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 -> 1946年第11期 相关链接：曼德尔
Problems of the European Revolution（1946年4月）
欧洲革命问题（上）
作者：Ernest Germain﹝曼德尔﹞ 来源：《新旗》1946年第11期
李星按：本文作者曼德尔。文中谈到二战末期到战后初期，欧洲的主流共产主义与改良主义力量，如何协助资产阶级到处恢复秩序，控制革命工人的颠覆尝试。我没有什么兴趣第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次深揭狠批斯大林主义，所以，对内容就不点评了。倒是想说点别的。
1991年以后，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烟消云散了，无产者离开了政治舞台。21世纪的20年代中期，在西方的心脏地带，资产阶级秩序再次面临重大重组。各路豺狼虎豹纷纷献策，无外乎拆毁里根时代搭建起来的“市场化、全球化体制”，彻底改变劳动力价格，让市场关系再现活力…… 随着统治秩序的重组，人类是否会迎来觉悟无产者浴火重生的历史时期？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等等大型工人组织，有力地束缚觉悟工人的实践，协助统治者重建阶级合作的庞大机制？无产者到底怎么办？
愿意推动无产者前进的那些力量，现在就要仔细思考这个话题了。
当德国压迫机构瓦解，欧洲各国无产阶级猛烈冲上政治舞台时候，资产阶级的地位是很危险的。资产阶级强制机构已不存在了，只有其中胚胎的部分留剩下来。法西斯组织被人扫除了。过去那些这般或那般与法西斯有沾染的人物，如将军，警官，高级公务员，产业家，银行家，政客之流，都在发抖，不仅害怕他们的社会地位会丧失，而且害怕他们的生命会灭亡。旧的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都消灭了，或者在完全解体的状态中。在上述条件之下，资产阶级起初显然是采取守势的。
资产阶级图谋把群众自动性的行动，起初疏导之，然后阻止之，击破之。在这图谋中，资产阶级手里有二张好牌。就是：英美军事力量和无产阶级机会主义领袖。即史大林派和改良派，资产阶级有时用这张牌，有时用那张牌，去努力争取或暂时恢复政治舞台上的「秩序」。
资产阶级最切近的目标，就是「复回安静」。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群众离开街道，回归家里去。仅仅宣布戒严还是不够的。必须运动的领袖，尤其史大林派领袖，也来号召群众去恢复「秩序」。领袖们确是未曾辜负资产阶级期望的。法国若无FTP诸领袖，比国若无「独立阵线」诸领袖，荷国若无「国内军」诸领袖，意国若无「民族解放委员会」诸领袖，资产阶级是决不能获得暂时稳定的，是要处处遇着国内战争的。
这种暂时的稳定一经获得之后，资产阶级首先着手的是重建其自己的压迫机构了。这种机构，起初显然是不很适用的，每逢紧急关头都须依赖英美军队支持的。比利时「解放」之后两个月，爱斯金将军的军队还须「保护」彼耶洛以对付「抵抗运动」。希腊「解放」之后三个月，史科比底将军还须打击ELAS团。意大利「解放」之后差不多六个月，英美军政府还须设下一条不可逾越的封锁线，隔离伦巴狄区诸革命中心和其余意大利地方之交通，甚至必须逮捕「代表会」的副主席兰尼，他的「罪名」仅是曾发表一篇政治演说。可是，当资产阶级积极努力去重建它自己的国家机构时，国家总需要一个政府的。工人阶级的攻势已经把旧的工人政党领袖们推到舞台前面来。这些领袖们都在尽其可能使群众运动保持在「合理的」界限以内。此时，资产阶级的意志只能经过机会主义派领袖们实现出来。力量对比还是很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所以它不能直接统治国家。此外，它又须先寻觅一些适宜的人物和适宜的政治组织，付托以政权。为了以后能代替他们，就必须先败坏这些左派领袖们的信用。如何败坏呢？就是当政府采取最失人心的步骤时候，把政权责任付托给他们。正是为了这个原故，所以「解放」翌日，除希腊以外，各国都成立了联合政府，政权主要地落在机会主义党派代表和「抵抗」运动代表之手，资产阶级直接的代表紧紧地包围着他们。
