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封建主义的衰落
一、贸易与城市
十三世纪英国的特征，是封建社会全部改变，终至酿成封建主义的衰落和资本主义农业的生长。但其直接结果却完全不是骤然一看便可想到的。在十二世纪，一种名为“折算”的办法已稍为发达，全部或一部用交纳货币来代替劳役。但有一种相反的办法随着上述的［参看本书边码第82页。——校订者注］货币用途日增而来，在交通较方便和较繁荣的地区，以及修道院和大领主的田产上，尤其如此。在这些地方，由于货币用途日增和物价不断上涨，使用直接用农奴耕种领地之法而出卖所生产的羊毛、肉类、生皮或粮食，比接受一笔实际价值日减的定额货币，尤为有利。结果是，在十三世纪，许多早已在其田产上实行劳役折算的领主们，现在又征取劳役，往往再加上新的负担，总是拒绝关于折算的新要求。在这时期中只有在一些距主要市场和贸易大路辽远的偏僻地区，才偶尔还有实行折算之事。
到了十四世纪，我们又可看到一个新的转变。为市场出售的农产品的增加，比工业品生产的增加为快，结果农产物的价格相对地低落。地主们又改变了他们的策略。大家始又力行折算办法，至少，对于农民所提出的折算要求，也不再那样强烈地反对了。随着这种情况，田地上雇用的工资劳动者也增多了。到了相当时候，这种情形造成农奴制的没落和庄园的瓦解。同时，由于大规模生产羊毛以供应佛兰德的市场，国际规模的贸易和商业资本都发展起来。在政治领域里，我们已经看到，封建贵族的职能——在诸侯采邑上执行司法事务，保护农人，在战时服务于封建军队——如何逐步为国家所行使。诸侯们既失去这些职能，他们就渐渐变为现代意义的地主，由他们的田产取得收入，而以朝廷和首都为他们天然的政治活动场所。
上章已提到城市的发达，又提到它们用什么方法取得特许状，以摆脱繁重的封建义务。这种特许状的取得，最容易的是取自国王，因为对于国王，金钱总是比照例的封建劳役有用些，较不容易的是取自贵族，而很困难的是取自大修道院，可是许多地方的城市都是围绕着修道院发展起来。这种城市——圣奥尔本斯、伯里圣埃德蒙兹和里丁－一的历史中，都有时时爆发的激烈冲突，冲突有时达到市民武装起义的地步，例如1327年的伯里事件。在这里，市民得到四乡农奴的援助，攻陷修道院，建立了持续六个月的公社，而后被镇压下去。值得注意的是，起义以后，教区的教士被判为祸首的不下三十二人。
到了十三世纪末叶，除少数在修道院治下的城市外，差不多所有大小不同的城市都已多少得到一点自治。城市既摆脱了封建的勒索，其主要目标是将它的商业掌握在它自己的市民手里。其所根据的原则是，只有对于本市的自由出过一分力的人才能分享它的特权。由于市民组成商业行会，这个目的达到了。这种行会把一市的一切商人都包括在内（起初做买卖的商人和制造货品的手艺人没有明确区分，一个人通常兼此二者），严格排外，它们强制执行它们的章程，对违犯者处以罚金，遇有重大情节，就开除出会。
城市既壮大起来，就产生了商业行会以外并且有时与商业行会对立的职业行会。这种行会只包括有特种技艺的人们，如锻冶匠、马具匠、面包师、成衣匠等。它们的目的是管制整个的工业，制定关于价格、质量、工作条件等等的规则。它们是由师傅组成的，每一师傅在自己家内工作，通常带着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学徒，有时还带着儿个帮工或雇工。帮工或雇工是学徒期限已满但还不能成为师傅的人们。
起初，帮工似乎不单独成为一个阶级，而是自己有希望成为师傅的人们。可是到了十三世纪将终的时候，较明显的阶级区分开始出现。帮工的数目增多，其中许多人终身作雇工。行会要求高昂的入会费并采用其他手段，因而渐富于排外性，入会渐难。结果，开始产生帮工单独组织的行会，即所谓“雇工行会”。
