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穷人团体反对富人团体的斗争——民主反对阶级分裂——赎买社会和平的手段——行会精神
第二节 暴力消失思想的幻灭——安抚机制及其他对罢工者的鼓舞——惧怕社会立法及其后果的影响
第一节
每个人都抱怨社会主义讨论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之所以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代社会主义者使用了一个与他们思想并不相称的术语。自称为改良主义者的著名人士似乎并不想抛弃某些长期以来用以表明社会主义文学特征的话语。当伯恩施坦意识到社会民主政治的语言和它的活动在本质上存在着巨大的冲突之后，他就督促德国的同志们应该鼓起勇气，脚踏实地[1]修正已成虚伪的教条。他的大胆引起了轩然大波；其实，改良主义者一点也不想去捍卫原有的话语；我曾经听过著名的法国社会主义者说，他们发现接受米勒兰[I]的策略要比接受伯恩施坦的指挥棒容易多了。
对话语的崇拜在所有意识形态的历史里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完全偏离马克思思想的人保留马克思主义者的语言，是社会主义的一大不幸。举个例子来说，人们在一种最不恰当的意义上使用了“阶级斗争”一词；除非恢复它原有的含义，否则，我们根本不可能准确地描述社会主义。
A. 在大多数人眼里，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的策略原则”。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政党的选举成功要以存在利害冲突（这些利害冲突源自一些团体的尖锐对立，如果有必要，它还应该使这些冲突变得更加剧烈）为前提；社会主义政党的候选人要求人数最多同时也是最贫困的阶级把自己视为正在形成一个行会，他们则要成为这个行会的保护者；借助代表头衔所产生的影响，他们承诺，要改善不幸人的命运。这样就和希腊城邦发生的事情相去不远了。议会社会主义者和希腊煽动家——他们提倡废除债务与分割土地所有权——有着同样的嘴脸，后者把所有的公共税收强加到富人身上，他们为了能够征用大量的财富，还制造了种种阴谋。亚里士多德说，“在乌合之众总是凌驾于法律权威之上的平民政体里，煽动家们便习于分裂城邦为两方，率领平民这一方，攻击富人那一方……寡头们所宣布的誓言正应该反过来；有些城邦的誓言就是这样的：我深恶平民，当尽我力之所及，惩罚他们，以消除其祸害。”[2]显然，这确实是两个阶级之间的一种斗争。但是，若是因此认为马克思是从这样的角度把斗争视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那无疑是荒谬的。
1848年8月11日法律的制定者在惩罚这样的人——他们“试图挑起一部分公民对另一部分公民的蔑视和憎恨，扰乱公共和平”——时，脑袋里肯定充满了往昔的回忆。他们刚刚经历了令人恐怖的七月暴动，他们相信巴黎工人在胜利之后，即便不把共产主义付诸实践，也肯定会用专断的手段去征用富人的财产来帮助穷苦大众；他们希望通过让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仇恨学说的宣传变得更为困难，进而结束内战。
如今，社会主义者不再打算起义；即便他们偶尔提及，那也只是让别人觉得自己重要。他们教导说，选举箱已取代了步枪；精神状态尚未发生变化，夺取权力的方式或许早已发生了改变。选举文学似乎深受最纯粹的煽动学说的毒害：社会主义向所有心怀不满的人呼吁，却不关心他们在生产世界里占据的位置；在一个像我们这样复杂的正经历经济巨变的社会里，每个阶级都会有心怀不满的人。这也就是人们总能在最不经意处找到社会主义者的原因所在。议会社会主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乃是因为它有各色各样的支持者。议会社会主义向工人、小雇主和农民演讲；即便恩格斯[3]在世时，它还是深得农场主的支持。在某些场合，它是爱国的；在另一些场合，它又会慷慨激昂地反对军队。任何矛盾都不能难倒它。经验表明，它在选举活动中，还能结合使用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截然相对的强力。更重要的是，一位议院不就是在各种经济形势下为选举人效犬马之劳吗？
最后，“无产阶级”一词变成了被压迫者的同义词；每个阶级都有受压迫者[4]；德国社会主义者[5]对科堡的公主的冒险经历有着浓厚的兴趣。蒂罗（Henri Turot）[6]，是最杰出的改良主义者之一，他在《小共和国》（La petite République）做了很长时间的编辑，他还是巴黎市政顾问。他写过一本论述“爱的无产阶级”（prolétaires de l’amour）的书籍，从标题来看，他指的是最下等的妓女。假如将来某一天，人们要赋予妇女投票权，他一定会承担起为这个特殊无产阶级起草请愿书的重任。
