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 -> 1946年第4期 相关链接：郑超麟
工人与政治
作者：舒严〔郑超麟〕 来源：《新旗》1946年第4期
李星按：本文谈到一个严肃的话题：工人阶级离开政治舞台。现在看来，作者对无产者离开政治舞台的判断，是比较草率的，他（也就是郑超麟）作为20年代工人革命的过来人，以为无产者整体消沉了，等于离开政治舞台了。郑老想象不出，1991年以后全世界无产者彻底离开政治舞台，是一个什么鬼样子。现在回过头看，民国的无产者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固然消沉，但作为一个阶级，它幸存的觉悟分子依然抱有颠覆秩序的动力，依然对苏俄革命及其遗产——苏俄国家，怀有向往。这也是20世纪大部分时间各国无产者觉悟分子的普遍态度。本文作者把无产者一时的蛰伏，判断为离开政治舞台，是把“舞台”想得太狭窄了，或者说，把舞台中心，当做了舞台本身。
只有在1991年以后，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彻底失败，各国无产者才真的离开了政治舞台，处于长期的混沌状态。这一混沌状态，至今也还在延续。
回到本文，作者分析当时的地下党已经是“农民党”，与20年代的党不一样了，不再代表无产者利益，这是重复了三四十年代中国托派的主流观点。本专栏分析过这一观点的错误之处，不多谈了。但有一点，值得说说：本文提到当时民国的农民反抗，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残余”，这直接否定了托洛茨基本人的观点，即帝国主义时代，传统的农民反抗已经卷入了无产者与资产者的阶级对抗，而带有颠覆资本秩序的无产者革命属性。行文至此，不得不感叹，托派对托洛茨基基本立场的偏离，一直都是这个派别的主流现象。在中国，彭述之领导的山头公开走向改良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王凡西、郑超麟领导的另一山头，距离老彭的观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也可以说相去不远。当然，现在看来，老彭带有较强的政治投机个人属性，也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王郑要真诚得多，“我所说的就是我所想的”。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中国沉寂多年的工人运动又抬起头来了。从要求胜利津贴起至此次谷部长和吴市长禁止罢工怠工止，这几个月期间差不多每个工业部门都有斗争发生，在此斗争中工人大体得到胜利，群众性的工会也组织起来，无产阶级的团结和力量重新开始为国人所认识，大家不期然而然地回忆二十年前的五卅运动，——这个工人斗争的黄金时代。
拿一九四六年的工人运动和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工人运动相比较，确可做出许多极有意义的结论。我们今天只要指出一点差异，即二十多年前的运动首先是政治性的，五月三十日屠杀以后的罢工和示威，以及达到最高潮的三次暴动，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政治斗争，这将近二年的时间内固然也有经济性的罢工，但都在共产党（二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工人并不因经济斗争而忘记了政治斗争，并不否认有政党的关系，尤其未曾成立一种「经济主义」的观念，认为工人只要做到改善自己的生活就好，其余的事情都不要管。
但是此次复兴的工人运动，直到最近以前，就与二十年前不同了。工人一般不过问政治，仅以经济斗争为限，而工会组织者以及工人群众自身常常表示不愿任何政治党派来干预工人运动。这种表示，在工会组织者方面也许含有应付环境的作用，但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现在还不及五卅运动时候，则是不可讳言的。
两次工人运动为甚么有这个差异呢？二十年后的运动为甚么政治觉悟反不及二十年前呢？原因是很多的，归纳起来约有以下几点：
第一，五卅时，工人运动是初生之犊，一往直前，以前虽然有过几次失败，受了几次屠杀，如长沙杀戮（「黄庞」），如京汉路罢工（「二七」），但这些是局部性的，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并未曾实行一个全国性的压迫。现在则不同了。十九年来工人运动失败是极其悲惨的，是全国性的，是长时期的。经过这样失败以后刚刚抬起头来的运动，政治觉悟比较落后，本是很自然的事情。
