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 第十二章 工业资本主义的胜利 一、滑铁卢之战以后的英国科贝特在签订亚眠条约之后的普遍欢乐声中，写道：“和平和富足这两个双生词编在一首诗歌之中［和平［peace］和富足［plenty］——译者注］是动听的，在呆子的窗户上组成透空画也是美观的；但是这两个谐音的词所描述的事情却并不经常是和谐的。”资产阶级抱着并没有多少依据的乐观主义去迎接1815年的和约。工厂主曾幻想结束战争以后，立即会为他们的制成品提供广阔的市场，于是囤积起大量的货物。谁知事出意料之外，战后对工业品的需求却迅速下降。 诚然，拿破仑的柏林法令［参看本书边码第363页［指在欧洲禁止英国的法令］——译者注］已把大部分的欧洲市场封锁起来，而美洲市场又由于英国要求搜捕开往欧洲的中立国货船而引起的战争所关闭，但巨量的战时订货却足够补偿这些损失。滑铁卢之战以后，这些战时订货突然终止，而欧洲却仍旧是过于混乱和贫穷，不能购买大量的英国货。战争切断了西班牙与南美洲之间的交通，使西班牙所属的南美殖民地实际上成了独立国，因此战争确实替英国开辟了一个重要的新市场。但这只是引起疯狂的投机和各种商品泛滥于市场，其中有许多商品简直没有人需要，而其他的商品也只有往西印度群岛和远东去推销，但这两个地区也只能吸引有限数量的特种商品而已。 其结果是1815年出口货和进口货数字下降，批发价格暴落，零售价格略跌和普遍的失业。特别依赖战争需要的重工业所遭到的打击最重。铁的价格从每吨二十镑降到八镑。在希罗普郡的三十四座鼓风炉有二十四座停止生产，成千上万的鉄业工人和煤矿工人无工可做而失业了。 其他的原因更加深和延长了经济危机。三十万名复员的士兵和水兵被迫到劳动力已经过剩的市场上来竞争。工资下降了，但是物价却因为通货膨胀而被人为地抬高起来了。这种通货膨胀政策早在1797年皮特就己开始实行，当时他允许英格兰银行可以不筹备相应的准备金而发行纸币。因为要偿付庞大的国债，赋税订得也很高，在1820年全年的财政总收入共计五千三百万镑，而支付的国债即达三千万镑。为了供给战争费用而胡乱地借贷，于是给后代子孙留下了不必要的沉重负担。虽然不象科贝特和许多急进派所想象的，通货膨胀和重税是危机的真正原因，两者却大增危机所产生的贫困，妨碍了工业的迅速恢复。 急进派的塞缪尔·班福德在叙述那标志着战后经济危机的阶级斗争的突然爆发时写道： “自从1815年提出谷物法便开始的一系列的暴动，一直延续到1816年年底，其间只有短时期的停顿。正当讨论谷物法案的时候，伦敦和威斯敏斯特都发生了暴动，并且接连闹了儿天；布里德波特因为面包涨价而发生儿次暴动；比德福德为了阻止谷物出口也发生同样的骚动；伯里［这里指的是伯里圣埃德蒙兹，而不是兰开夏的伯里——作者注］有失业工人捣毁机器；伊利的暴动只有通过流血才镇压下去；太恩河上的纽卡斯尔有煤矿工人和其他的人们起来反抗。格拉斯哥为了设置施粥所而发生流血事件；普雷斯顿失业的纺织工人发生暴动；诺丁汉的卢德派毁坏了三十架机器；默瑟尔·提德维尔的工人因为减少工资而暴动，伯明翰有失业工人的暴动，沃尔索尔穷苦的人们起来暴动，1816年12月7日丹迪因为伙食价格太高，有百家以上的店铺遭到了抢劫。”
这类的暴动本身并不是件新事情。前面已经提到，在1795年曾因为面包问题而屡次发生暴动。1812年拜伦在反对对破坏机器者处以死刑的提案的绝妙的演辞中，曾经嘲笑过军队费尽力气才扑灭了诺丁汉卢德派的暴动，他说： “就是这样的前进和后退！——从诺丁汉到布尔威尔，从布尔威尔到邦福德，又从邦福德到曼斯菲尔德，当军队带着光荣战争的一切骄傲，堂堂皇皇地抵达目的地时，正好赶上看到那里已经发生的不幸事件，查明罪犯已逃走，在被打破了的机器碎片中去搜集战利品，然后才在老妇的嘲笑和幼童的叫骂声中退回到自己的军营。”
卢德派的暴动集中在诺丁汉袜业制造厂地区，因为在那里半家庭手工业采用了织袜机，遂使袜价下跌到使手工织袜工人难以维持生活的程度。在约克郡西区和其他地方也发生了破坏机器的事情。1799年和1800年通过结社条例时前后［参见本书第十四章第一节——作者注］罢工成了普遍的现象，许多次罢工，工人宁可忍受极大的痛苦而使罢工坚持到底。早期的暴动和在滑铁卢之战以后所发生的暴动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后者具有自觉的政治特性。由于残暴的阶级立法，又由于无数争取生活工资和改善条件的请愿都被拒绝，所以工人大众渐渐认识到，国家机器是掌握在他们的压迫者手中的。因此，关于议会的改革的要求成了这些年份的运动的中心间题；这种要求并不是争取抽象的民主，而是工人群众企图由此控制议会，使之为自己的利益服务。1815年的谷物条例使这种政治运动有了新的斗争目标，因为这个条例是当各地的工资普遍下降的时候，地主们为了维持较高的粮价而制定的［参见本书第十三章第二节——作者注］。 1817年初政府“发现”了一个所谓反对宪法和财产所有权的叛逆阴谋，于是人身保护法令再度被停止施行，另外通过了一个箝制言论的法令，限制公开集会的权利，封禁急进派的会社，并提高地方官吏权力来防止出版和出售急进的和自由思想的小册子。 3月里“毛毯党”举行第一次饥饿游行，他们由曼彻斯特出发去伦敦，呈递反对停止施行人身保护法令的请愿书。这次游行被宣布为非法的，打算参加这次游行的五、六千人之中，有很多即未能离开曼彻斯特。其他的人们在斯托克波特遭到袭击而被冲散了，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夺路而出，到达了德比郡的阿希博恩。政府任意地使用一切镇压手段，从武装的袭击到雇用捣乱分子（其中之一名叫奥里佛的奸细是恶名闻于全国的人物）来制造流产的阴谋和变乱，以作为使用更严酷的手段的借口。他们在1818年商业暂时复兴的助力下，在这一时之间似乎是成功的。 在1819年，商业的复兴消逝了，急进派在英国北部和中部的各个地方举行盛大的集会，要求改革议会和取消谷物法。8月16日急进派在曼彻斯特的圣彼得广场举行这种大会，当时有八万人聚集在广场上倾听著名的急进派“演说家”亨特的演说。当亨特刚一开始讲话的时候，就被逮捕起来，同时义勇骑兵队突然冲进人群，用马刀向各方面乱刺，几分钟内有十一人被杀死，约有四百余人受伤，其中约有一百余名妇女。