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夜袭（下）

　　到了这个新地点，我的吊裤带断了。

　　你的裤子突然漏到膝头，这在任何时候都会感到仓皇失措的，何况当你奔下小山，机关枪弹正噼啪地打在你周围的漂石上，而敌人又在你背后掷着手榴弹，逼你逃走的时候呢？说这时的皇窘，已到了极点，也不过分。

　　当我蹲伏在岩石弄中，尽可能地修整断了的吊裤带的时候，我发觉自己是独个儿了，别人以为我是死了。

　　我走到那比较安全的山腰的倾角。

　　五个保安队兵伏卧在一个大石块后边，静静地，无止息地咒骂着。他们每人只有两发子弹，没有手榴弹。

　　我们紧紧地挤在一起——这些保安队兵穿着宽大的暖和的外套——伏卧着躲避机关枪弹的射击，每隔两分钟左右，就突然有一阵机关枪弹扫过我们的头上。

　　“如果我们有手榴弹……”一个保安队兵开始说，他这句话大概说了十五次了。

　　“如果，”另一个人说。

　　第一个说话的人是个中年人，有一副起皱的沉思的脸孔和一簇美丽的黑须，他此刻寻思着这个问题，不时停止思索，倾听着落在我们左边什么地方的阵地上的重炮的爆裂声，和一阵刚刚出现的机关枪的响声，这响声还在我们下边的黑暗中，在我们和那峡谷（我们出发时穿过这个峡谷的）的中间。

　　“我们的意思是说，”他说，“在目前这种时候，我们一定可以从那些民主国运到手榴弹的。”

　　“例如哪一国？”另一个人问，他是统一社会党青年团的团员。

　　“哦，”有胡子的人说，“例如英国。”他用询问的眼光看着我。

　　那个青年团团员平时很当心看报的，此刻他把“不干涉”的局面做一番简单而卓越的分析。从英国伦敦运输局里的某些先生的决议一直说到这里险恶的山腰，没有手榴弹，每人只有两发子弹的我们，就躺在这山腰里。

　　“但英国的民众呢？民主派的人们呢？”有胡子的人固执地问。

　　我冷得牙齿格格作响，我尽力向他解释。

　　“所以这全凭他们的举动来决定的，”有胡子的人说。“是的，我一定得说，我希望情形转好。我想他们是懂得目前局面的。我希望情形总会变好过来。”

　　谈话停止了，我们默默地躺在黑暗中，仰望着那颗大熊星，浮云飘过后，它在小山上敌人阵地的上空闪耀着。

　　“至于我，”一个保安队队兵说，“我决不肯回去的，如果我们不再给这些猪猡一点苦恼的话。”这个提议被他们反复讨论着，结果决定大家散开去，看有没有狙击的可能。我们只在看到一个明确的靶子时才开枪，而在半小时后，无论如何要重新集合起来。我从一个我们的死尸获得十五发子弹，就把这些子弹分发给大家。

　　我们散开了。小心谨慎地逡巡了二十分钟，我还找不到一个宜于狙击的地点，我向挤集在敌人阵地的角落旁的一小队人放了两枪，他们陷在极度的慌张中。

　　那时一定快到半夜了，我战抖着在山上荡来荡去，度过了这凛冽的寒夜的其余时间，狙击兵们从上面反复开着枪，很不痛快地，打中了我近旁的树木，前面响着不停的枪声，证明法西斯蒂的阵地已经隔在我和我们自己阵地的中间了。

　　我们不断地跌跤，有一次倒跌在一条山溪里。我浸在水中，简直受不住那种寒冷。

　　到了黎明我还是远远地落在法西斯蒂的阵地的后面，我侥幸走左边的路，没有走右边的路。在日出后不上两小时的时候，我终于爬出了一条小小的山溪，到了我们自己的哨兵线，离开上边我们自己的防地还有一哩左右。

　　我立刻走了上去，走到我们自己的哨所，同伴们用热烈的祝贺来接待我，个个人都以为我在好几个钟头前就死了。

　　那天早晨，德国的轰炸机迭次飞来——过后俘虏们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昨夜袭击的结果——而敌人步兵却因为太冷了，不能乘机进攻。

　　寒冷，肮脏，没有睡眠，我们就这样挨过了二十四小时，有些人还挨过了三十六小时，而此刻我们都狙击在围绕岩石的“厨房”里，大家站在周围，嚼着硬得非把它在岩石上碰碎不可的面包和大块的肥肉。

　　一个从亚巴西的州来的农民站在近旁的岩石弄中，身子靠在来福枪上，温柔地唱完一支南方的歌。个个人都倾听着。

　　他唱完了一节，停止了。

　　当他静默着的时候，一个从托利多来的人又唱起另一支歌。

　　站在岩石弄中的那个人挺直身子，等到别人唱完一节后，他又开始唱起来，这一次唱出一些美丽的歌词和变调。个个人都喝起彩来。他唱完了，大家喊着“你来唱呀，托利多，合着那个拍子。”

　　那个托利多人放下他的来福枪，使他的两臂和胸膛可以自由动作，于是又唱起来，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歌词，掌声在远远的岩石错落的山腰上回应着。

