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潘汉年《全面抗战论》（1938年） 『加强我们的团结』 蒋委员长在国庆纪念日，向全国广播讲演，曾郑重提出：『我们已在抗战开始时，证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力量的伟大，我们更要在抗战中间，表现我们的统一，加强我们的团结。』我们坚决拥护与执行这个全民统一抗日的基本方针，反对一切或明或暗违背这个方针的企图和行动；我们完全尊重与实践蒋委员长的意旨：『必先集中抗战的力量，然后方得排除暴敌的侵略。』 可是实现全国团结统一抗战以来，日帝国主义为着要分离与削弱我们团结统一抗战的力量，一面公开宣传这次大举进攻是反对联共的赤化政策，一面策动汉奸卖国贼阴谋离间，故意制造赤化势力膨涨的谣言，企图把我国内团结统一抗战正在迈步前进的局面，变为对日屈服投降，实行继续内争的状态。换句话说，敌人在努力实行威逼利诱，使我们走上对他退让妥协的路途。当此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紧急关头，值得我们每个国民严重警惕，要坚决拥护蒋委员长的加强团结统一，抗战到底的号召；否训不仅愧对这次为国牺牲的忠勇将士与人民，且将使中华民族沦于万劫不复的地步。 随着全国军事抗战展开的民众救亡运动，是支持抗战到底的后盾，然而在运动的开展中，竟有人表现对于团结统一的怀疑与动摇。列举数事，加以解释，希望怀疑者释然，动摇者稳定，不负最高领袖抗战到底的决心。 一、关于『主张妥协和平者就是汉奸』的口号问题。在上海守军于上月二十六晚退出江湾闸北，坚持在第二道防线与敌军继续抗战，二十七日上海市民表现相当恐慌，一时停战妥协的谣言甚嚣尘上，无疑义是汉奸乘机宣传，扰乱后方的把戏。救亡工作中的积极份子，又探听到由华北到了一批安福系政客，本着他们平素一贯的『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主张，进行策动妥协和平的活动，因此就有人主张扩大保卫大上海的宣传，并在群众中反对阴谋妥协和平的汉奸活动，曾要求第二天在各报纸刊登一个标语，就是『主张阴谋妥协和平者是汉奸』，救亡日报及抵抗都实行了。谁知竟引起一部份的人们大大的不满意，认为这个口号是故意诽谤政府的，甚至要追寻这个口号来源是否出诸共产党？对于这一口号的怀疑与动摇，我想完全由于党派成见，好像反对妥协和平的只有共产党！殊不知蒋委员长及其他高级将领早已表示过了，这一口号的提出，不过是打击亲日派与汉奸的阴谋活动罢了。 蒋委员长早在七月十七日在庐山发表谈话，便有：『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这还不清楚吗？要叫政府投降，民族灭亡的妥协和平活动，不是汉奸是什么呢？蒋介委员长又说：『至于战端既开之后，则因为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陈诚将军对将士的训话，亦有『临此最后关头，如果还要避险就易，图保实力，甚或妄冀中途言和者，那真是亡国灭种的罪人了！』这里所谓的『罪人』，难道还不够称之为『汉奸』吗？我们真想不到为什么一定要怀疑这个口号是诽谤政府呢？更不能了解平时竟对最高领袖之言行毫无注意，把领袖们的意旨强为怀疑是共产党的口号，殊属可笑！ 二、关于改革政治机构的提议。共产党曾公开提议，站在政府与人民相结合的三民主义的民治观点上，主张现政府的组织机构改成民主集中制，容纳各党各派领袖及人民领袖参加管理国事，『抗日是一件天大的事，少数人断乎干不了，勉强干去，只有贻误。政府要是真正的国防政府，他就一定要组织上改成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但又是集中的，最有力量的政府是这样的政府。』（见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这不过是热望现政府能够顺利完成领导抗战，在组织上必需有所改变的提议，绝对不是像有些人那样怀疑，认为还是想推翻现政府。我们曾坚决反对托派在民族统一战线阶段上提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在抗战的开始，我们同样反对托派推翻现政府的口号，『因为今天的政府是抗战的政府……我们坚决拥护这个抗战政府，我们用一切力量帮助政府，解决它在抗战中的一切困难，但我们还不能满意于这个政府，我们要求这个政府的进步与改造。』