雇工行会与最初的职工会无异，也遭到阻碍，往往被迫秘密地活动。因此，我们只是偶尔得知它们的消息，例如它们的会员出席法庭的时候，又例如1303年，伦敦制革行会宣称：“制革业或其他行业的雇佣工人不许开会来草拟对于本业有害的规定。”
又在1387年，“上述制革业的雇佣工人约翰·克拉克、亨利·丹顿和约翰·海谦……聚集了一大群同业的人，并且阴谋订立同盟团结一致，”市长和市参事把他们监禁在纽盖特监狱，“以待考虑应如何进一步处置他们”。其他行业和城市也有同样关于罢工或联盟的记载，例如1396年的伦敦马具工人、1362年的织工、和1494年考文垂的面包工人。
除了行会组织所包括的熟练工匠外，大城市不久就吸收了一批逃亡的农奴和其他流动人口，这些人是不熟练的无恒业的劳动者，形成一个低层阶级。在伦敦，这个阶层特别庞大，虽则熟练工人的景况也许还算满意，中古贫民窟里的人们却过着难以想象的极端恶劣和贫穷的生活。
我们要注意，后来有一种发展加强了城市里的阶级分化。这就是控制生产行业的大商人行会和批发商行会的发展。这样，在十四世纪之末，伦敦呢绒商控制着漂洗工、剪毛工人和织工，并且伦敦市长只可由十二个大行会里选出，其中从事生产的仅有两个，即织工行会和金匠行会。其他城市也有同样的情形发生，不过较为迟缓，规模较小，这使我们想到，资产阶级财产最初大规模的积累是取商业资本的形式。
英国商业资本最初和最重要的活动场所就是羊毛业。自很早时候起，羊毛就从英国出口，在佛兰德的根特、布鲁日、伊普尔斯和其他城市织成呢绒。到了十三世纪，这种商业已大为扩张，轻易地在数量和价值上超过其他各种输出品的总合。由几方面看来，英国当时对佛兰德所处的地位，可与今日澳大利亚和约克郡西区的地位相比拟。
然而，两者也有重大的差别。生产原料的国家通常在政治上依附于工业国家，当时的英国却不依附于佛兰德。这部分是由于佛兰德的内部情况，商人、手工业的织工、佛兰德伯爵和法兰西王之间不断斗争，这种斗争在政治上削弱了佛兰德，使它四分五裂，在十四世纪，又在英国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后果［参看本书边码第112 页。——校订者注］。
更重要的，是英国在羊毛生产上的垄断地位。在中古时期，别的国家都始终不能生产经常剩余的羊毛以供输出之用，并且，不止一次，只要羊毛禁止输出，就立刻造成佛兰德百业萧条的经济危机。英国所以能垄断羊毛业，是由于它早早制止了私人的战争，上文业已说到，私战早经禁绝，是英国王室特别强大而诸侯特别软弱的结果。在一切财产中，羊是最易被盗而最难保护的，只有在中古所不常见的国内和平状态下，大规模畜羊业才有利可图。
早在十二世纪，西斯特西恩会的僧侣们即已在彭奈恩山干燥的东部坡地上建立了巨大的畜羊场。西斯特西恩僧侣们不但是大规模的农业家，而且是财政家；教皇取自英国的收入，多经过他们和作为他们代理人的伦巴第和佛罗伦萨商人之手；据爱德华三世在位时的议会所说，这项收入五倍于王室的收入。这种税收多为羊毛而非货币。
到了十三世纪，或更早些，除约克郡外，科茨沃耳德山区、契耳特恩山区、赫勒福德、林肯郡的高地都是重要的羊毛产地。起初，出口贸易大半操在意大利和佛兰德商人之手。尤其是意大利人，他们来自银行业已大有进步的城市，确能经营在北欧规模空前的财政事业。1290年爱德华一世所以把犹太人逐出英国，就因为伦巴第人在供给他金钱上比犹太人更能胜任。人们常说这是一件无私的爱国举动，实则是一群能给国王较优条件的放债商人与犹太人为敌而施行诡计的结果。随着商业的发达，英国出口商始与外国的敌手争胜负。根据1273年那不完全可是大概相当可靠的输出数字，可见商业大半都操在英国人手里。羊毛中心市场的设立是英国商业资本发展上这一阶段的标志。中心市场的计划是把一切输出的羊毛集中在一个或少数几个地方，既可保护商人以抗海盗，，又可便利捐税的征收。起初选择了几个佛兰德城市，以后到了1353年，又选择了儿个英国城市。最后，在1362年，把市场定在百年战争期间所攻取的加来。这种市场自始就由英国商人控制。
