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 《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
波兰工人阶级划时代的胜利
作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0年10月 第七卷 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
一九八○年八月卅日，是波兰工人斗争史上的一个大日子，亦是工人国家历史上一个转折点。历时两个月的波兰工人联合罢工行动，终于迫使政府几乎全部接纳工人的要求，特别是两个最主要政治要求：自由组织独立工会和对罢工权利的保证。在所有由共产党垄断国家机器和一切政治权利的工人国家中，这是第一次由工人成功地迫使政权承认工人保卫自己利益的权利，打破官僚政治上的垄断，为以后工人组织起来推翻官僚统治的政治革命迈开了重要的一步。
波兰工人这次反官僚斗争的胜利，是所有官僚化的工人国家历史上至今为止最辉煌的（过去许多次的罢工、暴动、革命，都不幸被镇压而归于失败）。它显示出：只要工人阶级觉醒、团结和勇敢地斗争，他们是能够战胜官僚层的。这次胜利将会大大地鼓舞起一切官僚化的工人国家劳动群众的斗争，并且鼓舞起资本主义世界工农的斗争，对世界革命运动产生划时代的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首回合的罢工浪潮
事变的导火线是七月一日，波兰政府在未经宣布的情况下，取消了肉类的官定售价，而以高出一倍的市场价格出售。这个措施立即引起各城市的工人爆发罢工抗议浪潮。
首都华沙的庞大的乌苏斯拖拉机厂首先发动罢工。四万工人中有四成停止工作。钢铁、汽车、船坞、飞机及其它工厂亦很快加入罢工行列，第一个星期已有超过十万工人加入行动。政府以取消加价作为让步，暂时取得工人复工。
到了第二个星期，罢工浪潮扩展至卢布连市，并发展成为全市总罢工。罢工首先在七月十日由一间货车工厂工人发起，其它工厂逐渐加入，到了十六日，起码有十七间工厂加入罢工队伍，包括电子厂、建筑工人、药厂、面粉厂、面包店和医院的工人。政府派军队运送必需品到城市。而铁路、巴士及电车工人则加入罢工以对抗政府。罢工工人选出罢工委员会。他们向政府提出的要求包括：取消七月一日的加价、提高工资和奖金、立即提高对家庭的津贴至保安部队和军队的水平，即提高三倍；新的、自由的选举工会委员、罢工的权利、党领袖书面保证不对罢工工人报复、禁止警察和保安人员进入企业的范围等。
到了十九日，政府终于与罢工者达成协议，答允大部份要求：工人普遍获加薪约一成至一成半。
在此同时，其它地区亦受罢工浪潮波及。波兰东南部的三间大工厂在十九日爆发罢工。要求像其它地方一样加薪一成。
第一轮的罢工浪潮大部份由于政府答允作出经济让步而稍告平静。但由此而成立的各罢工委员会却并未因此解散。
罢工浪潮再次涌起
到了八月初，由于政府的承诺普遍不能实现，罢工浪潮再起。华沙的清洁工人从八月五日起开始罢工。其后，公共交通工人罢工，瘫痪了首都。罢工浪潮再次席卷全国。八月十四日，北部海港格但斯克的列宁海军船坞工人举行罢工，并演变成为整个罢工浪潮的中心。
列宁船坞工潮的起因是由于船坞领导层将三名工人解雇。其中的安娜·华伦天娜维兹和罗域奇是一九七〇年罢工中的罢工委员会委员，另一人是华里沙。三人现在都是参与格但斯克一份反对派工人报刊“工人报”的出版。十四日下午二时，船坞的一万六千工人发动罢工，成立了罢工委员会，提出广泛的要求。第二天早上，船坞领导层与罢工委员会谈判，答应将三名工人复职，提高家庭津贴，加工资，保证不进行报复，最后还答应建立纪念碑悼念七〇年罢工的死难工人。但这些让步并未能满足工人的政治要求，特别是罢工的权利和自由组织独立工会。罢工不单没有平息，反而很快地扩展开去，主要的有该市的公共交通工人和隔邻格丁尼亚市的巴黎公社船坞工人等。
到了八月十七日，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和索波特三市二十一间工厂的数万工人放下工具，参与罢工行列。一个总罢工委员会成立起来，由每一间工厂派两名代表参加，再选出一个十五人的执行委员会，全盘负责向政府提出十六项共同要求和进行谈判。另外每间工厂的罢工委员会再向政府提出每间厂的特别要求。此外又成立两个委员会，一个负责联络各罢工工厂，另一个负责保证人民获得必需的物资供应，例如电力、食水和卫生服务等。
