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德国革命中的工人阶级政治（2008）
第九章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到党制共产主义[1]，以及之后
1920—1924
虽然里夏德·米勒在1917年参加了独立党，并在1918年10月代表独立党参加国会议员选举，但他的政治根基一直是五金工会和苏维埃运动。在独立党的代表大会上，他从来都不是主要人物。他有时会就工会问题发表简短的讲话，但他不像他的朋友恩斯特·多伊米希，他从来没有参加过党的领导层[2]。但是，在1920年以后，苏维埃运动开始变成了一盘散沙般的企业代表会，米勒也失去了五金工会中央机关报主编的职位，他要想继续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而斗争，就只能参加政党政治。米勒属于独立党左翼，而在独立党左翼于1920年并入德共之后，他就成了德共的工会活动的协调员，直到他在德共内的政治前途由于派别斗争而中断为止。他在工人运动内的工作也随之戛然而止。本章将介绍米勒从苏维埃社会主义转向党制共产主义的历程，并找出他最后仍然不能接受初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政治的原因。
列宁主义模式与独立党的分裂
米勒与革命工长组织是独立党工人当中最有影响力的左翼派别，但他们未能利用这种影响力，将其变为党内的真正权力。在1918年12月的党内危机中，他们输给了党执委会，这件事充分暴露了他们的这个缺陷。米勒和革命工长组织不愿与温和派胡戈·哈泽一起参加国民议会选举，但他们在基层党员中未能获得足够的支持，无法提出更加激进的候选人名单。他们曾希望加强拥护苏维埃的社会主义者的力量，限制那些想同社民党多数派合作的温和派的影响力——但是失败了。正如戴维·摩根指出的，革命工长组织缺少一个精心制定的纲领，也欠缺政党政治的经验：他们只有两个曾长时间参加政党政治的领导人——格奥尔格·雷德布尔和恩斯特·多伊米希[3]。此外，革命工长组织对政党政治也没有多大兴趣。在他们看来，政治是基层的事情。苏维埃和工会都是他们为了阶级斗争而选择的载体，他们一开始只把独立党当成一个开展组织工作的平台。
1918年11月革命浪潮的失败，促使米勒不情不愿地转变成了一个政党政治家。人们从十一月革命、各个苏维埃共和国与1919年三月工潮的失败中得到主要教训是：革命左派需要一个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开展行动的革命组织。就是这个教训，促使米勒和他的团体转向了列宁主义。起初，他们还想把将党放在首位的列宁主义，同他们的苏维埃民主基础调和起来。在1920年9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米勒将党的领导作为概括为：在工会—党—苏维埃的铁三角中，党应该是“整合与指导的中心”。他把俄国共产党当作榜样。他辩称，党应该在智识上、而不是在组织上支配苏维埃和工会：“一个想要领导劳动群众的政党，就必须力图在智识上指导和支配苏维埃组织，我们——按照我们的党纲——之前一直就是这么做的，而且第三国际现在也在强烈要求这么做[4]。”
此时，米勒认为，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俄国的支配地位，与独立党在德国的工人苏维埃中的支配地位，都是非常合理的，他并不认为，自己转向列宁主义，与自己先前的工作有任何矛盾。他与独立党的个人关系的演变，也促使他把独立党的政治实践，同俄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画上了等号。尽管在世界大战期间，他和革命工长组织只把党当成一个实用的盟友，但他现在更加清楚地认同了党的目标、认同了党对政治领导权的宣称，并试图使独立党接受第三国际的指导原则[5]。
但是，他从来没有要求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一党专政。他并不把“智识上的指导”等同于对党的指示言听计从。对米勒而言，“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始终包含着苏维埃与工会在组织上独立的意义[6]。然而，苏维埃俄国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他和许多人要过好几年才能发现这一点。
在1919年莱比锡代表大会上，独立党已经决定参加第三国际（后改称共产国际），但在1920年的哈勒代表大会上，这个问题还是引发了激烈的争执。列宁在这两次代表大会之间提出的“二十一条”，成了争论的焦点。但是，“二十一条”并不是导致争执的唯一原因。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介绍过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举行前的几个月里，独立党右翼和左翼之间的分歧加深了，虽然这些分歧是在其它地方，比如五金工会或企业代表会运动中体现出来的[7]。由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进程而在国际左派内部引发的政治分歧，也对独立党的分裂产生了影响。里夏德·米勒赞成参加第三国际，有两个因素决定了他会投入党内斗争：在卡普暴动期间，他对独立党执行委员会的政策意见很大；在五金工会内，他与罗伯特·迪斯曼的矛盾也在加剧[8]。
“二十一条”要求严格拒绝改良主义，并要求新国际的所有成员党都采用集中制，还要把成员党的大部分自主权转交给国际。独立党左翼提交了一个提案，接受了这些要求：“在新的国际内部，党的自主权不再像过去那样成为一个问题了。每个成员党都要交出一部分自主权，并使自己完全符合这个国际斗争组织的要求。”在这个提案上签字的第一个人是恩斯特·多伊米希，然后是里夏德·米勒、保尔·肖尔策、海因里希·马尔赞、保尔·维尔[9]、保尔·维格曼和保尔·埃克尔特，他们都是革命工长组织的代表[10]。
虽然在1919年一月起义期间，革命工长组织作为一个组织已经不复存在，但它的许多成员仍然作为一个政治网络，在独立党和柏林企业代表会中心内继续活动。但是，并不是所有革命工长组织的旧成员都赞同第三国际。艾米尔·巴尔特在当上人民全权代表后，就跟他的老同志们疏远了，他对这个提案投了反对票；格奥尔格·雷德布尔也投了反对票。但是，米勒的大部分老同志、还有大部分与会代表都赞成这个提案[11]。这个提案以236票赞成、156票反对获得通过。
尽管这个决议在大会上以绝对优势获得通过，但全党并没有接受这个决议。相反，它最终导致了独立党的分裂。在表决之前，就已经进行了漫长而痛苦的争论。新国际的代表、布尔什维克格里高利·季诺维耶夫发表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演说，能与之匹敌的只有鲁道夫·希法亭[12]长达三小时的演说。不久前抵达柏林的俄国孟什维克领袖尤里乌斯·马尔托夫[13]也向代表们发表讲话，为他的温和派社会党受到的迫害和在红色恐怖下被杀的同志表示哀悼，会场内的紧张情绪随之达到了顶点。就在此时，坚决不愿接受“二十一条”的独立党温和派开除了左派多数派，离开了会场，分裂了党[14]。
米勒（用白色字体标出名字者）在哈勒代表大会上。
来源：柏林联邦档案馆，SAPMO—Signature Y1—492N
共产主义工会中心
尽管在哈勒代表大会上，独立党左派要求独立党跟德共合并，但是，在这个提案通过之后，独立党左派却犹豫了，过了两个月，它才同德共合并为德国统一共产党（Vereinigt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在这两个月里，米勒当上了独立党左翼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讨论的主要是组织问题，比如党团的地位、给新党寻找办公室和争夺党的出版机关。
还出现了一些实质性问题。在为日后的工作制定指导方针时，党内出现了一种反议会倾向，这在老的独立党内是无法想象的。草案认为国会是“资产阶级的镇压工具”，并高傲地宣称：“我们不想赢得议会，而是要打败和消灭它。”草案要求党的议员们向党中央提交书面保证，承诺当自己与党中央发生冲突时，自己将会辞去议员的职务。只有艾米尔·艾希霍恩和约瑟夫·赫茨菲尔德[15]反对这个提议[16]。
里夏德·米勒并没有参加关于新党的组织制度的重要讨论，而且经常不参加会议。他关注的是企业代表会，只有在中央委员会讨论代表会问题时，他才会真正参加讨论。他的立场是：尽管左派在1920年10月的柏林工会代表大会[17]上遭到了失败，但党还是应当支持企业代表会保持其独立性。不过，也应当要求企业代表会的委员们更加积极地在工会中开展活动。会议记录显示，独立党左派想让企业代表会中心“成为共产党在企业代表会中的分部，并领导工会运动内的共产主义企业代表会党团”。它不久就这样做了，并且采用了一个新的名义“全国工会中心”（Reichsgewerkschaftszentrale）。不出所料，人们都把它叫做共产主义工会中心，特别是警方和政府情报机关[18]。在米勒的请求下，中央委员会还拨了一笔款子，用于建立一所苏维埃学校，按照多伊米希的提议，这所苏维埃学校将来还要扩建为党校[19]。除此之外，米勒还参加了工会内部的共产主义反对派的通讯的编辑工作，并与别人合办了一份双周刊，用于在失业工人当中进行鼓动[20]。
虽然现在无法查清这份针对失业工人的双周刊是否办成了，但是，里夏德·米勒的工作确实使企业代表会中心保持了高速运转。在独立党分裂后的几个星期里，国家安全机关不得不承认，企业代表会中心表现得很活跃：
争夺工会的斗争达到了高潮……在这场斗争中，工会的活动主要是针对所谓的共产党支部的。在共产主义工会中心（明茨大街企业代表会中心）里，在左翼激进派当中越来越受欢迎的盖施克
[21]、诺伊曼
[22]、菲利克斯·希尔施（Felix Hirsch）、舒曼
[23]、里夏德·米勒和西尔特（Sylt）等人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最近向所有企业与所有工会的工人，特别是五金工人，发出了公开的号召，要求以专门的共产党党团的形式，建立这种支部，并为此进行了紧锣密鼓的宣传，企图在工会内激发共产主义精神。他们正在把训练有素的煽动者——首先是柏林大企业里的共产党革命工长派往全国各地，在工会内部替莫斯科开展工作
[24]。
在德国统一共产党的成立大会上，里夏德·米勒当选为全国工会中心（RGZ，下文称作共产主义工会中心）的主席，他在事实上承担了协调所有共产主义工会活动的工作。这是一个重大的任务，米勒决心全身心投入其中，所以他没有参加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竞选。
1921年1月，米勒参与编辑的工会内的共产主义反对派的通讯出了第一期。就像共产主义工会中心其实就是改头换面的企业代表会中心一样，这份通讯也就是《工人苏维埃》与共产党的相应刊物《共产主义苏维埃通讯》（Kommunistische Rätekorrespondenz）合并后的产物，它改用了《共产主义工会活动家》（Der Kommunistische Gewerkschafter）的名字[25]。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弗里茨·赫克特[26]很快就接管了这份刊物的编辑工作，而里夏德·米勒仅作为特邀作者，偶尔为其撰写文章。
把企业代表会中心改为共产主义工会中心，把《工人苏维埃》同共产党报纸合并为《共产主义工会活动家》，这仅仅是共产党从苏维埃运动的结构中获益的两个例子。《工人苏维埃》改为《共产主义工会活动家》，这件事极具象征意义，它把苏维埃运动的衰落同德共跃升为主要政党连接了起来[27]。但是，除了结构之外，合并后的党并没有继承独立党的独立社会主义的传统，它很快就去掉了党名中的“统一”两字，改回了“德国共产党”。共产主义占据了支配地位，这不仅体现于里夏德·米勒与革命工长组织的政治轨迹，也标志着左派社会主义工人中的一整个流派彻底倒向了共产主义[28]。
在德国革命中出现的苏维埃思想，与以“二十一条”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传统之间，仍然存在着隐蔽的矛盾，这是因为布尔什维克俄国名义上是苏维埃共和国，也就是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这种情况催生了一种乐观的觉醒与团结的气氛，这种气氛中似乎可以让人们忽视过去的分歧，即使在面临革命的失败时，也能强调双方的共同性[29]。不详的预言，比如马尔托夫在哈勒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很快就被忘记了。
红色工会国际
在1921年3月之前，共产主义工会中心的工作重心是为“红色工会国际”奠定基础，而红色工会国际又是用来取代社会民主主义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在前一年，已经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个“行业工会与产业工会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Trade and Industrial Associations），为“莫斯科国际”招兵买马。它在1921年夏季正式成立了。
里夏德·米勒在第一期《共产主义工会活动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为新国际摇旗呐喊，并根据资产阶级报刊对旧国际的伦敦代表大会[30]的报道，对新旧两个国际做了一番比较。这些报道半是怜悯、半是屈尊地把“穿着资产阶级衣服、打扮得很好的工人代表”称作“温和派社会党人”。记者认为这些代表“绝不会是一帮革命阴谋家”。在这些描写的影响下，米勒不难提出这样的观点：阿姆斯特丹国际缺少斗争性。米勒认为，阿姆斯特丹国际不能落实自己的决议，并顽固地坚持改良主义，就是在蓄意破坏阶级斗争：“只要思考一下伦敦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不是由‘温和派社会党人’提出的，而是由那些根本不是社会党人的、仇恨革命阶级斗争的人提出的。”他们企图把社会化的准备工作交给国际劳工局[31]——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一个机关，这充分暴露了他们的真实政策。所以，米勒催促革命无产阶级“不能……让这些资产阶级代理人发展自己的党羽，而应当……参加莫斯科的行业工会与产业工会国际委员会[32]。”