这种袭击手无寸铁的群众的残暴行为和英国政府以冷酷无情的态度来为这种暴行辩护，使产业工人们比以往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迫切需要改革，同时也使许多中产阶级相信，对于那必然引起内战的高压政策来说，改革乃是唯一可取代的办法。从此，议会的改革开始被人重视，并且列为辉格党的重要纲领，而这个间题自从1793年起在辉格党的纲领中几乎是被删去了。 “彼得卢屠杀”的直接的结果是政府的压制加强了。亨特、班福德和其他许多人都被捕入狱了。科贝特被迫暂时避居美洲。惊惶失措的议会在11月里草草地通过了“六项法令”，这些法令赋予地方行政官吏以权力，使他们有权禁止五十人以上群众集会，有权搜查他们疑心藏有武器的私人住宅，法令禁止任何种类的配备有乐队和旗帜的操演或游行。这些法令规定对出版“咒骂上帝的和煽动性的诽谤文字”者处以徒刑或流刑，并对一切书报每份征税四辨士。其目的就是要抬高书价，使广大群众无力购买象科贝特的《政治纪事》和《黑矮子》之类的刊物。 “六项法令”使得要求改革的有组织的合法运动更加难以进行，于是迫使这种运动再一次转而采取密谋的方式。1820年2月恺托街企图谋杀内阁人员的密谋，被一个警察局的暗探告发了，为首的被捕并被处死了。又在4月1日格拉斯哥市内和郊区的六万工人举行了政治性的总罢工，当邵1 时各地方的人民都盼望这次总罢工将成为武装起义的序幕。但是武装起义的口号始终没有喊出来，结果只是第十骑兵队与少数落入政府奸细们的圈套中的纺织工人在邦尼穆尔打了一仗。实际上这时候既没有具备起义的条件，也没有领袖人物来把起义进行到底。 事实上，在“六项法令”公布之后，急进派运动暂时减少了。这种现象或许不应由“六项法令”负责，而应归之于自1820年开始一直继续到1826年那个畅销年的工业复兴。当战争的后果一旦过去，工业复兴乃是必不可免的，因为这时候英国的工业确实占有世界性的垄断权。这便是1815年以后的经济危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危机根本不同的地方，而人们却过分地喜欢拿这两个危机相比。一心只想削减工资的工厂主专爱谈论国外竞争，然而实际上其他的国家并没有任何较大规模的工业或任何过剩的工业品输出。当时法国和美国刚开始发展棉纺织工业，甚至到了1833年，法美两国的产量加起来才占英国产量的三分之二。在采矿业和钢铁工业方面，英国显然同样居于压倒的优势。 在1820年出口总值为四千八百万镑，到1825年增加为五千六百万镑。而进口总值，在1820年为三千二百万镑，到1825年增加为四千四百万镑。但这只是扩展的一个方面。在国内，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小规模家庭工业在工厂工业的竞争之下，不断地衰落下去了。这是巩固国内市场的时代。家庭工业的衰落并不平衡。棉纺织业的衰落先于麻织和毛织工业，纺纱工业先于织布工业，东盎格利亚和西部先于北部和中部。直到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这种衰落才完结，因此造成很普遍的和长时期的苦难。但这个衰落又把工人阶级分裂为利害各异的几个阶层，并使那些受苦最深重的工人不得不采取无益的和客观上属于反动的形式的抗议。 随着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国内外的垄断的巩固，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同时出现了新的阶级组成和新的政治策略。1822年8月的一次富于戏剧性的事件标志着新的时期的降临。卡斯尔里自刎而死了。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大家认为卡斯尔里是应对政府的社会政策负责的人。当他的棺材运往威斯敏斯特教堂时，伦敦大街上挤满了人群，他们欢呼，因为他们认为他的消逝就是彼得卢时代的消逝。 二、乡村里的斗争英国工人不同于所有欧洲各国工人之处，在于只有他们没有从法国革命和革命后的战争中获得利益。在英国国内，经过这些战争之后，只有工人阶级没有比战争开始的时候富裕起来，而是更加穷困了。这种情况对农场中的工人说来更是如此。而且他们在战时因高物价所吃的苦头，是否更甚于在战后因低物价所吃的苦头，这很难说。 从1793年到1815年，每一块可用的土地都种了小麦，无论多么贫瘠和不适于耕作的土地，在麦价上涨到每夸特一百先令时，都有获利的可能。这种情况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农业变成极端专门化的事业，而当谷价暴跌的时候，耕种贫瘠土地的农民便无所依靠了。又麦价愈高，圈占土地的欲望也愈强，于是地主就会愈不公平地圈占土地。地主们把最贫瘠的公地和最小的园地都攫取到手，急于把它们变卖成黄金。总的说来，农业资本家发财了，但地主和课什一税的人更发了大财。只有工人的实际工资不断下降。在1805年有人提议规定一合法的最低工资，但这建议受到嘲弄，理由是，如果以1780年的面包价格作为规定工资的标准——一当时平均工资为九先令——那末就意味着应规定最低工资为一镑十一先令六辨士。然而当时支付的实际工资平均起来确乎没有超过此数的三分之一。 和平带来了急遽的变化。1813年每夸特小麦价一百零九先令，1814年七十四先令四辨士，1815年六十五先令一辨士。到1816年，由于1815年谷物法案的力量和一次歉收，小麦的价格又涨到每夸特七十八先令六辨士。这里的单纯数字乃是全年的平均数字，并不能说明全部情况，因为在年初麦价远低于这个数字，在秋季则远高于这个数字。谷物法拯救了地主和一部分农业资本家，但并未拯救工人，使他们免于失业，免于低工资和贫民救济的削减。 1816年，麦价下落，工资也下落，但租金和食物价格却仍然很高，结果骚动纷起，在东盎格利亚产麦各郡，骚动的程度几等于大规模的起义。房屋和谷垛都被烧毁。伯里圣埃德蒙兹和诺里季等地的暴动者在街市上攻打义勇骑兵队。在伊利岛的黎特尔波特发生的三天起义，终于以一场大战结束。有两个工人死于战斗中，有七十五人被俘，其中五个俘虏被绞死，九个俘虏被流放。