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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政府”问题答客问（下）
作者：三男〔王凡西〕 来源：《新旗》1947年第16期
李星按：本文与前半部分相比，同样犀利。当然也有缺点，即没有理解他所称的“堕落的”苏联官僚集团以及中共，在当时的历史上下文里，仍有摧毁资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潜力，并真的在中国大陆和东欧摧毁了这个财产关系。如果说上半部分的缺点是低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变通能力，下半部分的缺点就是低估了主流共产主义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的能力。
本文的分析较为丰富，对21世纪的工人阶级也颇有启发。我觉得，“革命危机不会让陷入阶级妥协思想的左翼力量重新变得革命”，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启示。
问：关于「联合政府」，上次经你解答以后，已经祛除了我许多成见与误会。我相信，就理论说，你们在这问题上是站得稳的。不过我想了几天总觉得，你们的意见是太空了，太理论了，事实上并不一定像你所说的。「联合政府」并不一定像你指出的那样要不得。首先，还是让我们谈中国吧，目前的中共，比你前次讲的武汉时代的中共，力量上是大大不同了。它现在拥有这么多这么强的军队，难道不能保证它的政纲一一实现出来，难道不能保证这个「联合政府」逐渐走到革命的工农政府吗？
答：这里我第一要指出你的一个错误见解，其实不仅是你的，而是一般人的一个错误见解。这见解把「理论」与「事实」对立起来，完全分离开来。结果是否定了理论，仅仅看到事实。这是不对的，而用以谈革命则是危险的，致命的。中国人讲革命，普通总只了解成「招兵买马」，或「揭竿起义」，是无所谓理论的。理论，在一般人脑子里就是读书，或书本知识，而读书的人就是书呆子，就是「秀才」；书本知识是与「事实」不符的，所以「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是老话，也是中国人的成见，这成见一直传下来，竟还牢牢地握住了大多数前进份子的思想。这是十分不幸的。
其实时代完全不同了。现在，当这阶级斗争十分剧烈，十分复杂的时候，要想在这混乱局势中找到一条出路，要想使被压迫的人群与被剥削的阶级革命成功，非首先了解客观环境，明了主观任务，并接受与溶化至少一两百年来革命经验不可。要做到这一步，则非学习理论不可。简单的「干」，简单的「招兵买马」，这只能在封建社会中资产阶级起来推翻贵族时候可以办到。因为他们毕竟是相通的阶级，而那些「古典」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也比较的小，同时起来革命的资产阶级，早在社会的各方面成为半统治阶级了。这时候，革命还不需要成为「职业」，即是说，为了革命尚不需要好多终生从事于革命的人，革命尚未变成极复杂的课题，也因之没有产生专门的革命理论的必要。但一到十九世纪中叶，历史提出了一个新的革命要求，要求那愚暗，不文，最受压迫的无产阶级「翻转身来」，推翻那个有教养的与文明的统治阶级——贵族与资产阶级。不仅要在政治上推翻它，而且要在整个社会制度上来一个根本变革。为了完成这个革命，我们能不能希望那个愚暗不文被压到地的无产阶级，整个而自发地行动起来呢？显然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就客观的历史条件分析，就它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说，固然是最革命的，是「历史使命的负担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主力。但这一切，决不能叫我们忽略一个事实，就是这个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知识或文明的程度讲，始终是落后的。最大多数的工人都不能自觉到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此种革命之必要。更不必说此种革命之步骤与做法了。于是乎需要有先锋队，需要有一小部分工人乃至非工人份子，穷毕生之力，以革命为业，研究革命之道。这里的所谓「革命之道」，就是理论。如果没有这个理论，没有依据这个理论而团集一部革命家来从事革命，让他们在平时，在各种艰苦的环境之下，依据于正确而明了的理论而行动，由此准备革命，并为革命而准备，那末，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是永远不能成功的。
