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

第二章 社会主义与苏联体制



　　1991年8月苏联未遂政变发生之后的几个月里，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仍然未能成功地挽救苏联，此时，他反复地提到了1917年的“社会主义选择”。这指的是20世纪最重大的革命之一，即苏联的诞生。布尔什维克于1917年在彼得格勒夺取政权之后，其领导人弗拉基米尔·伊利奇·列宁宣告：“现在，我们必须在俄国建成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1]
　　俄国的“社会主义选择”是早在70年前就已兴起的一场政治运动的首次胜利。1848年，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曾向全世界宣布：“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2]马克思和恩格斯谴责了资本主义，并预言一场工人起义将会用一种全新的、更为公平的社会制度来取代它。19世纪后半期，在欧洲及北美的所有主要国家里，许多工人和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均为这种预言所吸引，相继组成了社会主义政党。那么，这种使他们谴责现存秩序并呼唤某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的观点，这种在70年后激发起俄国革命的观点，到底是什么？

社会主义观


　　让那些从未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人感到惊奇不已的是，该书中居然包含了种种对资本主义的最高赞语，例如：
　　资产阶级……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
　　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就有其阴暗面——它们以剥削工人为基础，而恰恰是这些工人的辛勤劳动，才创造出这些巨大成就。工人阶级作为这些成就的创造者所得到的，却是贫困潦倒、朝不保夕的生活。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认为，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掠夺了所有的利润。中世纪的世袭贵族被金钱贵族所代替。
　　社会主义者的批判并不止于早期资本主义所具有的不平等特征。他们还谴责周期性的经济萧条，此时，虽然商品需要持续增长，生产却停滞了下来。他们还声讨失业对新工人阶级所造成的浪费和痛苦，这些新工人对昔日小农或城镇工匠的安定生活仍然记忆犹新。他们还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厌恶，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工人只是生产财富的商品。[4]
　　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未来更高级的人类社会阶段必然来临，它不是来自向富人和当权者宣传社会变革有多么好的知识分子的言论，而是来自资本主义的主要牺牲品——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斗争。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正是以这种社会变革观点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或说工人阶级注定要走的一条道路，乃是从为改善生活条件而自我组织起来转到为政权而斗争。最后，工人阶级将会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在其废墟上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预见和提倡的社会主义社会，并没有提供任何详细的图景。他们一直集中分析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他们坚信，建立新社会的秘方就蕴藏其中。只有少许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评论散见于他们的著作中。新社会可能有几个阶段，一开始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资本主义的残余及其社会组织和个人心理仍然相对强大的时期，可是终将发展而成一个全新的、无阶级的社会。传统上，马克思主义把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把最后阶段称为“共产主义”。[5]
　　俄国革命前，社会主义者对新社会是什么样子展开了争论。但他们普遍同意，社会主义制度应具备三个基本经济特征：
　　第一，社会生产资料——工厂、机器、能源和大规模运输系统等，都应成为公共财产，而不是属于个人所有。这将终止资本所有者对工人的剥削，此后，谁也不能仅凭财产所有权就获得收益。
　　第二，应该由经济计划而不是市场力量来指导生产。马克思和恩格斯比较了计划与存在于所有资本主义企业中的秩序，他们把后者看作混乱的市场交换关系。[6]正如单个资本家对其企业内部活动加以计划一样，作为总体的工人阶级一旦掌握权力，也会采纳计划体制对全社会的经济过程进行指导。他们相信，经济计划将会消除资本主义的顽症——失业和周期性的经济萧条。
　　第三，社会主义将取消为利润而进行的生产。资本家决定生产什么，怎么生产，是以他们预期什么能带来最大利润为基础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极力追求利润的竞争是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源泉，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它看作推动社会进步的理想方式。社会主义将用“为使用而生产”取代为利润而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是为了造福社会而不是为了获取利润。由于没必要保守商业秘密，知识将会在企业中广泛传播，技术进步和产品质量将超过资本主义业已证明的惊人成就。
　　早期社会主义者更多地谈到未来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而不是其政治结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政府总是一个阶级统治和控制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即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主共和制，在社会主义者看来，真正多数人的统治也是无法实现的。资本家阶级的巨大财富和经济力量阻止了劳动阶级行使真正的政治权力。[7]
　　社会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在掌握政权之后，将会变成新的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权力去保证被打倒的资本家阶级不致复辟或干预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术语来表达工人成为新的统治集团这一观点，与他们把资本主义国家看作“资产阶级专政”的观点相对应。可是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期望，在工人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民主将会盛行。毕竟，除了通过能够让工人阶级的成员们自由表达他们的观点并达到集体决策的民主制度外，还有什么办法能使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统治阶级？由于能够推翻民主原则的富裕阶级不存在了，因而这种“工人的民主”有望成为一种比以往任何民主更为名副其实的民主。
　　公有制、计划经济、为使用而生产、民主的劳动者国家，被认为体现并发扬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各种社会价值——平等、经济安全、合作和民主。人们相信，由于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与更快速地发展、更充分地使用社会生产力相伴随，因此，社会主义将很快消除贫困。由失业和周期性经济萧条所导致的浪费和危机现象，将通过经济计划而得以消除。合作将取代资本主义狗咬狗的竞争。
　　经过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以及旧制度残骸逐步消除之后，人类社会将最终达到共产主义。在这一阶段，自原始集体狩猎时代以来的阶级将从人类历史上彻底消失。在阶级斗争的废墟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到“一个联合体，在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8]。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将会逐渐消失。作为压迫工具的国家也将会消失。一旦新社会在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国家里建成，一旦资本家为控制资源和市场而展开的世界范围内的对立趋于终结，战争将成为历史。
　　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并不只是对工人阶级造成压迫。即使是资本家，也并不是真正自由的。他们也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规律所支配，虽然这一制度由他们所主导，但在不自由这一点上，他们和工人并没有什么区别，资本家必须不顾一切地追求利润，他们必须积累资本。那些未能有效地这样做的人，总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落伍，并结束其资本家的身份。社会主义被认为是根本不同的制度。它将是人类发展史上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人民首次达到了对社会运行原则的自觉控制，而不是受控于它。[9]

