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 《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
波兰经济问题探讨
[法] 艾莉欧 译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4月第八卷第4期（总第52期）
任何人都不会怀疑波兰经济危机的深度。下列一些数字可以显示出来，虽然数字本身，正如其他东欧数字一样，可能不会太准确。
平均个人名义收入，1979年下降2.6％（1980年统计数字说增加了1.8％，但工人们反对这个数字）；
全国总生产，1979年下降2％（计划目标是增加2.8％）；工业生产计划为5.1％，但只增加了2.8％；1980年的矿产量比上年下跌15％。
农业生产1979年下降1.4％（蔬菜生产下跌3.8％），而计划是提高4.8％。1980年谷物和甜菜收成比上一年下跌三份之一，而薯仔（马铃薯）收成更差。
工业
欠西方国家的债务急剧增加，1971年为10亿美元，1979年末为200亿美元，1980年末为235亿美元。这项债务差不多等于出口总收入，而1979年出口收入的92％是用来还利息和本金。波兰对西方的外债达到东欧国家总外债的三份之一以上。
重工业的资金投资突然停止。数以百计的工程停顿下来，特别是钢铁业和矿业部门，原因是1980年的灾难性经济后果。
这些数字与1970年初为结束戈穆卡时代（1956－70）的一系列新策略比较之下，便很容易解释过去半年来波兰的伟大工人动员的基本原因，并说明了盖莱克政权（1970－80）失败的程度。
这些策略原本预测经济迅速发展，生产潜力增长，现有生产能力现代化，个人收入增加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消费物品供应改善，与外国贸易增长等。
波兰经济在1971至1975年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发展，工资水平大幅提高，但当权者的任意的政策很快便在投资和人口增长与生产能力和出口之间造成很大的差距，因此造成今日的债务。
1971至1975年的投资政策是平均每年增加18.4％，造成一种近乎强迫工业化的现象。受惠的部门包括钢铁业和电机业。
但与此同时，能源部门却完全被忽略。这几年煤的生产只增长4.5％，而钢铁冶金却达到9.9％，电机更高达14.4％，在1976－1980的五年计划实施调整后，电机业的发展仍是能源部门的两倍。
投资的不平衡和缺乏迅速提高能源生产的方法，是现今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一年中会有300日电力中断，影响大部份企业，成为生产混乱的主要因素，严重限制工业生产力。
另一方面，浪费能源的现象亦十分严重，而波兰工业亦有过量消耗生产原料的情形。总的来说，波兰工业比法、英、意等国消耗二至三倍的原料以生产同量的产品，亦是工业生产力达不到五年计划指标的原因之一。这亦解释了为什么出口贸易停滞和波兰产品争取新市场困难，所以在1978年，波兰工业生产价值占世界总生产的2.5％，但其出口只占1％左右。
农业
虽然国家对农业的补助在1979年达1,800亿波币，1979年更达2,500亿，约占国家预算的四份之一，但农业生产却下降了。1974－1979年的谷物生产比1974年为低。天气的影响是有的，但最主要是由于每公顷的单位收成减少。
波兰农业衰退的原因部份是由于农业的结构问题，部份是官僚的政策造成。首先是国营企业的荒谬的收成。平均每个占地4,000公顷的国营农场和330公顷的集体农场，总共占20％土地，而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亦占二成左右。但它们却占去三份二的国家补助，而收成却不比私人农庄更好。国家年报无疑有指出，这些国营企业的每公顷谷物收成和畜牧数字，比私人高出25％，而平均占用人力少一倍，这显示了机械化的程度较高，特别是由于大量补助和种植的种类：在大片土地上种植谷物。但如果就生产一公斤的肉或一公升的奶来说，国营企业的成本分别为私人的二倍及四倍，一方面是由于大量投资以设立先进技术的模范农场引致，另一方面是国营部门的大量浪费的现象。生产成本的差距，令到国家歧视个体农民的政策看来更形荒谬。
对于大部份独立农民来说，30年来的情形都是十分恶劣的。每户的土地面积减少，三份一农户的土地面积少于二公顷。他们生产只够自己食用，不能供应给市场。另外约三份一的面积为二至五公顷，约四份一为五至十公顷。土地面积这样少，令机械化成为幻想。官僚的政策更力图使自耕农无利可图，以及进行分化。事实上，自耕农所受到的歧视性政策和微不足道的援助，或为他们现在困难之祸根。不仅肥料、农业机械和建筑材料短缺，而且国家政策令他们无法进行改进。如果他们要向银行借钱，就一定要把大部份收获以贱价售与政府；政府更可随时勒令某些农户集体化。所以农民都不愿投资在农场上，宁愿兴建一些房舍物业。
较年轻一辈之中，愈来愈多“农民工人”；他们在工厂工作，同时继续在农场工作，他们做工的收入往往用来支持农场上的家庭。艰难的情况令更多年轻人流向城市，令独立农民的平均年龄达55－60岁。
计划的失败
官方数字透露，1979年的企业不能完成计划的比率达到58％，而以往都不会超过35％的，估计1980年的比率会更高。因此，中央计划的虚假性质便暴露无遗。
