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
第十章 休克疗法的命运
自1992年1月2日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以来已历时四年，人们预期它将为俄罗斯经济带来快速的改观，建立起有效的、技术上进步的、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繁荣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这四年中，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呢？休克疗法是否按照其倡导者所预期的方式发生了作用？从中获利的是谁？倒霉的又是谁呢？
有人认为，自由的定价制度能够促逬产出的增加，即预期的“供给效应”。1992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声称，在莫斯科的街头小贩身上看到了自由价格的供给效应的迹象，他们中的很多人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只得变卖家中财物。[1]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货架上很快摆满了各种各样以供出售的商品，这一现象得到了西方媒体的认同和引证。然而，这种局面并不是经济好转的结果，惟一增加的供给源自于在此之前进口商品的流入。市场上这种突发性的盈余不是由于供给本身的增加，而是由于消费者购买力的大幅度下降，不断增长的价格使广大家庭无力购买商品。[2]
紧随价格自由化的并不是积极的供给效应，官方的经济产出资料表明，情况正好与此相反。在实施休克疗法后，俄罗斯经历了长达四年严重的生产衰退，这场衰退直到1995年底仍没有结束。
图10—1显示了1991—1995年俄罗斯几项综合经济活动栺标的衰退情况。在任何一个国家，宏观经济资料由于有很多解释方面的困难而难以理解[3]，然而，这些资料确实说明了经济增长或衰退的方向和程度。[4]俄罗斯经济在1991年已经出现了衰退，而1992年1月实施休克疗法后这种衰退加速了，图10—1表明了这一点。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工业生产来衡量，1993年衰退速度有所放慢，在1994年衰退又加速了。1995年，以GDP和工业生产衡量的衰退仍在继续，虽然衰退程度大大地放慢了。在实施休克疗法以后的四年中，GDP下降了42%，工业生产下降了46%。与之相比，在美国，1929—1933年为期4年的将美国经济带入谷底的经济大萧条使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下降了30%。[5]通过这种比较，自实施休克疗法以来的俄罗斯经济衰退已达到了40%，比美国最糟糕的经济危机时期还要严重。
图10—1表明，农业产出也在不断下降，虽然总的来说没有GDP或工业生产下降得快。投资几乎全面崩溃，在1990—1994年间下降了2/3。这种情况预示着俄罗斯工业的前景黯淡。
总量产出资料只是给出了国民经济状况的粗略的近似值，因为单个的数字不能完整地反映整个经济的运行情况。有时候，这样一些总量数据在不同的部门潜藏着极不相同的发展趋势，因此，通过观察单个经济部门和单个产品的发展趋势从而对总量数据进行补充是有用的。表10—1、10—2和图10—2、10—3表明，由图10—1的总量资料所描绘的严重的萧条并不是统计上的幻觉。
表10—1和图10—2显示了俄罗斯11个工业生产部门的产出情况。如图10—2所示，在1992—1995年实施休克疗法期间，各部门的产量都大幅度地下降了[6]，只有电力和燃料部门的下降幅度低于1/3，包括纺织、服装和皮革制品在内的轻工业部门下降幅度最为严重[7]，如表10—1所示，在1995年，四个金属和化工部门终于开始增长，而燃料部门差不多也止住了衰退。
可得到的单个工业品的数椐表明，在1991—1995年期间，没有一种主要产品的产量是增长的。[8]图10—3列出了生产品和消费品实物产量下降的百分数，数据按四年间下降幅度从最小到最大顺序排列。注意，图10—3中作为消费必需品的两种食品——菜油和面粉的产量下降了40%。只有天然气的下降幅度不大，只下降了7%。表10—2表明，只是在实施休克疗法的第四年，即1995年，部分样本产品产量才出现增长（包括天然气、钢铁、矿物肥料、纸张、化学纤维和尼龙）。
因休克疗法而引致的价格膨胀不仅是比预期的要快，而且遏制其恶化也比预期的要困难得多。1991年以前，苏联经济还只出现轻微的通货膨胀，20世纪80年代苏联消费品价格指数低于2%，1990年为5.6%。[9]图10—4表明了1990年以来的通货膨胀情况。[10]由于1991年中央计划被废除，当年官方允许消费品价格总体上涨160%，或者每个月上涨8.3%；1992年1月几乎所有消费品价格放开以后，当年消费品价格上涨了2500%（每个月上涨了31.2%）。在其后的三年中，通货膨胀逐渐下降，但是在1995年的最后三个月，消费品价格每月仍然上涨了4.1%，即每年上涨63%。[11]
到1995年底，消费品价格与1991年底相比上涨了1411倍，与1990年底相比上涨了3668倍。1991年在莫斯科乘一次地铁只需花5戈比（0.05卢布），到1995年则涨到400卢布；在莫斯科商店，1千克啤酒从1991年1月的2卢布上涨到1994年6月的3187卢布。[12]同时，除1992年1月外，俄罗斯月通货膨胀率持续处于50%这一过渡水平之上，正像我们下面所讨论的一样，这种持续快速的通货膨胀动摇了人们恢复经济的信心。
经济萧条与快速的通货膨胀相结合，急剧地降低了俄罗斯工薪阶层和养老金领取者的实际收入。[13]面对快速的价格上涨，支付给俄罗斯工人的工资也上涨了。俄罗斯每个月的平均工资和薪水从1990年的297卢布上升到1995年10月的59.5万卢布。[14]五年之中工资收入增加了2000倍，似乎给人以好印象，然而仍不足以赶上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其结果是，在此期间实际收入（扣除了通货膨胀因素）下降了。的确，这种现象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GDP和工业生产的急剧下降是注定了的，因为实际产出的下降导致了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的平均实际收入下降。
如图10—5所示，1992年平均实际收入水平下降到了1990年的68%，1993年稍有上升，然后，到1995年又下降到了1990年的48%。实际收入水平的下降可能比这些数字显示的还要大，因为在1992—1995年，大型企业和其它机构——包括国家机关，推迟支付工资已日益变得普遍，有时候推迟数月，或者只发正式工资的一部分。1995年3月，据估计，仅工业、农业、建筑业拖欠工人的工资即高达5.3万亿卢布，大约是当月俄罗斯工资和薪金总额的22%。[15]
养老金领取者实际收入的下降比工薪阶层更甚。最低水平的养老金持续下降，1995年只有1990年的25%，实际平均养老金（不是图10—5所示的数值）也比实际工资水平下降得更快，1995年前9个月的平均实际养老金下降到1990年的43%。[16]
到1995年年初，俄罗斯工人的平均实际收入下降了一半以上，很多人节衣缩食来维持生计。很多俄罗斯城镇居民周末到他们郊外的小棚屋，种植土豆和蔬莱，以维持他们下降的货币收入。租金和公用设施费用相对来说比较便宜，服装尽量推迟购买，对于普通俄罗斯家庭，新的家庭耐用消费品变得可望而不可及。
有人也许会认为，生产的大幅下降将带来大量的失业，然而这并没有发生。1995年6月，只对登记在册的失业人数进行计算的官方失业率只占劳动力的3%；1995年，俄罗斯政府统计机构——国家统计委员会发布了一个宽口径的失业估计数，其中包括了那些已经失业但没有登记的失业人数；按后面的口径计算，到1995年6月失业率估计达到7.7%。[17]考虑到生产下降幅度之大，这个较高的失业率资料确实低得惊人。在美国，7.7%的失业率只标志着中等程度的衰退。人们曾预期，自1990年以来，GDP下降47%将导致就业率差不多相同规模的下降，即失业率达到30%—40%，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经历着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经历带来普遍恐惧的大规模失业，原因就是尽管俄罗斯企业大部分已经私有化，但并没有像传统资本主义企业那样运行。虽然对产品的需求下降了，但企业主管几乎没有解雇工人。传统的做法不容易消失，家长式管理的长期传统使俄罗斯企业不愿意通过大规模裁员来降低费用。企业继续雇用这些员工，并继续发给他们工资（经常拖欠），尽管没有很多的工作给他们做。