这种政府是「民主的」么？在下面的意义说来，自然是民主的，即：它们的存在是依赖于群众团体，尤其工人团体，支持的。但是在「古典的」意义说来，它们并不是民主的，即它们既非根据宪法之上，亦非由普选所产生的。
事实上，当「解放」翌日，联合政府成立时候，资产阶级对于群众的「民主让步」是异常之少的。在所有的国家，选举都推延到好几个月以后才举行。直到革命的第一浪潮过去之后才举行选举：法国在十三个月以后，捷克在十四个月以后，比荷二国在十七个月以后，意国在二十四个月以后。惟有那些「被解放的」国家，群众独立的活动最不显著的，如匈牙利，奥大利和丹麦，选举才很迅速举行，——这决非偶然之事。那些国家，开始有代议制机关存在的，则这些机关都是从上而下委任的，或者是全部委任，如法，意，捷，波及巴尔干诸国，或者是部分委任，如荷，丹，挪诸国。惟有比利时还能保存其旧日选举出来的议会，不过「肃清了」其中法西斯分子，又减少了那些被解往德国去的议员。这真是议会「屁股」，直至一九四六年初尚未曾解散的。在所有的国家，资产阶级竭力反对任何拿警察和军队来「民主化」，来「肃清」之企图；这反对而且都有成效。我们当然也要承认，那些机会主义派领袖从未曾要求采取澈底的步骤去做肃清工作。一般说来，他们只限于要求资产阶级法庭和检察官「更严厉些」，要求采纳「新的」抵抗分子于国家机构人员之中。这不过是普通关于方法的争论罢了，双方的目的都是要增强资产阶级机构。但资产阶级宁愿安插它所信任的人，从它的观点说来，这自然是对的。
「解放」翌日，「民主让步」之微不足道，在司法方面看来，尤其明显。在差不多所有的国家，新政府仍旧保持着德国占领时代颁布的大多数法律和命令。戒严令含有一种严厉的压迫，常常带着军事压迫和民事压迫两重性质，如在意，比，波及巴尔干诸国。司法机构，在大多数国家，是唯一未受损伤留在统治阶级手里的，现在比以前更加保持其「神圣不可侵犯」性质。资产阶级司法标语Noli me tangere!（不可侵犯我！）差不多处处行用都有成效。在德国占领时行使职权的法官，绝大多数照旧服务。正是为了这个原故，比国才会判决好多经济汉奸无罪，法国才会那样审判贝当。法西斯领袖们受人优遇，过了好几个月以后才受审判。在挪威，葵士林于「解放」之后六个月才受审判。在荷兰，穆塞于十个月后接受审判。在比利时，罗勃•普列，在法国，彼尔•赖瓦尔，都于十二个月后受审判。惟有在意大利，因游击队的行动，在巴尔干诸国，因苏维埃官僚的压力，司法才进行得更「有效力」些；但那是属于根本不同的社会性质。
我们可以由此做出结论说，欧洲大多数国家已经成立了拿破仑主义政府么？在此阶段，对于一切国家，连希腊在内，做出这个结论，是错误的。根本的因素是政权中缺乏一种稳定原素，——这就说明了，我们那时面对着的并非拿破仑主义政府，因为拿破仑主义必须依靠于军队，警察，国家机构之上，才能超出各阶级上面，以仲裁者姿态出现的。缺乏稳定的强制机构，又有工人阶级采取攻势，才迫得资产阶级不得不暂时与机会主义派领袖们成立联合政府。
由此可见，「解放」之后产生的政制乃是一种「妥协」，乃是两种力量互相抗衡造成的结果：一种群众的攻势，被机会主义派领袖所疏导了的，所击破了的，另一种是资产阶级执政意志。整个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局势（如政制的异常不稳定，如必需极度剥削工人方能恢复资本等）决定了资产阶级有独占政权之意图。这是到处可以明显看得出来的，如在北非洲，在南意大利，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红军未曾开到前就是这样了）。当第一个革命浪潮过去，资产阶级图谋推行其自己的政策时候，上述情形又更明显了。
如我们上面所述说的，把机会主义派领袖们（改良派和史大林派）推到前面来的群众，是没有明白的阶级觉悟或没有社会主义远景的。人们把群众的要求，用一种新式的术语，半民主的，半雅可宾的术语提出来，群众居然很热烈地拥护了。这种术语，如爱迪安•发儒所谦说的，乃是「法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芹献。」（！）群众拥护这种新术语所提出的要求，乃是一种误会。正因为有此误会，机会主义派领袖才能从无产阶级阵营投奔资产阶级阵营。史大林派领袖，最后分析起来，也才能把革命的第一个浪潮阻遏了。