俄国革命


　　人类的动机总是复杂多样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动机都能像社会主义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及其对替代性社会的想象的信仰那样，能够推动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掌握俄罗斯政权——不是为了追求名誉、财富，也不是以权力本身为追求目标。[10]列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忠实追随者。他对他们的著作作过长篇笔记，认为其中包含了能够指导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掌握政权的观点。在学者当中存在着一种陈旧的争论：列宁是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真正追随者，还是受权力的驱使而制造了一种对其进行歪曲的观点？不管哪一方是事实，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列宁增加了一种关于如何开展工人革命的新理论，而这在马克思著作中是找不到的。
　　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俄国，列宁提倡建立一个纪律严明的秘密的职业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按军事原则建立起的党组织，他们称之为“民主集中制”。中央领导层就政策进行讨论，并根据多数票原则作出决定。但是，一旦作出决定，不管是领导人，还是普通成员，都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
　　列宁认为，在把社会主义知识传播到城市工人阶级当中的时候，要想在沙皇白色恐怖下生存下来，这样的党就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开展革命，必须有一个纪律严明的党，它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始终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领路人。党内民主集中制，党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先锋队关系，被证明是在沙皇专制体制下建立一个强大的党组织的有效办法，也是在1917年沙皇政体崩溃之后的混乱局势中夺取政权的有效途径。但它与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社会类型显然也有重大的关联。
　　没有人曾料到，社会主义国家首先会在相对落后的俄国建立起来。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将首先在某个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出现，例如英国或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西部的主要城市里已有了大工厂和相当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其中有大约250万工人从事大规模的制造业和采矿业。然而，城市工人阶级周围是大批的农民。超过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近75%的人从事着传统的耕作业。[11]大多数的农民生活困苦，对拥有土地的贵族，对沙皇政权，怨恨重重，因此，在反对旧政权的斗争中，他们有可能充当工人阶级的临时同盟军。不过，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认为，要想吸引这些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们从古至今的愿望就是变成自己那块土地的主人，而不是建立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社会。
　　1917年，世界大战造成的极度的物质匮乏，使得俄国工人和农民的不满危及沙皇政权。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者们和他们更温和一些的社会主义兄弟——孟什维克一起，在城市工人中寻找到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观众。另一个党，社会革命党，却在农民中组织起来。这一年的3月[12]在严寒的首都——彼得格勒，一系列罢工终于导致了一场自发的工人起义。当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缴了自己的械并跑到工人一边时，沙皇政权就宣告倒台了。
　　在随后的八个月里，一个新的临时政府和从整个俄国发展起来的“苏维埃”共同分享政权。苏维埃是一个代表工人、农民、士兵和水手的组织。[13]在苏维埃内部，最有影响的团体是上面提到的三个社会主义政党。临时政府决定不让俄国退出战争，从而激起群众的不满和工人、农民的极端情绪。农民从地主那里夺过土地，工人要求返回工厂的权利。
　　三个社会主义政党中最激进的一个——布尔什维克，坚持不懈地呼吁俄国退出战争，要求工人控制工厂、农民掌握土地，总之要掌握一切有助于满足这些要求的权利。11月，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中赢得了多数，整个俄国，几百个苏维埃都通过了要求把全部权力转交给苏维埃的决议。[14]机不可失，布尔什维克在11月以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名义发动了一次夺权运动。随后不久，莫斯科的政权也被苏维埃夺取。在彼得格勒，来自全俄的苏维埃召开了一次全体大会，并被命名为“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新政府”。[15]
　　打江山和坐江山是两件不同的事。由于一开始只掌握主要城市，布尔什维克面临着追随旧政权的武装势力的反扑，后者从西方主要国家得到了武力支持和装备。虽然布尔什维克在农村的支持率有限，但他们能够建立一支“红军”，限制敌人的活动范围，并终于在1920年末控制了前沙皇俄国的大部分地区。1922年，新政权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16]

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形成


　　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就采取了一种严厉而专制的形式。理论上，政治权力是由苏维埃掌握的，它拥有群众选举制度的形式。可是事实上，所有的权力都操纵在共产党之手。[17]苏维埃成了共产党领导层制定政策的“橡皮图章”。共产党以工人阶级的名义进行统治，也把自己看成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不久就开始排斥政治异己。开始时其他左翼党派还允许存在，但几年之后也被取缔了。1921年，一度在共产党领导层内展开的生动而公开的讨论被禁止，党内政治派别被取缔。[18]
　　为什么新的苏维埃国家采取了这样一种与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愿望相反的专制形式？抱同情态度的人们开始时认为，要赢得残酷的内战，革命的专制路线在短期内是必需的。可是，在红军获得胜利，扫除了旧政权复辟的直接威胁之后，共产主义者并没有走向民主。[19]
　　有人认为，俄国上千年的独裁政治，加上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民主传统，解释了共产主义者为什么会在俄国采取专制的统治形式。虽然这也许是一个因素，但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传统不会永远延续。在过去几个世纪都是专制的许多社会里，也产生了持久的民主制度，这就证明了长期的专制传统有可能从根本上被打破。当代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的民主都是打破历史先例的典型。
　　看一看在1917年的俄国以工人阶级的名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政权的列宁式政党，我们也许可以得到上述问题的部分解释。在领导一支武装对付一个高压的但政治上又软弱的政权时，建立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政党是十分有用的——正如后来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南斯拉夫和越南的胜利所证明的那样。虽然这些政党依此有效地发动了工人群众，有时也包括农民群众，去反抗当权者，但它并不利于在推翻旧政权之后建设一个新的民主国家。布尔什维克，以及随后各国的共产党，在为政权而战期间不得不密切注意其群众的基本要求和愿望。可是一旦稳定地掌握政权，民主集中制的政党和它准军事的组织，就倾向于在新国家中产生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政策由上层领导制定，普通成员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一原则从执政党中逐渐扩展到整个社会。
　　俄国内战结束之后，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包括列宁，在许多场合都曾抱怨过他们创建的国家发生了越来越多的专制行为。[20]也许，向专制主义发展的无情趋势，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在内战之后发现了自己所处的令人难堪的社会孤立状态的结果。[21]在农村，布尔什维克还缺乏坚实的政治基础，而那里是绝大多数人口居住的地区。内战留给新政权的，是比1917年还低的支持率。它的城市工人阶级基础也已大部分消失。大多数献身于社会主义的工人参加了血腥的内战并牺牲了生命，而其他的人则在内战期间或之后迁居到农村，以逃避俄国工厂近乎全体倒闭的厄运。留在工厂里的其他工人，也在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机构里担任了一定的职位。大多数农民虽然乐意摆脱以前的地主的控制，但他们发现自己与以城市为基地的布尔什维克缺乏紧密的联系。
　　在找不到任何社会基础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面临着如何统治广大农村，并建立起他们为之献身的社会主义新制度的问题。对这一问题，他们用政党代替社会基础的办法来解决。他们借助纪律严明的、民主集中的政党这个工具，来使国家工业化，从而发展起一批工人阶级，使党名副其实。
　　俄国共产主义者的专制统治，分化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有的欧洲社会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都反对新的苏维埃政权，拒绝和它有任何接触。那些认为布尔什维克对民主的破坏是迫不得已的社会主义者，组成了新的党派，人们往往称之为“共产党”。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分化为批评莫斯科的“社会党”和支持莫斯科的“共产党”两派，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1991年苏联垮台。

