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我们的罢工（1966.11.30-1967.5.17）
给大学生的思考
由工人集体写作的书并不常见。更难得的是，我们认为要把目光放到学生的世界、放到大学中去。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感到迫切需要这么做。需要建立联系、进行对话，表达我们的思想。以前也有人这么做，也许收效不大。但我们想再试一次。
原因有几点。对于班达斯和整个工人阶级，最重要的原因是你们的立场，是你们在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战斗中扮演的角色。
我们将以与你们不同的语言进行交流。这是一种直接的语言，它讲的是你们的行为、身边的现实和课堂外边的东西。
你们当然可以反驳我们的观点。你们的世界，就是所谓的世界观，能够把一切都合理化，弄出相对的概念，再让最简单的事实变得复杂。因为可悲的现实就是，你们处在一个充满利益与野心的世界里。
是的，你们可以反驳我们的观点，但你们不能否认这就是你们的现实，你们每一天的行为都在不断揭示这一点。
我们的话语是有力的，这种力量来自于我们在最痛苦、最野蛮环境中的生活经验，来自把知识卖给出价最高者的人的堕落和背叛。总之，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它只是一个环境问题。
对于你们绝大多数人来说，“人道”只停留在了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家庭中。这就是你们呼吸的、生活的环境。但其实，这种个人主义的狭隘自私观点，不过是反映了资本主义构建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本质。
早在憧憬人生时，你们已经受到了危险的灌输，而资产阶级生活的各方面也开始润物细无声。在青年时代，对于最优秀的那部分人，最好办的就是无形和不断地，就像你们呼吸的空气一样，用舒适的地位和个人成功诱惑你们，而代价是你们的驯服与屈从。他们提供了一种空洞和毫无根据的思想，这些思想叫做“自由主义”、“西方文明”、“自由世界”以及其他一些含糊不清又不切实际的思想体系，而在这之上建起了对各民族、对弱者进行剥削的观念。在这种“西方文明”中，你们被安放在了西班牙的“既定秩序”下，就好像它是天经地义、无需争辩和不可避免的，从来没有人揭示过，这只是为了少数统治者的社会与经济利益强加的历史阶段。
但是，正如前面所说，这不是思想问题而是一个环境问题。引导你们的生活和志向的，并不是对这个世界的无私看法或思考。恰恰相反，是“找到自己的位置”和“社会上各安其位”的想法，然后是让你们少点不满、少些良心不安的谎言。
一般来讲，你们都是安分的。你们由于思想贫乏而堕落，被野心给腐化、被一点好处给麻木掉了，成为了这支资产阶级大军的一员，其特点就是主观的道德，对思想和问题真实见解的粗浅判断。而这是出于机会主义，你们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不想意识到阶级的现实存在不会因为善意、秩序、人道或“消极的个别善行”——也就是同情、慈善和社会工作——而消亡。对个人而非制度的改变也是无用的，就好像不是制度对个人起到决定作用一样！那些主张众生平等的人道家，他们让某些人拥有一切，又让其他人一无所有；他们让一些人管理，而让另一些人为管理者服务。这些不平等并非孤立产生，而是通过阶级之间的剥削关系而建立的，只有被压迫阶级的胜利才能解决不平等。有的时候，我们在你们这些未来的专业人士中，看到你们想要“既不站在这边，也不站在那边”的中立态度。无需经过时间的检验，只要通过事实就能说明：你们到底属于哪一边，你们要捍卫的是哪个阶级。简单清楚的事实就是，中立是不可能的。你们的视而不见跟其他罪行一样严重，因为这意味着你们在支持强者的利益。我们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在在街上看到有个坏蛋在欺负一个女孩，我们能有三种态度：保护女孩，不插手，或者支持坏蛋（他用钱收买了我们）。实际上，尽管参与的方式不同，后两者是同样有责任且恶意的。只有第一种态度是真诚的，也是唯一帮助弱者的可行办法。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些社会中的类似情况，比方说，我们和受害者有血缘关系：她是我们的姐妹；而我们没有制止凶手，事后才帮助女孩，跟她说暴力永远是不好的，但要忍受暴力。