继暴动之后，工资增加了，虽是暂时的性质但却是普遍的。 然而总的趋势却是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被公认为能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的1795年的斯品汉姆兰标准，当时它还能给四口之家以七个半加伦的面包。1831年通行的标准却只能给四口之家以五个加伦的面包。在稍多于一个世代的时间内，乡下的广大人口便从一种吃牛肉、面包和麦酒的生活水平下降到吃马铃薯和茶的生活水平。科贝特厌恶马铃薯并痛斥饮茶为“毁坏健康、亏损身体，使人柔弱和徽惰，使青年人堕落，使老年人苦痛”等似乎奇怪的说法，便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产生的。 科贝特不是一个头脑清晰的政治思想家，但是一个天才的自由农民，正象他为之吐露疾苦的失掉土地的农民们一样，老是追忆着一种大半出自想象的黄金时代，梦想着不可能的复古，因此他提出了一大堆无法执行的救治之方，而他自己对于当时的病症却是一知半解的。但他毕竟理解到一件事实，就是一般人民，和他一样的人民，过去曾经遭受到掠夺，现在还遭受着掠夺，将来仍要继续受人掠夺，直到他们团结起来制止和控制有产阶级的时候为止。这一明晰简单的政治概念使他争取民主和改革议会的要求显得很直率而又符合群众的愿望，因此使得他自己成为自1810 到1830年期间的每一内阁所僧恶和惧怕的人物。他的《政治纪事》是用非常明晰的英文写成的，任何人不会误解其意，它是公开痛斥一切压迫行为的先声，并使全英国千千万万的人都感觉到它说尽了他们心中的怨恨。最重要者，它是在为那些受剥削最重，最无知、最无助，也是科贝特最熟悉最亲爱的人——乡村的雇工而斗争。科贝特不是一个心平气和的人，所以凶猛地怒骂地主、什一税征收者和银行家，怒骂“世事”、怒骂富人欺压穷人的整套诡计。在这些年代里，即便没有科贝特，无疑地也会发生不满和起义，不过那种起义就会成为无人指导和没有目的而已。 在1815年和此后若干年中，发生许多破产事件，很多土地无人耕种，还有更多的土地是耕种不良的。人们使用较少的劳力，较少的肥料，养较少的牲畜，做较少的修缮。高税率和银行家与承受抵押者的勒索更增加了当时的生活困难。不仅是乡村的雇工，而且还有乡下的工匠、铁匠、木匠和车匠也受到严重的苦难。我们将见到这一切人都积极地参加了1830年横扫南部英格兰的起义运动。 除这次起义和在起义前后各地时发时止的焚烧谷垛事件外，乡间的阶级斗争采用了一种特殊形式——有组织的在地主的牧场上偷偷打猎。村民既己丧失了自己一块块的土地和使用公地的权利，必然地会向地主们的牧场上进行报复和取得补偿。在英国的每块土地上，一群群武装偷猎者和一群群敌对的绅士及其看守猎物的人进行着残酷的游击战，这斗争延长约六十年之久。从1770年开始，几乎完全由地主们组成的议会通过了许多法令，一个比一个严厉。在1800年，偷猎者应罚作苦工，再犯时便处以两年徒刑。1803年，又规定任何偷猎者，若在拒捕时进行射击或企图劈刺，就应以重罪论处绞刑。1817年，规定任何不属于有行猎权的阶级的人，若被发现在任何园囿和林场中携带枪支或其他武器，即处以流刑。事实上，流放总是终生的，因为本国不给旅费，被流放的人很少能回来。 这些法律并不能制止住偷猎的行为，仅使偷猎者的帮队更加扩大，使他们更加不顾一切地采取各种手段来逃避逮捕。除法律所允许的其他保护猎物的手段外，又加上弹簧枪和捕人机，每一个捕拿到的偷猎者一定须在地方官所组成的法庭上受审，每一个审判官都把他视为自己的当然敌人。在伯里圣埃德蒙兹偷猎案件在1810年有五件，到1822年增加为七十五件。自1827年起，三年之中，就有八千五百名成人和男孩犯了侵犯狩猎法的罪，其中绝大部分被流放。 偷猎对于微薄不足以糊口的工资来说，乃是最简易而且往往是唯一的贴补生活的办法，因为当时猎物很容易卖到高价，同时偷猎也常常是对富人进攻穷人的一种有意的或半意识的反抗与回答。并且是这饥懂时代的愤怒情绪的反映。偷猎，76 者很少是普通意思所谓的罪犯，他更可能是个才智出众和胆量超群的人。 1830年，这种愤怒情绪突然暴发，成为所谓“末次农人起义”。起义的近因是采用打谷机。打谷是一种当时保留着的农村工作，农民们只有靠打谷还可以赚得一笔生活费，或者说可以靠打谷补充他们平时进款的不足。但打谷场和手用的打谷棒自然不能和机器竞争，因为打谷机不仅工价便宜、工作较快，而且脱粒也净。此外，1830年是发生总的经济危机的一年，也是农业灾害特别严重的一年，加以又发生可怕的流行性的羊瘟，据估计，这年死亡约二百万只羊。 最先发生暴动的地方在肯特，那里的打谷机在8月被捣毁了。焚烧谷垛也是很平常的事，不过这运动还不仅仅是一个破坏运动。它有一个完整的社会性的纲领，这纲领暗含在署名为“斯文上尉”的一封到处传播的著名信件里，信上宣称： “今年我们要毁坏谷堆和打谷机，明年我们要同牧师闹一场，后年我们要进攻政客们。”
虽然暴动以捣坏机器开始，但要求足以维持生活的工资愈来愈明朗化，在肯特和苏塞克斯，要求每天工资为二先令六个辨士，在生活状况一般都较坏的威尔特郡和多塞特郡要求每天二先令。这次运动中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许多地方的农民欣然同意这些要求，并指出，只有削减什一税和租金，这些要求才会被接受，他们参加了这个运动，并且把运动指向地主和牧师。甚至在记载上有些这样的事，即农民们帮着破坏自己的机器。11月里，起义运动向西扩展，而且更加凶猛和更加激烈。暴动和强索钱财的事日益频繁，在汉普郡，救贫院被捣毁，起义者与义勇骑兵队发生冲突。尽管起义发展很快，声势浩大，但它从开始的时候起就注定了要失败。使人过了整整一世代的饥饿赤贫生活的斯品汉姆兰制度已经消耗了村民们的体力，破坏了他们的团结，狩猎法又夺去了他们成千的天然领袖，这些人具有最饱满的精力和独立的意志。村民们只能进行一番凶猛暴动，但不能作任何持久的努力。 一旦当局调动军队作战，这个起义就非常容易地一下子被瓦解了。尽管如此，整个统治阶级却仍被吓倒了，因而采取残酷手段来对付。