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二卷（1955）

第一章 1880—1890年的工业状况


1．工业的成长
2．托拉斯的兴起
3．机器的作用
4．贫富之间的对比
5．移民入境的作用
6．劳动条件
7．争取劳工立法的努力
8．法院的作用
9．资本是造成群众贫困的原因
10．劳工报刊


　　热情的劳工记者约翰·斯文登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写道：“这是革命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的精力是无穷无尽的。在我们这个时代，生命力是异常活跃的。世界似乎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变动得更快。在我们这一代中已经发生了许多巨大的变化；还有一些巨大的变化正在发展中；另外更有一些巨大的变化已迫在眉睫。一种新的精神正在开始传播，它在各处都表现了出来。事物在不断地前进。人类所不能逃避的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1]
　　对于在八十年代发生着剧烈动荡和波动不已的经济变动的多事之秋来说，当时的这种评述正是一个适当的介绍。美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像当时那样强烈和广泛的劳工斗争。在大城市和小集镇里，劳工的队伍组织起来了，并且通过一系列震撼国家基础的罢工来渲泄长年遭受剥削的积忿。当时的一篇报导写道：“1886年，有组织的劳工中间发生了比我国过去历史中任何年代都更为深刻和更为广泛得多的骚动……人们将永远记得，1886这一年是劳资之间进行斗争的最重要的一年。”一位历史学家把1886年叫做“革命年”。同卡尔·马克思一起创立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87年写道：在十个月中：“美国社会发生了一次在其他任 何国家中至少要十年才能完成的变革”。[2]

工业的成长


　　南北战争结束了奴隶制，这就确保了工业资本主义在全国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随后立即发生了几乎空前的经济扩张。从I860年到1894年，在工业品的生产方面，美国由世界第四位跃进到第一位，到1894年占世界总产值的1/3，比英国多一倍以上。
　　美国在工业方面上升到领先的地位，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特别显著。在制造业方面，雇佣劳动者的数目从1880年的大约二百七十五万人增加到1890年的五百八十八万人。全国人口中从事制造业的百分比从1880年的5.45%增加到1890年的7.5%。在1880到1890年这十年中，美国铁路里程从九万三千二百三十九英里延长到十六万三千五百七十九英里。到了这十年的末尾，美国的铁路长度超过了整个欧洲的铁路，约等于世界铁路里程的一半。1870年，美国的铁产量还低于英国和法国的产量，但是到了1890年，美国就远远地超过了这两个国家而生产了世界钢铁供应量的1/3以上。在1875到1885年之宾夕法尼亚州的钢产量从十四万三千三百七十四吨增加到一百一十万零九千零三十四吨。烟煤的总开采量在1880年达到四千一百八十万吨，而在1890年则为九千九百四十万吨。
　　在这十年中，在制造业方面的投资额差不多增加了两倍，从1880年的二百七十九万美元增加到十年后的六百五十二万五千美元。据约西亚·史特朗博士的估计，1880年美国的国富是四百三十六亿四千二百万美元，而1890年则为六百一十四亿五千九百万美元。[3]

托拉斯的兴起


　　在美国工业迅速增长的同时，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发生了资本的极度集中和大股份公司的出现。垄断的倾向几乎在所有的工业部门中都显示出来了。威斯康星州劳工局局长弗里克·富勒总结了当时的情况说：“几乎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都被企业联合组织、垄断组织和联营组织组织提高了。”[4]
　　联营组织出现于1873年的恐慌之后，它在铁路事业方面得到了广泛的采用。它是若干企业单位的一种联合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通过订立价格协定的办法，来瓜分现有的市场，从而控制价格。虽然1887年的州际商务法案曾宣布联营组织为非法，但是，由于当时联营组织已经开始为托拉斯所代替，所以这一法案对于垄断倾向的影响是很小的。在托拉斯的组织形式中，股东将足以起控制作用的一定数量的股票交由托拉斯的董事会保管，自己则持有股票证明书。美孚石油公司早在1879年就采用了这种办法，从而控制了95%的炼油业，
　　在美孚石油公司取得显著的成功之后，托拉斯很快就变成了美国工业联合组织的最流行的形式。1884年成立了美国棉油托拉斯。一年后，又成立了全国亚麻油托拉斯。1887年，酿造业和养畜业公司（威士忌托拉斯）、炼糖公司（糖业托拉斯）、全国铅业托拉斯、绳索业托拉斯等等相继成立。[5]
　　旧金山的《阿戈诺报》在下述一篇文章中很生动地描绘了大规模成立托拉斯在1890年所达到的程度。这篇文章转载于1890年2月22日的《舆论报》上：
　　“对于那些不大注意这些现代垄断的人来是不容易认识托拉斯组织所包括的范围的。要把托拉斯的全部名单开列出来，并举出它们的罪恶行为，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不妨看一看少数几种大家都知道的为托拉斯所控制的货品吧。如果一个人想修建一栋房屋，他必须从木材托拉斯那里购买木材，从钉子托拉斯那里购买的钉子，从窑业托拉斯那里购买砖瓦；他所雇用的油漆匠从亚麻油托拉斯那里购卖亚麻油，从白铅托拉斯那里购买白铅如果他要在房子的周围修一道栅栏，他必须在木材托拉斯或者铁丝网托拉斯之间选择一家去光顾。地板上使用的油布为一家托拉斯所控制；他的厨房的炉子来自另一个托拉斯。他的孩子们用的石板、石笔、胶鞋和蓖麻油也为一些托拉斯所控制。托拉斯控制着他食用的糖和盐；如果他是一个零售商，那么，托拉斯也控制着他在经营上用的纸袋。如果他是农民的他就要受钢犁托拉斯的影响，载运他的产品的铁路公司受到托拉斯、酸性转炉托拉斯、铁铆钉和垫板托拉斯的压迫。他也许能够逃过其他的托拉斯，但是难以逃脱麻袋托拉斯，绳索托拉斯，硼砂托拉斯，棉籽油托拉斯，或铜、铅、锌、镍、锡托拉斯的势力范围的威胁。在他度过了为托拉斯所围困的一生以后，他死去的时候，还要落到全国棺材组合或殡仪托拉斯的手中。”[6]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已经为二十世纪财政资本的统治奠定了基础。像摩根公司那样庞大的银行已经出现了，它们吸收小银行的财产，并且把控制范围扩大到铁路和工业公司方面。[7]
　　总之，垄断已变成了美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小制造商的时代、自由竞争企业的时代正在消逝，它正在被八十年代大家称之为“新封建主义”的时代所代替。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在1888年12月3日致国会的咨文中说：“当我们看到集合起来的资本的成就时，我们就会发现托拉斯、企业联合组织和垄断组织的存在，而公民们却被抛在一边挣扎着，或是在铁蹄下被践踏至死。大公司本来应该是受法律严密限制的产物，是人民的仆人，但是，却很快地成了人民的主宰。”[8]

