有兵器的民兵这一思想，并认为在军队已经成熟和稳定的情况下应实行军官选举制。[67]
　　反对派在军事同题上获得的一个异常重大的成果是，增强了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不常有的联系，在这方面，不仅最高原则而且最轻微的诽谤都应起到其应有的一份作用。托洛茨基本身的分析无疑已接近了真理。像斯米尔诺夫那样的理想主义者都是军事反对派的基础，他们怀疑的是：“已经掌握政权的新阶级有可能统治和控制旧知识分子这一广大阶层。”除了这一十分成熟了的革命后备力量，军事反对派还有其他的成分，即“无数的党的工作人员，这些人曾秘密地进行斗争，他们看不惯在重要岗位上不可缺少的形形色色的青云直上者”。[68]人们从中不难理解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和他来自察里津集团的追随者所作出的评价。
　　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争斗刚刚开始时，察里津事件已经获得了（过高的）声誉。一九一八年夏，斯大林被派往伏尔加河下游地区，以便保证粮食向北运往俄国中部地区。在察里津（后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他接受了反对白军并保卫城市的任务。那里的红军战术指挥是伏罗希洛夫，政治委员是奥尔忠尼启则。当察里津地方领导竟敢反对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军事最高司令部）的命令时，军事行动出现了严重的不协调。察里津集团激烈反对使用沙皇军官。与他偏爱集中制的做法相反，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站到了反托洛茨基的地方领导一边，而且做得也太过分了，以致托洛茨基威胁着要把伏罗希洛夫提交军事法庭。双方向列宁发出了呼吁，最后斯大林被召回，并确立了托洛茨基在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权威。
　　托洛茨基的胜利是付出昂贵的代价才获得的。当他于一九一八年年底着手整顿俄国南部的苏维埃军队时，斯大林已在莫斯科与季诺维也夫联合策划阴谋来反对他。托洛茨基受到了批评，因为他宠爱沙皇军官。季诺维也夫的朋友，即军事委员会委员斯米尔加和拉舍维奇，当时强烈谴责托洛茨基没有通过法庭诉讼就让枪杀共产党员。[69]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敌视托洛茨基的情绪在党的第八次代表犬会上出现。从这时起，托洛茨基在以列宁为首的大多数党的最高领导人中已成为越来越不受欢迎的人。
　　严格地讲，托洛茨基从来就没有想在军队领导中保持一帮坚定的信徒。在内战期间，他和指挥官以及许多高级政治委员发生过多次激烈的争吵。当一九一九年七月布哈林的对手谢·谢·加米涅夫[70]将军（他与党的领袖列·鲍·加米涅夫无血缘关系）在斯大林的活动下被任命为总司令和布哈林的大多数朋友在改组革命军事委员会过程中不得不退出委员会时，托洛茨基遭到了致命的打击；[71]更有甚者（就卓越的领导艺术而言），托洛茨基仅由于他取得的成就而激怒他的同事们疯狂地反对他。敌视托洛茨基的高级军官，其中像伏罗希洛夫和米·瓦·伏龙芝[72]（他最后作为军事人民委员接替了托洛茨基的职务）忧虑的是，民兵组织和游击战术的争论问题不会从一般的意识中消失掉。在下级军官中，托洛茨基仍然深受欢迎；但在政治方面，军队已受党的军事机关领导，而这些军事机关已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敌人手中。[73]

