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2013）
第十章 铁血时代
（1850—1896年）
在英国的宪章运动和波及全欧洲的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长期繁荣时期。它一直持续到1873年，这时资本主义系统崩溃，进入了一个同样漫长的衰退期。铁路建设是经济景气的先锋，实现了物资和人员运输的机械化，催生了一个煤、铁、机械和建筑工业的巨大市场，同时创造了新“资本的时代”一个效果十分显著的标志。
然而，繁荣的资本主义动摇了社会和地缘政治秩序，为第三波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社会环境，尽管这是一场在很大程度上由上层领导，而不是由来自底层的群众运动所驱动。意大利复兴运动，美国内战，日本明治维新，以及德国统一，都能很好地理解为来自上层的资本主义革命。
但这一时期的开始和结束，都伴随着激烈的事件。而且都用它们不同的方式，预示了20世纪伟大斗争的来临：1857年的印度兵变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发生在我们以后称之为第三世界的区域，而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人类历史上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榜样。
印度兵变
在历史上，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是人类所经历的包罗万象的巨大变革，不过它们都是孤立存在的，他们之间也有一个重大区别。
农业革命经历了数千年的缓慢传播，其发生的传统农业社会也极为保守，经过若干世纪也只有细微的改变。相比之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工业革命是一个社会经济的大漩涡，涉及“生产持续性的彻底改变”和“所有社会状况的不间断干扰”。甚至在工业革命之前，当欧洲资本主义依然在旧的封建专制制度内部孕育时，就将手伸向了全世界。它的冒险家、航海家、商人和奴隶贩子奔波于欧洲之外的大陆，寻找掠夺品和利润。
1750年之后，资本积聚的过程加快，而这个系统朝向“全球化”的转变加强了。资本主义需要初级产品来供给工业发展，需要市场来销售制成品，需要为其过剩资本寻找新的投资去向。帝国成为了一个必需。而资本主义为欧洲提供了它们需要得到的边缘地区。
技术和组织，使得小团体的欧洲士兵在美洲、非洲和亚洲征服土著成为可能。他们面对的国家经常是腐败的，好战的，并且充满分裂和不满情绪。有时候，上万军队面对数百甚至几十名欧洲士兵时，都会仓皇逃跑。
印度是最丰厚的奖品之一。在17世纪，好几个欧洲国家在其沿海建立了贸易港口。18世纪中期，英法之间的殖民竞争逐步升级，并在孟买和马德拉斯发生了一系列小规模战争。
1757年，罗伯特·克里夫，一个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服务的官员，占领了加尔各答并在普拉西战役中击败了孟加拉行政长官（纳瓦布）的军队。纳瓦布名义上是德里的莫卧尔帝国的总督。事实上，他是一个独立的统治者，是印度境内经常互相攻击的几股势力之一。欧洲人得以一个省一个省地征服印度。
纳瓦布王室的富裕同贫穷的村庄之间被一条巨大的社会鸿沟分隔。孟加拉人民将其统治者视为侵略者。他们根本没有为其斗争的动机。而且因为王室从本质上来说是寄生的，在孟加拉社会没有实际根基，它被分裂与阴谋所困扰。
克里夫的3000人能够击败纳瓦布的5万军队，并不是因为其火力的优势。事实上，孟加拉的步枪和火炮比东印度公司的更多。胜利的关键在于纳瓦布高级指挥官的背叛，大部分人并没有参加战斗，而且一种新战争方法的有效性，是基于流动性、火力和侵略性。
封建军队作为独立武士的混合体而战，而资产阶级军队是作为高度训练的男人的集合而战。这个时代的火器装载速度慢，射击距离有限，而且不准得离谱。大规模发射的理想距离是50米甚至以下，这样就能在一个关键时刻撕开对方的编队并突破其防线。在普拉西，克里夫武装只与纳瓦布的一小部分军队交火，但在决定性时刻，依然要与三四倍于自己的敌人对抗。因此，使孟买陷落的，是封建分裂与资本主义方法的联合作用。遍布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欧洲人征服，都同样如此。
普拉西是一个转折点。法国黯然失色。随着东印度公司力量的上升，许多本土统治者寻求与其和解。印度中部的马拉加斯在1823年被征服，信德（巴基斯坦西南部）在1843年，锡克族的旁遮普（巴基斯坦北部和印度西北）在1849年，奥德（印度中北部）在1856年。到了19世纪中期，英国仅用25万军队，其中80%还是英国军官领导下的印度兵，就控制了两亿印度人口。东印度公司通过与纳瓦布（总督）傀儡政权和大君（王公）结盟来统治。这些本土统治者生活奢侈，并保持着一个帝王浮华的公开外观，但是，掌握真实权力的却是公司行政人员。
柴明达尔（地主）和大商人在公司统治下同样兴盛，他们与公司行政人员共同强化对农民的剥削，并分享所产生的利润。农村贫困相当深重。1769年，即普拉西战役12年之后，玉米歉收导致了饥荒、传染病，以及估计多达1000万的死亡。
帝国主义促使经济衰退。纺织工业提供了最清楚的例子。当英国纺织生产的工业化起飞时，被其控制的印度市场，洪水般地被廉价进口产品充斥，本国纺织商人和手工业工人都趋于破产。在19世纪，依靠农业为生的印度人从50％上升到了75%。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呈现了一个“逆发展”。
1857年，当被命令使用涂有“不清洁”动物油脂的子弹，违反其宗教禁忌时，英国军队中信奉印度教、伊斯兰教和锡克教的印度士兵发起了兵变。叛乱让英国人大为吃惊，叛乱士兵们控制了印度北部的大片土地，使得坎普尔和勒克瑙两处要塞被分隔围攻，并在古都德里扶植了一个新的莫卧尔皇帝。
英国的再征服行动是一场艰苦的战争，并且异常残忍。英国从本土派出军队，从印度南部的马德拉斯和孟买派出由印度士兵组成的英军，镇压北方叛乱。被俘的兵变者被绑在一排实弹炮口前，并被处决，炸成了碎片。