当群众以不可和解的仇恨灌注于纳粹政制及其在沦陷国中的代表人时候，他们不过以此表示他们对于他们的高度剥削者之仇恨，这些剥削者摧毁了他们的组织，放逐他们，用盖世太保迫害他们。但是史大林派和改良派努力把这种仇恨转变为对于德国人的仇恨。他们如果反对某些资本家，那并非因为被反对者是资本家，而是因为被反对者是「汉奸」。在「解放」翌日，他们尽其可能使工人阶级离开其真实的任务。这就是说拿「抵抗」运动所提出的任务强加于工人阶级肩上，……即：赞助本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战争去反对德国。他们正是藉口这个理由，叫法比两国工人阶级容许将游击队编入资产阶级正规军中。游击队编入正规军就是解散游击队，就是拿反动军官来代替「抵抗军官」，好多反动军官还是与法西斯有勾结的。史大林派领袖本来参加反对资产阶级之「反爱国态度」的，但既然倡议将游击队编入正规军中，则为内心逻辑所推动，不仅要屈服于这个资产阶级的国家，要参加帝国主义战争，而且要服从真正「汉奸」将军的命令了。
当群众说起「政治的民主」时候，群众心里想的是一种与资产阶级政制完全相反的政制，在此政制之下，不仅议会议员是人民选举的，连军官，司法官，行政官以及负统制粮食责任的官吏，都是人民选举的。但史大林派和改良派利用此「民主」之名，强迫群众接受资产阶级国家所委任的那些「咨询议会」，接受那些「不可撤换的」司法官，他们曾在纳粹统治下供职，接受那些贪污的行政官，他们完全忠实于资产阶级。如此一来，机会主义派领袖固然不是拿古典的「资产阶级民主」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党所做的，却是拿一种专横的和澈底朽腐的「民主」来对抗群众心里所想的民主了。那种「民主」依靠法西斯式的警察，不仅准备选举，又禁压报纸杂志，民众会议，以至工人组织；至于群众心里所想的民主，则是很接近于无产阶级民主的。
当群众说起「经济的民主」时候，群众是要拿「经济的民主」来补充「政治的民主」的，群众是以一种模糊的然而真实的方式，表示无产阶级要「剥夺剥夺者」之决心。在群众看来，「经济的民主」意即剥夺那些资本家的财产，他们曾为纳粹战争机构做工作（换一句话说，即绝大多数的大资产阶级），意即银行和托辣斯收归国有，无须赔偿资本家损失，意即由民众团体主持公平分配必需品。在机会主义派领袖看来，「经济的民主」意即「共产党」部长或「社会党」部长代替「资产阶级」部长主持某一朽腐的官僚机构，意即继续黑市，意即赔偿「可怜的」资本家之损失，意即成立「经营委员会」，其目的在于用高度剥削工人手段来增加生产。这些反对财阀利益的专门家，一经接受了资产阶级政权责任之后，为内心逻辑所推动，便不得不任命银行家做「国有」银行的经理了，不得不有工业家所监督的大工业的成本价格了，不得不一面「打击」托辣斯，一面包容托辣斯底最直接的代表了。
群众的「民主幻想」本是确切的事实，本是法西斯统治和革命党柔弱的一个产物，就其本性说，是不与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企望相反，而是与之相成的，因为社会主义企望是工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产生出来的，但工人只能模糊地表示它。藉口群众有「民主幻想」来抛弃革命的过渡口号，——那是表明自己无能了解群众的心理错综。此外又是表明事实上原恕了机会主义党派的叛卖政策，因之加强了这些党派对于群众的威权。我们必须反覆地说：群众的「民主幻想」决非革命行动的制动机，决不能拿来说明第一个革命潮退落之原因。应当替革命潮退落负责的，乃是：机会主义派领袖之自愿的和自觉的抛弃全部反资本主义纲领，以及他们利用群众意识模糊和教育低浅而实行的欺骗手段。
机会主义派领袖一经占据政府机构高位了，群众一经退出街道了，新的强制机构一经立下基础了，资产阶级就图谋实现其次一目标，即：消灭双权政制诸中心和群众的独立武力。这个工作的速率和成绩，是随地不同的，最后分析起来是与工人施行的压力成反比例的。
