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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被杀前后的波兰局势
作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4年11／12月 第十一卷 第11、12期（总第95／96期）
在波兰政权实施军法统治三周年之前一星期，雅鲁泽斯基政权释放了三个月前被捕和被控以叛国罪的波兰地下团结工会领袖李斯和米雅士夫斯基。他们被释放，是团结工会运动的胜利，同时也反映了波兰局势在表面的平静下，实际的社会形势十分紧张，迫使波共政权即使在内部派系斗争激烈的时候，仍要作出这种安抚波兰社会的行动。政权恐怕群众会藉军管三周年的纪念日子作大规模的动员，特别是当整个社会都因为神父普比胡士高被秘密警察谋杀而沸腾起来的时候。因此，波共政权希望以释放两名工会领油的行重来缓和社会普遍不满的情绪，得以继续推行它的令社会局势表面“正常化”的政策。波共的行动，虽然起了一定的安抚效果，同时却对仍在不断活动的地下团结工会运动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显示了这股力量的壮大和波共政权统治的不稳定。
12月16日在格旦斯克发生的军警与群众的冲突，更证实了波兰社会这个外弛内张的局势。在参加完纪念1970年事件死难者的集会后，一万五千名群众在团结工会领导下，在街上游行，作出支持团结工会的手势，高呼“没有团结了会就没有自由”的口号。同日，在弗罗茨瓦夫和新胡塔市，也有以千计工人参加游行。他们受到军警和防暴警察的阻止，结果爆发冲突，有多人被捕，包括团结工会副主席格维兹达。
格维兹达和两名工人，被控“扰乱公众秩序”和“流氓行为”，判以这个罪名的最高刑罚——监禁3个月。
今天，仍有超过50名团结工会活跃份子被囚狱中，他们包括被控进行“非法组织”活动的什切青年工会领袖巴力加和高斯德基，什切青保卫人权委员会成员保道斯基，以及卢布尔的一些矿工，等等。
在10月中被波共秘密警察杀害的神甫普比胡士高，是一名全面投入支持团结工会的工人神父，是工会、工人和市民权利的坚决保卫者。他勇敢地谴责官僚政权的暴力和谎言。他与华沙的新华沙钢铁厂工人有密切联系，在经常吸引超过一万名工人参加的布道会上，他批评当局对民主权利的侵犯。他的坦率引起教会当局的一些反对，更是政府舆论攻击的目标。
神父被杀害的事件，再次显示了波兰现政权的真正性质。以雅鲁泽斯基为首的波共政权，对他的死亡要负全部政治和道义责任。无论这次罪行是否由于政权内部的派系斗争，仍然是这个这个政权对社会运动的犯罪行动。
自从81年12月13日军事政变以来，镇压机器已进行了多次谋杀。被杀者包括胡亦克煤矿的多名矿工，数以十计的街头示威者，和数月前被害的农民领袖巴特殊。他们都是这个依靠长期紧急状态统治的政权同一个镇压机器的受害者。
毫无疑问，神父被杀是政权为报复社会运动坚决抵抗官僚的“正常化”企图，尤其是政权今年所受到的挫败，例如社会杯葛虚假的市政府选举和政府在迫使团结工会11名领袖移居外国失败后被迫特赦政治犯的行动等。
波共内部派系斗争
政权内的一部分人对雅鲁泽斯基特赦行动作出消极的反映，特别是当被释放的团结工会领袖受到群众英雄式欢迎的时候。因此，当局继续拘捕仍然公开活动和参与示威游行工会领袖，例如法西纽克等。虽然团结工会未能重新进行公开的活动，但政权也未能达到它的目的，平息政权内部的不满。
政权内部分人公然表露其强硬斯大林主义立场。特别在经济部门内，地方的派系在争取投资拨款和生产手段时互相对峙。在实行军阀统治之后，官僚架构之间的关系有了改变。传统上波共党占了优越地位，但在新政权内，它被迫靠边站，地位受到削弱，被军方取代了。军方控制了内政部和秘密警察，影响了传统上党的特权。政府令局势“正常化”努力的失败，成为内部反对派的借口，要求推行更强硬路线和取回失去的权力。
从这些内部派系斗争中，出现了部分倾向要私自执行“正义”的分支，例如“反团结工会组织”。他们虐待被指参与团结工会地下活动的人。这些行动并未受到政权的干预，因为这是对政权有利的。
在神父被杀害事件中，被捕的秘密警察就是用类似的“反团结工会组织”的理论来辩护。而政权被迫承认谋杀犯是政权内部的人，这点有重要的意义，显示了政权架构的严重危机。在人民的压力下，这个政府被迫质疑它的政治警察组织，这相等于自毁墙脚。