但大部份专家，包括团结工会的，都似乎同意有必要将管理地方化和废弃大部份现有的指标，而以另外一些合乎实际的指标代替。现时的完成计划指标而不理其质量和生产成本的方式，应该以经济成效的奖金方式代替，这类争论目前仍在进行中。
关于计划的不合理，可以从正面表现出来：虽然最近两个五年计划都企图帮助消费品生产，但生产资料部门的投资增长率，仍高于生活资料部门的比率。当然，在纺织和食品工业中取得的成就都很大，各种肉类、牛奶、蔬菜的加工厂都有建造，再加上消费品进口的增加，和耐用品的生产增加，令1970年代初期的生活水平有重大提高。但另一方面，不同工业部门的发展缺乏协调，特别是能源部门，令到最近几年的利润水平大为下降，而特别在消费品方面更明显地表现出这种不协调。
官僚的盲目的政策并没有减少。即使在1976年由于经济停顿而决定放弃一些“巨大的工程”，但卡杜维斯的钢铁综合企业的建造仍然继续下去。在1979年第一期一种完成投入生产，生产能力为450万吨。要继续完成第二期工程，使总生产能力达到900万吨，就得再投入资金12,000亿波币。此外还有以亿计的资金投入现已停下来的船坞工程中，这些都显示了独揽大权的官僚的轻率和不负责任，对国家经济做成极大的灾害。
一系列被官僚定为次要的部门的科技水平落后，只是官僚的极端政策造成的恶果之一。在很多工业部门，工作环境更是差得可怜。例如华沙的一间铸铁厂，在高炉前面工作竟然没有保护设备，噪音和空气污染达到不可置信的程度。工资的差距亦很大。在同一间企业内，体力工人的工资竟然相差10倍，而在一些白领和技师之间更会达到20倍之多，妇女无疑居于工资制度的最低层，每月工资约二、三千波币，而全国平均工资现在约为五千波币。
官僚最近几年政策造成的最大影响，要算是社会福利方面。政府一直以来都漠视“非生产性”的部门（例如住屋、医院、托儿所等）的投资，不单影响大部份家庭的住屋、托儿所、医院床位等问题，而且更影响免费医疗，令私人医生得益。教育经费的不足，令很多学校关闭，对贫苦家庭的影响更大。很多学校现在实行三班制，上午班、下午班，及从下午四、五时开始的“夜班”。尤其令工人愤怒的是，在1979年政府决定增加国防经费的同时，竟然缩减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预算。
经济危机的成因及出路
当权官僚决定重大事项的秘密性质，令他们能够作任何决定而不怕受惩罚。虽然其错误是这样明显，事实上，过去十年来，当局从没有真正改变政策的倾向。他们满足于微小的修正。1975年底，在欠下西方的债务达到危险程度时，便采取减少人口和局部停止投资的政策，后果是供应品市场情况变得更坏。所以当政府在1976年决定提高物价时，工人的愤怒便一发不可收拾。
经济改革讨论的中心，是价格制度的不连贯性。虽然这些讨论并未能提出解决方案，但它显示了经济流弊的程度，和价格政策的构成。肉类价格便是一个惊人的例子。
正如其他基本物品一样，肉类的零售价格是低于生产成本的（包括运输、行政费用和加工费等）。一个工人国家决定要补助某些物品的价格，是十分正常的。在1979年对肉类的补助平均为每公斤34波币，消费者付出的价钱在每公斤100至150波币之间，但生产者却只卖得每公斤40波币。这两个价格之间的差异，再加上政府补助的34元，都是落在中间的行政费、运输费、肉类加工费之中。但现在并没有企图减少中间的成本。政府的政策是为了发展国营企业的畜牧部门，因而将肉类收购价格提高，及将饲料的进口大量增加。因此成为外债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同时又提高对食品的补助至每年1,700亿波币，为1979年全部工资的11％。
肉类与其他基本必需品（面包、牛奶、糖等）却不能混为一谈。统计数字显示出，较高工资的人才较多食肉。因此，这种补助事实上是要较贫的人津贴较有钱的人。
正如肉类价格显示的，价格政策成为社会不平等的一个明显例子。计划中的肉类配给制度，原则上会改正这个现象。但如果工人对分配的数量不能施以管制的话，这个计划将仍会是官样文章而已。目前最重要的是改善供应，这便关系到整个计划制度和它所决定的价格制度，最终是要结束政治特权、官僚管理的不一致和浪费现象。
从团结工会出版的一些刊物中，可以见到下列现象：由团结工会会员组成的纠察队，在很多商店中，发现被收藏的不出售的货品。货品可能用来供应亲友或其他人。商店亦分开种类，例如供应军队和警察的商店的货品是有系统地比普通商店的高级。
从另一层面来看，乌苏斯拖拉机厂的工人之所以直接与“独立农会”的农民讨论拖拉生产的问题，完全是由于他们认识到官方负责分配产品的委员会的官僚性质和无能，以及对改善情况的阻碍等。这亦是波兰工人面对的无数任务之一。
要改善经济局势，不单是要消除无数的浪费现象，压止无用的中间行政费以减低生产成本，更要改变现时整个管理和计划制度，要能让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控制所有影响计划和社会财富分配的决定。
一个基于平等基础，可以满足工人群众的需要和愿望的社会的建立，意味着官僚的死亡。在这个意义上，目标不单是经济改革，而是一个政治革命。
（小点节译自1981年2月16日《国际通讯》法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