印度兵变（1857-1859）是次大陆第一次独立战争，是不同种族和宗教背景的印度人一次肩并肩地反帝国主义的奋斗——与神圣和规则的对立是英国人培育的。但是，兵变者用一只脚站在过去来战斗。他们能想到的取代英国统治的唯一选择，是回到封建的过去。他们没有对传统统治者的财富和权力提出任何挑战，因此也就没有能够动员大多数农民的社会解放承诺。
然而，兵变对英国统治的威胁足够真实，而且促使其在兵变之后对帝国统治进行了整体重构。维多利亚女王被宣布为印度女皇，同时一个新印度政府建立起来了，与印度本土统治者的关系得到了加强，一个新的印度中产阶级的职员、行政人员和律师队伍发展起来了，乡村中的婆罗门和首长成为税收和租金征收者。法治代替了东印度公司官员的独断权力。剥削和贫困化现在被一个严格控制的官僚体制和一支改革后的英国-印度军队控制。通过这两种机制：一个特权等级的建立和一种对种族、宗教和种姓差别深思熟虑的培养，印度帝国主义统治者将原住民对英属印度的反抗分化瓦解。
印度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四分之一的税收被用于军队，相比之下只有1％用于健康、教育和农业。在19世纪，饥荒夺去的生命，60年代是100万，70年代是350万，90年代则是1000万——激进的美国历史学家迈克·戴维斯曾称之为“形成第三世界”的“维多利亚晚期大屠杀”。
印度经济从英国人统治下受益的陈词滥调，不过是一个谎言。农业枯竭了，民族工业崩溃了，而财富被外国资本吸得干干净净。在适当时候，这个现实将引发印度独立运动的一个新高潮。
意大利复兴运动
1860年，一些民族主义志愿者试图推翻统治西西里、腐败的专制君主制，并将其与意大利其他地区实现统一，当他们在这个岛屿登陆时，当地农民认为志愿者的口号“意大利万岁”指的是叛乱者的女王。意大利，就一个近代化、统一、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而言，其行动刚刚开始。
1796-1814年，在经历了一场不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这个半岛的政局就不稳定了。这场革命是从上层发动的，变化的主要实施者是拿破仑侵略军。在意大利，法国推翻了旧政权并建立了由自由派领导的新政府。后来，当法兰西共和国变成拿破仑帝国之后，自由派政府又被由拿破仑家族统治的王朝政权所代替。封建劳役被废除，国家岗位对中产者开放。但是新政权是外国统治，又缺少土地改革措施，获得的吸引力是有限的。
1814年，君主专制政权又得到了恢复。但它们不能把社会转变成原来的情形，而且，它们还要面对因为法国革命而催生的新兴社会力量的挑战。因此，在整个19世纪，意大利政治的当务之急，是完成其混乱的资产阶级革命遗留下来的使命。
四个问题至关重要。首先，意大利被分了几个独立的区域，没有一个在统一国家权威下运转的单一市场，经济发展就受到了阻碍。
第二，部分原因是国家的分裂及因此造成的软弱，意大利依旧为外国势力所支配——在19世纪上半期，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
第三，资产阶级几乎被以君主专制、天主教会和贵族地主为基础的政权完全排除在外。要求自由宪法改革，就是要求将政权赋予资产阶级。
第四，意大利不像法国，没有农民革命。正式废除封建制，不会引发大规模的土地再分配。意大利仍然是一个地主和农民的传统社会，在这里，大多数民众无论在生理、心理还是文化上，都因贫穷而绝望。
这些矛盾在40年里引发了4次革命：分别在1820、1821、1848和1860年。前三次革命都失败了。最后一次革命取得了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但并没有解决社会问题。
在皮埃蒙特[1]的雄心、法国与奥地利的对抗、意大利南部的革命起义（一场既有从上层又有从底层开始的革命）几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产生了近代意大利民族国家的复兴运动（再生），在1859到1870年间完成。
皮埃蒙特和撒丁王国，在其准君主立宪制的君主维克多·伊曼纽尔和自由派首相米洛·奔索·加富尔领导下，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发展中心。在此基础上，在符合皮埃蒙特统治者利益的基础上，他们在意大利民族统一事业上，要求有更大的政治领导权。
1859年，皮埃蒙特与法国结成同盟，在意大利北部击败了奥地利，这就使整个地区的权力平衡发生倾斜。那些奥地利支持的君主专制小国，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崩溃。在伦巴底帕尔玛、摩德纳、伊米利亚、罗马涅和托斯卡纳，自由派控制的政府相继投票决定与皮埃蒙特合并。
第二年5月，资深革命家朱塞佩·加里波第率领1000名红衫军志愿者在西西里登陆。他的目标是发动起义，推翻统治拿波里和西西里的专制君主。在这一年即将结束之时，两西西里王国（如我们所知的那样）不复存在。而整个意大利南部地区，成为统一的新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皮埃蒙特与普鲁士结盟，取得了威尼斯和威尼西亚。1870年，意大利军队进驻教皇国，并将其并入意大利王国。
但意大利依然没有发生社会革命。早在1860年8月，在一次说服南部地主的努力中，一些加里波第的手下曾经向农民造反者开火。很快，当农民试图夺取未开垦的土地以结束自己的贫穷，而地主们则通过征募私人武装（很快就转化成黑手党）将他们驱逐之时，整个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到处在上演全武行。
有政府背景的黑手党恐怖分子，将使农民在下一个百年中继续贫困。19世纪末期，意大利农民家庭四分之三的收入花费在食物上，但很多人依旧挨饿。每年都有200万人感染症疾。大部分农民依旧是文盲，在僧侣支配的无知状态下生活。
但国家的统一沉淀了一场工业革命。在1861到1870年间，铁路通车里程几乎增长了3倍。1896到1913年间，工业每年增长5%，这是当时欧洲最快的速度。米兰、都灵、热那亚和西北其他城市成为重要的工业中心。繁荣的北方从意大利贫穷的内陆吸引劳动力。这样，饥饿的农民就变成了产业工人——这个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之中和之后，将引发一波波猛烈的阶级斗争。