专业人士其实也是劳动者，这些人也是拿工资过活的普通人，他们却觉得自己和工人世界没有交集。最关键的是，他们在情感上融入了雇主的世界，接受了后者的习惯和生活方式，以成为有产者的一员为目标。
渐渐地，当他们融入秩序后，锁链被拴得更紧，他们在出卖自己的路上走得更远，束缚也变得更重。总有一天，他们将完全融入这个圈子。
从那时起，他们不仅否认资本主义中不公正的存在，而且将准备好迫害和镇压任何工人反抗的尝试。
什么理由都行：“现行法律”、“境外势力”、“经济形势”乃至“保卫”上帝与祖国或者宗教战争。是的，这些玩意是为了掩盖这个问题——正如神学家何塞·玛丽亚·冈萨雷斯·鲁伊斯[1]所说——“世界不是分成信者与不信者，而是分成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龚德拉、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卡佩拉斯特吉、菲利皮尼、洛佩斯·德·马图拉纳、卡尔巴乔等人。
不应忘记，这些人曾经也不过是学生，他们的财富只有自己的学位。可时间不会虚度。魔鬼在满脑子发财致富的人身上都留下了印记。的确，他们大都发了财，但是想回头的人，不得不加倍地努力才能脱去沉重的枷锁。但很多人已经失去了道德、失去了价值观，什么也没有了。这就是为什么要早点睁开眼睛。不然就太晚了。
举个例子。我们有人以前和部门里的专家谈过话；那个人看到了我们的处境，也看到了不公正。在一次需要他反对管理层的时候……他没有这么做。面对工人的指责，他的回答是：——“你们看到，我有老婆和孩子。”工人积极分子回答说：——“是的，朋友，但是除了老婆孩子以外，你还有羞耻心。”“工人难道没有家庭吗？我赚的比你多吗？看吧，监狱里塞满了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因为我们是团结的。还有，如果你觉得找不到其他工作，那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但你不要着急，如果你是一名真正的劳动者，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就不会介意拿起镐头和铲子。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站在你身后。”
回过头看，问题更清楚了。你们觉得自己和人民在一起吗？你们和这位专家有什么关系？你们如何看待资产阶级社会和阶级？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以后要为所有人服务？
你们以前有很多人都以可悲的想法为自己掩饰。尤其是，他们觉得与自己深深鄙视的工人世界毫无关系。他们代表的是尊贵、等级和成功，是在资本主义中高高在上的地位，而普通人只配得到失败和屈辱。因为善于扯谎，他们完全不在乎听到了什么。每一天里，在他们在工厂和公众组织的无耻行径中，在他们全心全意为资本主义效劳的过程中，不过是表现出了他们对我们的鄙视。
最大的证据就是：他们牢牢抱着自己的统治阶级地位，让其他所有人为他们服务；蔑视体力劳动，就好像他们的财富并不是直接来自我们的劳动和汗水一样。为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列举出在劳动事故中死亡、致残和受伤的人数。资本主义冒着表面的风险，摘走了我们的劳动成果。是我们在面对危险，我们在每天的劳作中燃尽生命，最后只换来填不饱肚子的养老金。我们看到有些人辩护说，当前的文化与道德——它由资产阶级支配，并为资产阶级服务——由于其“客观”与“公正”的特点，对每个人都同样有效。
更糟的是，近年来，在我们工厂中出现了新一代的专业人员：技术官僚（tecnócrata）。隐藏在“最新经济技术”和“工作合理化”背后的，是他们对工人更新式、更精致的不公对待。