全国规模的商业一旦发达起来，自治城市就丧失许多独享的权利。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三世都扶助外国商人，特许他们有种种权利，以至引起他们与市民的冲突。国王企图改良道路和港湾，让商业在国内各地自由流通而不遭危险，由温契斯特法规（1285）中的一条看来，显然甚至当时英国的相对太平也不十分可靠，这法规命人清理一切大道，“要使大道两旁各二百呢内，没有可以容人藏匿为害的沟渠和树丛。”
另一有助于打破地方独占性的因素，是在市集上举行的贸易。这些市集在相当程度上不受商业行会的管制，其中较为重要的把全欧洲的商人都吸引了来。市集有自己的法典“商法”，当每一国和每一区域各有其特殊习惯的时候，这是一件重大的事。“商法”是一种国际法典，所以各地商人都熟悉这法典所要求遵行的权利和义务。也是为了国际贸易，开始用一种与银币并行的金币。最早的金币（佛洛林）是1252年在佛罗伦萨铸造的。英国最早的正式金币名诺布尔，是1347年攻下加来后不久就发行的。金币体积小而价值大，显然有其优点，但是过了几百年后，英国才在国内通用金币。
封建制度衰落和商业发达，使课税的性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有极重大的后果。在诺曼时期，人们以为国王应与任何诸侯无异，也“靠自己所有为生”。只在例外的情形下，国王才可以征收特别税，而这种税起初就是田赋。随着城市的发达，他种财产也被课税，这就使诸侯以外的各阶级对于国事都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财产税原以一种粗略估价为基础，不久就有了定额，就两种寻常的财产税“十分之一和十五分之一”而言，平均税收约为四万镑。
亨利三世在位时，物价暴涨，王室的经常收入日益不敷，尤其因为以前诸侯所办的事现在有日益归国家办理的倾向，更感不敷。自这时起，王室田产的用途始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间题。对于保全王室田地，一切阶级都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为如果把王室田地卖出去，赋税的负担就会加重。值得注意的是，一切遭到特别强烈反抗的君主——98 亨利三世、爱德华二世、理查二世和亨利六世——都是在位时滥卖王室田地的君主。
在这种情形之下，诸侯对于王室政策的某些方面的反杭，即酿成批准大宪章的那种反抗，势必与城市中勃兴的商人的反抗融合为一，因为即使两者不常有共同的积极利益，却常有共同的不满。这种新反抗所借以表现的媒介，就是议会。但是，虽然如此，王室本身也常利用城市商人来补诸侯之不足；就这个意义说来，商人达到重要政治地位的发展，可视为国王与贵族斗争的副产物，因为这个斗争是双方势均力敌而都渴望取得一个盟友的势力的斗争。总之，我们须在这种阶级冲突中去研究议会的起源和发展。
二、议会的起源
亨利三世未成年的时候，在兰尼梅德得胜的贵族派用国王的名义管理政事。威廉·马谢尔、德·柏格和大主教郎顿似乎都是有点才干的人，在他们指导之下，没有反对派，诸侯能团结一致，于是谙议会更为重要，成为国家机构的核心。诸侯在行政上所受的训练，使他们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使他们能以集体管理国政为目的而不以扩张个人在自己采邑上的权力为目的。