机器的作用


　　机器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是八十年代最主要的发展的一部分。在这十年期限美国制造业所使用的全部马力增加了85%。专利许可证的颁发数目也从七十年代的每年平均一万三千件左右增加到八十年代的二万一千件左右。在以前从来没有受到机器影响的工业中，这种大量的增加，发生了重大影响。塞米尔·冈波斯在1887年严正地指出：“在过去几年来，机器代替劳工的情形，超过了美国历史上任何类似的时期。”纽约的劳工统计局于1894年总结全国趋势的时候指出：从1880年以来，在纽约州虽然机器的使用大为增长，但是工人数目增加的百分比却很小。1888年，一位劳工发言人宣称：“节省劳动的机器”这个名称，不如说是“节省工资和排挤劳工的机器”来得更为确切。[9]
　　由于工厂制度、大规模生产方法和使用机器的迅速推广，雇佣劳动者的地位起了激烈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工人不再是有自尊心的手工艺工人，而正在变成仅仅是大机器的附属品。他们的工作条件，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代表无定主的和不参加管理工作的公司所有者的经理所支配的。全国的工人都抱怨说，他们不得不“忍受那些傲慢和不择手段的工头、强取豪夺的监工、贪得无厌和没有同情心的经理、富有和贪婪的包工、残酷和自私自利的资本家的压迫”[10]。
　　在许多工厂中，工人常常被当作只是他们所操作的机器的零件。一位新英格兰的牧师感慨地说：“现在简直愈来愈把操作者当作机器的一个轮子或销子使用。在雇主的眼中，他很像是一匹骡子或是一支纺锤，如此而已……除非有利可图，雇主就丝毫不管操作者是谁，他住在什么地方，他的个性如何。”雇主们本身的许多言论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据冈波斯所说，一位马萨诸塞州的制造商——国会议员——曾经说“我看待我的雇工和看待机器完全一样，是为了我的利益而加以使用。当他们老朽无用的时候，我就不要他们了。”[11]由于机器的运转速度越来越快，年轻的工人发现自己很快就变成“老朽无则了。马萨诸塞州一个鞋厂的监工直截了当地对一个劳工领袖说：“把一个身强力壮形体健全的十八岁年轻小伙子放在这里的任何一架机器旁边做工，我能够使他在二十二岁的时候头发就变成灰白。“[12]

贫富之间的对比


　　《哈特福新闻》在1883年宣称：“百万富翁太多了，穷人也太多了。”整个美国是一个贫富悬殊的国家。在天秤的一端是无限的豪富。恩格斯曾指出：构成新的金融寡头的“强盗大王”是一批“百万富翁”，他们的财富是“难以用我的可怜的马克、盾或法郎来表示的……”。由于互相竞赛豪华的缘故，那些处于镀金时代的“金融贵族”——高尔德家族、范德比尔家族和其他人等——加深了“那些富而不劳和那些劳而一无所有的人”之间的日益扩大的鸿沟。他们狂妄地炫耀富有的情形，甚至使得著名的华尔街银行家亨利·克留斯在他的回忆录中都作出了如下的评论：“如果有一种事实能够证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是合理的话，那就是像在过去短短的几年内我国的铁路巨头例变成了暴发户的那种情况。”[13]
　　在天秤另一端的情况是怎样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研究一下美国工人阶级的工资、工时和居住条件。
　　关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工资总数，缺少可靠的数字资料，但是塞米尔·冈波斯在1883年所说的话很能反映出实际的情况，他说：工人的工资现在比1870年少了。”1870年的美国国情普查估计每人每年的平均收入是四百美元略多一点；1880年的普查估计则是三百美元多一点。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地区，几家最大的煤矿公司所付出的工资，可以证明这种下降的趋势。1880年，每开采一吨煤，矿工所得的工资是九角二分；十年后，开采同样数量的煤，工人只得到七角九分。在马萨诸塞州劳工局1883年的年度报告中，赖特局长指出：从1875年到1880年，工人从自己的劳动所获得的收入份额“不但毫未增加，反而减少了1/6”。在伊利诺伊州，对一百一十四个企业从1882年到1886年的工资记录的研究结果 表明，在这些企业中有七十一个的工资减少了，二十三个增加了，有二十个没有变动。《勃拉德街报》在1885年所进行的一次调查证实了这种下降的趋势。该报发现工资平均削减了15%，在采煤业方面削减最多——40%，营造业方面削减得较少。[14]
　　促使工资下降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最初几年的特征是经济萧条，直到1886年才完全恢复了元气。在萧条最严重的时期，美国差不多有一百万失业工人。工厂倒闭，工资削减。1884年底，《约翰·斯文登报》指出：“我们不可能把全国几十种工业在上周内削减工资和解雇工人的报道全部刊登出来，那将会占满报纸的篇幅。”这家报纸的评论写道：“确定工人工资率的乃是失业工人”，从以后每一周的发展情况看来，每一种新的情况都证实这个评论的正确性。
　　1884年，一个新英格兰的制造商说“每天早晨我站在我的工厂门口，不得不拒绝那些顾意为每天一块钱而来工作的男人们号的请求……和那些乞求每天五角钱工资的工作机会的妇女们……显然，现在有大批的人愿意按照一般通行的低工资率受雇，但却找不到工作。”[15]

移民入境的作用


　　同过去一样，资本家用来压低工资率的一个主要方法是制造劳工过剩现象。劳工后备军里面充斥了从乡村流入城市的人口。大量流入的外来移民也使劳动后备重大大扩充了。在1880年到1890年的十年间移入美国的人数一共有五百五十多万；比前十年多二百五十万，比九十年代多一百五十万。[16]
　　对于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德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各国的不满现状的农民来对于遭受集体屠杀以及生活与工作的自由受到越来越大限制的沙俄的犹太人来说，美国生活的灿烂描述引起了热烈的反应。向他们作这种描述的是那些极想在每次返回美国的航行中都能满载移民的轮船公司以及拿佣金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是为寻找非熟练工人的工业家，为渴望使未来的主雇和购地者在自己的铁路沿线定居下来的铁路地产公司，和为找人帮助发展农业与工业的各州而服务的。这些代理人所散发的传单告诉贫困的欧洲农民他们在宾夕法尼亚煤矿区或者新英格兰的纺织厂里每天能够赚二元五角到三元五角美金。[17]
　　普通的欧洲移民肩负着沉重的包裹蹒跚地走下跳板，面对着在异乡生的眼前迫切问题。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是由劳工局接收过来，然后送到铁路、工厂、矿山、木场等地去工作。这些劳工局向雇用非熟练工人的雇主分送传单，提供大量的工人，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还说明可以按照比现行工资率低得多的低廉工价雇到劳工。例如，纽约城意大利人劳工局提出按一天五到六角钱的工资供应任何人数的工人，而且甚至愿意规定工人可以服务一年到五年而不要求增加工资”[18]。
　　各国新来的移民在开始进入美国工业的时候，总是充当罢工破坏者的角色。他的在欧洲受到代理人的动人的诺言的引诱。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新世界里将被利用的情形，糊里糊涂地变成了贪婪的资本家进行削减工资和破坏工会的工具。[19]
　　要把八十年代中被厂方雇用移民劳工或罢工破坏者的政策所削弱和破坏的工会或罢工事件都列举出来，将会需要很大的篇幅。在棉纺织工业、采矿工业、钢铁工业、雪茄烟制造业、铁路以及其他工业中，许多次罢工之所以失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确实是由于雇主们能够利用由劳工介绍所和轮船公司所得到的非熟练工人充当罢工破坏者的故。每当罢工就要举行或者已经宣布的时候，他们就赶紧把这种工人运送到出事地点。时常发生这样的平行过程：当一个工会就要组成和罢工已经准备好的时候，雇主就添置机器并输入非熟练工人来操使这些机器。[20]
　　在这十年期在利用入境移民作为罢工破坏者的过程中出现了几个共同的特点。其中有一个共同点是，在差不多所有的情形下，移民们完全不知道将要发生罢工这一回事。正如1882年夏季搬运工人中央工会在纽约和新泽西五条主要铁路举行罢工时所指出的：“从欧洲各城市来的新移民是被船主和其他人运到美国来的，这些可怜的人不熟悉我们的语言和风俗，他们被带下船以后就送去工作，不许他们同那些可能向他们说明实际情况的人交谈。”[21]
　　在罢工工人能够突破阻碍同移民进行接触的地方罢工就会得到胜利。不幸得很，在很多的情况下，这些充当罢工破坏者的移民受到严密的监视，甚至工会人员要和他们足面都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罢工通常都遭到失败。
　　当破坏罢工的移民工人获悉了真实情况的时候，他们常常是立即离开罢工地点。在有些场合，他们甚至参加了罢工工人的行列而且变成工会会员。例如，在搬运工人罢工期间，搬运工人中央工会成立了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分会。1882年7月14日，五百名作为罢工破坏者而输入的犹太移民由炮台公园的码头就一直走到工会总部去参加了工会。第二天，有二百五十名意大利人离开了纽约中央停车场去参加工会。[22]
　　破坏罢工的移民工人也时常在他们被输入来破坏的罢工被破坏之后，自己也举行了罢工。《美国钢铁公报》早在1882年8月23日就承认作为罢工破坏者而输入的移民不久就变成了雇主们的一个问题。“他们看见自己的生活不如别人，觉得不甘心。他们不愿意接受比别人低的工资……”三年后，劳工局做出结论说：“当移民刚运到美国的时候，他们意为极低的工资而工作，但是住了几年之后，他们就变成了充分美国化的工人，也开始罢工了。”甚至那些以“不参加工会”为条件而受资助前来美国的移民，不久也组织起来了，为争取更高的工资而进行罢工。《纽约论坛报》悲哀地说“无数次的事实都证明了……原来指望能为低廉工资做工而被输入的那些外国人，为了要取得在全国各地同行业中已有的最高工资，不久也参加了最坚决的罢工。”[23]
　　1886年夏天，许多曾经最积极地赞助输入“廉价外国劳工”以压低原来工资率和削弱劳工运动的工业家：“对于移民本身加强劳工运动这一点感到了惊慌……并且倡议说，如果对移民迅速地实施监督的话，就可以制止强烈的工会运动”[24]。
　　但是，在八十年代大部分时期，雇主继续从市的城堡公园和其他劳工介绍所招募工人，并且依赖新运入的移民来代替罢工工人——其中有许多是最近输入的移民。工会和罢工工人可能暂时顺利地说服罢工破坏者离开工作，甚至说服他们参加罢工工人的行列，但是雇主可以通过劳工介绍所继续不断输入罢工破坏者，这样一来，工会就很少有力量来应付他们了。泽西城搬运工人工会副主席总结了八十年代若干次罢工失败的原因，他说：“杀害我们就是——城堡公园。”[25]
　　从东南欧来的移民，本身并不是生来就愿意被用来充当工资削减者的。我们将要看到，移入的工人对于为全体工人争取合理生活水平而战斗的美国劳工运动的成长不久就开始作出了英勇的贡献。移民劳工的大量流入，确实造成了工资的削减，生活水平的降低，并且威胁了工会组织。但这并不是由于新移民固有的特点，而是由于把他的输入到美国来的罪恶的制度。因为工业家有意识地利用他们来削减工资和破坏原来的工资水平，而且由于移民工人在美国口岸登陆的时候，身无分文，便不得不按照向他提出的任何工资来接受工作，而这种工资总是比那些工资水平原本就很低的在业工人所获得的还要少得多。[26]