我们该如何定义技术官僚？在职业、目标以及与人民的关系方面，上述的一切自然没有错。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新的特点：佯装出所谓“企业家形象”的虚荣和自负；同他的科学与高效相称的权力与荣誉。对技术的崇拜成为了一切，机器和人都变成了同样的生产要素。人的尊严和权利，都成为了毫无意义的东西，它们是绝不能被那些优越和专制的，因而是麻木不仁的人所理解的。实际上，一切都没有变好，而是变得更糟了。但目的是始终如一的：它们为的是少数人的利益，为的是资本的利益。他们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更高效的剥削，而没有从我们的工作中，看到有任何决定性的力量。他们觉得我们只能付出汗水。为了向他们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只有向他们展示一个不同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将集体承担起责任，公司将以民主的形式由所有人共同经营，风险和产品将会平等地分配，竞争的动机将会变得更人性，而它也将改变这个合法盗窃的野蛮制度。
他的回答会是冰冷的，或许他会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本手册来回答。我们的话对他而言，就好像是毫无意义的多愁善感，更重要的是，他仅用来思考数字的“科学”头脑是无法理解这些的。
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抗议，都会遭到如此普通、如此肤浅又如此自私的答复：你们这些穷人对……富人生活得好有什么可抱怨的？
显然，从工人的角度来看，你们给的环境是没有出路的。但有许多其他的事物——也许更为深刻——对于我们事业的成功发挥了重大影响。
我们认为这些足够了。想理解的人自然能理解。人们是有可能摆脱这条路的。是的，我们公正地说，任何时代都有一小部分专业人士反对了主流，他们始终忠于人民，投身到了解放人民的斗争中。
现在，在这个新时代里，半岛人民结束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时刻已经来临，在新的希望下，已经开辟出了新的道路。
在今天的大学中——至少是少部分最觉悟最有能力的人——学生们走近了现实，深刻了解了他们的使命，领会了他们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重大责任。
在这次罢工中，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参与。一些工程师给《周一小报》写的信、由毕尔巴鄂自由公会通过并在我们的会议上宣读的声明、筹来的钱……你们也出席了审判、加入了声援的游行队伍，这些无疑代表着一种新的精神，一种打破旧束缚、改变立场的坚定意志。
当然，不应高估这场运动对人民的影响。对于很多人来说，大学的骚动不过是为了学术独立、结社自由等表面要求，而没有真正提出对社会和政治结构进行深刻变革的需要。
这种肤浅的态度证明了某些思想家的看法，他们认为反对专制的——不属于无产阶级的——其他社会团体是无法彻底反对专制的。这样的看法是对的。这些团体只反对它们切身相关的东西，而不希望社会和政治制度彻底民主化。到了那时候，这些社会团体（比如知识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团体）将会害怕真正的民主冲击其经济特权的后果，它们宁愿与最反动的势力（也就是否认民族自由、思想与文学创作自由的那些人）结盟，也不会支持工人斗争。
在这里，我们不会深入它的内因。我们无意分析大学生活的整个现实。我们只是真诚地呼吁你们加入我们，为了让你们认识到自己也是劳动者，为了让你们一起来加入反抗压迫的共同使命，然后建立一个更公正的兄弟般的社会。
如你们所见，在我们的要求中包含着巨大的期望。你们的行动会使它落空，又或是赋予其完全的意义。唯有时间作证。你们想或不想，我们都会在斗争中相见。重要的是，你们不要再一次站在对面的阵营了。
我们特别指的是还没有把自己出卖给资本主义的人、经常去上课的人、头脑还没有被体制驯服的人、就算违背自身利益也能追寻和跟随人民的人。
我们不是让你们来领导，而是让你们也出一份力，如果你们的意愿是真诚的，那么和工人世界一样，人民会将责任托付给你们。但不要只会教书，很多时候你们什么都得学，至少要学习真正生活的学问，这是与你们的技术截然不同的东西。
这个道理在雷吉斯·德布雷[2]的书《革命中的革命》（Revolución en la revolución）中诠释得非常精辟。这位知识分子——如今他在玻利维亚因支持游击队而被判有罪，他在那里将自己的理论付诸了实践——引用了卡布拉尔（Cabral）的一句话，它定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原阶级身份的自杀，是为了将自己完全与人民最深刻的愿望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革命工人而重生。”