五、工业管理


　　俄国的工业和军队一样，它的传统领导形式和规章制度已在革命的过程中被摧毁了。一九一八年春，在列宁与左派共产主义者争吵过程中，关于组织工业的问题已提上了日程。人们应将工厂变为独立的、民主的公社，还是应使工人重新服从于经理的权威、劳动纪律、工资刺激和科学的企业领导——这就是说，难道人们仍应采用熟悉的资本主义工业组织形式，企业仍由原来的资产阶级企业家来领导，不同的只是国家变成了所有者？
　　在内战危急时期，即从一九一八年年中到一九一九年年底，在“总管理局”掌管下，经济管理集中化已取得了很大进展。左翼革命纯粹主义者对这种倾向感到不合心意，但有两个情况还使他们满意：工会或工会代表参加了工业的管理；管理工作不是由个人而是由集体来领导。当党的领导开始放弃这两个革命标准并接受所谓一长制方针时，左派开始公开反对。一九二0年初，围绕着工业领导形式和工会作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关于第二个问题的争论使党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这一问题将在下一章作专门的论述。）有关工业问题的争论意义很重大，反对派的失败标志着人们已明显背弃了原来的社会革命纲领。
　　工会领袖托姆斯基向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纲包含了左派的管理思想：“目前在工业中出现的集体管理原则是建设工业管理机构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它是唯一能保证广大的无党派工人群众通过工会来参加管理工作的原则。上自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下至企业领导都应遵循这一原则。”[74]克里茨曼称集体管理制“是符合无产阶级特点的，因而是不符合任何其他社会阶级特点的原则，……是最民主的组织原则”。[75]
　　党内主张集体领导的传统势力是那样的强大，以致列宁本人也觉得有必要承认这一原则，尽管他自从与左派共产主义者展开论战以来就明显偏爱一长制。他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曾这样说：“集体管理必须有工会参加。”但他立即又规定了界限：“……集体管理不应成为实际工作的障碍。”[76]一九一九年十二月，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照旧通过了一项决议，它批准了企业集体领导这一原则。[77]然而，列宁在这一时期（在托洛茨基强有力的支持下）已准备坚持一种更加坚定的观点。一九二〇年一月，他郑重宣布：“集体管理制，……，是在初期即一切需要重新建设的时期所必需的一种萌芽的东西。……，要进行实际工作，就必须采取一长制，因为这种制度最能保证更合理地利用人力，最能保证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检查工作。”[78]
　　左派似乎不愿理会这样一种变化了的社会主义。工会中央理事会两次反驳了列宁关于一长制的辩护，越来越多的工会工作者和地方党组织赞同工会中央理事会的观点。[79]列宁十分明确地回答说：党和国家需要“铁的纪律”，“在劳动时间内绝对服从”和“经济管理集中化”。他概括地解释说：“要以选拔制代替选举制。”[80]当列宁将这一争论问题提交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讨论时，他把这种集体管理称作是“彻头彻尾的幻想、骗局、虚构”。[81]托洛茨基支持列宁的观点，认为集体管理制代表着一个过了时的革命阶段，他说：“被选举出来的同事们，显然是由工人阶级最杰出的代表所组成，但他们并不掌握技术基础知识，他们不能代替上述专科学校培养的、能胜任一种专门职业的技术人员……。集体领导是一个年轻的、革命的、直到前不久还是被压迫的阶级完全自然的反应，这个阶级显然拒绝昨天的主人、首领和指挥官的个人指挥……；但这在建设无产阶级国家经济过程中不是最正确的做法。”[82]托洛茨基还说，集体领导思想实际上产生于孟什维克。[83]
　　民主集中派想寻求一种妥协。他们在党代表大会之前召开的莫斯科区域党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决议把整个问题说成是一个非原则问题。决议说：“集体领导制和一长制的问题不是一个原则性的而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它必须根据各种具体的情况来逐步地加以确定。”[84]他们认为集体领导的实际价值就在于它作为一个“管理大学”，无产阶级能在那里学习担任负责工作，并通过这种办法使资产阶级专家成为多余的人。[85]（托洛茨基把这种思想称作是向混乱发出的邀请。）[86]此外，民主集中主义者还把集体管理制赞扬为“反对本位主义滋长和苏维埃机关官僚化的最强大的武器”。[87]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对这件事作出决定时，列宁的观点象通常一样获得了胜利。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要求：“从上到下切实执行……原则：一定的人对一定的工作切实负责。在讨论或决定问题的过程中采用集体管理制，但是在执行过程中，集体管理制就应当无条件地让位给一长制。”[88]在党代表大会批准通过后，新的政策很快被付诸实施了。[89]
　　象军队一样，工业领域里有关一长制和建立等级制的争论是与使用“专家”问题紧密相联的。已经属于军事反对派的民主集中主义者急迫地建议在经济部门也要限制使用专家。萨普龙诺夫解释说：“没有人反对使用‘专家’的必要性——问题在于，人们应如何使用他们。”[90]
　　当托洛茨基一九二〇年从领导军事工作转为领导经济事务时，他仍坚持认为有必要使用“专家”，并给他们以充分的行动自由。他甚至还这样反驳反对派：“谁害怕这一点，谁就无意识地暴露了他内心对苏维埃政权的极大不信任。”[91]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把人们对使用专家的批评和不信任专家的态度同等看待，决议谴责了 “那种认为在最重要的岗位上不利用资产阶级学校培养出来的专家，工人阶级好像也能解决自己的任务的盲目自大的态度”。决议还预示了在以后几年里将采取纪律措施来反对极左分子，决议警告说：“那些利用落后工人的这种偏见来蛊惑人心的分子，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政党的队伍中是不允许存在的。”[92]
　　一九二〇年展开的工业问题讨论彻底结束了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从那以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军队和股份公司所特有的那种权威等级制和级别制也适用于苏维埃俄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了。从“工人就是在工作台边劳动"这一角度来说革命究竟带来了什么变化呢？这是人们不得不提出的一个问题。当战时共产主义濒于危机时，许多工人和共产党员感到震惊，这是确定无疑的。然而在这期间，苏维埃制度的政治结构已经起了许多变化，它已能控制这种反应所产生的种种影响。