　　“你们对唱吧，”大家喊道。“唱呀，亚巴西的。”

　　人们站着吞吃石块似的面包，有些站在被烧焦了的松针的毯子上，另有些靠在“厨房”周围的岩棚上，大家都细心倾听着两个人轮流的歌唱，当在这偶然的唱歌竞赛中的每个竞赛者获得显明的成功时，大家一致呼喊起来。他们唱着旧时代农民的情歌，歌咏祖国的歌，和反抗法西斯主义，保卫西班牙的新歌。

　　他们的声音轮流地在寒冷的早晨空气中涌起来，悦耳的、庄严的、而且毫无忌惮的，这样一直唱了半个钟头，虽然在几码路外，枪弹打字啊我们近旁的岩石上，而每隔五分钟，就有一颗炮弹飞过我们的头上，它的呜咽声和沙沙声跟歌声混在一起。

　　“从某几方面说，”队长说，“我们西班牙人不能说是一种有教养的民族。然而我们的音乐却很不错的。”

　　风停止了，云不见了，而在一个钟头内，冷变成了热，手放在赤裸的岩石上，会觉得难受。

　　到下午一点钟，射在赤裸的岩石上的阳光真的让人目眩，而由于饮水的缺乏，我们的舌头似乎在嘴里胀大起来。这时候，队长向我们提议：为要尽可能地实践我们的“延宕战术”，我们必须进攻那在对过小山半山上的敌人的新阵地。

　　有些在场的人反对这个提议，理由是：他们那阵地上有四架机关枪，而我们却必须冲上赤裸的山腰，只有稀疏的松林可以掩蔽，没有机关枪，只有很少数的子弹。

　　“见鬼，”队长说，“我不是要求不愿意去的人也去。我要十五名志愿兵。……”

　　队长——他几年前在非洲左脚被炸去了一半——是一个沉静、瘦削的人，身高六呎七吋，在我们前面几码远的岩石弄中灵活地跛行着，不时停步回顾着，鼓励我们去。

　　天气热得可怕，爬山使你喘气，永远不停的枪弹悲鸣着，乒乓着，一开始就给我们的弟兄打死了两个，打伤一个。

　　到了最后一个山嘴，离敌人的机关枪台三百码的地方，一个马德里的青年工匠——他因为昨夜袭击的勇敢已被选为班长了——突然像一个出发赛跑的人一样，鼓起所有的精神，冲上前去，从一个岩石跳到另一个岩石，快得使你想不出什么人会赶上他。

　　他二十码、三十码、五十码地冲上前去。我们看见鲜血突然从他臂肘涌出来，流下他的左手。

　　他一度很快地用右手掩住他的头，掩了一秒钟的时光，因为有一颗子弹擦过他的脑壳。

　　他冲到离那些机关枪六十码的地方。他在这里岩石弄中站住，用一种可怕的声音喊着“共和国万岁！民主政治万岁！打倒法西斯主义！消灭战争！民众起来！自由万岁！西班牙万岁！”

　　于是他蹲在岩石中，开始放枪。

　　我们走到他跟前时，他身上有四处伤口毫无阻碍地涌流着鲜血。他对我们微笑着。“我们一定吓坏了那些私生子。”

　　我们在这里继续放枪，足足放了十五分钟。他们一定慌张透了。这件事的第一个使人欣慰的证据，就是下述这个事实：依照一切常识的法则，我们应该被赶出这无遮掩的地面，然而最大部分的机关枪弹却依旧射得高高的。

　　留在后边小山上的我们自己防地上的弟兄们告诉我们：敌人的枪弹一直都是呼呼地穿过树木，这证明敌人的射击的确很不高明。

　　当我们带着受伤的弟兄——我们不得不打死一个弟兄，因为他的伤太重了，没有到山脚就会死的，而且我们知道法西斯会怎样对付他，要是他们活活捉住他的话——退却的时候，我们离开刚才获得的阵线，退到左边一个类似峡谷，便于藏身的地方，于是飞风似的奔下小山。

　　奔到半路，我们发觉了一所阵地：当我们前进的时候，这地方曾是法西斯蒂的前哨，在一个机关枪台的前面，也是在它的右边。

　　他们刚才看见我们这十五个疲乏的，带着可怜的武器的人冲上山腰的时候，他们是那样的慌张，竟至狼狈地逃走了。

　　他们丢下几件大衣（我们非常需要大衣），几件绸衬衫（这是属于他们的队长的，）两瓶火酒，几根德国式的自动来福枪，刚从厄森制造厂制造出来的，还有子弹。

　　我们带着这些有用的物件回到我们自己的防地，在这次残酷的把戏中，我们死掉三人，重伤五人，不准运军火给民主主义的人们而同时却允许运军火给叛军的那种禁令，强迫民主主义的人们玩弄起这种残酷的把戏，使我们不得不在一种毫无希望的，但依然是必要的挣扎中冒着狂妄的险，要使一个只受过八天训练，只带着一枝来福枪和少数几发子弹的农民的力量，跟一架装有炸弹和机关枪的，而且由德国人驾驶的容克机的力量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