在实施休克疗法第一年即1992年，很多俄罗斯企业对销售量的急剧下降作出了反应，但他们不是解雇员工，而是“为仓库储备而生产”。很多观察家报导说，那年工厂的仓库中堆满了未出售的商品。国民产品账目证实了这种随意的观察：1992年增加的存货占到GDP的16%[18]，相反，在美国，所增加的存货只占GDP的1%。对于某些单个产品来说，这一现象尤显突出。例如，1992年，俄罗斯生产了100万辆客车，但只销售了40万辆；也是在同一年，工厂生产了320万台冰箱和冰柜，但只销售了110万台。[19]
在新俄罗斯，并不是每个人的日子都过得很糟糕。由于在高涨的通货膨胀中的收入被重新分配，因此，有人得利，有人倒霉。1995年5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在俄罗斯做的民意测验发现，有66%的被调査对象回答说：他们变得比苏联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更穷了，16%的人回答说比以前更富裕了[20]，部分新俄罗斯银行的最高层官员变得非常富有。一项研究报告说，在50%的最富有的人和最有影响力的俄罗斯商业精英中，有25%的人是银行家。[21]其它的人是通过取得原材料企业和汽车制造企业的私有业主身份、或者通过投资房地产建筑业而变得富有的。部分政治家，包括莫斯科市的前后两任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尤里·卢日科大，都变得很富有。[22]除了这些新贵，在主要的城市中还涌现出了一批中产阶级，这些人在银行和外企中做专业工作和管理工作，以及从事各种各样的专业劳务的销售工作，如为俄罗斯企业和外企担任语言翻译和计算机咨询。
这些新贵好像主要是通过获取先前已经存在的资产并买卖外汇、股票、房地产、珠宝和原材料而赢得其地位的。除极少数人外，新俄罗斯银行主要从事有价证券和其它资产的交易，而不像西方银行那样充当资本和生产活动的中介。[23]如图10—1所示，自1990年以来，俄罗斯几乎没有从事过生产性投资。
很多人相信，这些新贵为安全起见已将大量资金存放到国外。1992—1994年期间，这些外逃的资金估计在由俄罗斯中央银行宣称的500亿美元到高达1000亿美元之间[24]，甚至在资金外逃最低的时期，外逃的资金也超过这几年由西方的直接投资和政府援助而流入的资金之和，即194亿美元。[25]休克疗法产生的不是（如俄罗斯）所希望的资本流入，总体来说，它反而加速了资本从俄罗斯的流出。
在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大多数人与从休克疗法得到好处的少数人之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图10—6表明了1995年俄罗斯家庭收入分配情况，该图也列出了美国的收入分配情况，以供比较。该图显示了由最穷的20%的家庭占有总收入的百分比到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有总收入的百分比。苏联体制产生的是货币收入的相对平均主义分配，仅在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建立之后的几年中，俄罗斯就大体上形成了与后里根时期相似的收入分配格局。[26]在俄罗斯，收入最高的20%家庭占有总收入的份额比美国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的占有总收入的份额还要高，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的收入情况也是如此；俄罗斯处于中间的家庭占有总收入的份额比美国处于中间的家庭占有总收入的份额要低。
测量收入不平等的另一个方法是十分位数的比率，即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所获得的收入与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所获得的收入之比。在第二章引用的项研究发现，在1967年前俄罗斯的这一比率为4.5：1，1995年俄罗斯这一比率已达到13.5：1。[27]
某些工薪阶层的人比处于休克疗法政策之下的另外一些人过得好些。图10—7显示了在1989年1994年经历了不平常的变化——上涨或下跌——的经济部门中，其工资相对于整个经济中的平均工资的言的变化情况。1989年科学家的工资高出整个经济中平均工资的20%，到1994年，其相对工资下降了1/3，而同期服务于金融部门的雇员的工资相对于平均水平翻了一番。现在俄罗斯有才干的年轻人梦想成为银行家，而不是科学家，科学家们的低工资难以满足他们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前农业工人的工资水平刚好低于平均水平，而现在只有平均工资的一半。相对于平均工资而言，最低工资线下降了2/3，表明最低收入工人的生活水平大幅度地下降了。
在家庭平均私人收入急剧下降的同时，公共服务部门的收入水平也在急剧下降。以前普通俄罗斯人能到消费得起的度假胜地和夏令营，现在只有富人才消费得起。由于政府大幅度削减了医疗卫生补助，医疗卫生质量和数量极大地下降了，对此，很多诊所和医院重新配备人员，提供有偿医疗服务，同时，年轻的大夫又企图移民出国。公共卫生服务也下降了，其结果是，过去在俄罗斯很少见的疾病又流行了起来，1993年夏天一种叫霍乱的流行病袭击了俄罗斯南部，并且发现了15210起白喉病患者。[28]
作为苏联取得最大成就之一的俄罗斯科学也受到了经济状况的拖累。研究机构大幅度削减了预算，为了维持生存必须自己寻找项目。一些从事研究的世界级俄罗斯科学家不是将夏天的时间花在搞研究上，而是用来给美国高级中学的学生上课，以维持生活之必需；[29]其他人则放弃科学到银行从事记账工作，这种情况与图10—7所表明的金融业的高收入激励相对应。从廉价的国外劳动力这种独特的观点来看，美国企业在俄罗斯雇用了顶尖级的俄罗斯科学家为他们工作，而支付给他们的工资只相当于美国研究人员工资的一小部分。[30]
在俄罗斯，有组织的刑事犯罪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新闻话题。[31]在苏联这是一个严重的现象，但那对处于边缘状态，现在，它已作为一种主要的暴力出现在俄罗斯，尽管没有人确定它有多大的力量。[32]1994年为叶利钦总统准备的一份报告说，大城市中70%—80%的私人银行和企业不得不支付其收入的10%—20%给有组织的犯罪团伙。[33]俄罗斯内务部负责有组织犯罪的官员估计，俄罗斯银行贷款的20%实际上都付给了“黑手党”组织。[34]
在俄罗斯，犯罪集团有目共睹，而且使用暴力。使用自动化武器或炸弹的有组织犯罪事件时有发生。1993年，犯罪集团的暴力行为使120位银行雇员致死，其中包括15位主管，而且在这一年，在银行办公楼发生了780起纵火爆炸案。[35]这些事件促使俄罗斯银行协会主席瑟吉·叶戈罗夫写信给叶利钦总统，抱怨“社会的各个方面、金融机构和企业都成了组织严密、装备精良的匪徒的袭击目标”[36]。1994—1995年至少有两名俄罗斯议会议员被谋杀，有组织的犯罪团伙被认为应对此负有责任。[37]任何一个在莫斯科街道市场买东西的善于观察的人都能看到衣冠楚楚、外表粗粗犷、在商店里巡逻的“黑乎党”成员，他们在砍价，并从商人手里取走货款。
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在抢劫财物时肆无忌惮。据报道，一些居住在莫斯科良好地段公寓里的居民被旨在夺取近期私有化了的公寓的所有权的犯罪组织所谋杀。[38]警察在执行公务逮捕有组织的犯罪分子时要戴上面具，这表明了犯罪集团的实力之大。[39]犯罪集团的老板觉得没有必要隐藏自己的身份，倒是维持秩序和法律的警察心里害怕遭到报复。在一个警察而不是罪犯必须隐藏自己的身份的社会，肯定存在着严重的有组织犯罪问题。
行贿受贿这一有组织犯罪的孪生兄弟在俄罗斯也一直很风行。俄罗斯原材料出口的很大的但又不为人知的部分被认为是非法的。这些人付钱给官员，而这些官员对他们无出口证也视而不见；“仁慈”的边境卫兵居然“忘记了”俄罗斯与拉脱维亚之间的边境线，结果是1992年拉脱维亚向俄罗斯出口了23.8万吨有色金属，尽管它什么也没有生产[40]；有人发现军用飞机被用来运输矿物，仅仅是为了创收。1993年对莫斯科私营企业的一份学术研究发现，80%的企业声称其行贿是为了做生意。[41]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莫斯科商人告诉作者，在1995年6月，通过行贿，他在与国有建筑材料供货商做贸易时得到了30%—40%的折扣。
休克疗法将俄罗斯从对马克思构想的社会主义的扭曲的漫画中带到同祥是对亚当·斯密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的扭曲的漫画之中。这里有私营企业、银行、甚至股票市场，然而，迄今为止，曾经许诺过的新的有效的、成长的、技术上进步的经济还缈无踪影。