在统治阶级中，镇压起义最积极的要算贝林，这是一个从皮特时代就起家的大银行家家族，贝林的一个族人曾用手杖打一个带着手铐候他审判的犯人，因而著名于世［参看本书第十五章第三节——作者注］。 起义的人中有九人处绞刑，至少有四百五十七人流放，大约有同样多的人处徒刑。被流放的人来自十三个郡，但有二百五十人来自汉普郡和威尔特郡。所有的起义者都是英国南部和东部的人。在北部，可以在矿井或工厂内找到工作，工资经常比较高，斯品汉姆兰制度从未普遍采用。虽然不能肯定与这次起义有多大关系，但值得记述的是：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农业工资平均每周比1824年或1850年约高一先令。 政府企图使自己的胜利更加圆满，于是把科贝特捉来受审，借口他在《政治纪事》上发表了文章。御用律师们已战胜了那些惊恐而不识字的劳动者。但科贝特揭发出：他们如何先用死刑威吓一个被监禁的起义者，然后又诱骗他，只要他说出科贝特曾鼓动他去作恶，他们就可以减轻他的罪行。这时，御用律师们便处于守势了。在这以后，科贝特被判定释放，他的释放受到极热烈的欢迎。不幸这次胜利既无补于数百名被流放的人，对成千上万留在乡村的人也无裨益。 这次起义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是乡间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此后，农业虽然时有兴衰，但多少总是作工业的附庸，而农业劳动者，自1381年大起义以来，无数次斗争中的英雄们，现在也堕入一种麻痹状态中，1872年及其以后的约瑟夫·阿奇的工会运动也只部分地突破了这种麻痹状态。在今天，尤其是从1914年以来，在工业领域和政治领域里，出现了日渐觉醒的现象。如果说目前英国已结束了农民起义的漫长历史，这是因为农村的工人阶级已终止他们落后和孤立的处境，而加入到整个工人阶级的斗争中来了。 三、工厂法英国工厂法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机器的发展史。在产业革命的最初阶段，当时机器还很粗陋，很快就会报废，并且是用不稳定和无常的水力来发动的，这时候工厂主就决心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充分使用这种机器。工作时间增加到每天十六甚至十八小时。在工作时间较少如每天进行十二小时工作的地方，又普遍采用换班制，因此机器始终不闲着。这样，厂主拿出最少的资本，就可获得大量的产品。我们应当记得，有很多厂主其实都是用很少资本起家的，有时资本不过是100镑。 这种制度对人类造成的灾害，尤其是对童工的摧残，乃是人所共知的。当工厂状况的真相第一次公之于世的时候，即便是十九世纪初期的那些铁石心肠的人们也为之震惊，那些主张人道主义的人们，特别是那些靠较文雅地剥削农业劳动者而发财的托利党地主们［《晨报》所发表的数字指明：在沙夫茨伯里伯爵的田庄上，每周拿七至八先令的工人，要缴纳一先令六辨士和两先令的房租——作者注］，开始鼓动禁止某些最大的弊端。如果没有其他力量来帮助达到这同一目的，他们的鼓动就会毫无效果。 早在1800 至1815年这些年代里，即罗伯特·欧文管理纽拉纳克工厂的时候，他已指出产量并不与工作时数成正比例，每天工作十小时半，而且不要幼童做工，依然可能获得巨大的利润。随着更快、更精确、力量更大和价格更高的机器的发展，随着用蒸汽代替水力，从很长的工作日获得的利益渐渐减少。水力机厂始终是工时最长，条件最坏的地方，厂主对任何改革的反抗也最顽强。厂主以较多的资本投在机器上，于是投在机器上的资本和用在支付工资上的资本之间的比例慢慢地改变了。生产一定物品所需的实际手工量减少了，同时，新机器的工作速度越来越快，而在这些机器旁一天工作十六或十八小时的男女工人，越来越赶不上它的速度。因此在很长的工作日中部分开足机器速力工作，不如在较短工作日中全部开足机器速力工作来得经济。 这并不是说工厂主欢迎缩短工作时间或允许工厂法通过而不作一番激烈的斗争。就政治来说，工厂法乃是阶级斗争有关双方的产物。第一，工厂法是工人阶级本身不屈不挠的运动争取来的，工人们把自己改革议会的要求和缩短工时、提高工资、改善工厂条件和取缔童工等要求结合起来，并且确实认为议会改革多半是争取这些要求的一种手段。第二，工厂法是统治阶级的两个主要部分——工业家和地主——之间凶猛的内部斗争的副产物。 工业家极力主张取消谷物法，因为食物一跌价，他们就能削减工资，因而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更有效的竞争。地主们为了报复，也为了避免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于是便对他们的对手的工厂内过长的工作时间和损害健康的条件加以攻击。奥斯特勒是托利党的宪章派，也是十小时运动的领袖，在他身上特别体现出这两种倾向的交叉点［参看本书第十三章第二节和第十四章第二节——作者注］。 1847年，马克思评论道： “英国工人已经向自由贸易派表明，他们是不愿做自由贸易派那种幻想和欺骗的牺牲品的；他们所以联合自由贸易派来跟地主斗争，那只是为了消灭最后的封建残余和孤立敌人罢了。工人并没有估计错：为了向自由贸易派进行报复，地主和工人一起赞助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工人们三十年来求之不得的法案，在废除谷物法后，就立即实现了。”［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1页——校订者注］
