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 《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
波兰革命者的战略
——波兰《国际通讯》对重组左派的建议（上）
译者：翱行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5年1—3月第十二卷 第1—3期（总第97—99期）
（摘译自英文《洲际通讯》第22卷20和21期，原译自波兰文《国际通讯》83年12月／84年1月第13期）
当德国希特拉军队和苏联在1939年9月进行波兰的第四次分割时，托洛茨基预见到受独裁苏联官僚控制的地区，会有以下的发展状况：
“……莫斯科政府将会没收大地主和将生产手段国有化贯彻到底。这个发展之最有可能，并不是由于官僚保持对社会主义纲领的忠诚，而是由于它既不愿也不能够与占领区旧统治阶级分享权力和权力带来的特权。在这方面可作一比较。第一个波拿巴以军事独裁剎停了[法国]革命。但当法国军队入侵波兰时，拿破仑签署了法令：“废止农奴制度”。这个措施并非由于拿破仑对农民同情，也不星出于民主原则，而是因为波拿巴独裁政权不是建基于封建财产关系，而是资产阶级财产关系。同样地，正由于斯大林的波拿巴独裁政权的基础并不是私有制、而是国有财产制，红军入侵波兰应该会导致废除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以能够将占领区的政权与苏联政权变成一致。法律，反映了社会运动的反资本主义动力。
“这个性质上革命——‘剥夺剥削者’——的措施，在这个情况之下是以军事独裁形式达致的。要求新地区的群众任何要求独立活动的呼吁（如果没有这些呼吁，即使是极为谨慎的呼吁，是无法构成新政权的），无可怀疑地会在将来波冷酷的警察措施镇压下去，以保证官僚对觉醒的革命群众的压倒地位。”（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英文本第10页）。
这正是1940年代中期发生的情况。
从上而下的革命
当苏联军队在44年7月进入波兰时，波兰正出现革命前夜的局势。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卷入了广泛阶层的群众，有可能发展为社会革命。苏联企图争取控制和驯服这个斗争的危险是存在的。
波兰地下领油觉察到这个危险。效忠流亡伦敦波兰政府的军队司令表示主要的任务应该是：“从苏联手中取去波兰社会改革的主动性，立即采取措施，提高广大群众对领导层的信任，取得群众的支持，甚至是在与苏联公开冲突的时候。具体的措施是要立法将波兰现时制度重整，无偿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进行土地改革，将主要工业生产部门社会化，和成立工人议会，推行普及教育和社会福利，确立立法和自管团体的选举原则。”
在地下组织内活动的波兰左派，虽然传统上并非革命的，但在与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紧密结合之下，受到社会的革命希望和要求激进社会、经济改革的影响。他们在华沙起义之中，推动地下国会通过激进的（……？原文阙，亦无句号）
地下国会在45年7月最后一次大会中，在苏联保安警察的包围中，发表了“地下波兰的遗言”，勾划了波兰本应出现的制度的特点：建立完全的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自管；大资本主义资产社会化，公平分配社会收入；保证工人阶级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共同管理，和提供物质条件保证家庭的存在和个人的文化发展：工人阶级在不受限制的工会运动内，争取本身权利的斗争自由；公正推行土地改革。
这个“遗言”被隐瞒了40年，因为它暴露了当权者的谎言：波兰工人党是当时唯一有根本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纲领的政党，其它地下政党和组织只要求重建资本主义。
苏联军队的进占和雅尔塔协议将波兰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决定了历史的发展。资本主义被推翻，不是经过由下而上的革命，而是与苏联现有制度的“结构性同化”。斯大林将它解释为从上而下的革命。但这个革命同时也是预防性的政治反革命：它不但在没有群众参与的情况下进行，而且更是为了对付他们。它阻止，甚至扼死了独立的社会运动和从下而上的革命。
正是为了这个原因，苏联军队在华沙起义时期勒马不前，没有帮助起义群众，坐视德军镇压起义，从而达到苏联两个目标：摧毁地下国家的组织，摧毁群众社会运动。在德军被赶走之后，在多个地区自发的工人自管运动随即被镇压。从下而上的革命因此被扼杀。群众不准将推翻资本主义转为胜利成果。代替真正工人的自管权力的，是独裁官僚的权力。