八月十八日，总罢工委员会扩大至十九名委员，将共同要求增至廿一项（见另文），并透过在华沙的“社会自卫委员会”将这些要求向外宣布。这些要求包括释放政治犯、取消新闻检查、自由组织独立于政府的工会、罢工的权利、由调整物价自动提高薪酬、改善食物供应、取消对保安部队和警察的特别津贴、开放大众传播媒介、开放教堂等。
罢工浪潮继续一发不可收拾。加入总罢工委员会的工厂数目与日俱增。十九日有一百九十一间，二十日已增至二百六十间，罢工人数超过十二万。二十五日报导的罢工人数为十五万，二十六日已超过二十万。到了八月卅一日由罢工领袖宣布格但斯克三市结束罢工时，发表的罢工人数为三十万，涉及六百二十七间工厂。
接近东德边境的港口什切青市亦在八月十八日爆发大规模罢工，有十二间工厂停工，组织了一个四十人的罢工委员会，向政府提出二十八点要求。其它大城市，如罗兹、弗罗兹瓦夫、波兹南等也发生同情罢工。八月廿九日，南部重要煤钢区西里西亚的三个煤矿和两间工厂的二十万工人亦举行罢工。
官方发言人也承认“罢工在以排山倒海之势四处蔓延，形势非常复杂，每天都有一批企业举行罢工”。面对这个工人自发的汹涌斗争浪潮，政府施展浑身解数，企图瓦解罢工。
政府与罢工工人的角力
列宁船坞罢工一开始，正如以往的罢工工潮一样，厂的领导便答应作出经济让步，希望工潮会平息。但罢工工人坚持所提出的政治要求，并与其它工厂联络，很快便组成三个城市的总罢工委员会。工人的政治信心和团结精神，令政府大吃一惊，立即成立一个政府谈判委员会，由副总理派卡率领，到格但斯克与每间工厂个别谈判，企图以逐个击破的方法对付罢工。总罢工委员会于是决议各厂停止私下与政府谈判，一切由总委员会出面。罢工工人的团结，令政府的诡计不得逞。
由于恐防格但斯克三市的罢工消息会传播到其它地方，所以政府在工潮开始扩大时，便立即将三市对外的电话和电讯完全切断，企图孤立罢工工人。罢工委员会于是将恢复对外通讯，作为与政府开始谈判的先决条件。
另一方面，政府将大批警察和民兵运到格但斯克的郊区，对罢工者作出要用武力镇压的姿态。面对这个威胁，一批批的工人走出工厂，与市近郊的民兵部队会晤，讨论他们的罢工问题。工人告诉民兵：“你们是派来这里来枪杀我们的”；一个民兵回答说：“我们不知道来这里干什么”，而另一个民兵说：“不，我决不枪杀任何人”。
由于工人态度坚决，工潮亦以雷霆万钧之势四处蔓延，迫得政府承认总罢工委员会的正式地位，答应他们的先决条件，重开三市对外的电讯联系。八月廿一日，派卡被召回华沙，由另一副总理瓦盖斯基出面与总罢工委员会谈判。
连续几天的谈判，都因为双方互不让步而陷于僵局。政府便进行改组，将总理、党理论家和高层工会官员及其它五名次级官员整肃，企图以他们为代罪羔羊，并宣称已扭转党与政府政策，以符合现况，将两名一向反对第一书记盖来克的官员委以重任，希望这些措施能转移工人的视线，提高他们对另一批党官员的期望，以缓和危机。但工人普遍对高层改组无动于中，一些更表示对这些高层变动已太清楚，需要转变的是这个制度，每个人要有权讲话和组织起来。
在改组的同时，政府更加强镇压工人反对组织。主要根据地华沙的工人反对组织“社会自卫委员会”（KOR）在历时两个月的工潮中扮演了一个积极角色，传递各地罢工消息到国外。这个组织出版一份半月刊“工人报”（ROBOTNIK），销量达三万份。八月十八日，当列宁船坞罢工扩大后，这个组织的几个主要负责人被拘捕，两日后更拘捕多人，总数达二十四人。拘捕的主要目的是要切断国内其它地方和西方新闻界的罢工消息主要来源，亦是对罢工工人施加压力。到了廿九日，被捕的KOR委员之一，多恩被控从事反政府活动，官方报章并指责库伦和米奇尼克等人煽动罢工，阻挠谈判。
被捕的反对派和其它政治犯却受到罢工委员会的支持。他们要求之一就是要无条件释放这些政治犯。
对于工人提出的政治要求，政府一直拒绝，希望能维持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政府甚至愿意国家工会进行重新选举，采取不记名投票及不限候选人人数，只要能够保存国家工会整个权力架构，和维持国家对最高层工会官员的委任及控制。但罢工工人不为所动，坚决要求建立独立于国家和党的工会来代表工人。这一点成为所有罢工工人的主要要求，亦是谈判的症结。
政府一方面以让步作为引诱，另一方面却频频提及苏联不会坐视，以此来威胁工人。但罢工工人采取占据厂房静坐，不上街，极力保持秩序，令当权者没有借口挑衅。
工人阶级的重大胜利