20年代的经济政治过渡


　　俄国从革命到形成一种稳固的新经济制度，花了十多年时间。1918年至1920年内战期间，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盛极一时。工业被国家化了，所有的生产和分配都按照战争需要来调控。交通阻塞、兵荒马乱使大城市的供应捉襟见肘，在这种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俄国人发明了一种十分集中化的经济管理制度——尤其在战时条件下是如此。
　　内战胜利的代价就是经济的崩溃。1921年，布尔什维克在一阵激烈的争论之后，出台了一项突然改变方向的经济政策，即所谓“新经济政策”，该政策一直延续到1928年。外国资本家被邀请到俄罗斯投资，私人经济在贸易、服务甚至工业领域都得到鼓励。在农村，农民可以随意耕作他们新获得的土地，并在市场上出售其产品。
　　到了1927年和1928年期间，俄国经济大体上从战争和革命的废墟上复苏过来了。此时在共产党领导层内部，关于下一步经济政策该如何走的问题，又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论。一部分人，开始时以列夫·托洛茨基为首，后来以G.季诺维也夫以及L.加米涅夫为首，提倡加快工业化步伐并促使个体农民走向农业合作。他们担心，自由的农村会成为农业资本家阶级的滋生地，因此有必要通过把农业转化为一种集体形式的做法避免这种危险。与此相反，另一部分以尼古拉·布哈林为首的人则鼓吹，应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渐进推行工业化，同时更为渐进地开展农民合作化的组织工作。
　　这次争论的解决方式和采取新经济政策时完全不同。1924年列宁逝世之后，约瑟夫·斯大林，这位党的总书记大权在握。在一系列精心策划之后，斯大林通过支持布哈林的渐进发展策略，首先击败了快速工业化的鼓吹者，而后又击败了布哈林及其渐进步骤的鼓吹者。[22]大约在20年代末，斯大林已经拥有足够的个人权力，去发展一种新的经济模式。
　　大权独揽之后，斯大林开始强令推行一种农业集体化、快速工业化和彻底消除私人经济的新路线。斯大林的权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这种新路线根本就不是共产党的正式决议。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于1928年，其工业化的目标雄心勃勃，却没有料到即将发生的俄国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极端变化。[23]一年之后即1929年，新模式开始推行，由斯大林个人决定，发动了一场强行把苏联千千万万的农民集中起来的运动。
　　20年代末，一种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也许已成型，也许还在建设，但总之已成为“苏联体制”了。这一制度的经济特征在随后的55年里很少发生变化，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才告终结。根本的政治制度在这期间也比较稳定，尽管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政治权力几易其手，其运行方式也几经变更。

苏联体制的经济结构


　　苏联新体制的最重要的经济制度，是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和中央计划经济。在苏联，几乎全部的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唯一的例外是集体农庄，它们被认为是农村集体成员的公共财产。[24]
　　调控这一制度的，是一种高度集中、等级森严的计划经济形式。在党中央领导下的苏联政府，为整个国家制定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五年计划表明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而年度计划则是把法令推行下去的可操作性文件。它们分别规定了每一种重要产品的产量指标。
　　计划体制的最上层，是所谓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一机构，在为这个庞大国家制定一项内部协调一致的经济计划方面，它的任务极为艰巨。国家计划委员会采用了一种叫做“物资平衡”的方法来预算生产性投入——钢铁、水泥、工厂设备等等，后者的生产要与终极产品生产的目标水平相一致。在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一级，计划替相对较广的产品种类分别制定了产量指标。[25]国家计划委员会下面，是各经济主管部门，它们在各自所主管的领域里把计划分割成范围稍窄的生产指标。各个企业具体从事生产，它们各自受其特殊主管部门的控制。在企业这一级，计划具体规定了各种产品的投入和产出。而作为供应部门的国家物资局，则负责管理各企业之间的供应关系。[26]
　　货币与财政在苏联体制中起着次要的但又是无可替代的作用。一旦某企业接到生产指令，国有银行系统就会为其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使它能够支付在经济计划中已明确规定的劳动力和物资投入费用。是计划的生产指令，而不是信用或获利，引发了经济活动。
　　国有企业倾向于无限制地壮大自己，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强烈地相信，大型企业更有效率，另一方面是出于实际的考虑，即中央计划部门指挥少量的大型企业总比指挥许多小型企业容易。在企业这一级，个人全权管理是主要的原则。每个企业都有一个负责人，他有权控制企业并向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负责。党的书记和贸易组织领导人也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但总负责人才是最高的权威。
　　苏联共产党也有与国家计划组织平行的机构。它的中央委员会下属的各种专门的生产部门，参与对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情况的监督。在共和国、省、地方各级，党的书记与同级的国家机构和企业一道，在其权限范围内负责计划的实施。在所有的城市里，党委书记都与地方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和大企业的总负责人一起，保证该城市的计划得以完成。
　　如果说，苏联体制完全以中央经济计划为基础，那也有失准确。市场起着第二位的作用。消费品主要通过零售商店来分配，在这里，消费者可以随意购买到上架的东西，其价格由国家统一调整。不过，消费品分配的非市场形式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包括短缺品的定量配给，在工作场所按特殊价格分配给工人、管理人员和官员的商品，以及在专门商店里分配给高级官员的优质产品。工人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来找到工作，在那里，工人根据报酬的高低和自己的爱好来选择自己的工作。[27]不管是在生产物资上，还是在消费物资上，同样存在着黑市，此外，企业也在官方计划之外交易商品，这一灰色市场虽非正式但也被容忍。可是，在引发和调整经济活动方面，中央计划仍然是主要的制度。
　　苏联体制还包括向居民提供多方面的公共服务，而这大多数直接靠政府来完成。然而，这一制度的独一无二的特征，则是直接依据工作场所来提供全方位的公共服务。许多大型企业出资兴办了托儿所、门诊部、学校、疗养院、休闲胜地，以及其他为职工及其家属提供的娱乐设施。在苏联许多由单个公司构成的城镇里，主体企业直接出资提供本地大多数的公共服务。[28]