六、政治权力的集中


　　从理论上说，布尔什维克已把地方、地区和全国苏维埃这样的等级制度变为治理的俄国形式。这可以说已接近巴黎公社和一九一七年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思想，即分权制的、直接的民主（然而，它由于城市居民和农民之同的代表比例严重不均衡而受到了限制）。实际上，离真正实现这种民主还相差很远，而坚持要求实现这种理想的反对派正处于被定为“非布尔什维克”的危险之中。在内战年代，苏维埃很快仅剩下一个形式，它只不过是在形式上批准由共产党和“苏维埃机关”中的共产党干部已作出的决定。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被开除出了苏维埃（尽管这两党的残余分子一直存在到一九二〇年，有时处于半合法状态），从而使苏维埃完全失去了它的政治意义。
　　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党和国家的组织问题首次得到了充分的讨论。讨论中人们对苏维埃的衰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民主集中主义者为苏维埃进行辩护，并要求进行改革，以便使它重新成为有效的工人阶级的民主机关。奥新斯基建议：把人民委员会和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合并起来；它们实际上应作为议会内阁发挥职能，而中央执行委员会本身应保留以前授予它的立法权；地方机关应按照类似的方式加以改造，并恢复它们的职责。[93]
　　这种改革思想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反对派的力量太弱，他们之间的意见也不一致。他们对政治组织的设想与共产党关于统治就是“作出决策”的这一基本设想是相抵触的。列宁宣称：“而用议会的办法在专政时期既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能指导党或苏维埃组织。”[94]与执行权交织在一起的立法权被执行机关所吞食，苏维埃代表会议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很快失去了它们的绝大部分权力，这些权力为人民委员会所接管。与此同时，政府机关的权又转交给了相应的党的机关，实际上大部分的决定是由党的机关作出的。在党内每年一次的党代表大会的权力又转到了中央委员会手中，并由中央委员会转到了新的“中央政治局”手中（中央政治局是由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创建的）。权力集中在一个较小的有工作能力的机构手中，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自然过程。较大的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只不过是批准上述小委员会的决议，在共产党的严格纪律下，这种批准工作很快就变成了一种自动的例行公事。这样，苏维埃国家的政治发展就合乎逻辑地导致个人专制。
　　在理论上，共产党同苏维埃制度一样应是最民主的；所有党的负责干部要由党员选举产生，政治路线要在每年的党代表大会上确定。但是，行使权力的实际情况、独裁统治的状况和内战的困境很快使党内民主成了空洞的形式。在中央委员会这一级也很快出现了强烈地希望简化决定过程的要求。在一九一九年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时期，大家一致认为由十五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巳经不能胜任它的任务。党的领导也觉得中央委员会担负的日常行政工作过重。担心党的民主将丧失的人认为，中央委员会太小了，以致不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反对派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真正能起作用的党的议会。乌克兰人斯克雷普尼克抱怨说：在作出最终决议之前，许多重要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通过讨论提出党的集体意见，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政党，才能把它的集体意见付诸于实践。”[95]
　　奥新斯基把这种思想具体化了，他建议把中央委员会上升为一个真正的集体机关，并给予它实际的决定权；不过，他竭力避开对议会制的谴责。他表示了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在一九二三年再度出现有很重要的意义：“有必要广泛地接受工人加入中央委员会；有必要吸收足够数量的工人，以便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央委员会无产阶级化。”[96]与此同时，他还建议中央委员会成员应从十五人增加到二十一人。
　　对此，党代表大会原则上表示同意。所以，中央委员会增加到十九名委员和八名候补委员。在新成员中，有明显赞同托洛茨基温和的左倾思想的代表，如托洛茨基的忠实信徒拉狄克、拉科夫斯基和列·彼·谢列布里亚科夫[97]。另外几个新成员是加里宁（他是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即国家元首）和托姆斯基。在军事问题争论中已经站在对立面的索柯里尼柯夫和拉舍维奇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显然，想通过扩大中央委员会来使普通党员获得更大监督权的试图，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因为“统治就在于决策”的这种思想依然存在。扩大中央委员会就意味着降低工作效率，从形式上说，进行领导的是中央委员会，但由于它过于庞大，领导权又不得不移交给委员会内部的一个很小的核心集团。
　　实际上，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正式批准了这种集中权力的作法，因为大会决定了一项重要的集中化措施——设立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五名中央委员被选进政治局，他们是：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的信徒克列斯廷斯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加里宁成了候补委员。[98]组织局在它成立的第一年里还没有固定的成员，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它是由大多数申央委员会成员轮换地组成。[99]值得注意的是，组织局成员名单上没有斯大林的名字；斯大林还没有开始插手党的组织工作。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对中央委员会组织工作中的缺点也作出了反应。曾掌管党的组织事务的斯维尔德洛夫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前逝世了。党的档案文件大部分都在他的记忆中，随着他的去世也都丧失了。为了避免将来再出现这种问题，改组了书记处，它有一个较正式的组成和一个由组织局委员领导的技术参谋部。[100]克列斯廷斯基被任命担任这个职务，他因此成为当时党内最有权力的人物。[101]
　　就技术工作而言，这些新的组织机构只不过是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但它们很快成了它们当时所主管的领域的最高权力机构，它们确定一般政策和管理党的组织。这样，决定权限的集中因此又进了一步，国家实际上是通过政治局的指示来统治的，而这些指示又是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加以公布的。按此方式苏维埃这个更大的团体也同样地失去了它们的权力，而由人民委员会来行使它们的权力。
