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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通信〕国民大会口号质疑
来源：《新旗》1946年第12期
李星按：本文谈到民主纲领与工人阶级如何落实自己的历史利益。这个话题在21世纪也颇有现实性。本文来说，作者努力阐述的，逻辑上没有问题，至少我看不出问题。但显然，落实起来是有问题的……
无论如何，21世纪的工人阶级也要回答资产阶级民主与工人斗争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一）
编辑先生：
……说到国民大会的号召，我觉得你们是跟从别人后面散布幻想。你们自己也明知其不可能而故作此说。虽然以这个理由来辩护自己，也是不可以的，即：「并非看重它是一个完美的机关的静的方面，而看重它能唤起广大群众的政治觉醒的动的方面。」诚然，使广大群众能达到政治觉醒的每一个可能性，革命党都不可以放过。但事情如果是属于虚幻的时候，只有弄得更糟些吧了。国民大会无论召开不召开，它总只是一个政治欺骗，以美丽的外衣来掩饰了的欺骗，我以为除了指出它的虚伪，暴露它的实质之外，用不着也来说许许多多应如何如何开法的话。这干脆的是空话。
现在各式各样的民主派，即所谓「中间派」，很时髦地在谈国民大会开会问题，不是吗？这正是他们干的事。你们应该站在他们的左边，越出他们之上。
如果说要「不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在国民大会里选择着社会机构，解决国事，这样说是把阶级斗争也说得含糊起来了。
把你们对国民大会的召开的主张，比之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确是有些相似。都是以美的名字，包含了矛盾的关系。在教育群众，在启发工农的政治觉醒上，说工农民主专政，难道不有它的力量吗？但事到紧急时，像「四月」的光景，就显示了它的矛盾。如果现在将国大问题照你们目前的样子说下去，其中包含的矛盾更要大到十万倍哩！工农民主专政不过没有指出：究竟是工还是农作为领导者，而你们则说到全国民的普选了。「国民」中的财东，地主，小商人，以及工农大众，如何能在国民大会中商讨起国家民族社会的前途来？那不是非常明白的不可能的事么？
你们是说过的，要「看重那唤起广大群众的政治觉醒的动的方面」，那意思是说，目的并不在召开不召开国民大会，是在于提高人们的政治自觉吧？但是你们这样做，有陷入于迷乱之嫌。因为现在使人的头脑里有了对国民大会的幻想，就使他走入了被欺骗之门了，当他明白自己被欺骗的时候，恐怕连以前主张召开的人，都要被恼恨在一块了。
或许你们以为人们是不会这样糊涂的吧？你们不是坚决主张着一个「彻底民主」的国民大会么？我以为对广大群众的脑海里留印象，并不像学者之分析理论一样，是清晰可观的，所以应该把有混淆耳目危险的都要明明白白的说出。不要以为是策略上的运用，使自己有混同于别人的样子。
我想，让民主派去叫嚣着国民大会吧，你们只要告诉工农：惟有组织苏维埃，工农的苏维埃，才能产生自己的政权，不知你们以为如何！祝
撰安！
高登上 十月十七日
（二）
编辑先生：
我是新旗一个爱读者，对于你们的言论都感满意，只是对于召开普选「国大」一点，有些怀疑。
照你们的意见看来，你们也对「国大」没有多大幻想，只因为大家一致要求，所以你们也提出这个要求。并且你们以为在此普选过程中，可以让群众得到一些政治教训。你们所说的意见，大体上我都能同意，不过你们似乎不是篇篇作如此解释，而在你们的文章中，常常看到有这样的话：如何如何……是不可能的，只有召开普选的「国大」以后才有可能等等。我总觉得你们似乎把召开「国大」的幻想灌输进人的意识中去了。
你们既然自己对召开「国大」，没有幻想，那末为什么要把这幻想赠送给读者呢？并且你们这个意见和你们整个理论，似乎都有冲突。
或者你们可以这样说：要求召开「国大」不是你们的原则，不过是你们的策略，可是我觉得这策略似乎对你们也是不需要的。因为在我想来，能够读「新旗」的人，总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对社会科学有些研究的知识分子，普通的人是读不懂的。假使能够接受你们思想，一定全部接受过来，决不会接受一半的。如果在普通群众中，或者这种说法是需要的，因为不易向他们解释。但是在这种条件之下，我还是认为应当向他们尽量的解释，如果他们再不明白，那末再让他们去领受教训好了。
最近我看了列宁著作的「国家与革命」。在这书上，关于国家和专政问题等的解释，都和你们观点相同，可知你们是真正马恩列精神的继承人。但是我在里面看到列宁有如下的话：「他们起一种妄想，而且用这种妄想去鼓动群众，以为普选制在现代的国家中真正能够表现多数劳动群众的意志，而且能够担保这种意志的实现。」我当然不会怀疑你们对普选「国大」有妄想的，问题在我们是否应该把这个妄想去鼓动群众。
我的知识浅薄，不过胡言乱语，希望能够给我多多指教！
张瑞莲上
高登瑞莲二位先生：
来信所提疑问，正是好多我们的读者所同样感觉的，所以乐意在本刊上公开答覆你们。
首先我们要指出这一点，中国虽然不是一个有民主传统的国家，但因客观的民主任务没有解决，再加上三四十年来宪政与民主的鼓吹，我们，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一个极小集团，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可能有二：一、站在旁边，生着气，背向着那些有民主幻想的人，一味喊些群众未能接受的口号；二、参加群众的队伍，甚至领导他们的斗争，把他们的分散无力的民主要求，导引到最彻底的民主口号，归结到平等直接无记名普选产生的国民大会口号，同时再用最革命的政纲，即八小时工作制，工人管理生产，土地归贫农，民族独立与自决，……等等来充实它。由此使他们不致受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民主欺骗，使他们能团集在我们的斗争周围，并走到超过民主的工农革命的路上去。