苏联体制的政治结构


　　在苏联，政治权力由两个平行的机构来操纵，一个是国家机关，另一个是共产党机关。[29]在名义上，党有一个民主的体制。党员选举代表，参加定期举行的党员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党的决议并选举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委员会由几百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再依次选举一个由一二十人组成的政治局和一名总书记，负责处理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的各项事务。[30]
　　然而在实际上，权力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总书记是该制度的全权人物，他主持的政治局则是解决重大问题的决策机构。中央委员会拥有一个全职的执行机构，即所谓的“书记处”，它是政治局的执行助手。在必须选出一名新的总书记时，中央委员会就变得重要了，但通常情况下它是受政治局领导的。党代会不定期举行，也不拥有什么真正的权威[31]，而个别党员的作用只不过是贯彻上层所制定的政策而已。
　　党以各种方式在社会上行使权力。它监督政府的工作。例如，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工业部门直接向党组织报告工作。同时，党也通过它自身的机构，直接制定国家政策，并参与这些政策的实施。例如，党在酝酿经济计划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并且正如上述，其地方干部要协助这些计划的落实。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广泛地参与外交、国家安全、科学、文化以及其他政策领域里的事务。不过，党的权力最根本上来自于它对政府、非政府和官员选举的控制。
　　党对重要职位任免权的控制，被称为“任命制”[32]。最高党组织（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决定谁将在政府、军队、安全部门、大众媒体、贸易联合会、专家组织等组织机构中占据某个高层职位。下级党组织任命各自管辖范围内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下层职位。在党内，莫斯科的最高层组织控制着下级党组织以及各共和国、各省、各大城市的党的高级职位的任免权力。
　　政府拥有一个独立于党组织的结构，在名义上也是民主的。苏联宪法规定了一个议会式的民主政府。苏维埃的成员要通过自由投票选举出来。最高苏维埃，这个最高立法机构，任命一个部长会议，作为政府的执行和管理协助部门。部长会议主席扮演着总理或政府首脑的角色。
　　然而，事实与议会式政府的设想十分不同。苏维埃选举没有竞争。共产党决定苏维埃的提名人选，同时选举部长会议的成员和政府总理。最高苏维埃远不是一个独立的立法机构，倒像是党组织的一个“橡皮图章”，为它早已拟定的决议加盖大印。来自上层的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研究苏联政治的专家们就苏联体制的高层机构内政治权力的准确归属问题展开了争论。[33]一些最显赫的政府官员在政治局里有一个职位，而几乎所有的部长会议成员也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里有一席之地。[34]就本书的目的而言，没必要非搞清楚党和政府机构之间到底如何分配决策权不可。毋庸置疑的是，权力集中于这两个高层机构，它们相互渗透。“党—国制度”是它最好不过的名称。[35]
　　虽然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体制的基本经济结构并没有变化，但它的政治权力结构却有所不同。上面对苏联政治制度的描述，指的是斯大林时期政治权力的形式，而其内容在斯大林统治下并不是这样的。从1928年直到他逝世的1953年，斯大林一直以一个全权的独裁者面目进行统治。说这一时期党掌握着权力，其准确性是值得怀疑的。斯大林主要通过秘密警察而不是党来加以统治。
　　1929年末，斯大林亲手发动了迫使1.25亿农民参加的集体化运动。这次运动所导致的混乱，引发了一场可怕的饥荒，1932—1933年间，千百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1936—1938年，斯大林制造了一系列大清洗和公开政治迫害事件，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早期领袖均被处以极刑。1935至1939年间，近100万党员被害身亡。[36]即使到了后期的1950年，还有一名政治局成员被判死刑。除了党的高层领导人外，监禁或死刑的处罚还涉及许多政府官员、企业负责人、军队首长和文化人物，甚至普通工人和农民都被判“阴谋破坏罪”。即使是那些执行这种恐怖政策的秘密警察官员，也不时自陷囹圄。合计起来，斯大林的统治共导致了大约200万人非自然死亡。[37]
　　其他任何一次由共产党领导的重大革命，都没有对自身的领导层施以如此大规模的迫害。斯大林统治的典型特征，就是严重背离了早已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主张。斯大林复活了俄国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早期有利于工人、妇女和大多数公民的法律，或被废除，或被弃之如敝屣。平等主义饱受蹂躏。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被决定性地转变为这一观点：斯大林，这位伟大的领袖，是一切进步的源头；而在列宁时代，这种对领导人崇拜是完全不存在的。[38]
　　斯大林基于恐怖之上的独裁统治，结束于他逝世的1953年。几年之后，党的新领导人谢尔盖·赫鲁晓夫公开抨击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在后斯大林时代，苏维埃政治制度呈现出由总书记、政治局、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以及上述各部门统一领导的局面。它仍然是一种专制主义的、自上而下的制度，该制度的政治敌人也曾遭受迫害、流放或监禁的待遇。但它不再是一个恐怖主义的专制政体。在领导层内的争论中，那些未达个人或政治目的的人，从此不再被处死，而是给予降级处分。[39]

