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德国革命中的工人阶级政治（2008）
第十一章 脚注与压制——里夏德·米勒对历史学的影响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德国政界发生了一场又一场历史性论战，在这些论战中，对里夏德·米勒的著作以及他对德国革命的阐述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见解，使其对后世的好几代人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影响。本章将考查的是：在魏玛共和国，以及后来的东德和西德，米勒的著作得到了怎样的解读，以及这些解读是怎样产生了国际性影响的。尽管本书不可能探讨——哪怕只是简要总结——在魏玛共和国和后来的冷战时期这几十年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是如何编纂德国革命历史的，但我还是提炼出了其中的主要特点。我这样做，是为了指出：冷战叙事依然在民间和历史讨论中大行其道，为了颠覆这种冷战叙事，米勒的分析与理解是极其重要的[1]。
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压
里夏德·米勒的德国革命史产生的影响是矛盾的。米勒的德国革命史在政治上独树一帜，这使得任何对德国革命有特殊兴趣的人都不会忘记他；然而，由于他的历史阐释中的政治观念，他和他的著作在更广泛的读者群体当中被边缘化了。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的政治讨论就已经被划定了规矩，在这种规矩下，米勒的历史阐释只有很小的容身之地：当时，他的历史阐释既对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的史学、又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构成了挑战。
对于同时代的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而言，米勒的著作被打入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另册——任何比社民党更左的流派，都会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扣上这顶帽子。在魏玛时期的自由派和社民党的回忆录当中，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就扣“布尔什维克”帽子的做法是非常普遍的，因为他们在反共爱国这方面，跟保守派和反民主右派并无区别。在这些派别看来，革命反战运动就等于背叛祖国。1924年，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总统在马格德堡打官司时发表声明，宣称自己与一月工潮中的和平主义诉求无关，这就是很典型的做法。这些观点，经常由身居高位的人反复声张，加剧了对罢工的污蔑，并且使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当时的反战与革命事件是背叛民族的行为。而米勒的著作又是坚决地站在群众反战罢工一边、肯定群众反战罢工的，所以，他的著作必然会与普遍存在的复辟心理相冲突，并被打成“极端书籍”。
但是，这并不会使共产党欢迎米勒的著作。虽然党并没有参加爱国大合唱，但米勒的史书却会破坏刚刚诞生的、围绕着李卜克内西构建起来的神话，使党难以构建起一套英雄主义的党史。米勒曾抱怨说，由于他的书党性不够强，所以马利克出版公司就对他的书不上心，其中的原因并不是出版社做了什么或者忘记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的著作并不符合党正在创造的史观，所以广大的共产主义反主流文化圈和媒体都忽视了他的著作。
1929年出版的《德国革命插图史》（Illustriert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就是德国革命的党制共产主义史观的一个富有代表性的例子[2]。这部史书是由德共的一批作者集体编写的，它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它包含了大量的史料和插图，第一次详尽地描写了从战争到革命再到卡普暴动的这段时期。它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世界大战进行了既审慎而又可怕的记述；对于世界大战的解释，主流观点是复仇主义，但它在讨论问题时并没有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而是讨论了战争的经济原因和战时的大发横财。它每一页上都有插图，还收录了许多原始史料，这进一步加强了它的影响力。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德国革命的图像资料的独一无二的来源[3]。
虽然这本书并不是德共的正式出版物，但是，它里面有多处遗漏和局限，暴露了它的来源。比方说，它把斯巴达克斯同盟说成是反战抵抗运动的核心，这显然是夸大了，而且，与温和的独立党相比，斯巴达克斯同盟要弱小得多，这在书中被解释为镇压不断加强的结果[4]。在写到一月罢工时，革命工长组织才第一次出场，而且他们被写成了斯巴达克斯派影响下的产物。这本书无意中泄露了天机——柏林的革命是由革命工长组织领导的，讽刺的是，这是因为这本书引用了卡尔·李卜克内西的话才泄露的[5]。此外，按照《德国革命插图史》的说法，德共的成立是德国革命最重要的成果，后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学家对这种观点进行了精心的打磨，他们认为，德共的成立，是德国革命取得的唯一的真实成果[6]。事实上，就连这本书的作者们自己都承认，在1919年初，“党只有一个框架”，这根本算不上一个由纪律严明的骨干组成的党[7]。而包括妇女选举权、企业代表会的成立和八小时工作日在内的各项革命成果，全都是工人阶级的重要收获。
