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列宁的最后斗争》[法]莫希·莱文（1967） 三、列宁的威望减色 从国内战争过程中一点一滴形成起来的难以对付的行政机器是布尔什维克胜利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可是不管列宁怎样经常地和怎样强烈地批判它，他还是要承认这部机器本身就是一种成就。他宣称，一九一七——一九二一年间所取得的胜利，要是没有建立军事的国家机关则是不可能的。他甚至还补充说，这“是一件伟大的崇高的事情”。[40]但是俄国那些日子的历史是迅速谱写下来的，并且接二连三地发生危机；一个有利的因素不久就成为一个祸因从而带来苦果。战争的后果也影响到党的领导方面的个人。不久以后就可以清楚看出，有些人已经上升到统治集团里，而有些特殊类型的领导人在他们中间又成了占支配地位的主要人物。他们当然懂得怎样才能成为严格的和怎样才能成为优秀的组织者，他们也懂得怎样显示出不需要过分拘束地就能够运用一种战时专政赋予他们的众多权力。因为对于他们所需要的正是不惜代价和不问情由或者毫不犹豫地赢得胜利的能力。 战争的结束并不使形势顿时松驰下来。只有在以后的两年间才意识到一个新的时期业已开始。新经济政策的建立是为了免遭灾难而出现的一种紧急措施。因此，十分自然地在相当时期里，政府机器仍要象过去一样运行。只是在国内战争之后才作出决定取缔派别活动，这个事实清清楚楚地说明，当前的一般心理是在为谋求生存而斗争。有一些人从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退了出来，转移了。他们当中包括有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克列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烈布里亚科夫——这三人都是未来的左翼反对派成员和斯大林清洗的未来牺牲者。重要的是卡冈诺维奇、乌格拉诺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和莫洛托夫都晋升到最高地位。他们都是未来的斯大林分子，他们全都属于现实主义的务实派一“帮”。[41] 除了党以外，国内战争给国家留下了另外一个虚弱不堪的国家行政机器。其它一切都需要加以改造和重新考虑。但是行政机器，而且现在还有党，较之过去更加朝向越来越坚决的专断方面发展。毫无疑问，起初的时候这种过程是符合列宁的愿望的。但是久而久之，出现了一些有时为他所不理解而有时又违背他的意愿的趋向，要反对这些趋向在他却又力所未及。因为经过三年战争、奋斗、操劳和忧虑的惊涛骇浪的岁月，列宁病倒了。 到了一九二一年底的时候，列宁身患重病因而不得不作几周的休养。在第二年的上半年，他的工作能力减退了并且情况不断恶化。然后突然于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严重中风：他的右肢瘫痪了，他的口齿失灵，有时完全不能说话，他的恢复进展缓慢而且倦烦。列宁后来告诉托洛茨基说：“您知道，我甚至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写字，我只好什么都从头学起。”[42]他的坚强气质再一次拯救了他，但是直到十月二日以前他并没有恢复工作，并且他再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他所显示的疲劳和痛苦的病态，他经常不能出席会议，以及他最后一次中风的沉重打击，都不会逃过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成员们的眼目。于是毫无疑问在领导人的狭小圈子里现在公开讨论继承人的问题。列宁的病后首次公开露面对他说来是经过很大努力的。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讲台上看到他的艾尔弗雷德·罗斯默对此说道： “那些第一次看到列宁的人说，‘这还是那同一个列宁啊！’但是另外的人却可能没有这种想法。代替他们所熟悉的生龙活虎般的列宁，现在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却是受到瘫痪严重影响的一个病人，他坐在那里的姿势一动也不动，他的整个形象酷似一部机器。他的本来那种简明、流利和充满自信的演讲，现在变成吞吞吐吐、结结巴巴的台词。给他当帮手、协助他执行任务的问志也搞得很糟；拉狄克把他挪到一边，自己坐到他的位置上。”[43]