左派的投降
托洛茨基在1939年写道：
“我们不对克里姆林宫寄与任何历史任务。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反对克宫占领新的领土。……在红军占据波兰的同时，第四国际成员必须最坚决寻求没收地主和资本家的财产，分土地给农民，成立苏维埃和工人委昌会等。与此同时，他们一定要保持政治独立性，在选举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时，争取后者完全独立于官僚，他们必须以不信任克宫及其当地代理人的精神进行革命宣传。” （同上，第20页。）
不幸地，波兰左派在40年代中期的态度完全不同。因此，归根到底，他们要负起波兰出现独裁政权制度的部份历史责任。
认同社会主义左派传统的库伦写道：
“毫无疑问，波兰左派支持由胜利的红军坦克引进的制度。大部份的左派阵营（在国内的差不多所有战前波兰共产党党员、大部份波兰社会党党员、和很多农民党党员），都是站在胜利者的一边。除了少数例外，每个人都想支持左派纲领提出的结构性改革，而不是他们所不知道的苏联制度。但我们强调仍然有企图积极反对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库伦：《思想原则》54页）
但为什么波兰左派（包括社会主义者）与斯大林主义合作呢？我们不同意库伦的看法，他认为这是由于对斯大林主义独裁不熟悉：因为这是不真实的。事实上，这是由于他们怀有幻想，以为可以与斯大林主义共存共荣，迫使它接受某种“历史性妥协”。
左派强调需要保证政治民主和自管，要求议会民主，以保证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但他们同时赞成这个多党制垄断所有政治活动，由各政党以社会力量的“名义”进行政治活动，而不是由社会力量本身。
例如，在自管制度方面，他们关注到工人应该能够以民主的方式选举工厂委员会。但他们不关注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这些委员会是否有真实的权力。独立于国家政权，而实现它们的自管。正因为这个原因，45年通过的工厂委员会法令，能够轻易地将委员会的权力降至最低，而同时有极之民主的选举制度。
战前的波兰社会党是最大的工人政党。在与斯大林主义合作的同时，它以保卫党本身利益为先，而不是群众的民主和独立行动。它看不到斯大林主义者从一开始便走向垄断政治权力的政策，到处将群众的独立行动和初生自管权力组织扼杀。最后，连社会党也被共党官僚架构并吞了。
因此，大部份并非斯大林主义的波兰左派最后也向斯大林主义投降，原因是这些左派并不是革命的。它们不能以基于群众独立行动的从下而上的革命战略来对抗“从上而下的革命”。
波兰革命因此在40年代没有真正从下而上地发生。但现在的革命性质已与以往不同：它不是要对付资本主义，而是要对抗一个从上而下推翻资本主义而诞生的政权。当时，它是一个社会革命：现在，它基本上是政治革命，即是将现时政治权力制度恨本转变为一个容许市民和工人以自管形式行使权力的制度，能保障他们的权利和利益，容许生产手段真正社会化，和社会发展计划民主化，亦即为自管共和国提供条件。
新左派的出现
波兰第一次反官僚（反独裁）革命在1956年10月爆发。主要的力量是工厂内的工人自管委员会运动，为政治权力制度民主化的斗争带来革命的性质。反斯大林主义的左派，随后亦有过短暂的复苏。
这个左派采取了从下而上的革命战略，但只是有限度的，因为它不能与独裁政权的所谓自由派割断联系。自由派终于能够以各种让步赢取了社会运动的信心，重新取得了对它们的控制，最后将它们解除武装。
几年后，库伦和莫扎鲁斯基在《给党的公开信》中描写这段时期的左派（包括他们自己的根源）：
“左派与自由派的最主要分别，在于对工人委员会的立场，前者从工人委员会中看到新的生产关系的基础，和新政治权力的架构。但左派十分参差。它没有与工人委员会运动内的技术官僚派割断关系，也没有在政治上与自由派官僚断绝开来。它没有以无产者运动的面貌，与普通的反斯大林主义阵线区分开。在这个情况下，它不能制订本身的政治纲领、有系统地在群众中散播纲领，或成立政党，因此，它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只能转变成当权自由派官僚的左翼附属品。”