　　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党的最高领导是比较稳定的；它是由列宁主义者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温和派这两个势均力敌的那部分所组成。由于联合问题而在一九一七年辞去职务的右派分子逐渐地又被接受加入中央委员会（加米涅夫于一九一九年，李可夫于一九二〇年）。在一九二〇年选出的新的候补委员中还有莫洛托夫。政治局在一九二〇年以前没有什么变动，组织局的成员也最终确定了，他们是：克列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李可夫和斯大林。[102]与此同时，书记处扩大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列布里亚科夫担任了克列斯廷斯基的副手，显然，这三个人全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一九二〇年三月，托洛茨基和他的集团的威信已经提高到空前的程度。
　　在同一时期，类似的专制倾向已在共产党基层组织显露出来。一九一九年年底，整个党实际上已是一个事业组织，它全力以赴地领导内战。列宁坚定不移地坚持绝对的纪律，他说：“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经验……表明，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103]由此得出的结论说：“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104]
　　“上级机关的一切决议下级机关绝对必须执行。”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说，“每个决议首先是应当执行，只有在执行以后才可向有关的党机关提出申诉。”人们像大革命前那样严格地强调了集中制：“党的工作人员的全部分配工作由党中央委员会掌握。它的决议大家都必须执行。”[105]在克列斯廷斯基领导下的书记处已把这项原则付诸于实践，并开始随心所欲地调动党的干部——出于各种政治原因，以便结束个人冲突和遏制反对派。[106]
　　集中制作为战争的不可避免的需要而被普遍地接受了，它甚至也为民主集中派所接受。战争结束后，人们再次要求使党的机关重新变成一个更多地执行分权制而很少实行官僚制的组织。实际上这一点从未实现过。内战在组织方面造成的后果已成为左翼反对派希望把党建成一个民主的组织所不可逾越的障碍。
　　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一场反对党内权力过分集中的风暴。大会的第一个发言者，即当时的“区联派”分子尤列涅夫首先指责说：“在上次党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在集中制问题上已作出了'纸上的许诺但后来它执行的政策……完全与党代表大会的决议相反。”他要求：中央委员会应是“一个负责的部，而不应是一个不负责的政府”。[107]加米涅夫以党领导的名义用党经历了一切艰苦的斗争作为理由来解释目前出现的状况，他说：“是的，我们曾借助于专政来实行管理，但如果我们在发生非常事件期间召开中央全会并按照议会的办法来决定问题的话，那么我们无疑已经毁灭了革命……。我们不得不实行建立在完全信任的基础上的专政，正因如此，我们才贯彻了正确的路线……。”[108]的确，中央委员会曾享有这种信任，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的各次代表大会上，绝大多数代表都站在以列宁为领袖和以党的统一为理想的旗帜之下。
　　主要使左派对集中制引起反感的是按官僚制建立起来的“政治部”，它取代了至少还是按民主制建立起来的地方党委会。随着这一部机构的建立，有关企业、工业部门、地方或有关组织的全部政治活动都得服从于上面的严格控制。这种新方法来自于军队；就象从一开始让人理解的那样，政治部是一个军事专制机构，它的任务是向下作宣传，而不是向上转达各种意见。在顿涅茨盆地煤矿使用政治部是特别起作用的，它既能压制反对派，又能提高工业生产。然而，这就是斯大林的杰作——是他偏爱专制方法的早期见证。[109]
　　萨普龙诺夫认为，政治部的扩展是整个党内灾难性发展趋势的标志：
　　“它（中央委员会）要以政治部主任代替煤矿工业的党委会……省委会已被有计划地取消了……中央委员会认为（地方）党委会有资产阶级的偏见，它是保守主义的，它已达到背叛的地步；而采用新的形式就是以政治部代替党委会，政治部的领导本身可以代替选举出来的委员会……你们要使党员变成听话的留声机，并以领导人的身分命令他们：去工作吧，去鼓动吧！但他们却无权选举自己的委员会和自己的组织。
　　我要向列宁提问：由谁来任命中央委员会？难道你们认为，在这里也可以实行一长制！在这里也将任命一个唯一的司令官。尽管现在还没有出现这种现象，但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么，革命就将失败……
　　列宁同志……请允许我们这些愚昧者向您提一个问题，如果您按这种制度行事的话，难道您认为这将是最好的革命吗？”[110]
　　一九五六年突然想对斯大林主义弊端加以解释的共产党人，似乎可以从这里开始进行他们的研究，以便找到他们的答案。
　　民主集中派具有很强的洞察力，以致实际存在的一大弊端没有逃过他们的眼睛，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关于党组织的基本设想。就象列宁所阐述的那样，以及形形色色的共产党人所认为的那样：统一是至高无上的；党应成为阶级斗争中最坚强的先锋队；全体党员和所有地方党组织必须无条件地维护党的纪律，这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在与党外人士保持各种关系的同时必须拥护党代会和中央委员会或者政治局和列宁确定的路线。
　　民主集中派的改革建议是好的，但他们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例如他们没有考虑采取有效的措施，以保证地方组织的独立性。他们只是抗议党中央不尊重地方委员会的权利，如中央指派地方领导干部或将地方党委会下级机关直接置于莫斯科党的书记处控制之下等。民主集中派的错误是：他们企图改组最高政治领导机关，重新调整政治监督的形式或试图向领导层输送新鲜血液，而不去从根本上触动滥用权力的真正发源地。
　　集中化的发展过程和压制反对派的做法早在内战时期党的文件中就已清楚地表露出来，但这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列宁的集中制是在革命任务得到解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才完全实现的。早期人们能大胆地向列宁提出某些批评，这与后来笼罩全党的那种令人窒息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照。一九二三年，反对派分子就象回顾党内民主的黄金时代一样回顾了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实际上在一九二一年之前反对派的权利是为党的领导所承认的。季诺维也夫说：“每个同志只要认为有必要将党和苏维埃的航船引向另外一个方向，他就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是他的权利。”[111]接着，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短暂的民主时期出现了。在这个时期里，反对派使用他们的权利，并几乎改变了国家航船的组织方针。

