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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of the European Revolution（1946年4月）
欧洲革命问题（下）
作者：Ernest Germain﹝曼德尔﹞ 来源：《新旗》1946年第12期
李星按：本文承接上文，谈二战末期与战后初期欧洲无产者的行动浪潮，以及资产阶级如何站稳脚跟。经朋友确认，作者是曼德尔。有趣的一点：作者观察到，当无产者积极进攻，到处枪毙法西斯合作分子，接管企业，介入社会生活，资产阶级舆论显得颇为知趣，常常一脸的开明姿态，也没少赞颂斯大林元帅“就是好！”；当无产者逐渐退却，到处恢复了日常的统治秩序，资产阶级舆论就凶暴起来了，到处追究赤色恶魔破坏文明的责任，也开始指着“就是好！”的斯大林元帅鼻子开骂。非常有意思的观察……
本文写的言之有物，而并未摆脱20世纪托派普遍的思路：无产阶级是一定会起来革命的，到时候我们第四国际一定会壮大。1991年以后，苏维埃国家不存在了，全世界的共产主义力量作鸟兽散了。到了今天，人们才逐渐发现，20世纪是一个政治逻辑极度扭曲的世纪——无产者的“乱入”，让资产阶级国家的相互竞争受到阶级斗争以及阶级合作的极大影响，从而装配了大量的“社会制动器”。1946年的春天，年青的曼德尔写着欧洲革命的分析文章，心中抱着无产者革命的期待。今天我们知道，他的期待从未到来。21世纪的20年代中期，世界大国之间的殊死搏斗，不仅公开化了，而且积极地拆除着“社会制动器”。21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正把它在20世纪“应该”走、却没走的生存竞争之路，真正走一遍。2025年的春夏之交，我心中抱着无产者革命的期待，但愿它会到来。
在大多数国家，「解放」之后六个月，局势急剧改变了。在法国，军费预算之异常膨胀，以及戴高乐御用的秘密警察之成立，遂造成了一种颇稳定的轴心，以对抗群众。群众回到「秩序」去了，惟有纯经济范围偶然爆发了几次斗争。正当资产阶级围绕着戴高乐而重新团结其力量时候，工人竟为「生产第一」政策所麻痹。在比利时，资产阶级是以国王里奥波为中心重新团结起来。可是我们必须指出这件事实，即有一阵猛烈的罢工潮延长了九月事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产阶级的斗争意志，虽然政党领袖和工会领袖的投降政策阻止了这个斗争意志之表现。在意大利，资产阶级终于打破了群众的独立机构，很迅速地重新团结其政治力量，而专力去保存君主政制和延缓制宪会议选举。在希腊，资产阶级又将政权掌握在手中，有组织地发动白色恐怖。它趁着一九四五年工人的失败和帝国主义军队的驻防机会，准备着自欺骗人的选举和一次全民投票，来重建君主政制。
与「秩序」恢复及群众攻击暂时顿挫同时，资产阶级又尝试着去「测探工人抵抗潜力」，为的决定势力对比已否改变而有利于它。一般说来资产阶级这个反攻是被击退了的。工人的抵抗差不多处处表现很有力量，资产阶级不得不继续凭藉那些改良主义的和史大林主义的工人领袖去间接统治国家。
在法国，戴高乐将军居然成功了将「民主的」选举和他个人的全民投票配合起来；他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最明显地露出了拿破仑主义面孔。他有计划地轻慢制宪会议，强迫议会，各党以及全国接受他的意志，而且图谋以他的行政权力完全压抑所有独立的立法行动，——这是拿破仑主义一个主要的特性。但是反对的力量太强大了，制止了他的极权意向，他不得不暂时退守。
在比国，资产阶级认真地图谋利用国王问题来强迫工人阶级接受一种极权的政制。这里，资产阶级也不得不暂时退守了，改良主义者和史大林主义者依旧掌握着政权；国王问题延搁下来。
在意国，自由党居然能于反对兰尼所行的肃清办法（这些办法仍是薄弱无力的）而惹起一次阁潮。同时，真正的新法西斯主义恐怖也开始了，以工人政党为对象，然而葛斯贝利政府不过比巴里政府稍微右一点罢了。各地方选举，工人政党所得票数占百分之五〇以上，君主国问题延搁下来，资产阶级反攻并未能达到其主要的目的。
在奥匈两国，资产阶级利用了苏维埃官僚抢劫结果造成的心理颓丧机会，获得了选举胜利。但克临灵宫（即克里姆林宫——录入者注）官僚的压力以及经济的困难，迫得资产阶级不能不谨慎行事，不能不容忍机会主义派领袖在政府里面。
