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欺骗宣传

　　半小时后，一架敌机钻出蔚蓝的天幕，飞到塞拉的低空，小心翼翼地盘旋着，似乎在找寻一个目标。目标显然被它找到了。一个飞机师如果没有得到非常确实的报告，决不会知道西班牙最有势力的劳工组织的领袖，正坐在这散满了别墅的山边的一个小别墅里。

　　然而这飞机越飞越低，离地面越近，最后从几百尺的高度，对着那别墅的花园掷下第一个炸弹，加巴莱洛正坐在这花园里喝咖啡。凡约正睡——第一次睡二十四小时——在隔房的地板上，被加巴莱洛用拳头擂醒了。他们两人刚刚跑到花园边沿的一道壕沟。第二个炸弹在窗前炸裂了，使整个房间充满了飞舞的钢屑。

　　轰炸刚刚持续了一刻钟，于是那位事前得到很确实的报告的飞机师，显然相信地已经完成了自己非常特殊的任务。

　　引来此次轰炸的那个奸细，据我所知，一直没有被捉住。他到底是几小时前我们离开马德里时跟我们同车的人呢，还是在瓜达拉马路上我们对他说过话的什么人，还是混在总司令部里的什么人：我们一直没有知道。

　　在内战的混乱状态中，军官们，富人们，和一部分官吏公然逃走了，使在极度紧张中工作着的政府各部出了许多大缺，这种时候，要很快地铲除一切混在政府里的奸细，或肃清陆军部一部都是不可能的。

　　当日傍晚，从塞拉前线捉来得俘虏们告诉政府军的军官们：在黎明前几小时，叛军的军官们已把政府军的进攻计划的详情通告部下了。

　　这实在比陆军部和参谋本部把进攻的详细计划告知政府军还要早。

　　原以突击取胜的进攻，终于失败了。

　　几天后，进攻哥尔多华（Gordova）的政府军的司令很惊讶地听到塞维尔德叛军无线电，说他已被调充另一部队的司令。他第一次听到这消息，他以为塞维尔的无线电消息简直不成为消息。

　　过了十五小时，他接到马德里陆军部的公文调他做另一部队的司令。甚至在参谋本部的决议还没有被写成公文或还没有被发出去的时候，已经有人把这消息传到塞维尔了。

　　差不多天天都在一所私人的住宅里破获一架秘密的无线电机。法西斯的间谍和宣传机关预料到：跟着警察和民军的反间谍组织的改进，大批无线电机将被破获，因此就利用这些破获事件，散布消息，说人民“仅仅为了私藏一本圣经，或几张宗教的画片，”就被逮捕，被枪毙。无知的，或有恶意的通讯员们就抓住这个消息，立刻传到英国的报纸上，几星期后，我们知道这些报纸对这马德里的“屠杀”发出可怕的狂吠。

　　“但英国在战争时候不枪毙间谍的么？”一个在陆军部新闻部供职的人问，他偶然看了几份英国报，心神着实被搅乱了。我回答他：他们当然要枪毙的。

　　像无数站在政府方面的，对于事情不够了解——这是他们的大缺点之一——的西班牙人一样，他绝对以为不必重视英国右派的新闻宣传。他耸耸肩膀笑着。“滑稽的人们，”他说，摇着头，再读一读面前报纸上的新闻，“非常滑稽的人们。”

　　他默想着。“我想，”他说，“如果我们把敌方雇到这里旅馆和酒排间来探听军事秘密的法国妓女捉住几个，这也是一种暴行吧？”

　　“我想是的，”我说。“你要懂得：英国的反动报纸对于一切妇女都非常尊敬的，把她们看作人间的神圣，除非她们的某种行动违反了这些报纸老板们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目标。这种时候，她们完全不是神圣的了，却变成怪物。恶妇，唯一正常的办法，就是毒打，监禁或枪毙她们。”他笑起来。

　　“不过这依旧是很严重的事情，”我说。“你应该设法补救。你不知道本星期内每天有两百万人读那报纸么？不知道它的星期论文比它的新闻更坏么？”

　　他说，他以为这种事情实在太荒谬了，引不起一点兴味。“滑稽的人们，”他又说了一遍。“非常滑稽的人们。”

　　“没有谁比你更滑稽了，”我激昂地说。“尽管坐着阅读这一类新闻，于是又把我们预备发出去的关于德意的干涉的消息一一检阅一遍。”

　　“你要知道，”他说。“我们必须尽力阻止国际的纠纷。”