政权拘捕三名嫌疑警察凶手和一名较高级的主谋，又决定在政治警察架构内进行清算行动，和迅速打捞被丢进河中的神父尸体，所有这些行动都是社会压力做成的。政权惧怕社会因此事动员起来，怕华沙的钢铁厂会进行罢工和将罢工扩展到其它地区。这些压力的背后反映了工人与政权的力量对比和它对政权的潜在威胁，特别是如果反抗运动能利用这次时间来动员群众的话。
教会上层和华里沙的妥协态度
神父被杀，是政权同时对团结工会和教会的攻击。但奉行与政权妥协政策的格林普大主教和部分教会架构，并没有因此改变他们背弃群众运动的态度。他继续在信徒之中宣扬和解，又顺从政府的命令，要求群众离开普比胡士高的教堂。在纪念普比胡士高的弥撒当日，格林普决定在同一时间举行另一个弥撒，目的是分散部分信徒和阻止弥撒后会进行的游行。但他的做法阻止不了5万人参加在普比胡士高的教堂举行的弥撒，而格林普的弥撒只吸引了1500人。教会基层与上层的裂痕因此出现进一步扩大。
虽然在政权一些派系这样明显的挑衅行动面前，工会运动需要谨慎从事，但它对神父被杀事应该要作出坚定的反映。除了这些派系希望挑起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和夺取政权之外，整个政权都在寻求摧毁反抗运动，而街头示威会带给它们借口。在这个意义上，华里沙提出警告，避免挑衅行动，以免群众被用作政权内部派系争权的工具，是有一定基础的。但除此之外，华里沙采取了与格林普接近的立场，没有指出社会运动的政治行动的任何前景，更强调期望在政权与群众之间达致一个“诚恳的对话”。这便瘫痪了运动的主动性和驱散了群众的力量。
将群众的力量引导为集体祈祷，只会让政权争取时间重组阵营，准备反击行动。在一个弥撒中，华里沙说：“杀害普比胡士高的凶手令我们每个人蒙污，从总理到单纯的市民”。他的语气就像波兰的政权与工人有共同的利益一样！
社会运动没有需要替政权洗脱行凶的责任。华里沙说服工人可以与政权“对话”的努力，只会走进死巷。当新的局势有利于群众运动的时候，是可能会导致与政府谈判，但只有当政权被迫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会是“诚恳的对话”，而是需要作出让步和达致战略性妥协。而在任何情形下，也不会期望用集体祈祷来迫使政权作出对话呢。
“社会监管镇压机器”和人权运动
另一方面，法西纽克和平尼奥在离开监狱后，提出了“社会监管镇压机器”的口号。几天后，代表了工会比较激进一翼的十多个波兰城市的团结工会领袖发出类似的呼吁：“自从81年12月12日以来，恐怖行动的名单越来越长。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阻止恐怖行动：由社会监管镇压机器。”
在卡高夫、华沙、弗罗茨瓦夫、格但斯克和其它多个城市，出现了成立保卫人权抵抗暴力委员会的行动。神父被杀事件，会帮助向镇压机器的人员呼吁消极抵抗镇压行动，帮助地下报刊和人权委员会取得更多镇压机器的资料和行动消息，并呼吁人们组织起来。
人权委员会的公开活动是否可能呢？政权刚宣布了它们为非法。只有实际行动才能证验实际的力量对比能否容许进行这些活动。但无论它的进展怎样，人权委员会将不会代替整个社会运动，否则它将会表示回复到80年8月前的社会自卫委员会的水平。从这个角度看，华里沙所指出这些委员会的目标，与团结工会的任务比较是太狭窄的说法，是有理由的。如果以为单是社会监管镇压机器，便足够将国家从政治危机中走出来，这是妄想的。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样的监管及其效果只能是有限的。
因此，这些委员会应该成为社会运动的辅助运动，扩大它的活动范围，而不是取代它。要巩固这些组织，它们必须从社会力量，特别是工厂工人的更大活动之中寻求支持。十月底有超过50万人在团结工会的旗帜下参加了神父的葬礼。这个庞大的行动，有利于委员会的活动，但必须扬弃“只有平静才能挽救我们”的错误口号。相反地，必须在面对恐怖行动和镇压时，将社会自卫的行动与工会在企业内的活动联结起来，以短期的经济和社会要求，及争取工会、自管和市民权利的斗争，来动员工人。
波共政权将发动猛烈的运动来对付团结工会的战士、刚被释放的民主反对派，及继续支持地下运动的教士。面对着这个进攻，波兰局势的发展端视工会运动对抗这个新攻势的能力。
[取材自《国际通讯》法文版第18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