B. 在法国，当代民主政治感到自己被阶级斗争的策略搞得晕头转向；这就是议会社会主义和极左派政党的主体明确分野的原因所在。
若想理解这种形势，我们必须牢记革命战争在我们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的大部分政治观念来源于战争；战争必须以民族力量在敌人面前保持团结为前提，因此，法国历史学家们总是会严厉地批判妨碍了保卫祖国的各种暴动。我们的民主政治好象对待叛乱分子比对待君主还要残酷；旺代人[II]至今还背着叛乱者的恶名。克里孟梭[III]反对埃尔韦（Hervé）[IV]思想而发表的文章受了最纯粹革命传统的启发。他信誓旦旦地说：“我尊崇并永远尊崇大革命父辈的爱国主义”；克里孟梭嘲讽某些人“废除国际战争的目的，乃是为了让我们心安理得去享受内战的快乐”（参见1905年5月12日《震旦报》[L’Aurore]）。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共和派一直否认法国存在阶级斗争；他们对叛乱如此害怕以致他们宁愿对此视而不见。由于他们从《人权宣言》的抽象角度来判断一切事物，他们宣称1789年的立法在法律上废除了阶级之间存在的全部差异。正是由于此种观念，他们反对社会立法的目标。在他们看来，社会立法会重新唤起阶级的观念，并会在没有能力利用自由的公民团体之间制造分裂。1895年4月19日，莱因纳赫（Joseph Reinach）以悲哀的笔调写道：“革命理应消除阶级，但是，它们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脚下重新发展……有必要指出，对于这些好斗的复古逆流，我们不能听之任之，我们应该抵制它。”[7]
选举的实践让许多共和派意识到，社会主义者是靠社会上存在的嫉妒、欺诈或者憎恨的激情才获得巨大成功的。于是，他们意识到了阶级斗争的意义，许多人也开始从议会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标语和口号。从此，所谓的激进社会主义者（Radical-Socialist）政党便应运而生了。甚至，克里孟梭还宣称他发现了温和派一夜变成社会主义者的诀窍，他说：“在法兰西，我所了解的社会主义者[8]都是杰出的激进派。由于社会改良不能立刻让他们感到心满意足，于是他们认为，为了获得小小的满足，提出较大的要求乃是良策。我能举出无数的名字和秘密供词来证明我所说的一切！但是这毫无意义，因为没有什么比这更少神秘了。”（参见1905年8月14日的《震旦报》）
布儒瓦（Léon Bourgeois）[V]并不想死抱这一种方法，因此，他离开了众议院，加入参议院。1905年7月，他在自己的政党大会上发表演说：“阶级斗争是一个事实，但是一个残酷的事实。我不相信通过推迟阶级斗争，人们就能找到解决之道。我认为解决之道在于废除阶级斗争，并让所有的人参与这项伟业。”这样，问题就转变了，要以立法创造社会和平，要向穷人说明改善他们的命运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要迫使富人为了阶级和谐作出必要的牺牲。
资本主义的社会是如此的丰裕，前景是如此的乐观，以致它承受了惊人的负担却毫无抱怨。在美国，政客们不知廉耻地挥霍了巨额税收；在欧洲，军费开支则逐年上升[9]；只要作出微小的牺牲，就有可能赎买到社会和平[10]。只要给资产阶级施加一点压力，让它害怕革命，它就会允许自己轻易地被掠夺；能娴熟地操纵革命幽灵的政党才是未来的主人：这就是激进政党开始领悟的东西。但是，无论激进政党的小丑们如何精明，要找到能够迷惑大犹太银行家和饶勒斯及其朋友的人，还是需要颇费周折的。
C. 工团主义组织赋予了阶级斗争以第三种价值。在每个工业部门里，雇主们和工人形成了对立的团体，他们之间存在永无休止的争论，他们会谈判并签订协议。社会主义为社会斗争带来了自己的术语，这样就使得停留在纯粹私人范畴的冲突进一步复杂化；与地域归属感及种族归属感相似的行会排外主义得到了强化，并且，行会代表倾向于想象自己正在履行一项崇高的义务，在完善社会主义。
我们知道，一个城镇里的外地原告通常不能得到当地商业法庭的法官们的公正对待，因为他们在作出判决的时候，总会偏袒当地居民。陪审员以固定价格从乡村土地所有者手中征用土地，而铁路公司在购买它时却要付出令人难以想象的高价。我看见过意大利海员们就因为触犯所谓的法律而被渔业仲裁法官开出的罚金搞得破产，而他们只能根据古老的条约来与仲裁法官们较劲。同样，许多工人总是倾向于认为在和雇主的纠纷里，道德和正义是站在自己这边的。我曾经见过一位工团书记，他是一位如此不切实际的改良主义者，以致他会睁眼说瞎话，不承认盖得[VI]的演讲天赋；他宣称自己的阶级情感比任何一个人都要强烈，并且得出结论说，革命者的阶级斗争思想是错误的。