美国内战
1861年4月12日，当萨姆特堡的枪声响起之时，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在夏天结束之前，战争就能结束。林肯总统要求7.5万民兵服役90天，他估算这就足够了。等到四年之后战争结束时，62万美国人失去了生命——比美国历史上其他所有战争的阵亡数字加起来还多。正是岌岌可危的那些问题，让战争的代价如此高昂。
内战是美国历史上的关键事件——它是第二次革命战争，完成了第一次革命的未尽任务，并且决定了两种水火不相容的社会体制，谁终将统治北美大陆。当林肯——一个“黑人”共和党领袖——当选总统时，南部11个州脱离了联邦。南部领袖们很明白其原因：“在美国，坚待反对奴隶制度，就意味着对其开战。”南部联邦的总统杰弗逊·戴维斯解释说。联邦副总统亚历山大·史蒂芬斯如此解释这个新国家的存在理由：“它的基础打好了。它的基石在于这个伟大的真理：黑人与白人不能平等，而奴隶制，对优越种族的服从，是黑人的天性和道德条件。”男人们在持续四年、残忍争斗的内战中拼杀和牺牲，奴隶制度就是其关键问题所在。
这场战争强度大，持续时间长，有其军事原因：国家的广阔疆域，太多的地方有密集的荒野，通讯条件的原始，近代武器的杀伤力，以及流水线工业装备和供应大规模军队的能力。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是一场革命战争，决定了美国将来要成为哪一种社会。
1860年大选，是美国历史上最分极化的事件之一。共和党的计划，表达了其加快发展北部资本主义和迅速扩张西部拓荒社区的抱负。其核心纲领是：提高关税来保护美国工业，为新定居者提供免费土地，以及政府资助铁路建设。
共和党的口号是：“自由的土壤，自由的劳动，自由的人。”林肯解释说：“这个自由的劳动制度，为所有人开辟了道路，给所有人带来了希望、活力和进步，并让所有人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这是一个年轻、自信、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巧妙说辞。当然，如果需要的话，它也会成为一个革命政党。
南部是一个保守的农业社会，基本上依靠棉花这个单一商品换取出口收入。像北方一样，南方也是繁荣的。当纺织工业在新英格兰[2]、英国、法国和其他地区扩张时，对棉花的需求量直线上升，随之而来的是价格的增长。1800年，棉花出口价值500万美金，占美国全部出口的7%；而到了1860年，这个价格是1.91亿美金，所占比例达到了57%。当北方的工厂主、矿山老板和铁路运营商致富时，南部的传统种植园贵族同样发了财。
区别是多方面的。关税对北方工业产品意味着保护，但对南方消费者意味着高物价。西进运动主要依靠北方的开拓者，这就威胁到了联邦内北方自由州和南部蓄奴州之间的平衡。因铁路津贴富贵的是北方资本家，而非南部种植园主。
两种经济体系，两种社会秩序，有不同需要和竞争需求的两类统治者纠缠在一个单一政体中。联邦应该代表谁的利益？
一个问题推动各方的敌意日益增长，并转变成一场强有力的冲突：奴隶制。
南部种植园的财富，依赖400万黑人奴隶的劳动。共和党中包含了一个激进的派别，即废奴主义者。但正是林肯，这个相对温和的人如是说：“家庭不和，难以立足。我相信一个永远是一半奴隶、一半自由的政府，是不能长久的。”
在1860年总统大选中，林肯仅仅得到了40％的全国普选人票。但他几乎赢得了北部的每一个县，并且，总的来说，在整个北方赢得了54%的一个绝对多数。反之，在南方，他的得票很少，仅限于诸如西弗吉尼亚和东田纳西等联邦飞地。对于发生的事情，北方废奴主义者毫不怀疑其重要性：“伟大的革命事实上已经发生。”查尔斯·弗兰西斯·亚当斯写道：“这个国家已经彻底摆脱了奴隶主的控制。”
由此引发的战争是漫长而血腥的。因为这是相对竞争的制度和互相仇视的意识形态之间的革命战争；当美国人在1861年春天着手他们的暴力争执时，没有妥协，没有协商解决，也没有快乐的小客栈提供给他们。对双方来说，赌注都高得不能再高：对北方来说，是联邦的幸存，是国民经济的统一，以及适合工业发展的政策；对南方精英来说，是捍卫他们社会秩序的基石，即奴隶制。
战争强度大，持续时间长，令其更加激化。在最早的18个月里，废除奴隶制并不是联邦的一个战争目的。但北军统帅是一个赞成奴隶制的将军，在他的谨慎指挥下，战事处于胶着状态。厌战情绪和失败主义在北方蔓延。林肯被迫通过颁布《废除奴隶宣言》，重新激发战争的活力。
这是一个很好的现实原因：奴隶劳动使白人可以自由地在南方邦联军队中服役，反之，逃亡的奴隶可以被吸收成为联邦士兵。但政治原因更加重要：一场反对奴隶制度的战争，可以使为联邦而战在道义上无可指责，使欧洲无法进行任何支持南方的行动，并在这场国家“火的试炼”中，激发废奴主义者和奴隶本身的热情。林肯总结说：“我们必须解放奴隶，否则我们自己就会被征服。”在1862年11月颁布的《废除奴隶宣言》中，包含了对美国民主的重新定义。“因为我不想做一名奴隶，”林肯说，“因此我也不想成为一个主人。这表达了我的民主理念。”
为联邦赢得内战的许多男人和女人，是受了林肯“自由之新生”前景的鼓舞。其中有一个新英格兰的大学生教授，约书亚·张伯伦，他主张废除奴隶制，他是一些德国革命驱逐者的朋友，他们在伦敦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联系。在葛底斯堡战役打响的第二天，张伯伦作为缅因第二十步兵团的上校指挥官，以其在小圆山进行的史诗般防御，注定被载入史册。
还有罗伯特·古尔德·肖上校，波士顿一位年轻的废奴主义者，在马萨诸塞第54兵团服役。1863年7月18日，这个兵团试图猛攻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港入口处瓦格纳堡强大的工事。他们以无比的勇气向前推进，但还是失败了。肖被敌人顶部堡垒的火力击倒。这是废奴主义革命的最好体现，因为这场战役是在邦联领土深处进行的，而肖的军团由黑人士兵组成，其中很多人是从前的奴隶。到战争结束时，有20万黑人在联邦军中服役。
1864年，战争进入了第三个阶段。现在联邦军发起了摧毁南军的总攻。“在城堡上战争，把和平带给村舍。”丹敦在法国革命中呼喊。现在，在美国第二次革命的高潮，谢尔曼将军的部队开进邦联的核心地带，焚烧大厦，解放奴隶。