当亨利三世达到成年而企图个人专政的时候，斗争又重演起来。他既缺乏能力，又充满虚荣心，缺乏自知之明，他的奢侈再加上物价上涨，使他不得不时时要求金钱。他娶了一位法国妻子，他个人受王后那些外籍亲友的影响很大，把诸侯认为应当保留的土地和诸侯认为应当归他们自己的职位，赐给这班人。亨利三世的受制于教士，是自信士爱德华以来任何国王所不及的，就在亨利三世为王的时候，英国变成教皇的主要财源；这种进款的来源一部分是直接课税，一部分是让教皇把教会官职卖给任何出价最大的人——不论英国人和外国人。
结果是，一方面亨利三世不断要钱，一方面国政效率日趋低落。商业受到妨碍，不但诸侯，而且小地主和商人又复联合起来反对他。起初，这个反对派采取传统的贵族反对派的形式。
1257年，亨利三世听从教皇的劝说，为他的儿子爱德蒙领受西西里王国，要求谘议会供给所需的金钱，以便从盘踞该岛的霍亨施陶芬氏手中攻取该岛。这时，反抗就成熟了。诸侯拒绝出钱，一个在牛津召开的谘议会成立了复杂的各种委员会组织，以便向该会本身负责来执行政府的具体政务。他们也要求最高法官、大臣和其他官吏以及各郡郡守的任命权。就在这时前后，谘议会始有议会的名称。
三年以后，这纯由诸侯主持的运动就把它的，弱点暴露出来。诸侯们常易于因私斗而造成分裂，并且他们每人既有对本阶级的新的忠节，又有尽力加强自己采邑的那种依然强烈的旧愿望，两者利害的冲突也常易于造成他们的分裂。结果，亨利竟能诱使一部分诸侯归附他，并且发动一场内战。一些诸侯在西门·德·孟福尔领导之下，继续反抗，他们不得不依赖其他阶级的支援，到了1264年西门在刘易斯一战击破亨利的时候，他军中的整个一翼都是从伦敦的市民中吸收来的。
刘易斯之战以后，诸侯继续背叛，结果，这运动始有真正民众运动的性质。参加这个运动的有城市的商人、小地主、一些反对教皇权势日盛的教士、还有牛津大学的学生，这些学生大部来自中等阶级和中下阶级，历整个中古时期，始终表现非常激进的情绪。在这种情形之下，德·孟福尔不但从每郡邀请两个骑士，而且邀请自治市市民的代表来参加1265年的议会。
德·孟福尔的议会，虽是按严格合法的形式召开的，可是人们称它为革命党的集会，也是正确的。这议会只有五个伯爵和十七个男爵，市民议员显然为的是补充变节诸侯的缺额。然而，如果1265年的议会是一个革命团体，它也与前儿十年的各种发展如出一辙，那些发展本身就是英国阶级结构变化的结果。
封建制度的衰落造成大诸侯与小地主即骑士之间的日益分化。大诸侯仍有成群的武装从人，以战争和政治为他们天然的活动，小地主却渐渐满足于靠田产为生，尽量由田产取得最大的收入。大领主仍赖农奴劳动来耕作他们的领地，骑士却己大量使用雇工。羊毛商业使他们有一种易于销售获利的产品，他们因此更确信这种办法。在十三世纪，我们已能发见英国乡绅政治的萌芽，以后五百年间，这种政治支配着英国的乡村。
这些骑士由于出席郡级法庭，早就参加了地101 方政治，1254年，各郡的有代表性的骑士被正式邀请到谘议会，不过仅仅报告郡级法庭所已作出的判决而已。从1254 到1266年，为了种种目的，几次召集骑士。所以德·孟福尔的行动在理论上并不含有很惊人的变化，但在实际上，谘议会却因此改变了性质和平衡，人们不能再把它仅仅当作一个封建团体来看待。
次年，在塞文河流域一次辉煌的战役以后，孟福尔为亨利的儿子爱德华所败，死在伊夫夏姆之战。爱德华看到最好把背叛者所要求的改革多加采纳，他在位的时候，议会始终不脱孟福尔所创的形式。起初，我们不见骑士和市民代表积极参加会议。他们的出席，主要为的是承认国王所要求的赋税，协助供给所需的资料以作规定税额的根据，并且回去以后，监督各郡和各市筹措款项。他们也替本地方呈递请愿书并且帮助政府考核地方官吏的行为。