在《共产主义工会活动家》的第五期上，刊登了共产主义工会中心的“公开信”，它号召共产主义者参加企业代表会，并在即将举行的企业代表会选举中“把整个工人阶级全都发动起来，为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而斗争”。“公开信”指出，企业代表会中的共产党代表，必须带头无视束手束脚的《企业代表会法》：“对他而言，《企业代表会法》第106条的限制是不存在的[33]。他的首要职责，就是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34]。”这个观点，与米勒在前一年的第一次企业代表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突破《企业代表会法》限制的主张，是相符的。关注车间斗争，鼓励群众直接参与，也是符合现行的“公开信”政策的。这个“公开信”是由保尔·列维和德共中央局在1921年1月发表的，它呼吁社民党、独立党和工会建立保卫革命成果的统一战线[35]。“公开信”不是要与社民党和独立党结盟，不是要与这两个党的温和派结盟，更不是要与仍然坚持民族主义的社民党领导层结盟。列维是要向社民党、独立党和工会的基层群众呼吁，让他们看到德共是拥护工人阶级的团结的，提醒他们注意社会化的各项要求仍未得到满足。“公开信”象征着德共抛弃了初期的宗派主义与盲动主义的本能冲动，通过关注工人及其家人面对的日常生活问题，确立了一种树立工人阶级领导权的长期战略。实际上，过去这些问题都被忽略了，因为他们都认为只有在革命胜利后，生活状况才能得到改善，所以他们就把社会政策方面完全让给了社民党。现在共产党不再把自己局限于纯粹的宣传，开始致力于工人阶级的团结，向社民党发起了挑战，同自由派和保守派作斗争。“公开信”的理念是提出较小的要求，但要利用这些要求去发动工人，创造一种有利于进一步的激进化的氛围。
里夏德·米勒是个老工会活动家，深切关注工人阶级生活中的各种重要需求，他十分赞同党中央——现在由他的老同志恩斯特·多伊米希和前斯巴达克斯派活动家保尔·列维领导——的转变。“公开信”准确地体现了革命热情与现实政治的结合，在大战期间，革命工长组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展活动的。但是，大多数工人仍然不相信加入新的“莫斯科”国际会有什么好处。虽然在几乎每一个工会里，都存在着强有力的共产党党团，但是，没有一个工会宣布支持新国际，全德工联执委会也坚决反对莫斯科，谴责自己的共产党会员煽动分裂，并坚持要求让自己的会员“用一切手段同这种颠覆行为做斗争[36]”。开除和纪律处分也阻止了对共产主义立场的公开讨论。五金工会执委会甚至还要抵制整个地方分会。哈勒五金工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共产党人在哈勒分会中占大多数，五金工会执委会就干脆拒绝同整个哈勒分会合作[37]。
消息灵通的公共秩序监察局也对这次冲突发表了评论：
德国的红色工会全国总部与全德工会联合会之间的斗争正在变得越来越激烈。全国总部正在竭尽全力，尽量争取巩固德国共产主义工会活动家团体。他们想要（在今年五月）拿这些团体来向莫斯科的红色工会国际炫耀，并借此正式参加红色工会国际
[38]。
然而，这些努力并没有收到成效。就连十一月革命也未能推动德国工会左转，米勒和他新建的共产主义工会中心也未能粉碎工会官僚的顽抗。没有一个工会完整地转投红色工会国际，共产党人也未能在德国的任何一个工会当中占据大多数。
因此，为了选派代表参加最终于1921年6月举行的红色工会国际成立大会，只好先举行了一场特别大会，由各个工会中倾向共产主义的会员们选出代表。1921年2月28日，在柏林就举行了这样一场“共产主义五金工人与莫斯科工会国际同情者的全国大会”。里夏德·米勒在大会上致开幕词，他就“工会在社会革命中的任务”发表了讲话。他痛斥了工会官僚的亲资姿态以及以“政治中立”为名而开展的反共运动。他着重批判了他的宿敌罗伯特·迪斯曼，将迪斯曼斥为“全德工联内的反共煽动者”。同时，米勒又急切地警告与会者当心“离开工会”这个口号，当心那些鼓吹脱离主流的社民党工会运动、另建工团主义式的或其它形式的左派工会的人。全德工联旗下的各个工会仍然应当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工作重心”，共产党人不能放弃它们：它们是“争夺无产阶级的心灵与头脑”的主要战场。米勒的立场反映了德共的路线——“走进工会”，并拒绝退出和分裂工会[39]。
米勒的发言是如此激烈，以致于他的同事奥斯卡·鲁施并没有发表自己的讲话，因为“米勒已经把论点都讲完了”，只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一个决议，抗议五金工会开除共产党人，并抗议五金工会执委会不承认选举结果。这个决议和附加的解释声明是由鲁施和米勒共同准备的，它们都被大会一致采纳了。他们还催促代表们在选举中拥护“公开信”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显然，共产主义工会活动家们对这个政策绝非毫无异议，所以米勒想要发出一个反对德共内部的极左派和工团主义派的信号，虽然这些派别要么没有派代表参加大会，要么就是他们的代表没有发言。讽刺的是，共产主义工会活动家们反复重申忠于工会运动的团结，然而五金工会的干部显然不是这么想的：一些代表出示了他们所属的工会的干部发给他们的信，在这些信中，干部们或多或少地威胁他们说，如果他们敢来参加这次大会，就会被开除。那些不顾威胁前来参加大会的代表，向“阿姆斯特丹派”及其德国代表出了一口恶气。这次大会最后选举里夏德·米勒、开姆尼茨的马克斯·豪斯丁（Max Hausding）和威斯巴登的雅可布·格莱斯（Jakob Greis）为五金工会的代表，参加莫斯科大会[40]。
不久后，五金工会的官僚体制就证明了自己的威胁绝不是一句空话：由于米勒为红色工会国际工作，组织了大会，所以它启动了开除米勒的程序[41]。这个程序最后成功了，虽然我们还不清楚米勒具体是在哪一天被开除的[42]。早在德意志帝国还存在的时候，米勒就在五金工会内为工人的权益而斗争，哪怕是在战争与革命期间，尽管面临着最严峻的政治矛盾，他始终维护工会的团结，但是，他一公开表达共产主义思想，马上就被开除了。执委会指控共产党人分裂五金工会——其实，分裂五金工会的正是执委会自己。如果连米勒这样拥护工会团结的人都不被允许在五金工会内部开展工作，那么，共产党就会越来越倾向于建立自己的工会。
共产党的内部危机与1921年三月行动
独立党左派的规模是共产党的三倍，共产党跟独立党左派合并后，它的人数和影响力获得了急剧的增长。然而，独立党的政治路线却与共产党有较大差异，所以，合并后的党内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内部争吵。在1921年初，由“公开信”定下的长期政策，遭到了特别强烈的批评。恩斯特·多伊米希——里夏德·米勒长期的政治战友——与保尔·列维一起为这个政策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尽管开头看似不错，但多伊米希只当了十一个星期的德共主席，就因为与党中央和第三国际存在分歧，而辞去了主席职务，使德共陷入了长达一年的危机[43]。
两党合并后，随着乐观的团结气氛褪去，以旧的苏维埃活动家与独立党左翼为一方、以日益布尔什维克化的德共为另一方，双方的根本分歧变得越来越明显，双方马上开始争夺权力。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要求德共采取更加激进的路线，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党开始寻找支持这种路线的盟友，并在那些受到革命急躁情绪驱使的人当中找到了这些盟友[44]。
这次危机导致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多伊米希和列维辞去了党主席的职务。公共秩序监察局对此作出了评论：
党的大脑离开了留下来的同志们。新当选的统一共产党的领袖施特克尔
[45]和布兰德勒，只是两个思想僵化的人……这些同志，特别是施特克尔，非常急于行动……总体上，可以认为统一共产党的领导层变得更激进、更粗暴了
[46]。
这个不详的评价很快就得到了证实。在海因里希·布兰德勒领导下，党的新领导层匆忙抛弃了“公开信”的策略，转向了所谓的“进攻路线”，这条急于行动的路线是与统一战线背道而驰的。布兰德勒和他的支持者认为，他们目前正处于革命形势之中，所以他们不愿同改良主义派别合作，他们认为这些改良主义派别都是机会主义者[47]。所谓的1921年三月行动，便是进攻路线的高峰，也是它的灾难——在这次未能成功发动的武装起义中，有几百名工人丧生。
事实证明，独立党左派和后来的德共的革命急躁情绪，是催生了三月行动的重要原因，在三月行动前的几个月里，就有不少人在讨论“行动”，说什么“重大打击”即将发生。根据公共秩序监察局的记录来看，米勒和马尔赞也在推动以社会主义为名的“最终行动”，而这就需要“积极地运用恐怖手段”[48]。然而，就跟这些报告把米勒当作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一个激进的工团主义组织）的同情者一样，这些细节也是很不准确的[49]。米勒向来不赞成草率的“最终行动”和暴动幻想，所以，尽管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但他后来还是维护了“公开信”提出的政策。
哈勒—梅泽堡（Halle-Merseburg）地区是共产党的一个重要据点，保安警察（Sicherheitspolizei，SiPo）——军事化的警察部队——对这个地区的占领，引发了三月行动。这次占领使共产党获得了它期待的机会，使它可以推行新的进攻路线。在新的行动派领袖的领导下，党中央号召群众同警察进行武装斗争，而共产党的群众在警察和雇主的多次挑衅之下，早已忍无可忍，他们欣然响应了党的号召，同警察进行了好几天的流血斗争。然而，德共和共工党仍是孤立的。他们未能发动社民党同事参加起义，也未能把斗争发展到外地。因此，遭到军事失败便只是时间问题了：国家的挑衅成功了，党中央的进攻路线一开始就遭到了不光彩的失败[50]。
前任党主席保尔·列维随即发表了小册子《我们的道路：反对盲动主义》，严厉批判了三月行动。他强烈地抨击了党中央，并指责共产国际执委会不顾德国的实际情况，仅仅是出于苏维埃俄国内政的原因就发动了三月行动[51]。列维马上就被开除出党。
虽然里夏德·米勒对三月行动抱有很大的疑虑，但在战斗还未结束时，他不愿意反对行动或批评起义。尽管他一开始并没有公开批评，但从1921年3月30日起，他就在党内激烈地批评党中央——就在这一天，起义的军事失败与孤立变得非常明显了。在有两位中央委员会代表参加的一次共产主义工会中心会议上，他激烈地反对继续进攻的计划。他生动地描写了柏林工人中间的情绪：
我们不能走进车间。如果我们这样做，就会被砍断。我们五金工人过去能够积极对抗工会领导，但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困难。运动在柏林已经死亡，它不会回来了。这里的事态已经达到了这种地步：工人亲自要求保安警察保护自己不受共产党人的伤害。我们让工人与工人相互斗争。我们共产党人被捕的时候，其他工人却幸灾乐祸。如果听从〔继续进攻的〕号召，就等于把我们在柏林的积极同志马上送进牢里
[52]。
但是，党中央不愿实事求是地分析形势。它把失败归咎于米勒这样的“失败主义者”，它提到了几次小规模的罢工，并要求米勒在柏林号召总罢工。米勒拒绝服从，并为自己做了辩解：
有人说，我们当中有失败主义者：我必须对你们坦诚相告。如果我站在工厂里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看见自己的同志们不愿响应我作为共产党人的号召，那我该怎么办？难道我要一个人罢工吗？这是疯狂！我们的同志们现在都说，如果他们走出工厂，就会失去在工人中间的影响力。所以他们才不愿响应号召
[53]。
他在大战中是革命工长组织的代言人，那时他不愿支持得不到工人拥护的行动，现在他仍然顽强地坚持这种态度。但是，在大战期间，由于独立党的领导层没有干预，所以他在独立党内可以自由行动。但在1921年，他面对的是一个不愿让步的中央机关，这个机关的代表拒绝了他的讲求实际的策略，并用这样的理由来夸耀自己的脱离群众的进攻路线：“如果斗争不会遭到大量工人反对，共产党人还不稀罕参加呢[54]。”
从这样的发言中，米勒一定发现了李卜克内西式的唯意志论的“革命的体操”的一种更为自大的变种，而米勒向来是反对这种做法的。此时的形势跟1919年一月起义非常相似：在1919年1月，是另外一个急于行动的少数派——包括斯巴达克斯派在内——强行发动起义，导致了另一次血腥的惨败。为了维护团结，米勒不愿公开反对一月起义，但他也不愿参加起义，因为他认为这是冒险主义。他现在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而且他还得到了共产主义工会中心的大多数人的支持。共产主义工会中心里有许多人以前曾是革命工长组织成员，他们认为，在党的领袖的立场中，“看不出长远的政治前景”[55]。
对于党内的强烈批评声浪，德共中央委员会动用了集权的清洗措施。他们的决定或许是受到了俄国共产党的影响：为了应对喀良施塔德叛乱，俄国共产党最近刚刚禁止了党内派别，还限制了党内民主。尽管德共领导的行动造成了血腥的灾难，但他们后来仍然认为这是一次胜利：它使党恢复了生气，使党走出了“停滞不前的局面”[56]。
三月行动后的危机与“在莫斯科达成的”妥协
到了四月，列维的支持者、曾担任《工人苏维埃》的马克斯·西菲尔斯[57]被免去了领导职务，党还针对里夏德·米勒和共产主义工会中心的某个F·沃尔夫（F. Wolf）启动了开除程序[58]。但是，此时党中央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完成开除程序[59]。米勒发现自己得到了许多同样反对党中央的人的支持，但是他仍然和列维及其支持者保持距离——列维及其支持者脱离了党，从党外对党进行批评。尽管如此，这次事件还是使米勒失去了共产主义工会中心主席的职务[60]。