什么是苏联体制


　　苏联实行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还是某种其他的东西？许多年来，这一问题引发了许多争论，产生了无数的文献。当然，至少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领导层及其拥护者总是声称，这一制度不管如何不完善，总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体现。他们认为，苏联是工人的国家，共产党只不过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负责解释和执行工人阶级的意愿。[40]他们把国家财产看成是人民的财产，把经济计划看成是人民处理经济事务的手段。[41]
　　这种观点与苏联的现实相冲突。显然，不管是工人阶级，还是苏联人民，总体上并没有掌握苏联体制。权力滞留于党—国制度的最高层。从拟订经济计划，直到做个人生意，工人们都无权制定涉及该制度应如何运行的经济决策。
　　苏联体制和资本主义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它在表面上和资本主义一样，工人从事生产性劳动，他们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一样，也挣工资。但是，资本主义的许多典型特征，特别是单个资本所有者之间在市场上竞相出售产品的竞争，在苏联体制中是完全不存在的。资本主义的效率和动力，恰恰来自这种竞争，但正如上述，这在苏联体制中只是一个更为消极的因素。虽然苏联体制带来了高速度的资本积累，但这应归功于来自上层的政治命令，而非竞争的压力。[42]
　　理解苏联体制的最好方式，是把它理解为一种混合的制度，它具有许多社会主义因素，但也有许多非社会主义的因素。“国家社会主义”一词，也许最能把握其精髓，因为国家的角色和本质，代表了苏联体制最重要的非社会主义特征。[43]
　　尽管存在工人阶级在苏联体制中并没有真正支配其经济和政治命运这一事实，但这一制度确实具有某些典型的社会主义特征。其中之一，就是国家（和集体）对全部生产资料在实质上的所有，这意味着任何一个阶级都不能仅仅凭借财产权就获得收入。在苏联体制中，合法的收入只来自工作。[44]苏联体制是历史上第一个致力于建立企业非资本家所有的现代工业社会制度。
　　通过计划手段调节经济，是该制度中另一个社会主义因素，计划确实带来了某种经济效益，这和社会主义者的期望相符合，它们包括不再有周期性的衰退或萧条，经济增长十分迅猛（我们将在下一章对此详加探究）。由于企业之间不再有竞争，在诸如技术信息共享和管理方法共享之类的合作方面，其范围之广泛，是资本主义制度望尘莫及的。[45]经济计划，而不是对利润的追求，推动着生产。虽然是上级政治机关的需要决定着计划的内容，但它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为使用而生产”的形式，而不是为利润而生产的形式。
　　由经济计划所带来的充分就业，是该制度的另一个社会主义特征。自30年代早期之后，苏联实际上就不再有大量的失业了。[46]相反，却全面出现了典型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在苏联体制中，不仅找工作很容易，而且一旦工作，就会有高度的保障。工人很少被解雇或开除。这不仅意味着工人有很高的个人收入保障，而且意味着一旦斯大林恐怖时代结束，工人对工作就会享有极高的非正式选择权。在名义上，企业管理者拥有巨大的权力，但在实际上，由于劳动力短缺，历来就几乎没有解雇过工人，因此管理者不得不考虑工人的要求。这导致了比资本主义企业里更小的工作强度，上级经济计划者经常抱怨说，他们没有足够的权力去迫使工人更卖力地工作。
　　提供给大众的公共服务范围广泛，这是苏联体制的另一个社会主义特征。它们包括免费教育（直到给予有资格的人们以高等教育）、收费极低的儿童保育、租金极低的住房[47]、便宜的休闲度假、免费医疗、稳定的养老金等。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中，例如在瑞典和挪威，当权的各个社会民主党，虽然并未触动这些社会的资本主义基础，但也已制定了同样的给予劳动者公共福利的施政纲领。然而，在这些社会民主的福利国家中，资本家所资助的保守政党由于受到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不断要求解除或压缩社会福利。在苏联体制中，并不存在这种挑战社会福利的呼声，拟定的纲领也不会遭到削减，而这在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中却是周期性的遭遇。
　　虽然我们不应该根据一种社会制度的官方意识形态及其纯粹的形式来评判它的本质，但苏联体制的官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实起着一定的作用。由于苏维埃国家被认为是工人的国家，因此各级苏维埃都有一些不可小视的工人（和农民）代表——这一结果也有利于党对它所代表的阶级加以控制。[48]虽然苏维埃并不握有实权，但这毕竟给工人带来了一定的地位和尊严——这一结果，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曾激起了某些知识分子的怨愤。
　　为了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保持一致，金钱收入的分配在苏联体制中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显得更加平等，至少在斯大林时期之后是如此。[49]一种叫做“十分位率”的全国通用的评估收入不平等的标准，把最富有家庭（约10%）的总收入，与最贫穷的家庭的总收入加以比较，从而测算出收入差距。一项由西方一流专家开展的调查显示，苏联1967年的十分位率是4.5。[50]这意味着最高收入家庭所得是最低收入家庭所得的4.5倍。相比之下，美国和法国的十分位率却都是15.9，达到苏联的三倍半之多。[51]考虑到苏联体制中没有财产收入，这一结果并不那么令人惊奇。[52]然而，正如下面我们将看到的，金钱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并不能反映高级官员享受特殊津贴所造成的不平等。

苏联体制的非社会主义特征


　　与苏联体制的社会主义特征相伴随并交织在一起的，同样还有一些重要的非社会主义特征。其中一些是中世纪封建的残余，另一些则类似于资本主义。
　　苏联体制最明显的非社会主义特征，是少数党—国精英垄断政治权力。斯大林时代采取的是一种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统治形式，其对全知全能领导人的崇拜，和中世纪的君主政体如出一辙。斯大林之后，政治制度演变为一种更为现代的寡头政治。即使是后斯大林时代这种更温和的政治制度，也是专制的，它无视苏联人民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苏联人民没有言论的自由，没有发表意见的自由，没有结社的自由，更谈不上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了。
　　党—国精英们试图全方位控制大众生活的所有细节，甚至地方社团也包括在内。苏联公民无法摆脱昔日封建农奴对其庄园主的依赖关系，甚至连迁移的自由都没有。20世纪30年代早期由强制集体化所引起的社会动乱，其后果就是死板的户籍制度把所有的公民都束缚在特定的城镇里。未经官方许可的外迁是被禁止的。[53]
　　就像政治权力是非民主的、高度集中的一样，经济权力也是如此，即使政治制度真的民主，公民可以自由投票选举政府官员，如果经济结构没有变化，它也会与工人经济生活自主的社会主义观念相冲突。经济决策权被划分为许多级别。最重要的经济决策由中央做出，然后层层传达给下级。在该体制中，部级以下，从企业负责人到普通工人，其基本的经济角色就是执行上级命令。1917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提出的管理其工厂的要求，一度得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响应，也一度成为革命的重要方面。可是在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后，这种观念却烟消云散了，苏联企业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即个人全权管理制度，却是直接从该时代的资本主义管理手册里抄袭过来的。
　　不过，苏联工厂里的内部关系在形式上并非全部是资本主义的。由劳动力短缺所造成的长期稳定的工作和工人的非正式权利，促成了一种家长式的管理作风。在大型的苏联企业里，职工的队伍稳定、岗位稳定，也不能随意迁往其他地方；企业为职工们提供了食堂，为他们的子弟提供了幼儿园，为其休假提供了闲居地，甚至还分发特殊消费品，所有这些，都和家长式的封28来自上层的革命建庄园毫无二致。苏联企业的负责人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看作是其企业和职工的代表和保护人——在企业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私有化之后，这一模式导致对人们期待的资本主义企业行为标准的偏离。
　　苏联精英们所享有的物质特权是与社会主义的平等价值观相对立的。前面所说的相对平均的金钱收入分配，并不包括精英成员们所拥有的获得消费品的特殊门路。有一些特殊商店只对精英开放，它们提供包括西方进口商品在内的优质产品。甚至还有一些特殊工厂，专门为精英们生产优质商品。特殊的建筑企业，则为精英们建筑舒适宽敞的住房。高级官员还享受特殊待遇，这包括使用豪华轿车和建在乡间的设备齐全的公家别墅。[54]不管是特殊商店还是特殊待遇，都严格按照职位高低来确定级别。这种特权制度在改革之前官方从来没有承认过，因为它与官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明显相冲突。但是，有谁会不知道呢？
　　在苏联体制中，最好的东西不是拿来卖的。单靠有钱并不能得到它们。消费和你的地位高低、职位大小密不可分。我们可以把这种视地位和职位高于财富的制度为半封建的，但它却是现代苏联官僚机构的高效发动机。实际上，通往特权生活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往上爬。在这个精英阶梯上一旦失足，你就失去了进入特权的、舒适的生活的一切门路。[55]
　　决定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是否是社会主义的，其难度主要在于如何解决社会主义中政治权力的特殊作用问题。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与许多不同的国家权力形式相并存，包括美国和大不列颠的多党制民主、战后日本和意大利的一党制长期统治、战后西班牙和韩国的专制政体，以及纳粹德国的恐怖主义独裁制。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资本家阶级都占有大部分生产资料，雇用工薪工人，在市场上为出售产品而竞争。
　　社会主义从来不认为工人是生产资料的单个所有者和支配者。资本主义所开发的技术使生产成为一种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活动。如果工人要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并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和敌对状态，他们就必须通过某种群众组织来进行。[56]因而，如果社会主义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那么，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中普遍采用的、支配公有财产的国家本质、公民权利、决策机制，就都与社会主义的定义密切联系在一起。苏联所具备的，确实有社会主义的某些重要特征，而它所缺乏的，却是最为根本的、人民对国家和经济的统治权。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人民成了消极的受动者，而不是积极的参与者。这是它最为重要的非社会主义特征。
　　苏联体制的专制性与它对公民许多基本权利的否认交织在一起，使得一些分析家们得出结论说，它很少是或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57]这种结论根源于一种与纯粹的社会主义不相称的思想。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们也许对均是基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南非种族隔离政体和德国纳粹政体感到不舒服，但并不能据此就说，这些政体不是资本主义的。同样的，苏联体制确实有一些反面的特征，但也不能据此就否认这一制度中同时存在着许多重要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苏联体制的社会主义成分使它成为一种与其主要的对手——现代资本主义——十分不同的制度。[58]