七、伟大的党内民主时代


　　一九二〇年秋，共产党人赢得了内战的胜利。最后一次较大的战役也已接近尾声，那是一场与波兰人作战并攻克白军弗兰格尔[112]集团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最后一个堡垒的战争。当战争压力消除时，反对派抗议共产党党内专制制度的风波重新出现。自一九一八年左派共产主义者运动被击败以来，列宁的权威已不再受到严重威胁。
　　但是，党组织的官僚主义问题和党内“上下级”关系问题（也就是党内主要领导干部与一般党员之间出现了一条鸿沟）仍是引起人们不满的主要原因。一九二〇年年中，党的领导对这个问题和它在党的队伍中所产生的影响已流露出忧虑的心情。坚决反对破坏民主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尽管他当时已是党的最高书记处书记）起草了几份有关官僚主义问题的提纲。这些提纲经过修改后作为中央委员会的通报在党内进行传阅。[113]通报中承认：革命的理想被实用思想、官僚主义例行公事和追求名利的自私自利所扼杀。然而，除了这些老生常谈外，这份通报与其说是抨击了所谓的弊端，不如说是在极力为这些弊端进行辩护，因为通报中说：不要抓住一个按官僚制组织起来的党和国家的问题不放。恢复平等的要求被作为一种煽动而遭到拒绝。改革中央委员会的思想基本上被篡改为在官僚制内部进行改良的思想；它强调的是，加强对上面的监督，提高工作能力和道德水平，以及通过提拔来酬报功绩。
　　显然，一般党员对这一通报是不满意的。不久，设立了一个检查组织问题的专门委员会。有两名极左派作为“党内反对派的正式代表”,参加了这个委员会，他们是工人反对派（他们自称为工会左派）的代表叶·尼·伊格纳托夫和民主集中派代表萨普龙诺夫。[114]这两个人的任命是值得注意的，它表明已充分承认反对派的权利；对于这一点，党的领导在任何时候都能充分加以肯定；并且使人清楚地看出，极左派在一九二〇年这段时间内已是多么的强大。当一九二〇年九月党的第九次代表会议召开时，民主反对派正处在它发展的全盛时期。
　　党的第九次代表会议对党的机器操纵一切的做法提出了一系列的尖锐批评：与地方组织未能保持足够的联系；无计划地调动党的工作人员；没有充分注意引导人民去完成经济任务；党的教育工作缺乏集中领导（这是对书记处宣传鼓动部领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抨击）；组织机构普遍地不能适应向其提出的要求。[115]已加入民主派的布勃诺夫解释说：“最近半年里，根本就没有公布组织工作政策。”然而，尽管有各种各样的不满情绪，党的领导仍能使代表大会接受一项决议，批准了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宣传鼓动部的工作例外），并承认近期在加强党机关工作方面所取得的成绩。[116]
　　在这以后，批评的重点改变了。[117]萨普龙诺夫再次重申了民主集中派有关“官僚主义集中制”的论据和工业、政治组织中一长制所具有的危险性；他还说：在党的各级机关中，“官僚主义”已盛行起来。他认为最好的药剂是反对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影响和加强党机关中的集体领导。尤·赫·卢托维诺夫[118]谴责领导在对付反对派时所使用的办法。按照他的观点，危机的真正原因在于滥用中央权威，以及中央委员会事实上已将它的职能从“领导”扩大到“管理和执行”上。
　　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领导和反对派之间的真正分歧更多地在于强调的重点不同，而不是在于基本原则有所区别。双方一致的意见是：官僚主义或组织上的削弱都是危险的；他们的意见分歧仅在于哪种情况更危险。党的领导主张保持组织上的强大，以便战胜反对派；这一点明显地表现为他们后来是何等充分地利用权力。他们公开宣称：党的头号任务是反对伪称保护党的下层，反对最高领导的那种“意识形态上的偏离行径”。[119]这时，左派却不去反对加强党的机关，他们同多数派一样，坚决批评书记处的工作缺点，他们天真地认为组织是反对官僚主义的有效武器。而这种态度在逻辑上是与他们的立场相违背的。
　　为此目的，代表会议采取了一项具体的措施：建立了若干监察委员会，即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各省党组织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由七人组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捷尔任斯基（托洛茨基当时的两名追随者）、列宁分子穆拉诺夫和地方组织的四名代表。[120]各监察委员会应当克服所有众所周知的官僚主义毛病和代表一般党员的利益。左派丝毫没有让人看出，他们不是从内心同意这种思想的。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发表一项空洞的民主宣言而告结束。这项宣言——关于党组织的决议——与其说象党领导的声明，不如说更象极左派的论坛。决议要求：“……必须更广泛地开展对党的地方机关和中央机关的批评”，必须停止由中央来任命地方党组织书记的做法，同样“不容许采取任何压制手段来对待那些对党所决定的某些问题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决议特别强调的是：有必要再次引导全党重视为实现广泛的平等而斗争，第一是在党内；第二是在无产阶级内部，而主要是在劳动群众中；第三是在各种官员和各种干部的关系方面。特别是必须规定切实有效的办法来消除“专家”、负责工作人员同劳动群众之间的不平等现象（生活条件方面、工资数额方面，等等）。[121]
　　这是共产党自由主义的顶峰，它与一九〇二年的列宁主义相差十万八千里。党不得不正式支持如此具体的民主原则这一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左倾思潮当时是多么的强大。很显然，党的领导认为作出这种适当的让步是必要的，以便牢牢地掌握党的机关和获得喘息时机。列宁没有使用诽谤性的语言,据说，他称一九二〇年的反对派是“完全健康的、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是由努力进行军队建设向和平建设过渡的自然反应。[122]但目的就是统一，而让步也仅是为达到这一目的。然而，这种情况持续不久，因为有一些事件不允许让步。