许多人仅仅把行会精神看做是一种乡土观念，并力图借助消除法兰西各省间嫉妒的手段使之消失，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一种更加普遍的文化以及各区人民的紧密联系能迅速摧毁“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经常让行会的重要人物和雇主保持联系，让他们参加联合委员会（descommissions mixtes），讨论所有事宜，就有可能摧毁行会精神吗？经验证明，这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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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尽管用以消除现代社会中对立原因的种种努力确实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安抚者可能被自己工作的成就所欺骗了。只要向一些工团官僚说明资产阶级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只要各政府部门、社会博物馆学派建立的委员会表现客气一些，让工团官僚相信超越阶级偏见与憎恨的“自然与共和的平等（une équité naturelle et républicaine）”确实存在，就有可能改变少数革命者的态度[11]。一些工人领袖投靠资产阶级，造成了工人阶级思想的混乱；社会主义者身上的激情已让位于沮丧；许多工人都在思忖，工团组织是否已变成了一种政治，变成了一种个人加官晋爵的手段。
很自然，在发生这种让安抚者欢心的演变的同时，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重新焕发了革命精神。自从共和派政府和慈善家有了通过发展社会立法，抑制雇主在罢工里的抵抗来消除社会主义的想法以来，人们不止一次地注意到，冲突却愈演愈烈[12]；对此，人们解释说，这只不过是旧陋习不可避免的产物；人们总喜欢自欺欺人，期望工业家能对社会和平的习俗抱有更多的好感，那时，一切将变得完美无暇[13]。相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它自然地产生于推行安抚的那种形势。
我注意到，安抚者的理论和行动的基础是义务的观念，而且这种义务也是模棱两可的，完全无法确定；然而，法律却要求作出严格的规定。这种差异的产生主要是基于这个事实，即法律从生产经济里寻找根基，而义务的基础是顺从、善良与牺牲。但是，谁又能认定，服从义务的人就是服从、善良和大公无私的人呢？基督徒相信自己永远不能成功地做到福音书的要求；当他（在修道里）摆脱了所有的经济束缚的时候，他发明了五花八门的虔诚规定，这样，他的生活就更能贴近于基督——他爱人类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接受了如此耻辱的命运，以使得人类可以得到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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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世界里，每个人都不愿意放弃某些利益，力图避免承担某些责任；即便雇主相信自己完成了应尽的义务，工人也会持相反的观点，任何论据都解决不了这个难题：前者相信他是英勇的，后者则把这种所谓的英雄主义斥为一种无耻的剥削。
对于我们伟大的高级义务教士（pontifes du deveoir）来说，劳动合同不是一桩买卖；然而，又没有什么事情能比买卖更简单；谁会庸人自扰，在店主和顾客就奶酪价格互相扯皮的时候，追问孰是孰非；顾客总去价格最实惠的地方购物，而店主在顾客将要离开之时，总会不得不降价。但是，一旦爆发一场罢工，那就另当别论了。高尚的人、进步之士和共和国之友就会讨论冲突双方孰对孰错：履行了全部社会义务的一方肯定是有理的一方。在组织劳工的手段方面，勒普莱就严格监督义务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但是，他不能为相互的义务规定各自的范围；他相信冲突双方的判断力，相信他们对社会地位的恰当定位，相信雇主能明智地理解工人的真正要求[14]。
对于这种情形，雇主们一般会同意讨论纠纷；至于工人的要求，他们会以已经作出了最大让步为由，加以拒绝；与此同时，慈善家则考虑销售价格是否允许工资有略微的增长。这样的讨论必须以社会义务能被明确限定，雇主为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会不得不作出牺牲为前提：因为没有合理的手段解决这个难题，聪明人只好求助于仲裁；拉伯雷[VII]则肯定会建议掷骰子，由老天来决定。在罢工风起云涌的时候，议员们就会大声疾呼，要求进行调查，了解一下工业领袖是否很好地履行了好主人的义务。