开除的决定未能得到贯彻：它遭到了猛烈的批评，许多干部，包括米勒在共产主义工会中心的同事、革命工长组织成员保尔·埃克尔特在内，都向上级投诉。他们给列宁和共产国际写信，向德国党中央施压，并获得了成功：在1921年6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尽管遭到了德共中央的反对，党内反对派还是派出了五名代表与德国代表团同行，澄清了自己的立场[61]。反对派的五名代表是：里夏德·米勒、保尔·诺伊曼、海因里希·马尔赞、保尔·弗兰肯[62]和克拉拉·蔡特金[63]。
德共领袖企图争取列宁支持他们的进攻立场，并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孤立反对派——但他们失败了：列宁批评了三月行动，认为三月行动是由于中了敌人的挑衅才遭到了惨败，并命令德共重新采用年初的统一战线策略。这一策略也包括让共产党人在工会中与改良主义多数派合作，而这正是党中央和反对派的争论的另一个要点[64]。
共产国际三大于6月22日在莫斯科开幕[65]。对里夏德·米勒和他的同志们来说，首次亲眼目睹“东欧的万丈红光”[66]，一定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体验。在他们看来，莫斯科不仅仅是党内斗争中的一个潜在盟友。对于1921年的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而言，莫斯科是梦想成真的地方，是世界革命胜利的开端。前往莫斯科，就相当于一趟未来之旅。但是，对德国反对派的五名代表而言，这种乐观情绪之中又混杂着对德共的惨状的深切担忧——党被阴谋诡计和权力斗争搅得四分五裂。
共产国际三大也讨论了三月行动，将其作为严重危机的范例。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都在寻找答案：能否认为，从1917年开始的革命浪潮仍未退去，所以必须采用进攻策略？还是说，世界形势已经变得对革命不利了，所以必须通过统一战线来重整旗鼓？围绕着这个问题，德国代表团发生了深刻的分歧，在德国代表团中，克拉拉·蔡特金和海因里希·马尔赞是反对派的发言人，米勒、诺伊曼和弗兰肯用他们实事求是的报告，给蔡特金和马尔赞的发言提供依据[67]。恩斯特·罗伊特[68]、弗里茨·赫克特和威廉·科嫩则在大会上为进攻理论辩护。列宁也对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他坚持统一战线立场，批评了德国党中央的路线。大会按照他的判断进行了下去[69]。
共产国际三大结束后，在克拉拉·蔡特金的安排下，列宁在7月9日接见了反对派的五名代表。这次会面给列宁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称赞“像马尔赞和他的同志们这样一些德国无产者”是“多么可爱的孩子们”，无论是在什么辩论会上，他们都不会“哑口无言”，他们是“担负起生产方面和工会方面全部工作重担的基本的、主要的力量”。他最后做出了判断：“像这样的分子，我们是必须把他们集合起来，使他们行动起来的。他们使我们和群众发生联系[70]。”
经过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调停，德国代表团在同一天达成了妥协，党中央与反对派正式签订了“和约”，确认了妥协。按照和约的要求，所有在和约上签字的人都必须遵守共产国际三大的决议，并号召全体党员携手合作，不管过去的立场如何。对于那些在共产国际三大之前眼看就要被开除出党的反对派来说，如果这算是个新闻的话，和约还禁止了在党内“建立派别组织和企图独立行动”，禁止党员同党外新闻机构合作，让党中央“监督和处分”党的议会代表[71]。这些措施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在实际上加快了用中央集权制思想来接管党的进程，这个进程始于“二十一条”。尽管列宁站在反对派一边，但是，他解决了德国党内危机这一事实，树立了一个先例，使布尔什维克获得了对第三国际的成员党发号施令的权威。
经过长期的等待后，红色工会国际成立大会终于举行了，它与共产国际三大几乎同时召开[72]。参加了成立大会的组织有同情十月革命的工团主义工会（比如西班牙的全国劳工联盟），有俄国的共产主义工会，有西欧工会中的共产主义派别。成立大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全球性的革命工会运动的平台[73]。
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德共代表，还有与他们同行的德国工会会员，作为德国代表团一同参加了红色工会国际成立大会，而在德国代表团探讨一个问题，即被全德工联开除的大量共产党工会会员是否应当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时，又重演了“进攻路线对决统一战线”的冲突。弗里茨·赫克特认为，共产党迅速接管工会的设想已经成为泡影，工会官僚依然占据优势。因此，只能给那些被开除的共产党会员提供另一种组织上的选择，这样他们才不会落入那些企图打垮工会的“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手”。赫克特建议，先把这些被开除的会员临时组织起来，再争取让工会重新接受他们加入。
里夏德·米勒历来反对分裂工会运动，他坚持强调了共产国际三大的禁止建立专门组织的决定。赫克特建议的那种临时组织，也可能会被工会官僚污蔑为分裂工会的企图，结果只能对敌人有利。他说道，“官僚会利用我们的行动，来克服它目前面临的严重危机。”官僚要这样做是很容易的，因为，正如米勒所强调的，控制工会报刊的并不是共产党，而是社会民主党。控制着印量高达数百万份的工会报纸的人并不是共产主义工会活动家，而是他们的对手，所以他们只能尽量避免做出任何挑衅行动：由于社民党控制了工人阶级的媒体，所以他们对事件的解释就会成为主流观点。另外，就算是为被开除的工会会员建立专门的组织，在这样的组织成立后，它们就会按照不可轻视的自有的内在逻辑行动。它们会变得独立起来，并导致新的分裂。在其他人当中，海因里希·马尔赞和保尔·诺伊曼支持米勒的意见，但并未达成一致。在和约的掩盖下，分歧仍在加强，猜疑变得越来越严重。7月16日，经过三次会议和一次表决之后，讨论最终破裂了：成立新组织的建议以16票赞成、28票反对而被否决（有两票弃权）[74]。
尽管如此，就在次日，这个问题又被提出来讨论了。失败一方宣称，大会并不支持德国代表团的决议，而列宁本人也赞成让被开除的工会会员参加工团主义组织——自由工人同盟（FAU）的盖尔森基兴派——这个派别虽然叫盖尔森基兴派，但它并不局限于盖尔森基兴一地，而且正在从工团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75]。而且大会还收到了赫克特提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案，这个提案显然还没有被撤回。里夏德·米勒反对外国代表团干预德国工会运动内部事务的原则。此外，他还认为列宁经常得到的是“非常片面的消息”。
里夏德·米勒和海因里希·马尔赞给列宁写信，介绍了他们对这次冲突的看法，试图达成一个一锤定音的决议。他们指出，这些工团主义工会是反革命组织，其中之一——柏林的工人总联合会甚至还曾充当工贼。他们在信中写道，被开除的会员们已经承认，他们之所以被开除，有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错误行为，而且有不少人已被工会重新接纳。他们的结论是：“如果在德国为这些被开除的会员建立工会，就等于开始分裂德国工会运动，这就会更使得共产党人无法在工会运动中开展工作[76]。”
列宁在两天后做出了谨慎的答复，澄清说他只是短暂地同赫克特讨论过这个问题，而他起初觉得赫克特的建议很有道理。但他对德国的情况了解得不够详细，他并不知道“个别共产党人犯下了什么样的轻率的错误行为，才会使社会党叛徒更加容易地开除他们”。然后他又咬文嚼字地提出了问题：“工会是什么？”他还重申，他不了解德国的工团主义团体与左派工会相互疏远的复杂情形，并拒绝推荐某一个团体为盟友。他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并表示他会把这封信转给布哈林和季诺维耶夫[77]。虽然这个答复的措辞很谨慎，甚至可以说是在回避问题，但列宁的干预似乎产生了效果。米勒后来回忆道，“两天后，赫克特/洛佐夫斯基的大会决议就消失了。列宁阻止了新工会在德国的成立[78]。”
在红色工会国际成立大会上，再也没有人提出为被开除的工会会员单独建立组织的问题。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围绕着要不要建立单独的左派工会这个问题，党内还是发生了多次争论。直到1924年，党才放弃了对规模较小的工团主义工会和左派工会的支持，甚至还要求全体党员在全德工联旗下的工会内开展工作，否则就会被开除出党。然而，才过了四年，德共又在1928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它建立了自己的平行工会网络——革命工会反对派。它先是把被开除的工会会员组织起来，结果却使德共与工会里的大多数工人疏远了。许多人认为，这个政策正是导致共产党未能跟社民党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要障碍。从事后来看，米勒的批评意见似乎是正确的[79]。
红色工会国际成立大会上，工会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但是，德国代表团中又发生了冲突：在红色工会国际的执行委员会里，由谁来代表德国的共产主义工会活动家？每个较大的国家都有权任命两名代表，必须在成立大会闭幕前提名，至少是临时的。来自斯图加特的安东·迈尔（Anton Maier）要占一个席位，这是毫无争议的，那么剩下的一个席位将从里夏德·米勒和弗里茨·赫克特中间选出。在关键的表决中，米勒以28票赞成、23票反对胜出，这对于反对派来说是一次险胜[80]。
但是，表决并不能消除党内的紧张局面。围绕着新成立的红色工会国际的德国机关应当如何工作、应当挑选哪些人的问题，发生了进一步的争论。反对由红色工会国际任命德国机关的人员、并主张由德国的基层群众选举的人，只有米勒一个。这就是说，由德国代表团在莫斯科选出的两名代表只是临时代表，正式代表要等到德国的代表大会召开后才能选出。有人猜测，这是米勒急于返回德国的征兆，而他在另一个问题上的立场则加强了这种印象。经过一番争论之后，两名德国代表当中似乎只有一人要留在莫斯科。但是，此时安东·迈尔的年轻和缺乏经验就成了问题：有人质疑他是否有能力单独代表德国的共产主义活动家。虽然米勒接受了在红色工会国际中代表德国的职责，但他不愿留在莫斯科，他的理由是：他已经推荐迈尔为红色工会国际的德国书记，如果再做改变就会招致尴尬[81]。这个理由并不够充分。
米勒急于返回德国，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很可能不想跟家人分离。而且，过去15年里，他把全部的政治精力和努力都献给了柏林的工会运动：抛下这一切，就好比是挖空他的根基。而且，两年前他也不愿到斯图加特去当《德国五金工人报》主编，而莫斯科又比斯图加特遥远得多。在莫斯科长期居住，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这些问题现在都纠缠在一起了，在激烈的、而且很可能是相当混乱的争论中，米勒和迈尔的当选就更让人质疑了。有些与会者怀疑在大会之前就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而另一些人则否认这种猜测。经过激烈争论，他们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这个意见的措辞非常圆滑：“代表团决定，米勒将留在莫斯科，只要有必要，他就会一直留在那里。”这就是说，米勒将在莫斯科再工作几个星期，直到全德工会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代表为止[82]。就这样，尽管内部矛盾重重，但代表团最终还是以相当具有建设性的态度结束了自己的工作。有过至关重要的表决和干预，但还没有发生公开的决裂：至少在目前看来，德共的党内危机已经被制止了。
但是，这种和平在德国并没有持续太久。内部的批评并没有停止，这是因为，尽管已经在莫斯科达成了妥协，而且还得到了克拉拉·蔡特金的支持，但保尔·列维并未得到平反；他发表了语气过于严苛的小册子，将党内问题公之于众，所以他得不到平反。列维坚持自己的批评意见，而党中央坚持自己的不正确立场——所以矛盾就无法化解。党中央虽然勉强接受了和约，却仍想把那些在他们看来——至少是在卡尔·拉狄克看来[83]——已经混入共产国际内的“中派分子”给“消灭”和清除干净。
但是，尽管党中央勉强接受了和约，但这也表明，党已经分裂成了三个阵营：一个是以路特·费舍[84]、阿尔卡季·马斯洛夫[85]和恩斯特·台尔曼[86]为首的、正在浮现的左派，它死抱着进攻路线不放；另一个是所谓的“右翼反对派”，马尔赞、克拉拉·蔡特金和里夏德·米勒都属于这一派；第三个就是以党主席海因里希·布兰德勒为首的中央机关，它持中间立场。根据和约的精神，党中央（在第三国际的支持下）同“右翼反对派”建立了非正式的同盟，使党保持着脆弱的平衡[87]。
1921年8月的德共耶拿代表大会之后，越来越多的反对派成员被开除出党，恩斯特·多伊米希也被开除了，而另外一些党员，比如阿道夫·霍夫曼[88]也退党了，脱党的共产党人越来越多，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1921年9月底同保尔·列维合流，成立了共产主义社（Kommunistische Arbeitsgemeinschaft，简称“共产社”，KAG）。它的目的并不是要成立一个新党，而是要作为广泛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推动共产党改革，最后再与共产党重新合并[89]。这个党外的共产主义反对派团体的存在，使德共的压力大增，并加深了党内分歧。