米勒的记述中的关键方面，比如革命工长组织的结构与活动模式、工会的反抗、反对派的内部矛盾，都被《德国革命插图史》忽略了。在《德国革命插图史》里，激进反对派实际上就只等于斯巴达克斯同盟。比方说，它提到了斯巴达克斯派发表的一篇跟四月罢工有关的传单，却根本没有提到革命工长组织所做的准备工作[8]。对于11月9日以后的时期，这本书也充满了党派偏见；它没有认真考虑苏维埃运动的自治的、非党派的要求，也忽视了执行委员会和围绕着企业代表会而进行的斗争。在这种描写中，充斥着两种二元对立：一种是党和群众的对立，另一种是党内的资产阶级或左翼机会主义势力和忠诚的革命派的对立。在这本书的作者们看来，只有斯巴达克斯同盟才是德共的先驱，或许后来得到了承认的布莱梅左翼激进派也算。
因此，尽管《德国革命插图史》有许多优点，但它却成了某种充满偏见的、歪曲的历史观的支柱之一，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这种历史观成了德语的德国革命史学界的主流观点。这种历史观的格局有两根支柱，一根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史观——受到党的路线的严格限制——形成的；而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的史观构成了另一根支柱。双方都有自己青睐的党史；双方都竭力宣称自己才是正确的，尽管出于非常不同的动机。当然，在二战后的西德，由于没有公然的书报审查制度，所以在主流的自由派—社会民主党史学界中，还是有很多的不同意见；而东德的共产主义史学界却像铁板一块。另外，西德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左派也进行了大量的历史研究，形成了一股反潮流。这些批评的声音有一定影响力，但未能打破党派偏见对史学界的统治。
1945年以后，德国被分区占领，形成了两个德国，这也正是党派偏见对史学界的统治为什么能持续如此之久的原因。以《德国革命插图史》为代表的聚焦于党派的历史研究方法，被东德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所采纳，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收紧了；另一方面，在西德，一种以西德式议会制度为目的的叙事占据了统治地位，它吸收了社会民主党对于魏玛共和国的讨论。历史学研究这方面被民主与共产主义的对抗所主宰了，所以，像里夏德·米勒这种另类的社会主义概念，就没有容身之处了。
然而，在民主和共产主义之外，确实还有另外的道路。曾参加过共产党、后来又成了社民党左派、还当过国会议员的历史学家阿图尔·罗森贝格[9]写过两本权威著作：《德意志共和国的诞生》（Entstehung der deutschen Republik，英文版书名为《德意志帝国：德意志共和国的诞生，1871—1918〔Imperial Germany: The Birth of the German Republic, 1871–1918〕），出版于1928年；《德意志共和国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Republik），这本书是前一本的续集，1935年出版，当时他已经流亡国外[10]。这些著作对德国革命及其结果进行了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虽然它们仍把政党、特别是国会里的各种事件放在首位，但它们也承认革命工长组织是一股自主的力量，并从米勒的史书中吸取了一些重要的方面，审慎地描写了斯巴达克斯派与革命工长组织之间的紧张关系[11]。奥西普·K·弗莱赫特海姆[12]在流亡时期编写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共产党》（Die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并在1948年出版，他在这部书中也提出了自己的阐述。在讲到罗莎·卢森堡和里夏德·米勒时，他强调指出，德德国共产党和革命工长组织的初创成员具有激进民主思想。在他看来，魏玛民主制度的掘墓人并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或极权主义——当时它们仍然只是非常抽象的势力——而是非常具体的反革命的反民主右派[13]。但是，这些流亡者的声音没能打破现状。尽管这些著作流传很广，但两个德国的史学界都没能摆脱冷战模式的影响。
米勒在东德
在东德，斯大林主义的遗产，给对过去的分析又加上了一重枷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版本的布尔什维克党史，但它也给德国历史定下了基调。这本书里面有一段偏离主题的叙述：“当然，德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苏维埃是资产阶级议会的驯服工具，因为在苏维埃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俄国孟什维克那样的妥协派，因而德国革命是软弱无力的[14]。”斯大林把德国的事件同俄国的事件进行了机械的对比，从而否认德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并将德国的苏维埃斥为反革命机关，他的这些见解又成了教条。虽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治学方法的发展过程中，这些见解受到了一定的修改，却从未被彻底克服[15]。
尽管斯大林对德国革命的见解曾被奉为教条，但在1957—1958年的大讨论中，它们最终还是受到了挑战[16]。这主要不是因为德国革命马上就要迎来四十周年，而是因为赫鲁晓夫在前一年的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引发了东欧的去斯大林化[17]。在这场论战中，在强调德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人当中，有历史学家阿尔伯特·施莱纳[18]，他曾在1929年参加过《德国革命插图史》的编写工作，但他现在强调指出：革命工长组织是反对“国内和平”的[19]。他认为，革命工长组织及其在苏维埃内的影响力，证明了德国革命具有社会主义目标[20]。在施莱纳的推动下，东德收集了前革命工长组织成员的记录，出版了一部值得赞扬的合集，保存了大量的原始材料，要不是这样，这些材料一定就会无可挽回地消失了[21]。
