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tter 5　初登课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巴西〕保罗·弗莱雷《十封信──写给胆敢教书的人》（1993）

　　“教育工作者并非刀枪不入，他（她）是和学生一样的人。第一次面对学生，在那些能猜到老师紧张的学生面前，表现出害怕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Letter 5

初登课堂

　　现在我的话题自然而非随意地转到了一系列问题上，这不仅是新教师面临的问题，也是更为老练的教师所面临的，所有的教师都要对此做出反应。它不是我在写这封信时凭空想象出来的，我对所有这些问题和困难也没有现成的答案。然而，我确实可能有一些来自我的经验和系统知识的有益建议。如果我在写这封信或者整本书的过程中，深信自己了解本书所涉的各个主题的全部真相，那么我就违背了自己关于社会的、开放的（unfolding）、动态的知识形成过程的认识。另一方面，如果我认为自己对未来的教师，乃至已经在从事教学实践教师的职业培训毫无贡献，那我将不会写作本书，因为那样的话，本书是无用的。
　　我没有真理（the truth），本书写的是真相（truths），我希望这些真相对本书读者的立场提出挑战或质疑，使读者加人到严肃的对话中去，在这样的对话中，读者的实践、他们对指导这种实践的理论的理解和我的分析能够为寻求真理提供参考。我从未写过试图让读者轻信其内容的书。这正是我在前面的信中不遗余力地强调读者作用的原因所在，这正是作为文本意义创造者的读者不能拒绝的。
　　在我徘徊于即将讨论的不同主题各个方面时，我还要申明，在我引出主题和离开主题时，我还会回到以前提及的某些要点上。我将尽力开掘而非重复已有主题。
　　我将由一位首次在学生面前亮相的教师的情形说起。
　　第一次亮相，难免会有不安、害羞、压抑感，尤其对我们谈及的那些并未意识到自己不安全而实际上如此的教师而言，当他们害怕自己不能胜任工作或不能克服困难时，更是如此。教师在教室里所面临的具体情形顿时与之前学过的理论毫无关联。也许先前学过的理论与具体情形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但是此时，这位教师已经被不安牢牢控制住，除了震惊、困惑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事实上，害怕是正常的，与害怕相对应的是理解它、面对它和克服它的义务。直面害怕而非避而远之，要求我们对害怕的成因进行分析，找出导致害怕的原因和我们对它做出回应的能力之间的关系。直面害怕不是掩盖害怕；这是我们克服害怕的不二法门。
　　在我的一生中，从未因在一定限度下展现自己、流露自己的感受而受损。在这样的情形下，我认为最好是勇敢地面对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借助暴露自己缺陷的不真实言论来错误地表达自信。最好告诉学生，作为一个人，一个有局限性的人，在这种时候会有怎样的感受。对教育工作者而言，应该告诉学生害怕是对的，是不可否认的。教师的害怕也和学生一样正确。教育工作者并非刀枪不入，他（她）是和学生一样的人。无力克服害怕对教育工作者的资格会产生不利影响，但有害怕的经历不会带来不利影响。第一次面对学生，在那些能猜到老师紧张的学生面前，表现出害怕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通过谈论自己的害怕或不安，教育工作者逐渐克服了害怕心理，并赢得了学生的信任。教师通过这种方式，而不是学生们很容易感知的试图隐藏害怕的专制的伪装，谦逊地承认了害怕。通过谈论自己的感受，他们把自己当成了常人，表明了自己与学生共同学习的愿望。显然，教育工作者在自己的害怕与学生面前的这种必要姿态，应以谦逊所带来的内心宁静为前提。但它也要求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次信任——不是轻信，而是有判断的信任和对民主的前后一致的经验选择。那些在抗议的人群潮水般涌上街头时就认为民主在瓦解的精英主义教育工作者和专制主义教育工作者，从来不会把直面害怕的谦虚表现理解为怯懦之外的东西。现实中，面对害怕是将害怕转化为勇敢的第一步。
　　与新教师的早期经历有关师资培训计划必须密切关注——如果还没有那么做的话——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把班上的学生当做是要解码、领会的课文来“阅读”。