在罗国，资产阶级团结于弥雪尔王周围，直接求援于美国帝国主义来抵制克临灵宫官僚的压力。
在波兰，弥古拉乞克全线进攻，要求完全的政权。
最后，在捷克，资产阶级居然成功了强迫工人接受国家对于工业的监督，并重新建立中央政府的威权。但资产阶级仍不能不继续容忍「工厂委员会」和「解放委员会」二种组织存在，前者仍在实行真正的监督生产，后者则与「正式的」机关竞争威权。
惟有在希腊，资产阶级才表现得到了一种政治胜利，虽然是暂时的胜利。
从「解放」以来直至现在，事变的过程，我们如果概括起来，就可得到下面的画图：起初是一种短期的革命爆发，散碎的，不相协调的，各自造成了一些双权政制中心，而一般延长为一连串的经济斗争；然后，随着那些以机会主义工人政党为基础的联合政府之设立，工人攻击就逐渐地被阻止了；资产阶级图谋继续击退工人攻势，把机会主义领袖们逐出政权去，而强迫工人接受极权政府，——则也未能成功。第一阶段，可以说，是陷于停滞之中。
这停滞不过是外表的，因为工人阶级仍保有强大的潜力，能够再起行动，其规模将比第一阶段更广大些。不过，我们切不可忘记：资产阶级不仅恢复了自信心，希望，以及创意力，而且在几个月长久的时期中，我们也已看见势力对比在许多方面都完全颠倒过来了。「解放」翌日，史大林主义者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真正救主，现在则受极右报纸所猛烈攻击。陈旧的辞句，如「共产主义危险」，如「俄罗斯灾祸」，不仅重新出现了，而且恰恰出现于「共产主义危险」（即群众的压力和创意）事实上减少了，而资产阶级所改组的新法西斯主义团体业已出现了的时候。在法国，当戴高乐辞职惹起的政府危机时候，列克列克军中的军官竟到会一次社会党会议，打伤了社会党老领袖布拉克。在比国，当国王问题争论时候，共产党总部几次险被炸毁。在意国，一种有系统的恐怖施于工人政党，到三月间达到顶点，即暴徒在拿波尔放火烧了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总部以及他们租用的会堂。资产阶级报纸称这些暴徒为「退伍军人」。
这里又加一次证明了那些人的话是肤浅的，即他们常说：「资产阶级暴行」乃是「无产阶级暴行」所「惹起」的。事实上，正因为无产阶级没有任何直接的坚决的行动，正因为有此行动可能时候而没有此行动，资产阶级才能恢复其力量，才能以其自己组织的恐怖去回答机会主义领袖们的犹豫和怯懦。
工人攻势究竟为了甚么原故而暂时停顿呢？我们果真能说「暂时停顿」的话么？或者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欧洲各国政治的和社会的生活将在此「时代」中或多或少稳定下来？——这是我们必须仔细检讨的问题，然后我们才能决定次一时期的方向。我们试拿现时工人攻势之停顿去同一九一八年后类似的停顿比较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除德保二国以外，革命运动都是于一九二一年达到其最高点，以后虽有若干波折，总是退潮了，最后于一九二三年达到稳定。托洛茨基在「新阶段」一书中列举其原因如下：（一）工人失败造成了革命潮的最低点，加强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和自信心，并耗竭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力。（二）更重要的，是战后相对的经济繁荣，虽于一九二〇——二一年间遇着短期的经济恐慌，但此时革命潮已经开始低落了，恐慌渡过更加紧退潮，而达到一九二三年以后的经济稳定。
我们无需要深刻研究现在欧洲经济状况，便可看出，除了比利时以外，没有一国群众运动暂时的停顿是可以拿暂时的经济稳定来解释的。也不可以拿战时经济繁荣之延续来解释，因为大陆上没有一国有此繁荣。恰好相反，每个国家，经济的完全停滞正构成了资产阶级所遇困难之主要源泉，正如物价高涨和工资冻结之乖离，此时处处构成工人行动之最重要的刺激力一般。我们知道，一九四五年一月的生产指数，与一九三八年相比，在荷兰为百分之六〇，在法国为百分之五〇，在希腊为百分之三五，在南斯拉夫为百分之三〇，重工业生产力，在捷克现在只有百分之一五；意大利现在则有四百万人失业。由此可见，拿相当的经济改善来解释工人之暂时停止斗争，——是何等肤浅的了。