工厂主的理由既是一般的而又是特殊的，他们求助于当时流行的教条，神圣的“放任主义”，即社会上一般人渴望每人能自由地追寻自己“开明的私利”，因此，社会的共同利益，通过一些神秘莫测的途径，也可得到促进。根据这些理由，国家对工业的任何干涉都被斥为侵犯了自然法则。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放任主义”最盛行的时期，却有两个重要的例外，一个是法律禁止工人联合起来要求提高工资，另一个是地主们能够取得限制小麦输入的禁令。除了这些一般的原则外，工厂主又极力陈述国外竞争的威胁［扫烟筒的童工是例外。在这件事上没有外国竞争间题，因而为这种暴行辩护的人须稍为独立思考才成——作者注］。有人主张：限制工作时间或者强迫雇主封闭机器，必定使雇主们不能把商品销到国外。这样一来，工厂法的意义不管怎么好，它只会引起工人失业和使他们受到更大的贫困。另一个得意的理由是：“一切的利润都是取之于最后一个工作时”，因此减少工作时一小时便是自动消灭所有的利润。但据证明，这些理由与经济方面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符，所以，除了那些提出这些理由的人们外，没有人相信它们。 1802年通过了第一个工厂法，这是个很温和的法令，只防止有关雇用贫苦儿童的一些最大流弊。以后，在1819年，通过了棉业工厂管理法，禁止棉业工厂雇用九岁以下的童工，限定九岁至十六岁的儿童工作时间为十三小时半。由于当时没有设置执行这法令的机构，它遂成为一纸空文。 直到1833年，在选举法改革案通过以后，在英格兰北部全境工人阶级最激烈的运动压力下，才通过了一条有效的法令。这法令禁止雇用九岁以下的儿童，但丝业工厂除外［丝织业是唯一遭到外国竞争的纺织业。恩格斯评论道：“伪善的自由贸易者把外国竞争者的垄断取消了，但又创出牺牲英国儿童健康和生命的垄断”——作者注］，限制年龄较大的儿童工作时间，设置许多工厂视察员，监视这些限制的实行。最后在1847年通过了十小时法案，限制了妇女和青年人的工作时间，并且该法案实际上也为大多数的成年男工保证了一天工作十小时，因为事实证明工厂只为男工开工是不合算的。而这法令的效果还得在若干年后才能达到，在这期间，雇主们试用各种可以想出的规避和诡计，只不敢直截了当地反抗法令的条款而已。 这些法令只适用于各种纺织工业，对其他工业例如矿业就不适用。1842年矿井调查团透露，由于1833年的法令使矿井内的童工增加，特别在兰开夏和约克郡西区，情况实际上更趋恶劣。因为成年工人的工资太低，父母迫不得已把自己的孩子送往任何肯收容他们的职业。 在每一条工厂法案通过以前，雇主们总是有很多不可克服的困难，有很多永远由童工来做而不能由其他人做的事情。后来很快发现能够发明出机器来作工，通常既省劳力又省生产费用。“强制规定工作日的长度、休息时间、上下工时间，实行儿童的换班制度，禁止使用一切未满一定年龄的儿童等等，一方面要求采用更多的机器，并用蒸汽代替肌肉充当动力。——一句话，要使生产资料在更大程度上集中起来，并与此相适应，使工人在更大程度上结集起来。”［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20-521页—校订者注］ 举例来说，把工厂法扩展到火柴工业，结果发明蘸浸机，这种机器使制造火柴工作远为适合卫生，同时，在一个火柴工厂内，从前需要二百三十个青年男工做的工作，现在只需要三十二人就能做成。 资本家利用人道主义者的劳力为自己谋利的最显著的例子恐怕要算安全灯。亨夫利·大卫爵士［Humphry Davy，英国化学家，今译“汉弗莱·戴维”——录入者注］见矿井中经常发生事故，非常震惊，于是在1816年发明安全灯以防止爆炸。安全灯很快被广泛地采用了。大卫拒绝领取自己的发明的劳金，他认为这是自己贡献给人类的礼物。安全灯所得的实际结果是矿井内的事故增多，因为矿井的主人要开采更深更危险的煤层，在很多情况下，有了安全灯便成为不设置应有的通风设备的借口。 如果说工厂法导致了使用较多较好的机器，这种结果自然不是一律的。只有那些较大的和较兴隆的公司才能实行那些必要的改革以提高利润。而那些早已陈旧的工厂，特别是旧的水力工厂，正是那些不能适应新条件的工厂。有的工厂倒闭了或被较有钱的工厂并吞了，但这些工厂的消失并不意味着整个工业的衰落。相反地，由于工厂法刺激工厂主使用更有效的生产手段，因而造成工业的进展，同时也引起工业集中在最大最现代化的公司手里，资本也相应地集中在这些公司里。工厂法实际上帮助了较大的公司把较小的公司赶出市场。 工厂法的另一个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把已经使用的劳动量较均衡地分配在全年，这种规定，对于那种害死人的、毫无意义的、本身同大工业制度不相适应的赶时髦的风气，是第一个合理的约束，远洋航行和一般交通工具的发展已经打破了季节性劳动的固有的技术基础厂……但是，正象资本通过自己代表的嘴屡次宣布的那样，要资本同意这种变革，‘只有在议会的一项普遍法令的压力下’，即用法律强制规定工作日的情况下，才能办到。”［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26-527页——校订者注］
总之，无论工厂主怎样厌恶工厂法，它乃是发展的一部分，甚至是一个必要的部分，这发展包括着蒸汽代替水力，不但消费品而且生产资料都大规模使用机器来制造，生产的决定点从小单位转移到大单位，这就造成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最后胜利。到了现在，这种胜利竟使工业资本家为争得政权公开地和地主及金融集团进行了冲突。四、自由主义的根源从1793年开始，托利党能够领导一切有产阶级的大部来进行对国内外的雅各宾主义的斗争。辉格党的残余不准备参加反雅各宾的阵线，但也不能领导一个群众运动来反对政府，这政府毕竟代表着也是辉格党党员们所出身的各阶级，于是它不再有任何实际的重要性。辉格党的残余只是以传统和感情而并非以真正阶级利益为基础的一个宗派而已。议会政治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托利党内部集团之间的党争而不是各政党之间的斗争。因为，托利党虽然团结了上流社会的各个阶层，但却不把他们全置于平等地位。 地主们和那些通常以购置田产来终结一生事业并很善于学会地主的习性和看法的伦敦商人和财政寡头掌握着政权。工业资本家仍被视为外人，在政治把戏上、及其营私舞弊和操纵选邑上，他们都遭到严厉的排斥。工业资本家实力是在英国北部的新兴工业城市，而这些城市很少选派议员进入议会。工厂主可以，有时甚至确实去购买土地以便取得一种政治地位，但作为一个阶级来说，他们却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他们的利益往往与地主和银行家的利益直接对立。