劳动条件


　　大批美国工人过着难以糊口的生活。在劳工统计材料最为丰富的马赛诸塞州，普通工人不能够维持一家的生活。约西亚·史特朗牧师指出：“在1883年，工人家庭的平均开支……是七百五十四元四角二分美元，但是身为家长的工人的平均收入只有五百五十八元六角八分美元。这就意味着，普通工人不得不要求他的妻子和儿女帮助来赚钱维持生活。因此，我们发现，在该州的制造业和机器工业中……雇用了二万八千七百一十四名十六岁以下的童工。在普通工人家庭中，32.44%的生活费要由儿童和母亲负担。”史特朗博士又说：“我不认为马萨诸塞州工人的这种情况是绝无仅有的。”他的这段话把全国劳工的情况描写得比实际情形还要好得很多。就在1883这一年，全国工人每人的平均收入，据估计每年的为三百七十五美元”，这个数字比史特朗博士的数字要更接近事实。一位研究美国劳工情况的保守的法国观察家M.勒伐瑟说：恐怕他的“关于美国工业和美国劳工情况的描述是过分地往好里说了”，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不仅在欧洲，就是在美国也一样有饥饿工资，那就是使这种雇佣劳动者不能过普通工人那样生活的工资”[27]。
　　这种“饥饿工资”在各种工业部门中都有，1883年，一个新英格兰工人向参院的一个委员会说“我有一个兄弟，他除了妻子和本人之外，还有四个孩子。他所得的全部工资是每天一元五角美元。”一位劳工历史家写道：“这就是成千上万的工人的生活写照。”[28]〔1870年，美国的童工时有七十三万九千一百六十四名。到了188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一百一十一万八千名，即占美国所有儿童的1/3弱。（《1890年美国劳联大会记录》，第4页。）〕
　　这个工人接着说：他在福尔河的炼铁厂里工作。一年当中他只作了九个来月的工。一般在一年里总有大的三个月的停工时期。而他必须用九个月的工资来维持他的妻子和他全家一整年的生活——也就是要用九个月的每天一元五角美元的工资来维持六个人的一年的生活。无庸争辩，一家大小和他本人当然是没法吃得饱和穿得暖的。
　　一位参议员问他，是否在他住的地区有许多家庭过着这种生活。这个工人回答道：“过这种生活的家庭太多了，我连数都数不清……他们靠每年不到一百五十美元的收入来维持生活……我听见多妇女说，她们宁愿快点死去，也不愿这样活着。我不知道毛病连哪里，但是总有地方有毛病。”[29]
　　在八十年代，最高的工资是每天四块美元。但是，仅仅很小一部分非常熟练的工人——尤其是建筑业的工人——才能拿到这样的工资而且即使在繁荣的年代里，这种工人每年也只能干三十个星期即一百八十天的活。按每天四美元计算，收入最多的工人每年工资是七百二十美元。根据生活费用的最低估计和扣除每年二百零四美元的房租，这种工人和他的家庭在食物、衣服、燃料和其他必需品方面，只能够开支五百一十六美元，即每周不足十美元。这点钱仅够糊口而已。[30]
　　而且这个结论还是根据工人的最高工资作出的。按照政府的统计1883年美国全国绝大多数工人的平均收入每天仅一美元多一点，他们的情况自然可想而知了。[31]
　　按照每年平均二百八十二个工作日，根据上述数字计算，男工每年平均收入不到三百美元。既然在1883年根据对生活量用的最低估计工人家庭每年生活费应在七百二十美元以上，那么，大多数工人如果要维持可以温饱的生活，男工的工资就必须以妻子和儿童的收入来补充，这是很清楚的事。在许多企业中，全家往往一起工作。[32]
　　卡尔·马克思的女儿和女婿，爱琳娜·马克思和爱德华·艾威林博士在八十年代旅行美国的报道中指出：“我们可到处都发现妇女被生活所迫为了赚点儿钱而工作，因为丈夫的工资实在不够维持生计。她们回家还要照顾孩子，又要从事那种单调的做不完的日常家务劳动。我们曾经在英国的工业城市里居住过，并且知道一些英国工厂工人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公平地说，我们在英国的曼彻斯特从来没有看兄过妇女像这样的疲惫和受歧视，像这样的面黄肌瘦，像这样的两眼闪现着穷困和受压迫的可怜相，就像我们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市所看见的拖着沉重的脚步去上工的妇女那样。这样的妇女所生的孩子将会怎样呢？[33]
　　在许多工业中，少得可怜的工资又为花样繁多的罚款所削减。在八十年代中，因微小过失而扣除工资的制度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而且在某些工业中，特别是雇用大批女工和童工的工业中。罚款已成常态而不是例外。在1885年所属查的一百五十二家南方工厂中，有一百家工厂对雇工施行罚款的办法。罚款的原因是：迟到、缺工、在厕所里呆得太久、未经允许而开窗子、在工作时间唱歌或谈话、工作不够好，以及一条常用的罚则叫做“行为不当”。在某些工厂里，下午缺工要受到扣除上午工资的处罚。[34]
　　在实行公司商店制的工业中，工人的工资一部分以现款付给，另一部分即以货品或购货证付给〔一位劳工领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矿区作了一次组织工人的访问之后报告说，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公司“都是在一个月的最后一天才发工资，因而工人只得在公司附近的商店里买东西．”
　　他接着说：“这还不是全部情况。公司是按过筛之后的重量，每蒲式耳煤付轮矿工若干工资的而筛子的构造是仅仅让大块煤留在筛子里．所有漏到筛子外的煤都卖祫炼铁厂，每蒲式耳售四分到五分线，但矿工却一点都得不到。”(1891年 2月 9日，艾博纳·戴埃致克雷斯·伊文斯的信，《美国劳工联合会通讯》，劳联档案，华盛顿以下简称《劳联通讯》。）