一百年来，所贵乎有马克思以及一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家者，原因即在于此。同时，在一百年来的工人革命运动史中，凡忠实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革命者必看重理论，而一切堕落成资产阶级政客的社会主义者，则总是从鄙视理论开始，从理论与事实的根本对立开始，其故亦在于此。列宁是最能行动，最懂得「事实」的人，但他恰恰是最看重理论的。在列宁看来，「理论乃是行动的指导」。
现在我要说回来了。对于托派，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中曾经有过一个流行的批评，那就是：「托派只会谈理论」。这话假使指的是托派只谈理论不事行动，那我们不屑同他辩论，因为这不是事实。假使这话也像你所说一样，即：理论站得稳而事实不然，那末我必须告诉你：凡是理论正确的，决不会在事实上错误。反之，一个正确的行动，决不会在理论上站不稳的。如果你承认中共的「联合政府」政策在理论上站不稳，你便无法说它在事实上正确了。
问：我的一句话引出了你一篇大道理。我承认，理论与事实，或理论与行动无法对立。也许我上面的话有点语病。不过这且不谈，你还是接下去，答覆我，中共的武力能否给它的「联合政府」以一个有利的，或革命的保证？
答：上面说了这许多话，就为了要答覆你这个问题，因为我现在仍只能在理论上答覆你提出的「事实」问题。现在你假使真已承认理论不能与事实对立，那末希望我解答了你的事实问题之后，如果你在理论上认为正确，便不应该再在「事实」上找遁辞了。
首先我承认，武力自然是革命政党的一个力量。但你得知道，武力本身只是一个工具。它不是万能的，不是基本的。一个革命政党的主要力量乃是它的正确的政纲，即符合于无产阶级及其革命利益的政纲。武力，只当它替一个革命政纲服务的时候，才能发挥出革命力量来。否则，纵使它不替反动服务，至少也是没有出路的。中国历史上充满了「招兵买马」式的朝代变革，这在一方面固然说明着中国数千年只有走马灯式的循环；另一方面也将一个思想深深地印进了中国人的脑子：只叫有了武力就能「革命」。这思想不但擒住了孙中山，而且也没有放过毛泽东。「有了兵就有一切」，这成了中国一切「有大志者」的信条，其实这是错的，至少已犯了时代错误病了。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武力首先是政治性的与阶级性的。换句话说，一支武力的造成，必须以明确的政纲为基础，且以革命阶级的分子为骨干。如果离开了政治，离开了阶级，那末武力总归是统治阶级与有产阶级的工具，因之是反动阶级的工具。
现在我们可以看中共的武力了。它是以什么政纲作基础，以什么阶级作骨干而组成的？很明显，它是以阶级合作纲领做基础，主要以农民分子组成的。中共的领袖们自己不隐讳，公开地对他们的军队说：你们是为一个包括「自由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等等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而战，你们应该为这个「共同要求」而战，如果工农与「资产阶级及绅士」利益发生冲突之时，你们决「不应该使之发展到超过共同要求之上。」（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四十一页）试问，在这样的纲领上形成起来的军队，同时这军队中差不多所有的成员都是小有产者的农民，你能希望它在「联合政府」实现之后，「保证这政府逐渐走到革命的工农政府」吗？
诚然，中共目前并不要拿自己的武力来保证「走向工农政府」，这在他们是认为未来的与遥远的事。他们现在需要保证的，正是你说过的前面两种：即共产党人在「联合政府」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民主政纲」的实现。现在就让我们来谈这两个「保证」吧。照目前的「事实」看来，中共的武力甚至连领袖们在「联合政府」中的部长地位都没有给保证到。不过当然，这是条件问题。即中共的要求未能为国民党所接受之故。所以仅仅谈「联合政府」中的地位，都未当然能够保证到的。而且我们不妨假定，国民党终于接受了中共的要求，成立了「联合政府」，在那政府中，中共自然与现在的青年党与民社党不同，占了更多与更重要的席次。但到了那个时候，因为政府已经「民主化」，已经根据于一个「统一的施政纲领」，军队自然也要「国家化」了。共产党军队由于其据以组成的政纲使然，也确实没有足以与国民党立异的地方了。这些军队于是被逼或自愿地改编为「国家军队」。这时候，中共的农民军队，当然把「联合政府」看作自己的政府，虽然事实上这还是资本家与地主的政府。他们对政府的敌视心没有了，军队上层呢？因为愈加接近政府机构，愈加过着特权阶级的豪华生活，也就愈加与「自由资产阶级」及「开明绅士」妥协了，变成一家人了。久而久之，甚至在不长的时期内，共产党武力，如果不被消灭，就会彻底堕落的，而共产党人的部长们，如果不完全屈服，就会被踢出来的。如此说来，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政府」路线，使它的武力不但不能保证「民主政纲」之实现，甚至不能保证共产党人长期留在「联合政府」中的地位哩——当然，共产党人如果完全投降，则又当别论。