这种方法虽然有些荒唐，但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原因有二：一方面，大多数的雇主都是在公民、慈善和宗教的观念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另一方面，在权势人物向他们提出某些要求时，他们也不能显得过于食古不化。安抚者把自尊押在安抚成功上；若是工业领袖阻止他们实现社会和平，让他们颜面尽失，他们必然会勃然大怒。工人与雇主相比，则处于相对有利的形势，因为在工人的眼里，安抚者的声誉比在资本家的眼里还要糟糕：在让高尚的人博得结束冲突的美誉方面，资本家比工人们更加容易让步。有一点值得我们的注意，一旦发财的工人负责处理问题时，这些方法很少能取得成功：因为非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很少会顾及文学、道德和社会学的考虑。
在冲突里，被呼吁采用这种手段去干预纠纷的人肯定受到了他们对某些工团书记观察的误导；他们认为，后者并不如他们想象中的那么顽固，他们懂得社会和平的真谛。在各种仲裁会议的过程中，不止一个革命者表露出成为一个下等阶层成员的强烈愿望，但是，也有许多聪明人认为，通过建立更加良性的阶级关系，社会主义与革命的思想只是一个可以避免的小插曲。他们相信，工人阶级能够从义务的角度全面理解经济学，只要赋予公民以一种更好的社会教育，就能实现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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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看会使冲突变得更加剧烈的另一种运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工人们很快意识到，各种安抚和仲裁的努力缺乏经济—司法的基础，它们的策略也脱离不了这个事实。既然关乎安抚者的感情，尤其关乎他们的自尊，必须求助于他们的想象，必须让他们产生这样的印象：他们根本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这样，要求日积月累，数据的处理也随意得很，没有人担心夸大了事实。通常，一场罢工的成功与否，就取决于机敏——一位深谙社会外交精髓的工团成员借助机敏，只需提出琐碎的要求，就会让人们得出这样的印象：雇主们没有履行好社会义务。关注这个的作家经常为这样一个事实感到震惊：罢工者在提出必需的要求之前，总会花数天时间来讨论。但是，最后提出的要求却是以前讨论里从未出现过的。只要我们考虑到有利害关系的派别进行讨论时所处的独特环境，就能理解这一点了。
令我吃惊的是，居然没有负责为工人请愿起草计划的职业罢工者；要是他们不被迷惑了工人代表的动听语言灌迷魂汤，他们会在安抚会议上取得更大的成功[15]。
即便一切都结束了，也不乏这样的工人，他们不会忘记，是雇主们首先宣布不可能作出让步妥协的：他们会说雇主若不是白痴，就是骗子；这可不是社会和平发展的逻辑结果！
只要工人忍受雇主的权威而又不会反抗，他们就会相信他们雇主的意志完全是由经济必然性决定的。罢工之后，他们认识到，这种必要性并不是必然发生的，只要从底层给雇主的意志施加强大的压力，雇主们的意志就会找到摆脱经济束缚的手段。这样（在实践范围的限度内），资本主义对于工人来说是自由的（libre），他们会考虑是否的确如此。在他们的眼里，这种自由的束缚不是来自于竞争的必然性，而是来自于对工业领导人的无知。这样，就产生了“生产无限性”的思想，这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核心理论之一[16]。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谈论社会义务呢？在一个各部分是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的社会里，义务是很容易得到理解的；但是，既然资本主义是无限的，那么团结的基础就不再是经济；工人也会认为，如果不去追求自己能得到的一切，自己就是傻瓜；他们把雇主视为在一场战争之后必然要与之缔结和约的敌人。社会义务和国际义务一样，都是不存在的。
我承认，在许多人的脑子里，这些思想有些含混；但是，它们以一种比社会和平信徒的想象还要实在的方式存在着；他们只会满足于表面现象，从不深入了解支持当前社会主义潮流的潜在根基。