议会与陪审团一样，也是王家的方便而不是臣民的权利。不论个人和城市都尽可能避免出席会议和付出派代表所需的费用，个人须被迫才去赴会，城市往往请求莫逼它们派代表。议会是作为一个收税机构而发展的，如果它成为反对党的中心，这完全出乎王室的本意以外。
自1265 到1295年，举行了种种试验，1295年，新危机发生，才有了下一步的大进展。这年，爱德华深深地陷入对法国和苏格兰的战争，又不得不镇压新征服的威尔士人。所以，他召集所谓“模范议会”，因为以后认为正式集会所不可少的分子，在这次都包括在内。模范议会勉强批准了一笔巨款，但以后两年，需款更多。爱德华就征收一种财产重税，征收了羊毛出口税，并且夺取一些教会财产。
这些征税遭到强烈的反抗，到1297年，反对派取得了“宪章确认书”。爱德华实际上承诺了将来未经议会同意不征新税。反对派大半仍属传统贵族的形式，但重要之点却在这个反对派开始取得新的议会的形式。下一任国王在位时，也是如此。爱德华二世由于在1314年班诺克本战役遭到失败，以及由于把王室土地赠给他的私人朋友而使这些平民升到与旧贵族平等的地位，而失掉诸侯的欢心。1327年，在诸侯起事之后，爱德华被废，但他的被废是经过正规的议会方式实行的，这创立了将来很关重要的先例。
爱德华三世为了进行百年战争，继续需要金钱，结果，议会在控制课税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自1339 到1344年，议会竟拒绝在处理诉苦案以前支付款项。这种进展的原因出于国王的需要而不在于议会的强有力；据爱德华看来，更重要的是在法国继续作战，而不是与议会争执那貌似次要的问题。所以他同意让议会选举财政大臣，以监督议会所准拨的款项的支出，审查国王的账目。这大体上等于承认议会不但有停止给款之权，而且比较含混地承认议会对于款项的用途因而对于政策也有间接控制之权。
我们很容易夸大这些先例的重要性。除非在王室特别软弱的时候，议会的这种控制权只是有名无实的东西。可是尽管如此，这些前例一成立了，议会在将来几百年重大阶级斗争的战场上，就能占据一个强固的阵地。
就在同一时期，人们采取了最后的步骤，使议会得到它的近代形式。起初，一切阶层作为一个团体，坐在一处开会，会议的进行势必为大诸侯所支配。以后来了一个试验时期。有时共有三“院”——诸侯、教士和平民。有时市民代表单独开会制定关于商务的法律，例如1283年在阿克顿一柏纳尔开的议会就是这样，各郡骑士有时与诸侯一处开会，有时与市民代表一处开会。此后教士不再出席议会，自己组成“教士会议”，于是上下两院就按至今仍然存在的界限划分开来。这样划分，各郡骑士——代表小地主——就与城市商人的代表一同出席下议院。
这种组合只见于英国，它确切地反映了中古将终时英国所独有的各个阶级势力分布的状态。上文已经指出，由于私人战争的被禁和羊毛贸易的发达，大小地主之间起了剧烈的分化作用。小地主的主要兴趣在从土地上吸收进款，他们开始经营大规模的养羊事业。小地主与那些也借这种职业致富的商人有很多共同的利益，而与仍多半注意军事的大诸侯则很少共同的利益。同时，小地主是商人与诸侯间的联系，使三个阶级能随时共同行动。
商人与乡绅的这种联合，是议会权力增长的关键。这种联合使商人能在一个已臻巩固的阶级庇护下发展其力量，使下议院有时能离开上议院而成为独立行动的机关。在欧洲的大半，约在此时长成的代议机关，都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而衰落，有许多竟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而灭亡，而在英国，封建制度的衰落只是加强下议院——议会的非封建部分——的地位。