施莱纳和他的追随者只想让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研究摆脱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但他们不想挑战由《德国革命插图史》定下的框架。但是，事实表明，就连这样的做法都是不能被容忍的。1958年6月，东德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22]亲自进行干预，强行中止了这场大讨论。他的《德国革命提纲》重新把“德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奉为教条，尽管他承认德国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无产阶级的手段和方法”[23]。乌布利希不愿深入进行去斯大林化，无论是在历史研究的内容方面还是其它方面；这样会动摇他的权力[24]。
乌布利希的干预，让历史学界吃了一惊，但是，如果历史学家想要继续就这个课题发布文章，就只能遵循党的路线。民主德国的权威刊物《历史杂志》（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ZfG）出版了它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期特刊，这期特刊刊登了瓦尔特·尼姆茨的文章《论十一月革命的性质》（Über den Charakter der Novemberrevolution），从根本上确立了乌布利希的新提纲[25]；在乌布利希领导下，东德在1966年编纂了厚达八卷的《德国工人运动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它也是按照乌布利希的提纲定下的基调编写的[26]。在东德覆灭之前，它一直是权威著作。虽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不断有著作发表，它们实际上修改了这些观点，但是这些著作仍然小心翼翼，不敢公开批评党的路线[27]。
还有一些更重要的著作：埃尔文·温克勒（Erwin Winkler）在1964年创作的关于革命工长组织的学位论文；英戈·马特纳（Ingo Materna）关于柏林执行委员会的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28]。温克勒大量参考了里夏德·米勒的著作，既包括米勒的工会小册子，也包括米勒的史书。但是，温克勒对米勒的评价，还是掺杂了不少批评。他是根据十月革命来制定编年史结构的，所以只写到1917年，因此，他没有讲到一月罢工，也没有讲到11月9日起义的准备工作，而11月9日起义是革命工长运动最伟大的成就。他的学位论文主要讲的是1914—1916年这段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米勒及其团体的立场不够坚决，还经常自相矛盾。温克勒细致地记述了这一阶段，揭开了米勒著作中的一些关键的盲点，对此我们确实应该承认他的功绩；但我们还得指出：他并没有讲到1917年之后的阶段，因此，也就避开了讨论里夏德·米勒对斯巴达克斯派的批评的最重要的机会。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比起米勒自己对各种事件的描写，温克勒的记述显得更加片面。温克勒夸大了斯巴达克斯派的影响，并贬低了革命工长组织，尽管革命工长组织是他的学位论文的主题。
温克勒的学位论文并未公开发表，比他的学位论文更有影响力的，是英戈·马特纳在1978年发表的关于执行委员会的研究[29]。此前，无论是在东德还是西德，关于德国革命的著作都把目光聚焦于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所以，这是首次有一位学者专门研究这个革命的最高机关，并试图找出它如此快速地失去权力的原因。
马特纳还对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的米勒进行了批判性的调查，填补了米勒的描写中的一个重要的空白点。他正确地批评了米勒的犹豫不决，他记载了米勒的做法：为了保持合作，米勒倾向于把问题交给各个委员会，而不是坚持讨论并对关键问题做出澄清。因此，执行委员会做不出决定，无力采取行动。在这方面有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在1919年一月起义期间，米勒未能推动执行委员会表明立场，就连让执行委员会作为一个中立机构去进行谈判都做不到。也就是说，当武装工人正在跟保皇派军队战斗的时候，只隔着几条街的德国革命最高机关却在争论鸡毛蒜皮的小事。
马特纳的记述虽然正确地指出了米勒的领导中的重大缺点，却忽略了他的成就。在马特纳看来，只有斯巴达克斯派的政策，才是“坚决地”实现革命要求的方法[30]。尽管他的著作确实开启了对苏维埃运动的重新评价，使其免于被打成“反革命”的耻辱，但是，对德国革命的失败，依然不能进行全面的、不带偏见的分析。到了九十年代，在马特纳的配合下，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才得以首次公开出版，编成了三卷书。这三卷会议记录的前言是马特纳写的，他趁这个机会，重新评价了执行委员会所起的作用。马特纳仍然批评米勒和执行委员会的犹豫不决，但不再认为斯巴达克斯派是唯一的历史主角。他与合作者将苏维埃运动置于当时的经济与政治环境中，着重分析了苏维埃运动的内部动态。这三卷书的前言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描写，它们至今仍是关于这个课题的最先进的研究成果[31]。
我们对东德的德国革命史研究做了一番简要的回顾，结果表明，哪怕是专门研究米勒的专著，都会由于既成的政治偏见，而不能正确看待米勒的观点。克劳斯·金纳（Klaus Kinner）在1982年发表了关于构建1917—1933年间的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权威文章，他在这篇文章里还把这种民主德国史学界的狭隘观点当作成就[32]，到了1999年，他在试图对东德历史学研究的范式进行公允的评价时，做了自我批评：“把德共内部的各种传统，统统归结为列宁主义在‘台尔曼的中央委员会’内的胜利，这种做法，把德共和德国共产主义的历史贬为了一幅讽刺漫画。这种观点，不但看不到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中丰富多样的各种流派，而且还把它们统统打成了有害的偏向[33]。”1925年，台尔曼及其追随者控制了德共中央委员会，开启了德共的斯大林化时期。在台尔曼及其追随者的统治下，《德国革命插图史》的编写集体在1928—1929年间提出了它的历史阐释[34]。在民主德国克服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后，对台尔曼的个人崇拜仍是对工人运动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关键障碍[35]。除了金纳之外，还有一些东德历史学家也对民主德国的历史治学方法进行了同样的批评。这些局内人详细地记载了民主德国的历史研究受到的各种实实在在的限制，这些困难解释了东德为什么做不到不带偏见地接受米勒的著作[36]。