一旦作为革命工人而重生，知识分子就能执行各种任务，同时又不必舍弃作为知识分子的可能性与需求。
在他接受的使命中，他可能会去作分析、掌握信息和揭露。当他来到人民的队伍时，甚至还可以帮助工人阶级了解自己的处境与使命。他必须始终警惕留有的资产阶级习惯，它们会让他利用人民，或是产生优越感。为了避免这样或那样的危险，他应当始终处在群众中间，应当尽可能地远离自身不公正的经济与社会特权。如果没有真正拒绝自己的过去，那么他迟早会背叛的，因为环境中的机会主义、肤浅和道德相对主义，会以难以察觉的方式改变每一个人，除非在这一环境面前竖起坚固的高墙，而在人民中间很容易就能找到这面墙。
作为建议，我们想给出一些加入人民的方式。做法很多，我们无法在此一一列举，因此，我们不能在这里把它一气讲完。
首先，有一件事很明显：必须要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怀着足够的诚意进行严肃的思考，考虑怎样改变自己的思考方式和整个未来。也就是说，把这看作是一生的最重要使命：为了人民和全人类的解放，与自己的阶级兄弟一起工作。
为此，我们给出以下的方式：
-直接与工人积极分子接触、与投身斗争的人接触。
-通过谈话；参加讲座、研讨会；阅读书籍和地下出版物；进行不同职业的体力劳动，尽可能了解社会政治的现实。
-逐步融入人民的抗争行动，最大程度地协调工人和学生的斗争，将它作为同一事业的不同战线。
-加入革命团体，将自己融入基层。
-基于这种态度规划未来。
这些方法是逐步递进的，当然，最关键的是要参与斗争。
由于给出的做法有限，我们简要概括一下它的基本思路。
为了加入到人民中间，摆在大学生面前的真正问题就是要放弃作为压迫者的社会阶级，成为被压迫阶级的一员。因此，这意味着必须逐步转变习惯、环境、友谊和思想等。
从许多方面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洗脑”，因为它意味着对生活——婚姻、家庭责任、工作中的立场等等——的不同理解。
关键是要采取行动，不能停留在理论上。当然，就算留有余地，这种行动意味着承担风险。例如，在公司的层面上，组成工厂委员会是相当方便的事，如果做不到的话，就至少与工人领导者保持个人联系、提供消息或做其它力所能及的事。
有些职业具有更大的流动性和独立性，例如办公室工作、各种咨询工作、社会学校等。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想举出所有的选择。最后，这一切都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思想、全新的精神，它与现在背离人民、实行残酷剥削的资产阶级所鼓吹的思想和精神截然不同。
其实，我们提出的要求是，来自工人家庭的那些人不要背叛你们的阶级利益。对于来自资产阶级家庭的人，我们要求你们背叛它。
[1] 何塞·玛丽亚·冈萨雷斯·鲁伊斯（José María González Ruiz，1916年5月5日——2005年1月28日），西班牙神学家。出身于天主教家庭。早年就读于马拉加神学院。1931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时，因骚乱流亡意大利，在梵蒂冈求学。回国后在马拉加大教堂工作，后因支持同性恋被解职。60年代起对马克思主义日渐同情。1968年因发表文章《基督教与革命》而被捕，后无罪释放，但其著作被销毁。1973年在马拉加以“赤色危险分子”为由被罚款10万比塞塔。1976年在马拉加参加大赦游行，支持“民主化”。1996年获安达卢西亚勋章。2005年逝世。——中译者注
[2] 茹勒·雷吉斯·德布雷（Jules Régis Debray，1940年9月2日—— ），法国作家、哲学家。早年曾加入法国共产主义学生联盟。1965年跟随格瓦拉前往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战争。1967年被俘，在遭受残酷虐待以后被判处30年监禁。1973年在萨特、阿连德、聂鲁达等人的斡旋下获释回国。1979年赴尼加拉瓜，参加了推翻索摩查政权的起义。1981年、1988年两次支持密特朗参加总统选举。2009年支持成立新反资本主义党。2010年支持左翼阵线。——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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