（见洛甫的政府与人民结合起来） 我们这种坦白率直的意见，只是为了保障抗战的胜利，诚恳的要求：『政府与人民结合起来，使现在的政府进步到全民的民族的国防政府。』（毛泽东）我们自信：我们是真正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领导。那些口是心非的官僚政客，只求巩固一已一系的统治地盘，对于整个抗战政府的改善与加强，必然是不去想，也不肯去想。至于另一批卑污无耻的亲日份子，除掉造就一批叛国汉奸，深藏在政府机构中，破坏国防，泄露军事机密外，便通电敌人的友好法西巨头的代言人，请示如何可使中国政府实行『屈膝』之道。我们认为改善政府的机构，加强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不是无病的呻吟。 三、关于彻底开放群众运动的意见。这更不是有利于那一党一派的问题，而是能否抗战到底的先决问题。民族革命的成功，孙总理固早已指示我们『必须唤起民众』，即蒋委员长也指出全国人民大动员之必要，『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见庐山谈话）开放群众运动的提议，就是完成蒋委员长『唯望我全国同胞，不论男女老幼个个人贡献能力，在中央领导之下，各尽责任，共同一致努力奋发！』的号召。我们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又有人怀疑这也是共产党的把戏呢？是的，共产党很强调群众运动，我们只要问开放群众运动于抗战是有利还是有弊，不必去问那一派强调这个口号。我们不说别的，只提前方部队的补充，和前方必须要人民帮助的运输，交通，救护等事，不发动广大群众起来，试问有何办法？我们要毫不讳言：我们是依靠着牺牲无数前线将士的血肉在保卫我们的土地，如果不迅速取消一切群众运动的限制与束缚，和无条件的开放群众运动，单就部队的补充，在持久抗战的需要上，就马上要发生极大的困难。不信任群众组织的力量，不依靠无限制的发动群众自动参加民族解放斗争的积极性，单纯依靠军事抵抗，决无胜利可能，孙总理与蒋委员长早就指出『军民合作』的重要，有何理由怀疑开放群众运动的要求呢？ 四、相当改善群众生活问题。要大量动员群众参加民族抗战，要相当解除群众生活的苦痛，这是天经地义。不久以前蒋委员长告去农村服务的学生训词中，就指出『如果走到农村去看看，农村经济是怎样破产，农民生活是怎样困苦，我们的农村和农民生活如果一天不改善，我们的革命，我们的复兴民族的工作，便一天不能完成。』这已是明白的指出：如果不能立即解除农民不能忍受的痛苦，如苛捐杂税，高利贷，以及历年旱灾，水灾及目前战争所给予的流离失所，一无所有的痛苦，怎样能够发动农民积极去参加抗战的服务呢？工人、学生、店员，都是一样。『为了全民族的总动员，为了使全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参加到民族阵线中来，改善工人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是必要的。只要他们的生活能够相当改善，则他们救国的热情更增高，因此他们能够理会到，他们今天的利益与整个民族解放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也不是对立的。因此他们也不会提出超过抗日救国的利益的要求。』（洛甫）所以怀疑我们提出改善群众生活的问题，认为即是强调阶级利益，牺牲民族利益，完全没有根据。我们坚决认为改善群众生活，正是为着提高抗战中的民族最高利益，而且抗战阶段上的群众利益的改进，必然是服从民族利益的。 我们相信我们的一切号召与建议，只有一个目的；为着抗战的胜利！根据蒋委员长的加强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意旨，我们坚决反对任何破坏『精诚团结』的企图。在全民抗战的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我们希望： 『应该根据事实，来互相批评，这种批评不应该是恶意的，而应该是善意的，这种批评应该以国家民族利益为第一步，而不应该是违反国家民族的利益的。……一切善意的批评，我们十分欢迎！我们希望国民党及社会上的正人君子给我们这类严正的批评。』（解放） 十一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