第二，北洋军阀时代的中国确实是「非近代的国家」，它未曾有过应付工人运动的经验，它不知道工人运动对于它的危险性，到了它明白这危险性，有了应付经验时，已经太迟了，它已经为国民党的中国所代替了。现在则不同。工人也许忘记了他们在五卅时代表现的力量，但政府是牢记着的。现在的中国，至少在对付工人运动这一点上，是刮刮叫的「近代国家」，最近代的国家。如此，刚刚抬起头来的工人运动也就更难于发展政治觉悟了。
第三，五卅前多年中国最进步的智识分子，于工人运动第一次抬头以前，就已觉悟非工人阶级起来干涉政治，中国便没有出路。他们抛弃戊戌以来智识分子所走的救国道路，而献身于工人运动。他们组织了以无产阶级革命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他们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大学学生，五四运动领导者，其中最进步的分子，放弃了没有出路的学生工作，宁可到城外长辛店去，同铁路工人相处，我们不能否认，京汉路大罢工以及后来上海，广州，汉口诸大城市的工人运动，是他们一点一滴造成的。现在以前的智识分子，则不同了，人们抛弃工人运动去做学生运动，至多到乡村去领导农民运动。智识分子根本不知道工人运动的力量和重要性。上海最普遍的最进步的刊物之一公开说：中国建国的二根支柱是农民和智识分子。他们干脆忘记了工人。在此情形下，工人政治觉悟也要遇着困难的。
第四，五卅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总是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党，它的最好的力量放在各大城市的工人运动里面，它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般指挥全国工人运动，它代表着工人力量去参加和领导国民革命，它又代表着工人力量去发动和领导乡村农民斗争。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则不同了。自从革命失败，工人退出政治舞台后，它就放弃城市工作，走到乡村去，十几年来无论如何勇敢，如何积聚实力，它总不是代表工人阶级的党，而成为代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党了。中国没有一个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党来领导，这是现在工人运动政治觉悟落后的重要的原因。
但以上四种原因并非不可克服的障碍，它们不过延缓工人底政治觉悟罢了。决不能完全阻止这个觉悟过程。
最近一个月在战后工人运动上划了一个段落：一方面资本向劳动反攻，藉口中国工业崩溃应由工资高昂来负责，于是明令禁止罢工怠工，遂使工人经济斗争趋于沉寂；他方面，工人本身开始觉悟仅仅经济斗争并非出路，必须进一步参加政治斗争，于是近来贴政治标语的也有工会具名了，政治性示威之中也发现工人队伍了。工人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了。
这件事情含有重大意义，是很少人能认识到的，要明白这个意义须先说说工人退出政治舞台后中国如何陷于无出路的状态。
我们说，自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至今，工人就未曾走上政治舞台了。我们知道，许多人听了这话，一定要抗议的。国民党说，这十九年来工人始终有工会组织，而各工会每遇重大事变，又都通电或发表宣言拥护国民党政府，可见工人并未曾停止其政治的发言。共产党说，共产党自身就是代表工人利益的党，它在十九年中不断斗争，成为中国政治的一个重心，可见工人始终站在政治舞台上。
这些似是而非的议论是必须首先廓清的。我们说工人参加政治，是指工人以阶级资格参加之意。工人阶级行动是以广大群众集体的行动来表示，至少也当以那真能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行动来表示。这十九年来，我们都知道，中国工人从未以广大群众集体的行动来提出他们的政治主张。至于组织，则悲惨得很。革命期间成立的真能代表工人的群众性工会，失败后，领袖们或者被杀了，或者亡命了，或者消极了，或者背叛了；工会躯壳起初还存在，由警备司令部派人来「整理」，后来根本不要这组织，只留下若干上层机关。十九年长期中，工人偶然也有自发的斗争，随着斗争需要偶然也有真正工会的组织，可是不要妄想这组织能扩大，能持久，人们严密监视着，到了一定界限就要来「整理」或取缔的。
政党怎样呢？中国共产党，不错，在革命期间是代表工人的党；革命失败后最初三四年也曾努力留在城市做地底下工作，组织和领导秘密的红色工会，以从事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可是由于城市白色恐怖剧烈和农村武装力量开展，共产党就抛弃城市工作，抛弃工人，而全力到农村去领导农民了。无论是自愿的或被迫的，中国共产党从此不是代表工人的党，而是代表农民的党了。