米勒在西德
在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米勒的著作则遭受了相反的偏见。上文引用了在纳粹统治时期流亡国外的一些历史学家的的话，比如罗森贝格和弗莱赫特海姆，但是，西德继承了魏玛共和国的反共传统，并且变本加厉，所以很少有人能听到这些流亡历史学家的声音。定下基调的，是瓦尔特·托尔明（Walter Tormin）的《在苏维埃专政与社会民主之间》（Zwischen Rätediktatur und sozialer Demokratie）或卡尔·迪特里希·艾尔德曼（Karl Dietrich Erdmann）的回顾性的《苏维埃国家还是议会民主？》（Rätestaat oder parlamentarische Demokratie?）之类的著作[37]。在这些著作里，苏维埃运动并不是民主激进化的体现，反而是民主的对立面。米勒关于苏维埃的内部动态、苏维埃独立于俄国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德国革命期间从革命工长组织到独立党再到社民党左翼的多个团体都提出了把苏维埃制度与议会制度结合起来的强烈要求的记载，都被忽视了。自从1956年去斯大林化运动开始以后，西德的这种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西方现在需要从一个视角去审视国家社会主义及其历史。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学生运动，是这一挑战的体现，对于西德对自身的过去的审视，它也具有重要意义。
冷战双方对苏维埃运动的态度不约而同，打破了这种情况的第一本书，却并不是来自学生运动，而是来自社民党左翼和工会活动家。弗里茨·奥佩尔（Fritz Opel）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五金工会的著作，就是一个范例，这部开创性的著作是第一本研究“国内和平”与五金工会内的反对派的关系、并承认反对派的成就的书[38]。然后，在六十年代初，又有艾贝哈德·柯尔布（Eberhard Kolb）和彼得·冯·奥尔岑（Peter von Oertzen）关于苏维埃运动的权威著作问世[39]。这些著作最终抛弃了“民主制度对决苏维埃”的既成对立，并更加彻底地研究了苏维埃运动关于“苏维埃民主”的主张。
柯尔布对革命期间的社民党领导层的批评比较谨慎，并拒绝对其它道路进行“思索”，而冯·奥尔岑则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许多社民党人身上就出现了资产阶级化的倾向，他经过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由于社会民主党在战争期间不能充分地代表工人阶级及其利益，工人阶级便诉诸于苏维埃运动。冯·奥尔岑认为，革命工长组织是“劳动群众的代表”：由于官僚化的党已经脱离了劳动群众，所以劳动群众就创造了自己的机关[40]。在他看来，社民党和工会并不把工人当作“有能力行动的主体。在它们看来，只有党和工会组织才有能力行动，因此，只有它们才有权行动[41]。”这种对社民党与工会的官僚化倾向的批判，说明冯·奥尔岑不仅参考了米勒为他的资料详实的著作而写的经验记载，还吸收了米勒的历史阐释，并部分地接受了这些阐释，而又没有放弃对米勒在政治事件中的作用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冯·奥尔岑是社民党人，在这本书发表几年之后，当上了社民党执委会委员，他在社民党圈子里设立了自我批评的新标准，并促使其他人更加深入地研究苏维埃运动。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是另一位认真对待米勒的西德评论家。他的著作《被叛卖的革命》（Die verratene Revolution，英文版书名为《革命的失败：德国1918—1919》〔Failure of a Revolution:Germany 1918-1919〕）向社民党发起了猛烈的攻势，痛批了社民党对德国革命的失败所负的责任，时至今日，这本书仍是这方面的读者最广泛的书籍之一[42]。哈夫纳采纳了米勒的内战论点，并使广大读者首次得知了革命工长组织的存在。但是，哈夫纳在进行历史阐释时不太注重历史学术方法。他不是历史学家，没有引用其他历史学家的著作或消息来源。尽管他这本书是关于德国革命的最流行的著作之一，但是，由于它没有引用其它消息来源，使它流于肤浅，而且它又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当时的各种历史阐释，所以，为了避嫌，这本书是“不可引用的”。
到了八十年代，又出现了一批研究苏维埃运动的篇幅较长的专著。迪尔克·H·米勒（Dirk H. Müller）重新发现，工会的民主大会传统是苏维埃运动和革命工长组织的先驱；沃尔克·阿诺德（Volker Arnold）把在德国革命过程中出现过的多种关于苏维埃民主的主张进行了比较[43]。两部著作都深入研究了里夏德·米勒的历史与理论著作。1973年，米勒的三卷史书在西柏林陆续重版，从此以后，人们就再也无需引用盗版书了。1979年，全部三卷书都出了新的评注版[44]。