在十四世纪末叶和十五世纪，议会在名义上享有的权力颇为不小。可是如果我们把议会和商人阶级的力量估计过高，那就错了。议会可以获得多种权力，是因为它通常仍受上议院的领导。封建制度的衰微既造成乡绅阶级，也把政权集中在极少数强大贵族之手，这些贵族多半与王室有瓜葛，并且激烈地在自己中间互争雄长。在他们看来，议会是个能达到支配国家机器的方便手段，议会的广大权力实际上也常常为贵族的统治集团所行使。这整个时期是个过渡时期，是各种阶级力量达到不稳定的平衡的时期，议会是这些力量的反映，同时也是这些力量的战场。
三、威尔士、爱尔兰、苏格兰
诺曼人所征服的疆域，起初仅约以英格兰为限，不列颠群岛的其余部分仍是独立的，组织成无数小王国和小公国，大部是部落性质。诺曼人致力于把这些地区荡平和封建化的过程，曾用去几百年的功夫。虽则苏格兰南部已行封建制，苏格兰却从没有被征服，而在爱尔兰，则到了都铎王朝，诺曼人才在都柏林周围取得较稳固的立足地。
这种征服事业在威尔士最先开始，也在威尔士做得最彻底。从前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已逼得威尔士人后退到从怀河至迪河一线的附近，但撒克逊人没有深入山岳或南海岸一带平原的真正企图。诺曼人入主英国以后，从事于蚕食威尔士的不是王室，而是在边界上有采邑的边疆贵族。因为他们被视为抵御山中寇盗的屏藩，所以这些采邑面积较大，并且较为集中，非英国他处诸侯所受封的采邑所能及；并且还有一种明显的默契，即任何边疆贵族都可以把他从威尔士人手里取得的土地，并入他自己的采邑。
接着就是一百五十年的混战，威尔士人渐被逼退到山中，诺曼人在山谷和沿海一带建筑了许多堡垒。堡主们实际上是独立的小君主——一半是封建领主，一半是部落酋长——他们所统辖的地域只限于手下武装从人一方面抵御山上的威尔士人，一方面抵御邻近山谷里的诺曼人所能保卫的土地。到了1200年前后，只有北威尔士的君主们未被征服。卢埃林家以斯诺登山区为天然的堡垒，以安格尔西那肥沃的产粮区为基地，统治着金奈德，并且在十三世纪，竟能利用边疆贵族们分裂交斗的机会，收复了许多失地。
正是这种复兴在卢埃林·阿普·格利菲司( 1246-1283）时达到极峰，因此，英国王室始直接从事于征服威尔士。爱德华一世袭用罗马人的战略，在优势的地点建筑堡垒而用军路把它们连贯起来。卢埃林照例退到斯诺登山脉，爱德华一世从切斯特沿海岸进兵，截断卢埃林取得安格尔西粮晌的道路，到了1285年，征服告成。北威尔士分成儿郡，由王室官吏直接管理，可是边疆贵族在其他各地的权力依然未动。
威尔士的局部征服，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有不幸的结果。英国久已比较太平以后，威尔士仍然为摩提默、包亨和克莱尔等好战的贵族所盘踞，在英国政治上，他们是个经常的作乱因素。封建制度已在别处没落的时候，却仍在威尔士保持一种虚假的活力，在从事玫瑰战争的盗匪贵族中，边疆·领主占了一大部分。
作战用的人力永远是来得方便的，因为威尔士人民贫困，人们不难从腹地山中招募佣兵。在苏格兰战争和百年战争中，步兵大部是威尔士人。再者，在威尔士作战的情况，有助于英国战术的成型。长弓使英国人对一切敌人在技术上占优势，这种武器起初是威尔士人的武器，并且就在山间和河谷里不断的游击战中，发展出重装队伍和长弓手的联合作战，这种战术，无论对爱尔兰非正规军的部落武士、对苏格兰的长矛兵、对法国的封建骑兵，都同样很有成效。