中国各大城市工人群众，既无工会组织，又无政党领导，因此化为各个「原子」，成了一盘散沙。中国工人阶级存在，但它在政治上的表现等于零。不仅别人无视工人的政治力量，工人自己也卑视自己。在经济地位说，他是工人，但在政治意见，在感情，在思想各方面说，他则还原为他出身的阶级，即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我们试拿八年抗战来说。这不仅是十九年中一件大事，而且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大事。个别的工人，以国民一分子资格，参加抗战，不畏牺牲，演成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可是中国工人并未曾以阶级资格对抗战发言，并未曾站在阶级立场对抗战表示意见。美国新闻记者斯诺在他著的「为亚细亚之战」中明白说出，八一三战争时上海工人阶级一般是冷淡的，不然上海工厂机器早可以完全搬移到内地去了。邹韬奋在他著的「抗战以来」中，说兵士如何勇敢，农民如何为保卫乡土而不怕牺牲，华侨如何奔赴祖国视死如归，但根本没有提到工人。这二个观察家是以深刻而忠实著名的。他们的报导自然可靠。但我们切勿以为工人不爱国。工人以国民一分子资格是尽了爱国责任的。他们解消于其他人群之中。兵士，农民，华侨，都含有工人在内。但他们未曾以工人阶级资格团结一致行动，他们执戈御侮，但未曾以工人阶级资格思想，搬移那将要失陷的工厂设备，对于工人阶级自身有甚么意义。
此次联合国抵抗轴心国侵略者的战争，据我们所知，除了中国之外，各国工人都是以阶级资格参加的，不仅以国民资格参加的。战争前，这些国家还有群众的工会存在，社会党和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仍是以工人为基础的党，工人以直接的群众行动或通过其组织，始终干预国家的政治。各国政局所以明朗，中国政局所以混沌，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倘使当初中国工人是以阶级资格对抗战采取立场的，则中国致成胜利所用的方法将完全两样，而战后中国问题也将容易解决，至少也将有明显的路向放在全国人民的面前了。
由此可见，工人阶级退出政治舞台，不仅是工人自身的不幸，而且是整个国家的不幸了。
过去的事情只好让它过去了。重要的是现在和未来。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究竟是一个甚么局面呢？右派怎样说，我们不去管它，左派一致地说：现在是民主和反民主之间的斗争。这话，现在深入于一般民众（连工人在内）意识之中。但如此笼统的说法，正是工人阶级没有政治发言的一种表现呀！我们宁愿换一种说法，即说：现在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反对那依赖美国帝国主义的官僚资本之独裁统治，资产阶级之中的反对派，所谓「民族资本」，则在利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为的向美国和官僚资本求取若干让步，以便到相当时候背叛这个民主运动。我们这种赤裸裸的说法是人们所不喜欢的，因为除去工人以外，人们喜欢一些超阶级的辞句，如「民主」之类。
但是决定历史方向的，不是超阶级的辞句，而是真实的力量对比。中国政治局面如果长久留为城乡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则确实是没有出路的。因为二十年来的历史证明资产阶级决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而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无论人数如何众多，如何受压迫，如何愤慨，都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残余，都不能代表一个更进步的社会形式。如果斗争下去，整个社会都要陷于崩溃，而从灰烬之中决不会新生甚么出来的。
所以必须有第三者走上政治舞台。这第三者决不是界于国共之间的民主同盟，也不是界于官僚资本和城乡小资产阶级之间的所谓「民族资本」，而是中国无产阶级。
中国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首先是加入现在的民主运动。但那时，「民主」就不是笼统的超阶级的辞句了，而是含有一定的内容，提出具体的要求，明显带着阶级的性质。那时中国政局将明显表现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对官僚资本以及整个资产阶级的斗争了。无产阶级将领导而且完成民主运动。那时不仅现今的内战可以解决，整个中国也一定有出路了。
工人，为了自己，为了国家，都应当毅然决然踏上政治舞台！
感谢 雪球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