在研究别的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指出，拉丁国家对社会和平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与撒克逊国家相比，各阶级外部特征的差异使他们更加疏离；当工团领袖要抛弃旧有立场，在官方或慈善事务上谋取职位的时候，这些差别就会让他们陷于尴尬的境地[17]；自从官方或慈善世界意识到把工团官员转变成中产阶级分子的渐进策略，能产生美好的结果以来，它一直在热烈欢迎工团领袖与自己沆瀣一气；但是，他们的同志不信任他们，处处破坏他们的好事。在法兰西，自从大批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工团主义运动以来，这种不信任变得越来越强烈，因为一切会让人想到政客勾当的事物，都让无政府主义者感到恐惧——政客已被挤入上流社会的欲望腐蚀了，甚至他们在穷困潦倒的时候，就沾染了资本家的陋习[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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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产生的新因素，我们也必须考虑在内。首先，我们能够注意到，今天的工人与各种要求得到保护的生产团体一样精于算计：他们必须享受与酒业制造者或者糖业制造商同等待遇[19]。保护主义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关税法的制定必须满足权势人物增加收入的愿望；社会政策的实施同样要照顾到他们的愿望。实行保护主义的政府宣称自己拥有智慧，能让每个团体受益，能在不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保护生产者；同样，在推行社会政策时，他们也会宣称，能兼顾到雇主与工人双方的利益。
除了法学院的人，幼稚到相信国家能实现这样计划的人寥寥无几。事实上，议员们的做法不过是部分满足了在选举中最有影响的人物的利益，同时又不激起利益受损的人的强烈抗议。满足选举人的现实利益或者假定利益，才是惟一的法则。每次在修改税则的时候，关税委员会总要宣称，他们会一直修改税则，直至它确定了有利于人民——在人民的眼里，它是在做上帝分内的事情——的价格；它密切注视着进口商的业务；每一次价格的下降都会引起它的注意，刺激它作进一步调查，以确定是否能够人为地提高价值。国家在推行社会政策的时候，如出一辙：1905年6月27日，矿业劳动法（la loi sur le travail des mines）的报告人在众议院发表演说：“如果该法律的推行引起了工人的失望，我们会立即提出新的议案。”这位善良人的说话口气与关税法报告人的口气如出一辙。
议会的所有垃圾文献都是为了掩盖推动政府的真实动机，对此心知肚明的工人决不在少数。主张保护主义的人通过在经济上资助几位政党领导人或者赞助支持这些领导人政策的新闻报纸，就能获得成功。尽管工人没有金钱，但是他们掌握着一种更加有效的行动手段，他们能制造恐慌；几年以来，他们一直没有放弃使用它。
在讨论矿业劳动法的时候，政府就曾多次面临威胁。1902年2月5日，矿业劳动法制定委员会主席向议院发表演说，“无论工人表达的口气如何”，政府“在仁慈感情的驱使下，都会竖起敏感的耳朵，倾听工人的要求和备受煎熬的矿工的长期呼吁。”不久以后，他又补充说：“我们完成了一项社会正义的事业……同样也是一项仁慈的事业，因为我们支持任劳任怨的人，他们和朋友一样，希望在舒适与体面的环境下工作；同时，我们一定不能让他们借助一种残忍和太过自私的方式，任由自己冲动的摆布，因为即便冲动不是一种实际的造反，它还是会给许多人造成伤害。”所有这些含混的语言都是为了掩饰这位滑稽议员内心的巨大恐惧[20]。1905年11月6日，这位部长在参议院里宣称，虽然政府不会屈从于威胁，但是还是需要敞开心扉，去聆听“恭敬的要求”（！）。政府要是在一场总罢工的威胁下，才答应通过这项法律时，那就为时已晚了[21]。
我还能举出别的例子来说明社会政策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就是政府的软弱。最近，关闭就业局（des bureaux de placement）和把反对仲裁者在工业纠纷里的决定的上诉移交民事法庭处理的法律所引发的讨论，就以最直白的方式证明了我的观点。几乎所有的工团领导人都知道如何很好地利用当前的形势。他们教育工人这不是在争取恩宠，而是要利用资产阶级的软弱来实现无产阶级的愿望。有大量的事实证明这些在工人世界尚未扎根的策略的确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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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最近几年里最让工人感到吃惊的一件事就是政府面对骚动时所表现出来的懦弱。有权得到军队帮助的法官不敢最大限度地使用他们的权力；相反，官员们在面对诅咒和攻击的时候，却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耐心。越来越明显，工人阶级暴力在罢工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省长们不愿使用合法的强力去对付起义的暴力，就向雇主施加压力，使他们让步妥协；现在工厂的安全变成了省长想给就给的恩赐；故而，他使用警察就是为了胁迫双方，并精明地让双方达成协议。
