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巴西〕保罗·弗莱雷《十封信──写给胆敢教书的人》（1993）
| “即使我们不能说，一个无能的、负责任的教师教出的学生一定无能，或者一个严肃的、有能力的教师自然能教出严肃的、有能力的学生，我们也必须自豪、愉快地从事教学工作，严格地对待我们为教学而做的准备。” |
Letter 3
我参加师资培训，因为别无选择
几年前，我应邀在圣保罗的一个师资培训计划中发言，从培训的参与者那里，我听到了标题中的说法。但我也从另一些参与者那里听到，他们是把师资培训当做等待结婚的过程中消磨时间的方式来接受的。
我绝对相信，我所说的教育实践和我时常流露出的这种教育实践的重要性与美好不应建立在这样的动机之上。甚至有这样的可能，某些师资培训计划被不负责任地看做教学方法的“自动贩卖机”，但这并不意味着师资培训可以被看做人们躲雨用的雨篷：在雨篷下躲避暴雨是不需要任何培训或准备的。
恰恰相反，教学实践是非常严肃的事。作为教师，我们要和民众、孩子、青少年、成人打交道。我们要参与他们的发展过程，帮助或阻碍他们探求事理。从本质上说，我们是与他们的发现过程相联系的。我们在教育实践中没有能力、准备不充分、不负责任，都会导致他们的发现过程失败。但有了责任心、科学的准备和教学的兴趣，有了严肃的态度和与不公正作斗争的宣言，我们就能够逐步将学习者转变为世上坚强的存在。
总之，即使我们不能说，一个无能的、不负责任的教师教出的学生一定无能，或者一个严肃的、有能力的教师自然能教出严肃的、有能力的学生，我们也必须自豪、愉快地从事教学工作，严格地对待我们为教学而做的准备。
频繁地为教师提供师资培训的另一个常见理由，与把教师身份弱化为保育员的思想如出一辙，并且还强化了这种认识。
关于教育工作的尊严与重要性的知识，对于教师的奋斗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教师必须从内心里接受这种认识，我们也必须如此。没有这种认识，我们争取薪酬和抗议不尊重的斗争经常会以失败告终。自然，认识到我们工作的重要性并不等于把它看做最重要的工作，而是要认识到它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不可分割的部分。我们为教学做准备，不能是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的权宜之计，把它当成是等待结婚过程中消磨时间的方式。这样的动机决定了我们对教学实践的定义，在这种动机下，我们的实践只相当于一个躲雨的行人。则我们十有八九没有理由去奋斗，也不会介意放弃专家的地位而接受保育员的身份。
我们对于更有效地为我们的权利而战、使我们更有竞争力、确认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地位的需求，取决于以下事实：数以兆计的我们的报酬并不仅仅仰赖于我们国家或私人企业的经济和财政状况。这些需求还与对管理、公共支出及支出的层次与优先权的殖民化理解有很大关系。
我们必须驳倒以下论断：“我们可以合理地提高工会代理人的待遇，这样的人总共只有六十个；我们不能给教师同样的待遇，他们有两万人。”不，问题不在这里。首先，我想知道教师是否重要。我想知道他们的报酬是否过低，他们的工作是否不可或缺。正因为如此，这场长期而艰难的斗争——它要求教师一方的急躁要适度，其领导人要有政治智慧——必须被置于中心。我们必须与我们所具有的殖民传统斗争。
我们势必要为保卫我们工作的实用性而战，这种实用性必须逐步（越快越好）与社会最普遍、明显的知识层次相一致。
我们越是默许自己的保育员地位，社会就越会觉得，我们坚持罢工、坚持认为自己表现良好是很古怪的事。
相反，社会越是承认我们职业的实用性，就越会支持我们。
我们迫切地需要寻求巴西公立学校的支持，它们大众化、高效、民主、快乐，它们的教师收入较高，训练有素，并且在不断进步。教师的薪水不能再像今天这样，远远低于国有企业的总裁和董事的水平。
我们应使这个主题具有某种根本性、民族性的意义，来表示巴西在下一个千年的世界历史性存在，以便剌激那些感觉迟钝、品行端正的官僚们，尽管他们把自己定义为现代派，却从头到尾都是殖民思想的遗毒。
在新千年的前夜，如果我们继续面对数量、质量惊人的教育赤字，都将是无法接受的。我们不能带着数千名所谓的“外行”教师跨人新千年。即使他们是在收入时常会低于最低工资的贫困地区，他们还是英勇、无私奉献、有爱心和聪明的人民，但是被这个国家的寡头们蔑视。
在这个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我们不能继续让800万寻常男女被拒于学校之外，把几百万的其他人赶出学校，而将他们定义为辍学学生。
我们在听到“独立前这个国家没有教育体系”时不会吃惊。不仅没有公共教育体系，而且任何形式的文化示威活动都被禁止。直到王室到来时为止，在国内设立印刷厂都是非法的，会面临严厉的惩罚。
手捧着独立宣言，这个新生的国家发现自己被最深的无知所淹没，公共教育并不意味着比稀疏分布于各州的少数学校更多的东西。中等教育在所谓的“皇家班”上提供的是一种拉丁文、希腊文、修辞、理性和道德哲学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无用而书生气的混合体，教给学生们。书本十分稀少，即使是最合格的人民，能拥有书本，却没有阅读习惯。