他方面，工人失败也未曾达到丧失了革命精神和斗争意志之程度。在这方面，希腊情形是很可作证的：希腊是唯一的国家，工人战败了，资产阶级得到了完全的政治胜利，可是我们又看见新的强有力的经济斗争浪潮兴起来，它似乎要成为革命斗争新阶段之序幕。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倘若我们注意到：（一）无产阶级无论何处都未曾使用其完全的力量从事于普遍的斗争；（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势力对比根本上还是有利于无产阶级的；（三）资产阶级尚未能重建其国家经济，连有限制的重建也未曾有。
在这些情况之下，若拿现时局势来比拟一九二三年，只有造成混乱罢了。群众运动决非确定地停顿下来的。我们只看见第一阶段的终结，将有第二阶段继之到来。整个的客观局势，无论经济的或政治的，都推送工人阶级走向这第二阶段。欧洲革命第二阶段之爆发，将视工人阶级能否自觉地排除机会主义领袖们，首先史大林主义者们，以为断。
在工人斗争的第一浪潮中，群众是在完全信任史大林主义领袖之下加入斗争的；史大林主义者被视为政党领袖和工会领袖。正是群众这种信任，构成了第一阶段斗争的主要制动力，以及此斗争限于停顿的主要原因。群众被领袖们勒令回家去之后，一定会明白：所谓「解放」对于他们就是继续穷困之意。群众心理的反应是很复杂的：首先是对于史大林主义的深刻失望，但随之来的也有一种颓丧，其表现就是渐渐不信任一切工人政党，就是加强工团主义倾向（但常常发生于官式工会以外），就是愈来愈加怀疑斗争的可能性。如工人运动史上所习见的，这类情绪倘若发生于经济局势恶化，资产阶级政治上薄弱无力，而世界工人阶级和殖民地人民又日益增加压力时候，则不是预告完全的销沉，而是预告将有一种新的强有力的自发斗争浪潮兴起来了。
这里，有其他的历史事实可供对比：一九二〇—二一年的德国局势（三月事变以前）和一九三三—三四年的西班牙局势（二月事变以前）。在以上两种情形，我们都看见了一个革命潮被传统的工人政党之机会主义政策所扑灭；都看见资产阶级反攻遭遇着工人意外的抵抗而未能达到其目的；都看见了经济局势恶化成为最强大的推动力，刺激工人去行动；都看见了以前的失败并不丧失工人斗争意志反而加强工人革命精神；都看见了革命斗争的新阶段，一种特殊形态的阶段：以守势开始而过渡到攻势，以后攻势失败了，因为革命党薄弱无力，但转过来又成为一种过渡的阶段，走向普遍的革命潮（德国在一九二三年，西班牙在一九三六年）。历史的类比是有一定界限的，但我们宁愿借助于这两种情形来解释现在的欧洲局势，却不愿借助那一种「相对稳定」情形。
当「解放」时候，小资产阶级跟在无产阶级背后走，无产阶级则领导着进攻。法西斯精神好像死灭了。苏联和各国史大林党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中间阶级有了受大托辣斯压迫之经验，这压迫在许多情形下不啻表示中间阶级社会上的无出路，这经验是痛苦的，所以大多数小资产阶级分子倾向于经济上社会主义的改革。「民主」精神在中间阶级内以一种新的建设性的形式活跃起来。工人运动中那些职业的糊涂虫所有「以经济民主补充政治民主」的「思想」，事实上正是从那些小资产阶级分子借来的。
试结算「解放」后一年或一年半期间各种选举比例，我们就可看出小资产阶级态度的根本改变。小资产阶级的「左倾」组织，从抵抗运动生出来的，浮泛印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好像都已死灭了。对于下面诸种组织说来，尤其明显：比利时的UDE，法国的VDSR和MURF，荷兰的尼德兰人民运动。意大利的行动党的残余加入了传统的工人政党。它们在各自的国家中是忽然表现为最有力的党派的。例如比利时的FSC，法国的MRP，意国的基督教民主党，波兰的农民党，巴威尔和奥大利的人民党，匈牙利的小农主义，希腊的人民党。
这些「中间偏右的党派」，其混杂的政治组织有甚么一般的通性可言么？这些党派都是小资产阶级中途站头，它们都很清楚反映欧洲政治生活的过渡阶段。就它们的某些思想特性说，它们是经过其「左派」代表图谋继续「抵抗」「进步」「民主」等精神的，但就它们的另一些思想特性（如反共，如宗教的保守性等）说，则它们经过其右派代表发现它们与真正的新法西斯组织有自然的连系：如比利时的利奥波党等极端派，法国的PRL极右派，意国的「普通人」运动，希腊的「Chi」运动，以及波兰的Armja Krajova。