里夏德·米勒长期的政治伙伴恩斯特·多伊米希在共产主义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如此，米勒并没有参加共产社，而是继续留在党内[90]。不过米勒确实是同情共产社的。他在保尔·列维主办的共产主义反对派机关报《苏维埃》上发表过两篇文章，批评了三月行动和党的工会政策。这两篇文章证明了米勒是列维派的支持者[91]。
米勒认为，三月行动使党倒退到了1919年一月起义失败后的地步。令他尤为痛心的是，三月行动毁灭了共产党的工会工作。他写道：“党必须重新在工会中开展工作，由于在三月行动之前，共产党人在工会中的活动已经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功，所以这就更加令人痛心[92]。”但是，要想重新在工会中开展工作，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共产党人在工会内遭到了孤立，工会的右翼领袖又能用开除和镇压手段来阻止共产党人在工会内扩大影响了。这就使未来的革命斗争变得“前途黯淡”了。
米勒在另一篇文章《关于走向共工党的道路》中再次发出了明确的警告：德共不能像共工党那样转向工团主义工会。他认为，这种倾向在党和共产国际内部都有很大影响力，但是它只会毁坏共产党人在群众中间的影响。如果德共选择了这条道路，那它“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小宗派”。在谈到共产国际三大时，他提出了警告：党内危机远不仅是“列维事件”或失败的三月行动中的某些细枝末节，他还强调指出，工会问题才是关键。他明确地反对极左唯意志论，提出了他的解释。
如果统一共产党想要成为工人阶级的领袖，它就不能天天都提出十几条口号。〔如果它这么做，〕最后就不会有人理睬它。与之相反，它必须证明它是真诚地、主动地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不是通过政变，而是通过无产阶级的群众行动。这是赢得群众信任、使其能够领导革命斗争的唯一方法。这样的斗争不会由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发生，而只有在共产党人促使群众加强革命意志，触发〔革命〕行动之后，才会发生
[93]。
米勒在这篇文章中的立场，显然是维护他的朋友多伊米希提出的“公开信”政策的。但是，他同时又在维护他在前几年的政策。被三月行动葬送掉的，并不是工会内的抽象进展，而是米勒的心血，是他作为共产主义工会中心主席的建设成果。在那几年里，米勒真正成了共产主义的西绪弗斯。1920年10月的企业代表会代表大会毁掉了柏林企业代表会中心的整个结构，半年后，三月行动又毁掉了柏林企业代表会中心的后继者——共产主义工会中心的全部成果。在这两件事中，米勒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用了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才做出的成果被毁掉。
但是，米勒现在要反击了。他这两篇文章显然是要否定唯意志论及其抽象口号，否定那种急于做出空洞却又危险的革命姿态的革命急躁情绪。他认为共产党早就应该把这些政治形式抛弃了，他在批判这些政治形式时，同时也是在为他自己——一个来自群众、当过领袖、推动过群众前进、却从来没有跟群众对着干的革命者——的政治模式辩护。米勒呼吁关注工人的现实生活问题，这不仅是在重申1921年1月的“公开信”政策，这也是他的政治身份——基层工人代表——的核心成分。从他刚开始从事政治的时候，他就想把工厂内的日常车间斗争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
米勒认为，倒向极左路线，是共产党面临的严重威胁。在谈到近期围绕工会运动的团结而进行的争论时，他做出了预测：“当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以既成事实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一些同志将会明白——可能已经太迟了——这些决议的真实含义[94]。”虽然他在批评共产国际的影响，但他主要担心的并不是德共日益依赖共产国际这件事。虽然列维的小册子指责布尔什维克策划了三月行动（这是他的观点），但他和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没有预料到这个问题会变得多么严重。
披露事件
里夏德·米勒在《苏维埃》上撰文支持共产社，此举使他联系上了柏林工人代表的新组织。自从苏维埃运动结束后，还没有出现独立的左派工人代表网络——革命工长组织的不少残余成员参加了德共的企业代表会机关或共产主义工会中心，在所有的工作单位中与共产党工会代表合作。但是，新一代柏林基层工人代表压倒性地反对三月行动，而德共柏林地区组织的主要领导路特·费舍和阿尔卡季·马斯洛夫却是进攻路线的拥护者。在德共的集中倾向变得越来越强的背景下，在1921年9月19日，五金工会的31名代表——他们都是共产党人或独立党人——在柏林举行了一次会议，试图按照1918年的模式，复活作为自主团体的革命工长组织。会议上选出了一个组织委员会。它的目标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施压，推行统一战线政策[95]。
德共中央委员会对此事的反应，绝不仅仅是“感到不快”。10月18日，中央委员会委员弗里斯兰德（又名恩斯特·罗伊特）认为这个情况对党构成了“生死攸关的威胁”。仅过了一个月，罗伊特就加入了列维反对派，并被德共开除出党，第二年他又加入了社民党，后来当上了西柏林的第一任市长。在1948年柏林被封锁、西方用空运给柏林解围时，他发表讲话，维护西方价值观，反对苏联政策，因此在全世界都出了名。
但在1921年10月，罗伊特仍是德共正式路线的热烈捍卫者，他特别担心革命工长组织跟保尔·列维的温和派共产主义组织（共产社）合并，因为这样就会威胁到党中央的统治地位。党代表干预了革命工长组织的会议，但他们在表决中被否决了[96]。尽管革命工长组织觉得德共中央是“两面派”，还觉得他们遭到了党的攻击与监视，但他们仍然留在共产主义圈子内，他们这样做，起初完全是出于对共产社的同情[97]。最后，党的匆忙干预导致了正式的决裂：当德共柏林地区组织的领袖阿尔卡季·马斯洛夫在11月15日出席革命工长组织的会议时，他要求革命工长组织立即服从“二十一条”，但革命工长组织却退席抗议共产党的专断命令，并宣布将继续同其它政党——独立党、社民党和共产社谈判，尽力把工人阶级的各种力量重新团结起来[98]。
里夏德·米勒似乎只是间接地参加了革命工长组织的重建工作，他的柏林同志虽然同德共决裂了，但他并没有随他们一起同德共决裂。到了1921年11月，随着所谓的“披露事件”的爆发，围绕着三月行动的讨论被重新点燃后，他才采取了另外的措施。《前进报》在11月25日披露了德共的内部文件，这些文件表明三月行动并不是由于受到警察挑衅而爆发的，而是由德共和第三国际事先策划和发动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德共往好里说，起码也是不负责任；往坏里说，那就是它在第三国际的唆使下，拿工人的性命去冒险。当历史学家仍在争论国内激进化与莫斯科干预之间的关系时，《前进报》披露的这些文件意义之重大，足以促使共产社发动新一轮攻势，要求重新评价三月行动，要求党获得更多的独立于第三国际的权利。党内反对派也提出了自己的反对进攻理论的要求，还提出成立调查委员会，让三月行动的负责人下台。1921年圣诞夜，包括里夏德·米勒和柏林革命工长组织的许多成员在内的128名干部公开发表声明，支持这些要求[99]。
但是，德共中央不为所动，它在莫斯科的支持下，对共产社和党内反对派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布尔什维克领导层虽然对保尔·列维态度冷淡，但他们一开始是支持反对派的，可是，随着德国党内的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准备消灭反对派，使党巩固下来。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托洛茨基本人都向柏林发去了措辞强烈的信件，指责共产社是“一伙政治骗子”，并谴责了128人声明。德共中央还收到了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等人的第三封通告，支持德共中央反对共产社的斗争[100]。这些信件都发表在《红旗报》上。但是，莫斯科的铁锤并没有产生它想要的效果，反而更加激怒了反对派。
里夏德·米勒和几位共青团中央委员趁《红旗报》发表这些信件的时机，在1922年1月19日给德共中央写信，批评了中央的做法，并表示支持共产社。他们断言：“共产主义运动非常强大，足以自行纠正自己的全部错误和弱点。”他们还说，“凡是认为必须动用粗暴措施才能取得进步的人，只是暴露出了自己对共产主义运动是多么缺少信心。”中央的新政策将会“使越来越多的革命工人离开德共”，其中就包括一些“被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公认为真正的革命派的人”[101]。里夏德·米勒看见党中央在莫斯科的支持下，利用清洗手段来玩弄强权政治，并以团结为借口分裂运动，他觉得必须直接对此进行抗议，尽管党纪已经成了他的一部分。
三天后，党开除了一大批反对派成员。党中央非常强硬地坚持新路线，而代价就是极大地削弱了党的力量，并使党越来越依附于共产国际。历史学家曾普遍认为，里夏德·米勒也是在1922年初被迫退党的[102]。直到不久前，里夏德·米勒亲自写给共产国际的长信才重见天日，此前它一直尘封在莫斯科的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里，这封信表明他至少在1924年10月之前仍然留在党内[103]。当时，德共企图开除他，但是，他最后是否被开除了，到现在还未能查明。
米勒，到处都不受欢迎的共产党人
米勒为什么没有跟其他反对派成员一起退党？毕竟，在反对派成员被开除出党后，共产社就已经不可能纠正德共了，于是它开始转向独立党的残余部分，最后并入了独立党。1922年10月，独立党的残余部分重新加入了社民党，只有以格奥尔格·雷德布尔为首的一个很小的少数派拒绝加入社民党，这样一来，德国左派的政治光谱就被截然分明地划分为共产党和社民党，两者之间没有其它团体的容身之处。就连曾在1921年当过共产党主席的列维，也在1922年重新加入了社民党。
但在1921年，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在米勒眼中，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他于1月19日写给党中央委员会、表态支持共产社的信中，他非常明确地表示，他认为共产社倒向独立党是错误的，应当抵抗这种错误倾向。他无法想象同独立党合作。独立党不够革命，而且，在独立党内，温和派的影响力太强大了，他们既不能、也不愿越出左翼社会民主主义的雷池一步。在卡普暴动之后，米勒与独立党执行委员会的矛盾、还有他同罗伯特·迪斯曼之间的仇怨，也是一个因素。另外，他也不能同共产社的领袖保尔·列维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他们无法找到共同的立场，这可能是因为性格原因。我们知道米勒是怎么评价列维的：
一个受过广博的教育、具有了不起的演说才能、倾向于独裁、并且毫不掩饰地蔑视一切不属于知识分子圈子的东西的人。列维的意见总是变来变去，却又有坚定的意志，他是个卓越的批评家，总是能够把一切撕得粉碎。不幸的是，他完全没有建设性地开展工作的能力……
[104]
米勒是自学成才的五金工人，列维则是在海德尔堡和格勒诺布尔上过大学的法学博士，显然米勒是不太愿意让列维来制定政治路线的。虽然米勒跟同样受过良好教育的恩斯特·多伊米希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但是，米勒跟列维结成的反对党中央的联盟只是短命的、纯属策略性质的。米勒后来声称，他虽然同情共产社，但他一直抵制共产社内由保尔·列维及其追随者制定的路线[105]。因此，无论是出于政治原因还是个人原因，里夏德·米勒既不可能选择独立党，也不可能选择共产社。
虽然米勒没有离开德共，但在1921年以后，他在党内再也没有获得任何影响力。这一点可以从他在1924年10月写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上诉信中看出来，他通过这封信对德共开除自己的决定提出了上诉，并回顾了自己的政治活动与贡献[106]。德共在1924年想开除米勒，就指责他不愿为党从事任何政治工作。但是，根据米勒的说法，由于他在1921年反对三月行动，所以，党的领导总是给他穿小鞋，对他在党内的一切工作百般刁难，还不允许他参加红色工会国际的工作。在德共的1921年耶拿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德国共产主义五金工人的代表，但是党中央却不让他上任。因此，米勒辞去了这个职务，在柏林共产主义五金工人党团委员会内工作[107]。在革命失败后的1918年和1919年，他涉入了大规模的政党政治，尽管这个新职务与政党政治相距甚远，但党中央还是不让米勒上任，所以他得不到任何正式的任务[108]。在遭到百般刁难之后，米勒在俄国驻柏林外贸办事处找了个工作。在他看来，这只是挣钱糊口，与他熟悉的政治活动相差甚远。
多年后，米勒跟德国的一个档案管理人员进行过通信，他想把自己的档案卖给对方；除了这几封信之外，我们对米勒的职业选择和他对职业选择的态度，就几乎一点都不了解。米勒在解释他出售这批档案的原因时说过，他跟许多社民党人不一样，尽管“〔他〕得到了一份待遇优厚的政府职务，但不愿接受”[109]。米勒说的“政府职务”是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但我们知道，米勒在苏俄外贸办事处找到了工作，它是在1921年5月开张的，办公地点是柏林林登大道（Lindenstrasse）22—5号[110]。它是苏俄大使馆的下属机构，由外贸部监督。它的任务是协调德苏经济关系[111]。