在俄罗斯，最麻烦的统计也许是人口的统计。表10—3列出了俄罗斯每千人中的出生、死亡以及自然增长率。一个国家中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出生率或死亡率的上升或下降，这些因素中有些是无害的，如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拥有更好的控制生育的手段等，但在俄罗斯，突发性的出生率或死亡率的变化明显地是由于社会和经济的巨大变化所致。
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人口出生率一直在上升，到1988年就下降了。到1989年，即俄罗斯未来发展迸程的性质突然变得不确定的第一年，出生率下降到了1980年的水平。在1989—1993年，出生率持续下降，下降了36%。也许是由于俄罗斯人对未来变得越来越没有信心，因此，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对养育孩子负责任。
1986年死亡率大幅度降低，然后，到1991年又逐渐上升到大约1985年的水平。在1995年登记死亡率小幅下降以前，即在实施休克疗法的前二年1991一1994年间，死亡率快速上升，上升了36%。人口统计学家不同意用这种原因来解释1991—1994年死亡率的大幅度上升。在大多数的实际收入急剧下降和给公共、私营医疗卫生事业拨款减少的时期里，死亡率的大幅上升不可能是一种巧合，另外一个因素是由于俄罗斯人所熟悉世界的消失而产生的痛苦。
出生率的下降和死亡率的上升降低了俄罗斯所经历的战后苏联时期大规模的自然人口增长。1992年人口开始下降，到1994年，人口减少数几乎达到6%，正常情况下，这样一种人口降低速度只能是大规模战争、瘟疫和饥荒的结果。这种负的人口增长涉及的主要是男性，从1990—1994年，俄罗斯男性的寿命从65.5岁下降到了57.3岁。57.3岁的寿命比印度人、埃及人和玻利维亚人的寿命还要短，也比其它任何一个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的国家的人均寿命短。[42]
为什么休克疗法没有起到预期作用
没有证据表明，采取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经济变成了有效的、技术上进步的、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繁荣的资本主义市场休系，其近期的效果却是生产的大幅回落、高速的通货膨胀、大部分人的贫穷、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公共服务的减少、犯罪和腐败的增加和人口的下降；从长期来看，俄罗斯正处于非工业化的危险之中，正在变成一个依靠进口获得制成品的原材料出口国。
休克疗法并没有产生其提倡者所许诺的效果，这并不奇怪。事后看来，人们清楚地明白休克疗法存在很多问题，甚至在实施休克疗法以前，对分析家来说存在很多这样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43]由于休克疗法的结果已尽人皆知，在东欧、中欧以及苏联产生了大量的批评休克疗法的著作。[44]
在俄罗斯由实施休克疗法所产生的今人失望的结果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予以解释。下面，我们旨先讨论休克疗法政策每个组成部分出乎意料的结果，指出这些玫策是如何导致1992—1995年间俄罗斯所经历的经济困难的。然后对“改造苏联体制的最好的方法是在政府发挥有限作用的情况下实现快速转变”这一主张进行评价。最后，我们提供一个经济转型基本设想的案例，休克疗法即以这一基本设想为基础；这一经济转型的基本设想有很多缺陷，除了已经造成的短期问题外，从长期来看它也不能将俄罗斯带入一个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
在俄罗斯，休克疗法政策的问题最终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首先，它忽视了从苏联时代继承下来的社会经济结构，从而产生了与预期极不相同的结果；其次，休克疗法的经济理论存在严重的内在缺陷。在后一条批评线索中，相对来说涉及经济学家之间有关技术的争论。接下来我们将强调第一方面的问题，即休克疗法与继承下来的制度框架之间的不协调问题，尽管这也要参照休克疗法理论的问题。
休克疗法的各个组成部分
在笫九章我们列举了休克疗法的五个主要组成部分：价格自由化，宏观经济稳定，私有化，消除中央资源配置的残余因素，拆除国际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壁垒。实际上，这些政策没有一项按照预期的方式发挥了作用。迅速消除残留的中央配置资源的方式，而不是让市场力量接管资源配置功能，使经济一点也没有协调功能，结果是经济混乱和生产衰退。正如我们在第五章所指出的那样，在市场关系尚未发展起来之前，1990—1991年间部分地废除中央配置资源是那几年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1992年对残留的中央配置资源方式的废除对已经衰退的经济产生了更为有害的冲击，在这期间，企业不得不在经济混乱之中努力创造新的供应和市场关系。
A．价格自由化、通货膨胀、缺乏供给效应
价格自由化，这一休克疗法的主要问题，产生了比预期更为严重、时间更长的通货膨胀。最初的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的爆发是由商品相对于俄罗斯居民的巨额储蓄十分短缺造成的，它带来的副作用根植于俄罗斯的经济之中，难以根除。由于1992年1月消费品价格上涨了3.5倍，工人们为了获得增加工资以赶上飞涨的生活费用而行动起来。价格上涨使得最近价格放开的卢布的价值相对于外汇来说下降了，从而迅速提高了进口货物的卢布成本。因此，价格上升不久，在劳动、非劳动投入品和进口投入品都变得更昂贵的时候，企业发现其成本急剧上升。[45]成本高导致企业再一次抬高价格，从而使俄罗斯陷入成本—价格螺旋式上升的恶性循环之中。
通货膨胀因俄罗斯从苏联时代继承下来的高度垄断的经济而变得更恶劣。俄罗斯的大型企业几乎没有面对竞争，在近期的任何时间也不用害怕新的竞争对手逬入他们的市场。因此，当价格突然放开后，俄罗斯垄断企业没有任何约束就抬高了他们的价格。
俄罗斯经历了价格自由化糟糕的一面，也就是说，由价格自由化所产生的价格上涨对供给的剌激这一好的一面并没有成为现实。价格上涨被认为将导致生产的增加，只有那些不符合需要的、价格被认为将下降的产品的产量才有可能下降，但相反，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所有商品的实际产量都一起下降了。
休克疗法通过引发对俄罗斯生产商品的需求急剧下降而引起了整个经济中生产的下降。像凯恩斯所教导的那样，总需求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主要是企业投资设厂和购买设备）和政府支出，[46]休克疗法直接和间接地使总需求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都迅速地下降了。
按以前的传统，俄罗斯国民产出的将近一半被以消费品的形式出售给家庭消费。[47]1992年1月价格突然放开以后使得平均实际工资下降了28%[48]，大多数家庭只能消费一些必要的生活必需品，结果是消费需求大幅度下降。[49]
由价格自由化所产生的高速通货膨胀导致了投资环境的恶化，这也对正常的供给效应带来负作用。高速的通货膨胀使手头握有现金的个人和机构将其迅速贬值的卢布兑换成能保值的资产，特别是外汇、房地产和珠宝。由于这些人将资金投资于这些资产，因此，这些资产的价格也就迅速地上涨。这种情况提供了获取高额投机利润的机会，也就是说，在相对来说价格迅速上涨时买入，然后再卖掉。那些从事这项活动的人很快地发了财。相反，投资于普通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不能获得如此高额的快速回报。俄罗斯投资者对利润动机反应灵敏，但这并没有使他们进行更多的生产性投资。与从事外汇和珠宝投机相比，生产性投资，也就是说，建造新的厂房和购买新的设备，似乎是不值得的投资。
因此，由价格的自由化所产生的高速通货膨胀使总需求的前两个部分即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都下降了，这使得严重的衰退不可避免，除非增加政府支出以弥补私人支出的下降。
B．宏观经济的稳定