问：你未免将前途设想得太简单了。共产党不会这样愚蠢的，他们不会在「联合政府」初初成立，「施政纲领」未曾兑现之时，就让自己的军队被「整编」的。他们一定要紧紧拿住这个力量，迫使政府将「民主政纲」实现。
答：事实证明，中共武力不被「整编」，国民党决不肯接受「联合政府」。同时国民党为了叫共产党军队「国家化」，某些民主姿态一定会做出来，至少在一个短期间，甚至做一些类似实现「民主纲领」的事情也很可能。这一切都为了叫中共交出兵权。这时候中共交不交出军权呢？交出吧，这个「联合政府」的「民主姿态」显然是靠不住的；不交出吧，那末一方面因为操纵着「国家」的名与实的国民党的压力，另一方面因为中共自己所标榜的「联合政府」纲领，很不容易办到。结果，多半当然要为了这个「联合政府」的造成或延续而交出来的。不过在这里我还可以退一步，假定国民党答应中共保持武力而参加「联合政府」，甚至更假定，这支军队仍能由中共单独控制与训练，这样是否给了中共以必需的保证呢？仍旧不，因为只叫中国共产党的政纲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为了「调节中国各阶级的利益」，那末这支农民军队（即使将来参加进一些工人分子也还是一样）必然要变成资产阶级与地主的反动工具。你必须知道，一个以发展资本主义自任的党决不能成为真正共产党，同时一个以调和阶级利益为目的的党也决不能造成或维持一支为工农阶级利益而战的军队。军队是政治性的，是阶级性的，什么政纲造成什么军队，什么阶级造成什么军队，这中间丝毫假借不得。在这里，理论是胜过事实的，理论一定会给你证明出事实来。
中国，因为「联合政府」没有成功，所以上面所说的只是理论，只是揣测；不过在法国，这些都是事实……
问：且慢，我还要谈中国。依你之见，中共不是应该放弃「联合政府」要求，凭着武力，与国民党争夺天下吗？凭着武力，一心一意继续内战，去为工农政府斗争嘿〔吗〕？
答：也不尽然。中共假使能够抛弃与资产阶级国民党合组政府的幻想，自然是好的。倘能揭起旗帜，为中国的工农政府之建立而斗争，那是更好的。但为了这些，仅凭农民的武力完全不够。农民不是一个阶级，它是好多阶级组成的一群，其中包含着资产阶级的富农，小资产阶级的中农或贫农，以及半无产阶级的雇农。所以农民是不能起一个独立的政治作用的，不能先天地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农民的斗争，从来不是为了社会主义，而是为了自己想私有土地。因之，农民的武力，如果没有城市工人坚强的政治斗争所领导，终于要堕落而为资产阶级所利用的。换句话说，农民的武力，只能是工人阶级可能的同盟军，而绝不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不能为工农政府之建立而斗争。所以照我们托洛次基主义者的意思，中共目前应该放弃的不但是「联合政府」的政策，而且又是单靠农民武力的幻想。他们如果真想完成中国革命，那末他们应该在不放弃目前这点武力的条件之下，努力把主要的活动移转到城市，将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身上，配合着工农的斗争，为一个普选全权代替国民党独裁的制宪会议而作战。
问：那末中共为什么不像你所说地做呢？
答：这问题说来话长，此地不能详细回答。不过有一点必须在此地指出的，就是，有些人以为一个政党的政策，在任何时候与任何条件下，都可以随少数领袖们的意思而任意更换，那是错的。我说这话，自然并不否认领袖们的作用。我承认，在有些时候，领袖的贤明领导乃是一个革命党能采取正确政策的重要条件。但这只当某些时候，正确些说，只当某些条件之下，才是如此的。什么条件之下呢？即在有革命阶级的群众基础，健全的党制，以及有独立思想的革命干部的时候。如果这个党，曾经是革命的，但经过了一个深刻的堕落过程，以致第一，失去了原来代表的革命阶级的群众，其次，为少数官僚集团所把持，以致最后，干部分子都换成了些谄上骄下唯命是听的升官发财主义者了，那末这个党，再也不可能回返到真正革命的路上去。全世界各国共产党本来是革命的工人党，但从一九二三年后，因为种种原因（这些原因我们也不能在此地讲，如果你对它们有兴趣，你可以找托洛次基写的「自传」，「苏联的现状与前途」等书来读），最早是苏联共产党，后来则全国际的共产党，都右倾了，使党的政策走上了右倾的路，而右倾的政策，回过来又选择了保守的干部，决定了非革命的群众基础。政策选择人，人又选择政策，如此往复，继续了二十余年，以致全世界的共产党，都确定地为极右的官僚化的保守分子所把持，确定地执行着极右的与资产阶级相妥协的政策。现在你如果希望这样的党，能有一天忽然又回返到革命的正确路上来，那就等于相信奇迹。现在全世界的共产党都走着「联合政府」的路，这不是一时任意决定的策略，可以随便更变的，不，它乃是二十余年来共产党右倾与堕落的结果，是砍去了成千万革命者的头颅，出卖了十月革命传统，并断送了好多次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自然结果，这样的结果是不能为现在共产党的任何一个领袖愿意撇开的。