里夏德·米勒能得到这个职位，一定跟他在德共内剩下的关系有关。蕾吉娜·霍伊鲍姆关于苏联外交政策的学位论文，使我们能够明白米勒这样的异端分子是如何得到工作的：在二十年代初，苏俄的外贸办事处，比如雇用米勒的那一个，非常缺乏合格的工作人员，所以，它们在雇用人手时，就不怎么在乎政治可靠。这种政策是到后来才被修改的[112]。尽管这种宽松政策使米勒得到了这份工作，但是，在一个越来越敌视他的独立政治道路的环境中工作，却很难让他高兴起来。在写给前文提到过的那位档案管理人员的信中，米勒表示，在“〔他〕熟悉了那里的操作流程后”，他放弃了在苏俄外交使团的工作，但在他于1924年写给共产国际的上诉信中，他说他因为政治原因而丢掉了这份工作[113]。
在被免去了共产主义工会中心主席的职务后，又过了两年，米勒最后一次重返政治舞台。1923年的超级通货膨胀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局势已经濒临爆炸，共产党准备立即发动革命。米勒不愿袖手旁观，他作为“普通一兵”参加了进去，他对这些事件进行了饶有兴致的记述，在记述里，他就是这么说的。但是，起义失败了，政府取缔了德共，使德共损失惨重。
这份记述，其实是对柏林和德国的共产党领导层的长篇控诉，它实际上指控党中央对1923年起义的失败负有实质上的罪责。党中央先是忽视了起义的准备工作，然后又想用草率的、不负责任的行动和姿态来弥补。这段记述，是米勒在1924年10月写给共产国际、抗议德共将他开除出党的申诉信的一部分：
1923年10月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创造了对革命特别有利的形势……当共产党与德国革命无产阶级距离胜利只差一步的时候，我认为，我有责任以党的队伍中的普通一兵的身份参加进去。
我那个地区的党组织举行了党员大会，介绍了政治形势，为行动做准备，我也参加了。在讨论中，我对同志们说，党必须战斗。我对他们说，工人群众已经被发动起来了，必须领导他们进行强有力的总罢工……只有这样做才能引发接下来的关键的斗争，它最后必将导致内战。
大会领导并没有表现出对发动工人群众感兴趣的样子。相反，他们制定出了一个荒唐的、对党和革命而言都是犯罪的作战计划，如果我不是早就认识他们，知道他们都是绝对正直、绝对忠诚的党的同志的话，我简直就要以为他们是警察豢养的奸细了。他们一定是在不断地重复……不知从哪里传来的指示。
大会领导说的内容，相当于内战的实操手册。他们讲的都是：拥有武器的人能做什么、要做什么，怎么对付警察和军队，党在当地已经做好了哪些准备工作、以后还要做哪方面的准备，等等。最后他们挑选了一批同志，让这批同志去负责各种可能的和不可能的事情。
革命党确实有义务在和平时期为内战做好准备。但是，出席大会的300多人，却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核。里面有些人只能被当作偶然的同路人，还有一些人是确切的奸细。在有奸细在场的情况下，公开党内事务、讨论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挑选那些领导并不了解的人去负责最棘手的工作，这已经不只是愚蠢了，这是犯罪。
如果警方能够成功查获暗藏的军火，预先掌握行动的内部细节，并大肆逮捕；如果政府、资产阶级和社民党能够成功采取预防措施，这并不是因为警方太聪明，而是因为共产党领导层太愚蠢了。
在党员大会上了解到的一些事情让我大为震惊，但是，当我得知其它地区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时，我就更加惊恐了：共产党作为革命无产阶级政党而享有的良好的战斗名声，已经被轻率的、甚至可以说是轻佻的激进姿态给毁掉了……党没有做好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为了在最后一刻弥补这一点，它动用了错误的、鲁莽的手段和方法，但这并不能弥补它的缺陷，只会把它自己、把它的行动暴露给警方。
……
看到了党员大会上的情况、看到了全党和整个运动的情况后，我能怎么做呢？我只能像以前多次做过的那样——咬紧牙关，保持沉默。大错已经酿成了，已经没有办法避免灾难、使运动免于惨败了。当党的一切都在崩溃、当党在与敌人的绝望斗争中消耗殆尽时，是不可能进行自我批评的
[114]。
1923年起义的失败，让德共损失惨重。在全国大多数地方，起义在最后一刻被叫停了，这是因为，虽然米勒在写给共产国际的申诉信中说当时的形势是“对革命特别有利的”，然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大部分工人甚至不愿参加总罢工。在汉堡，共产党起义者和警察进行了数日的枪战，结果德共在全国范围内被取缔了，直到1924年春季才能重新恢复合法活动[115]。
被取缔后，德共损失了一半的党员，就连维持最基本的党的结构都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在这个紧要关头，走投无路的党中央只好向里夏德·米勒求助：1923年11月，党中央让他领导党在工会和企业代表会内的鼓动工作。米勒拒绝了，不过，退一步来说，他的理由与动机是很复杂的。另一方面，他写道，他之所以拒绝受命，是因为党实际上已经因为起义失败而被毁灭了：
〔1923年10月起义失败而造成的〕后果，便是党的衰败、警方的疯狂报复、资产阶级的弹冠相庆，以及地区党组织主席给我提供了一个职务。我拒绝了。
为什么呢？
奸细已经渗入党内，上上下下到处都是。如果我接受任命，与我共事的干部，有四分之三我都不认识，我无法保证他们当中没有奸细。党就像一栋楼房，楼里的住客自己把它给点燃了。大火已经无法扑灭了，想要灭火的人只会跟它一起烧死。看来，比较明智的办法，应该是让大火把这栋楼房跟它里面的垃圾一起烧个干干净净，然后再用更新、更好的材料，去重建这栋楼房，把它的墙造得更加结实，任何大火都烧不坏
[116]。
然而，仅隔几行字，米勒就说他之所以拒绝受命，是因为党不愿接受他的条件。
11月23日，我写了一封信，表示我自己愿意〔接受任命〕，只要企业代表会——而不仅是党中央——同意这些条件：我在柏林地区党组织领导层中应当有一席之地，我的投票仅具有咨询意义；党应当给企业代表会运动提出一个明确的行动与组织的纲领，并理清企业代表会与党和工会的关系。这些问题在当时依然悬而未决，所以我就提出了这些问题
[117]。
即使到了这个时期，米勒仍然愿意为了党和广大工人阶级的事业效力，只要德共愿意满足他的条件。他要求理清企业代表会和工会的关系，这跟他以前的立场是相符的：无论米勒多么希望能在党的支持下继续开展工作，他都不会以基层党员的身份说话，而是要以革命工长组织的领袖的身份讲话。但是，他已经不再是革命工长组织的领袖了，而德共也没有接受他的条件。德共给他回了一封只有一行字的信，拒绝了他的条件：信中说，德共不会与任何患有“自大狂”的人谈判[118]。
对于一个曾在柏林建立了党在工会中的组织结构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答复，但是它也包含了事实。米勒很可能没有意识到，工人运动已经今非昔比了，仅凭他过去的努力、他的声望和他的组织才干，并不足以使他重获影响力。他经历过的各种事件，最终致使他在1923年不能成为任何一个较为重要的工人团体的代表。如果他想要求德共修改政策，他就必须像他在世界大战期间做过的那样，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组织。当然，在1923年的形势下能否做到这一点，那是另一个问题。
米勒没有去测试这方面的可能性。他开始从政治实践中抽身，投入完全陌生的历史分析领域。至少从1923年4月开始，他就在撰写一部关于德国革命的著作[119]。只是因为他把自己当作一名革命战士，他才没有主动离开政治。他虽然一再感到失望，却还是要留在共产党内，或许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他给共产国际写了这么长的一封信，只是为了向共产国际上诉，抗议德共将他开除出党。他的上诉似乎成功了：他在莫斯科的档案里有一个很短的注释，说他被德国党重新接受入党了[120]。但是，从此以后，就没有查到米勒以共产党人的身份进行活动的蛛丝马迹了——无论是作为领导还是作为党的“普通一兵”。1930年，《红旗报》发表了几篇文章，声称米勒重新参加了社民党。这件事完全没有得到证实。不过这几篇文章倒是证实了米勒当时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121]。在1924年以后，里夏德·米勒就只是历史的记录者，而不再是历史的积极参与者了。
[1] 跟“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一样，“党制共产主义”（party communism）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常用的词汇，指试图通过政党建设共产主义的道路，通常指代共产党。——中译者注
[2] 立社会民主党柏林非常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19年3月2日至6日）》（Unabhä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außerordentlichen Parteitags vom 2. bis 6. März 1919 in Berli），第45页；《独立社会民主党哈勒非常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0年10月12日至17日）》（Unabhä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außerordentlichen Parteitags in Halle vom 12. bis 17. Oktober 1920），第439页，两者均原样收录于：USPD（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编纂，《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会议记录》，1976年。第三次党代会于1919年3月2日至6日在柏林举行，此时米勒正在领导三月罢工，所以他没有多少时间去做出什么突出贡献。——原注
[3] 摩根认为，革命工长组织欠缺这种影响力，这对独立党日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能有一个可靠的纲领，有精明强干的政治领导层，〔革命工长组织〕本来是可以对独立党的原有路线——甚至是对独立党的存在——构成严重威胁的。他们缺少这些优势，这对党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请参阅：Morgan（摩根），1975年，第211页。——原注
[4] Richard Müller（里夏德·米勒），《第三国际中的党、工会与苏维埃》（Partei, Gewerkschaften und Räte in der 3. Internationale），《自由报》，第384期，1920年9月15日。——原注
[5] 请参阅米勒的文章《分裂工会的妖魔鬼怪》（Der Popanz der Gewerkschaftsspaltung），《自由报》，第378期，1920年9月11日，他在这篇文章里还强调指出了第三国际的指导原则与独立党纲领的连贯性。他声称独立党最终获得了“赋予工人运动以内容、方向和目标”的权利。——原注
[6] 另请参阅：Oertzen（奥尔岑），1976年，第106页。——原注
[7] 关于独立党内的分裂，请参阅：Krause（克劳泽），1975年，第132—216页。——原注
[8] 《独立社会民主党哈勒非常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0年10月12日至17日）》，第34页及其后。——原注
[9] 保尔·维尔（Paul Weyer，1887年4月18日——1943年10月12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五金工人。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同时成为革命工长组织领袖。接近斯巴达克斯同盟，但1919年仍留在独立党内，1920年参加德国统一共产党。在德共内属于左派，领导柏林—勃兰登堡地区的党组织。1924年领导了脱离工会的运动，1924年9月被开除出党。——中译者注
[10] 《独立社会民主党哈勒非常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0年10月12日至17日）》，第78—79页。——原注
[11] 同上，第259页及其后。——原注
[12] 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877年8月10日——1941年2月11日），经济学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首领之一。1902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后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06年应邀到柏林，在社民党党校讲课，后任《前进报》的外籍编辑。1915年至1918年被征召入伍，战后任独立党的《自由报》主编，逐步转向改良主义立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两次担任财政部长。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德国占领巴黎后被德军逮捕，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13] 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蔡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中译者注
[14] 另请参阅：Leonhard（莱恩哈德），1981年，第171—181页。——原注