休克疗法的反通货膨胀政策是要求削减不断增长的政府支出。作为休克疗法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政府支出必须大幅度削减，我们在第九章已看到，1992年政府支出确实也大幅度减少了。由于总需求的三个组成部分都已迅速减少，衰退自然也就随之而来。休克疗法的紧缩银根政策也在同一个方向发生作用，它使企业获取资金以投资兴建厂房和购买设备变得困难。[50]
使事情变得更糟的是，体克疗法的紧缩财政货币政策并不能达到迅速阻止通货膨胀的预定目的。虽然这些政策长期内确有可能遏制通货膨胀，但是，要以紧缩银根这一货币政策来阻止1992年俄罗斯呼啸而上的通货膨胀是很困难的，当通货膨胀按照成本—价格螺旋式上涨并且伴有经济衰退时尤其如此。[51]在1992年第一季度实施非常严厉的货币政策（也包括严厉的财政政策）的三个月里，确实降低了通货膨胀，但它给俄罗斯的工业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困难。[52]
如图9—2所示，在1992年，特别是年初，价格的上升远远超过货币量的发行。到1992年夏天，与大大提高了的价格相比，企业的营运资本己经远远降低到了维持正常经营所需要的水平以下，也就是说，他们已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工资和其它非劳动投入，而中央银行由于紧缩银根也使企业得不到所需要的资金.生产将慢慢停止下来。
人们普遍认为，那时候来自于绝望的企业主的政治压力在罢黜央行行长乔治·马图什金上起了重要的作用。1992年7月中旬，马图什金被对俄罗斯工业的资金需求更富同情心的维克多·格拉申科所取代[53]，格拉申科取代马图什金后，货币政策也放松了。
由于在实施休克疗法时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较松和更紧之间摇摆不定，通货膨胀率也随之时高时低。如我们在上面巳经看到了的，1992—1995年的通货膨胀趋势有所下降，但到1995年年底仍然没有被控制住。常常听到这祥的话，说只要俄罗斯政府更严厉些，这些政策将控制住通货膨胀，这是真的，也是误导。如果肯定俄罗斯政府对紧随长期——也许是两年——的超紧缩政策而来的高速的经济衰退漠不关心，也不受其影响，那么，通货膨胀将会被控制住。但足，由此所产生的代价对任何一个对其公民和经济困境有所反应的现实政府来说都是无法容忍的。
休克疗法的紧缩公共支出政策和紧缩银根政策给俄罗斯经济带来了长期的高额成本。信贷资金的紧缺和利息费用的高昂给迫切需要这一切的俄罗斯工业的现代化设置了障碍。如果俄罗斯企业能够获得资金以提高产品质量，并建立一个有效的营销系统，那么，很多俄罗斯企业就能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取得成功。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取得这样的改善——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很困难的。[54]
削减政府支出也损害了长期的经济福利，俄罗斯需要提升其运输、通讯和电力系统。但是在这些领域的政府支出大幅度削减了。对科学的资助也削减了，从而逐渐削弱了俄罗斯未来技术发展的潜力。教育和保健支出的削减以及人口素质的下降正在降低俄罗斯劳动力的质量。
C．私有化问题
俄罗斯政府在对大多数企业实行私有化方面是成功的，但是这一政策并没有给经济带来预期的效益。在将大型企业私有化的几年间，企业几乎不存在对理性经济行为的激励。休克疗法一经宣布，众所周知，构成俄罗斯经济主体的大型国有企业不久就属于私人所有，但具体属于谁，却无人知道。这样就缺乏对企业的未来进行投资的激励，因为除了几乎不受影响的工人以外，无人知道谁将获取投资的收益。
迅速的私有化是否是确保企业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还不是那么清楚。重建俄罗斯企业，而不是迅速私有化，将是明智的政策。[55]在很多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相当大一部分属于国有，在加拿大、法国和德国很多成功的国有企业中，政府委派的管理人员能够迅速有效地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
将企业交给私人所有并不能够保证它有效地运行。有很多因素决定经济的有效性。所有权形式的相对重要性被提倡休克疗法的人夸大了。一项对在俄罗斯环境下企业所有权形式对经济成功的影响所作的精心研究得出的结论事：与企业必须在其中运行的环境相比，企业所有权形式要次要得多。[56]这不意味着在企业属于国家所有时，使俄罗斯国有企业对市场信息作出有效的反应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企业私有化并不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企业行为合理化的主要障碍在于企业的经济环境，不在于所有权形式。
迅速的私有化政策使俄罗斯付出了高昂的社会代价。在此之前，俄罗斯并不存在能够买下国有大型企业的合法的富有阶层，在这种环境下，想匆匆忙忙地将国有经济财富交到个人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种结果，即大部分财富将转移到在原来的上层集团中居于有利职务的官员手中，这些人与那些制定私有化决策的人有着最密切的关系。[57]在人民眼中，这一过程剥夺了俄罗斯新的财产所有权结构的合法性。
私有化与休克疗法的其它部分一起发生作用，是有组织犯罪和腐败迅速蔓延的主要原因。除旧有的上层集团成员外，社会上其它的掌握了最近私有化了的国有资产的居于有利职务的集团组成了犯罪团伙。所谓的“黑手党”有大量的资金进行投资，也有能力釆取暴力措施通过非法手段取得对企业的控制。价格的自由化使包括私有化以前负责管理有价值的经济性资产的政府职员在内的大多数人变得贫穷，他们中甚至最诚实的人也发现他们只有靠接受贿赂才能生存。政府支出的大幅度削减也削弱广维持社会法治的警力，价格的自由化剥夺了他们维持生活的工资，他们越来越多地接受贿赂。在有组织的犯罪和腐败发展成俄罗斯生活中如此重要的角色方面，休克疗法的各项政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D．自由贸易和投资的有限影响
在新的相对向由的贸易政策下，由于大型西方企业凭借其强大的金融和营销力量步步进逼，在主要的城市中外国商品很快就取代了诸多国内商品。[58]在自由贸易政策激励俄罗斯工业更有效地生产时，俄罗斯市场的独特性质限制了这种效果。俄罗斯新贵和新的中产阶级是突然增加的进口商品的主要市场，他们偏爱外国商品，不在乎昂贵的价格。大部分购买力有限的俄罗斯人能够购买一些进口商品和少量奢侈品，但他们主要依赖于廉价的国内商品，因此，新的进口商品对产品质量的改进或价格上的限制所施加的竞争压力比预期的要小。
绝大部分俄罗斯企业仍然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西方产品竞争。在存在这个问题的情况下，国家对外实行相对的进口自由非明智之策。这当然也不是当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德国和日本——在其早期面对更强大的国外竞争时所实行的政策。所有的国家都实行过贸易保护以支持国内工业，直到其没有这种保护也能有效地与国外商品竞争为止。[59]
俄罗斯宣称欢迎外商投资，但并没有吸引多少外资。除了在石油和原材料方面的一些投资以及为在俄罗斯出售西方的消费品，几乎没有任何其它的投资机会。[60]外国投资者面对延续下来的法律和官僚主义的障碍毫无疑问也是一部分原因。但是，即使这些问题解决了，由休克疗法所创造的条件也不能使俄罗斯成为吸引其所需要的外商投资的场所，高速的通货膨胀、产量的下降、实际收入的下降以及犯罪和腐败的蔓延所造成的环境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是极不稳定的。外国投资者将不会在任何一个处于这种条件的国家中进行大规模的长期投资，在这样的条件下，只有那些能迅速产生利润的投资才具有吸引力。但是，俄罗斯所需要的是能使其经济长远发展的投资。
E．迅速转型与自由放任
休克疗法不只由第九章所列举的五方面政策所组成，它也包括经济转型要迅速以及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限制国家的调控作用这样的处方。经济迅速转型的三个论点是：1）旧体制和新体制不能同时运行；2）历史表明渐进式改革行不通；3）为了防止向旧体制倒退，迅速转型是必要的。以上三个论点都没有说服力。