问：你这个解释使我满意。它解消了我很久以来存在心中的一个观念。我从来觉得共产党即使有错，它一定会改变的，至少是可以改变的；现在经你一说，我仿佛对共产党有了个新看法了。不过有许多现象仍使我不解。好比你提起过的法国，尤其是东欧许多国家，在此次战争之后，先后成立了「联合政府」，结果，在或多或少的程度内，都实行了土地改革。你能说这些政府是反动的？能说它们不会逐渐变成工农政府吗？还有法国，「联合政府」不也是起着明显的进步作用吗？因为，如果法国共产党不赞成「联合政府」，中间派就要同戴高乐派携手了，不是更坏吗？
答：让我们从东欧谈起。不过东欧问题太大，也太新；要把这些「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作一个多方面的研究，显然不是我们这个谈话所能做到，同时也不必做到，因为我们现在所关心的是「联合政府」，所以重要的是要看「联合政府」在这些国家中所起的作用。我们知道，当红军乘战胜之威，长驱直入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等国的时候，这些国家里的旧的统治机构差不多都已经瓦解了。工农大众蜂拥起来。许多大工业家与大地主逃跑了。工人占领了工厂，武装的民军逮捕着旧官吏与合作分子，以直接行动肃清法西斯主义。工人委员会在许多地方发生，形成了苏维埃政权的雏形。在好些地方，农民暴动起来，自己分取土地。这时候，进入这些国家的苏联当局只要能够采取一个放任态度，工人便能成为这些国家的真正主人的。可是史大林主义者并没有放任，非但不放任，而且积极采行了压制政策，更坏的，采取了抢劫政策。这些头上绕着十月革命光圈的红色元帅们，苏维埃的党政警人员们，一到了这些地方，便急不可待地和当地旧统治的垂危的代表人勾结，以无情的手段镇压工人，解散他们的委员会，缴除他们的武装，逼令他们放弃一切直接行动得来的东西，好让各国史大林党与小地主的，资本家的及「农民」的政党组织「联合政府」。你看，所有这些政府都是扑灭了群众革命的结果，或者，它们是为扑灭群众暴动而组成的，难道我们还能说这些政府是为了革命的利益吗？当这些「联合政府」成立之后，不错，史大林党把一些抢剩下来的工厂「国有化」了，但是十分虚伪的，其实质和英国工党的「国有化」差不多。（关于这，我们预备在「新旗」上作文详论，这里仅限于如此指出。）此外，这些政府又实行了某种程度的土地改革。然而我们只要稍稍考察一下，就不难看出「联合政府」如何限制了这些改革之深度与广度了。第一，没收标准是要看土地所有者是否与纳粹合作；第二，地主拿出他「多余的」土地（例如依匈牙利的标准，超过三百匈亩者为多余），能够收回代价；第三，富农的土地，只叫他不是佃出去的，仍不在没收之列。这样的改革充分表明了它的有利于资产阶级，甚至也不十分损害了「爱国」地主们的利益。如此说来，由史大林党做骨干的「联合政府」对工人既如彼，对农民又如此，无怪东欧诸国的工农，在一年以来，逐渐对共产党冷淡，同时资产阶级的与「农民的」政党，则愈来愈采取攻势，愈占据优势了；这在好几国（如匈牙利，波兰等）选举中，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东欧这些国家的「联合政府」，就其存在至今的作用说，也是反革命的，因为它们用了改良的面貌，将工农的革命行为欺骗下来，使惊惶而胆怯的资产阶级壮了胆，稳住了统治，以便日后更进一步，靠了西方国家的力量来破坏「联合」，实行反工农与反苏联的法西斯统治。
问：我觉得你这样观察与事实不尽相符。你知道，现在克里姆林宫是这些国家的全权统治者，各该国的「联合政府」的主力是共产党，其他党派是邀请进去做花瓶的，有如我们中国的青年党与民社党一样。东欧国家究竟该采取什么制度，完全取决于克里姆林宫里的巨头们。史大林要它们长就长，要它们短就短。现在史大林没有使这些国家变成「苏维埃」制，并非不能够，而是不愿意；史大林要请这些资本家来「合作」并非因为他们有力量，而是因为他们可利用。那末为什么不建立苏维埃，为什么要利用旧统治者呢？照我看，那只是为了要敷衍英美帝国主义，不要过分刺激它们，藉以取得时间，建设自己，等到将来摊牌。到那时，时机一旦成熟，那末史大林可以在任何一分钟把这些「花瓶」丢开，有如榨干了的柠檬一样。所以我想，东欧这些「联合政府」，不是反革命的，它们对于各该国革命利益与苏联利益都有好处。