[15] 约瑟夫·赫茨菲尔德（Joseph Herzfeld，1853年12月18日——1939年7月27日），生于犹太工厂主家庭，1873年移民美国，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1881—1885年在纽约当律师。1885年返回德国，在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学习法律，1887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887年参加社民党。1898—1907年、1912—1918年两次当选国会议员。一战期间反对战争。1917年参与创立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后曾短暂担任内务部副部长。1920年代表独立党当选国会议员，同年年底随独立党左派加入德国统一共产党。纳粹党上台后流亡国外，1939年在瑞士逝世。——中译者注
[16] 1920年10月—12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德共代表也参加了部分会议，SAPMO-Barch，RY 19/II/143/5，10月27日的会议。——原注
[17] 此处有误，应为第一次全德企业代表会代表大会。——中译者注
[18] SAPMO-Barch，RY 19/II/143/5，1920年11月18日的会议记录。——原注
[19] 苏维埃学校早已存在，它是一个接近企业代表会中心的机构。请参阅1920年第14期《工人苏维埃》，上面刊登了1920年5月至6月的课程大纲，以及一段关于苏维埃学校的任务的评论。——原注
[20] SAPMO-Barch，RY 19/II/143/5，1920年11月18日、22日和29日的会议记录。——原注
[21] 奥托马尔·盖施克（Ottomar Geschke，1882年11月16日——1957年5月17日），化名埃斯拜尔（Eisbär，意为“北极熊”），曾在铁路上当五金工人，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后参加反对派，领导一个青年小组。后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独立党成立时即加入，参加了革命工长组织。1921年入选德共中央委员会。曾任柏林铁路职工工会主席，在工会领导宣布选举无效后，三次被重新选上，最后被赶出工会。1921年任柏林—勃兰登堡地区负责组织工作的第二书记，支持左派。1923年5月入选中央局，在M机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先后任德共负责组织工作的第二书记和第一书记，主持了“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随后同左派决裂，支持台尔曼。1933年纳粹上台后被捕，曾在多个集中营里坐过牢，1945年任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国际委员会主席。战后参加了德共和统一社会党，任次要职务。——中译者注
[22] 保尔·诺伊曼（Paul Neumann，1888—？），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五金工人。年轻时即加入社民党，1916年参加了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1月参加革命委员会，在五金工会内组织了左翼反对派。在独立社民党内属左派，1920年参加德国统一共产党。反对中央委员会于1921年3月通过的决议，支持列维，在共产国际三大上代表“右派”出席大会。与布拉斯一起组织了右派反对派；与布拉斯一起在中央局的工会部门工作。后支持弗里斯兰德，1922年1月被开除出党。1922年返回独立党，随后返回社民党。此后的活动和生平不详。——中译者注
[23] 格奥尔格·舒曼（Georg Schumann，1886年11月28日——1945年1月11日），出身于石匠家庭，当过工具工人。1905年参加社民党，领导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2年至1913年在党校学习，后成为记者。一战中加入国际派，1915年被捕并被征召入伍。后被军事法庭判处12年苦役。十一月革命爆发后获释，在莱比锡领导斯巴达克斯同盟的工作，后来领导德共（斯）。他是德国中部最受欢迎的领袖，属右翼。1924年转入中派。1925年至1926年间在莫斯科为红色工会国际工作，1926年至1927年在德国入狱。1929年成为调和派，后做了“自我批评”。1933年被捕，1939年前一直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营。后被释放，返回工厂工作，很快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共产党抵抗组织的领导，这个组织宣称反对苏联的自由德国委员会，并赞成社会主义。1944年被捕，遭受了酷刑，1945年1月11日遇害。——中译者注
[24] 公共秩序监察局的情况报告，1920年12月14日，SAPMO-BArch R 1507/2003。——原注
[25] 《共产主义工会活动家》，第1期，1921年，第1页；《工人苏维埃》，第51/52期，1920年。另请参阅：Opel（奥佩尔），1957年，第113页。——原注
[26] 弗里德里希·卡尔·赫克特（Friedrich Carl Heckert，1884年3月28日——1936年4月7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建筑工人。1902年参加德国社民党，当过流动工人，1908年至1911年间先后在柏林、不来梅和瑞士定居，在瑞士通过妻子的关系联系上了布尔什维克。1912年在开姆尼茨领导建筑工人工会，并认识了布兰德勒。建立起了强大的斯巴达克斯派组织，独立党成立后领导当地的党组织。1918年10月被捕，同年11月任开姆尼茨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德共（斯）成立时即入党，把开姆尼茨的独立党组织并入了德共（斯）。1919年被选为中央局候补委员，1921年当选中央局委员，在中央局的工会部门任副负责人。在1923年秘密准备起义的工作中发挥重大作用。1923年10月在蔡格纳（Zeigner）的萨克森政府中任经济部长。后成为德共右派成员，参加过中派，1928年入选政治局。1928年起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担任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1931年被冲锋队打成重伤，后来逝世于莫斯科，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中译者注
[27] 多伊米希在序言中指出，《工人苏维埃》流派“是一群多少遭到了孤立的人”，这反映了它在1920年10月的企业代表会全国代表大会上遭到的失败——《工人苏维埃》提出的保持独立的企业代表会的主张，被参加这次大会的大多数基层代表否决了。多伊米希的这个表述，等于承认了苏维埃运动已经结束。德共把共产主义工会运动的潮流当作是一个融合了旧思想的新群众运动。请参阅《工人苏维埃》，第51/52期，1920年。——原注
[28] 请参阅马克斯·西菲尔斯的《向〈工人苏维埃〉告别》（Dem Arbeiter-Rat zum Abschied）和恩斯特·多伊米希的《告别与序言》（Abschieds- und Geleitwort），刊登于《工人苏维埃》的最后一期——第51/52期，1920年。——原注
[29] 比方说，在题为《告德国的革命工人》（An die revolutionären Arbeiter Deutschlands）的呼吁书中，不仅号召独立党员和共产党员，而且还号召共工党员参加统一的共产党，请参阅：《工人苏维埃》，第43/44期，1920年。——原注
[30] 即1920年11月22日—27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即阿姆斯特丹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中译者注
[31] 国际劳工局（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是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的书记处。——中译者注
[32] Richard Müller（里夏德·米勒），《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及其代表大会》（Der Amsterdamer Gewerkschaftsbund und seine Konferenzen），刊登于：《共产主义工会活动家》，第1期，1921年，第8页及其后。——原注
[33] 1920年《企业代表会法》第106条内容如下：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施行之日，各州关于企业代表会的法律均失效。
本法施行后的第一次选举日，所有现存的企业代表会、现存的企业工人代表会、工人委员会与职员委员会一律废止。
摘自孟钟捷，《德国1920年〈企业代表会法〉发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79页。——中译者注
[34] 共产主义工会活动家》，第5期，1921年，第1页。——原注
[35] 《红旗报》，1921年1月8日。关于1921年的统一战线政策，请参阅：Weber（韦伯），1969年a，第41页；Kinner（金纳），1999年a，第42—51页。——原注
[36] 全德工联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转引自：《共产主义工会活动家》，第7期，1921年，第65页。——原注
[37] 《共产主义工会活动家》对此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我们知道，哈勒五金工会的管理机构得不到承认，是因为它是由共产党人组成的，也是因为它的几个工作人员在填写会员登记册的时候，把所有的‘卡尔’都拼成了Carl而不是Karl，还因为有个工作人员在办公室里亲了一个姑娘。（谁不认识纯洁的老天使罗伯特呢？）”《共产主义工会活动家》，第14期，1921年。这里拿Karl和Carl来玩文字游戏，是暗指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全德工联执委会主席卡尔·列金（Carl Legien）。——原注
[38] 公共秩序监察局，1921年3月形势报告。Barch，R 1507/200，第18页。——原注
[39] 请参阅德共中央的号召《工人们！同志们！》（Arbeiter! Genossen!），发表于1921年1月29日的《共产主义工会活动家》1921年第4期。——原注
[40] 《共产主义工会活动家》，第10期，1921年，第90页及其后；Tosstorff（托斯托夫），2004年，第216页。——原注
[41] 公共秩序监察局，1921年3月22日形势报告，Barch，R 1507/2007，第172页及其后。——原注
[42] 米勒在1924年的一封信中指出了这一点，请参阅：Richard Müller（里夏德·米勒），《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申诉信》（Begründung der Beschwerde an das Exekutivkomitee der K.I），收录于：Lichnoe delo Mjuller, Richard〔里夏德·米勒个人档案〕，莫斯科RGASPI，F. 495，op. 205，d. 9343，第15页。——原注
[43] Morgan（摩根），1983年，第327页；Weber（韦伯），1969年，第41页。——原注
[44] 关于这种情绪，请参阅：公共秩序监察局，1921年1月11日的形势报告，BArch R 1507/2004。——原注
[45] 瓦尔特·施特克尔（Walther Stöcker，1891年4月9日——1939年3月10日），出身于工程师家庭，1908年参加社民党，活跃于青年运动，1912年起在科隆领导社会主义学生组织，1914年同明岑贝格建立联系。1915至1918年被征召入伍。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至1919年领导科隆的苏维埃。1919年6月任独立党副书记，成为党内左翼的领袖，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1920年入选统一共产党中央局，列维辞职后任党主席。1921年至1923年退休。1923年入选中央局，1923年任西方局书记。后加入中派，在1924年至1932年间任共产党议会党团主席。在“国会纵火案”中被捕，曾在多个集中营被关押过，在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里死于斑疹伤寒。——中译者注
[46] 公共秩序监察局，1921年3月1日的形势报告，BArch R 1507/2004。——原注
[47] 请参阅：Weber（韦伯），1969年a，第41页。另请参阅：Becker（贝克尔），2001年，第126—142页。讽刺的是，当布兰德勒亲眼目睹了进攻路线的失败后，才过了两年，他就变成了统一战线政策的主要鼓吹者。——原注
[48] 公共秩序监察局，1920年11月2日的形势报告，BArch R 1507/2003。根据1921年3月15日的报告，柏林几家大企业的工长认为“采取真正行动的时机终于到来了”，因为共工党阵营的工人扬言要改换门庭。请参阅：BArch R 1507/2007。——原注
[49] 公共秩序监察局在1921年1月11日的报告中指出，“大批对列维及其追随者感到不满的共产党新党员正在回归独立党，理由是统一共产党的内斗让他们感到厌恶。另一方面，那些急于进一步左倾的团体则投靠了更为革命的共工党。这个流派目前的领袖是施特克尔、盖尔和里夏德·米勒。”（BArch R 1507/2004）其实米勒根本不赞同共工党的整个路线；请参阅：Richard Müller（里夏德·米勒），《关于走向共工党的道路》（Auf dem Wege zur KAPD），《苏维埃》，1921年第3期。——原注