尽管如此，仍应指出：深入探讨和研究苏维埃的，仍然只是西德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流派。虽然它很重要，它仍然只是一个反主流派，而主流派的代表人物是英格波格·科扎（Ingeborg Koza）这样的历史学家，她曾明确宣称，她对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回忆录的对比工作，仅限于那些“拥护国家”的党派，而且只关注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声音[45]。主流历史学界对魏玛共和国之外的其它道路以及当时的推翻魏玛共和国的斗争毫不关心，她的意见最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关于德国历史的权威著作，几乎与沃尔克·阿诺德和迪尔克·H·米勒的著作同时出版，他并没有犯下忽视这些问题的错误[46]。然而，这本书还是以另一种形式，反映出了西德主流历史学界的偏见。尽管温克勒的这部著作以详实的描写和透彻的研究而著名，并吸收了里夏德·米勒和艾米尔·巴尔特的阐释，而且并不局限于党派的历史，但它依然跟旧的代表性著作一样，是从德国革命的结果的视角出发，来书写德国革命的历史的。整本书都是围绕着这样一个核心问题而写的：“要想让人们渴望的议会制度获得更加巩固的基础，需要主动实施哪些社会改革？又有哪些社会改革是可行的？[47]”既然他把“人们渴望的”议会制度当成“革命最重要的成就”，那么，这种议会制度就成了历史性成果，这样他就可以倒推历史，却忘记了这么一回事：还有其它道路可走。目光盯着1933年，就会把魏玛共和国的“巩固”当作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为了这种“巩固”，就需要赤裸裸的暴力，而这就是魏玛共和国与生俱来的缺陷——这也是里夏德·米勒的《德国内战》的主题——而在这样一种参考框架内，是不可能讨论这种暴力的，也不能按照苏维埃运动的要求，把民主扩展到经济领域之内。在艾贝哈德·柯尔布的著作和苏珊娜·米勒（Susanne Miller）的权威著作《权力的负担》（Die Bürde der Macht）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局限性[48]。这三部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全都对革命工长组织和斯巴达克斯派在革命的准备工作中所起的作用轻描淡写，却着重强调社会民主党才是主角[49]。要这样写，就必须从结果倒推历史：尽管在11月9日的喧嚣当中，社民党拼命挤到运动的最前面，但是，革命本身却是由革命工长组织和斯巴达克斯派共同推动的[50]。
尽管存在着这些局限性（或者说，正是因为有这些局限性），本文介绍的这些阐释性观念却不仅统治了西德历史学界，还统治了课本和政治回忆[51]。虽然它并不一定会原谅古斯塔夫·诺斯克的滥用暴力，但它确实鼓励人们不假思索地接受这样一种主张：对于社会化和苏维埃民主的要求，社会民主党的处理方式——为了社会稳定而拒绝它们——是唯一的正确方法。这种观点，使西德国家成为了历史发展道路上唯一可能的终点，而东德历史学家则认为，东德国家才是历史发展的正途，双方的观点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双方的传统，以各自的方式，都不能或不愿对相反的历史事实或米勒的著作使人提出的“假如……会怎么样？”的问题进行建设性的讨论。不过，这种讨论在西德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说明西德的学术自由与东德相比，具有质的差异，而民主德国的历史学家不得不跟书报审查制度打交道，所以他们的工作条件是比不上西德的。尽管如此，仍应指出：在西德，围绕着苏维埃的讨论主要发生在反主流文化圈子内部，这些圈子有时能够非常宽容，比如说，学生运动、工会和社民党左翼；但是这些讨论从未进入主流。难怪弗兰克·丁格尔在为1979年版《从帝国到共和国》作序时提出了一个富有远见的观点：东德和西德的主流历史研究需要五十年的时间，才能理解里夏德·米勒提出的问题[52]。由于米勒的著作记载了大量史实，所以在东德和西德都有不少人引用过他的著作，然而，他的历史阐述却往往被忽视了。他的著作往往出现在脚注里，却很少引起讨论。
随着民主德国的覆灭、德国在1989年统一后，有人可能会以为，双方的旧立场都已经过时了，然而，至今都没有进行过对苏维埃运动或里夏德·米勒本人的不偏不倚的讨论。相反，无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还是西德的书写工人运动的传统，都跌到了最低点，并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在统一后的德国，一种新的、得到体制支持的叙事统治了历史学界，它就是复兴了的极权主义理论，它声称“两种德国独裁制度”——纳粹德国和社会主义德国——具有共同性。把两种独裁制度进行对比，成了历史研究领域的显学，而社会主义运动的理想与国家社会主义的现实之间的差异明明更加明显，却被历史研究忽略了[53]。
因此，研究里夏德·米勒和他的历史著作——这些著作不但记录了过去的社会主义蓝图的广阔性，还展示了这些蓝图对解放与民主的明确坚持——在今天就更加令人兴奋了。现在已经有了明确的迹象，表明对德国革命和苏维埃运动的重新评价终于开始了。许多前东德历史学家已经带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文章加入了讨论，不过也有一批从其它角度来讨论这个课题的新书得以出版[54]。尽管如此，围绕着民主德国留下的遗产而进行的论战，依然主导着对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公共讨论；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比如里夏德·米勒、卡尔·科尔施或保尔·列维对党制共产主义的批判，仍然遭到了主流的忽视。这就产生了一种讽刺的现象：从1925年德共的斯大林化开始，就出现了一种叙事：“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从马克思开始，经过斯巴达克斯同盟，传承给德国统一社会党，然而，当今的反共运动却承认和再创作这种叙事。
可以这么说：总的来看，里夏德·米勒的著作所产生的影响的简要经过，就是一段受到压制的历史，但是，米勒的著作所具有的长处，使其能在相当的程度上抵抗压制。
[1] 我用“提炼”这个字眼，是因为：任何一部可接受的、合适的史书，都必须是一部全面记载德国革命与德国工人运动的史书，它理应单独成书，并且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因此，本书不打算做到这样的完备性。我认为，这样的一部史书应当以小见大地描绘一整个过程。如果读者想查阅更多的书籍和研究，首先请参阅马里奥·凯斯勒（Mario Kessler）的《十一月革命与它的苏维埃：民主德国在1958年的论战与国际研究》（Die Novemberrevolution und ihre Räte – Die DDR-Debatten des Jahres 1958 und die international Forschung），Keßler（凯斯勒），2008年b；以及Tenfelde（腾菲尔德），1991年；Weißbecker（魏斯贝克），1999年；Winkler（温克勒），2002年；Niess（尼斯），2012年。关于德国工人运动史的全面争论，请参阅：Dowe（多维），1981年；Tenfelde and Ritter（腾菲尔德与里特尔），1981年。——原注