三市罢工工人坚持政治要求，参与罢工的工厂和工人愈来愈多，其它各地起来响应的罢工与日俱增。眼看全国总罢工的气候已经形成，波兰政府被迫作出重大让步，在八月三十日答应总罢工委员会的基本要求，并在第二天答应了差不多全部要求。同一时间，什切青罢工委员会的二十八点要求亦被答允。工人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政府答应罢工工人有权自由组织独立于国家的工会，代表工人与当局谈判。政府亦承认工人的罢工权利，答应在一天内将工人提出的名单内的政治犯释放，同意把新闻检查限于“不端正”的报道和涉及军事和国际关系的国家机密。政府又保证言论和信仰自由。对于工人的经济要求亦大部份接纳。
北部沿岸城市的罢工开始结束。但西南部煤矿区的二十五万工人罢工却继续了五、六天，直到政府答应给予同等的承诺，再加上一些矿业特有的要求，例如矿工可在五十岁退休、加强安全设备等，罢工才开始渐渐平息。而政府为免其它地方工潮再起，迫得宣布这次政府的让步是全国性的，一反以往的做法，即只有真正罢工成功的工人才能享有胜利的果实。这亦显示出今次罢工浪潮在全国各地深远的影响。在工潮普遍开始平息之际，第一书记盖来克亦以健康理由被撤职，由卡尼亚接任。他的上任令一些地区的工潮再起，显示出工人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他们所提出的要求包括撤换一些地方官员，改革工厂管理等。
各国的态度
各国政府、政党和人民对波兰工人罢工的态度，充份表现出他们的阶级立场。
苏联政权对波兰罢工自然感到忧虑不安。表面上，它装作若无其事，表示绝不会干涉波兰内政，但另一方面却表示注视“经济混乱的发展”，谴责“无政府主义份子”企图混水摸鱼，藉以对波兰罢工工人施加政治压力。它尤其害怕的是波兰罢工的消息及工人的政治要求会传到苏联国内，激起苏联工人的政治热情，对官僚的统治造成威胁。所以它设法干扰英、美、欧洲等国的俄语广播。
波兰工人取得胜利后，苏联只报导罢工已经获得解决，对于工人的要求却一字不提。真理报激烈攻击罢工工人提出“反社会主义”要求，却不敢指出这些要求是什么。它又谴责工人与“外国颠覆中心”有关系，抱有革命目的企图破坏波兰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等等。这些声明目的一方面对波兰工人而发，另外也是对国内工人和其它东欧国家政府及工人的警告，不准他们追随波兰工人的榜样。
苏联虽然没有直接提出镇压的要挟（国内和国外的形势也大大限制她的行动），而且向波兰政府提供额外的经济和物资援助，帮助缓和目前形势，但到底工人的要求是直接针对国内和国外官僚的统治，所以苏联将来一定会想办法，甚至用武力迫使波共领导层夺回工人的胜利果实。而波共为了本身官僚层的利益，亦一定会这样做。
东欧其它工人国家对于这次罢工浪潮普遍采取谨慎态度。她们普遍在本国进行安抚，例如放宽粮食供应，表示聆听工农的投诉等。罗马尼亚总统更亲往矿区巡视，进行安抚。种种措施都是为了防范波兰工人的例子会在本国引起罢工浪潮。
中共的态度则十分隐晦。一方面藉波兰工人罢工而攻击苏联，企图将罢工列入中共的反苏大合唱之中。但由于这罢工例子亦会引起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醒，特别是所提出的政治要求是深深击中中共官僚统治的要害，所以对于这些要求便很少提，只希望从这次事件尽量榨取政治资本。
对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来说，这是一次赚取政治资本的好机会。于是，波兰工人反抗官僚的政治统治，被报导成工人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而要求回复到资本主义。对于工人所提出的廿一点要求，西方通讯社却不敢全面登载，否则便会拆穿他们的谎言。
但对于西方帝国主义来说，波兰政府与西方的良好关系仍然占首位。所以他们一面作反共宣传，歪曲事实，以捞取政治资本；另一方面却尽量以经济援助来协助波兰政府渡过危机。例如奥地利政府提供三亿美元贷款，西德银行借六亿七干多万美元，美国银行亦答应借三亿二千多万美元予波兰政府。这些贷款的目的，正如苏联援助的目的一样，是希望波兰政府可以以经济让步换取罢工工人的政冶要求，避免从根（本）影响波兰以至所有其它工人国家的官僚统治。
在波兰这个绝大部份是天主教徒的国家，教会在这次工潮中亦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反动角色。教宗在数次祈祷中都表示与罢工工人在“精神上和祷告中”沟通。但另一方面教会却强调工人要与政府谅解，不要影响国内的平稳。呼吁“和平，安定，理智，谨慎和责任心”，“避免长期停工，可能发生的骚乱和弟兄间的残杀”。教会表示“明白”罢工工人的要求，但批评他们的方法。连美国的纽约时报都承认，“教会的主要考虑是维持社会的秩序”。所以连波兰总理亦公开赞扬波兰天主教会所表现的“谨慎和责任心”呢。罢工胜利后，波兰大主教甚至在其私人教堂内为罢工领袖华里沙举行弥撒，极尽拉拢讨好之能事！