向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渐进式改革确实意味着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新旧体制的同时并存，但是，不是混合经济体制不能运行，而是它是现实生活经济的原型。现实中不存在只有一种类型的经济关系的纯粹经济形式。在现代资本主义体制中也存在其它经济体制的主要成分。西欧和北美的大量经济活动，包括全国和地方政府、非盈利机构（医院、学校、研究机构、宗教组织）以及家庭的经济活动，都是由独立的实体而不是由资本主义企业来完成的，其目的也不是为了盈利。有着与苏联相似的经济体制的中国，现在已拥有在规模上与实行计划的国有经济相等的、属于私人所有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领域，不管它有什么问题，这种混合经济在过去15年中所取得的经济增长率，在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中当属最快之列。
历史表明，渐进式经济改革确实行得通。资本主义是经过数个世纪才首先在英国逐步发展起米，在此之后，其它国家向资本主义转变经历的时间比较短。但是，甚至在20世纪，像诸如韩国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变也得历经几十年时间。建立如国家社会主义这样高度集中的体制不需要很长时间，虽然在这种情况下这也是一种极其昂贵的体制转型办法。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市场体制是有着多个独立的决策和行为中心的相对集中的体制，要建立它必将经历一个长得多的发展时期。
为防止以前的苏联上层集团重新组织起来并阻止转型进程而需要实行快速转变，这种信念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之上，即党—国精英们反对建立资本主义，精英中的大部分人支持资本主义。具有讽剌意义的是，正是休克疗法的代价和大败使得转向资本主义面临着夭折的威胁。
休克疗法改造经济体制所用的自由放任政策是不现实的。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发展几乎没有国家的帮助，尽管对此不乏争论，但是，此后的国家在向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得到了政府力量的大力支持，这一点无可争议。在美国，联邦和州政府在20世纪早期和中期在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政府资助修建了运河与铁路，训练劳动力，保护制造业免受强大的同外竞争。[61]
但是，与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发展起来的成功的市场体制情况相比，那时候国家的作用相对地受到跟制。在日本和后来的韩国，政府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鼓励发展技术上先进的工业，提供资金、投资指导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在韩国，政府阻止资本出境，确保国内投资。[62]最积极的政府指导并管理市场，控制信贷资金使其流向关键部门。这样一些方法不是与发展市场经济的方向相反，反而似乎是今天成功地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基本条件。即使俄罗斯准备等待几个世纪（这是英国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在面对着作为竞争者的强大的工业资本主义经济时，如果没有最积极的国家指导其发展，俄罗斯也不可能获得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经济。
F．休克疗法的基本缺陷
休克疗法的设计师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过程缺乏理解[63]，他们也无视俄罗斯早己存在的尚待改造的经济体制的特点。[64]结果是，他们凭着转型的构想来设计方案，但除了上面提到的特殊问题外，这种构想基本上是有缺陷的。由于这些缺陷，即使能克服由休克疗法引起的严重的短期问题，这一战略也不可能达到在俄罗斯建立一个有效的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长期目的。休克疗法的基本构想是选取俄罗斯经济中现存的生产性实体，通过把它们私有化并把它们从国家的控制和支持下解脱出来，把它们改造成正常地发挥作用的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像这样的生产性企业并不是孤立的实体，他们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发展并发挥作用。相信俄罗斯大型国有企业能够较快而轻松地转变成正常的资本主义企业，这种想法忽视了单个的生产企业和作为整体的经济体制之间的共生关系。
除少数情况外，俄罗斯企业完全是在苏联国家社会主义范围内建立起来的[65]，这些企业是靠着在苏联国家社会主义范围内发生作用的结构和一系列传统而发展起来的。苏联体制的诸多特征以及在该体制下的企业，使得将这些企业改造成正常的资本主义企业的休克疗法战略成了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
笫一，国家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集中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从莫斯科到整个苏联，都严格地现定了企业的产出、投入和生产过程。在这种既定的协调体制下，建立起非常大型的企业是合乎逻辑的，这些企业只有一个或两个生产其每一种主要产品的原材料来源。典型的企业，特别是那些生产生产资料的企业，比西方企业要大得多。如果这些企业是在市场坏境下运行，它们将拥有巨大的垄断力量。[66]
第二，这种体制建立在纵向一体化程度很高的基础之上，毎个企业年复一年地从相同的特别是单个的原材料供货商那里接受分配给它的投入品。在某种意义上说，单个的企业并不像资本主义企业那祥是相互分离和相互独立的实体，它们更像单个资本主义企业的附属公司，只是苏联企业所拥有的来自于中央计划者的自主权比典型的大型资本主义企业的附属公司所拥有的来自于母公司的自主权要小。稍微夸张地说，苏联实际上只有一个企业，它是一架巨型的、相互联系的综合性生产机器。
第三，在这种体制下发展起来的“公司城”模式与我们在资本主义市场体制下看到的模式是不一样的。在俄罗斯很多城镇都由一个或几个企业所支配，城市中的主要企业不但提供就业机会，还提供大部分的社会服务。
第四，在很大程度上，大型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是企业雇员、也常常是城镇居民的家长式的保护人。管理者的事业不是靠降低工资、裁减冗员、建议将企业迁到另一个地方来获得提升，苏联的管理人员不得不为了良好的表现而在来自上司的要求和保护雇员利益的需要之间进行权衡。
第五，由于这种体制实行的是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之间的商品和劳务的直接调配，该体制的金融方面仍停留在不发达和很被动的状态。资金被自动地提供给列入计划的经济活动，在指导生产上不发挥独立的作用。
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这五个特征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休克疗法转型战略不足以取得长期的成功。国家社会主义留下来的垄断经济结构在将企业转变为私有自主实休的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在一个非竞争性的市场而且具有垄断特性的体制中，竞争性市场的预期利益——费用的最小化、对消费者愿望的迅速反应以及新技术的迅速采用——是不可能实现的。大型企业的私有化只能将其从国有企业转变成私有垄断企业，而不是多个公司复合的企业，因为经济的集中化主要是以垄断企业或企业联合体为甚础，所以在将现存的生产性企业重组成竞争性企业中无快捷方式可走。
只有依靠减少提供给企业的廉价的信贷资金和国家资助，才有望通过市场力量把那些无效率的或生产品不符合巿场需要的企业淘汰出局，同时奖赏那些能有效地满足消费者愿望的企业。但是，从俄罗斯经济沿袭下来的纵向一体化和“工业城”式结构使这种办法在获取效率上行不通。[67]如果一家没有效益的企业破产，将会连累很多其它在供应或市场上依赖于这家企业的有效益或无效益的企业。随着企业的破产，依赖于该企业的城镇就业、税收和公共服务也随之面临困难。