答：你这个论据提出得很好，因为这些论据，乃是史大林主义者及其同情者为「联合政府」辩护的主要理由。就是说，当时机没有成熟的时候，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利用资产阶级，榨他们的汁水。史大林曾经把这个政策，在一九二五——二七年之间，大规模地应用于中国，于国民党，于蒋介石，于汪精卫，乃至目前，应用于什么「民族资产阶级」。他正是拿柠檬来打比的，他要「榨干」蒋介石这只「柠檬」然后丢掉它。但是用不着我说，你知道，那时候做了柠檬而被丢掉的不是蒋介石，也不是汪精卫，而是中国的共产党，中国的工农大众。
关于这个利用资产阶级的破产政策，我不想在此多说，现在我介绍你一本书，即托洛次基著的「中国革命问题」，在那里你可以看到这个政策的整个作用与全部真相。此地我只想告诉你一句话：凡是以损害工农利益作代价，企图和资产阶级联合，由此「利用它」，「榨干它」，即结果总是被利用，被榨干，因之断送了革命的利益。关于这个简单的道理，不但马克思和列宁等革命导师充分地教训了我们，并且百年来的真实革命斗争，也如此教训了我们。史大林们的主要错误与罪恶，就在于他们叛离了这个教训。
此外我还要指出你几个似是而非的事实与理由。第一，史大林的军警势力控制了东欧诸国是事实，但由此你若以为史大林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在那里造成一些苏维埃制的国家，却不尽然。首先我要问，什么叫做苏维埃国家呢？简单的警治国家吗？或者土地，工厂都收归国有，推翻私人资本主义，但权力完全操在一些特权者手里的国家吗？或者，工人阶级成为阶级与政治二者的真实主人的一种国家吗？若是第一种，当然，史大林现在就已在那些国家中造成了。若是第二种，那末，即使不在所有东欧国家，至少在某几个，例如波兰等，确实可以限日造成的。在波罗的海三小国中，史大林已经这样做过了。不过，你的意思如果指的是第三类，那末史大林们既不能限日造成，也决不敢造成的。为什么？因为要造成一个国家，其中由工人阶级经过民主的苏维埃机关，掌握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全权，那就非先经过一次自下而上的庞大群众的工农革命不可。这样的革命，势必发生无比的热力，影响到各国，尤其影响到邻国的苏联，使那里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工农大众兴起，起来推翻僭窃革命政权的史大林官僚。因此我说，史大林是不能也不愿造成这样一些苏维埃的东欧国家的。史大林所以要在东欧各国镇压工农的群众斗争，请回资本家来组织「联合政府」，首先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
第二，我自然承认，对英美的顾虑，也使史大林采取了目前的策略；但若不为这顾虑，史大林能采取什么策略呢？至多不过是波罗的海三小国的样子吧了，即用纯粹的警察手段取消了私人资本的所有制。这办法，在经济的观点上看我们即使可以承认是进步，但从苏联民主制的复兴，以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看，却并不是什么进步的。还有，第三点，你说这些制度中的资产阶级政派始终只是些「花瓶」，等到时机成熟，要同英美帝国主义摊牌的时候，史大林可以一脚踢开，也是不对的。无论在这些国家中克里姆林宫的力量是多么地强，多么地直接，但这些资产阶级在国内的社会关系中，以及国外的国际联系中，却是有力量的，而且因为「联合政府」之故，他们将愈过愈有力量的。所以时间愈过去，苏联的官僚主义堕落愈深刻，这些国家的群众愈消极，这些国家对美帝国主义的经济依赖愈密切，则这些资产阶级的力量将日益强大，终于会很容易丢弃那些「共产主义的」合作者，有如丢弃一只「榨干了的柠檬」一样。
问：如此说来，史大林党在东欧的政策确实有问题。不过我想法国与东欧国家不同，那里右派力量大，要组织单独的工人政府，甚至清一色的共产党政府都谈不到，联合政府似乎是唯一的出路了。对不对？
答：也不对。我觉得恰恰在法国，史大林党的「联合政府」政策犯了最大罪恶，其破产也最为明显。这几天法国共产党人正被「联合政府」逐了出来，我们来谈法国倒适得其时。战后法国，有许多地方与中国相似，只是他们组成了「联合政府」，我们则失败于将成之际。我们没有组成，有许多人对「联合政府」怀了更多的憧憬，更多的幻想，同时我们反对这政策的，也只得在纯粹的论据上打圈子，得不到事实证明，这对于大多数人是不够去认识「联合政府」这个政策之错误的，在这方面，法国的成功经验倒能够帮助我们不少的忙。法国经验能够告诉中国那些「联合政府」的主张者：中国如果成立了「联合政府」，结果最好也不过法国那样。我们正可以从法国这面镜子里照自己。这次战争结束后，你知道，法国共产党也是一个「武装政党」，它背后跟着不少「抵抗派军队」。为了对希特勒的仇恨，对维希派的厌恶，法国工人很自然地倾向了史大林党，因为「共产主义」，「苏联」，「十月革命」，这些名称在一般劳苦群众看来，是由史大林主义者代表着的。他们把共产党看成了战争，法西斯主义以及整个资本制度的反对物，解毒剂。他们在史大林主义者身上看到了自身的得救，人类与社会的前途。