党—国精英


　　为便于理解苏联体制的演变和终结，我们有必要对操纵该体制的党—国精英有一个清晰的印象。专家们普遍同意，党—国精英在大清洗和大放逐的斯大林时代结束之后，还能够团结在一起并保持稳定。不过，要把这些精英与苏联其他人区别开来，却不是件容易的事。相对而言，它确实比区分2000万苏联共产党党员之间的界限要难一些，后者在每一个车间和农村公社里都拥有大大小小的党组织。[59]
　　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政治局、书记处、部长会议、中央委员会——约有几百人——一起构成了精英高层。[60]这一高层制定国家政策，作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决议，并有权提议变更高级领导层。然而，单靠他们来统治和管理几亿人的国家，未免显得有点势单力薄。
　　整个党—国精英还包括广大的官员们。在党内，它包括各部领导、中央委员会其他重要人物、共青团高层领导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省、主要城市党委的第一书记。在政府中，它包括联邦各部门和各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最高苏维埃领导人、各加盟共和国的部级官员。它还包括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门的高级官员。除了以上这些正式的政府机构之外，它还包括大型企业的最高层、贸易协会领导人和科学、教育、文化和大众媒体各主要机构的负责人。[61]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精英阶层人数约有10万人[62]，约占苏联总人口的千分之一。[63]
　　组成这些精英的是些什么人？布尔什维克党的早期领导层由一些忠诚的革命者组成。可是在其掌权并变成执政党之后，它就开始吸收那些只不过是想要提高社会地位并获得声望、权利和物质特权的人，尽管其中也不乏有人受建设新社会的前景所吸引。1917年初，布尔什维克党只有2.4万人，而到了该年底，这一人数急剧膨胀到30万，1928年是130万，1933年其总数就达到了300万。[64]
　　在斯大林于30年代末发动对党—国精英的全面大清洗后，早期的“老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活了下来。在残酷镇压大行其道的斯大林时期，很难想象有真正信仰社会主义观念的人，会被吸引入党并上升到党—国精英阶层。随着党—国精英阶层在战后日趋稳定，它日益变成了一个与1917年夺取政权的革命组织完全不同的实体。
　　要想爬到战后的精英阶层，需要许多个人条件为基础。正式教育是首须具备的，它不管是对农民出身的年轻人，还是对工人出身的年轻人，只要符合规定，通通免费。[65]对于那些要从卑微出身爬到精英阶层的人来说，技术和工程教育是最通行的捷径。[66]个人关系也起重要的作用。年轻人在学校和共青团里营造毕生的友谊和联系，它们能够助人步步高升。在这个等级森严的体制中，对上级的忠诚是提升所需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天分和能力同样起着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沿着经济管理之路步步高升的事业方面。最后，要提升，就得牢记和紧跟官方路线，即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官员们应该无私无怨地为人民服务等。虽然确实有人真的相信官方路线，但大多数人口是心非，他们相信，只要在适当的场合高呼几声，就万事大吉。
　　任何由10万人构成的团体，都参差不齐、良莠混杂。不过，苏联体制确实希望为其精英成员选择并培养一定的个性特征。在其战后的稳定时期，苏联体制造就了一个其大多数成员教育良好、雄心勃勃、讲求实用、机会主义和现实主义并存的统治集团。
　　苏联精英成员的上述特征，听起来像是对任何现代社会制度中的统治集团的描述。然而，在某些方面，苏联精英的情况和古今其他社会制度中的统治集团是不同的。纵观整个历史，在各种类型的社会制度中，统治集团往往都由财产所有者所构成。在具体的社会制度中，占有各种最有价值的财产，保护这种占有的需要，易于在统治集团成员中锻造一条坚强的纽带，同时使之紧紧系于该制度本身。而且，私有财产制度还能够使它的统治集团成员依靠财产继承而使其身份代代延续。[67]
　　苏联体制的社会主义信条禁止其统治集团获取个人财富。[68]实际上，一切有价值的财产都属于国家。西方专家普遍认为，在苏联体制中，除了极高级的官员外，其党—国精英的普通成员是不允许把自己的身份传给下一代的。[69]虽然精英们的子弟较容易进入最好的学校，并通过拉关系获得好工作，一位分析家还是发现，绝大多数高级精英及其配偶是在知识界工作，“并不一定跨进精英大门”[70]。高级精英的子弟们最通常的职业是在学术界、新闻业、外交部门和对外贸易行业（它们似乎更利于外事能力的发挥）。苏联精英每一代的空缺，很大程度上是由出身工人或农民、受过教育并层层爬上来的人所填补。[71]
　　苏联党—国精英成员们面对的是一种矛盾的现实。他们大权在握、风光显赫，掌管的是世界上两大超级强权之一。然而他们又处处受到约束，禁止个人积累财富，无法保证自己的精英身份能传给后人，这都必定限制了苏联精英把自己当作一个拥有独特利益的社会阶级从而加以认同的程度。[72]这也限制了他们与该体制的密切程度。除了少数几个极高级的领导外，他们所有的人都完全依附于上一级官僚机构并最终依附于党。要想保住现有位置，要想有所提升，就得要有上级党组织的嘉许才行。一旦失宠，虽然不再意味着坐牢或杀头，但也要在失去位置的同时，失去物质优惠，失去权力。他们在苏联体制下的这种处境，必定使他们焦头烂额，特别是那些曾出国并把自己与西方同等人物相比较的人。但是，若要在其中工作，他们就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该制度的条条框框。