对于这种既定的经济结构，由市场来决定破产的方案是不合适的。即使在信贷资金和资助减少的情况下，要求继续提供信贷资金和资助的压力也是很难抵制的。国家别无选择，只能通过直接资助和提供廉价的信贷资金以维持企业生存。这就意味着不可能将企业转变成私有化方案所期望的自主的经济实体，作为控制通货膨胀的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
像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企业管理人员的家长式角色在1992年对需求的衰退作出了出乎意料的反应：在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人员将要大幅度裁减劳动力的时候，俄罗斯企业管理人员不愿意裁减劳动力，甚至将生产维持在由需求所调整的水平以上。如果现已私有化的俄罗斯企业确实引进新的管理人员，准备大幅度裁减劳动力，并将工作节奏提高到资本主义的水平，那么它将在厂里引发尖锐的冲突。俄罗斯工人已习惯了原有的家长式关系，他们有可能在对待工作中以一种将影响经济恢复的斗争方式来对这样一种巨变作出反应。
在经济衰退中，企业管理人员忙于寻找办法使企业健康运行。大量的已不再符合需要的产品——不管是军用设备还是出口给以前的贸易伙伴的出口产品——重新找到了出路，其他的企业则生产持久性需求商品，但资本设备必须升级，市场容量必须扩大。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资本，但欠发达的俄罗斯金融体制不能提供这些资本。[68]然而，那些准备从军用产品转成民用产品的拖拉机厂或光学厂，虽然其未来前景可能是光明的，但是几乎得不到资金用于企业的重组。
通过休克疗法向资本主义转轨的基本构想与俄罗斯从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继承下来的经济体制不协调。这种转轨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而是从先前已存在的经济体制开始。从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出发建立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惟一有效办法可能是模仿资本主义的原始发展过程，只能在以前已存在的经济体制的边缘和缝隙中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并不是通过把大量的封建领地转变成资本主义企业而开始的，在资本主义形式逐渐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取代了以前的形式的同时，封建主义的残余——农民和工匠的生产——一直在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的商品。
这一过程适合于目前俄罗斯的经济状况，要模仿这一过程，将要求俄罗斯在促进新的非国有的、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形成的同时，要以低的受到控制的价格将大型企业掌握在国家手中，将其置于中央控制之下。这样一种办法可以称之为“双轨制战略”，即在原有的国有经济领域之外寻求发展新的私有市场经济领域，而不是将围有经济转变为私人市场经济。通过使国有企业生产出廉价的投入品，并为新设立的企业提供低成本信贷资金，从而为新设立的生产消费品的企业创造一个优越的环境。[69]这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成功地釆取过的战略。
除了相对自由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中国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努力中不具有任何休克疗法的主要特征。实际上不存在私有化——国有企业仍然属于国家所有和国家控制；没有突然的价格自由化——国有企业继续以受控制的价格销售产品；国有经济领域仍然实施中央计划；与大幅度削减国家支出相反，各级政府都把资金投入到运输，通讯和能源领域，以改善中国的基本经济结构；不是实行紧缩的货帀政策，而是提供大量的资金使企业扩大规模和实现现代化。国家寻求用几十年的时间来逐渐发展市场经济，国家实际上对这一过程也给予了指导。
在中国，始于70年代后期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发生于国有经济领域之外，中国在提供稳定的和有助于企业发展的经济环境的同时，也鼓励设立新的非国有企业。在1978—1990年，非国有经济以每年17.6%的不寻常速度增长[70]，到1994年，中国工业产值的一半以上来自于非国有经济领域。[71]
中国所经历的这一很不相同的发展模式并不都是有益的，它已经产生了环境的破坏、周期性的通货膨胀以及正在增长的收入不平等。
但是，与俄罗斯休克疗法相反，中国模式产生了非常快的经济增长和大部分人口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72]很多俄罗斯人在了解到俄罗斯国民在去曾经比它更落后的中国旅行并能在那里的餐馆和夜总会找到就业机会时感到很懊恼。在建立市场体制的战略上，中国和俄罗斯的主要区别是，中国的战略是由中国领导人设计的，这些领导人不管其缺点怎样，都能密切关注其现存经济体制的特点，并懂得渐进的、由国家管理的经济转轨的优越性。[73]
中国的战略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而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并没有相似的战略，这一点并不奇怪。渐进的、受国家指导的改革办法与新自由主义观点截然相反，这种新自由主义观点在叶利钦的顾问中处于支配地位。中国的改革战略似乎与共产觉的持续统治相联系，而俄罗斯废除了共产党的统治。然而，正如我们在第十一章将会看到的，由休克疗法所产生的经济问题不久就使得一些有影响的俄罗斯人开始考虑截然不同的中国改革战略是否对俄罗斯有所启示的问题。
休克疗法对俄罗斯的不同集团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少数人变得富裕了，有些人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大部分人变得比以前更贫穷了。甚至对于那些构成最初的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团体来说，休克疗法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部分以前的党—国精英变得富裕了，其余的人则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眼睁峥地看着他们的工资缩水；一些原材料和金属加工部门的企业主管人员能获得有价值的企业的所有权，而在别的经济部门的经理人员则在为防止其企业破产而努力。知识阶层为其最近获得的知识自由而高兴，但是他们中很多人的生活水平遭到了大幅度的下降，并且被社会的商业化孤立起来。
如果休克疗法政策提供了其提倡者所许诺的全面的经济福利，也就是说，如果经济的总体成本是适度的，或者至少主要伴随着经济的扩大和效率的提高，那么，休克疗法的不均衡的影响将不至于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动荡。如果伴随着总体经济的增长和大部分人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日益增长的贫富差距也就不会迅速扩大。幸运的少数人和不幸的大多数人之间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再加上整个经济的迅速衰退，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
休克疗法的巨大代价威胁着俄罗斯向资本主义转轨的整个进程。这种状况的讽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1991年底，获得了胜利的亲资本主义联盟在俄罗斯取得了迅速发展，并在总体上击败了它的对手；它有着来自西方势力的强有力的支持。在俄罗斯重返资本主义的道路上似乎没有什么障碍，近75年前它就迷失了这一资本主义方向——现在什么都不存在了，也就是说，除了经济政策变得无效以外，在经济政策生效12个月之后，政治气候也开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不久，在长期以来就是反共产主义笑话中心的莫斯科流传着这样一则新笑话，这个笑话是：共产主义用了70年不能完成而资本主义只用了一年就完成了的是什么？答案是：它使共产主义看起来正确（亦指好笑的）。对于成百上千万普通俄罗斯人来说，这则笑话中令人不快的事实使得俄罗斯未来发展的方向变得迷茫不定。