[2] 《德国革命插图史》于1929年由国际工人出版社（Internationaler Arbeiter Verlag），出版，没有标明作者。——原注
[3] 能与这本书相提并论的，只有两本书：一本是迪塔德·科布斯（Diethard Kerbs）的《革命与摄影——柏林1918—1919》（Revolution und Fotografie – Berlin 1918/19），Kerbs（科布斯），1989年；另一本是Hortzschansky（霍尔昌斯基），1978年。目前能找到的唯一一张里夏德·米勒的肖像（收录于本书第一页），便是从君特·霍尔昌斯基（Günter Hortzschansky）的书中找到的。迪塔德·科布斯的书中，只有里夏德·米勒的一张模糊的照片，却深入地探讨了米勒的历史阐述，甚至还给他写了小传；更好的照片收录于科布斯编纂的另外两部书中：Diethard Kerbs（迪塔德·科布斯）编纂，《黑克尔兄弟——革命在柏林，1918年11月至12月》（Gebrüder Haeckel – Die Revolution in Berlin, November Dezember 1918），Edition Phototek XXIV，柏林，1989年，第19页；Diethard Kerbs（迪塔德·科布斯）编纂，《在当时的明信片照片上的1918—1919年柏林十一月革命》（Novemberrevolution Berlin 1918/1919 in Zeitgenössischen Photo-Postkarten），Edition Phototek IV，柏林，1983年，插图，第25页。——原注
[4] 国际工人出版社，1929年，第202页。——原注
[5] 这本书引用了李卜克内西的一篇日记，以此来证明革命工长组织在1918年11月初犹豫不决。尽管李卜克内西对革命工长组织感到很气恼，但他从不认为斯巴达克斯同盟可以独自行动——这清楚地表明了革命工长组织在柏林革命的准备工作中起到了领导作用。请参阅：国际工人出版社，1929年，第203页。——原注
[6] 关于《德国革命插图史》与后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研究的范式之间的差异与连续性，请参阅：Kinner（金纳），1982年，第261页及其后。——原注
[7] 国际工人出版社，1929年，第267页。——原注
[8] 国际工人出版社，1929年，第154页。关于这个版本的修改，请参阅：Scheel（谢尔），1957年，第1—140页，特别是第22—24页。——原注
[9] 阿图尔·罗森贝格（Arthur Rosenberg，1889年12月19日——1943年2月7日），出身于柏林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在古代史方面有很深的造诣。1914年当上了柏林大学的助教。1918年复员后参加独立党。1920年参加德国统一共产党，在《国际新闻通讯》工作。他是柏林左派和柏林—勃兰登堡区领导层成员，在1921年是进攻理论的理论家。1924年至192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后来成为极左反对派的领袖，1926年同台尔曼联手。1927年被开除出党，返回柏林大学工作，领导了人权同盟（League of the Rights of Man）。1933年退职，流亡英国，在利物浦大学任教。1937年定居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继续教书并撰写历史著作。——中译者注
[10] 请参阅：Rosenberg（罗森贝格），1991年a；Rosenberg（罗森贝格），1991年b。——原注
[11] 请参阅：Rosenberg（罗森贝格），1991年a，第181页及其后；Rosenberg（罗森贝格），1991年b，第52页及其后。——原注
[12] 奥西普·库尔特·弗莱赫特海姆（Ossip Kurt Flechtheim，1909年3月5日——1998年3月4日），德国法学家、政治学家，生于俄罗斯帝国的尼古拉耶夫（今属乌克兰），父亲是犹太书商，1910年随家人移居德国。1927年加入德共，1931年前往莫斯科游历，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怀疑，1932年退党。纳粹上台之后流亡国外。二战结束后在柏林自由大学任教，1974年退休。——中译者注
[13] Flechtheim（弗莱赫特海姆），1948年。——原注
[14]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5—256页。——中译者注
[15] 关于东德（且不限于东德）历史治学方法中对不同的革命之间的对比，请参阅：Ruge（鲁格），1999年。——原注
[16] 关于这次大讨论，请参阅马里奥·凯斯勒的《十一月革命与它的苏维埃：民主德国在1958年的论战与国际研究》（Die Novemberrevolution und ihre Räte – Die DDR-Debatten des Jahres 1958 und die international Forschung），Keßler，2008年b。——原注
[17] 尽管这个秘密报告的全文早已刊登在西方报纸上，但东德直到1990年才正式将其出版，题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Die Geheimrede Chruschtschows – Über den Personenkult und seine Folgen）Chruschtschow（赫鲁晓夫），1990年。——原注