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图谋驱逐机会主义派领袖去做这个工作。这些领袖代表资产阶级向群众说话，劝说群众自动放弃其胜利品。群众在机会主义派领袖面前服从程度如何，就决定了这些领袖在资产阶级面前服从程度如何。自然也有其他的因素发生作用。苏维埃官僚的利益使得某些国家史大林派领袖比其他国家的，「更加左些」。资产阶级或帝国主义者方面直接的挑战，也会影响事变，如在希腊情形。但一般说来，双权政制诸中心之消灭，是很顺利的，凡战斗意志已被机会主义派领袖确定打破之处，都无武装冲突。托勒（Thorez——注：即多列士）便是这般在法国解散「爱国民军」了，托里亚啻（Togliatti——注：即陶里亚蒂）便是这般在意国解散游击队了。在比利时，游击队之解散，是共产党和社会党联合行动准备着和实行起来的，最后还惹起一九四四年的「十一月事变」。在希腊，史大林派领袖虽然屈服了，但解除ELAS团武器企图仍然惹起了国内战争；史大林派领袖为群众所迫暂时停止后退，希望仍能保持其操纵群众运动的权力。
机会主义派领袖帮助资产阶级去消灭工人剥夺资本家财产的行动，所用的方法还更可注意些。史大林派和改良派领袖，起初承认这剥夺财产行动之既成事实，但图谋暗中破坏「工人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是监督（其实是管理）那些工厂的。怎样破坏呢？就是派遣政府委员参加「工人委员会」，这些政府委员其实是希腊神话的「木马」，资产阶级国家藏在其中混入工人新制度里而去的。不久，史大林派和改良派就发现这些工厂必须「交给国家」，即必须「收归国有」了。史大林派领袖使用种种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压力，排除了工人管理，然后又排除了工人监督；最后，工厂的管理权和监督权就完全交付于资产阶级国家之手。结果，以一笔丰盛的款项「赔偿了」原来的业主。机会主义派领袖以此方法将工人所做的真正的「剥夺」行为转变为一种财政的手续，而便利于某些资本家集团。这就是法意捷及德国好多地区经过的事情。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个过程并非处处都已完成了的。例如，从好多观点看来，捷克今天还有工人监督生产存在；在某种意义之下，意大利也还有这种监督存在。
群众其他的独立行动，主要的在司法方面和必需品配给方面，则由于外国帝国主义，本国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派领袖联合行动，消灭得更加迅速些。惟有在若干孤立的地方，民众委员会和革命法庭能延长寿命至一定的时期。他方面，也必须指出，群众后继的行动常常重现此类的组织。
双权政制诸中心一经消灭，改良派和史大林派领袖替资产阶级服务的重要工作就完成了。正当他们劝说工人勿超过「宪法规定的范围」以外时候，资产阶级就赶紧重建其国家机构，并团聚其政治力量。但它的经济目标还是未能达到的。机会主义派领袖在这方面也自荐替资产阶级服务。惟有他们能够强（迫）工人接受「生产第一」口号，这口号如果译成更恰切的话，那就是「多做一点工，少拿一点钱」。
但资产阶级宁愿有自己的忠实的代理人，代行自己的政策，却不信任史大林派领袖，因为他们是苏维埃官僚的代理人。资产阶级为客观局势所迫，不得不赶快完成其控制工人运动的工作。它再不能容忍因群众组织存在而剩下来的一点工人民主了。但它也明白，阶级力量对比尚未曾确定改变而有利于它时，它仍不能建立一个完全反动的政府的。所以它开始探索着：它现在需要「工人阶级」代理人，究竟需要到甚么程度。 （未完）
*****************************************
「资本家们……鉴于政府地位不稳，便藉助于一种方法，这方法自从一八四八年以来的几十年中，资本家们是一再实行去迷糊，分散并最后克服工人阶级的。这就是所谓「联合内阁」，由资产阶级分子与社会主义叛徒混合组织的。
「在某些国家，其中政治自由与民主政制曾经和工人的革命运动同时存在过的，例如在英法，资本家们利用这个骗术，利用得也很成功的。「社会主义者」的领袖们一参加了内阁，总被证明出是简单的装饰，傀儡，只是一面保护资本家的盾牌，一个用以欺骗工人的工具。俄国的「民主的」与「共和的」资本家们也推动了这同样的计划。社会革命党人与门雪维克派成了这个计划的俘虏。六月一日，参加有欠尔诺夫，崔连脱里，史高倍列夫，阿夫克先底也夫，沙文可夫，柴鲁特尼与尼基丁的「联合内阁」成为一个既成事实了。」见列宁著的「革命诸问题」。
感谢 雪球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