重新回到公开生活中并没有维持多久。在十二月十三日，列宁再次病倒，而这次不得不永远退出公开活动。因此显然他在一九二二年参与公共事务的活动是很有限的。重要的事实是，应该记住如何去了解在苏联历史中起着如此关键性作用的一个时期。由列宁创立的政府机器，与其说是由预谋策订的不如说是环境条件的产物，在没有他的参与下仍旧继续活动。他在政治局的同志们逐渐习惯于作出自己的决定，从而体现了独立的精神，也就是在没有“老头子”在场的情况下独立自主。但是他们的工作方法和方式仍旧以过去的经验和实践为基础。一九二二年初，列宁接受了也许还是由他自己建议任命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职务。这个职务本来并不是象后来变成的那样重要，但是经过—年之后其重要性大增，也许使列宁本人都感到震惊，而列宁因病不能工作对要此负主要责任。由于列宁不断丧失工作能力，于是他就越来越不能指导事务了，斯大林便轻而易举地巩固地位，并且往往是违背列宁的。在斯大林的周围有一批他自己挑选的人，一个阴谋小集团，这是在国内战争中业已形成的。政治局的某些成员甚至还没有发觉这一点。但是所谓“对外贸易”事件的考验发生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变得很清楚了，而格鲁吉亚冲突事件则更加使问题复杂起来。在这两种情况下，列宁都要反对他的同事们以维护自己的立场，而它们都反映到当前政权的问题上，这时政权的最高首脑威望大减。 一九二一年年底，在里加谈判中苏维埃代表米柳亭答应将取消对外贸易垄断的时候，垄断问题变得特别尖锐起来。[44]不知道是谁指示米柳亭这样做，但是看来党内领导人大多主张按照新经济政策的一般精神来处理这个问题。布哈林、索柯里尼柯夫、弗鲁姆金及其一些人怀疑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有效地处理国际经济交换的能力，并急于尽快进入这种交换领域，因而主张或者放松垄断或者完全予以废除。斯大林也赞成这些论点之一。但是列宁认为这是一桩重大错误，是对国家利益的不能容许的侵犯。按照列宁的意见，允许外国出口商同国内的私商即耐普曼直接接触不但是不明智的，而且可能是危险的。这样一来，“外国人就将以任何价钱把什么东西都收买过去运回家乡。”但是，最有力的争议涉及到俄国的真正社会基础也就是农民。走私犯毫无疑问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破坏贸易垄断，支持放松垄断的人坚持这一点。但是按照列宁的说法，他们只不过包括一小批专门走私的人，那却是另外一回事，“而保卫自己并同企图夺去他们‘私人’利益的政权作斗争的全体农民又是一回事。”[45] 列宁进行反复论证，以求劝说中央委员会相信他的观点的正确性。只有严格维持垄断才能医治国家的虚弱经济。人们应该考虑到外国人会出很特殊的价格，更不用说在国际市场上对于他经营俄国农产品是非常有利的。稍许打开防御大门就会导致破坏业已虚弱的本国工业，并将有助于使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和俄国商人为一方，与俄国农民群众一方结成同盟，联合反对苏维埃政权。 在三月间，列宁的论点看来业已获胜并且已颁发一系列法令来加强对外贸易垄断。然而事实上这不过是暂时的休战而已。列宁不安地认识到政府人士和中央委员会在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并谋求解决办法，决定不断地制订新计划进行立法上的修改。这些翻来覆去、模棱两可的频繁搞法，大大损害了苏维埃贸易代表在他们同外国商人谈判中的立场。当时派驻柏林的克列斯廷斯基曾就此向列宁作了汇报。外国人以为对外贸易垄断就要废除了，因而宁愿稍稍等待，直到他们能同私商直接接触而不情愿同苏维埃政府打交道，因为他们觉得对于后者有些情况是摸不透的。列宁感到深为烦扰并写信给斯大林，要求重申对外贸易垄断的原则，并立即撤销一切具有相反性质的计划。[46]也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才发现了总书记根本不同他站在一边，并越来越顽固地肯定他自己的观点。斯大林在列宁写给他的信上加批了这样的话：“我不反对在现阶段‘正式禁止’放松对外贸易垄断方面的步骤。但我仍然认为，放松将是不可避免的。”[47]政治局于五月二十二日采纳了列宁的论点，但是在他经历第一度中风瘫痪打击之后，长期不能参加工作，反对垄断派终于赢得了胜利。在列宁恢复工作之后的不多几天，在十月六日举行的一次央委员会的会议上，索柯里尼柯夫主张大大降低国家贸易垄断的论点由全会批准了。列宁在病中不能出席会议。他感到这个决定是对他个人的打击。他又象平常一样投身于翻转中央委员会这个决定的战斗，并开始为召开下次全会作出准备。 首先他要使中央委员会把这个问题列入下次的议程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列宁分别写信给一些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一些政府高级干部。他会晤了斯大林和其它领导人，他向政府中比较重要的负责人进行活动，往往用十分审慎的方式以谋求支持。在他恢复工作以后，这些活动占去他最大部分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在十月十一日列宁寻求托洛茨基同他站在一边，特别是在这个问题上。两天以后，他向政治局发出一封紧急函件，以断然的语调要求推翻这个决定。政治局被迫作出让步：决定把列宁的要求提交中央委员会表决。斯大林再一次在列宁的信件上加附了一张便条：“列宁同志的信并没有改变我的看法，即认为……关于对外贸易问题的决议是正确的。”[48]可是，最后他作了让步，正象其他大多数中央委员一样，同意对这个问题重新审议，“因为列宁同志坚持要进行修订”。于是中央委员会中大多数人同意接受列宁的“最诚挚的要求”，这使他得以在下次会议之前组织他的支持者，并对中央委员们“做工作”。但是他的健康日益恶化，他知道自己不能参加下次全会。在获悉托洛茨基也维护垄断政策时，便于十二月十二日向他提出建议两人应该联合力量。