我们必须经常监督那些我们投票支持的人的行为，无论是在地方、州还是联邦层次上，无论他们是市长、参议员还是总统；我们必须关注他们的举动、变化、决策、声明、投票、疏忽以及他们在道德上的缺失。我们必须将他们的所为与他们的承诺相比较，在我们再次投票支持他们之前，严格地对他们进行评估。如有必要，我们必须拒绝投票给他们，且告知我们如此行事的理由。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尽可能地保证，我们是公开表明我们的立场的。
假如我们不是那种把时间浪费在每日新闻和电视上的国家，也许可以为教育做更多的事。我们忽视回收垃圾、蔑视公共财产而大肆浪费。我们通过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设备闲置不用，任凭日晒雨淋。医院、日托中心、天桥、高架桥和高楼大厦烂尾楼——所有项目都半途而废，很快就会像古代文明的遗迹一样，浪费资财。我们还在国内的大型批发中心里浪费了数百万美元的蔬菜和水果。我们很有必要计算一下：如果不存在这些浪费现象，用这笔钱，能为教育多做多少事。
强大而傲慢的行政官员，过去殖民时代留用至今的官员，他们的霸道作风该为我们中大数人今天所具有的虚弱感与宿命论思想负责。这种傲慢和霸道极大地挫伤了教师的热情，使他们把自己看成保育员，而不是专家；它也解释了那些把师资培训当成“等待结婚”的权宜之举的培训参与者的行为。
对抗这种政策的有效途径就是有组织的政治斗争，超越企业工会的视角，克服宗派主义，与进步党派一起向政府施加压力，不是以传统的极“左”方式进行，而是以后现代的方式进行。所有这些考虑并不是让我们陷入宿命论泥沼，宿命论不仅为可能的解决方案设置障碍，而且会使问题更严重。
显而易见，教育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教育学的问题。它们还可能是政治问题、伦理问题和经济问题。
据一位严肃的电视评论员介绍，最近曝光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经济丑闻，其涉案资金足以在全国范围内建造60万所廉租房（low-income houses）。
当有足够的资金投向某个部门而不是别的部门时，只能向财政支出政策中去找寻原因。我们没有足够的钱去改善贫民窟中的悲惨生活，但我们有足够的资金为连接富人区而修建规模宏大的隧道。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选择。这种问题自古以来就一直与我们形影相随。1852年，扎卡雷斯·德·巴斯孔塞洛斯（Zacarias de Vasconselos）第一次出任巴拉州州长时，他因为反对教师的低工资，而把日薪800雷斯指责为荒谬可笑。B.L.伯林克指出：
教师报酬过少的主要后果是，教师职业吸引不了任何人。很多州的州长一再宣称，只有那些不具备从事其他行业天资的人才会去当教师。教育迫切需要得到巴西人民的更高评价。没有比达到教师的低报酬目标更无效的运动了。
我认为，教育工会应为他们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教学条件的斗争增加新的长期目标：要求对公共支出政策进行严格的审查，包括小学教师与其他职业人士薪金间的差别，以及对任何给定时段工人薪金中所包含的奖金和补贴的分析。有必要开展一项实质上关乎民主而非殖民的工资政策的严肃调查。一方面，这种研究必须公正地对待教师职业，另一方面，必须解决令人震惊的不平等问题。
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与人道运动（economic and humanism movement）的创始人勒布雷神父（Father Lebret）在访问累西腓时说，他在我们中所见到的最令人震惊的事，是特权阶层和那些被剥夺公民权的人之间悬殊的收人。这种不平等延续到了今天。要想理解国有企业的总裁与小学教师间剔除了职位重要性影响之后的不成比例的工资差别，几乎是不可能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没有过去的小学教师，也就没有今天国有企业的总裁们。
只有当教师职业在巴西受到了尊重之后，社会才可能要求教师们有效地履行义务。
如果我们忽视政治斗争，忽视向公众澄清教师职业的真实状况，忽视比较不同职业的薪金并指出其间的不平等，那么将是天真可笑的。
的确，教育不是社会转型的终极力量，但没有教育，转型是不会发生的。
没有一个国家能自信地仅凭对知识的狂热，无须持续不断地改造自身，无须创造性地冒险，而赢得尊重。
没有哪个社会能在不发展文化、科学研究、技术和教育的情况下赢得尊重，而所有这一切都要从小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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