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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新政协与土地改革
作者：王景波〔尹宽〕 来源：《新声》1948年第6期
我们早就指明过，中国共产党所执行的政策，与史大林主义一般地在世界各国所施行的一样，简直是无原则的：时而阶级斗争又时而阶级合作；时而军事冒险又时而政治投机，时而为友又时而为敌，顶民族爱国主义的面貌而秉承克里姆林宫的意旨——翻过来覆过去，无非以克里姆林宫官僚利益为依归，而每一转变的步骤恰与当时当地的群众运动相违背，即当进攻时它用上层的政治投机在群众中散布妥协的幻想；当退守时，它用军事投机以发泄群众的愤气，——这样的一进一退，一来一往，便毁坏了群众运动的普遍的发展，加深消沉的程度。
如果要说史大林党有政治路线的话，自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它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就是依据一定地区的乡村以及军事游击作政治妥协的要挟。这种割据式的乡村游击战的生存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上：政治的黑暗与农村的破产。因为政治黑暗，城市一般小资产者（特别是青年智识分子）对现状不满而又无法抵抗，便跑到乡村依附游击战去；有了农村的经济破产，史大林党便可依据失业的贫苦的农民作巡回无已的游击战。农民本是无政治远见的，中共的附和，便把割据一定地区当作小天地而鼓舞欢呼的作「英勇而伟大的」斗争。
这种乡村割据政策，这种军事投机的游击战，没有胜利的前途，我们也早就指明过。因为这种游击战放弃了城市的领导，放弃了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放弃了城市与乡村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即初步组织群众的工作。在这种情形之下，乡村的割据或巡回的游击战不能激发城市的革命，只能引起城市工人的等待与消沉及小资产阶级群众之投机的幻想。即专从农民斗争方面来说，农民的英勇战斗及坚强抵抗，仅足以证明中国革命在乡村保有庞大的潜势力。但史大林党自一九二七年失败后在乡村所发动的游击战争只不过巡回的部份的发泄并消耗这些潜势力，却不能以此为主力推动中国革命走上胜利的道路，这已由二十年来付了很重的代价得来的经验证明了。
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四年，以江西为中心的苏维埃运动，曾经是轰轰烈烈，煊赫一时，并在瑞金建立了「中央苏维埃政府」，但乡村造反，城市仍可屹然不动。终于抵抗不住从城市来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攻而实行「长征」，逃往西北，接着挑起「西安事变」，恢复「国共合作」，以「抗日救国的联合战线」来接续它的政治的绝路，掩饰它的失败与投降。抗战期间，延安的声名也曾洋溢于中国，结果只落得抗战结束后一次大的军事投机（重庆的政治协商会议，南京的和谈）。抗战「胜利」后，史大林党的军事势力确是大大增长了，占领区的面积也比江西时代扩大了，甚至「人民解放军」也能攻打城市了，但迄至现在——济南攻下后，政治上依然无出路。中共的「五一号召」——建立「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表明军事割据和游击战争没有政治出路，不得不重申它的阶级合作的政策而向「工商界各人士」求援。
中共的「五一号召」开宗明义便说：「在造谣公司中央社的骗人政策下，白区的人民对于解放区很模糊，对于新民主主义感到有点困惑，尤其是工商界各人士表现得更显明」这里表明两点：一点是中共自供在足以影响全国的各大城市（即它所谓白区）中的人民还在「中央社的骗人政策下」，受不到它的政治影响；另一点是要请「工商界各人士」不要「困惑」，新民主主义里没有阶级斗争，主张「劳资兼利」。「五一号召」通篇没有对「白区」的工人号召什么，只是对「白区人民」，「尤其是工商界各人士」解除「困惑」，尽量表白「解放区」的工人如何具有牺牲精神，努力增加生产，这也是可重视的一点。
「五一号召」第四条说：「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智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及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可以说无所不包，剩下可反对的也就太少了！可是在现局势下，即在没有广大群众政治斗争的情形下，这种号召可以说一点力量也没有，只落得流亡香港的政客们一声喝采而已。
但是，为着进行这种妥协政策，便必须放弃乡村的土地斗争，这是必然的逻辑的结果。因为农村的土地斗争不仅是与「阶级合作」，「劳资兼利」的原则不相容的，而且会引起「工商界各人士」的「困惑」。所以中共自「五一号召」的前后就藉口「准备工作不够」，在中原区停止土地改革的实施，一时在乡村传遍了妥协的空气，许多原来因「斗争」「清算」「爬粮」而避居在城镇的豪绅地主，都被邀请还乡，以维「人望」。
我们记得去年双十节中共曾经很庄重地颁布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且三令五申雷厉风行，用意是在争取农民群众以扩充它的游击战的基础。这举动，当时颇能引起人们的注视，甚至有人代为宣扬说：「这一土地改革，其力量将胜过百万雄师，将有可能使中共在内战中处于不败的地位，甚至还有可能在积极短期内使中国的内战形式发生根本的变化，因而使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施复亮）但我们当时却指明：「根据江西时代的历史经验，中共的土地改革既已当为换取统治阶级的合作而成了「零找」，则它这次的「土地法大纲」也就很有可能变成未来谋取合作的牺牲」。（本刊二卷第十二期：镜微）如今果不出我们所料！农民是为土地而起来斗争的，为着谋取与「工商界各人士」的妥协而停止土地改革的实施，恢复豪绅地主的「资望」，就必然失却被压迫农民的拥护。
中共既避开了城市的工人运动，又失了全国政治运动的领导，又放弃了农民斗争的基础，今后就只剩下「人民解放军」了，也就是说，就只剩下更单纯的军事投机了。史大林党一定很自信：「人民解放军」已经很强大，足够作政治投机的资本，不妨暂时停止土地斗争以谋取与地主资产阶级做政治的妥协。但是如果站在单纯的军事力量的对比上军事技术就占很重要的地位。在这一点上，我恐怕「人民解放军」还抵不过有强大后援的「中央军」。况且无论什么军事力量最后还是取决于它所依附的社会基础之决定的政策哩。
过去开封一度被攻破，及最近济南被攻下，证明史大林党已从统治阶级政治腐败和乡村不安中创造了很大的军事势力，它这两次的军事胜利都是很震动的，都在军事与政治上给当权党以重大的打击，对小资产阶级有很大的诱惑作用。但根本问题还是在政治的出路。没有依据一定社会阶层的独立政策，及依此政策所团聚的广大群众的觉醒与团结，即使攻下南京也还是混乱而不能造成革命胜利的。
我们知道，史大林党是要以军事的拼命换取政治的投机，即仗它的军事的声势号召「新政协」，以寻找它的政治出路，殊不知那种上层勾结的垃圾箱的新政协除公开表示它对革命的背叛外，没有任何前途。
五一号召第五条说：「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行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试问现在有什么真正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所谓的「社会贤达」，不过是官僚政客的代名词。这种「新政治协商会议」即使召集起来，也只是分赃会议，如上次在重庆所召开的一样，专门讨论地盘与权位问题罢了。
由人民代表大会来解决国是，我们是赞成的，但我们反对双方无出路的战争，同时也反对史大林党无出路的军事拼命，反对它撇开工农群众而进行上层投机的「政协路线」，反对分赃的「民主联合政府」。我们要一个建立于以城市为领导的群众斗争的基础之上的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由此大会成立一个排除一切反动势力的工农政权！（一九四八年十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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