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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下关事件”
作者：鹤皋〔彭述之〕 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3期
录入者按：本文深入评论了“下关事件”的性质，怒斥了国民党当局依靠特务机关组织的流氓团体阴谋打击报复上海各界代表的和平请愿的行径。这揭示了一个真理，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实际上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同时因为自身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利益伤害了几乎所有其他人的利益，又不得不维持一种表面的民主来粉饰其统治的腐朽实质，因此国民党就不得不雇佣流氓打手来打压一切异己力量，然后在事后极力和自己的打手撇清关系。这条真理告诉我们，在名义上的民主政治和实际上的资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想要保卫自己的民主权利就必须要建立自卫的武装。设想，如果“下关事件”中的代表团和一支足以护卫自己的自卫队同行，那么当局的阴谋还有得逞的可能么？
六月二十三日，上海各和平促进团体代表马叙伦，贵延芳等十人，赴京请愿，呼吁和平，于甫抵车站时，即被所谓苏北难民代表数百人包围殴打。代表中重伤者有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四人。大公报，新民报及益世报记者亦受殴颇重。此外，殴打者并将被殴者之财物（如皮夹、现金、手表和自来水笔等）洗劫一空。这就是所谓“下关事件”。
自“下关事件”爆发后，不但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注意，发生了相当的反响，且掀起了各方对这一“事件”之是非的争论。
正当全国民众要求民主，反对内战当中，而在首都的青天白日之下竟发生了如此“殴打事件”，我们认为有将事件的真相加以检讨并评断其是非之必要。首先让我们摘引外国通讯社关于此事件的报道来看吧..
“联合社”南京二十日电：“上海人民团体推派来京请愿之代表马叙伦，......等一行，昨夜抵下关遭群众殴打。......行凶群众似‘甚有组织’。车站警察，于出事时，并未予以干涉。和平代表四人......及中国记者三人，已因受伤送入医院。宪兵对行凶群众，亦未见加以逮捕。共产党指称：此次事件系由国民党‘特务分子’造成，......中央日报论调与此完全不同，据称：系由苏北难民请求代表团救济而起。...”‘法国新闻社’南京二十四日电：“上海各和平促进团体代表十人进京请愿，昨日午后七十半达到下关车站时，遭遇意外事件，代表十人中有四人受伤，中国记者三人在骚扰中亦受轻伤。先是火车达到镇江车站时，有穿纺绸长衫者十人，自称为被中共赶出苏北之难民，要代表马叙伦勿往南京。此辈并不明示意向，但暗示或将发生‘若干事件’，......各代表当继续来京。据其目睹者称：昨日午后六时三十分时，即有大批群众分成各小股，在下关车站等候，另有一部分宪兵在车站各入口布岗。各代表下车穿过站门时，人丛中有口笛一响：‘打，打！’之声四起。......某代表移步向前时，喊声又起，石子如雨点般飞来，该代表不得不急急退避。僵持片刻后，外面之群众，冲过少数宪兵，进入车站。本社记者目击代表数人即被迫进入候车室。中国记者三人亦被迫至该处。群众逐渐增加，五人或六人一组，陆续加入，待至午夜时，有穿白衣者高声发令，当有数人在喊声中穿破候车室窗户，闯入室内。各代表及记者亦被痛殴。......骚扰历数十分钟，迨至午夜时，暴徒乃一哄而散。候车室完全被毁，家具全被破碎，各代表浑身血迹，衣衫被撕成片片......”
据“联合社”和“法国新闻社”记者们关于“下关事件”的这两个报道看来，其描述虽有详略之异，但说及事件的经过却是大体一致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根据他们来作为分析事件本身的可靠资料。
从这两个报道中，明白地指出了以下两个要点：（一）这次殴打不但显然是有组织的（如联合社称“似‘甚有组织’”，及法国新闻社说“大批群众分成各小股”，“有穿白衣者高声发令”......）；而且是事先有计划地准备起来的。（如在“镇江车站时，......有穿纺绸长衫者十人，......要代表......勿往南京......暗示或将发生‘若干事件’，”这就是事先有组织地布置这一殴打事件之明证）。（二）宪兵、警察分明对殴打的暴徒采取了完全纵容的态度。因为在事前，殴打者之分组布置，宪兵警察既未加以任何阻止，而在殴打时，他们又“并未加以干涉”（联合社记者语），甚至在时间延长至六小时之久的纷扰状态中，也未及时报告上峰，请求援兵来镇压。这显然证明宪兵是奉行某种命令在“作壁上观”。假如不是这样解释，则现在的首都简直已陷入无政府状态中了！然而这令人相信吗？！
最后的问题是：像这样事先有计划有组织的殴打举动，究竟是否出于“苏北难民的代表呢？”但就全部的事实及其逻辑看来，都是十分可疑的。因为：（一）如果真是仇恨共党的苏北难民代表，那他们首先就应直接向被派驻南京的共党代表们有所举动。但他们何以不直接向南京的共党代表们施行报复，而偏要来殴打“要求和平”的上海代表团呢？有人会说：因为要求和平的代表团是偏袒共党的，假定这话是真的，但我们又要问：何以“难民代表”竟放过他们的直接敌人，而反过来向其偏袒者进攻呢？即是最精于诡辩的人，恐怕也无法解答这一问题吧！（二）再退一万步说，行凶者确是“苏北难民代表”，但何以政府治下的军警对此种“代表”竟如此客气，如此放任，而不敢加以任何干涉？对此只能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那就是这种“苏北难民代表”是与政府治下的某种特殊组织有其特殊的直接关系的。但与“特殊组织”有直接关系的“苏北难民代表”，也就远非普通的苏北难民代表了。所以由普通的苏北难民所组成的“苏北流亡难民回乡促进会”的负责人李鸿儒宣称：“前日下关事件，绝非该会主持”。（文汇报二十五日南京电讯）也许有人还要辩解说：政府已事后对下关事件表示惋惜，并拟惩办肇事者。但事先既不加以阻止，事变中又不即行镇压暴徒，专在事过之后来表示惋惜，却未免令人有“猫哭老鼠”之感哩！
由前面的分析，“下关事件”的真相是很明白的，这是“较场口”一类的把戏，是某一特殊组织在幕后发动起来的。然而在现时，这种举动不但是极不名誉，而且在事实上对于当权者也是没有任何效果的。政府当局既已再三宣布要“还政于民”，并“信誓旦旦”地允许人民“四项自由”的诺言，何以连和平请愿的代表也不容许，而还要加以这样不名誉的对待呢？！假如政府当局认为这次的请愿有不对的地方，或是偏袒了共党一方面，政府当局尽可以据理力争，甚至加以申斥，又何必要纵容（不加干涉就是纵容）某种特殊组织来干这种不名誉而又无效果的勾当呢？！
“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这确已成了现时各层人民的最迫切的愿望，不管是国民党或共产党，谁如果硬要违反这一“愿望”而一意孤行，谁就将要遭到人民大众的深恶痛绝，其后果是可以推想而知的！（鹤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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