这是难怪的，对于初初觉醒，初初踏进到政治生活中来的劳苦群众，史大林主义的造成过程及其反动本质，是不能了解的。他们不能从思想与理论上研习此种复杂道理。它们只能从实生活中，凭着经验，逐渐认清史大林主义的口是心非，它的言行不符，名实乖离。历史上从来如此的，在群众左倾的初期，一些传统的但已堕落的革命党，往往能成为广大群众的趋附之所。此次法国的史大林党也是如此。这时候，如果法国共产党真是列宁主义的，采取了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中列宁的态度：与资产阶级政派绝不调和，公然走上夺取政权的路线，那末法国情形是极有利的。可惜法国史大林主义者早已不是这样的党了，它早已深深中了妥协主义与官僚主义的毒，它绝不能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了。所以，不管当时法国资产阶级如何的虚弱无力，不管工人阶级之倾向共产主义，以及小资产阶级之跟随无产阶级，是如何的激进，总之，不管这些进行坚决革命的顺利条件存在，法共还是提出了「联合政府」，希望和「抗战」的资产阶级共同统治国家。为要取得这可能，竟致自动将「抵抗军队」解散，合并于「国军」机构；竟致压抑群众斗争，教工人们束紧肚皮，为「国家的复兴」而努力。这样子，「联合政府」成立了，「国家」（自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的难关渡过了，资产阶级政权给保存了，它相当稳定下来了。自从希特勒崩溃到现在已经两年，这中间，法国除了最初一个极短时期外，差不多全在「联合政府」的统治之下，确切些说，全在共产党，改良派的社会党与资产阶级的人民共和党的联合统治之下。在此时期中，法国社会诸阶级的相互力量关系主要表现于这个联络内部，它们是怎样改变的呢？随着时间的经过，人民共和党的力量逐渐增强，改良派的社会党迅速衰弱，而共产党的力量则虽然增加了绝对数，但是减弱了相对量。这样的局势一直发展到现在，终于资产阶级经过了人民共和党，复由它经过了社会党，将共产党人从「联合政府」中一脚踢出了。如此完结了（至少暂时中断了）包含着共产党人的「联合政府」。
最近法国的阁潮表示了什么呢？首先它表示出法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相当恢复了，它不再需要「联合政府」。资产阶级在不稳的时候接受了「联合政府」，分几席部长位置给「共产主义者」（事实上是从工人政党手里接受几席部长位置），以此换得了「军队国家化」，换得了工人阶级的效忠于「复兴」，换得了资本制度的继续生存；这个时候，他们在国内国外，幕前幕后，着着准备力量，积极布置行动，等候到了现在，时机相当成熟了，他们配合了杜鲁门的攻势，戴高乐的活动，第一次开刀了。他们利用工资问题请「共产党」人滚蛋。一切都符合于马克思主义者的预断，一切都重演了「一八四八年以来」关于「联合政府」的老把戏！只是法国的「共产党人」，乃至全世界的「共产党人」，至今仍不能从此得出教训，仍执迷地留在「联合政府」的陷阱里。
问：照你这样说，法国共产党的「联合政府」政策，其错误与罪恶都是极显然的，史大林乃至法国的领袖们何至于见不及此？如果见到，为什么明知故犯？这一点我还是想不明白。
答：你这两个问题，其实我在上面已经解答过了。归根结蒂，不外乎两点：（一）史大林为了他的「一国社会主义」，其实是为了他的那一个特权阶层的自保利益，是宁愿以任何方法与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妥协，不惜牺牲世界革命的；（二）二十年来走着阶级合作道路，深刻地陷进了改良主义泥淖的一个政党，即使在群众激剧左倾的时候，也不能改弦易辙，重回到革命道路上来了。史大林害怕帝国主义固然是事实，但他更害怕世界革命。史大林不是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之自觉的服务者，不是的，他也还要打倒帝国主义，在可能时候，也还要推翻资产阶级。但由于苏联官僚层的特殊地位，特殊处境，养成了特殊作风与特殊心理。他们只相信从上而下的指挥，他们不相信群众革命的力量。这是因为他们自己和工农大众处于绝对相反的地位，害怕任何群众的直接行动。此外，官僚们的眼光是短视的，「现实的」，他们只着眼于今天可以联合某一统治者去反对另一些统治者，他们决不敢「冒一下险」。与革命的被统治者联合，在今天或明天推翻所有的统治者。
问：我不十分满意你的解释。我认为史大林所以要在法国做出「联合政府」这个明知故犯的错误，不是为了害怕世界革命，而是为了害怕帝国主义，害怕美国帝国主义的借故实行军事干涉，实行进攻苏联，所以我想，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在目前这个不利时期与美国作战，为了不愿冒险。