小资产阶级之回到右边来，自然是受好多因素影响的。在红军占领的国家中，史大林党为了赞助克临灵宫官僚的抢劫，败坏了自己威望。在意大利，二十七年前产生法西斯的那些因素，现在又集合在一起了。在比利时，国王问题和银行冻结问题有很大影响。但是，一般说来，小资产阶级从中间偏左移到中间偏右去，是反映下一事实，即政治创意力已从无产阶级转到资产阶级了。
他方面，从这些中间党派厌弃（至少官式地）政治上极权手段看来，从它们与抵抗运动的思想连系尚未断绝看来，从它们着重「民主」，常常拿「民主」来对抗工人领袖之「反民主的」手段看来，可见小资产阶级尚未曾确定地转移到资产阶级营垒中去的。无产阶级再来一次攻势，将再分化那些中间阶级。中间偏右的党派将瓦解。其中左派将有好多层次再接近于工人阶级，其中右派将恢复和加强法西斯组织。大资产阶级一经获得其自己的压迫机构，而经济的和社会的条件又危害了资本主义制度时候，它就可以多多拿钱来供给新法西斯「领袖们」以回答无产阶级群众的每一次行动了。此时，大资产阶级只有一种困难必须解决，即：挑选新法西斯领袖，——因为倘若我们仔细研究欧洲各国的政治局势，就可发现，现在政治舞台上，已不是一个人物而有好多人物可以充当明日的道里奥，明日的莫索里尼，明日的德格勒尔了。在这个意义下说来，法西斯危险已经存在于整个大陆了。
暴风雨前的寂静，——这便是欧洲大多数国家现时的状况。无产阶级静默地记下了阶级敌人的侮辱和挑衅，它想着因「解放」而获得的东西是怎样被人骗取了去的，它明白所谓「生产第一」政策不过是替大托辣斯生产额外利润罢了，它的生活水准仍是冻结于最低限界的，它记下了史大林主义「领袖们」一切投降行为，它并不认为自己受那些工会领袖所拘束，他们除了逃避斗争外没有做甚么事情，它经过这几年战争和贫困已感精疲力竭了，现在需要和平和安静，不肯轻易起来斗争。然而爆炸是到处积累着的。资产阶级的削弱了的国家政权和机会主义领袖底减轻了的说服力量，虽然拼命阻止爆炸，但只消某处落了一点火花，这些阻止力量将烟消云散了。每个国家，无产阶级都在等待希望和攻击之信号。它等待着证明这斗争确是值得去努力的。新的革命潮，无论发生于何国，都将普遍于整个大陆。
但不仅如此，当一九四三—四四年欧洲开始第一次革命潮时，惟有这大陆的工人阶级在前进的，远东和中东还在受日本和英国两帝国主义坚强的统治。英美两国帝国主义国中，「民族一致」，无内顾之忧，可以来援救欧洲诸「解放」国动摇了的资本主义。现在情形完全改变了。远东，有好多殖民地民族暴动起来。大英帝国对印度的统治显然要丧失。在英国本身，群众左倾将因印度革命造成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而剧烈起来。在美国，工人攻势已达到空前的程度，军队士气的低落，使之难于被利用做大规模的反革命武力。以前欧洲还是世界革命唯一爆发的地方，现在则是许多地方中之一个了，而且还不是革命火焰烧得最高的地方哩。但是其他大陆革命斗争对于欧洲工人的鼓励还不是唯一的因素，使现在局势比第一阶段时更有利于大革命哩。从主观方面说来，也有好多进步可言的。欧洲无产阶级虽然还未同史大林党决裂，总已更多怀疑它，更多准备不依赖它而行动了。革命的组织虽然还是非常微小的，但已有机会加强自己，已增加其与群众的联系，而获得宝贵的经验了。它们的力量和它们的使命中间仍然是不相称的。然而新的群众斗争浪潮起来，那些大的工人政党渐渐分解，将根本改变革命团体生长的速度，把算术级数之变化改为几何级数之变化。它们之间国际的团结，将证明是一种有历史重要性的因素，在全大陆的新革命浪潮光照之中。凡因不合其自己理想而抹杀欧洲革命的人，将再有一次明白：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毕竟高于小资产阶级的印象主义了。
当然，没有人能预言无产阶级的迅速胜利。记住革命党薄弱无力这个事实，就可知道，欧洲革命第二阶段，规模和成绩虽将超过第一阶段，仍有可能停止于中途的。新的冲突，新的退守，新的攻击能继续发生。那时将更有利于第四国际各国支部之生长。不可能相信，到了一切最有利的条件又集合一起以推翻腐败的资产阶级之情形下，如德国在一九二三年时候，第四国际之生长还是不充足的。人类之命运正依赖于第四国际之生长。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日
感谢 雪球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