[50] 关于三月行动，请参阅：Carr（卡尔），1966年，第336—338页；Weber（韦伯），1991年；Koch-Baumgarten（科赫—鲍姆加腾），1986年。——原注
[51] Levi（列维），1921年。——原注
[52] 1921年3月30日的共产主义工会中心与顾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央委员会的两位代表也出席了会议，SAPMO-BArch，RY 1/I 2/708/7。保安警察是一种半军事化的警察部队，由前军事人员组成，专门用于镇压政治暴动和罢工。——原注
[53] 同上。——原注
[54] 同上。——原注
[55] 同上。——原注
[56] 请参阅奥古斯特·塔尔海默（August Thalheimer）在4月14日写给卡尔·拉狄克的信，收录于：Weber（韦伯），1991年，第298—300页。塔尔海默确信，只有少数人会跟着列维“下船”，并粗暴地下令清除“以列维为首的一小撮人”。此时他还不清楚多伊米希和米勒的立场。——原注
[57] 马克斯·西菲尔斯（Max Sievers，1887年6月11日——1944年1月17日），出身于柏林一个工人家庭，1915年被强征入伍，曾在战斗中负伤。1919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参加共产党。1921年曾因反对三月行动而脱党，参加了共产社，1927年重新参加德共。“国会纵火案”后被捕，数月后获释，流亡比利时。1943年6月被捕，1944年1月在勃兰登堡监狱遇害。——中译者注
[58] Koch-Baumgarten（科赫—鲍姆加腾），1986年，第341页。关于马克斯·西菲尔斯的生平，请参阅：Jestrabek（耶斯特拉贝克），2008年，第107—125页。——原注
[59] 请参阅保尔·列维在1921年5月31日写给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信，收录于：Weber（韦伯），1991年，第303—313页，特别是第311页。——原注
[60] 前革命工长组织成员保尔·艾克尔特、海因里希·马尔赞和保尔·诺伊曼也被撤了职；请参阅：公共秩序监察局，1921年5月2日形势报告，BArch R 1507/2009。米勒在自己的第一部书的序言中，确认了他在1921年4月之前一直处于革命运动的最前线。请参阅：Müller（米勒），1924年a，第45页。——原注
[61] Koch-Baumgarten（科赫—鲍姆加腾），1986年，第364页。——原注
[62] 保尔·弗兰肯（Paul Franken，1894年6月27日——1944年？月？日），曾当过铸工，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期间曾任索林根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1919年至1920年任下莱因地区书记，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一起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因反对三月行动被开除出党，后参加了共产社和独立党，随后又回到社民党。纳粹上台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4年死于沃尔库塔。——中译者注
[63] Zetkin（蔡特金），1957年，第42页；另请参阅克拉拉·蔡特金在1921年6月20日写给保尔·列维的信，收录于：Weber（韦伯），1921年，第313—318页。——原注
另请参阅：克拉拉·蔡特金，《回忆列宁》，人民出版社，1957年，马清槐译，第84页。——中译者注
[64] 同上，第225—257页。——原注
[65] 根据米勒亲自填写的问卷调查，他是在1921年6月20日抵达的，他的使命是参加工会代表大会，也就是红色工会国际的成立大会。共产国际三大正好与红色工会国际成立大会同时召开，所以米勒也能以反对派代表的身份出席共产国际三大。请参阅：Lichnoe delo Mjuller, Richard〔里夏德·米勒个人档案〕，莫斯科RGASPI，F. 495，op.205，d. 9343。——原注
[66] 这是里夏德·米勒自己的形容，请参阅：《工人苏维埃》，第45/46期，1920年。——原注
[67] 6月20日，克拉拉·蔡特金在莫斯科给保尔·列维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们立起的小小的旗帜，得到了Fr〔弗兰肯〕和RM〔里夏德·米勒〕的大力支撑。工会领袖通过这种做法，支持了我们，这是最重要、最有力的事实。所有人都表现得不仅很勇敢，而且还很明智。”克拉拉·蔡特金在1921年6月20日写给保尔·列维的信，收录于：Weber（韦伯），1991年，第313—318页。——原注
[68] 恩斯特·罗伊特（Ernst Reuter，又名弗里斯兰德〔Friesland〕）1889年7月29日——1953年9月29日），1912年加入社民党，一战期间受伤被俘，在战俘营中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列宁派他去萨拉托夫，在即将成立的伏尔加河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里工作。返回德国后参加德共，被任命为柏林支部第一书记。他支持党内的左派，拥护1921年三月德国中部的起义，并反对党的领袖保尔·列维。1922年被开除出德共。不久后加入独立党，后返回社民党。1931年至1933年任马格德堡市长。纳粹上台后被迫辞职，被关进集中营。被释放后于1935年流亡土耳其，二战结束后回国，1948年至1953年任西柏林市长。——中译者注
[69] Weber（韦伯），1991年，第229—231页。——原注
[70] Zetkin（蔡特金），1957年，第42—44页。——原注
此处借用了《回忆列宁》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57年，马清槐译，第36页）的译文，中译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71] Weber（韦伯），1991年，第234页。——原注
[72] 共产国际三大于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在莫斯科举行，红色工会国际成立大会于1921年7月3日—17日在莫斯科举行。——中译者注
[73] 关于红色工会国际成立大会，请参阅：Tosstorff（托斯托夫），2004年，第314—370页。此书的英文版将于2015年出版。——原注
[74] 德国代表团在7月10日、12日和16日的会议记录，收录于：《关于革命工会反对派的起源的材料》（Materialien über die Entstehung der RGO），SAPMO-BArch，RY 23/45。——原注
[75] 自工盟盖尔森基兴派是规模最大、力量最强的工会之一，根据新闻报道，它在1921年拥有十一万会员，而且这些会员并没有局限于盖尔森基兴市。之所以要取这个听起来好像局限于一地的名字，是为了把这个政治流派同无政府主义的德国自由工人同盟（FAUD）相区分。它源于矿工总工会和一部分自由工人同盟，在1920年它逐步从工团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并与独立党左翼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1921年它与另外两个工会合并为体力与脑力劳动者联盟（Union der Hand- und Kopfarbeiter），这个工会与德共关系密切。1924年，在德共的催促下，体力与脑力劳动者联盟解散了，其成员参加了全德工联旗下的各个工会。请参阅：《自由工人同盟盖尔森基兴派》（Die Freie Arbeiterunion Gelsenkirchen），刊登于《共产主义工会活动家》，1921年第3期；Weber（韦伯），1969年a，特别是第68页及其后、第98页及其后和第168页。——原注
[76] 海因里希·马尔赞与里夏德·米勒在1921年7月18日写给列宁的信，收录于：《关于革命工会反对派的起源的材料》（Materialien über die Entstehung der RGO），SAPMO-BArch，RY 23/45。——原注
[77] 列宁在1921年7月20日写给里夏德·米勒的信，SAPMO-BArch，RY 23/45。——原注
[78] Richard Müller（里夏德·米勒），《关于目前这批会议记录和信件的简短解释》（Kurze Ergänzungen zu den vorliegenden Protokollen und Briefen），1932年9月，SAPMO-BArch， RY 23/45。——原注
[79] Meyer-Leviné（迈耶尔—列维涅），1982年，第191页。革命工会反对派政策的提出，与德共的又一次极左转向密切相关，在这次极左转向中，德共还把社民党斥为“社会法西斯主义”。同时，它还帮助了斯大林巩固权力。——原注
[80] 德国代表团1921年7月20日的会议记录，收录于：《关于革命工会反对派的起源的材料》（Materialien über die Entstehung der RGO），SAPMO-BArch，RY 23/45。另请参阅Tosstorff（托斯托夫），2004年，第364页。——原注
[81] 德国代表团1921年7月20日的会议记录，收录于：《关于革命工会反对派的起源的材料》（Materialien über die Entstehung der RGO），SAPMO-BArch，RY 23/45。米勒声称，是德共不让他就任。请参阅：Lichnoe delo Mjuller, Richard〔里夏德·米勒个人档案〕，莫斯科RGASPI，F. 495，op.205，d. 9343，第15页。——原注
[82] 德国代表团1921年7月22日的会议记录，出处同上。——原注
[83] Karl Radek（卡尔·拉狄克），《给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解释》（Glossen zum Dritten Weltkongress），《国际》（Die Internationale），1921年9月22日，转引自：Koch-Baumgarten（科赫—鲍姆加腾），1986年，第386页。——原注
[84] 路特·费舍（Ruth Fischer，1895年12月11日——1961年3月13日），本名路特·爱尔芙丽德·艾斯勒（Ruth Elfriede Eisler），1914年参加社会民主党，1918年同俄国代表在维也纳建立联系后，得到一笔资金，在维也纳创办了《警钟》（Der Weckruf）周刊。当奥地利共产党于1918年11月3日成立时，她是第一名党员。1919年5月被免去在革命的领导层中的职务，1919年8月离开奥地利前往柏林。她与德共（斯）的领导——特别是列维——合作，后来在阿尔卡季·马斯洛夫（Arkadi Maslow）——后来成为她的长年伴侣——的影响下参加左翼反对派。从1921年起，她用路特·费舍的化名领导了柏林—勃兰登堡地区的党的工作。她在1921年开始成为“进攻论”的热烈倡导者，反对莫斯科妥协。她作为德共左派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3年初，她激烈的发言引发了德共的党内危机，但在1923年5月，她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接受了妥协，并入选德共中央局。1923年7月起重新进行反对派活动，在莫斯科进行组织起义的工作，宣称赞成继续保持武装起义的口号，但在开姆尼茨会议之后反对进行总罢工。1924年，她得到了季诺维耶夫和德共党内反对布兰德勒的派别的支持，赢得了党的领导权，并支持对各国共产党进行“布尔什维克化”。但在1925年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她支持撤回共产党的候选人一事曝光，而共产国际执委会则否定了这种做法。1925年至1926年间被迫居住在莫斯科，而她在柏林的地位则被台尔曼所取代，后来于1926年8月被开除出党。她参加了列宁同盟和其他反对派组织的成立工作。1933年流亡法国，1940年6月流亡到西班牙，然后流亡到古巴，最后在1941年流亡美国，开始参加反共活动。1956年返回法国，1961年在巴黎逝世。——中译者注
[85] 阿尔卡季·马斯洛夫（Arkadi Maslow，1891年3月9日——1941年11月20日），本名伊萨克·叶菲莫维奇·切列明斯基（Исаак Ефимович Чемеринский），出身于乌克兰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幼年时随家人移居柏林。自幼天资聪颖，博学多才，曾学习过自然科学和音乐，还曾师从爱因斯坦学习物理。一战期间曾因敌国侨民身份被拘留，后来在德军战俘营当俄语翻译。战后在柏林继续求学，其间认识了列维和路特·费舍，并转向共产主义，以马斯洛夫的化名积极参加德共（斯）的活动。1920年11月以德共俄国支部代表的身份并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会委员。1921年支持三月行动和进攻理论，积极反对列维和他提倡的莫斯科妥协。1922年被德国警察逮捕，被判处监禁八个月。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担任左派发言人，并入选中央委员会。1923年9月为筹备起义，被召去莫斯科，并遭到质询。1924年1月，在斯大林主持的委员会为他开脱后返回德国。1924年4月当选政治局委员，与路特·费舍一起领导德共。1925年5月被捕，1926年7月获释。在监禁期间反对成立红色工会，并支持在第二轮总统大选中撤回所有德共候选人。1925年9月遭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批评，1926年8月被开除出党。与他人创立列宁同盟。1933年与路特·费舍一起流亡巴黎，1934年至1936年，曾与托洛茨基密切合作，与托洛茨基决裂后，曾同费舍成立了一个叫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小组（Marxist-Leninist International Group）的组织。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古巴，因车祸去世。但费舍坚持认为是斯大林的刺客谋杀了他。——中译者注