答：为要证明出你这个设想的不对，我只要指出下面这几点就够了：（一）美帝何时进行反苏战争，主要系由它国内因素：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布置来决定，决不能因苏联的某一政策，或欧洲某一国的内政而随时宣布了；（二）一次战争刚刚结束，总是最不适宜于发动另一次大规模战争的，所以苏联即使采取革命路线，亦不会立即引起第三次大战，恰恰相反，如果革命蔓延，会使帝国主义无法发动战争；（三）真正社会主义革命发生，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引起美国帝国主义的干涉，可是这个干涉力量，将来总比现在为强；（四）如果史大林准备在苏联力量一经恢复，可以「帮助别国革命」之时，才让法国工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那末这时候，法国工人不会响应的，因为革命乃是一个国家内部矛盾的自然生长，不能随时唤起。史大林目前以「联合政府」断送法国革命，将来也决不能在愿意时候以「革命政策」来抵偿的。
问：你这四点指出得很重要。不过我不相信法国共产党人被人家如此无礼地踢了出来，会仍旧迷信「联合政府」办法。事变也许会逼得他们革命的。
答：至少照目前情形看，法共还没有「觉悟」的样子。在共产党影响下的数百万工人没有起来为工资的提高斗争，共产党人在国内外都表示「继续拥护政府」，一切都为了不要「刺激」人民共和党与社会党右派，一切都为了准备加入新的「联合政府」。将来，法国政局如果更加右倾，人民共和党，联络了社会党右派，与戴高乐派合作来打击共产党的时候，法共会不会「革命」起来呢？我以为不会的。法国可能会发生分裂，甚至发生内战，共产党可能被迫拿起武器来对抗右派，但即使到那时候，他们的政治还不会是革命的，还一定要组织一个与「民族资产阶级」相联合的「联合政府」。你不要以为我这话说得武断，你应该回忆一下我们刚才谈过的，各国史大林党之走到今日地步，乃是一个长期流血过后的后果呀！这后果是不能随便改变的。所以我可以断定，今后法国共产党无论采取什么口号，也无论是什么路，而在本质上，它的作用总只能拉住工人阶级，阻遏他们的攻势，镇压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者，以此至少在客观上帮助戴高乐派或其他的独裁者上台；自然法国能有另一前途的，即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途，但要走上这条路，法国无产阶级必须及时看清法共的欺骗，首先跳出「联合政府」的陷阱，冲出他们的控制，在第四国际党的领导之下，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这时候，法共多半会分裂，下层的多数参加革命，上层的少数依附反动。
问：你的话我无法反驳，但有一点我仍旧怀疑。如果法共再不能走革命的路，那末这次阁潮的成因正为了法共拥护工人增加工资要求，这将如何解释呢？
答：自然，法共现在还是主要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它不能不多少反映一点群众的要求。法共从来反对工资解冻，现在忽然改变态度，这自然是法国工人更加左倾的表示。但这问题不在我们讨论之内。我现在要说的，就是，一个政党能多少反映基层要求是一回事，基层的左倾能否使一个彻底堕落的政党重新革命则又是一回事。前者可能，而后者则不可能。就拿这次法国阁潮来说吧。法共绝不曾想要为工资问题与资产阶级破裂「联合政府」，它是要既不失欢于工人，而又维持「联合政府」于不破的。结果，出乎它始料之外，「联合政府」破了，共产党人于是妥协了，控制住工人，「继续支持」剩余的「联合政府」。法共的「左倾」仅仅为要拉住工人阶级的更左倾，使工人阶级继续信任「联合政府」。
不过这些话是相当离了题的。从法国这次阁潮中，我们首先应该得出来的教训是：「联合政府」这路线，即使当作一个策略看，也是错的。它不能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走上政权，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替资产阶级获取一个喘息时机，使工人阶级的革命情绪瘫痪，因而使资产阶级逐渐过渡到反动胜利。这次政潮又给了列宁关于「联合政府」见解以一个新的例证。中国至今还迷恋于「联合政府」办法的人，应该从法国教训中学得一些了。
问：关于「联合政府」，我们从原则说到事实，从中国说到外国虽然不算怎么详尽，至少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总已经足够了。经过了这次谈话，我承认，我已经懂得了这个问题，明白了正统马克思主义派对这问题所持态度。我承认史大林党在这问题上的立场是错的，而你们第四国际一派，在这问题上的见解确实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传统。