用不了多长时间，工团领导人就能理解当下的形势；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确实娴熟地使用了手中的武器。他们通过可能会与警察发生严重冲突的民众示威，胁迫省长们，他们也把暴动行为视为获得让步的最有效的手段。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暴动持续一段时间以后，既惊又怕的政府一般会干涉工业领导人，对他们施加压力，迫使他们签下让暴力宣传家备受鼓舞的协议。
显然，无论我们是赞成还是谴责直接和革命的手段，它都不会消失。在像法国这样一个尚武的国家里，即便没有许多例子证明直接和革命手段的巨大作用，还是会有深层的原因能够保证它的盛行。这就是重要的社会事实，我们必须努力理解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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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忍不住要提一下克里孟梭对德法关系所发表的见解；只要德法关系呈现暴力对抗的一面（懦弱的资产阶级越是继续追求社会和平的梦想，也就越是如此），他的见解就能适用于社会冲突。他说，“[除去达成永久的妥协之外，]让在野党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是最好的手段。无论是哪个人，哪种力量，只要它的行动只是屈服，那么它最后必将以自我毁灭而告终。谁要是生存，谁就得抵抗；不抵抗便会沦为刀俎下的鱼肉”（参见1905年8月15日的《震旦报》）。
社会政策的基础就是资产阶级的懦弱，后者在暴力威胁的面前总会甘拜下风。社会政策必定会让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资产阶级注定是要灭亡的，它的消亡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因此每场引发暴力的冲突就变成了一场先锋战，没有人能够预见这样的冲突会产生怎样的后果。虽然永远不会发展成伟大的战争，但是罢工者在开始动武的时候，都希望这是一场伟大的拿破仑战争——它必将以彻底消灭失败者而告终；这样，通过罢工的实践，就产生了一种末世论。
当代一位优秀的工人运动观察家就说过类似的话，“罢工者与先辈[法国革命者]一样，是为斗争、为征服而生的；他们希望借助强力成就伟业。惟一的区别在于他们不再对征服战争感兴趣了。如今，他们根本不想参战，只想参加罢工；他们并不寄希望于一场反对欧洲军队的战争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希望通过一场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总罢工来实现自己的理想”[22]。
社会和平理论家们却不愿正视羁绊他们的这些事实；他们肯定羞于承认他们的懦弱，正如政府羞于承认出台社会政策乃是因为有骚乱的威胁。自诩看过勒普莱（他得出的结论与他的愚蠢弟子得出的结论有着天壤之别）著作的人居然没有注意到社会和平所需要的条件，这倒是件相当奇怪的事情。他的理论前提是要存在着一个恪守道德习俗的资产阶级，它总会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具备统治国家的所需力量，而无需求助于传统的官僚。他教导家财万贯、执掌权力的人要履行对其臣民的社会义务。他的[思想]体系以存在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为前提；众所周知，他猛烈抨击拿破仑三世的新闻出版检查，认为它是声名狼藉和危险无比的举动；对于比较当时与今日新闻报刊的人来说，他对这个问题的反思，多少还是有些趣味的[23]。当时，没有人会相信，一个伟大的国家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来谋求社会和平；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克里孟梭的观点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他决不会承认，资产阶级竟然能借用社会义务的名义，以脆弱和伪善来掩饰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懦弱。