　　矿工们经常抱怨说，经理人改换筛孔的尺寸，总是使工人吃亏。矿工的煤车是顺滑道倒在筛子上的，凡是筛孔里漏出的煤就不付给工资，把筛孔弄得越大矿工的收入就越少。《矿工生活》这首歌里有一行写道：“要好好看住筛子”。〕（在某些情况中，工人从来没有领过现款）如果工人进行反抗，在工厂外面的商店里买东西的他立刻就会遭到解雇。宾夕法尼亚州亨利·克雷·弗里克焦炭公司的工人们抱怨如果他的每月不在公司商店里花上二十到二十五美元的话，公司就告诉他们到别的地方去找工作。但是，公司 商店的货品售价比当地普通商店的价格要高出5%到20%。据1881年的估舒，亨·克，弗里克焦炭公司的公司商店每年作八十万美元的生意，其中纯利至少有十六万美元。[35]
　　对南部纺织工人情况的一次调查，把这些工人形容成“受压迫的，受虐待的，（公司）‘剥皮商店'的受害者”工在多南方的种植园中，黑人工人的微薄工资是用一种购货券来付给的，这种购货券只有在种植园主经营的商店里才能使用。约翰·斯文登指出：在南方，黑人的平均工资是每天五角到七角五分，去掉公司商店从他的身上所赚的利润之后，他们就剩不下什么了。[36]伟大的黑人领袖和十九世纪卓越人物之一的弗莱得立克·道格拉斯，在1888年访问南方之后，忿恨地指出：
　　“以前用皮鞭掠夺黑人劳动的同一个阶级，现在用一种比皮鞭更有效的卑鄙、隐密和欺诈的手段来剥削他的劳动。这种手段就是实物工资制，这种制度一直使他看不见也省不下他所辛辛苦苦赚得的任何一块他一年又一年地挣扎着，但是，像一个陷在沼泽里的人一样，挣扎得愈厉害就陷入得愈深。在名义上，他所得到的最高工资是每月八美元，但是，他所领到的只是商店的购货证，而商店又是他的雇主所开设的。这张凭证是在那一家商店而且只是在独一家商店里才具有购买力。瞎子都看得出，由于这种安排，工人的手脚都被捆住了，而且完全落在雇主的掌握里。”[37]
　　在八十年代，大多数工厂里的劳动条件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通风设备和灯光都很坏，卫生条件不完备，此外，多工人还整天面临着可怕的火灾危险，这是参议院和各州调查委员会所接见的见证人时常发出怨言的原因。危险的机器常常没有安全设备，工伤事故的数目很大。[38]
　　关于工人的身体健康情况，理查德·伊利教授当时指出：“在流行的捏造的话里面，再也找不出一句会比下面这种就法更加不符合事实了，那就是说工人和他们的家属的健康都非常好。事实恰恰相反，统计数字不容置辩地肯定了，工人的寿命要比富有的社会阶级的人短许多。”一位医生描写工厂机器的操作者为“身体萎缩的人”，而且“大多数人都过着勉强能糊口的生活，也就是说…… 他们没有维持身体营养所需的充分食品”。俄亥俄州的劳工统计局指责说（而且提供了证据）：“为了使企业繁荣，人就得饿死。”[39]
　　工作时间经常是每天十二到十五小时，而且在许多企业中雇工全年连假日和星期日都工作。在从日班换成夜班的时候，要求工人接连作两班，即接连工作二十四小时也并不是希罕的事。在铁路企业中，工作时间特别长。许多工人，包括转辙工人、电报工人、护路工人和车站工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甚至从日出到日落。[40]
　　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的恶劣是出了名的。在矿区，工人不得不付出极高的房租，住在既拥挤又简陋又肮脏的公司住宅里。仅仅花五十美元建造起来的房屋每月租金要二元到二元五角美元。宾夕法尼亚州立法委员会描述那些烟煤矿山的住宅说“这些房屋非常肮脏，而且无法居住，矿工们像牲畜一样拥挤在一起，而且在许多地方是辗转在自己的大小便之间，滋生着疾病，既影响自己的健康，也影响他们居住地的人们的健康”[41]
　　从1883—1884年关于芝加哥住宅区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到城市中心的工资劳动者居住条件的大致情形。这份报告诉到“拥挤着几千工人的住宅区的恶劣情况，这种住宅区完全违反了下水道、水管、电灯、通风设备、火灾或意外事件的安全设备的各项规定，忽视了卫生法规，阴沟和厕所糟得可怕，他们挤得满满的房屋又脏又暗，他们的食品不卫生，附近的大街、小巷以及堆满垃圾和满地脏水的后院也同样肮脏不堪”。工人阶级的家庭付出同他们的工资收入比起来极为昂贵的租金，租赁这些被他们挤得满满的“不卫生的贫民窟”。在许多场合，他们“被剥削的程度竟高到每年使房主收回出租财产价值的25%到40% ”[42].
　　但是，每家住宅平均住八个人以上、的有17%的住宅住着三家或四家的芝加哥，看来在居住设备方面比其他城市中心要优越一些。据说，犹太移民集中的纽约城第四区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地区。调查表明，在那里，三个人中约有一个人“住在没有窗子的不通风的屋子里”[43]。
　　第十区中所谓的“家”，既是家又是作坊，男女服装的缝制和雪茄烟的制造一般都是在移民家庭的住所里进行的。这些血汗作坊的屋子比壁橱大不了多少，但是租金却比别处的类似房屋高出10%到20%。这里没有应有的卫生设备，厕所就“设在后院，周围只钉上几块木板”[44]
　　1885年，这些可怕的血汗作坊的裁缝工人的工资是每周六到七美元。纽约州劳工统计局报告说，“最好”的工人“每周赚十美元，而在这一行业中作工的妇女每周只赚三到六美元工报告接着还说，“某些人甚至靠着全家的帮助并且每天工作十四小时，每周才能赚十二到十五美元。其他的人每天工作十小时只能赚四美元。”[45]
　　莫里斯·罗森费尔德——他本人是一个烫裤子的工人——在他的一首出名的诗《我的孩子》中，刻画出血汗作坊中漫长的工作日令人心碎的苦痛，这首爵的一段写道：——

　　我家里有一个小男孩，
　　一个漂亮的小乖乖；
　　有时候我觉得全世界都属于我，
　　因为有了他，我才有了唯一的寄托。
　　但是，我几乎无法
　　在白天看见他；
　　我看到他时他总是在熟睡……
　　因为我在夜间才能下工把家回。
　　天去亮我就得去上工，
　　直估到夜晚才得闲空；
　　对我的孩子我是个陌生人，
　　连孩子的脸蛋我也不敢相认……[46]