到了60年代中期，独裁政权从56年开始的“正常化”过程早已完成，但新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正在滋长，而在数年后爆发。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建立一个革命左派的努力，这是自从斯大林政权在1930年代初期镇压了苏联的左派反对派以来，在“现存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次历史性尝试。库伦和莫扎鲁斯基64年著名的《给波共党华沙大学支部和青年社会主义联盟党员的公开信》，反映了从“十月左派”衍生出来的政治层份在纲领上的激进化过程。
这封信除了分析官僚权力制度之外，还包括下列论点：“今天，在制度发生普遍危机的时期中，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于革命：推翻官僚层和现存的生产关系，控制本身的劳动和劳动成果，和决定生产的目标——即是说，建立基于工人民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信内还勾划了建基于工人委员会的新权力制度的纲领轮廓。
公开信的作者谈到他们的努力：“这个活动的重心一定要以纲领形式阐述工人阶级的利益，及通过纲领讨论和工人参加争取短期利益的斗争，例如罢工行动；在工人中推动对政治目标的更大醒觉。长远地会导致组织工人阶级加入自己的政党和工会。”
实际上，这个活动并没有走出年青学界反对派的范围，但在一定程度上为68年3月学生起义时期的争取社会主义民主斗争准备了条件。
无论如何，这个努力标志了与波兰左派传统在纲领上的基本决裂。它勾划了由群众自己进行革命到底的前景：推翻独裁政权，以新的政权取代——一个基于工人委员会，从群众本身的斗争和组织产生的政权。
但这次决裂很快便消失了。在70年左右，库伦和其它异议运动份子否定了革命纲领，坚持说波兰的自管制度不但能够，而且必须以不经过革命来达到。
“社会自卫委员会——保卫工人委员会”（KSS—KOR）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它并非由64年的公开信内的纲领作指导，它并不是一个政治组织，而是一个社会架构，目标是保卫那些由于思想而被迫害的人和支持独立于独裁政权的社会活动。它团结了一群民主异议知识分子，最初是保卫1976年6月事件受迫害的工人，其后发行刊物，组织工人小组、自由工会委员会和工人工厂委员会等，后者成为在政权工会架构内独立行动和初步联系。它强调团结和互相支持，包含了80年8月的种子。
“工人权利宪章”（见《十月评论》第48期）提出了从生活津贴到独立工会的基本要求，是独立工人运动的第一份纲领，虽然它只是一个最低纲领，并没有提出更先进的过渡要求。
胡亦克[《工人报》编辑之一]指出：“在这个新纲领之中，我们犯了一些错误：我们缺乏一个广阔的前景……我们没有预见到庞大的团结工会运动的爆发。”
但这些错误并不在于民主反对派没有预见到强大革命的爆发。错误在于他们提出的战略忽略了革命的动力，即是说，它忽略了在革命中提出的权力问题。
自我限制的革命
从80年8月发展到81年12月，在今天仍然继续抵抗独裁政权“正常化”统治努力的社会运动，有着革命的性质。它是一个从下而上的革命运动，因为它透过群众的独立行动，寻求建立独立于独裁政权的自治组织和社会架构。建造今天的“地下社会”组织也是来自同一目标。
这个运动的整体倾向是社会主义的，特别是当其中大部份活跃力量，从纲领和实际行动中，认识到社会独立的先决条件是工人阶级的独立，而只有工人阶级自己才能取得独立。这些力量也自觉、半自觉或本能地表现了这个阶级的愿望——一个自管的社会，这正是社会主义。
运动的战略目标，在团结工会第一届全国大会通过的纲领中自觉地表达了出来。在工会被迫走入地下活动后，团结工会临时协调委员会的主要纲领声明也全力支持它。这个目标是建立一个自管共和国，即是一个综合了广泛政治民主和由社会拥有基本生产手段的制度。
但在整个运动直到现在的历史之中，它都处于战略的危机中，为此它在81年12月13日付出沉重的代价。为什么呢？因为战略不但包括斗争希望达到的战略目标，也需要勾划出争取这个目标的战略手段。
团结工会的战略在目标和手段之间有庞大的差距。这不单是制订手段跟不上制订目标，正如历史上很多社会运动情形一样。它是由于更重要的原因：在团结工会内部，有强大的流派拥有硬化了的理论观点，认为必须对战略手段施加限制，令到不能达到战略目标。换句话说，在目标和手段之间有矛盾，它们被一个自觉设立的障碍物分隔开来。这就是我们所指的团结工会战略危机的来源。
由坦克保卫的界限
这个硬化了的理论观点，主要是社会自卫委员会内的政治流派的成果。它的主要领袖库伦认识到，在80至81年间，一个革命正在进行。他指出：“过去任何一个革命都导致夺取政权。在推翻旧秩序之后，革命领导层成为国家政权。”他认为波兰革命应该离开这个规律，即它应该限制自己：“如果我们做任伺事情令到苏联领袖当作是直接的威胁，他们会入侵。这点我很肯定。所以我认为这个革命必须自觉地限制自己，以避免这个危险。”
他说，波兰革命的界限，一方面要取决于独立社会行动的程度，另一方面要看克里姆林宫军事介入的准备程度，而这会随着苏联国际形势、国内离心力、苏联集团经济上对西方的依赖等而转变。