[18] 阿尔伯特·施莱纳（Albert Schreiner，1892年8月7日——1979年8月4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机修工，后来成为社民党全职干部。1910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参加斯巴达克斯派。十一月革命后曾短暂出任符腾堡政府的军事部长。1923年任军事机关领导之一。1924年在莫斯科军事学校学习，随后领导红色阵线战士同盟（Rotfrontkämpferbund）。1929年被当作右派开除出党后，参加了德共（反对派）。1932年10月重回德共，随即又脱党。1933年流亡法国，后来出任国际纵队第12旅参谋长，在西班牙战斗。1939年后辗转流亡至法国、摩洛哥、墨西哥和美国。1946年返回东德，在许多历史问题上与东德领导层频繁发生冲突。——中译者注
[19] 比方说，罗伯特·莱布兰德（Robert Leibbrand）就认为德国革命是一场未能实现其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罗兰德·鲍尔（Roland Bauer）也强调指出：即使是在列宁的著作中，“也找不出有哪一段可以被认真地解读为这个意思：德国革命是否需要先经历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请参阅：Leibbrand（莱布兰德），1957年，第107页及其后；Bauer（鲍尔），1957年。——原注
[20] Schreiner and Schmidt（施莱纳与施密特），1957年。关于阿尔伯特·施莱纳的传记，请参阅：Keßler，2008年a，——原注
[21] 在这些材料当中，首先是口述史，本书大量参阅了这些口述史。关于已经出版的材料，请参阅：Arbeitskreis verdienter Gewerkschaftsveteranen beim Bundesvorstand des FDGB（德国自由工会联盟联邦委员会工人运动功勋老战士工作组）编纂，1960年，这部书记载了大量资料；Bezirksleitung der SED Groß-Berlin（德国统一社会党大柏林区委）编纂，1957年，这部书内容较少；Schmidt and Loesdau（施密特与罗斯道），1960年；Schmidt（施密特），1958年；Petzold（佩佐尔德），1958年。这些口述史大多没有发表，它们是这批出版物的基础，目前它们保存在柏林联邦档案馆（SAPMO-BArch，SG Y 30）和柏林州档案馆（LArch Berlin，C Rep 902-02-04）。——原注
[22] 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1893年6月30日——1973年8月1日），出身于莱比锡一个裁缝家庭。当过木工。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反对战争，在莱比锡参加了由舒曼领导的李卜克内希组织。1915年至1918年被强征入伍，1917年曾被监禁两个月。十一月革命后获释。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1年6月担任图林根地委书记，支持布兰德勒，1923年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同年汉堡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前往维也纳和布拉格工作。1928年至1929年任德共驻莫斯科代表，1929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33年台尔曼被捕后接替了他的工作。1937年流亡苏联，在二战期间参加了自由德国委员会的工作。1945年返回德国，1946年统一社会党成立时担任副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1949年民主德国成立时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50年任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60年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1971年辞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1973年逝世。——中译者注
[23] Walter Ulbricht（瓦尔特·乌布利希），《论十一月革命的性质。为准备十一月革命提纲而在委员会上的讲话》（Über den Charakter der Novemberrevolution. Rede in der Kommission zur Vorbereitung der Thesen über die Novemberrevolution），《新德国》（Neues Deutschland），1958年6月18日。——原注
[24] 克劳斯·金纳提到“披着后斯大林主义的外套来保存斯大林主义”。请参阅：Kinner（金纳），1999年a，第15页。——原注
[25] Nimz（尼姆茨），1958年。——原注
[26] Ulbricht（乌布利希），1966年。——原注
[27] 克劳斯·腾菲尔德（Klaus Tenfelde）因此指出，民主德国历史学界对德国革命的描述几乎没有变化：请参阅Tenfelde（腾菲尔德），1991年，序言；维尔纳·布兰姆克则在《对一次不适时的革命的适时思考》（Zeitgemäße Betrachtungen über eine unzeitgemäße Revolution）中反驳了腾菲尔德，请参阅：Bramke（布兰姆克），1999年。关于民主德国历史学界的确实但又微妙的变化，请参阅：Mario Keßler，2008年b，第28页及其后。想要查询在民主德国出版的研究德国革命的完整书目，请参阅《历史杂志》每隔十年出一期的特刊《民主德国的历史研究—分析与报告》（Historische Forschungen in der DDR – Analysen und Berichte）上的相应章节：1960年（赫尔穆特·科尔贝〔Helmut Kolbe〕，第325—343页）；1970年（汉斯—约阿希姆·菲贝尔〔Hans-Joachim Fieber〕，海因茨·沃尔盖穆特〔Heinz Wohlgemuth〕，第508—514页）；1980年（齐格弗里德·伊特斯哈根〔Siegfried Ittershagen〕，库尔特·弗罗贝尔〔Kurt Wrobel〕，第230—240页）。——原注
[28] Winkler（温克勒），1964年。——原注
[29] Materna（马特纳），1978年。——原注