战争在1865年4月结束，下一个十年被“重建”所支配。南部大部地区处于军事占领之下。北方急功近利的企业家们以“地毯装袋工”闻名——大量移入。自由奴隶获得了投票权，并用之来选出黑人法官、国务政治家，甚至议员。
但是，一旦南方种植园主贵族的权力被打破，北方资本主义的优势得到确立，联邦军撤离，南方各州政府就重新被旧的精英控制。南方黑人被剥夺公民权，被种族隔离，并被3K党种族主义分子所恐吓。从此以后，他们作为卑微的劳工或者穷困的佃农而工作。在整个南方，奴隶制度被一种新型的种族隔离代替。这种情况将持续几乎一个世纪。
因此美国内战，像其他资产阶级革命一样，既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又引发了悲苦的失望。它令美国宏大的地理和工业扩张成为可能，使其变成一个世界强权；但它令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被剥削、贫穷和种族歧视破坏。
日本明治维新
1848年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在此之前，资产阶级领导群众革命去颠覆原来的国家，推翻旧的统治阶级，在资本主义路线上实现社会转型。这就是荷兰、英格兰、美国和法国革命的本质。然而，1848年以后，资产阶级再没有扮演过这一角色。现实为什么会是这样？
工业革命意味着欧洲已经转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以及一个工厂主和工人的社会。除了英国之外，这个转型依旧处于初始阶段，但已经足够先进，能为旧的国家机器提供对资产阶级来说远为不确定的政治变革——来自底层的革命。当时还处于胚胎阶段的劳工运动，对私有财产构成了一种威胁。在17和18世纪，由农场主、商人和工厂主主导的激进运动中，财产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当19世纪的激进运动把越来越多的工资劳动者——他们“除了锁链之外，什么都不会失去”——吸引进来之后，对于财产的不可侵犯性，就有了持续增加的质疑。对于任何一类有产者来说，革命都变得更加危险。
另一方面，来自资本主义经济体正在发展的国家，特别是英国的竞争压力，已经使成型的政权更愿意批准资本家、自由派和民族主义者的改革要求。大国地位是一个军队、枪炮和战舰的问题。这些因素反过来依赖近代工业和基础设施。改革和近代化成为地缘政治的当务之急。这就是资本主义合理化的转型力量。
激烈的斗争，依旧是必需的。随着一场在法国和奥地利间的战争，意大利北部统一在了皮埃蒙特的领导之下。但该国南部加入北方，则是一场大规模暴动的结果，这场暴动是1860年由一支小型革命军队在西西里登陆所引发的。
在美国内战期间，北方自由州的资产阶级不得不动员了200万男人，十分之一是以前的奴隶，去镇压南部种植园贵族的武装抵抗。林肯一直是一个革命领袖——面对反叛绝不妥协，愿意通过废奴来使斗争激化，并决心把一场没有停留的战争进行到底。但因为是运用现存各州的装备，这个过程就从整体上得到了约束。
另一个自上而下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例子，由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所提供。这是一个塑造1945年之前整个远东历史的重大事件。
在15和16世纪，日本因此起彼伏的封建内战而四分五裂。像中世纪欧洲的军阀一样，日本领主（大名）雇佣职业武士做武装扈丛，在国内从事一系列暴力冲突。在17世纪初期，德川家族成功地击败和征服了其所有竞争对手。这个家族的首领成为幕府将军，这个国家的实际统治者，而把礼仪上的职责交给天皇。一个新的首都，在江户（今天的东京）建立起来。
德川幕府很像18世纪欧洲的绝对君主。各地大名的家属被安置在法院充当人质。火枪和外国图书被禁止出售，对外贸易被局限在唯一的港口。天主教徒受到迫害。日本成为一个封闭社会，控制它的是一个怀疑新思想的独裁政权。
但是，封建无序时代的结束，使得农业和贸易得到恢复。农夫、工匠和商人活跃起来，经济也变得日益货币化。城镇扩大了，诗歌、小说和戏剧等都市文化也因此得到了发展。对外国商品和外国势力的打压也越来越来趋于宽松。老一代阶层衰落了。长期的和平，使不少武士成为多余，迫使他们转型做农夫或商人。那些依旧保持武士身份的人，成为一个寄生阶层，他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不合时宜。
经济和社会的这些变化，意味着到了19世纪中期，德川幕府的经济基础就很脆弱了。导致其崩溃的催化剂，是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的舰队开到江户湾。佩里的使命，是为美国资本主义获得贸易特权。其结果是一项“不平等条约”的签署。其中涉及日本向外国进口产品开放，同时接受对日本出口的限制。它同样也意味着，对外国居民给予商业特权和“法外治理权”（不受日本司法的审判）。英国、法国、俄国及荷兰都要求类似美国获得的这些权力，并且都得到了允许。
德川幕府已经暴露了它在政治军事上的虚弱：它不能保护日本的利益，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在1867到1869年间，在武士阶层的支持下，一个大地主的联盟，推动了德川幕府的垮台，以及将国家权力“交还”给天皇（当时的天皇是明治）。
明治维新是在日本社会中一些最保守的势力领导下进行的。其口号是因循守旧的，没有对大众支持的呼吁，商人、工匠和农民们，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但是，在一个后膛炮和装甲舰的时代，国家主义如果穿着武士的铠甲来到是不可避免的。保守派称，他们希望“一个全帝国的统一规则”，这样“这个国家就可以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平起平坐”。换句话说，他们需要一个近代民族国家，并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以后的变化是快速的。旧阶层消失，特权阶层被彻底摧毁。一个新的议会体系确立了起来。铁路和工厂得到普遍建造。义务兵役制度被引入。陆军依据德国的体制建立，而海军则借鉴英国。