资产阶级的怯懦和英国自由党的懦弱十分相近，后者经常宣称自己充分信任国际仲裁。然而，仲裁却总会给英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24]。这些聪明人宁愿让某些国家付出代价，甚至牺牲它们的未来，也不敢去面对战争的恐惧。英国自由党和我们的资产阶级乃一丘之貉，总把正义挂在嘴边。我们能够思忖一下，我们当代伟大思想家的高尚道德是否是以荣誉感的褪化为代价的。
注释：
[1]伯恩施坦抱怨社会民主党内流行强词夺理和谎言。 [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民主实践》（Socialism théorique et social-démocratie pratique, Paris, Stock, 1900）,p.277.] 他从席勒那里借用“让它露出真正的面目”这句话来劝说社会民主派（p.238）。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Politique）,livre Ⅷ，chap.Ⅶ,19. [参见中文版《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274页。]
[3]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土地问题和社会主义》（La Question agraire et le socialisme）（参见1900年10月15日的《社会主义者运动》[44],p.453）。人们已经多次指出了社会主义候选人在城市和乡村的宣传是截然不同的。
[4]由于受到国家授权的股票经纪人的妨害，其他的证券经纪人就成了金融无产阶级，他们当中不乏饶勒斯的崇拜者。
[5]祖德库姆（Sudekum），是柏林衣着最华丽的社会主义议员，他在诱拐科堡公主事件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当然希望他在其中并没有利益的瓜葛。与此同时，他在柏林负责饶勒斯报纸的发行。
[6]蒂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同时兼任《闪电报》和《小共和国》两份民族主义报纸的编辑。当欧内斯特·端得（Ernest Judet,1851——1943）接管L' Eclair时，他辞退了蒂罗。
[7] Joseph Reinach, Demagogues et Socialistes, Paris, Chailley, 1896, p.198.
[8]克里孟梭熟悉议会里的每一位社会主义者。
[9]在拉海会议上，德国代表声称他的祖国能够轻松地承担和平部队（la paix armée）的费用；布儒瓦也强调法兰西的“国防加在其公民头上的个人义务和经济负担也是很轻微的”。引用了他们演说的吉耶斯（Charles Guieysse）则认为沙皇已经要求限制军事开支了，因为俄罗斯还没有富裕到能维持资本主义列强的军事开支的水平。
[10]这就是白里安（Briand）在圣艾田（Saint-Etienne）告诉他的选民们，共和国就工人养老保险已经作了神圣保证的原因所在。
[11]在社会滑稽方面，阳光之下，鲜有新颖的插曲。亚里士多德早就放弃了社会和平的规则。他说过，煽动家们“在他们的长篇大论里只应关心富人的利益，同样，在寡头政体，政府似乎只应考虑人民的利益”。（Aristotle,Politique:Aristotle,The Politics,bkⅤ,chapterⅨ）。这是一篇应该刻在劳工指导委员会（la Direction du Travail）办公室门口的文章。
[12]参见乔治·索雷尔的《当代经济学的社会基础》（Insegnament sociale dell’ economia contemporanea, Palermo,Sandron,1907）,p.343。
[13] 1907年的5月11日，饶勒斯发表演讲说，在英国雇主和政府拒绝认可产业联合会的时候，没有一个地方的暴力有它多。“他们作出了妥协；故而，就有了坚强有力的，同时又是合法的、坚定的和明智的行动。”
[14] Le Play, L' Organisation du travail, Paris, Dentu, 1870, chap.Ⅱ [section] 21, pp.143——145.
[15] 1892年12月27日通过的法律似乎就预见了这种可能性；它规定应该在有利害关系的派别里选择安抚委员会的成员。这样，它就把职业罢工者排除在外了，他们在场，肯定会让各种机构和慈善家的声誉得不到保证。
[16] Sorel,Insegnamenti sociali,p.390.