　　新教师必须关注所有事物，包括学生最无知的活动:他们的躁动不安、惊讶的一瞥，或由某些学生做出的冒犯性举动。
　　一些中产阶级经验不足的教师在城市边缘地区教课时，他们与学生的阶级趣味、价值观、语言、言论、句法等事物间的冲突，看起来似乎到了令人震惊和惊骇的地步。教师必须明白：学生的句法、风格、趣味及谈论教师和学校的方式，他们战斗与游戏的规则都是其文化身份的组成部分，且从不会少了阶级因素。所有这一切都应当被教师接受。只有当学生们民主地认识自己，他们说“I be”的权利得到尊重时，他们才能理解必须说“I am”的主导性语法。
　　把班级当做课文来“阅读”所要求的智力训练的有效练习之一是，教师应养成逐日记录学生在敏感或者拒绝时的行为表现、用语及其含义，以及手势的习惯，这种习惯更多出于意愿而非强制。同时还可以向学习者们提出这样的建议：为了帮助他们掌握自己的语言，可以把观察教师与其同事的手势、语言、心情和行为当成游戏来做。也许每两周可以举行一次评估讨论会，在较深刻的分析基础上得出结论，并将其付诸实施。
　　假如某个学校里有四名教师能够对其学生实施这样的计划，可以想象，在各地，能对教学关系产生多么大的影响。
　　在这里必须进行一项重要的观察。正如我们在阅读课文时需要字典、百科全书之类的辅助工具，把班级当成课文来阅读也需要一些便于使用的工具。正确观察、正确比较、正确推断、正确想象、正确运用感性、相信他人而不过分相信我们对他人的看法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必须锻炼自己通过记录我们所观察的事物来观察的能力。但我们不能局限于忠实地描述由我们的视角看到的事情。我们还应该尝试在不预设某种确定性的情况下，做出批判性、评价性观察。提供材料的教师和学生应不断分析这些材料。在研究、再研究所收集到的数据的每一个步骤上，教师都必须与学生进行指向订正和批准的对话。这样，“把班级当文本”也逐步为自身构建了有教育工作者参与的更好意义。为自身建立新的意义，也即对先前的理解进行再创造，或许能使班级通过更好地理解其先前所掌握的知识，对其自身形成新的认识。
　　我们不应该害怕自己的感觉、感情或欲望。我们应该像致力于对它们的整体认知一样，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它们。对于事实、数据、认识现实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我们应十分谨慎，并保持开放。所有这一切都是教育工作者阅读班级任务的题中之意，它们表明教育工作者的实践并非局限于机械授课的内容。它同样表明，对内容的必要讲授不能回避有关学习者所处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条件的批判性知识。
　　只有对学习者背景的批判性知识，才能解释不计其数的下层学生的大量（实际上是可悲的）存在，这些学生更接近于死亡而不是生存，生存的理由实在是比死亡的要少。
　　曾经有位电视记者这样询问一个住在圣保罗城内的10岁的童工：“你经常做梦吗？”孩子对这个问题颇感惊奇，答道：“不，我只做噩梦。”
　　无数孩子的情感生活（affective existence）已经支离破碎、几近于无。这正是他们需要胜任专业工作、有爱心的教师而非仅仅是保育员的原因。
　　教师不该害怕敏感，不该使自己成为感情贫乏的生物——这是人们力图避免发生的情形。只有得不到爱的人才会把教学当成是与麻木者的交易，任由唯理论充塞身心，而使自己的生命或感觉一片空白。
　　相反，我相信，巴西民众由于对待自己的恶毒的蔑视态度造成痛苦的敏感性，将推动并激励我们为从政治上彻底改造世界而战斗。
　　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轻松地完成，我也不希望给读者留下“有改变世界的愿望就足够了”的印象。希望是很重要的，但不是全部。还必须知道如何希望，学会如何希望，这就要求我们拥有足够实现战略梦想的策略，懂得如何展开政治斗争。对我来说，在折磨我们的可怕的矛盾面前，不可能无所作为或少有作为。至于创造我们的世界，更好的世界，我们无须区分适度的行为与过分的行为。任何我们能够忠诚、透明、坚持不懈地去做的事，任何能强化与没有爱、自私、邪恶的权力相战的事，都是同等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黎明时分，站在工厂门口向人们解释正在进行罢工的理由的工会领导人，与在边缘学校中向学生宣讲其保卫文化身份权利的教师，其行为同样正当。工厂的工会领导人和学校的教师都有很多工作要做。