争取劳工立法的努力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整个美国工业的特点表现在对劳工的残酷剥削，特别表现在对女工和童工的剥削，以及漫长的劳动时间和极为恶劣的卫生条件方面。打算通过立法来改善这种情况，结果证明是无效的。甚至在较老的工业州，如马萨诸塞、罗得岛、康涅狄格和宾夕法尼亚各州中，从十九世纪早期就开始的关于童工福利立法的强烈要求，直到该世纪末，才获得结果。在首都，一个调查工业关系的参议院委员会报告说：
　　“在这些工业州的每个州中，公众的情绪屡次被激动起来，公众组织起来了，并且提出了草拟得很完善的提案。但是，这些议案不是在委员会里或在立法机关的辩论会上被扼杀、被阉割了，就是在通过的时候加上了例外的条款，使得这些议案完全失去效力。甚至把童工工时减缩到每日十二小时以下的企图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并且遭受到各色各样的立法诡计的阴谋破坏。”[47]
　　由于劳工压力的结果，各种社会立法才慢慢开始出现。1877年，马萨诸塞州通过了美国第一个规定工厂建立安全装置的法规。到1887年，有十五个州通过了规定工厂基本安全措施的法规。同时，好几个州对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加以限制。在同一时期，若干州成立了劳工局或者劳工统计局。美国劳工局就是在1884年成立的。[48]
　　对于那些靠剥削劳工而获得优厚利润的人，不能期望他们会不加抵抗地接受这些限制他们残酷活动的办法。只要有可能，他们就利用漏洞或者法律上的伎俩来回避这种法律。在没有设置适当的强制执行机构的地方，他优就无视法律的规定。而在极大多数的法律中，并没有关于真正强制执行机构的规定。例如，即使有的话，也很少有几个劳工局拥有进行正常工作所需的经费和人员大多数不过是徒有其名而已。（但是，对于联邦劳工统计局却不能够这样说。在卡罗尔·赖特的领导之下，它都获得了国际上的剩余，并且，由于它的影响所有主要的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都成立了劳工局。）再者，大多数规定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标准的法律，只有在雇主和工人之间没有取得相反的协议时，才能生效。另一些法律只有在工人对雇主提出诉讼时，才能维护工人的权利。尤其普遍的是这样一种法律，其中规定雇主违法时应受罚款的处罚，但是，要等工人或某些其他有关方面报告检察官提出控诉以后才能执行。[49]

法院的作用


　　当工人迫使立法机关通过社会立法之后，法院就宣布这项法律是违宪的，以削弱或者完全取消劳工所得到的成就。雇主强迫工人宣誓不参加工会作为雇佣条件，以及把工人列入黑名单，这两个办法都被法院确认为是保护财产权的必要措施。在许多年的劳工压力下，有时立法机关通过法律宣布“铁的誓言”为非法，并且禁止任何公司因工人系工会会员或参工会的企图而将他开除，但法院却宣布这种法律是违宪的。[50]
　　在八十年代以前，虽然有好几个州通过了旨在确认工会正常活动为合法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都规定禁止使用“武力、威胁或恫吓以危害人身或财产”工雇主们很快就利用了这个漏洞，使工会会员被判处刑事叛乱罪。法院照例是热心和雇主合作的，它们把“威吓”解释得这样广泛，以致即使并未发生干涉工作权的情况，仅劝导工人废除他们和雇主间的契约，都被认为是图谋不轨。事实上，只要大批罢工工人出现在矿山或工厂外面的时候，都时常被判处图谋不轨之罪。差不多每当把这种判决上诉到州的最高法院的时候，下级法院的裁判总是受到支持的。[51]
　　到八十年代的后期，叛乱罪的公诉越来越多地为禁令所代替了，因为雇主发现用这种办法更有利于阻止工会的活动。叛乱罪的判决有赖于陪审团，而在八十年代由于农户主和小商人对垄断公司的仇恨越来越深，在反工会员组织的斗争中，陪审制度变成了一种不可靠的工具。地方陪审团时常干脆拒绝同意判决有罪，而当他们判决有罪的时候，判决通常是很轻微的，不足以阻止劳工组织的形成。（1884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克里尔费尔德案件中，罚款仅仅是每人六分钱。在1881年琼斯叛乱案中，判决是监禁一天。）
　　在这十年中，企业界报刊对于以陪审团的审讯为基础的叛乱罪公诉制，越来越表示了不满。它们公开提出：禁令是遏制工会运动的更好办法。雇主的各种组织都欢呼禁令为阻止美国工人加入工会组织的“新的非常有效的工具”。不久，就发布了禁令，禁止抵制运动，并且禁止不是在公司中工作的工会领袖为了组织工人而接近公司的工人。[52]
　　像塞米尔·弗里曼·密勒——他曾被林肯指派为最高法院的陪审法官——那样的权威人士都指出：法院已为公司集团所俘虏，并且成为它们的驯服工具。他写道。“有些法官在从事法庭工作的四十年当中，一直就是为铁路公司和以各种形式联合起来的资本家进行辩护的，当他们受权判决有关控诉这些集团的案件时，同他们进行争辩是徒劳无益的。从一开始起，他们的全部训练和全部感情就都在于维护那些最有势力的集团方面”[53]
　　法院对于旨在改善工作条件的立法的态度，充分证明了密勒法官的估计。规定最低限度工资和最高限度工作时间的法令，被最高法院宣布为“不过是对个人权利进行多管闲事的干涉”。任何限制雇主控制工人权利的立法，都是“对契约自由的武断干涉，而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任何政府进行这种干涉都不能被认为是合法的”[54]
　　州法院也奉行了联邦法院的论断，并加以引伸，而且提出了新的论据。1885年纽约州通过的一项法律的命运是一个很好的实例。这项法律的目的是在于结束“血汗制”，禁止在大城市的住宅区房屋里制造雪茄烟和其他烟草产品。上诉法院却认为这项法律是违宪的，认为它是“滥用警察权力并且侵犯了制雪茄烟工人的自由，因为这项法律企图迫使他离开家庭、离开神圣的家庭联系和有益的影响，而到别的地方去营业”。
　　1886年宾夕法尼亚的州最高法院的裁定，也表现出对工人自由的同样虚伪的关切，该法院把一项认为公司商店为非法的法律宣布为违宪。法院指责在该项法律中：“立法机关企图作一件在美国不能作的事，那就是企图阻止在法律上已成年的人自行签立契约。该项法律既违反了雇主的权利，也建反了雇工的权利；不仅如此，它是一个侮辱性的企图，想把劳工置于立法的监护之下，这不仅降低了他的成年权，而且破坏了他作为美国公民的权利。”[55]
　　从这里我们就看穿了法院的口是心非的真面目，它把工人为保障自己的自由而要求和争取的立法说成是剥夺了工人的自由，因而损害了工人的利益。莫里斯·拉法埃尔·柯亨教授的尖锐批评讲得好，他说：“对于一个失业的人来说，赚取百万美元的自由是一文不值的。无论那些学识渊博的法官怎样持相反的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奖励饥饿的自由或者仅仅为糊口而工作的自由。”[56]