[1] 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Антон Иванович Деникин，1872年12月16日——1947年8月8日），1892年和1899年先后毕业于基辅步兵士官学校和总参学院。1905年参与日俄战争。1914年晋升为基辅地区驻军司令，后前往加里西亚指挥作战。1916年指挥第八集团军发动了对罗马尼亚的进攻。二月革命后出任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最高统帅参谋长、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司令，辅佐三任总司令。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受到牵连，于1917年9月同科尔尼洛夫一同被捕。十月革命后越狱逃往俄国南部，与科尔尼洛夫等在北高加索组织了一支由一部分黑海舰队、“士官生”、顿河哥萨克、高加索各地区、乌克兰军区白军组成的“志愿军”进行反对俄共（布）的军事行动。1918年4月任“志愿军”司令。同年秋，在协约国扶持下担任“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在其盘踞地区建立地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他率领白卫军从顿河出发由南方北上，大举进犯莫斯科，并几乎攻占莫斯科，但10—11月被红军击溃。进攻莫斯科失败和北高加索白卫军被粉碎后，率部退入克里米亚半岛，领导地位也被迫交给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1920年开始先后流亡到英国，比利时，法国等地。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美国去世。——录入者注

[2]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尤登尼奇（Никола Николаевич Юденич，1862年7月30日——1933年10月5日），俄国步兵上将，苏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白卫军首领之一。生于莫斯科。1881年和1887年先后毕业于亚历山大军事学校和总参学院。1902年起任团长、旅长，参加过日俄战争。1907年起历任军务总监、喀山军区和高加索军区参谋长等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任高加索集团军参谋长，1915年1月任高加索集团军司令。同年晋上将。1916年参与指挥埃尔祖鲁姆战役和特拉布宗战役。1917年3月升任高加索方面军总司令，5月退役。1918年侨居芬兰，后迁居爱沙尼亚。1919年7月任白卫军西北集团军司令，两次率部进犯彼得格勒。同年11月被红军击溃，其残部退到爱沙尼亚后被解除武装。1920年流亡英国。1933年死于法国。——录入者注

[3] 参阅多布：《苏联自一九一七年以来的经济发展》，第89—90页。

[4] 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从工人监督到工人管理》，一九一八年莫斯科版，第24页。

[5] 参阅布勃诺夫：《苏联共产党（布）》，《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第十一卷，第453页。

[6] 参阅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188页。

[7] 列夫·纳坦诺维奇·克里茨曼（Лев Натанович Крицман，1890年10月22日——1938年6月17日），早年参与了1905年革命，因受到迫害而移居国外。1918年加入俄共（布）。1920—1921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1921年任苏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3年任共产主义学院主席团成员和《真理报》编委会委员。1928年任共产主义学院土地研究所所长。1928—1931年任苏联中央统计局副局长兼俄罗斯土地革命研究委员会副主席。1931—1933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8年逝世。——录入者注

[8] 克里茨曼：《俄国革命的英雄时期》，莫斯科—彼得格勒一九二六年版，第71、77页。

[9] 参阅布哈林：《转变时期的经济学》，一九二二年汉堡版，第55—60页。

[10] 克里茨曼：《俄国革命的英雄时期》，第129页。

[11] 季莫菲伊·弗拉基米尔·萨普龙诺夫（Тимоф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Сапро́нов，1887年？月？日——1937年9月28日），早年参与了1905年革命。1912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19年任莫斯科执行委员会主席，内战期间在哈尔科夫与邓尼金部队作战，1920—1921年任哈尔科夫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年起是民主集中派领导人。1921—1924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兼小人民委员会主席。1922年随团参加了热那亚会议。1922—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3—1924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1923年起是左翼反对派领导人。1926年成立“十五人集团”。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克里米亚，流放期间继续坚持斗争。1935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5年徒刑。1937年再次被捕并遇害。1990年平反。——录入者注

[12] 转引自托洛茨基：《斯大林》，第202、299页。

[13] 参阅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民族问题》，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第446—447页。

[14] 参阅列宁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党纲的报告》，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139—142页。

[15] 参阅布哈林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6] 参阅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一卷，第261、265、266页。

[17] 参阅皮达可夫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8] 参阅列宁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148、168页。

[19] 同上，第193页。

[20] 参阅索·纳·拉维奇：《乌克兰共产党（布）史》，一九二三年哈尔科夫版，第51—53页。

[21] 参阅埃·约·克维林在乌克兰共产党（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我们的意见分歧》。

[22] 参阅弗·彼·扎东斯基：《乌克兰共产党（布）五周年纪念日》。

[23] 参阅克维林在乌克兰共产党（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我们的意见分歧》。

[24] 埃曼努埃尔·约诺维奇·克维林（Эммануил Ионович Квиринг，1888年9月1日——1937年11月26日），1912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在《真理报》担任雇员。1917—191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主席。1918—1919年是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成员，期间担任乌共（布）中央书记。1923—1925年任乌共（布）中央第一书记。1927—1931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兼铁路人民委员。1934—1937年任联共（布）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1937年10月被捕，11月遇害。1956年平反。——录入者注