日本的转变过程中，充斥着进步与保守势力的斗争。心怀不满的浪人——无所依托、期望回到过去封建时代的武士——发起的叛乱，不得不由新兵役制下的军队进行镇压。占全国人口五分之四的农民也是输家。近代化所付出的一个代价，就是对土地的沉重赋税，以及维持一个很低的消费水平。在明治时代，农民起义层出不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日本农民都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
地缘政治的竞争，国内对近代化和资本的抵制，以及一种从过去继承下来、升华成为新的军事机制的武士道文化，这一切都塑造了近代的日本。在这些压力之下，日本发展成一个由军事精英控制的好战国家，并致力于军国主义的扩张。
1894年，日本参与了对中国的帝国主义肢解。十年之后，他们在一场企图控制朝鲜和中国东北三省的战斗中击败了俄罗斯。再一个十年之后，他们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把德国的地盘从中国清除了出去。在明治维新之后的半个世纪内，日本统治者将自己重新塑造为一个近代军事帝国主义阶层：拥有战舰的武士。
德国统一
直到19世纪中期，德国依旧被分成39个独立国家。只有实现政治上的统一，才能创造一个单一的民族市场，这是未来的德国资本主义需要面对的中心问题。
试图通过革命，自下而上解决这个“民族问题”的努力，在1848年以失败告终。法兰克福议会曾经试图通过发表演说和通过决议来统一德国，并制订一部自由宪法。在1849年的反革命行动中，这个议会被德国各邦的军队解散。
在德国，占支配地位的邦是普鲁士，而在该邦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是拥有土地的容克贵族。容克最初是条顿骑士团中的一个阶层，定居在北德意志平原东部被征服的斯拉夫地域上。容克的社会变革，由三个原因所塑造。
首先，因为他们控制的土地很不肥沃，回报率自然就相当有限。因此把贵族除外，容克群体相对贫困。马克思取笑他们是“卷心菜容克”。
第二，他们的领地很容易受到攻击。德国位于欧洲中部，缺少天然的边界，特别是在东部，北德意志平原与波兰和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巨大空地融为一体。
第三，作为一个整体，德国在政治上是分裂的。19世纪时，德国分成39个邦，而在17和18世纪，这个数字甚至不少于300。因此这几百年间，德国一直是欧洲三大主要战场之一（其余两个是巴尔干和意大利北部）。
普鲁士是这些因素的创造物。在18世纪，弗雷德里克大帝（1740-1786）将普鲁士变成了一个大军营：欧洲的斯巴达。六分之五的国家开支用于战争。大规模征兵形成了一支15万人的庞大军队。而容克由土地拥有权和国家服务所规定，成为一个政府精英阶层，高度忠于绝对君主制，从而保证他们的财产、特权和势力。普鲁士容克是德国反革命势力的黑色核心，他们曾镇压了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
但当时，世界却正以容克们无法控制的方式变化。工业革命改变了欧洲的经济、社会和军事地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而到了1850年，全球已经铺下了23500公里的铁轨。新技术的军事意义是明显的：铁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把部队从一个战区运送到另一个战区。容克们不需要议会，但他们确实需要铁路。
1815年，在拿破仑被击败之后，作为重新规划欧洲的一部分，普鲁士得到了莱茵兰——这个地区迅速成为整个德国工业的发电机。尽管莱茵兰的革命者——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9年被打败，这个容克国家的军事力量，日益依赖这个地区的矿产、钢制品和工程机械。
1848年革命的一个教训，就是工业地区的新社会阶层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以及学者、管理人员及公务员等中产阶级，生活在一个分裂的德国中，不可能长久地适应。而这个国家由形形色色的半封建君主所统治。问题是民族经济的统一，是否可以自上而下地规划，以作为自下而上的群众革命的一个替代方案。
1862年，当容克贵族奥托·冯·俾斯麦被任命为普鲁士首相时，他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是通过将德国资本主义初期的活力用来服务普鲁士的军事君主政权，以此拯救他的阶级。普鲁士并非从它中世纪的躯壳中进发出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在一个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封建炮塔”（正如托洛茨基后来引用的那样）避免了由“多数人的言论和决定”所决定的日子，他们更愿意通过“铁和血”（俾斯麦语）来解决。他们不采取法国模式武装暴动、焚毁大厦、断头台的恐吓，而是采用普鲁士的：通过一支王室军队、征兵和大炮，实行来自顶层的革命。
俾斯麦的方案在三次快速战争中完成。1864年反对丹麦的战争，涉及两个有争议的边界省份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的归属，将普鲁士国王送上了德意志民族运动领袖的位置。1866年反对奥地利——未来有可能与德国争霸的势力——的战争，摧毁了哈布斯堡家族在德国的影响，创建了一个以普鲁士为主导的新北德意志邦联。而1870-1871年反对法国——一个传统敌人——的战争，将德意志各小国并入了一个由普鲁士主宰的新帝国，而这些小国或多或少是愿意的。
事实上，在这七年时间里，普鲁士征服了德意志。新秩序的开创是通过一出精心策划的政治大剧来实现的。1871年1月18日，在凡尔赛宫举行的一个盛大仪式上，普鲁士国王被宣布成为德国皇帝。容克国王，在被占领的敌国首都，将自己用现代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旗帜包裹起来。