他们的习性和看法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而不是贵族阶级的。 当国外的雅各宾党祸患终于被平息之后，工业家和地主在1815年为谷物法发生了第一次大分裂，工业家认为谷物法是牺牲他们的利益，照顾地主的利益。以彼得卢屠杀为结局的内乱曾暂时阻止住公开的破裂，但从1820年前后起，便有许多即将发生变化的征象。其中之一就是辉格党在新的基础上的复兴。十八世纪的辉格党是贵族的和商人的党；十九世纪的辉格党不久就自称为自由党，它是工业资本家和大城市中产阶级的一个政党，但最初仍由残存的革命前的旧辉格党贵族分子领导。 同样突出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托利党的变质和最后解体，这种情况最初表现在国内外政策的改变上，最后表现在正当通过选举法改革案之前，大部分托利党党员投入辉格党。在卡斯尔里死时，也就是说正当商业复兴和要求改革的运动渐渐平息的时候，以坎宁为首的一个新集团居于首位，其中包括哈斯基森、帕麦斯顿［HenryJohn Temple Palmerston，一译“巴麦尊”——录入者注］，有时还有皮尔和其他托利党中的“温和派”。他们经常与威灵顿和埃尔顿勋爵所领导的极端托利党发生冲突。 对于新的局面，便需要新的战术。“六项法令”曾防止了一次革命的危机，但统治阶级中较有远见的人们开始理解到，这种手段大概在将来不会永远有效。他们不是不愿意用压制手段（如1830年事变和以后宪章运动时期所表现的），但在其他方法还可应用之处，他们宁可不用强压手段。结果便在选举法改革案通过前后，采用了一连串的“自由”的法令，这些法令，都以暗暗加强国家机器力量为目的，虽然这些法令不象彼得卢时代法令那样从事压制，但实际上却有效得多。 在皮尔任内政大臣期间（1823-1830年），对刑法进行的改革便是这样。按照旧法典，约有二百多种罪名都处以死刑，其中很多种都是无关紧要的罪名。然而犯罪仍然很普遍，一部分因为没有警察制度，只有毫不中用的守夜组织，因而逃避逮捕的机会经常很多，又一部分因为法律过于严酷，使审判官宁可释放显然有罪的罪犯，不愿把一些小偷都送上绞架。 皮尔和其他的改良派认为可能减少犯罪的方法不是使法律更加严酷，而是处罪人以确实可行的惩罚，建立一支能够捕获相当比率的罪人的警察力量。因此，在修改刑法以后，首先便在伦敦成立一支新警察队（皮尔队）而后逐渐把这种警察制推行到全国各地。 为了政治的目的，警察有着加强国家力量而不致引起严重内乱危险的优点，使用义勇骑兵队或正规军往往就会引起内乱。同时，在1820年以后，激进派的运动日趋衰微，于是政府便可以放松对印刷品的检查，也可以从激进派组织与工人阶级组织中撤出暗探和煽动分子。现在显然避免乱事而不去激起乱事才是明智之策。1824年，取消一部分结社条例也发生了同样的效果。在工会还是不合法的时候，每一个工会都可能成为阴谋活动的场所。部分取消结社条例应大大归功于佛兰西斯·普累斯的机敏的暗中疏通，他曾说服政府，也可能说服了他自己，工会一旦合法化，它就会成为无用之物，就会衰落和消灭［参看本书第十四章第一节——作者注］。 哈斯基森也本着多少同样的精神在贸易部着手修改极端混乱的关税率，这些关税率一部分是保护关税，一部分则是为的财政收入而征收的，在法律书上，这些关税率占据着很大的分量。在较早的时候，保护关税是很必要的，可是现在它却成了工业的障碍，因为工业已没有了显明的竞争者，它只希望尽可能使生产成本要低，推销商品的面积要广。哈斯基森取消一部分关税，把很多关税减少到很少的数目，又用帝国特惠制开辟普遍废除关税制的道路，特惠制当时是通向自由贸易而不是通向保护关税的中途站。对殖民地在贸易上的价值，哈斯基森比北美独立战争以后流行的看法评价要高。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算是自由党帝国主义派的鼻祖。航海条例也大部加以修改，这种改革的普遍效果是鼓励输入最廉价的原料。 1822年后，坎宁做外交大臣，于是外交政策也沿着自由主义的路线发展，在滑铁卢之战以后的若干年中，英国曾勉强地追随于神圣同盟之后，只同意而不参加该同盟充当欧洲反动派警察的活动，但到了1822年，革命的直接威胁已经消失，从英政府的立场看来，它却为另一远为真实的危险——奥地利、俄罗斯和普鲁士的长期统治欧洲所代替。因此，坎宁退守旧日均势的原则，倾向于与法国达成谅解，当时法国在波旁王家统治下，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强国。1822年西班牙爆发了民主革命之时，法国完全准备采取镇压行动。 坎宁并不去阻挠法国，只派了一支军队去监视法国，以使干涉不扩展到葡萄牙，并且十分明白地表示，任何对南美洲的侵犯都是不能容忍的。在南美洲，英国有直接而重大的利益。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由于英国的海军封锁，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殖民地便与欧洲隔离，于是它们摆脱了宗主国的统治。自1815年以来，发生了许多次战争，但西班牙始终不能在它的殖民地上重建有效的统治。自战争爆发以来，英国商人阶级视南美殖民地为重要市场，他们用贷款支援反抗西班牙的起义者。六千名英国志愿军加入玻利瓦尔统率的起义者的行伍中作战，而起义者的海军则由英国的一位海军退伍军官寇克伦勋爵来指挥。因此，坎宁的“自由主义”乃是下列这件事的必然结果：即英国资产阶级不愿让他们已取得其实际垄断权的一个大市场脱离掌握。 最后，希腊人反对土耳其人统治的起义［伟大的诗人拜伦即参加了这场战争并病殁于希腊——录入者注］，揭开了曲折地穿插在十九世纪历史中的东方问题。在东方，奥地利和俄罗斯处在敌对的两方面，坎宁看出干涉希腊乃是离间神圣同盟的一种手段。因此他以极谨慎的方式进行干涉，以免加强俄国在巴尔干的地位，或让俄国沿着黑海海岸再向君士坦丁堡前进。1827年，一支由英法俄的军舰组成的舰队在纳伐里诺击败上耳其人，但英法两国都谨防俄国控制新的希腊政府［参看本书第十三章第三节——作者注］。 