资本是造成群众贫困的原因


　　我们已看到了很多的事情，足以了解美国全国的工人为什么对于自己的处境表示强烈不满。他们表示这样的不满是很自然的事：
　　“虽然劳工创造了世界上的一切财富，但是劳工所获得的工资仅仅足以将他置于可能压缩到的最贫困的生活条件下，而且把他的生命压缩到最短的年限：劳工缔造了文明，但是他却沦于野蛮的生活——他建造了房屋，但自己却不得住，他制造了车辆，但自己却不得坐，他生产了粮食，但自己却不得吃，他纺制了衣服，但自己却不得穿；可以使人类生活提高到禽兽水平以上的一切艺术和享受都在引诱和嘲弄他而非鼓励他；蒸气、电力、化学和机器不是他的合作者而是他的竞争者；他的就业条件是每况愈下而不是日渐改善——这使他道德堕落而不能自持；虽然劳工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却被当作是最不重要的因素；他的家住在城市的贫民窟、偏僻的陋巷和小胡同里，或者住在郊外的不卫生的洼地里；他的妻子被迫离开家庭，他的儿女被迫离开学校；他身为劳工，结果却劳而无功。”[57]
　　在这种对美国现存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动人的控诉面前，资产阶级和它的同盟者藏匿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概念背后。达尔文本人并没有利用进化论来研究社会结构。进行这项工作的是英国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赫伯特·斯宾塞，他在1874年发表了《社会学研究》一书，该书在八十年代曾在美国广为刊印和引用。斯宾塞把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生物学原理应用于人类社会，大资本家就抓住了这一点来为现存的社会和经济情况辩护，并阻止任何改变现状的努力，把这种努力说成是企图限制经济生活的自然进程。[58]
　　除了上帝奖励好人，惩罚坏人的旧观点之外，现在又加上了一种说法，即有的人是人类的“优秀者”，他们在生存竞争中是注定要获胜的。另一方面，较贫困的阶级是属于“劣等”的血统，他们注定要过贫困的生活。那些“有福有钱的人”都同意约翰·海所表示的意兄：“你有财产，这就证明你自己或者你父亲的勤勉和远见；你一无所有，这就断定你懒惰、邪恶或者缺乏远见。世界是一个善恶分明的世界，要是美德和邪恶得到同样的报酬，世界就不成样子了。”[59]
　　大学教授、牧师、报纸编辑，这些斯宾塞的狂热信徒写出了深奥莫测的论文，发表了长篇的谰言，用以证明“贫困不过是说明懒惰和邪恶。财富不过是表明它的所有者的勤勉和美德”。他们重复老一套的经：“美国千百万工资阶级的贫困情况是由于他们自己不会打算和搞错了努力方向。打算不劳而获的人太多了，没有能力而硬要把自己的收入浪费在喝酒、抽烟和娱乐方面的这种人也太多了。”[60]1880年初，曾在《大西洋月刊》连载的汤姆斯·贝利·阿尔德里奇所著的小说《斯蒂尔瓦特的悲剧》强调了这种说法。阿尔德里奇写道，[61]斯蒂尔瓦特的工厂工人之所以陷于贫困，原因是“他们把每周1/4的工资浪费在酒馆里了。”〔没有别的东西比统治阶级及其代理人的这种恶意宣传更使工人愤怒了。一个工人在写给一位中西部改革家亨利·德·劳埃德的一封沉痛的信中指出：“……我亲眼看见我的孩子哭喊着要面包，我亲眼看见我的妻子躺在冰冷的房子里，又病又饿；为了找工作，我从清晨就外出，直到天黑方回家。我曾经收取脏衣服来洗，赚一点来养活我的饥饿的儿女。我曾经跪下来乞求工作；而为了请求工作，我的胸部挨了踢，被踢出了商店。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喝过一滴威士忌，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花一分钱买任何酒或烟草，但是我却受到这种苦难，而且我还不到三十岁……既然劳工问题在我的生活中打下了这样的烙印，当有人说‘如果工人不喝威士忌，就不会有劳工问题’的时候，我曾直要气疯了，并会出言不逊，骂这些人为说谎者，这有什么奇怪呢？”（柏特·史都华致亨利·德马莱斯特·劳埃德函，1887年1月14日，《劳埃德文件》，威斯康辛州历史学会，威斯康辛州，麦迪逊。）〕
　　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弗兰西斯·瓦尔克提出一种学说。他说，工人的工资不足和贫困要归咎于工人自己，这是因为他们“生育过繁”。另外一些人认为，更应该归咎于不可抗拒的经济规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指出：由于这种不可抗拒的规律，工人不可能真正改善他们的情况。根据这些经济学家们大事鼓吹的工资基金学说，劳工争取提高工资的任何斗争都是徒劳无益的。在每个国家中，付给劳工的部分占积累资本的一定比例，“它不能因为政府的措施、舆论的影响或者工人本身的联合而有所增加。在每一个国家中，也都有一定人数的工人，而这个人数也不能因为政府的措施、舆论的影响或者工人本身的联合而有所减少”。因此，工人阶级的悲惨的贫困情形是不可能归咎于雇主的。[62]
　　总之，在这方面是有一个巨大的阴谋的，那就是耍使被剥削的工人们相信，他们并没有正当的不满的理由，工人们贫困是由于懒惰或者由于工人本身缺乏节制，或者是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因此，工人最好安于这种事实，因为他们是没有办法来改变这种不幸的处境的。劳工注定要在生活中居于卑贱的地位。一个著名的资产阶级济学家写道：“工人群众的职务和地位是由工业首脑指定的。”《纽约世界报》宣称：“人们必须满足于为低微的工资而工作。这样，工人们就比较能够在生活中乐天安命了。”[63]
　　幸而美国劳工和他们的后代，即极大多数的工人并不就此“心甘情愿”。乔治·麦克奈尔宣称：“劳工和资本家是生活在敌对的关系中的。工人普遍感觉到，在这两个阶级中间存在着无休止的冲突。这种感觉简单扼要地表示在下述一段话中，这段话是从1881年11月“美国与加拿大有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即后来的劳联）通过的纲领导言中节录下来的。这段话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正在各国内进行斗争的时候，劳资斗争必将一年比一年激烈化……如果他们不为了互卫和互利的目的及时联合起来的话，（必将）产生极为惨痛的结果。”[64]

劳工报刊


　　尽管在自己的道路上摆着那些似乎不能逾越的障碍，劳工仍然决心组织起来。日益壮大的劳工报刊加强了这种决心。据估计在1885年1月，劳工报刊有：十七个工会和协会发行的十七种月刊，以及四百种周刊和少数日报〔日报中有社会党的《纽约人民报》（德文版）和《爱尔兰世界及美国工业解放者报》。在八十年代期间。后者从一份差不多完全报导爱尔生情况的报纸变成一份把八版中的大半篇幅专门刊载劳工事务的报纸。〕[65]其中最有意义和影响最大的是由约翰·斯文登发行和编辑的周刊。
　　1883年10月14日，约翰·斯文登辞去待遇优厚的《纽约太阳报》总编辑的职务，创办了他的四版篇幅的周刊，他把这个周刊叫做《约翰·斯文登报》。他宣称：“我创办这个周刊的目的是耍提出社会周题，促使劳动人民把他们的利益和政治联系起来。”该报在第一期中声明说它的原则是：“（一）大胆地维护美国方式的人权。（二）同社会和企业中积累下来的不平事件作斗争。（三）努力把工人组织起来，为工人的利益作斗争，并且刊载各行业和工会的消息。（四）警告美国人民提防百万富翁、垄断资本家和财政寡头背信弃义的恶毒阴谋。”[66]
　　依靠读者和地方工会与全国工会的援助，该报奋斗了几乎四年之久。当时，地方和全国工会把该报看成是自己的正式机关报。但是，1887年8月21日报发行了最后的一期。斯文登在办这个报上花销了他个人的储蓄四万美元。[67]
　　斯文登的报纸具有一切持自由立场办报者所共有的弱点，它同当时的工会组织没有真正的组织上的联系。然而，这份编辑完善、文字优美、充满趣味的报纸，一直反映了纽约和全国各地工会运动者的需要。它在八十年代中期美国工人阶级的斗争高涨中起了重大的作用，而且我俩将要看到，它是支持战斗性的工会运动和工人阶级的独立政治行动的一种力量。
　　当时，刊行劳工报纸需要很大的勇气。〔阅读和订阅劳工报纸也需要勇气，1885年2月1日，《约翰·斯文登报》愤怒地宣称：”要想知道在某些地区事情发展到什么地步，只需看一看几桩这类的事实就够了,有许多美国的工资劳动者，他们的祖先曾经参加革命，但是他们因为害怕雇主而不敢阅读这份报纸……好些人认为用转弯抹角的办法或者从离家很远的邮局里购买本报要较为安全一些。在新英格兰的奴隶制的工厂里，如果一个持有本报的工人被抓住了,他就要失掉他的全部工资。”〕雇主们充分了解劳工报刊的重要性，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来消灭这种报纸。新泽西州帕特逊《劳工旗帜报》编辑、社会党人J.P.麦克唐奈尔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879年，在该周刊创立了三年之后，麦克唐奈尔因为指责在大亚当斯罢工中利用罢工破坏者而被处罚款五百美元并赔偿诉讼费。一年以后，他又因发表一个制砖工人揭露制砖厂的恶劣不堪的条件而由大陪审团提出公诉。
　　这桩公诉案引起了劳工界的巨大愤怒。新泽西州各地工会发布的通告提出责问“美国的自由已经死去了吗?”它并且警告说，如果“资本家的势力”竟然能够把《劳工旗帜报》的编辑禁锢起来，那末，“就不会有自由的劳工报纸了”。[68]
　　麦克唐奈尔被关进了监狱但是劳工的报刊却不是这样容易弄垮的。劳工报刊，无论是日报、周刊或月刊，继续传播只有组织起来劳工才会有前途的主张。劳工报纸同扣红帽子的措施进行了正面的斗争。正像1884年《爱尔兰世界及美国工业解放者报》所说的那样：“共产主义一词长期以来是劳工敌人手中的大棒，他们企图用它来扼杀各种倾向于为美国劳工谋福利的改革运动。正像奴隶主和他们的机构曾经使得‘废奴主义'一词在人民心目中成为罪恶的同义语一样，资本家和他们的机构力图滥用共产主义一词来扰乱社会舆论。”[69]
　　劳工报刊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在使工人产生信心，相信他们能够结束他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的悲惨情况。八十年代之初，商业报刊的曾经嘲弄说，从1873年开始延续到1879年的萧条严重地削弱了劳工运动，它再也不能挽救工人阶级所遭受的痛苦了。可是，1880年9月25日底特律《劳工评论》却有信心地写道，“多等一会儿，要忍耐一些。劳工正在从长期的沉睡中苏醒过来.这个即将站起来的巨人现在正在伸着懒腰、打着呵欠。他的眼睛正在开始睁开，他的筋肉正在绷紧；不久，他将使美国生活的各方面都感觉到他的力量。”
　　八十年代劳工运动的历史——在这十年期间劳工组织长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证明了这一预言的正确性。