1871年在政治军事上的胜利带来了40年的快速工业化。在1870到1914年间，德国煤产量从3400万吨增加到2.77亿吨，生铁产量从130万吨增加到1470万吨，钢产量从30万吨增加到1400万吨。位于鲁尔区埃森市的克虏伯炼钢厂及兵工厂联合体成为欧洲最大的工业企业，1873年雇用了1.6万工人，1900年是4.5万，到1912年是7万。
工业扩张成为可能，是因为银行信贷、政府订货和保护性关税的作用。最大的国有企业——普鲁士国家铁路管理局和最大的私人企业——德意志银行有着同样的规模。在1870到1914年间，政府用于陆军和海军的花费增加了10倍。
1879年，德国首次采用了一系列新关税，其本质是对进口征税，以提高外国产品在国内市场的价格，从而保护本国产业。到了1914年，德国对外国进口商品平均征税13%。
英国，这个19世纪全球经济的主宰，到了20世纪早期被德国超越。在1914年，德国煤产品几乎与英国相等，而生铁产量高出英国三分之一，钢产量甚至是英国的两倍。德国资本主义在新兴的化工和电气工业上的领先更加显著。到1914年，德国公司支配着全球的合成染料生产，并销售着全世界几乎一半的电气产品。
德国由顶层发动的资产阶级革命——由一个专制政权、贵族官僚及农民士兵来执行——促成了不受约束的极其快速的工业转型，其影响是既动摇了德国社会，又动摇了欧洲国家体制。
普鲁士容克和莱茵兰资产阶级形成了一个基于相互依赖的不稳定联盟。另一方面，快速壮大的德国工人阶级，对整个社会秩序构成了一个致命威胁。同时，德国资本主义对于原材料、新市场和投资出路日益增加的需求，将其带入了与欧洲其他大国——首先是英国，这个全球帝国主义势力的支配者——之间的冲突之中。在普法战争结束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这两个冲突——国内的阶级对抗和海外的帝国主义竞争——推动着新德国向一个洪水般的危机前进。
巴黎公社
德国统一并不是普法战争的唯一结局，还有其他两个后果。首先，它打垮了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即拿破仑三世，自1852年他就这样称呼自己——摇摇欲坠的独裁政权。其次，它催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并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工人的国家看起来会是怎样。巴黎公社仅仅存在了两个月，但她的保卫者们，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一直“永垂不朽”，开创了“世界范围之内一个新的起点”。
路易·拿破仑（马克思称之为“小拿破仑”，以便区分他和他的叔叔）被法国传统的一边倒式革命——靠的是巴黎总是冲在最前面，但法国其他地区却经常未能响应——送上了权力顶峰。1848年革命高潮中的早期示威，早在6月就被镇压。当时，革命卫队及巴黎东区的广大劳工，都被卡芬雅克将军的部下隔离并枪杀。在12月的总统大选中，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路易·拿破仑赢得了压倒性胜利，获得了整个法国75％的普选票。他取胜的秘密是空洞的：对任何人来说，他什么都不是；对每个人来说，他又会成为一切。凭借一个光荣的、似乎有希望为法国带来秩序、公正与繁荣的名字，路易·拿破仑被认为是一个“坚强的人”。
作为总统，他统治法国三年多，接着，在1852年12月，他宣布自己为法国皇帝，从此连续执政。直到1870年9月，他在色当战役中被击败。
拿破仑三世的统治是一个政治悖论。它代表了一种因革命不稳定而形成的官僚主义化石般固化。一个表面上的独裁政权让一种岌岌可危的平衡变得模糊。经过1848年6月的反革命时期之后，法国政坛中的活跃势力，依然集中在首都，最终分裂成一个由保王派、牧师和其他保守势力组成的反动集团，以及由共和派、自由派和民主派组成的进步势力。1848年12月的总统大选中，在农民投票的巨大权重下，这些势力都被击败。路易·拿破仑在大多数消极被动的农民支持下当选。从此以后，巴黎内讧被第三帝国的官僚机构所抵制。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波拿巴主义者的角色，是“强行令阶级斗争停战”，并因此“取缔被剥削阶级的议会权力”，“确保旧秩序生命的一次喘息”。但如果国家从公民社会中半脱离，如果政治精英能够避免监视和承担责任，那么腐败就能通过官僚机构传播。当亲近皇帝的投机者和企业家通过政府合同发财致富时，其他资本家就会因为自已被小圈子隔离而心生怨恨。同时，在意大利和墨西哥的军事冒险，部分原因是为了膨胀国家和王朝对政权的要求，但也事与愿违。尽管经济在增长——工业产出在拿破仑三世执政时翻了一番，贫困仍在巴黎和其他大城市的郊区蔓延，独裁者的警察和告密者受到了普遍仇视。
俾斯麦毫不困难地驱使拿破仑三世卷入了1870年6月的战争。随着这个政府对权力的控制发生松动，普鲁士首相设计出一个旨在污辱法国皇帝的外交冒犯时，他不能冒丢脸的危险。战争暴露了这个政权的衰落：其军队兵败如山倒，皇帝被擒获并被废黜，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在巴黎掌权。
在普鲁士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俾斯麦要求惩罚性赔偿：法国将要交出东部边界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并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共和派政府拒绝了。这样在5个月时间里，巴黎被普鲁士军队围攻。这是战争的民主阶段。国民军被击败，它的位置由巴黎民兵代替。一个新成立的国家警卫队很快达到了33万人，其努力目标是将一场民族国家间的战争，转变为保卫革命的战争。
一场平民革命的前景如今让法国统治阶级非常担忧。更激进的武力推翻共和国政府的两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但其领袖感觉自己的力量正在渐渐枯竭。“巴黎的武装，”马克思写道，“就是革命的武装。”似乎只能在普鲁士和革命之间进行选择。资产阶级共和派选择将城市交给民族敌人。