　　“你说一个具有高度爆炸力的两百磅重的德国炸弹从一架容克机落在塞拉前线上，不是一种国际纠纷么？”

　　“但我们决不可让自己激动起来。英法政府完全知道事情的真相。她们的职工会也知道的。我们担保他们会采取必要的步骤。”

　　“你敢担保么,呀？”我沉郁地说，于是不快意地走开去。

　　我愤愤地走了一会，觉得自己最好不要尽管责备政府，自己该多做一点挽救工作。我惊讶地发觉自己直到那天早晨，也忘记了，或过低估量了欺骗宣传的效能，这种宣传已被英国的反动报纸发展成一种很好的艺术，比任何别的国家的任何同类的东西更有效能。我记得连希特勒也在《我的奋斗》里说过这样的话：“高妙的谎话”对于成功的宣传是必要的。我也记得欧战时英国CREWE HOUSE的新闻宣传提供了这种事情的标本。

　　我走过市中心，看到一个报摊摆着另一份英文报。同样的新闻。教堂，尼姑，美术馆，被毁，被害。

　　我向站在报摊旁的守兵问到最近的教堂去的路。他指示我绕过一个转角，我在康狄托雷诺方场找到教堂和“属于最最神圣的教派的女尼”的修道院。

　　门口站着一个民兵。我告诉他，我要进去看看这教堂。

　　他摇摇头。“没有什么可以看的，”他说。

　　“我是新闻记者，我要看看它。”

　　“我告诉你，同志，”他回答，“绝对没有什么可看的。你将浪费你的时间。”

　　“我还是要进去。”

　　他叹一声气，让我进去。“我告诉你，”他说，“这里绝对没有什么好看的东西了。一切好看的图书都搬到美术馆去了。除了废物和废书，什么都没有留在这里。”

　　几天以后，女尼味纶尼卡回来看看教堂，她心里充满着惊异，写了一封表示感谢和欣羡的信。

　　我在民军司令的咖啡桌上找到这封信，和别的文件放在一起。他并不把这信看作很重要的文件，他不知道外国正在造民军的谣。

　　看过了教堂，我又跑进修道院，它已被改作女监狱了，因为所有别的监狱都被那些在马德里战争中被俘的男法西斯蒂占满了。

　　底楼关着女小偷和别的非政治犯的女犯人。二层楼全被女政治犯占满了，她们的房间从前是尼姑们住的。这是主要的关政治犯的女监狱，共有二百个犯人。

　　其中有许多是尼姑，她们被捉住时，或手里拿着武器，或送弹药给牧师们，他们正从教堂的窗口和屋顶射击着民主派的人们和共和国的国民。

　　我看见在这些犯人中约有一百名静静地坐着缝纫。在屋背的一个适意的大阳台上，有一群别的政治犯，大多数都是有钱的妇女，因为从事反共和国活动或在她们的卧房里替法西斯蒂收藏武器而被发觉了。

　　这阳台，使人觉得比航船的照着太阳的甲板还要好。妇女们穿着得漂漂亮亮的，有许多带着金手表和别种贵重的装饰品，她们闲谈，读书，用油膏擦着脸孔或两腿，或梳理她们的头发。

　　在一间门通廊道的房子里，坐着一个法西斯的侯爵夫人的女儿，正在对着镜子拔眉毛。侯爵夫人自己——一个肥大的老太太，穿着黑绸衣，挂着贵重的项链——靠在一把舒服的椅子里。第三个女儿——一个头发烫成持久的精致的波纹的美丽的女孩——当我们进去时，跳起来向我们诉苦，说她的妹妹伤了风，而民军不设法给她医治。

　　在最高的一层楼——上边有宽大的屋顶露台，可以玩耍——住着非政治犯的女犯人的三十个左右的孩子。这些孩子被养在这里，直到找到其他更适当的收容所。我看见一行一行的小床，每张床上都绘着从WALT DISNEY的画帖模仿来得画和其他电影演员的肖像画，其中包含POPEYE,BETTY BOOP,MICKY MOUSE和THREE LITTLE PIGS。

　　这些孩子在外边阳光中唱歌，跳舞。照顾他们的看护——一个著名的青年革命工人——苦苦地怨诉着，说这收容所实在不适宜，因为床排的太密了。她又说，露台太脏了，需要不断的拖洗，恐怕孩子们跌倒了，会弄脏衣服。

　　她说，她正在催促民军调换房屋。

　　民军的首领苦笑着，承认那个看护一天催他们好几次，要他们改良孩子们的生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