在这些年代里，辉格党在很大程度上支持政府的政策，他们似乎大有可能加入坎宁集团，与极端托利党比较起来，坎宁集团与辉格党更相近似。首相利物浦勋爵是一个无用之人，只能阻止托利党中的坎宁集团和威灵顿派不至于公开斗争，1827年他去世以后，托利党内部便暴露出分裂现象。坎宁以自己的同党组成一内阁，得到辉格党的支持，受到极端托利党或多或少的反对。六个月后，坎宁也去世了，经过一段混乱时期，威灵顿组阁，继任托利党坎宁派领袖的哈斯基森马上从威灵顿内阁引退。这时托利党的状况恰好可和1760年前后的辉格党的情况相比拟［参看本书第十章第三节——作者注］。 屈勒味林教授尖锐地观察出这局势的一面，他写道： “这时期的政治史常令学者迷惑，而且它有很多前后矛盾的事件，因为，当旧的党派正在崩溃之际，‘时代精神’和无选举权的人自外加来的不断的胁迫，使有名无实的执政者的政策日复一日地遭到挫败。这情景很象一支大军败退时那样混乱零落，没有人知道其他的人在做什么，而阵地的夺取只为的是阵地的放弃而已。”
重要之点正是：在这些个人的争论和政客们的“混乱零落”后面并通过这些争论和混乱进行着巨大的新阶级联合．还有产业革命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即由它产生的阶级已日益强大，甚至在这阶级夺得直接政权以前，就能够支配一种新政策。按这种时代的常例，政府也被迫采取目前不可避免的但终必至于使他们自受其祸的行动。威灵顿刚一就职，便面对着二者必择其一的问题，即不是打内战，就是同意爱尔兰天主教徒恢复公民资格。尽管他知道，对极端托利党的支柱——国教会说来，恢复天主教徒公民资格简直就不能谈，是不能原谅的，但他仍选择了后者。这件近乎偶然的事件（所谓偶然，意思是说它与英国的内政没有直接的关系），竟促成了托利党的完全毁灭。它落得既无团结也无领导，既无共同原则，也无共同政策。即将发生的变化最具体的特性便决定于这件事：即托利党中的坎宁派加入辉格党，而并非象一度看来可能地那样——辉格党加入托利党的坎宁派。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商业复兴又转入衰落状态，辉格党能够攻击托利党和未改革的议会中的闲职和荒谬的矛盾以发泄饥饿群众的不满，这时托利党已没有余力来作任何有效的反抗了。 五、选举法改革案到了1830年，经济危机已达最高峰。工厂关门，失业人数急遴增加，在业工人工资下降，在南方，秋天暴发了前面说过的起义运动。在北方，工会象雨后春笋似地生长起来，并且到处流传着工人们正在武装和正在操练的流言。巴黎的七月革命和比利时的八月革命更助长了空气的紧张。正象1816年一样，经济困难很快地引起议会改革的要求。但这里有一重大区别，就是从1816到1820年，改革议会的要求几乎完全由工人阶级提出，而现在中产阶级也一样提出了这个要求。比托利党更加接近群众的工厂主和商店老板认识到单纯压制的危险，便着手利用人民的不满来作为自己争取政权的武器。 因此，争取改革法案的运动空前广泛，具有空前严重的性质，虽然改革对不同的阶级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事情，但象普累斯那样精明的阴谋家却能掩盖住这些分歧，甚至还善于加以利用。洛维特和欧文派创立了“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全国同盟”（由于其经常集会的地点［即以后的黑僧场［Blackfriars Ring］，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于空袭——作者注］，人们称之为圆厅党）并制定了普选权、无记名投票和一年一任的议会为纲领。这时，普累斯马上看出这个组织的危险性和价值。它之所以是危险的，因为它是认真的，因为它认定议会改革是走向社会改革和经济平等的第一步。它之所以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可以用来做为一件武器去威吓托利党，使托利党同意某种限度的改革（足以满足中产阶级要求的改革）以免发生革命，普累斯和其他辉格党始终不倦地用可怖的色调来描绘革命，一方面又扬言自．己如何费尽心力，运用圆滑手段和适当调处，才得避免革命。 后来成为宪章派一个领袖的布朗太尔·欧布林在圆厅党的机关报——《穷人卫报》直率地揭露了这种诡计，他写道： “中产阶级和‘小老板们’用革命的恐怖为理由来诱使你们认可他们的方案……剧烈的革命不但是那些企图危害革命的人们所不能左右的，而且它正是那些人们最害怕的东西。”
为了充分利用当时的局势，普累斯创立了他自己的全国政治协会，这是一个在中产阶级控制下的团体，但其中拥有大量工人阶级的会员，它能够被鼓动起来，在严格控制的限度内造成革命的恐怖。全国政治协会与托马斯·阿特乌德的伯明翰政治同盟及全国各地类似的组织都能密切合作，圆厅党只能影响工人中最进步的一部分，选举法改革案无疑地能博得大多数工人的热情支持，尽管它给予工人们很少直接的利益。其所以如此，只有考虑未经改革的议会性质和即将改革事项的性质就不难明白了。议会的性质、控制议会的各阶级、进行选举的方法、它的缺乏代表性以及随之而来的闲职制和营私舞弊，使它与我们已经描写过的十八世纪的议会没有根本不同［参见本书第十章第二节——作者注］，有少数的闲职位被废除了，日益增长的舆论迫使贪污行为稍有所畏俱，但这些收获却被两种恶化现象所抵销。 1760年以来人口的增加和这种人口在分布上的变化，使议会议员更缺乏代表性。新兴的大城市都不选举议员，新的城市包括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和设菲尔德。而许多旧的选邑仍然是个小城，甚至连人口都已减少了。因此，除了议会议员已完全不能代表他所代表的地区的广大人民以外，与受地方绅士控制的乡村地区和虽小而古老的镇市比起来，工业区几乎完全被剥夺了选举权。其次，有值四十个先令不动产的自由业主阶级本来享有郡选举权，而这个阶级几乎全被圈占土地运动所消灭。随着自由农民这一阶级的消灭，选民主要是地主和偶有极少地产的各色人等。 