他声称：“我们要认识到每个社会运动有它本身的动力，不能由运动内部（领袖）或运动外面（顾问）引领到这条或那条路上”。但他随即矛盾地写这：“是否可能对运动的动力施加限制呢？它是可能和必须的。但唯一的做法是用一个纲领，它要容许运动的发展而同时觉察到它本身的界限。”事态的发展证明这是不可能的。
在团结工会成立后不又，库伦写道：“我们一方面有这个伟大的社会运动、独立性和广泛的自管，但另一方面需要维持党的领导作用。我们必须令这两点调和，一定要。我们必须创造一个基于妥协的全新的模式。”他解释说，由于“我们不能越过推翻共党的政权界限”，所以必须“组织起来，取得必须的改革，而没有侵犯由苏联坦克保卫的界限”。
但是，在社会运动取得任何改革之前，它本身的存在已跨越了坦克保卫的界限，不单是苏联的，还有波兰的。这个界限其实在别处地方出现。莫札鲁斯基早在格但斯克协议后提出：“他们要求什么？自由的工会。共党永不会接受的。”81年12月之后证明他是正确的。
战争状态的出现最后和不可辩驳地证明了：当权者不能与任何形式的工人民主共存，无论是独立工会或是工人自管组织，即使它们只限于控制了厂内的生产。他们不能容许这些，因为如果他们被迫让步，出现工人民主的架构，他们便会失去部份权力。新的政权将会产生双重政权（或至少是胚眙状态的双重政权）出现，在社会运动动力的压力下会迅速发展。波兰革命的经验再次证明，当工人开始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对这动力施加限制的。
在成立后不久，团结工会的存在本身已构成双重政权的状况。争取工人自管的斗争标志着出现新的经济权力组织，和长远地出现政治权力组织。（因为自管运动所要求的对经济的全面权力，不可避免地变成政治权力）。
双重政权的状况
它不能有别的发展。社会生活中不存在权力的分配。不可能基于某些“社会协议”，令代表对立利益的力量达致长久的谅解，和通过权力的分配而共同存在。有着停火意义的“社会协让”当然可以签署。但它并不代表权力的分配，它证实了双重政权状况的存在。而这个状况并不能长期地存在，每个“共存”政权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取得全部权力。
极权政权在80年8月签了社会协议，但它对协议的重要性没有疑问：这是一个停火，容许它重新组织力量，夺回完全的控制。不幸地，社会运动没有同样的醒觉，自欺地以为协议会是持久的，对方会尊重的。
政权立即利用了社会运动每次的自我限制，占取了社会运动放弃或未占取的地域，用来进攻后者已占取的阵地，即使是政权在协议中让步的阵地。因此，如果社会运动限制自己在保卫成果而不是利用每个机会将它扩大，它迟早会受到不可抵抗的攻击。如果社会运动不想输，它一定要争取完全的胜利。它一定要尽力推进，从斗争中测试政权反抗的限度，和加以克服，而不是只在理论上估计。
从这个双重政权的状况中，我们取得必要的结论：自管的机构在提出更多的要求时，事实上是取得更多的权力。最后一定要取得全部权力，这需要打垮极权政权的架构。
将革命进行到底
为建造一个自管共和国创造条件，需要将政治革命进行到底。现存权力制度的基础，是由官僚架构对社会的完全（即极权）统治：主要是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亦是将所有其它社会阶层从属自己之下。
与这个政权不可能有持久的妥协。工人阶级和其它被压迫阶层的利益，只能由他们独立意愿和选择而组成的政权来代表和实现。这正是需要一个政治革命。
极权政权的中央架构，是官僚层统治社会的中心点，只能让社会屈服在它脚下，或是以革命将它除去。最重要是军队和警察镇压架构：文人官僚架构的解体和被推翻，并不足够。在81年，团结工会流传着幻想。库伦当时说：“把持权力的制度已垮掉。所以我认为可以称以后发生的为一次革命。这是推翻了现存秩序的革命。”
但政治权力是由控制了实质镇压手段的架构决定的。只要它们仍然存在，便能恢复受威胁的权力和重建其它架构。波兰革命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社会运动能在多大程度上争取到最多的士兵和警察到自己的一边，因而将极权政权的军警架构孤立、解除武装和破坏其组织。
恐怕如果波兰革命威胁到极权政权的生存，苏联会用军事力量粉碎革命，这种恐惧是完全有理由的。但这个危险普遍被单方面地看待，变成“地理政治宿命论”，瘫痪了社会运动战略的发展。
因此需要明白苏联极权政权的性质。它是绝对寄生性的；它的来源是1920年代的政治反革命。它并非建基于1917年革命建立的生产关系和财产所有制上面的。相反地，它与它们保持尖锐的矛盾，这是它结构性的弱点。
美国社会主义革命家加农写道：