[25] 雅科夫·阿尔卡季耶维奇·雅科夫列夫（Яков Аркадьевич Яковлев，1896年6月9日——1938年7月29日），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主席。1918年任弗拉基米尔省执行委员会主席、莫斯科金属工人局局长。1919年1月领导了哈尔科夫武装起义。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9—1937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37年7—8月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37年10月被捕。1938年遇害。1957年平反。——录入者注

[26] 参阅拉维奇：《乌克兰共产党（布）史》，第58—64，84—86，90—96页。

[27] 参阅伊·尼·波波夫：《乌克兰共产党（布）党史梗概》，1929年哈尔科夫第二版，第186—187页。

[28] 参阅拉维奇：《乌克兰共产党（布）党史》，第55、56页。

[29] 参阅拉维奇：《乌克兰共产党（布）党史》，第117、118页。

[30] 参阅《卡尔全集》第2卷，第159、160页，注释4；披波夫：《乌克兰共产党（布）党史梗概》，第190页。

[31] 参阅伊万·马尔琴科：《保罗季巴党：乌克兰共产主义史中的一章》，一九五四年纽约版，第120、121页。

[32] 参阅拉维奇：《乌克兰共产党（布）党史》，第55页。

[33] 扎东斯基：《乌克兰共产党（布）五周年纪念日》。

[34] 参阅拉维奇：《乌克兰共产党（布）党史》，第123—125页；波波夫：《乌克兰共产党（布）党史梗概》，第183、184页。

[35] 涅斯托尔·伊万诺维奇·马赫诺（Нестор Іванович Махно，1888年10月26日——1934年7月25日），乌克兰无政府主义者，十月革命后，在乌克兰组建了代表落后农民的“黑军”，既反对红军，也反对白军。1921年，黑军被红军粉碎后，流亡国外。——录入者注

[36] 同上，第107—118页。

[37]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组织问题》，《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567页。

[38] 参阅《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第79—83、91—94页。

[39] 参阅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关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589页。

[40] 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彼得罗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Петровский，1878年1月23日——1958年1月9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当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191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4年被捕，1915—1917年间被流放。二月革命后任雅库特民政委员会主席。1917年7月起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委委员、全俄立宪会议议员。1917—1919年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加入契卡。1918—1919年、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8—1919年、1919—1920年、1920—1938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兼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19—1920年任全乌克兰革命委员会主席。1921—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38年任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6—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7—193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主席。1938—1939年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1939年受到批判，被解除一切职务。1940年改任革命博物馆副馆长，后退休。1956年受邀参加苏共二十大。1958年逝世。——录入者注

[41] 参阅中央委员会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发表的通报，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587、588页。

[42] 参阅雅科夫列夫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会议记录》，一九三四年莫斯科版，第62页。

[43] 参阅波波夫：《乌克兰共产党（布）党史梗概》，第220页；拉维奇：《乌克兰共产党（布）党史》，第156、158—160页。

[44] 同上，第160—162页。

[45] 同上，第149、150、155、156页。

[46] 参阅布勃诺夫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47] 参阅拉维奇：《乌克兰共产党（布）党史》，第152页。

[48] 列宁：《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49] 参阅中央委员会一九二〇年四月七日给乌克兰共产党（布）各级组织的指示，见拉维奇：《乌克兰共产党（布）党史》附件12，第235—238页。

[50] 参阅波波夫：《乌克兰共产党（布）党史梗概》，第234—235页。

[51] 托洛茨基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俄共莫斯科市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劳动、纪律和秩序》，《托洛茨基全集》第十七卷第一分册，第155页以后各页。

[52] 参阅克雷连柯传，见《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第一分册附件，第246页。

[53] 托洛茨基：《劳动、纪律和秩序》，《托洛茨基全集》第十七卷第一分册，第171—172页。

[54] 参阅沙彼罗：《共产党权威的由来》，第241—243页。

[55] 托洛茨基：《劳动、纪律和秩序》，《托洛茨基全集》第十七卷第一分册，第162、170—171页。

[56] 索凌：《左派共产主义者党团》，第137页。

[57]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拉舍维奇（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Лашевич，1884年？月？日——1928年8月30日），出身于敖德萨一个商人家庭，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曾多次被捕，被关押五年。1915年应征入伍，曾两次负伤。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内战期间历任第3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集团军司令、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一系列高级军事职务。1925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副陆海军人民委员。1923年时是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1926年参加联合反对派，1927年12月被开除出党。1928年死于哈尔滨。——录入者注

[58] 参阅亚·费·伊林—热涅夫斯基：《掌权的布尔什维克》，一九二九年列宁格勒版，第87—98页。

[59] 参阅弗·米·斯米尔诺夫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60] 同上。

[61]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军事冋题》，《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554页。

[62]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01页。

[63] 参阅多伊彻：《武装起来的预言家》，第431页。

[64] 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02页。

[65] 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Климент Ефремович Ворошилов，1881年2月4日——1969年12月2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后逃脱。1908年再次被捕。1913年获大赦。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在卢甘斯克组织红军游击队。后任第10军军长。1919年改任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4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3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年1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年至1960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40年改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二战后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年退休。——录入者注

[66] 参阅中央委员会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的会议记录。

[67] 参阅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军事问题》，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554—558页。