　　必须指出，我说过，我无意将进步的教育实践归为单纯政治性的、派性的努力。我这么说的真正含义是，我们不能把教学内容当成教育的全部。
　　显而易见，教师应以训练的方式，为想象插上创造性的翅膀。在开学的第一天，他们就应该向学生展示想象对于生命的重要意义。正如想象激发冒险一样，它有益于我们创作活动所必需的求知欲和独创性，否则我们无所创造。我在这里所说的想象是自由的，自由地飞翔、走动或跑动。这种想象应体现在我们身体每一次的运动中——跳舞、节奏、画画、写字，甚至是在写早期阶段的构思，即涂鸦。它应该成为言说的一部分，体现于学习者对其文化里孕育的故事叙述和再叙述中。将我们引向可能实现和不可实现梦想的想象，常常是必不可少的。应当激发学习者的想象，鼓励他们运用想象去“构想”他们梦想中的学校。为什么不在班级中将他们梦想中的学校付诸实施？为什么不在讨论设想方案时，向学生指出完成设想的具体障碍，那些目前不易克服的部分？为什么不强调他们想象、梦想以及为梦想而战的权利？为可能和必要的自由之梦而展开的想象，必须与那些认为自由应为他们所独享的反动势力作斗争。最后，必须搞清楚的是，想象不是那些脱离现实、生活在半空中的人做的练习。相反，当我们想象某个事物时，通常是因为在具体现实中缺少此物。当孩子们想象快乐和自由的学校时，通常因为他们的学校不给他们快乐和自由。
　　在离开累西腓前，我阅读了好些当地流行的诗篇，在这些诗篇里，诗人们对其生存环境的不足大加剖析。
　　我永远无法忘却其中一篇描述的足够整个地区人口共享的巨型玉米面包。那不能被当成疯狂想象的例子，而更应看做是饥肠辘辘的百姓的错想。诗中这个形象丰富的梦想表明了一种实实在在的需要。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位乐于合作、敏感而聪明的教师和其班级，在对话中，学生们设想了一种针对班上特定群体的纪律原则系统。这个系统中可能包括了一些过分严格的原则。要使这种“想象”的章程生效，必须符合一个基本原则：有通过多数票改变规则的可能性。自然，必须有执行规则的机制，且这一切都必须民主地进行。在我们这种有着粗暴专制传统的社会里，寻找为自由和权威设立限制的民主道路，以避免将我们引向“随大流”思想或全能的绝对论的放任主义，不仅必要，而且重要。
　　关于社交能力、想象、情绪、欲望、害怕、勇气、爱憎、不加掩饰的愤怒、性征等方面的问题，使我们有必要通过这些问题的相互关系——它使得所有这一切形成整体——把自己的身体当成课文去“阅读”。
　　有必要与学生一起对身体进行跨学科的阅读，以摆脱扭曲、诱人的分裂与对立。
　　我在世界之中（in the world）、与世界同在（with the world）、与他人同在（with other people）的存在状态赋予我关于自己的完整知识。我在这种完整性中对自己越理解，就越是可能创造历史，并懂得我自己也是由历史创造出来的。当我在被历史重塑的同时成为历史的有创造性的行动者时，当我在世界之中存在并与之同在时，对自己身体的阅读，以及对他人身体的阅读，就意味着对空间的阅读。在这个意义上，正如马德莱纳·弗雷勒·威福特强调指出的那样，课堂空间，教室的空间，延伸到了学校操场上以及整个学校的周边区域，包含了教师和学生的害怕、幻想、欲望和梦想，也应该成为教师和学生所进行的这种阅读一的对象。^[1]
　　我们能够真切地认识到：专制主义者声称这些空间都应属于教育当局和教师，显得荒谬不经。（这种对归属权的主张并非基于成年与否，因为厨师、门房、保安、清洁工也是成年人，但因为他们仅仅是学校空间里的服务人员，的主张并非基于成年与否，因为厨师、门房、保安、清洁工也是成年人，但因为他们仅仅是学校空间里的服务人员，他们对这个空间的所有权并不多于学生。）看起来，似乎学生处于这个空间之中，但不与空间同在。
　　进步、民主、快乐、有为的学校必须重新思考意识主体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重新定义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这一理解虽是历史形成的，它也是意识主体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形成的。我相信，这种理解将带来对教学关系和发现的全新认识。在思考这一概念过程中，我们必须记住里夫·维果斯基的作品。

^[1] 来自她与作者的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