〔注释〕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2b，10页）。
[2] 适货膨胀本身并不减少人口整体的购买力。这一点我们后面要讨论到。
[3] 休克疗法的支持者常常认为官方的统计夸大了俄罗斯经济的衰退。这些数据主要存在两个问题：其一，企业可能向官方少报产量以逃避税收（或者对非法产品起诉）。这可能低估年度产量的水平，但它不会使产量长期的增长率发生偏离。其二，批评家认为苏联国家统计局过低计算了正在成长的私营企业因素。如果是这样，就会导致对产量的水平和增长率两方面的低估，因为私营企业活动已经成为全部经济活动的组成部分。苏联国家统计局的支持者则宣称，从1993年开始，在私营企业成为全部经济产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官方机构就已经作出一系列的努力以精确估计私营企业的经济活动。
[4] 俄罗斯迅速发展的通货膨胀使我们很难对经济变量的“真正”（亦即，经过矫正的通货膨胀）价值的比率变化进行有意义的估计。这也可归因于不同产品的价格以明显不同的比率增长，使得真正的增长率体系对于使用的价格指数的类型和选择的基本年度十分敏感。1992年1月这一个月内突然爆发的通货膨胀提出了一个特别困难的问题：如何测量经济变量的“真正”价值。
[5] 国民生产总值（GNP）是美国经济学家用来计算全部经济产量的概念。最近，它被一个与之有细微差别的概念国内生产总值（GDP）取代。
[6] 图10—2表明了从1992年到1995年的衰退情况，其中包括从1992年到1995年的休克疗法时期。
[7] 除了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其他工业面临的普遍问题，纺织工业还存在着持续的棉花短缺问题。从前棉花是来自现在已经独立的乌兹别克斯坦的。
[8] 有些俄罗斯的经济观察家建议大量报导的生产衰退，主要地甚至完全地表示军工企业产量的衰退。这些数据所揭示的普遍的产量衰退，是不可信的。
[9] 国际货币基金（1992a，58页）。有些专家认为价格控制产生了使官方的通货膨胀统计低估苏联价格通货膨胀的真实比率的效果。
[10] 图10—4使用的消费价格体系是建立在1991年的零售价格指数、1992年的混合价格指数和其后的扩大的消费价格指数的基础上的。大多数专家使用在图12—4中表示的体系。对这些价格指数的讨论，见Koen（1994）。除了另作说明，这本书中引用的月度通货膨胀率指一个月内的增长，年度通货膨胀率则指整个年度的通货膨胀。
[11] 生产价格的增长看起来比消费价格的增长要快，尽管俄罗斯的生产价格指数还存在许多问题Koen（1994）.
[12] 加拿人出版公司，莫斯科处文件。
[13] 通货膨胀本身是重新分配实际收入，表示减少收入。工薪阶层和接受救济的人们作为整体的收入减少因为通货膨胀已经把他们的实际购买力转移给其它集团了。
[14] 国际货币基金（1993，91页）；《统计观察》（1995，No.12，60页）。
[15] 该计算来内《统计观察》（1995，No.4，57—58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5b，15页）。
[16] 对平均的实际抚恤金的计算来自《统计观察》（1995，No.4,61页；No.62页）。图10—5引用了上述材料。计算1992—1993年的平均实际抚恤金的数据是不可用的。
[1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5b，11页）。
[18] 《统计观察》（1995，No.4，11页）
[19] Hough（1994，27页）。
[20] 据纽约美联社1995年5月19日报导。剩余的18%说他们的境况没有变化。
[21] 该研究由Vox Populi和经济新闻代理机构《独立报》所做，据《商业世界周刊》，1994年月9日报道。在名单开头的五个人中，有四个是银行家。
[22] 关于两位市民造币活动的报导可见《华尔街日报》，1994-02-13，A1版，A7版。
[23] 也存在例外。莫斯科商业银行现在宣布把大部分资产投入生产性贷款。有些俄罗斯银行由制造业创建，其主要目的是为建立的公司提供信用；甚至此类型的银行典型地从资产推测中获取利润。在经济衰退和急剧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很难从对生产性企业的贷款中取得利润。
[24] 尤里·梅日尼科夫，俄罗斯国际警察组织的首长，估计到1994年底俄罗斯资金外流达800亿美元（OMRI每日文摘，第一部分，No.122,1995-06-23）。
[25] 在1992年钊1994年的三年里，俄罗斯的国外直接投资总额为39亿美元，而官方的赠予和借贷（不包括债务延期）总共为155亿美元（欧洲经济委员会，1995，148页）。
[26] 美国的收入分配在7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有明显不同。今天美国的收入分配比其它领先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更不均衡。
[27] 关于苏联，见McAuley（1979，57页）；关于俄罗斯，见《统计观察》（1995，No.12，58页）。
[28] 《纽约时报》，1994-10-02，9版。
[29] 《纽约时报》，1995-07-25，A4版。来自新泽西和长岛的参加威斯汀豪斯科学竞赛的中学生，可以在部分俄罗斯顶尖的分子生物学家，蛋白质生理学家和生物化学家的保护下在俄罗斯的普希诺度过一个夏天。通常，只有他们的研究生才有这样的殊荣。
[30] 1992年5月，贝尔实验室聘请了两位俄罗斯物理学家为其进行研究。这两位是在波和非线件光学领域领先的专家，他们每只得到5000卢布，按当前的汇率折合11美元。同一个月，科林公司从俄罗斯的两个研究机构雇用了115名科学家和技师。太阳微系统公司也从俄罗斯雇用了大批算机专家（《纽约时报》，1993-01-11，D1版、D2版）。
[31] 见Hersh（1994）。
[32] 下文将讨论到1991年以来有组织的犯罪的上升与经济转型的休克疗法策略是有联系的。
[33] 《纽约时报》，1994-01-30，1版。
[34] 《波士顿全球报》，1994-05-09，6版。俄罗斯用术语“黑手党”（mafia）表示有组织的犯罪集团。
[35] 《波士顿全球报》，1994-05-09，1版、6版。
[36] 《纽约时报》，1993-08-16，A6版。
[37] 俄罗斯立法委员安德烈·阿伊兹德茨基在他的报纸上登了266名有组织的犯罪分子的名字后不久在家中被枪杀（《纽约时报》，1994-04-28，A7版）。谢尔盖·索罗什金，一位商人和议员，在1995年2月1日被绑架并杀害。此前，索罗什金先生曾击毙了一个被他认出的黑手党分子。（《纽约时报》，1995-02-03，A11版）。
[38] 当莫斯科的公寓私有化的时候，大多给了它们当时的居住者。那些居住在理想位置的公寓中的居民要是同那些居住在相对较差位置的公寓的居民交换房子，不仅可以得到一大笔钱，而且可以获得一套新公寓。但他们不愿搬到新家。莫斯科警方报道，在1994年头三个月，在这种公寓中就有32个莫斯科人被谋杀，另外还有1750人未计算在内（《莫斯科时报》，1994-06-04，1版）。
[39] 《莫斯科时报》在1994年6月4日第2版上登了一幅照片，佩带自动武器的内务部警察带着面具在莫斯科美属拉狄森·斯拉夫斯卡娅饭店的大厅里逮捕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的头目。
[40] 《莫斯科新闻周刊》，1992，No.50，9页。
[41] 与瓦季姆·拉达耶夫的会见，1995年6月13日，拉达耶夫是莫斯科经济学院经济社会学和劳动经济学系主任，他指导着对277家莫斯科企业的样本研究。
[42] 《纽约时报》1995-08-02，A1版。妇女受的影响少些，她们在1994年预期寿命为71.1岁（OMRI每日报道，第一部分，1995-08-23）。
[43] 一些不太教条的西方经济学家，认识到了休克疗法下的理论与苏联面临的现实制度同中东欧国家存在的差别，再次建议从头开始休克疗法，例如Galbraith（1990）。但这些警告被忽视了。
[44] 例子可见Amsden等人（1994），Goldman（1994），Millar（1994），Kregel和Matzner（1992），Weisskopf（1992a）以及Murrell（1993）。尽管休克疗法的引入导致俄罗斯经济的衰退，它仍然有许多支持者。最好的例子大概要算Aslund（1995）。Aslund认为休克疗法带来的问题与它的成就相比还是较小的.
