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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理查德·D·沃尔夫《理解马克思主义》(2019)
第二章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
——卡尔·马克思
是什么促使卡尔·马克思从一个成长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中部的年轻人转变为资本主义批判者的?答案是部分由于18世纪末的美国(南北战争)和法国革命。马克思主动采纳了它们的主要诉求:在法国是自由、平等、博爱,在美国是民主。他希望这些诉求能在现代社会中实现。他曾相信法国、美国革命者提出的资本主义制度比人类历史上的封建制度、奴隶制度和其他旧的制度更好。他也曾相信——像同时代的许多其他年轻人一样——资本主义将能够带来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就像法国和美国革命者承诺的那样。
然而在他成年之后,也就是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之间相隔的大约75年时间里,所发生的一切,在马克思的思考中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革命中成功诞生了资本主义体系,在马克思居住的西欧蓬勃发展。旧式的,由奴隶主和奴隶、封建领主和农奴组成的经济制度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取代他们的是在新生资本主义体系中相对“自由”的男男女女组成的雇主和雇员。但在马克思的见闻体验中,资本主义并没有实现自由、平等、博爱或者真正的民主。甚至,它几乎没有显示出向这些方向发展的迹象。
与资本主义鼓吹的恰恰相反,当卡尔·马克思环顾他那个时代的欧洲时,他看到了和在查尔斯·狄更斯(或埃米尔·左拉、马克西姆·高尔基、杰克·伦敦)的小说中出现差不多的东西。他发现,饱经风霜的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工人,与那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一小部分人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工人们生活贫困、没有受过教育,而且普遍是文盲。马克思感到,资本主义背叛了无数人为之流血牺牲的庄严承诺,而这些被马克思本人尊敬的革命者们曾与奴隶制、封建制进行过殊死斗争。最终,资本主义没能带来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
于是马克思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那就是去搞清楚他最大的困惑——资本主义到底发生甚么事了。为什么资本主义没能实现它的诺言?它是否尝试过却最终失败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失败了?他开始进行研究,并且和他最亲密的战友共同著书立作,这其中就包括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性理解方面的贡献。
他发现,资本主义之所以未能实现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是因为资本主义自身结构和资本主义社会建构本身就是实现这些崇高目标的障碍。在发现这一点之后,马克思便把实现人类宏伟理想的事业确立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马克思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要想在实现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方面取得真正的进步,就必须改造社会的经济制度——从资本主义转向他所定义的社会主义。
产生这一结论的研究根植于人类历史。资本主义之前的历史为马克思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而在此前的两种体系便是奴隶制和封建制,这两者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
奴隶制经济制度将从事商品和劳务生产、分配的人分为两类:奴隶主和奴隶。财富、权力和话语权完全受奴隶主支配,而奴隶是其财产。一般来说,奴隶从事生产和分配工作,而奴隶主则主要对奴隶进行监管。旧式的奴隶社会是由奴隶主规划、管理和经营的,他们也使得这一制度得以延续。奴隶主想一直当统治者,而他们的子女将接替他们享有特权。如果你作为奴隶出生在那个社会,你几乎永远都是奴隶,你的孩子也会成为奴隶。在与主人的那种关系下,奴隶极少体验到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
而在封建制经济制度中,奴隶主。和奴隶的位置消失了,代之以领主和农奴。在欧洲封建制下,领主监督并支配从事劳作的农奴,就像奴隶主保持对奴隶统领关系那样。然而,虽然农奴不像奴隶那样是财产,但与奴隶一样,他们生来就处于同其父辈一致的社会地位。
与作为经济制度的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相比,资本主义既与之不同又有相似之处。它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推翻先前的制度以建立资本主义的革命者大都坚持要把奴隶和农奴从依附地位中解放出来,并宣告他们完全的自由和平等。任何人都不能被束缚在奴隶式或农奴式的奴役中;这样,他们才可以从这些奴役中获得自由。
最后,资本主义的捍卫者和拥护者普遍支持政治民主化,将政治中的一人一票权普及到占比持续扩大的成年人口。
不管怎么说,资本主义在一个核心的关键层面上与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是类似的。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确立了这一核心观点,作为他解释“剥削”的一部分。在奴隶制下,由奴隶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一旦生产出来,就立即、全部成为主人的财产(奴隶本人更是如此)。主人决定是否、何时、如何以及多少将奴隶的产出返还给奴隶,以便后者进行再生产(吃、穿、住等)。这个结果可以用把奴隶的一日工作时长分成两部分来表示:第一个部分是其产品返还给奴隶自己消费的部分,马克思把这部分称为奴隶的“必要劳动”;第二个部分是奴隶的劳动产品让渡给主人保存和使用,马克思称此为“剩余劳动”,这部分是奴隶主允许奴隶从事的,超出奴隶各种再生产水平需要的劳动。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封建主义。在那里,农奴被分配给予一定土地进行一定时间的耕种,但有一个前提,即农奴在该土地上该耕种时间的产品由农奴保存,以供农奴自己的家庭消费。而农奴的另一部分劳动时间则被分配在领主的领地上完成,领主同样保留这部分的产品。那么,必要劳动就是农奴在分配给自己的土地上所做的事情,而剩余劳动则是农奴总劳动时间中花费在领主领地上的那一部分。马克思之所以把奴隶和农奴称为“被剥削的”劳动者,正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一部分劳动及其产品被劳动者本人以外的人占有了。
马克思的结论非常犀利:资本主义仍与奴隶制和封建制相似,是因为(1)它也把生产和分配商品、劳务的参与者分为两个群体(雇主和雇员),并且(2)它也把劳动者的工作时长分为必要和剩余两个部分。
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之间仅仅是这些分工的形式不同,分工本身是基本相同的。在资本主义中,当雇员同意工作,比如说工作一个星期,然后星期五下午领取工资。这一周内,雇员的劳动构成了雇主截至周末售出的全部产品。全部产品的总销售收入由以下构成,一部分等于生产该产品所耗费的成本,这个部分通常被用于弥补投入的开销;雇主销售收入的另一部分又分为两块:一块作为工资给了雇员,另一块由雇主自己保留用于消费使用。工资,是劳动者必要劳动时间的产物,(雇主留存的)销售盈余则是劳动者剩余劳动时间的产物。资本主义下的“自由”劳动者——那些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工资的人,就是这样被剥削的,就像奴隶和农奴那样的“不自由”劳动者一样。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从来没有超越那些少数人支配多数人的经济模式。资本主义只是以一种新的模式取代了奴隶主/奴隶和封建领主/农奴的二元对立。处于支配和剥削地位的少数人仍然存在,它只不过有了一个新名字:雇主。
被支配和被剥削的多数人也仍然存在,但也有了新的名称:雇员。正如奴隶制和封建制下所发生的那样,资本主义中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扮演了并发挥着主导的社会角色、作用。雇主们控制着政治家和社会发展的方向,他们在工作场所做出一切关键的决定,他们支配着一切。而广大人民群众处于从属地位。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未能实现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一个关键基础就是资本主义企业的内部组织。在那里,最高层的一小撮人(主要是企业的所有者和高层管理人员)做出了关于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在哪里生产以及如何处理员工的剩余劳动成果的所有关键决定。雇员被系统性地排除在这些决策之外,但他们必须承受这些决策的结果。
这不是在顺应民主的历史潮流,这是在背离它。
1883年,马克思去世。在此后的135年里,他的思想传播到了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迥异的人们从马克思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写、所说和所做之中发现了巨大的价值。地球上每个国家都有马克思主义组织、马克思主义工会、马克思主义报纸、马克思主义社团、马克思主义政党,等等。它们都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意义,而且现在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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