[1] 约翰·斯文登（John Swinton）著：《为生活而奋斗》（Striking for Life），1894年纽约版，序言。

[2] 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第四年度报告》，1887年纽约版，第8页；诺门·瓦尔（Norman J.Ware）著：《1860—1895年的美国劳工运动》（The Labo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1860—1895），1929 年纽约版，第302页；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页 （英译本美国版序言）乔治·麦克奈尔（George E.McNeill）主编《劳工运动的当前问题——包括劳资关系史及其现状》（the Labor Movement，the Problem of Today，Comprising a History of Capital and Labor，and Its Present Status），1887 年纽约版，第170—171页。

[3] 约西亚·史特朗（Josiah Strong）著：《我们的国家》（Our Country），1885年纽约版，第162页。

[4] 威斯康辛州劳工与工业统计局（Wisconsin Bureau of Labor and Industrial Statistics）：《第二次双年度报告》（1885—1886年），绪论。

[5] 伊利奥特·琼斯（Eliot Jones）著：《美国托拉斯问题》（the Trust Problem in the United States），1921年版，第20-22页。

[6] 《舆论报》（Public Opinion），第8卷，1890年2月22日，第478页。

[7] 路易斯·科雷伊（Lewis Corey）著：《摩根家族》（the House of Morgan），1930年纽约版，第131—180，245—262页。

[8] 众议院：第53届国会第2次会议《杂项文件》，第210件，第8部分。

[9] 劳工问题第一次年报，1886年3月——工业萧条》（The First Annual Report of Labor，March，1886.Industrial Depressions），1886年华盛顿版，第80页；纽约州劳工统计局（New York Stat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第十二次年报》，1894年版，第237页。

[10] 《参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关于劳资关系的报告，以及委员会收集的证词》四卷集（Report of the Education and Labor Committee of the Senate up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and Testimony Taken by the Committee，4 vols），1885年华盛顿版，第1卷，第757—759页。（此后在引文注中简称为《参议院劳工委员会报告》）。

[11] 《参议院劳工委员会报告》，第1卷，第288页。

[12] 《拉尔夫·贝尤芒特关于劳工骑士会原则宣言的一篇讲话》（A Lecture on the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of the Knights of Labor：Delivered by Ralph Beaumont），1887年版，第13页；《参议院劳工委员会报告》，第1卷，第631页。

[13] 《哈特福新闻》（Hartford Courant），转载于1883年12月30日的《约翰·斯文登报》（John Swinton’s Paper）；赫伯特·莫莱斯（Herbert Morais）著：《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国》（Marx and Engels on America），载于《科学与社会》季刊（Science & Society），1948年多季号，第3—21页。

[14] 《参议院劳工委员会报告》，第1卷，第291—292页，第2卷，第552页；查理·斯帕尔（Charles B.Spahr）著：《美国目前财富分配论》（An Essay on the Present Distrbution of W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1896年纽约版，第114页伊利诺伊州劳工统计局（Illinoi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第四次双年度报告》，1886年版，第83页。

[15] 前引麦克奈尔书，第581页；《约翰·斯文登报》，1884年12月7日，1885年4月8日。

[16] 《美国工业委员会报告》（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dustrial Commission），1902年华盛顿版，第19 卷，第957，961页。

[17] 琼尼·埃里克森（Joanne Erickson）著：《1860—1885年美国工业招募欧洲劳工移民的情况》（the Recruitment of European Immigrant Labor for American Industry from 1860 To 1885），康内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未出版的博士论文，1952年2月，第434—439页。

[18] 美国劳工局（U.S.Bureau of Labor）：第9号《公报》，1897年3月，第114页；《参议院劳工委员会报告》，第1卷，第810—811页；《约翰·斯文登报》，1883年12月23日，1884年1月6日，20日，5月18日，8月3日，10日，31日，10月5日，1885年2月1日。

[19] 瓦锡尔·哈利奇（Wasyl Halich）著：《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乌克兰人》（Ukranians in Western Pennsylvania），载于1935年3月《西宾夕法尼亚历史杂志》（Western Pennsylvania History Magazine），第18卷，第141页。安德鲁 马奇宾（Andrew A.Marchbin）著：《匈牙利人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活动》（Hungarian Activities in Western Pennsylvania），同上杂志，1940年3月，第23卷，第165页。

[20] 前引琼尼·埃里克森书，第562—563页。

[21] 《费城时报》（Philadelphia Times）1882年7月6日。

[22] 《费城时报》1882年6月24，25日；《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1882年6月25，29日，7月15日；《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1882年7月14日；前引琼尼·埃里克森书，第523页。

[23] 《费城时报》1882年6月24，25日；《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1882年6月25，29日，7月15日；《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1882年7月14日；前引琼尼·埃里克森书，第523页。

[24] 劳工统计局（New York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第三次年度报告》，1885年版，第484页；《纽约论坛报》，1884年6月5日，16日5《爱尔些世界报》（Irish World），1883年11月24日，1891年8月9日，1892年6月23日。

[25] 新泽西工业劳工局（New Jersey Bureau of Industry and Labor）：《第七次年报》，1884年版，第295页：前引琼尼·埃里克森书：第521页。

[26] 前引琼尼·埃里克森书，第524—525页；威廉·勒伊塞森（William M. Leiserson）著：《调整移民与工业的关系》（Adjusting Immigrant and Industry），1925年版，第174页。

[27] 前引约西亚·史特朗书，第147页；马萨诸塞州统计局（Massachusetts Bureau of Statistics）；《第15次年报》，第464页；《参议院劳工委员会报告》，第1卷，第625页。

[28] 前引约西亚·史特朗书，第147页；马萨诸塞州统计局（Massachusetts Bureau of Statistics）；《第15次年报》，第464页；《参议院劳工委员会报告》，第1卷，第625页。

[29] 《汤姆斯·奥道诺（Thomas O’Donough）的证词》，载于《参议院劳工委员会的报告》，第3卷，第452页；亨利·戴维（Henry David）著：《干草市场事件始末》（the History of the Haymarket Affair），1936年纽约版，第14页。

[30] 《约翰·斯文登报》，1883年11月18日，1884年4月6日。

[31] 《参议院劳工委员会的报告》，第1卷，第220，552—553，757，838—839页。第3卷，第4，28，74，125页；《约翰·斯文登报》，1883年11月18日，12月30日，1884年1月13日，4月6日；密歇根州《劳工局报告》（Bureau of Labor Reports），1885年，第34页。

[32] 1886年8月28日乔治亚州奥古斯塔城的印刷停单，见美国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收藏《泰伦斯·文森特·泡德利（Terence Vincent Powderly）文件集》；《约翰·斯文登报》，1883年11月18日，1884年4月6日；《联合劳工杂志》（Journal of United Labor），1883年5月号，第460—461页；《宾夕法尼亚州工业统计局》（Pennsylvania Bureau of Industrial Statistics），第12卷，1884年，第69—70页。

