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你在过低的代价上是建立不起民主政体的”

　　那一周的周末，由于“民众运动会”的色彩鲜艳的招贴，巴塞罗那城是愉快的。我们很疲倦了，坐在珂龙旅馆的露台上喝咖啡，望着卡塔仑耶广场上的群众，从旁边涌了过去。

　　我想起上次坐在这里的情景，那是一九三四年十月的事情。电话总局门前的路上横着机关枪，各国新闻记者的群集热切而有倦乏地在这露台上彷徨着，等待着打电话到伦敦去。路透社的记者打通了电话，走出电话局，兴奋地报告消息。当他刚从伦敦打听的消息散布在露台上的时候，立刻涌起一阵骚动和惊喘的气息。

　　这就是巴尔都（当时法国外交部长）和南斯拉夫的亚历山大在马塞被杀的消息。我们当时还不知道那血案的丑恶的背景：那些幕后人物——罗森堡（德国国社党的重要人物），“盖世太保”，和意大利的秘密警察，还没有被暴露出来。我们甚至不知道在慕尼黑举行的秘密会议，那些丧命的手枪就在这里发给的。我们只看见枪手的影子突然伸长而横跨欧洲，在仔细观察的一刹那，个个人都十分清楚地看出欧洲已经到了怎样的关头。

　　在这不寒而栗的一刹那，连顶迟钝的人也看出了政治的恐怖行动不得不被看作“某些强国”的日常政策中的一种公认的手段。

　　今天，卡斯特罗被杀的消息，和接着而来的卡斯特罗的武装同志们怎样结束了卡而夫·索塔罗的消息，突然从马德里由电报传到这里，尽管有严厉的新闻检查，而在半小时内，就象报警的汽笛一样传遍了全城。

　　在蓝布拉街上，我听见有人在上面窗口向我呼喊。一个同志跳跃地冲下雕刻家协会办公处的楼梯，他是美术家，协会的组织者，同时又是战士。

　　自从我们一同站在本利的水果市场上的那一天以后，我简直没有再见过他，他那时画了一幅不恭的图画：一个法西斯的卸职官吏站在一只空香摈箱上向饿得半死不活的职工们大声演说。他那时是个亡命者，刚从停泊在巴塞罗那港口的杰尔·洛布尔斯的拘禁船逃出来的，他因为参加一九三四年反法西斯的罢工而被拘禁在那里。

　　“时局有什么变动么？”

　　他耸耸肩膀。一只手动了一下，做出一个西班牙式的手势，意思是说：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变。他把一张写得很潦草的字条给我看，这是被谁丢进他的门里的。它的内容：“离开巴塞罗那。你们得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否则就得死。”他说明法西斯的枪手们跑到一切工会办公处，用死威胁英勇的职员们。“从各方面看来，”他说，“我想气压表已到起暴风雨的度数。”

　　办公室里另一个职员一边俯首看着那张字条，一边和气的说：“还得想想有些人正在这城市里逍遥着，他们以为我们选举已得到胜利，因此敌人就完结了。我们会看见颜色的。”

　　“英国呢？”那个同志问。“那边情形怎样？”

　　我开始告诉他，他老是一个不大有耐心的人，当我告诉他们某些劳工领袖在法西斯的势力跟前依然分裂着劳工运动，甚至益发强化这种分裂的时候，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在那里走踱着，弹着指头。

　　另一个职员说：“但他们难道一点不懂得时务么？难道他们不曾从我们和法国的榜样学习到一点教训么？”

　　我告诉他们一些关于每日新闻的故事，他们说：“如果它没有使你哭，他将要使你笑的。”他们问起加巴莱洛（西班牙内阁总理）要求联合的申请在国际职工会联合会引起怎样的反应。我们对这件事稍加讨论，于是我又问一些关于最近从马德里传来的消息的事情。“攻击已经开始了，”他们说，“如果你要休息一下，最好请赶快去休息。请走下那海岸，洗一洗澡，于是准备应付事变。”

　　“你知道”另一个人说，“有许多人还生活在幻梦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们过去为着联合，为着人民阵线而努力，如今他们以为我们选举已得到胜利，敌人们就会退坐下来，让我们在这国家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体。但你在过低的代价上是建立不起民主政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