答：我很欢喜，我这粗疏的谈话竟使你满意。不过提起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倒使我想起一件事来了。关于革命社会主义者应否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应否和资产阶级合组政府，这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派中确实是有传统的。当革命时期，社会主义者参加了资产阶级代表合组的「革命政府」，正如列宁所说，自从一八四八年以来，就有好多次了，结果都是坏的。至于在和平时期，加入资产阶级政府去当部长，则以一九〇〇年法国一个社会主义者，名叫亚历山大•米勒朗的为第一次。因为是新现象，所以立刻引起了当时整个第二国际的内部争论。那时候，第二国际所属的各国社会党，业已经历了深刻的机会主义堕落，所以讨论结果，主张入阁的竟占了多数，保持着传统革命见解的倒成了少数。所以从那时起，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府中，不断有社会主义者参加进去。等到第一次大战后，此风更甚，麦唐纳，樊迪文等都做起首相来了。不过真正的革命者，那些第二国际的左派，后来成为第三国际创立人，再后来成为第四国际派的，这个一脉相承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始终忠于一九〇〇年巴黎大会的少数派决议，坚决反对「米勒朗主义」。为了使我们这次反对「联合政府」的谈话更加充实起见，我想，把巴黎大会上的反「联合政府」决议念给你听听如何？
问：好极了，请你找出来给我看看？
答：反正文字不多，我索性将全文给你译出来吧：
『巴黎大会关于「夺取社会政权」问题的少数派决议：
「召开于巴黎之第五次国际大会，愿提醒大家，夺取政权之意，应了解为对资本家阶级在政治上之和平的或强制的剥夺。
「如此了解的夺取政权，只能让我们占据那些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党应该利用自己的力量，即利用工人的力量，这些人组织在党内，而党则是保护他们的阶级利益的。因此，大会不得不禁止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政府的任何参加，社会主义者对于此种政府，应处于不断的反对地位。』
问：这议案写得很简明，不过我觉得与你上次所谈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仍有出入。它虽然也提及以强制方式对资本家阶级进行政治剥夺，但第二段意思很清楚，社会主义者要想夺取政权只有靠选举，而且，倘选举给社会主义者保证了部分政权，他们还可以和资产阶级组织「联合政府」的。
答：你真好眼力。这议案确实有你所说的两个漏洞。而且这两个漏洞，给了后来变节的社会主义者以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余地。所以这个议案，反对公开叛变的米勒朗主义（即完全不凭群众直接行动的力量，就此接受资产阶级政府的邀请而入阁的这种行为），虽然有其革命意义，但由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这议案仍有其深刻的妥协性。历史证明得太好了。议案的起草人，即当时的国际左派领袖尤尔•格德，到了一九一四年大战之时，竟会自己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他步了米勒朗的后尘。他之所以会这样做，自然还有其他理由，不过根本上，他对资产阶级政府未能采取彻头彻尾的革命立场，犯着议案上你所指出的那两个漏洞，却也大有关系。惟有列宁一系，在「联合政府」问题上采取了绝不调和的立场，在国家学说上完全信守着马克思的革命传统的，才能免于堕落，并且完成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对资本家阶级的政治剥夺」。这里你看，革命理论与原则的力量，对于革命家的行动有多么大的影响呀！同时你又可以看到，一个革命者，或一个革命党，不管他或它在今天或过去的行为如何好，只叫在政权问题上对资产阶级有了妥协倾向，那末迟早要堕落的，叛变的。尤尔•格德和他所领导的法国社会党，在这方面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近几年来的各国共产党又给了我们一个榜样。
话谈得很多了，不过我们还不曾把「联合政府」问题说得详尽无余。还有许多可说的，例如与中国内战相关联的「联合政府」口号之远景问题，等等。不过这些，让我们将来有机会再谈吧。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三日
感谢 雪球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