〔注释〕
[1] Nove（1989，p.36）。

[2] Tucker（1978，473）

[3] Tucker（1978，pp. 476〜477）。中文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5〜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在一个著名的段落中，《共产党宣言》谴责了狭隘的自私自利，集中谈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拜物教：“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別的联系了。”（Tucker，1978，p.475）。中文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5页，1995。

[5]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使用：“共产主义”这一术语，实际上既指新社会的早期阶段，也指其晚期阶段（Tucker ，1978，pp.527—532）。随着马克思对该词的用法的改变，“共产主义”就被用来专指最后的、无阶级的阶段。

[6]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市场关系，因此他们把市场力量看成是强加给资本主义经济的无计划的、混乱的交换秩序。与有意识的计划经济活动相比，由市场力量所引导的秩序，从社会观点看来，是自发的、本质上非理性的。

[7] 工人可以给立法部门施加影响，可是，在一个往往被后人错误引用的《共产党宣言》的段落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Tucker，1978，p.475；中文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4页。）这就是说，资本家能够利用政府部门来保护他们的重大利益。常见的错误引用是这样的：“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这一错误在无数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论文和演讲中出现过，有时也在其支持者中见到。这一错误引用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归结为一种粗制滥造的理论，似乎他们简单地把现代国家看作资本家阶级的工具，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这样认为的。

[8] Tucker（1978，p.491）。

[9] Tucker （1978，pp.715—716）。

[10] 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斯大林也许是个例外。Medvedev（1989，pp.581-601）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事实：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其他领导人不同，他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动机，只是无止境的权力欲。

[11] Davies（1994，pp.17，1〜2）。

[12] 人们往往把这一年3月发生的革命称为：“二月革命”，这实际上是根据那时的俄历计算的。同样，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也是发生于公历的11月。

[13] 最早的苏维埃出现于更早一些的1905年革命期间。在俄文中，“苏维埃”的意思是“委员会”。

[14] Chamberlin（1965，p.278）。1917年7月和10月两度在莫斯科举行的预备会议选举，显示了激进情绪的程度。所有的阶级都可以参加预备会议选举，并不是只有工人和农民可以参加，布尔什维克在10月的选举中获得了51%的选票，相比之下，早先的7月选举只获得了11%。其他的社会主义党派获得了10月选举的另外18%的选票（Chamberlin，1965，p.279）。

[15] 其他的主要社会主义政党谴责了夺权行为并离开了大会，虽然部分社会革命党成员留了下来。

[16] 苏联在法律上是各共和国的联盟，开始时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诸共和国（后者由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组成）。之后在20年代末，三个中亚共和国接受了“加盟共和国”的称号。新的国家并没有包括前俄罗斯帝国的全部领土，例如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就获得了独立，而前帝国的其他部分地区则转到了波兰、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的手里（雷萨罗夫斯基，1977，p.540）。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后来在1941年加盟到苏联当中。

[17] 布尔什维克曾几次改变其名称，但我们将简单地称之为共产党，或CPSU（苏联共产党）。该党的后一个名称直到1952年还未曾正式使用过（Schapiro，1960，p.605）。

[18] Lewin（1985，p.192）。取缔共产党内派别的法令被认为只是暂时的，但这个法令之后再也没有被废除过。虽然党内派别已正式取缔，但在斯大林于20年代后期大权独揽之前，相对自由的内部争论仍然在高层领导人讨论重大问题时存在。

[19] 某些批判社会主义的人认为，苏联专制制度是社会主义观念的必然产物，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以及计划经济，必然导致国家对个人的专制。这一观点的经典表述是哈耶克（Hayek， 1944）。

[20] Medvedev（1989，chs.1，2）

[21] Lewin（1985，pp.258〜266）。

[22] Medvedev（1989，ch.2）。

[23] 斯大林新政策的极端性和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所提倡的早期发展策略很少有什么共同之处。尤其是，后者没有一个提倡农业强制集中化的措施（Cohen，1985，p.61）。科亨（Cohen）认为，在斯大林发动他的强制集体化和快速工业化的激进运动时，他“放弃了布尔什维克关于社会和经济变革的主流认识”。

[24] 集体中的农民允许出售他们在自己的小块自留地里出产的产品。同样，在不同的时候，某种类型的私人小生意也是允许的，但它们在经济上只起微小的作用。

[25]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期，国家计划委员会每年的计划里预算了大约2000种产品的物资平衡。

[26] 这里的描述是极为简化的。除了负责特殊工业部门的部门外，还有一系列涉及多个部门的部委，这包括财玫部、内外贸部、国家价格委员会、劳动和工资委员会、科技委员会等。计划也有地方的，计划组织也有共和国和地方各级。此外，不同的时期组织内容也有变更。对苏联计划过程的详细记述，见Nove（1986）、Gregory和Stuart（1990）。

[27] 不过，某些非市场力量也在劳动力安置中起作用，例如党所发动的劝说工人迁往新开辟地区的运动，以及加于城市居民头上，迫使他们在收割季节“自愿”参加农业劳动的社会压力。

[28] 当这些安排在资本主义国家鲜为人知的时候，它们却在苏联体制中盛极一时。

[29] Hough与Fainsod（1979，chs.10-12）对苏联政治制度中的中央机关曾作过详细讨论。

[30] 中央委员会选举总书记的办法直到1966年才在实际上写进党的章程（Miller， 1993，p.23）。

[31] 在1925年之前，党代会每年举行一次，在此期间，它是领导层就重大问题展开争论的阵地。之后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党代会只是每五年举行一次，并且不允许争论。

[32] Rigby（1988，p.523～537）曾讨论过“任命制”的起源。

[33] 例如，参看Hough与Fainsod （1979，chs.14）、Rigby（1992）、Lane与Ross（1994 b）。

[34] Hough与Fainsod （1979，p.362）。

[35] 权力集中于上层，并不完全排除其他方面的影响。斯大林时期之后，公众舆论对于千百万党员的观点影响颇深，并沿着整个结构向上渗透。正如在任何极权形式的政府中，高层领导如果希望长期把持权力，就必须关心公众舆论。

[36] Cohen（1985，p.55）。

[37] Cohen（1985，p.95）。关于斯大林恐怖统治的重要著作，还包括Medvedev（1989）和Conquest（1968）。

[38] Cohen（1985，p.52）。

[39] 变化的标志就是赫鲁晓夫在1964年由于其“错误”而在严厉的官方声讨中被他的对手赶回到他的郊区别墅从事回忆录的写作。

[40] 后来，这一公式变成了下述主张：苏联官方认识到三大阶级一一工人、农民和白领雇员——之间的区別越来越不那么重要，于是，苏联就成了一个全体人民而不仅仅是工人的国家。