托洛茨基立即答应了，但是他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他的一个老意见，即特别是在调整对外贸易方面必须加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作用。列宁情愿把这个次要问题放到一边，因而表示他准备作出让步。在达成了原则协议之后，列宁以越来越激忿的语调坚决要求，不管他们在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个题目上有什么分歧，托洛茨基应该在这个问题上维护他们的论点：“不管怎样，请您务必在即将召开的全会上出面维护我们的共同观点……”[49]在十二月十二日至十五日之间，他们两人相互交换长信，同时他们也与其它一些重新同意列宁论点的政府高级领导人通信（与此同时，必须记住，列宁正在计划摆脱他在政府中担任的各项职务）。他们已协商好，如果这项意图失败的话，他们将把这个问题提交下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共产党的党团组织表决，随后再提交党代表大会表决。 十二月十五日列宁得出结论说：“托洛茨基同志：我认为，我们完全谈妥了。请您在全会上声明，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在附言中他又补充说，他强烈反对任何旨在撤销和休会延期重新辩论的企图，借口他在患病和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需待他本人能够与会时再行讨论。“……因为拖延不决就要使我们在一个根本问题上的政策完全稳定不下来，这更会令我一万倍地感到焦虑。”[50]同一天，在写给斯大林和中央委员会其他委员们的信，他宣布：“我已经就维护我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的观点同托洛茨基达成协议”[51] 在中央委员会和在政治局里，继承人的问题暗中吸引住了各个领导人。托洛茨基由于列宁的缘故而占优势，但却只能在列宁当初流放时的老伙伴和老的地下斗士当中引起更大的嫉恨。在这些“老布尔什维克”眼中，托洛茨基只是一个傲慢和难以忍受的外来者，在看到列宁的信之后靠拢得更紧。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未来胜利者的形象在这些日子里开始出现在他们面前，这只是由于他们都共同憎恨托洛茨基并决心把他排斥出权力范围之外。[52]事实上列宁在他的一封信的另一段附言中，就重申他讨厌任何休会延期讨论的意图，他肯定说：“托洛茨基将和我一样坚持我的观点。”[53]这样的说法必然会增强紧张气氛并在政治局里面散播互不信任和嫉妒。 中央委员会在十二月十八日举行的一次全体会义上宣布它原来的决定无效，这个决定曾经使得列宁如此焦虑不安。斯大林在这方面作出了让步。这已是他一贯采取的策略，当他感到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时便行退让。现在卧病在床的列宁为他取得的成功而高兴并向托洛茨基致以热烈的祝贺：“好象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54]这封引起斯大林丧魄失魄的信带来的后果随后就越发清楚起来。现在我们就只好就这场“垄断问题之战”作出简短结论。 首先是我们可以说，尽管列宁长期以来憧憬着实行新经济政策，可是他还是警觉到苏维埃政权面前所出现的危险。要是不对农民作出让步就不能达成工农联盟，但是另一方面，要是不维持一定的其它安全预防措施也就不能作出让步。因此在对外贸易方面就不能允许有自由。这种自由将使国家丧失对价格或者对农民生产者的控制手段。农民并不需要享有政治自由：“没有它（指资本主义——中译者)，农民就无法生活，无法耕作。但没有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宣传，我们敢肯定说，俄国农民是可以活下去的”。[55]列宁在这方面既不想诱惑任何人也不想进行蛊惑：“……我们不许诺任何自由和民主。”[56]必须注意到这种否定提法清楚地显示出其暂时性质，那只是在战争威胁存在的时候和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完全保证不受外来攻击的情况下才能应用。 第二点就是有关对外贸易事件的研究有助于解释关于列宁的领导性质。我们可以看得出米，列宁的意见和建议并不总是自动就被人采纳的，他往往必须维护这些意见来反对其他领导成员，虽说列宁本身拥有固有的盛誉而其它领导人在当时确实结成一伙；特别是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但也还有其他中央委员，他们都能自由发表意见度并试图争取大多数人的通过。列宁也象别人一样，他也需要寻求支持、想方设法劝说别人接受他的建议，这样他才能保证使这些意见最后获胜。由于他享有崇高威信，他还具有谋士的才能以及游说的天才，因而在遇有带原则性的问题在关键性时刻，他确实往往能够在大多数情况下占优势。如果在必要时他甚至不惜把支持他的论点的组织起来，这种组织方法如果有人敢于对他提出指责的话，那可以认作是在搞派别活动。可是，要是没有取缔派别活动的活，这些方法看来也是完全正常的。人们往往把列宁称作“俄国的主宰”。