[30] 尽管马特纳在他的著作中到处都支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定论，但是，在名为专家的书报审查官的审查下，他却很难让自己的著作通过审查——对苏维埃运动进行重新评价或深入分析，显然是没有什么人感兴趣的。在一次私下谈话中，马特纳对我说过，多亏了一位苏联历史学家，他这本书才能出版：这位苏联历史学家对关于德国革命的争论持比较开放的态度，还帮他写了一封推荐信，肯定了他的著作。——原注
[31] Engel, Holtz and Ingo Materna（恩格尔、霍尔茨与马特纳）编纂，1993年，1997年，2002年。——原注
[32] Kinner（金纳），1982年。由于金纳关注的是德共的历史研究政策，他并没有提到里夏德·米勒的著作。但是，他在分析德共的党内论战时，从“列宁主义”党史出发，党内路线斗争都被写成了各种“偏离”。从1924年起，德共开始斯大林化，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解释模式，对东德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这在金纳对“同托洛茨基分子和极左分子的论战”的描写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请参阅Kinner（金纳），1982年，第291—298页。——原注
[33] Kinner（金纳），1999年a，第15页。金纳曾肯定过台尔曼领导下提出的历史形象，请参阅：Kinner（金纳），1982年，第191—403页。——原注
[34] 请参阅：Weber（韦伯），1969年a；关于从1921年开始的预备阶段，请参阅：Koch-Baumgarten（科赫—鲍姆加腾），1986年。——原注
[35] 关于同时期的人对台尔曼的政策的批评，请参阅：Meyer-Leviné（迈耶尔—列维涅），1982年。——原注
[36] 关于详细的回忆录，请参阅：Klein（克莱因），2002年；Bock（波克），2002年；Pätzold（佩佐尔德），2008年。较短的评论也可以在下列著作中找到：Laschitza（拉西扎），2007年，第11页；Keßler，2008年b；Ruge（鲁格），1999年；Bramke（布兰姆克），1999年。——原注
[37] Tormin（托尔明），1954年；Erdmann（艾尔德曼），1959年，第185页。——原注
[38] Opel（奥佩尔），1957年。——原注
[39] von Oertzen（冯·奥尔岑），1976年。——原注
[40] 同上，第73页。关于冯·奥尔岑对柯尔布的批评，请参阅第21页及其后。——原注
[41] 同上，第76页。——原注
[42] 哈夫纳的《被叛卖的革命：德国1918—1919》（Die Verratene Revolution – Deutschland 1918/19）在1979年重版，书名改为《德国革命》（Die Deutsche Revolution）：Haffner（哈夫纳），2004年。——原注
[43] Dirk. H. Müller（迪尔克·H·米勒），1985年a；Arnold（阿诺德），1985年；另请参阅：Hottmann（霍特曼），1980年；Schneider and Kuda（施耐德与库达），1968年。——原注
[44] Richard Müller（里夏德·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Vom Kaiserreich zur Republik），西柏林，1979年，由奥勒与沃尔特（Olle und Wolter）出版社出版，第一卷由弗兰克·丁格尔（Frank Dingel）作序。——原注
[45] Koza（科扎），1971年。——原注
[46] Winkler（温克勒），1984年。——原注
[47] 同上，第11页。——原注
[48] Miller（米勒），1978年。——原注
[49] 比方说，苏珊娜·米勒写道：“因此，革命工长组织、斯巴达克斯派和左翼激进派等团体的活动，最多也只能说是对革命的爆发产生了间接的影响，而且仅限于少数几个地方。”Miller（米勒），1978年，第43页。类似的说法还出现在：Kolb（柯尔布），1978年，第62页、第115页。——原注
[50] 关于艾贝哈德·柯尔布、苏珊娜·米勒和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对11月9日及其准备工作的描写，请参阅奥托卡尔·卢班（OttokarLuban）的详细的批评，参见：Luban（卢班），2009年。——原注
[51] 关于对课本的研究，请参阅马蒂亚斯·施泰因巴赫（Matthias Steinbach）与安德列亚·莫林（Andrea Mohring）的《“不是艾伯特就是李卜克内西统治”：论课本与教学中对1918—1919年革命的处理方法。德语—德语对照草稿》（“Entweder regiert Ebert oder Liebknecht” – Zum Umgang mit der Revolution von 1918/1919 in Schulbuch und Unterricht. Skizze eines deutsch-deutschen Vergleichs），刊登于《历史、政治及其教育》（Geschichte, Politik und ihre Didaktik），第28期，2000年，第184—200页。——原注
[52] 请参阅弗兰克·丁格尔写的序言，Müller（米勒），1924年a，第42页。——原注
[53] 一个有意思的例外是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D·魏茨（Eric D. Weitz）的著作《德国共产主义的创立1890—1990：从人民抗议到社会主义国家》（Creating German Communism 1890–1990 – From Popular Protests to Socialist State），请参阅：Weitz（魏茨），1997年。——原注
[54] 关于东德作者创作的批评文章，首先请参阅：Kinner（金纳），1999年c；Plenner（普雷纳），2009年；拉西扎（Laschitza），2007年。想要查找关于苏维埃运动的更近一些的著作和重新出版的书，请查阅：Kuhn（库恩），2012年；Böbel and Wentzel（波贝尔与文采尔），2008年。另请参阅：Panther（潘特），2007年，这本书里收录了里夏德·米勒的一篇文章。——原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