[45] 经济萎缩使成本压缩更为困难。在经济萎缩时，如果企业减少产量，固定成本的存在，例如厂房折旧和管理工资，就会使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增加。这个问题在任何地方都会使处于生意低迷时期的公司十分痛苦。但在俄罗斯，尽管产量降低却不愿减少工人使得他们的工资转变为产品的固定成本。
[46] 净出口是总需求的第四个因素，但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来说，普通的净出口与其他三个因素相比要小得多。
[47] 在1989年到1991年间，住房消费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44.4%—46.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3，91页。
[48] 来自图10—5.
[49] 从价格自由化中获利的新富人，有很多可花费的钱，但他们把大量的钱花在买进口货上，而不是花在国内生产的消费品上。
[50] 非经济学家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职业经济学家会推荐使经济萧条的政策。答案可以从那些设计了休克疗法的货币主义者所坚持的基本信仰中得到：这种信仰来源于凯恩斯革命之前的古典西方经济思想。这种观点认为总需求从来就不是问题——就如萨伊尔定律所说的那样：“供给产生需求。”根据这种学说，私营企业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必然产生足够的收入并要求卖出最终产品。这种观点认为，从长远来看，政府消费并不影响需求，因为税务和财政借贷会使私人消费减少同等的数量。从长远来看，货币政策影响的是价格，而不是实际的产品。
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同时还认为，价格自由化会刺激生产，所以他们坚持实行紧缩的货币财政政策，以防止通货膨胀。但正如凯恩斯在60年前令人信服地论述的那样，现代经济活动实际并非如此。需求下降时，生产也会下降；公众消费也和私人消费和投资一样影响总需求。这些在20世纪30年代花费巨大代价得来的教训，在80年代却被许多从事经济职业的人淡忘了。
[51] 在处于繁荣时期的经济中，紧缩的货币财政政策可以作为防止通货膨胀的有效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政策可以限制过度的总需求，便其控制在经济生产能力所能满足的范围之内。但即使是这样，也要冒使繁荣的经济转向后退的风险。
[52] 俄罗斯月度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在1992年上半年基本稳定，在7月达到每月11%，8月为9%。但即使按照8月计算，年度通货膨胀率仍为181%。为防止通货膨胀，严厉的政策还要持续较长时间。
[53] 格拉申科在苏联时代曾经是国家银行的行长。他的父亲在斯大林时代曾经是中央银行的人员。
[54] 例如，汽车企业VAZ（伏尔加汽车联合企业）已经以其拉达型车在国际市场取得成功，但紧缩的货币政策却使它无法贷到需要的贷款以使其产品达到世界标准。一位公司官员激愤地说：“国际货币基金会对俄罗斯的汽车生产不感兴趣。美国和日本的汽车公司生产的车都卖不完，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再坚持生产呢？”（《纽约时报》，1992-07-23，A10版）
[55] 对这一观点的详细论述，可见Amsden等〔1994，第一、五章）和Berliner（1992）。
[56] Weisskopf（1994）.
[57] 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通常采取企业员工购买产权的形式，主要将企业的实际所有权和控制权转移给了上层的管理者，而不是劳动者整体。此外，许多苏联中央经济部门的官员也结束了作为新的更有价值的私有化了的企业主要官员的历史。
[58]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结果来源于俄罗斯消费者长期以来对西方商品狂热的拒斥。但它也部分归因于脆弱的市场和国内农民和制造业者有限的经济来源。
[59] 在19世纪，美国对较好的英国和德国的产品，特别是那些直接与美国国内重要的处于发展中的产品形成竞争的产品，课以重税。美国的第一个主要资本主义工业——纺织业，就是在数十年的高关税壁垒的保护下发展起来的。
[60] 俄罗斯在1992年到1994年全部的外国投资达到39亿美元（欧洲经济委员会,1995，148页）。按俄罗斯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每年大约9美元。
[61] Cynthia Taft Morris经证明，在19世纪在英国之后发展起来的许多国家中，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她列举了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提供“商业市场、运输、教育、反欺诈、公共医疗，以及在农村地区进行农业劳动力的间接资本投资和促进技术提高”等方面所担当的角色（Morris，1992，p.11），她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荷兰、德国、奥地利、加拿大和新西兰。
[62] 对韩国工业化过程中政府所担当的高度干涉主义角色的论述，可见Amsden（1989）。
[63] 支配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那些高度抽象的理论类型，对于理解那些作为从—种经济体系转到其它经济体系的主要特征的复杂的制度变化和发展进程，没有多少帮助。
[64] 一些西方顾问对苏联的经济知之甚少，认为苏联时代经济体系的特征与设计转换策略没什么关系。一位俄罗斯官员，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彼得·阿文，曾经对此深有同感，并认力“按照这种经济学家的观点没有特殊的国家，如果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有其自身的规律，那么所由的国家和所有的经济稳定计划都是同样的”（《独立报》，1992-02-27，5版，Goldman引用，1994,106页）。
[65] 从这个角度看，苏联的体系与华约其它国家的国家社会主义体系有所不同。那些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苏联支持的共产党掌权时已经有了工业化的经济。
[66] 有一项研究估计苏联制造工业产品的80%由垄断者生产。（亚夫林斯基等，1991，66页。）苏联国家物资局，即国家供应机构，估计在1991年“在机械制造业、冶金、化学、木材和建筑业中，在全部7664件制成品中，有77%，即5884件来自于垄断（Goldman，1994，13页）。
[67] 这个问题由Leijonbuvud进行过讨论（1993）。
[68] 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新的私人银行主要从事投机倒把活动，而不是金融业务。那些想从事金融业务活动的少数银行，主要是前国家银行系统的继承者和一些工业企业创立和控制的新银行，它缺乏能产生许多影响的金融资源。
[69] 这种两段策硌是基于一个主要假设：国家社会主义体系下建立的大型国有企业，只能在国家支持和控制下进行有效运作，向不可预见的未来发展。无论持续的国家补助和控制产生的效率多么低，也要比使企业脱离国家的支持和指导而导致崩溃好些。
[70] Berliner（1992）.
[71] 中国是如许多海外观察家所说的那祥发展了资本主义体系，还是发展了一种形式的市场的社会主义，现在还不清楚。中国的大多数非国有企业不是传统的资本主义企业，但它们确实归村镇或者工人联合体所有。
[72] 从1980到1993年，中国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9.6%速度增长，这是那个时期所有国家最快的增长率（世界银行，1995，164-165页；Hotswana也得到了同样的比率）。尽管在中国经济中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增长比国有经济成分快得多，尽管有许多问题困扰大型国有企业，但国有经济成分还是有了一定提高。在1980年到1989年间国有工业企业人均产量增长了52%（Berliner，1992）。
[73] 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西方专家曾经试图使中国实行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但他们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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