[86] 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1886年4月16日——1944年8月18日），出身于小贩家庭，1903年参加社民党，在党内属于左翼，反对工会官僚。1915年至1918年被强征入伍，1918年参加独立党，成为汉堡的独立党左派领袖。1920年参加德国统一共产党，1921年3月发动失业者罢工。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为进攻理论辩护。后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成为左派的旗手。在1923年10月的汉堡起义中承担重要工作。1924年入选中央政治局，在费舍和马斯洛夫被开除后担任党主席，支持斯大林，1933年3月被捕，1944年8月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遇害。——中译者注
[87] Koch-Baumgarten（科赫—鲍姆加腾），1986年，第388—390页。——原注
[88] 阿道夫·霍夫曼（Adolf Hoffmann，1858年3月23日——1930年12月1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五金工人。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加入社民党。后来当了记者，从1893年起当起了社民党的出版家。1900年入选普鲁士邦议会；非常受人欢迎。1904年入选德国国会。1914年时是和平主义者，即反对党内多数派也反对革命派。1917年参加独立党，在1918年1月的罢工浪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18年11月任教育部长。后来跟随独立党左派一起并入德共，1920年入选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局。后支持列维，追随列维一起退出德共，参加了共产社和独立党，但没有回到社民党，逝世前一直是独立社民党的一个保持独立的残余小派别的党员。——中译者注
[89] Koch-Baumgarten（科赫—鲍姆加腾），1986年，第409页及其后。——原注
[90] 当时的许多出版物，比如威廉·海因茨·施罗德（Wilhelm Heinz Schröder）的百科全书《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与国会议员候选人1898—1918》（Sozialdemokratische Reichstagsabgeordnete und Reichstagskandidaten 1898–1918），都认为米勒同共产社合作，甚至是共产社成员；而西格丽德·科赫—鲍姆加腾（Sigrid Koch-Baumgarten）则指出里夏德·米勒从未参加共产社。请参阅：Koch-Baumgarten（科赫—鲍姆加腾），1986年，第438页。——原注
[91] Richard Müller（里夏德·米勒），《工会与革命》（Gewerkschaften und Revolution），《苏维埃》，第2期，1921年，第44—48页；Richard Müller（里夏德·米勒），《关于走向共工党的道路》（Auf dem Wege zur KAPD），《苏维埃》，第3期，1921年，第86—90页。共产主义工会运动的正式机关报《共产主义工会活动家》根本没有报道三月行动。它在3月26日出版的第12期上抨击了动用工厂保安的做法，但这期不是在三月行动期间出版的。于4月9日出版的下一期刊登了红色救济会（Rote Hilfe）成立的消息，它是救助斗争中的受害者的组织；但是没有对进攻路线的失败发表进一步的评论。——原注
[92] Richard Müller（里夏德·米勒），《工会与革命》（Gewerkschaften und Revolution），《苏维埃》，第2期，1921年。——原注
[93] Richard Müller（里夏德·米勒），《关于走向共工党的道路》（Auf dem Wege zur KAPD），《苏维埃》，第3期，1921年，第86—90页。——原注
[94] Richard Müller（里夏德·米勒），《关于走向共工党的道路》（Auf dem Wege zur KAPD），《苏维埃》，第3期，1921年，第86—90页。——原注
[95] Koch-Baumgarten（科赫—鲍姆加腾），1986年，第418页及其后。——原注
[96] 同上。——原注
[97] 1921年11月9日的革命工长组织会议记录，SAPMO-BArch RY I 2/708/120。——原注
[98] Koch-Baumgarten（科赫—鲍姆加腾），1986年，第420页。——原注
[99] 同上，第427页。——原注
[100] 同上，第435页。——原注
[101] 1922年1月19日写给德共中央委员会的信，收录于：保尔·列维档案，波恩社会民主党档案馆，1/PLAA000273。——原注
[102] Tosstorff（托斯托夫），2004年，第392页；Koch-Baumgarten（科赫—鲍姆加腾），1986年，第436页。彼得·冯·奥尔岑指出，在德共转向进攻路线之后的几个月里，曾参加过苏维埃运动的活动家大多退出了德共；von Oertzen（冯·奥尔岑），1976年，第294页及其后。——原注
[103] Lichnoe delo Mjuller, Richard〔里夏德·米勒个人档案〕，莫斯科RGASPI，F. 495，op.205，d. 9343。由于后来的档案管理人员把三四个重名的“里夏德·米勒”的材料不分青红皂白地塞进了被标为“Рихард Мюллер”的卷宗里，所以要想找出这份信息是非常困难的。在这些文件当中，现已查明有两份文件确实是跟本书介绍的里夏德·米勒有关的：一份是1921年的问卷调查（同上，第20页），另一份是1924年的通信，其中有几封信讲的是德共试图开除米勒的事（第13—18页）。另外一些信件跟一个来自布莱梅的里夏德·米勒、还有一个来自巴伐利亚的里夏德·米勒有关，那个来自巴伐利亚的里夏德·米勒已经离开了德国，他在1928年请求加入美国共产党，美共当时正在对他在德国的背景进行调查。有传闻说里夏德·米勒在1933年以后移民美国，可能就是由这些信件而产生的误会。——原注
[104] Müller（米勒），1925年，第90页。罗莎·迈耶尔—列维涅在回忆录中对保尔·列维做出了类似的评价。她写道：“他性格高傲，瞧不起一切智力不如自己的东西，这吓跑了许多原本可以成为革命的可靠支柱的人。” Meyer-Leviné（迈耶尔—列维涅），1982年，第22页。——原注
[105]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申诉信》（Begründung der Beschwerde an das Exekutivkomitee der K.I），收录于：Lichnoe delo Mjuller, Richard〔里夏德·米勒个人档案〕，莫斯科RGASPI，F. 495，op. 205，d. 9343，第15页。——原注
[106] 同上。——原注
[107] 在全德工联旗下的各个工会里，共产党会员被组织为党团。米勒所说的这个委员会应该是五金工会内的共产党党团的柏林分部。——原注
[108] 米勒还声称，他在那段时期里写给《红旗报》的稿件被直接丢进了废纸篓里，在德共举办的公开集会上，他想在听众中发言，都被几个“同志”制止了。请参阅：《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申诉信》（Begründung der Beschwerde an das Exekutivkomitee der K.I），收录于：Lichnoe delo Mjuller, Richard〔里夏德·米勒个人档案〕，莫斯科RGASPI，F. 495，op. 205，d. 9343，第15页。——原注
[109] 《里夏德·米勒关于出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的备忘录与报告》（Aktennotiz und Berichte Richard Müllers zum Kaufangebot der Protokolle des Vollzugsrates），SAPMO-BArch, Arbeiter- und Soldatenräte, R 201/46。——原注
[110] 1921年2月6日的条约规定，将德意志国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照顾战俘利益的代表团提升为外交使团，并设立各自的贸易使团。请参阅：《国家法律公报》（Reichsgesetzblatt），1921年第2卷，第929页。——原注
[111] 由于德国在战争中失去了国外市场，与苏俄的贸易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尽管德国和苏俄在政治上相互厌恶，但德国的重工业，比如钢铁企业，却想与苏俄建立良好的经济关系。请参阅：Carr（卡尔），1966年，第307页。——原注
[112] “当地外贸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国家的控制：在1923年秋季，对于在外贸使团工作的五十多人，外贸部甚至无法掌握这些人的专业训练或开始工作的时间。在1922年12月，人民委员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对外贸部在国外的几个贸易使团进行了调查，委员会在最终报告中专门批评了这些外贸办事处的人员配置。这个报告认为，工作人员在政治上不够可靠，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党员。”Heubaum（霍伊鲍姆），2001年，第18—19页。——原注
[113] 《里夏德·米勒关于出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的备忘录与报告》（Aktennotiz und Berichte Richard Müllers zum Kaufangebot der Protokolle des Vollzugsrates），SAPMO-BArch, Arbeiter- und Soldatenräte, R 201/46。开除他的决定，还特地在苏俄外贸使团内的德共基层组织中宣读，这件事似乎表明米勒直到1924年都还在干这份工作，但是我们对此没有十足的把握。这件事表明米勒很可能是被迫离职的，这与他在写给共产国际的上诉信中的说法相符：《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申诉信》（Begründung der Beschwerde an das Exekutivkomitee der K.I），收录于：Lichnoe delo Mjuller, Richard〔里夏德·米勒个人档案〕，莫斯科RGASPI，F. 495，op. 205，d. 9343，第14页。——原注
[114]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申诉信》（Begründung der Beschwerde an das Exekutivkomitee der K.I），收录于：Lichnoe delo Mjuller, Richard〔里夏德·米勒个人档案〕，莫斯科RGASPI，F. 495，op. 205，d. 9343，第16—17页。——原注
[115] 关于1923年事件的最详细的记述，是哈拉尔德·严奇（Harald Jentsch）的著作《德共与1923年的“德国十月”》（Die KPD und der ‘Deutsche Oktober’ 1923），这本书是根据莫斯科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和东德统一社会党档案馆（现为柏林联邦档案馆民主德国政党与群众组织分馆）的档案编写的；请参阅：Jentsch（严奇），2005年。——原注
[116]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申诉信》（Begründung der Beschwerde an das Exekutivkomitee der K.I），收录于：Lichnoe delo Mjuller, Richard〔里夏德·米勒个人档案〕，莫斯科RGASPI，F. 495，op. 205，d. 9343，第17页。——原注
[117] 同上，第18页。——原注
[118] 同上。——原注
[119] 《死尸米勒当上了历史学家》（Leichen-Müller als Historiker），《前进报》，第159期，1923年4月5日。——原注
[120] Lichnoe delo Mjuller, Richard〔里夏德·米勒个人档案〕，莫斯科RGASPI，F. 495，op. 205，d. 9343，第11页。——原注
[121] 《死尸米勒当上了地产大亨》（Leichen-Müller als Hausbesitzer），《红旗报》，1930年4月17日；《在米勒那里没有租客保障》（Mieterschutz gibt's bei Müller nicht），《红旗报》，1930年4月18日；《死尸米勒的一次失败》（Eine Niederlage Leichen-Müllers），《红旗报》，1930年5月25日。——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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