我们应该补充说，他并不是党内的一个独裁者，而是党的领袖。他的领导地位并不是无可争议的和没有竞争的，因而需要他在思想和组织方面进行不断的努力；他必须谨慎从事好象他每一天都能重新肯定和重新获得这种地位。 一年的生病当然并没有使他的威信完全丧失，但是这却使他对事务的真正支配力量有所削弱。反对列宁变成了肯定自己的一种手段，因而斯大林在上面分析的这一年间巧妙地利用了它。事实上他经常使用这种手段，远远比近来一些苏联文件发布以前人们所认识的更为频繁。当列宁发现自己在某一问题上处于少数地位的时候，而他认为这个问题具有基本的重要意义，于是他便寻求托洛茨基的支援以反对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他正是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才转而去找托洛茨基的。我们所要进行探讨的第二种冲突更加清楚地说明了这些现象。 [40]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7页。 [41] 可是乌格拉诺夫在最有成效地帮助斯大林击败左翼反对派之后，于1928年成为一个布哈林派。 [42] 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纽约1930年版，第475页。（参看华东师大出版社中译本第524页） [43] 艾尔弗雷德·罗斯默：《列宁时代的莫斯科》，巴黎，Pierre Horay, 1953年，法文版，第231页。 [44]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四卷，第482页注文。（中译者按，“里加谈判”指1921年10月28—31日在里加举行的波罗的海经济会议。） [45] 1922年3月3日给加米涅夫的密函（《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四卷，第245—249页）。又1922年10月13日写给斯大林的住（《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338页）。 [46] 列宁给斯大林的这封信写于1922年5月15日，直到1959年才公布。（《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四卷，第376页。） [47] 《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四卷，第519页注文；又第十卷，第581页注文。 [48] 引自神齐耶娃：《回忆列宁》（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64版），第28—29页，斯大林的信件见本书附录四。 [49] 列宁就垄断问题给托洛茨基的信写于12月12日。 同一天托洛茨基写了复信。第二天列宁又给他写了一封信，肯定他们在垄断问题上的协议，但表示对国家计委问题上持保留态度。在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伪造学派》一书（纽约1937年版）中发表了这些信(第58—63页)。在《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四十五卷和第五十四卷中收入了这些信，但还有一封在托洛茨基书中刊载的没有包括进去。 [50] 《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十卷，第310页。 [51] 《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四十五卷，第338页（中译者按：俄文第四版和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16页删掉了这句话）。 [52] 这里并不打算研究在列宁病中托洛茨基同政治局其他委员之间的关系。在伊萨克·多伊彻地《没有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卡尔的《1923—1924年的空位期》和R.V.丹尼尔斯的《革命的良心》（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版）的相应章节里，有详尽的探讨。 [53] 《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45卷，第339页。（中文版，参看第33卷，第416页给斯大林转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信，第四版只收录了第一封信，第五版增补了同一天的另一封信。《列宁文稿》中文版未译出后一封信。——中译者） [54] 《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十卷，第312页。 [55]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277页。 [56] 同上，第三十二卷，第4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