[68] 托洛茨基：《斯大林》，第297—298页。

[69] 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给中央委员会的信，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953号；见多伊彻：《武装起来的预言家》，第425—426页。

[70]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加米涅夫（Сергей Сергеевич Каменев，1881年4月4日——1936年8月25日），1898年入伍。一战期间在第1军工作。二月革命后任第30波尔塔瓦兵团司令。十月革命后任第15军团参谋长。1918—1919年任东部阵线红军总司令。1919—1924年任苏俄武装力量总司令。1924—1925年任红军督察。1925年3—11月任红军总参谋长。1925—1926年任红军总检查员。1926—1934年任红军总局局长。1927—1934年任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兼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4—1936年任红军防空总司司长。1936年逝世。——录入者注

[71] 参阅多伊彻：《武装起来的预言家》，第433—436页。

[72] 米哈伊尔·瓦西利维奇·伏龙芝（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Фрунзе，1885年2月2日——1925年10月31日），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8月任雅罗斯拉夫尔军区军事委员，同年12月又被任命为第4集团军司令员。1919年8月改任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司令员。1924年3月被任命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并兼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军事学院院长。1925年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陆海军人民委员。1925年10月31日在一次手术中因药物过敏而逝世。许多人怀疑他是被斯大林暗害的。——录入者注

[73] 参阅沙彼罗：《共产党权威的由来》，第247—252页。

[74] 托姆斯基向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提交的提纲：《关于工会的任务》。

[75] 参阅克里茨曼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76] 列宁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八卷，第357、358页。

[77] 参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代表大会记录》，第535页。

[78] 列宁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卷，第278页。

[79] 参阅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二卷，第190页。

[80] 参阅列宁受中央委员会委托向第九次代表大会提交的提纲：《工会和它的任务》，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卷，第436页。

[81] 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卷，第408页。

[82] 托洛茨基：《专制与民主》，1922年纽约版，第115页。

[83] 同上，第161页。

[84] 《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文件集》，第571页、附件75。

[85] 马克西莫夫斯基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86] 托洛茨基：《专制与民主》，第16页。

[87] 奥新斯基、萨普龙诺夫和马克西莫夫斯基：《关于，集休管理制和一长制的提纲》，《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文件集》附件14，第538页。

[88] 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10页。

[89] 举例来说，在彼得格勒市，实行集休管理的企业的比例一年后巳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份的52%减少到17%。参阅《俄国的劳力状态》一九二五年伦敦版，第50页。

[90] 萨普龙诺夫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91] 托洛茨基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92] 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12页。

[93] 参阅奥新斯基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94] 列宁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138页。

[95] 斯克雷普尼克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96] 奥新斯基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97] 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谢列布里亚科夫（Леонид Петрович Серебряков，1888年5月30日——1937年2月1日），出生在萨马拉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曾在多地领导地下工作。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19—1920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兼南方阵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19年3—11月任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兼红军政治局局长。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兼组织局委员。1922—1924年任副铁路人民委员。1923年起是左翼反对派领导人，参与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塞米巴拉金斯克。1929年投降，1930年1月恢复党籍。1936年8月再度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7年1月30日被判处死刑，2月1日遇害。1986年平反。1987年恢复党籍。——录入者注

[98] 见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中央委员会《消息报》。

[99] 同上。

[100] 参阅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组织问题》，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505—507页。

[101] 参阅克列斯廷斯基传记，见《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第一分册附件，第233页。

[102] 参阅克列斯廷斯基：《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组织报告》，见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四日《真理报》。

[103]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181页。

[104]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201页。

[105]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组织问题》，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567、568页。

[106] 参阅克列斯廷斯基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07] 尤列涅夫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08] 加米涅夫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09] 奥新斯基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参见加米涅夫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10] 萨普龙诺夫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11] 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12]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Врангель，1878年8月27日——1928年4月25日），苏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白匪军头目之一，曾是沙皇俄国的陆军中将，参加过日俄战争，十月革命后投靠白军，1920年初因与邓尼金不合，被排挤出白军，同年4月初在协约国支持下接任克里木白军总司令一职，当年年底，白军被彻底击溃后，弗兰格尔即逃窜国外。——录入者注

[113] 参阅一九二一年三月七日的中央委员会《消息报》，第5页。

[114] 参阅《中央委员会有关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到第十次代表大会这段时期的总结报告》，见一九二一年三月七日的中央委员会《消息报》，第5页。

[115] 参阅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的《真理报》。

[116] 参阅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六日的《真理报》。

[117] 参阅一九二〇年九月三十日的《真理报》。

[118] 尤里·赫里桑佛维奇·卢托维诺夫（Юрий Хрисанфович Лутовинов，1887年？月？日——1924年5月7日），俄国工人革命家，出生于卢甘斯克（Луганск），当过金属工人，190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活跃于金属工会，1918年春担任卢甘斯克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内战期间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俄国金属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委员以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等职务，内战结束后担任过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曾组织和领导了工人反对派。1924年5月7日自杀身亡。——录入者注

[119] 参阅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第九次代表大会到一九二〇年九月十五日这段时期工作的总结报告，见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八日的中央委员会《消息报》，第7页。

[120] 参阅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44页。

[121] 参阅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40—43页。

[122] 参阅季诺维也夫一九二六年十月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的《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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