选举法改革案其实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调整选举权，把选举权给予各郡的佃农（因此增加了这些选区内的地主势力）和选邑内年值十镑以上的房产占有者，即城市中产阶级。于是在很多选邑内，许多以前本来有选举权的人现在却被剥夺了选举权。关于方案的这一方面，工人阶级自然是不热心的。但当一个激烈的反对腐败选邑和干薪职员的运动发动起来的时候，这一方面却暂时不为人注意了。 选举法改革案真正受到人民欢迎的一部分就是清除了腐败选邑，把它们的议席转给工业城市和各郡。有五十六个旧选邑丧失了它们的两个议席，另有三十多个选邑丧失一个。在伦敦和大城市中新设立四十二个选区，有六十五个新议席分给各郡。工人们听到劝告说，一旦贪污腐化和贩卖选邑的旧制度被废除，他们就能指望很快地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大多数工人相信这话：因此，选举法改革案激起了他们的热情，也因为同样原因，后来热情很快地完全消失了。 1830年8月的普选在巨大的改革运动发展初期就举行了，但这时机足以使得力主改革而尚未合并成重建的辉格党的各个集团能获得稍稍过半的票数。11月，威灵顿被迫辞职，辉格党的内阁就职，恰在这时乡村雇工的起义被扑灭，因而新内阁惹起世人的厌恶。 3月间，新任内阁首相格雷和他的助手约翰·罗素勋爵提出选举法改革案，这提案最突出最出人意料的地方就是建议废除一切腐败的和为一家一人所操纵的选邑，而不给予选邑所有者以任何补偿。马考莱叙述下议院中二读以一票的多数通过时的情景说： “皮尔拉长着下领；特威斯的脸象一张入地狱者的鬼脸，而赫利斯很象犹大在解去领带要作最后行动时的神情。我们握握手，轻轻地互相拍拍背膀，笑着，叫着，欢呼着走出来，去到休息室。”
为了使这幅图画更完美，应当加以补充．当时马考莱刚作完他的最有名的演说，来支持选举法改革案，他说这个改革案可以改变“法律的破坏、职位的混乱、财产的掠夺和社会组织的解体”的情况。几夭以后，内阁在全院委员会上被击败而辞职。5月间，在人心非常激动的状态中举行了一次新的选举。儿乎每一个具有人民选举权性质的议席，包括八十个郡议席中的七十四席，都由辉格党取得了，这些议席再加上辉格党原来操纵的三分之一的腐败选邑，足以使他们获得一百三十六个议席的多数。选举法改革案在下院通过，但10月里却在上院遭到否决。最重要的是，投反对票的人大半是主教和由皮特加封的一群发战争财的贵族。 正当这时，普累斯深思熟虑地准备好的机器真正发动起来。在秘密的政府经费和支持法案的富人们捐款帮助下，鼓动起普遍性的骚动，并且传播谣言说各工业城市发生了巨大的起义运动。人民对上议院的愤怒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自内心的，普遍的失业和饥饿使广大群众有理由起来暴动和示威。在这样愤激的情况下，圆厅党提出的普选权的要求就显得很书生气而且脱离了实际的政治斗争。因此，辉格党才能在同一时期击败了两派敌人。 上议院有几个月的时间去吸取教训。同时，布里斯托尔的中心区大部分被烧毁，威灵顿和主教们的窗户被打破了，许许多多请愿书从全国各地雪片似地飞来，伦敦城变成了巨大猛烈的示威场所。12月里，一个新的选举法案提交下议院，到4月13日才在上议院以稍多于半数的多数票通过。 当时托利党仍企图在全院委员会上削弱这个法案，但在5月间内阁辞职了。威灵顿企图另组一新内阁，可是他连同党的支持都得不到。普累斯和辉格党或许因为他们以前操纵群众狂热的成功而感到恐俱，于是采用一套新的但同样有效的计谋，即向银行挤兑。九天以后，威灵顿自动放弃了组阁的企图，格雷重任内阁首相，得到威廉四世的允许，加封许多新贵族，强使上议院通过法案。在这样的威胁之下，上议院让步了，1832年6月7日通过选举法改革案，该法案从此成为法律。尽管这法案在许多方面显得不够完善（在一千四百万人口中，它只把选民名额由二十二万人增加至六十七万人），但它的重要性怎么说也不为过分。第一，由于把政权交给工业资本家及其在中产阶级中的追随者，改革案便为控制着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政治的自由党创立了一个群众基础。从这时起，以科贝特和菲尔登当选为奥德姆的议员开始，英国北部工业区的一些城市才开始选派一些激进分子进入议会，并开始形成一个界限明确的政治集团——自由党的左翼，这个集团有时与自由党合作，但经常采取独立的政治路线。例如在下议院始终有一个人数不多而有能力的集团支持宪章派的要求。 在1830到1885这五十五年间，出现了九次辉格党和自由党的内阁，在任期间总计约四十一年，在同一时期内，六次托利党内阁执政只十四年。这事固然可惊，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托利党只有以执行实质是自由党的政策为代价，才能当政，例如废除谷物法和制定1867年选举法改革案。选举法改革案创立了前两世代的经济革命所要求的政治制度。 第二，选举法改革案改变了下议院、上议院和王室三者之间的政治平衡。下议院牺牲上议院而获得利益，因为他们能够（虽是欺诈地）自称是反对贵族党的人民的代表，也因为废除腐败的选邑，贵族院便失去了控制下议院组织成分的势力。由于同一原因，王室也失去了直接干涉议会政治的最后方法。由于王室失去了它在十八世纪时任意使用的任命权和贪污的权力，于是它在下议院也失去了自己的党羽。从此以后，王室的势力虽然常常有时仍很大，但必须通过统治阶级内部私人的接触和通过外国的元首而秘密地间接地活动。因此王室在外交上比在内政上更有势力。 通过选举法改革案的第三个结果，也许是最重要的结果，却是很偶然的，间接的。曾经担负绝大部分斗争任务的工人们很快认识到自己竟未得到丝毫利益，1834年的救贫法更使工人们相信辉格党和过去的托利党一样不关心他们的利益。因此，在1832年后的若干年中，群众愤怒地从议会政治转向革命的工联主义，而当这件武器的局限性又暴露出来，他们便着手在宪章运动中建立第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的政党，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