他们同意在1871年1月底与普鲁士停火。接着，他们立即组织了一次大选，其目的是动员消极的农村选区来对抗革命的首都，结果是675名代表中有400人是君主派。奥古斯特·梯也尔，一个富有经验的保守派政治家，被任命为新政府的首脑。
3月18日，梯也尔派遣部队去解除巴黎国民自卫队的武装。部队拒绝向聚集在一起反对他们的平民开火。这天下午，在失去对军队的控制之后，梯也尔和他的政府逃出了首都。权力首先交给了国民自卫队的中央委员会。十天之后，又移交给了一个新选举出来的、代表巴黎革命群众的公社。
这个公社是历史上最民主的集会之一。其成员由每一个地区的全体男性投票选出，如果他们偏离了自己的授权，就会很快被自己的选民召回。他们有执行集体决定的个人义务，其薪酬与一个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相当。公社显示了历史的一个秘密：一个工人的政权必须采取的必要形式。
这是一种新的权力。没有一个高于社会的专制政权被统治阶级控制、形成一个镇压反抗的武装实体；但是有一个嵌入社会内部的国家，在这里，无论是选举出来的政体还是武装民兵，都是大规模民众参与制民主的表现。
“公社制”，在其被镇压后，马克思写道：
会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去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公社不是完美的，它没有给予妇女投票权，尽管她们在战斗中自始至终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妇女领导了3月18日革命的首次示威。而在公社失败之后，革命积极分子路易斯·米切尔在法庭上的辩护词，可以视为其绝笔：“我不为我自己辩护。我将不会辩护。我完全属于这场社会革命。如果你们放了我，我将永不停止地呼吁复仇。”公社的规划和战略也不够大胆。他们没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继续保持攻势，将革命扩展到巴黎以外，反而给了反革命时间，让他们恢复和重新组织武装力量。
5月21日，梯也尔的军队攻陷了这座城市。在接下来的一周里，他们一个街区接一个街区地战斗，试图重新夺回它。5月28日，巴黎东部的革命堡垒陷落，继之而起的是一场疯狂的杀戮。在最初的两天内，有大约2000人被杀害。更多的人在持续仅仅30秒的街头“审判”之后，立即被处决，只因为他们是穷人。最终，被杀害者多达两万到三万人，还有四万人被关在牢房中，等待审判。
巴黎公社翻开了世界历史新的一章。资本主义暴力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强权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较量，开始于1871年。
长期萧条1873-1896年
在1848到1873年间，欧洲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从1850到1860年间，英国棉纺织品出口的增长数量，几乎相当于之前的整整30年。在1851到1857年间，比利时的钢铁出口翻了一番。从总量上讲，世界贸易在1800到1840年间勉强增长了一倍，而在1850到1870年间却增长了2.5倍以上。在1850年，全欧洲铁路不过2.3335万公里，而到1870年，就达到了10.2万公里。从1850到1880年，英国轮船装载吨位增长了15倍，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则是超过3倍。
所有这些指标都显示出了向上的趋势。挺过了19世纪40年代的贸易衰退和革命洪流，一个新时代似乎已经到来：它给民众信心，经济快速增长，并提供无尽的机会。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将1848到1875年间命名为“资本的时代”。当经济危机到来之时，情景也是相当令人震惊的。1873年5月，维也纳证券市场崩盘，因为货币供应锐减，引发了一大批银行的倒闭。恐慌迅速传播开来。在德国，铁路帝国伯特利·亨利·斯特隆伯格的倒闭刺破了投机泡沫。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德国公司的股票损失了60％的价值。
1873年9月，杰·库克公司，一家主营铁路投资的美国主要银行，也宣布倒闭。这个破产引发了一场恐慌，造成了98家银行、89家铁路公司和1.8万家其他公司倒闭。到1876年，七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失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问题可以在两个层面回答。紧迫的问题是，欧洲和美国繁荣的经济充斥着过剩资本，它们随即流入投机性投资之中，产生了膨胀的资产价值，政治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俾斯麦在普法战争中的胜利，一个统一德国的创建，以及来自法国的赔款支付，在德国引发了一场快速发家致富的投机风潮。联邦在美国内战中的胜利，以及政府支持的1865-1877年重建期资本主义，在美国形成了类似的影响。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政治统一和铁路繁荣都有助于市场狂热。
但是，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些因素将金融危机推向一场旷日持久的衰退。资本主义是没有计划的。在繁荣期，资本家忙着投资于有利可图的企业，但如果太多的选择都指向同一个行业，就会造成产能的过剩，而当产品和服务无法出售之时，就会出现一股倒闭的风潮。
使繁荣进一步失去平衡的，是工人阶级有限的购买力。因为资本家的目标在于用最低的工资赚取最大的利润，工人收入不足，无法购买由其劳动生产出来的全部商品和劳务。生产过度和消费不足，是每一场资本主义危机的孪生特征。金融市场中的繁荣和崩溃总是发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更广阔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更深层功能障碍。