西方各国的共产党表现则不一。美国共产党指责波兰领导的软弱和向罢工工人屈服，但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却签名表示支持罢工工人。法共大部分领袖表示支持波共，将工人的要求贬为纯经济性。但来自基层工人的压力迫使另一些法共领袖声明支持罢工工人。意大利工会派代表到波兰，表示与罢工工人团结一致。西班牙共党领袖表示支持工人的要求，瑞典共党表示波兰需要进行改革，要一个强大和民主的工人运动，要自由独立于国家和党机关。
工人国家内的反对组织普遍支持波兰工人斗争。苏联的反官僚地下组织发表声明支持工人要求。捷克七七宪章组织发信给总罢工委员会，表示“我们的情感和利益与你们争取自由和公正生活的斗争是一致的”；大家的目标相同，“尤其是在争取释放政治犯、言论自由和建立独立工会权力等方面。”
罢工经验总结和展望
波兰工人国家在二次大战后成立以来，财产国有化，令波兰国内生产主要不再是资本主义式商品生产，除去了资本家为利润生产的主要矛盾根源，为在计划经济的原则下为社会需要而生产制造了必需的条件。但这个国家从建国起便由共产党完全控制，实行一党专政，垄断所有政治权力，令工人阶级不能自由民主地根据自己的政冶水平和经济要求制订生产计划，在公有财产制的基础上建设新社会。再加上苏联这个堕落了的工人国家，由于实行一国社会主义，所以处处控制波兰的经济，要它为苏联一国的利益而发展。而波共不能亦不会在政治上摆脱斯大林主义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公式，一方面在国内实行对工人政治镇压，维护官僚层本身利益，另一方面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存，企图与西方资本家取得妥协，减轻来自苏联的压力，而不是鼓吹世界革命，寻求真正的无产阶级解放。
由于以上原因，波兰的经济不能有长足发展，反而因为官僚层在政治上窒息工人的积极性而出现停滞的趋势。另一方面，它对西方的倚赖亦加深。西方经济七十年代普遍走下坡，更增加了波兰的贸易困难。到了目前，对西方的负债已达二百亿美元，今年要还五十二亿本金和廿亿利息。所以在七月一日取消政府的肉类津贴，要将经济困难进一步由波兰工人负担。
波兰工人历来已有坚强的斗争传统。一九五六年的波兹南暴动和七〇年的格但斯克大罢工都迫使当时的领导人下台。刚倒台的盖来克便是在七〇年的哥慕卡政府倒台而接任的。一九七六年的肉食涨价引致各地发生罢工浪潮，迫使政府取消肉食加价。
多年来的斗争经验教育了波兰工人。光是提出经济要求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工人没有政治权力，是不能彻底改变现状，将波兰经济带向真正的发展。所以在这次罢工里，列宁船坞的罢工工人拒绝了政府的经济让步，进一步提出政治要求，要获得工人独立组织工会的权利，罢工的权利，言论和信仰自由，并要求释放由于支持和协助他们而被捕的社会自卫委员会成员和其它政治犯。为了迫使政府承认工人的罢工斗争是正义的行动，罢工工人要求政府广播他们罢工委员会的成立及其要求，更要政府为以往工潮死难的工人建立纪念碑。
除了要建立自己的权力架构，即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独立工会，工人还向官僚特权统治的支柱挑战，要求取消保安部队、警察和党员的特权，提高工人的家庭津贴到前者的水平。
为了要能自己管理国家准备条件，所以工人要求政府公开所有有关波兰经济的资料，要求所有阶层的人都有权讨论和发表对改革计划的意见。
对改变妇女工人的工作条件亦提出多项要求。要为工作中的母亲提供更多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减轻她们的家庭重担；将有薪产假延长至三年，要社会承认更大的养育后代的责任，而不是由个别工人家庭负担而加深他们的经济困难，这些要求对改善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很大重要性。