[17]对我们英国产业联合会领导人有所了解的人，常常为英法两国在这点上存在的差异感到吃惊。英国产业联合会的领导人迅速成为了绅士，但是，并没有人因此谴责他们（Paul de Rousiers,Le Trade-unionsme en Angleterre, Paris,Colin,1897,pp.309,322）。在收集材料的时候，我还在巴尔多（Jaques Bardaux）的文章里，发现一位木匠和矿工竟然还被爱德华二世封为爵士（Les Débats, 1907年12月16日）。
[18]几年以前，迪蒙（Arsène Dumont）发明了社会毛细血管（capillarité sociale）这个术语来描述各阶级缓慢上升的现象。如果工团主义追随安抚者的领导，那它就是社会毛细血管的有力代言人。
[19]有人已经指出，英国工人的组织仅仅是为了暂时的物质利益而结成的利益团体。一些作家对这种形势感到十分高兴，因为他们将之视为社会主义宣传的一个障碍，事实的确如此。令社会主义者苦恼的是，某些博爱资产阶级的宏伟目标，是以经济进步为未来文化的安全为代价的。
[20]后来，这为蠢货成了商业部长。他对这个问题的全部演讲都是胡言乱语；他是一位精神病医生，或许，他是受了病人的逻辑和语言的毒害。
[21]这位部长声称他正在创立一种“真正的民主”；他说，只有煽动家才会“屈从于外部的压力，听从傲慢的号召，而大部分的号召不过是蒙骗穷人的最大砝码与诱饵”。
[22] Guieysse, La France, p.125.
[23]在谈到1869年的选举时，他说就存在“法国前所未有的语言上的暴力，即便是在法国革命最糟糕的岁月里，也未曾经历过这种事情。”（L’Organisation du travail, Paris, Dentu, 1871, 3rd edn, p.340）。他显然是在说1848年革命。1873年，他声称皇帝在改善国家道德之前，本不应该为废除限制出版自由的制度感到沾沾自喜（Reforme sociale en France, 5th edn, tome Ⅲ, p.356.）。
[24]梅因（Sumner Mainer, 1822——1888）注意到，在很久以前，英国就曲高和寡，支持者寥寥无几（Le Droit international,trad.Franc.,p.279）。许多英国人相信只要让自己的国家蒙受耻辱，就会有更多的人同情他们，支持他们；但是这还没有得到证实。
[I]米勒兰（Etienne-Alexandre Millerand, 1859——1943）：社会主义者议员，1920——1924年出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总统。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他是改良社会主义的领导人，1899年，他加入了卢梭（Waldeck-Rousseau）“共和国保卫派”的政府，并出任商业部长。他是第一个加入“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社会主义者，并因此成为整个欧洲争论的焦点，特别是因为同届政府里的国防部长加利费（Gallifet）曾参与过镇压巴黎公社。第二国际谴责了“部长主义”（Ministerialism），并把他开除出社会主义政党。
[II]旺代反革命爆发于1793年，它是直接指向大革命的一场最重要的内战。大革命随即进行镇压，并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该地区的人民。
[III]克里孟梭（1841——1929），激进—社会主义者的议员和新闻记者，他是第三共和国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一个最著名的口号是“革命就是一个党派”。克里孟梭领导了促成政府释放德雷福斯的新闻界运动。他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担任法国总理。
[IV]埃尔韦（Gustave hervé，1871——1944），他在1914年以前的岁月里领导了反军国主义的运动。他颇具煽动性的文章使得他在1905年的“埃尔韦事件”里名声大振。虽然被宣判无罪，他还是在1905年由于散发反对征兵的传单而被监禁4年，但是在次年，就被释放了。1906年，他创立了《社会战争》（La Guerre sociale），进一步使得埃尔韦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里十分盛行。但是，他在1914年加入了保卫共和国的运动之后，立刻把他的杂志改名成《胜利》（La Victoire）。
[V]布儒瓦（Léon Bourgeois, 1851——1925），政治家，于1895——1896年期间担任总理。在他的杂志[《团结》（La Solidarité）,创立于1896年]，他详细阐释了团结主义（solidarism）的学说。该学说向富人宣传对穷人的义务，支持社会改良计划和累进税制。
[VI]盖得（Mathieu Bazile ‘Jules’ Guedes, 1845——1922）：马克思主义者，法兰西巴黎工人党（le Parti Ouvrier Francais）的创立者。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狂热运动家，盖得以其演讲技艺而享誉议会和全国，他经常游历法国，为大量的听众作演讲。
[VII]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 1494——1553）：作家，以《巨人传》（Pantagruel et Gargantua）而享有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