1873年之后，利润和物价跳水般下跌。在一个拥有众多中小型企业的世界中，在收缩中的市场的激烈竞争，导致了物价和利润率的大幅下跌。1873到1896年的长期萧条，其特征是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对比一下1850-1873年与1873-1896年，增长率急剧下降，德国从年均4.3％下降到2.9%，美国从6.2％下降到4.7%，英国从3.0％下降到1.7%。这意味着长期萧条，不像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相对缓慢和程度有限的。许多公司继续繁荣，许多工人享受到的提高的生活标准，部分原因是工资并没有随着物价同步下跌。新兴产业，例如化工和电气，快速增长。资本积累的新中心，超越了旧的“世界工厂”，但农产品价格继续令人沮丧。大规模失业在各地出现。世界资本主义陷入自由派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说的“就业不足的平衡”。其结果是，这个体系不可能永远繁荣。市场无法自我修正。“看不见的手”能够像实现永久繁荣一样，带来永久性的衰退。
1886年，恩格斯观察到了这个现象，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世界“处在一个永久和长期的绝境之中”。恩格斯对其的考量，是通过观察失业者的困境进行的：“以后的每个冬天，都会重新带来重大问题”，“如何消除失业”；但当失业人口年复一年地持续膨胀时，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而当失业者失去耐心，将通过他们自己的手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之时，我们几乎可以计算出这个时刻。
资产阶级如何应对他们体系的第一次大危机？我们可以确定三个趋向。第一，是资本的快速集中和积聚。中小型企业被挤垮，市场成为巨型公司的势力范围，而后者将自己组织成卡特尔或托拉斯，作为一种管理竞争，以保护价格和利润。工业巨头严重依赖政府订货和银行贷款，创建了国家、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之间的紧密联结。“古典资本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们所称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或者“金融资本主义”让路。事实上，它是三位一体的。在德国和美国，这个过程发展得最快，这两个国家现在已经超越了英国，成为领先世界的资本主义强权。
新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保护主义。英国独自继续坚持自由贸易。1914年，对外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平均关税税率，德国是14%，奥匈帝国是18%，法国是20%，俄国是38%，美国是30%（从1857年令人惊愕的57％峰值降下）。
第二个趋势是殖民主义。为追求廉价原材料、垄断市场以及新的投资出路，列强将大部分“欠发达”世界变成了地缘政治战场。殖民竞争爆发在远东、中亚、中东、非洲，以及巴尔干。1876年，非洲只有10％的土地被欧洲统治，到了1900年，超过90％的地方已经殖民化。
铁路再一次处于事件的中心。随着欧洲市场的饱和，新的铁路开始在全球建设。柏林-巴格达铁路，为连接德国、奥匈帝国、巴尔干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而设计。在战略地位日益重要的中东，这条铁路直接威胁到了英国和法国的利益。
保护主义和殖民主义是竞争的。这说明了长期萧条的第三个后果：大国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以及军备开支的增长。其本身就会对经济产生冲击，并成为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权力重新配置的一个组成部分。政府、将军和武器制造商以一个后来被称为“军事-工业联合体”的形式联系在了一起。例如，英国的军事开销，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还保持稳定，急剧地从1887年的3200万英镑增长到1914年的7700万英镑。当时，英国的决策者正在对一个全欧范围内的军备竞赛作出反应，特别是要面对快速增长的德国海军带来的挑战。德国海军军费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9000万马克，增加到了1914年的4亿马克；同期战列舰从7艘膨胀到29艘。为了保持对德国海军的领先地位，英国舰队的战列舰从1899年的29艘增加到了1914年的49艘。
像后来的大萧条一样，长期萧条因为军备竞赛而结束。政府的武器订单，将类似于英国阿姆斯特朗·惠特沃思的企业变成了巨型公司。这家公司最终在泰恩塞德郡雇佣了40％的机械工人。乘数效应是巨大的。大约1500家小企业作为阿姆斯特朗的分承包商而生产，同时难以统计的另外数千家企业提供商品和服务，以满足一个发展中的工业城市的20万人口的要求。
长期萧条创造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一个新形式，也因此开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倒计时。
[1] 意大利西北的一个大区，首付都灵。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发起地区。
[2] 新英格兰濒临大西洋、毗邻加拿大，是美国大陆东北角六个州的总称。由北至南分别为：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罗得艾兰洲、康涅狄格州及马萨诸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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