其它的经济要求亦有很高的政治性。例如要将工资与物价挂钩，令政府不能将经济困难转嫁到工人身上；提早退休年龄，将两种退休制度取消，社会只能有一种退休制度，等等。
工人的各种要求都显示出他们的政治觉醒。对官僚的政治垄断提出挑战。这正是全世界所有工人国家的统治官僚所深感害怕的事，也正是所有国家都会以苏联的军事威胁对罢工工人施加压力的原因。连中共在其反苏大合唱中，亦不敢多刊载工人的要求，因为这样会从根本影响到其本身的统治。
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攻击社会主义，所以口头上支持罢工工人，但骨子里却害怕工人政治权力的胜利会鼓舞本国的工人阶级，提供政治前景，推翻资本主义，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因此暗里大量援助波共，希望能以经济让步换取工人对政治要求的让步。
工人的要求事实上表明他们并不是要推翻国有财产制、回复到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而是要将政治权力从官僚中抢过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工人在谈判会场外高唱国际歌，是最好的说明。工人对教会的一般态度，亦表现出他们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却并没有期望教会会帮助他们从官僚手中将政治权力抢过来。事实上，教会的表现亦让工人上了一堂政治课，更加表现了教会为统治阶层服务的本质。
工人在这次罢工中表现的政治成熟性，亦是其它地方所罕见的。罢工委员会由每间罢工工厂选代表参加，所有与政府的谈判都由扬声器实时播给会场外的罢工工人收听。而工人的反应亦同样传回谈判桌上。这就防止了任何私下妥协、叛卖的可能性，对增加工人的谈判力量亦起了很大帮助。工人在整个罢工过程中表现的组织能力、节制和自信，与社会各阶层广泛的支持，都显示出波兰新一代工人的政治进步。
在这次谈判中，工人亦作出一些让步，最主要的是工会接受共产党在现有体制中的领导作用。接受这顶帽子，令刚萌芽的独立工会活动受到一定的窒息作用。
另一方面，罢工委员会在斗争初期表现立场不够坚定，信心不足，所以接纳政府的经济让步。幸而大多数罢工工人拒绝妥协，并进一步提出政治要求，广泛组织其它罢工工人，使最后终于能获得重大的政治胜利。这显示出独立、民主选出的工会领袖，也有可能落后在群众的觉醒之后，在一段时期内被群众带领推动着呢。
工人在整个运动中并未能提出更高的政治要求，特别是否定整个国家的现存的政治架构和推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显示出他们的政治觉醒仍处于较早的阶段。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将来的斗争中，会愈来愈认识到这些政治要求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无论如何，波兰工人在这些斗争中已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他们迫使政府承认了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基于这些胜利，波兰工人将会有更佳的条件为自己的将来奋斗。毫无疑问，第二阶段会此第一阶段更为艰巨，来自政府的压力会愈来愈大。党领袖的更换表面上要向工人表示：新官上场以执行新政策，以求恢复工人对党的信心。但新的党领袖从前是掌管军队和保安部队的事务。这就赤裸裸地表明了：党要向工人夺回失去的阵地。
波兰工人面前的任务更为艰巨。除了要踏实地组织和教育自己之外，首先还要保卫已夺取到的胜利果实。官僚层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一定要牢牢掌握着最终的政治决定权力。虽然工人的反抗会迫使官僚作一些让步，但正如以往波兰工人几次沉重经验指出，官僚一定会逐渐分化和瓦解工人的力量和团结，以取回失去的权力。任何对统冶官僚层的幻想，都会对工人力量的积聚造成极大破坏。唯有工人的政治觉醒和本身力量的发挥，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那能容得寄生虫！”
一九八〇年九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