[33] 爱德华·艾威林及爱琳娜·艾威林夫妇（Edward and Eleanor Aveling）合著：《美国工人运动》（the Working-ClAss Movement in America），1891年伦敦版，第98页。

[34] 美国劳工局(United States Bureau of Labor)；《美国女工与童工情况的报告》(Report on the Condition of Women and Child Wage Earners in the United States)，1910年，第1卷，第334—336页；约翰·彼得·阿尔特费德(John Peter Altgeld)著：《当前的问题：包括我们的惩罚机构及其受害者》(Live Questions ：Including our Penal Machinery and its Victims)，1890年芝加哥版，第80-89页；《纽约论坛报》，1890年5月7日。

[35] 《宾夕法尼亚州内务部长1880年的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 of the Pennsylvania Secretary of Internal Affairs，1880），第7卷，第244页。第354页；《美国劳工局长的第一次年度报告》（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er of Labor），1886年，第244页；《宾夕法尼亚州工业统计局报告》（Pennsylvania Bureau of Industrial Statistics），第7卷，1878—1879年出版，第367，370，374，377页；亚坦山大·特拉奇顿堡《Alexander Trachtenberg）著：《1824—1915年宾夕法尼亚州保护煤矿工人的立法史》（the History of Legisl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Coal Miners in Pennsylvania，1824—1915），1942年纽约版，第84页。

[36] 《联合劳工杂志》，1887年7月2日，8月13日，9月17日；《美国工业委员会报告》（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dustrial Commission），第7卷摘要，第34页；《约翰·斯文登报》，1886年11月28日；P.W.格林（P.W.Green）致阿拉巴马州费尼克斯城有组织劳工的信，未注明日期的传单，见华盛顿劳联大厦所藏《美国劳工联合会通讯》（此后简称《劳联通讯》）。

[37] 华盛顿《民族共和党人》报（National Republican），1888年4月17日；菲利浦·方纳著：《弗莱得立克·道格拉斯的生平与著作》（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Frederick Douglass），1955年纽约版，第4卷，第109—111页。

[38] 前引爱德华·艾威林及爱琳娜·艾威林夫妇合著之书，第42—44，65—66，75，77，87，90，228—231页。

[39] 《参议院劳工委员会的报告》，第3卷，第410页；俄亥俄州劳工统计局（Ohio Labor Statistics Bureau）：《第九次年报》，第10页。

[40] 《美国工业委员会报告》，1902年，第19卷，第789—790页。

[41] 海曼·库尔兹（Hyman Kurtz）著：《1865—1922年宾夕法尼亚州政府与劳工管理》（Pennsylvania State Government and Labor Controls From 1865 to 1922），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未出版的博士论文，1953年，第192页；宾夕法尼亚州《立法记录》（Legislative Record），第2卷，1897年6月7日，第2385页；《联合劳工杂志》，1883年5月号，第460—461页；《约翰·斯文登报》，1884年5月18日。

[42] 《1884年9月芝加哥公民协会租赁房屋委员会的报告》（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enement Houses of the Citizens' Association of Chicago，September，1884），1884年芝加哥版，第3页。

[43] J.E.波普尔（J.E.Pople）著：《纽约的成衣工业》（the Clothing Industry in New York），密苏里州哥伦布城《密苏里大学研究丛刊》（University of Missouri Studies），1905年出版，第151—155页； 《纽约城第10区卫生救济协会报告》（Report of the Sanitary Aid Society for the Tenth Ward of the City of New York），1885年纽约版。

[44] 路易斯·列文（Louis Levine）著：《妇女服装工人》（the Woman’s Garment Workers），1924年纽约版，第19-20页。

[45] 阿朗·克拉默（Aaron Kramer）编译：《莫里斯·罗森费尔德爵集》（Poems of Morris Rosenfeld），1955年纽约版，第34页。

[46] 《1885年间的州劳局的报告》，第289页。

[47] 第64届国会2次会议《参议院行政文件》（Senate Executive Documents）第465号：《工业关系委员会的总结报告》（Final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Relations），第38—55页。

[48] 这一时期中，有关劳工立法的详细辩论情况，见前引亨利·戴维书，第30—53页。

[49] 前引亨利·戴维书，第30页。第36页；约翰·坎门司及其副手（John R.Commons and Associates）著：《美国劳工史》四卷集（History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4vols），1918—1935年纽约版，第3卷，第541—543页；前引爱德华·艾威林及爱琳娜·艾威林夫妇合著之书，第55—6工。

[50] 鲁帕特·萨京特·霍兰德（Rupert Sargent Holland）著：《雇工反对雇主开黑名单的权利》（the Right of an Employee Against Employers’Blacklists），载于《美国法律记录》（the American Law Register），第42卷，1903年12月出版，第803—809页。

[51] 见《宾夕法尼亚州工业统计局报告》，第9卷，1880—1881年，第380页;第10卷，1881—1882年，第172—173页。第189页；第12卷，1884年，第73—74页。第77页；《劳工骑士会1881年大会议事录》，第283页。

[52] 克莱伦斯·邦纳特（Clarence E.Bonnett）著：《劳工禁令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Labor Injunction），载于《南加利福尼亚法律（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第5卷，1931年10月出版，第123页。

[53] 查理·费尔曼 （Charles Fairman）著：《塞米尔·弗里曼·米勒法官》（Justice Samuel Freeman Miller），载于《政治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第50卷，1953年3月号，第42—43页。

[54] “J.劳季纳诉纽约案”（J.Lochner v. New York），198，美国，445（1905年）；“阿达伊尔诉美国案” （Adair v.U.S.），208，美国，161（1908年）。

[55] “雅各案”（Inre Jacobs，98），纽约，98（1885年）；《约翰·斯文登报》，1885年1月25日。

[56] 莫里斯·拉法埃尔·柯亨（Morris Raphael Cohen）著：《法律与社会秩序》（Law and the Social order），1933年间纽约版，第76页.

[57] 前引乔治·麦克奈尔书，第455页。

[58]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著：《1860—1915年美国思潮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1860—1915），1944年费城版。

[59] 威廉·泰耶（William R.Thayer）著：《约翰·海的传记与信件》（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Hay），1916年版，第1卷，第7页。

[60] 莱斯特·法兰克·瓦德（Lester Frank Ward）著：《宇宙一瞥》（Glimpses of the Cosmos），1913年纽约及伦敦版，第3卷，第303-304页；《参议院劳工委员会报告》，第2卷，第959页。

[61] 汤姆斯·贝利·阿尔德里奇诺（ThoMas Bailey Aldrich）著：《斯蒂尔瓦特的悲剧》（The Stillwater Tragedy），1880年版，第138页。

[62] 弗兰西斯·瓦尔克（Francis A.Walker）著：《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1883年纽约版，第259页。A.L.佩里（A.L.Perry）著：《政治经济学原理》（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1866年版，第122页。

[63] 原载《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十五年后在1899年11月18日的《讲理报》（Appeal To Reason）上重载。

[64] 前引乔治·麦克奈尔的书，第461页5前引爱德华·艾威林及爱琳 娜·艾威林夫妇合著之书，第81菲利浦·方纳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从殖民地时朝到劳联的成立》，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63页。

[65] 理查德·欣顿（RiChard J.Hinton）著：《美国劳工组织》（American Labor organizations），载于《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1885年1月号，第33—38页。

[66] 《约翰-斯文登报》，1884年6月1日。

[67] 同上报，1884年2月3、29日，11月9日，1885年3月22日，1886年5月9日；森德·加林（Sender Garlin）著：《约翰·斯文登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John Swinton），载于《群众与主流》（Masses and Mainstream），1951年12月号，第47页。

[68] 印刷传单和1880年1月23日J.R麦克唐奈尔致泰伦斯·文森特·泡德利的信，两者均见《泡德利文件集》。

[69] 《爱尔兰世界及美国工业解放者报》（Irish World and American Industrial Liberator），1884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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