[41] 一些西方苏联问题专家把该制度看作社会主义，则是出于不同的理由。他们把社会主义仅仅解释为基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制度。这就把“社会主义”一词的意义变得比那些鼓吹者所表述的意义狭窄了。社会主义者总是认为，群众对社会经济和政冶发展的支配，才是社会主义的重要恃征。

[42] 虽然两种制度之间差异重重，一些分析家仍然认为，苏联体制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此即“国家资本主义”。第一个持这种主张的人是Cliff（1988[1948]）。这一传统中另一本重要的著作是Bettelheim（1976）。

[43] Lane（1988）提供了多多少少与此类似的关于苏联体制的解释。

[44] 这没有包括退休金、抚恤金和学生生活补贴，以及其他类似的非劳动收入。但这些都不是来自财产权。在苏联体制中惟一合法的财产收入是在个体所有的家庭中出租空闲房间的租金。

[45] 然而，苏联计划制度中存在着各种机构争夺资源的现象，这造成了相当大的问题。

[46] 在苏联一些中亚共和国地区，战后一段时期内失业率有所上升，这是由于经济发展落后与极高的出生率。而在苏联其他地区，除了少数工人时工时休之外，失业率几乎为零。Hewett（1988，p.39）评论说，苏联达到了“任何工业化经济可望达到的充分就业率”，他估计，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的失业人数低于全部劳动力的2%。

[47] 城市居民一般情况下所付的租金，只占其收入的5%〜10%。

[48] 1974年，最高苏维埃代表中，工人占18.1%，农民占17.6%（Hough and Fainsod，1979，p.364）。

[49] 有证据显示，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工资收入分配是十分不均的，但1956年工资改革之后，它变得更为平均（McAuley，1977，pp.222ff）。

[50] McAuley（1979，p.57）。

[51] 这些数据来自：Vinokur and Ofer（1986，Table 10）。而他们两人所使用的原始数据则来自被广泛引用的Sawyer（1976，p.17）的研究。苏联和西方国家的十分位率均指的是税前的家庭收入。和所列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中，挪威的税前收入十分位率是最低的，只有6.7，比苏联的比率还高49%。

[52] 在苏联，收入最高的人当中有20%是高级蓝领工人，而英国（2.8%）和荷兰（2.8%）的这一比例明显比苏联低。参见Vinokur. Ofer，1986。

[53] 有观察家报告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乌兹别克斯坦某些农村地区所出现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和封建主义极为相似，有城堡，有私人警卫，也有私人监狱、参看Miller（1993，p.33）。

[54] 与西方“别墅”一词所普遍包含的奢华含义相比，俄语“dacha”一词则指普通家庭建在乡间加用来休闲的房屋，它可以是一座时尚的小棚屋。许多城市家庭都有别墅，他们在这里避暑度假。然而，分配给党一国精英高级成员的公家别墅，是又大又舒服的。

[55] 有许多例外。高收入和特权同样光顾一些非精英者，例如杰出的艺术家、科学家、作家和运动员。

[56] 这里，我们并没有考虑到一种也许可行的制度，即企业职工拥有和支配单个企业，而企业之间的关系则留给市场。这一可能性将在第十一章加以论述。

[57] Ticktin（1992）就持这种态.度。在对苏联经验作了深邃的思考之后，Daniels（1993，p. 375）否认在苏联体制和马克思的原始概念之间有任何联系，他指责苏联领导人“打着偷来的马克思主义旗帜”。Miller（1993，p.8）把苏联体制看作是首先受一种回到沙皇时代的、把其独裁传统现代化的动力所驱使。

[58] 对苏联体制持批评态度的许多西方社会主义者倾向于把它看作是一种新的阶级社会形式，它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我们可以在Paul M. Sweezy（1980）那里看到这种观点的充分论述。其早期的论述则可以在Djilas（1957）那里找到。这种观点的某些提法与他所提出的观点的某些方面并无重大差别。不过，我们并不认为统治苏联体制的党—国精英是传统意义上的统治阶级。本问题的讨论可参看代Nove（1975，p.615〜638）。

[59] 1989年，苏联共产党党员人数已达到1950万的最高峰（lzvestiia TsKKPSS，1989，No.3，p.138）。

[60] 这里所列举的机构有所重叠。中央委员会也包括其他部门的成员。

[61] 这些人中有少数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62] Farmer（1992，p.84）引用了许多有关苏联统治精英规模的估计，其中包括斯大林在1937年的统计：苏联“高层领导人”，3000～4000；“中层领导人”，3万〜4万；“基层党组织成员”，10万～15。在对许多估计作了考察之后，Farmer总结说，战后其统治精英大约有10万人（p.85）。Zimbalist et al.（1989，p.258）则认为苏联统治精英“不超过10万人”。

[63] 相比之下，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资本家阶级——即那些拥有足够的财产并据此为生的人——往往只占其总人口的1%～2%。苏联党—国精英实际上是人民中的一小部分精英分子。

[64] 《苏共党史》（1977，p.77），Lewin（1985，p.200）。

[65] 一项研究显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92.6%的共产党高级官员和100%的高级政府官员都受过高等教育（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1994 b）。

[66] 关于苏联精英们的教育背景的详细记录，可参看Farmer（1992，ch.2）。Kryshtanovskay（1994 b）发现，在勃列日涅夫时期，72%的高级党政干部和80.7%的高级政府官员接受过技术、工程、农业或军事技术方面的教育。

[67] 在某些前资本主义制度中，统治集团身份的遗传，既包括名号，也包括财产，例如，一个封建领主的儿子既继承其领主身份，也继承其领地。在资本主义下，资本家阶级的成员资格仅仅是通过财产而继承的。当然，这并不排除资本主义下攀升的可能性，正如某些出身卑微的人依靠其事业成功或辛勤劳作而爬到资本家阶级的地位。

[68] 有些人确实这样做了，但东窗事发并受到惩处的风险也不假。

[69] 参看Nove（1975）、Matthews（1978）、Farmer（1992）。

[70] Matthews（1978，p.159）。

[71] 一项研究显示，20世纪70年代后期，70%的部长和国家委员会领导人，50%多的大型国营企业负责人，参加工作时都是工人或农民（Matthews，1978，p.158）。

[72]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钯苏联党—国精英叫做“精英”或“集团”，而不称之为“阶级”。缺乏私有财产所有制的常见形式，无法保证把其统治集团的身份传给后代，这使他们看起来是一种松散的社会集团而不是—个传统的占有财产的统治阶级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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