“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政权与群众孤立起来，纯以暴力统治。当它表面上最稳固时，实际上是最脆弱的。纳粹军事力量的强大进攻，并不能从里面推翻苏联政权。我们相信这有力地证明：俄国人民并不想以资本主义复辟和国家的殖民地式分裂，来从被咒骂和痛恨的斯大林主义中解放出来。但一次外来的强大革命范例，却能令整个政权和它的镇压和暴力架构彻底垮台。”（加农：《“美国世纪”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350页）
克里姆林宫醒觉到这个危险，这正是驱使它可能军事介入波兰的主要推动力。但社会运动在发展它的战略时，更需要认识到，苏联政权对波兰革命的军事威胁程度，与波兰革命对它的威胁成为正比。苏联官僚政权恐惧自己崩溃，恐惧波兰革命会导致苏联本身的政治革命，配合了多个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
这个危险因此是双方面的。这从基本上改变了波兰革命前景的战略方向。
华里沙指出“不能在将来容许重犯我们在战时状态前犯的错误”时，解释说：“错误是在于我们没有将我们的主张散播到各社会主义国家最广泛的社会阶层……我们不再有机会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普通人民解释我们的目标。这是值得记着的，因为缺乏它，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情。”
革命左派需要取得协议
社会自卫委员会在81年11月解散主后，库伦和他的朋友发动组织了一个政治小组织，叫“自由、正义、独立”（WSN）。它的目标是“发展思想方式，将有社会民主思想主与波兰民主左派传统有联系的人团结在一起。”
这个小组的纲领立场并不明显。一份地下刊物评论说：“它保卫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成果，在纲领中不断提出独立的思想，小心地强调本身的反共产党立场。它要共产党负起波兰现况的全部责任，这个现况与社会主义没有共通点。但在阅读波兰社会主义左派的文章时，却很难找到运动面对的基本问题的答案。”
这个小组甚至连界定本身为社会主义小组也有困难呢。米奇力克在狱中写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名声被完全败坏了。在波兰，这个名词被糟蹋和意义含糊。所以应该放弃这个名词。但另一方面，波兰工人运动和它的党，提倡劳动人民权利和民族独立的波兰社会党用了这个名词已有数十年。”
在这方面，可以回忆《工人报》在80年8月前如何对待“工会”这个名词的经验：他们当初害怕使用“工会”这个名词，只称为工人代表。社会运动的觉醒将会恢复“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真正意义，正如它恢复了“工会”的真正意义一样。
改良还是革命
但在今天的波兰左派中，很难找到对基本纲领问题出答案。“自由、正义、独立”的情况，主要是由于它的始创者的“自我限制革命”战略已证明是错误，但没有被修改所致。而且，到现时为止，这是团结工会内部的战略危机的主要理论来源。
“自由、正义、独立”继续支持基于自我组织和自管的从下而上的革命，但它拒绝按受一个基本事实：不可能忽视革命的规律。它反对提出政权的问题，最后只能宣布自己不支持革命民主改良，因为革命只能推进到底才能取得胜利。因此，它被一个矛盾束缚着，因为在另一方面，它的始创人一直界定这个政权为极权，因此不可能改良。
但这正是大多数波兰左派的改良主义传统。过去，他们的纲领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改革，而不是反资本主义革命。当资本主义被从上而下的革命推翻后，他们仍主张民主改革，这次是改革一个极权政权制度。
这并不是波兰走向自管的路。只有革命社会主义才能引导它到这条路上。我们强调革命，为了清楚地指出波兰社会运动所需要的，是政治革命的战略。
“自由、正义、独立”要求重建独立左派和波兰社会主义运动。我们同意它所指出的：在今天必须建立思想政治组织，这是将来民主国家内的政党的种子；同时，唯一能维持团结的途径，是通过对纲领分歧的客观讨论、明确的协议和清楚的纲领路线。
但如果左派拒绝社会运动的革命动力，寻求自我限制，及要求工人阶级不要太尖锐地斗争和同意与极权无限期地共存，是不能满足社会运动的愿望和要求的。只有彻底革命的左派，推动完全的胜利，才能完成它的任务，解决它面对的政治问题。
但即使社会运动已界定了它的战略目标，仍需要制订出它的战略手段：即是说，发展这个战略需要一个方法。团结工会的战略应该用这个方法：争取自管共和国目标的基本战略手段，是来自社会运动的自管斗争组织，特别是发源自总罢工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