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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放宽军管假象的背后
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3年1月第十卷第一期（总第73期）
在实行军法统治一周年之后，波兰国会在12月18日通过议案，给予国务委员会停止和必要时重新实施军法统治的权力，放宽去年军管以来实施的限制，包括有关拘留、罢工、抗议示威、社团活动、邮政电话检查、国内旅游等限制，但同时授权政府可随时实施这些限制措施。此外，以后的罢工和抗议运动将根据波兰在10月颁布的新工会法处理。违反这项法令的工人和学生，将会被解雇和开除学籍。
在12月23日，军政府宣布释放在军管法例下被拘留的全部被囚者，但七名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立刻再被逮捕，当局没有说出逮捕的理由，也没有宣布获释的人数。
继11月13日释放华里沙之后，波兰军政府实行的这一连串措施，是否代表了它放弃军法统治呢？稍有头脑的人都可以见到，这只是一个花招而已。表面上的一些放宽限制措施，其实背后早已用其他限制措施填补了。工人罢工和游行示威的权利，仍然被剥夺，只是剥夺的形式较为隐蔽而已。重要工厂自然随时可被置于军事接管的状态，以粉碎工人的组织。表面上，军法统治是放宽了，实质上并没有改变。难怪波兰大主教也要表示对议会持“保留态度”，甚至反对其中一些法案，指出这是“心理恐吓”和“独断独行”呢！事实上，正如本期另一篇文章中波共官僚的自白显示，撤消军管只是解除表面的战争状态，却通过给予政府的各种特别权力，换了较低层面的特别状态而已。
波兰军政府对放宽军法统治的解释，是他们控制了来自地下反对者的破坏威胁，同时也因为受到经济危机威胁的国民经济有某些改善的迹象，但由于国内“反社会主义”组织及来自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颠覆威胁，意味目前只能暂放宽限制，并预料到明年中才会全面撤消限制。其实，军政府这些理由除了互相矛盾之外，更是不能立足的。团结工会地下运动在11月10日的大罢工尝试中虽然失败了，但整个运动并没有受到挫败，一年来的形势充分显示了工会反抗力量并没有被政府的镇压行动摧毁。整个波兰社会的反抗情绪仍然存在，虽然有一定的混乱和退却。更主要的是导致整个波兰工人运动的客观矛盾仍然存在，甚至是加深了。波兰经济并未像政府所说有改善的迹象，相反地，它是每况愈下了。1982年上半年的生产比1981年下跌了7—14%，下半年的生产更加下跌了。即使煤的产量在各种镇压、分化的压力下，在1982年5月比1981年5月上升了23.3%，但比1980年5月仍是跌了27.7%。很多企业只为苏联生产，产品85%或90%运往苏联，因此加剧了国内的通货膨胀。
实际上，军政府实施这一连串措施，是为了更长期实施军法统治铺路。一方面，它希望藉此改变军管对外的形象，将军法统治隐蔽起来，要求西方国家取消（对）波兰的制裁。波兰12月15日宣布停止与美国的双边科技、文化交流计划等报复美国经济制裁的措施，明显地是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压力。
另一方面，它希望以长期的正式法令代替临时的军管法，将军法统治的内容制度化。它以新工会法取代紧急法令中关于罢工、示威等条文，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它表面上取消紧急拘留令，只是以其他法例去囚禁政治犯。事实上，据工会人士估计，被军政府以紧急拘留令拘留的人数，从初期的7,000到20,000人已逐渐减少到11月下旬估计的800人。但根据其他法令被判刑的人却超过5,000人，其中大部分是团结工会基层活跃份子，罪名是在军管后继续工会活动、派传单等，他们分别被判刑3年到10年不等。在释放华里沙的同时，军政府却检控工会地下领袖法西纽克，也是这个手法转变的明显表现。
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军政府希望藉此制造一个适当的政治气候，让军政府与波兰天主教会的历史性合作得以顺利开展。甚至在实施军管以前，政府与波兰天主教高层领袖已开始了广泛的接触。格兰普大主教一年来与政府会谈的次数，多过以往30年教会与波共领袖接触的数目。在对待团结工会方面，格兰普充分利用天主教教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表面上支持团结工会，实际上却反对工会的每一个斗争行动。工会地下组织的每一次斗争号召，都被教会以危害和平和鼓励仇恨的借口予以斥责。在11月10日总罢工前两天，教会却发表声明，表示与军政府的会谈很有建设性，又迫不及待宣布教宗可能在明年中访问波兰的消息，以消除人民对罢工的支持。在华里沙获释的背后，教会的影响及其意图是不言而喻的。其后，教会更不断宣传与波兰政府进行全国和解的可能性。军政府发言人亦宣称与教会的关系比在军管前更进一步。最近，波兰国内外关于成为共党国家内第一个基督民主党的传说甚嚣尘上，足见军政府与教会高层官僚的合作可以到怎样的程度。而教会利用工运作为本身争取政治影响力的筹码，这手法亦可见一斑。当然，教会高层与军政府的妥协并没有扩展到基层神职人员方面，特别是在工人区的神父等。而格兰普亦受到不少来自基层的反对压力。但教会的由上而下的独裁架构和思想体系，仍然帮助它在工会地下运动和不少群众之间造成裂痕。
波兰军政府在玩弄一连串放宽军管的手法时，事实上却丝毫不敢放松对社会的控制。这当然与它自知军管一年并没有击毁社会的反抗力量有关。在12月16日纪念1970年波罗的海暴动事件死难者的集会上，华里沙准备发表演说。但政府却大为紧张，将华里沙拘留了大半天，制止他参加集会，又对西欧电台的广播进行大规模的电波干扰，恐怕这事件会在全国造成严重影响。从这件事可以看到军政府的虚怯。
另一件反映军政府不得民心的事实，是在新工会法解散所有工会组织之后，政府企图成立御用工会的情况。在团结工会的呼吁和社会的自觉抵制之下，新工会受到广泛的杯葛。即使在政府以加薪和提供到其他东欧国家度假6星期的引诱下，到现时为止，在4万个企业之中，只有3%成功地召集到必需的15人组织新工会。连政府官员也表示最少要2到3年时间组织新工会。
当然，波兰社会对军政府的唾弃，并不等于地下工会组织前景一片光明。在艰难的活动条件影响下，地下工会全国临时联络委员会在10月中旬工人自发反抗政府取缔团结工会的罢工潮和11月10日号召的大罢工之中遭受挫败，影响到它在运动中的威信，而被迫取消原定在12月13日举行的全国抗议行动。工会内部亦出现战略上的分歧。地下运动更受到军政府的一些打击，不少基层和工会领袖被拘捕。工会组织者被迫更谨慎，因此与社会的隔绝就更大。但地下工运发展的基本社会条件依然存在。工运目前需要更深刻地检讨整个社会局势、人民对社会斗争的意愿、工运活动条件、对运动的前景等。更要检讨工运的政治缺点，例如相信与政权达成任何妥协的幻想、认为教会并非热衷于推动本身的政治而只是表现社会愿望等。它必须从速订立一个清楚明确的纲领，要包括目前和长期的政治目标，及实现这些目标的确切步骤。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团结工会地下运动才能团聚社会上的支持力量，利用军政府政策转变的任何缺口，来推动波兰的政治革命。
1982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