我们觉得，第一种态度是不对的，第二种是对的。何以故？因为倘照第一种态度，群众会鄙弃你，会打你身旁经过，会使你完全孤立；一个政治团体故意把自己和群众脱开，虽然不是绝不允许，在某些场合，革命党所需要的正是「逆流」的勇气；不过如果只为了群众的觉悟不够，为了他们一些具有进步性的幻想，同时这幻想又是有客观的历史任务作根基的，那我们便不能反对群众，而应该跟群众在一起。群众说：我们要民主，要自由，要土地，要一个民主政府来代替独裁政权；那末我们的回答应该是：好的，我们跟你们一起斗争。同时把他们的要求联结起来，归纳成一个革命政纲。群众说：国民大会可以解决这一切问题；我们说：不能一概而论，国民大会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能具有各种不同的权力。普通的国民大会只能给统治阶级操纵，仍旧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由全体人民用普选产生的赋有全权的国民大会，才可能解决问题。不但此哩，一个「普选国民大会」之是否具有全权，即能否解决问题，还要看这会议实现时候国内真实的阶级关系来决定。换句话说，要看那时候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大众是否已经独立地组织起来，因而能充分自由地发挥其力量以为断；这也就是说，要看那时候的苏维埃的力量来决定。如果工农不曾独立地组织起来，那末他们的数量虽大，但因资产，文化，军力等等实权统统操在统治阶级手中，一切普选都仍是虚伪的。
我们这样解释，丝毫没有给群众以幻想，因为他们知道，要有一个普选全权的国民大会产生，并要这个大会能解决问题，唯一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的工农组织的存在，亦即苏维埃的存在，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只叫「普选的国民大会」一出来，什么事情都解决了；我们总是说必须是「全权」的。如何才能有「全权」呢？我们总是说，必须有国会以外的独立的工农组织来给它保证。一旦有了保证，那末国民大会便不能反对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了。如果没有这个保证，那末我们相信，和列宁一样的相信，「普选制」只是「一个妄想」。
总之，我们并不单单提出「国大」口号，而是提出「全权普选国大」口号；同时我们不单单提出口号，而且叫人相信只有国会外面的工农独立组织才能保证这个口号的力量。
至于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与国民大会，那是不能混为一谈。前者不是口号而是公式，这公式不是向大家提出号召，而是一个革命党对于革命发展前途的估计以及革命政权的阶级结合的公式。国民大会则是一个政治口号，主要是民主性革命的中心口号，它的政治含义，如果我们暂时撇开一下社会学的方面不谈，那末主要是表示两点：一、结束过去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二、由「全体人民」起来建立新的政制。这个一切「更始」的意义是具有很深刻的革命价值的。
列宁无论主张工农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时候，都不曾放弃国民大会（他称做「制宪会议」），在理论上，或者可以说，在宣传上，他都主张由这个会议来建立政权（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或由它来核准政权。
国民大会只有和苏维埃才可以并提。俄国革命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只由能苏维埃制度实现出来，国民大会，即使是普选的，也是反对工农利益的，所以结果被解散了。
中国的民主任务必须由无产阶级专政来完成，这一点我们确信。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否须由苏维埃形式或也可由国民大会形式来实现呢？我们认为必须由苏维埃形式的；但我们并不排斥一种可能，就是在革命苏维埃的存在条件下，产生了革命的国民大会；再由这个「全民性」的国大，批准了工农的苏维埃专政。
如果这种情形发生了，事实上即等于国民大会解决了问题。如果不发生，即国民大会反对苏维埃，那末苏维埃有力量解散它，有如十月革命后俄国所发生的，这也不会使觉醒了的群众「连以前主张召开的人都恼恨在一块」。
如果问题还谈不到革命的高潮阶段，如果中国的今后还需要经历一个「议会时期」，那末一个在野的革命党之必须参加国会的斗争与选举，更是无须多说了。
我们的答覆还不充分，但因篇幅限制，这次暂行结束了，希望能再作进一步的讨论。
编者 十月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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