在爱尔兰，新战术最先受到考验。1170年，彭布鲁克伯爵——富有意义地别号“强弓手”——乘爱尔兰有内乱，率领几百个重装骑兵，辅之以威尔士弓手，在爱尔兰登陆。他们的战术既不是封建式，也不是部落式，而是当时完全新式的战术，在一个人迹未到过的沼泽和山岭地方，对付一种拚命可是不能持久的抵抗，这种战术非常成功。
征服事业既过了初步阶段，侵入者的性格使他们容易而迅速地与土人同化。侵入者多半是威尔士的部落人，他们与爱尔兰人无大差别，而现在他们就在爱尔兰人中间定居下来。甚至他们的领袖一百年来也受了威尔士境况的影响。结果，造成了一个既非封建又非部落的统治阶级。费兹吉拉德族一代比一代爱尔兰化，德·柏格族很快地变成伯克族。除了他们的石头堡垒和武装息从108 和加在土地法上的封建色彩之外，他们与爱尔兰西部的土著奥康瑙尔族和奥唐纳尔族并没有什么分别。就是有分别，比起他们全体与“佩尔”（即由英格兰派兵戍守和直接统治的都柏林周围地区）的英国人的悬殊来，也是微小的分别。英国企图以佩尔为进一步侵略的基地，遭到克尔特人和盎格鲁·爱尔兰人的猛烈抵抗，直到都铎王朝认真从事于平定爱尔兰时为止，佩尔只不过是个立足之地而已。
这种企图所以必归失败，大概就因为无法在那样遥远的地方保持一个所需要的常备大军，也无法使新来的移民不象第一批移民那样与土人同化。总之，百年战争爆发以后，除了理查二世外，无人认真想平定爱尔兰，而理查二世则因在本国地位不稳，也不得不放弃这个企图。爱尔兰仍旧为无数的酋长和诸侯所割据，饱受内战之害，以至经济无法发展，人民更加穷困。在这时期，部落组织慢慢衰微了，土地渐渐被视为酋长的而非部落的财产。同时，没有一个有力的新社会组织成长起来代替渐衰的部落社会。爱尔兰在中古初期是西欧最富饶最文明的国度之一，到了丹麦人和英国人相继侵入之后，变成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之一。
在威尔士发展的而在爱尔兰完成的战术，首次试用于对付苏格兰的正规敌军。苏格兰异于威尔士和爱尔兰，自1066 到1286年，它已大体成为封建的国家。1286年，亚历山大三世死了，他的世系绝灭，于是爱德华一世乘着这个机会努力推行把他的王国扩张到全不列颠的政策。
几百年前，侵入苏格兰的盎格鲁人已卜居于直达北部的东海岸一带和洛西恩平原，这个地区久为英格兰诺森伯里亚王国的一部分。1018年，卡尔汉姆一战把洛西恩并入苏格兰版图。这一战不仅仅把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边境固定在现今的地位。这一战在英、苏史上还有决定性意义，因为苏格兰之不成为一个纯粹克尔特人的国家，苏格兰最肥沃并且在经济上最发达的部分之用英语、为英人所居、并且受到南方封建势力的影响，都由这一战而成定局。在1066年以后，发展出一个诸侯集团，他们与英格兰有密切关系并且在两国都拥有大量的地产。例如，罗伯特·布鲁士有九万英亩地产在约克郡，他的敌手约翰」。倍利约尔不但在苏格兰而且在诺曼底和英格兰都拥有土地。
二百年以来，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关系一般是友好的，只因苏格兰偶尔干涉英国的政治而有时中断，如1170年的干涉造成狮王威廉在阿尼克被擒的事件。两国间有一大条荒僻沼泽地带阻碍它们的互相侵犯，象以后发展出来的那种边境上不断的零星战事，在当时还没有形迹可寻。英王为苏格兰宗主的主张，有时泛泛地提出来，不常得到承认。同时，苏格兰发展的路线与我们已在英国看见的相似，不过我们要切记，这个国家较为贫穷，距欧洲的商业中心辽远，并且它的西部和北部仍有大片人烟稀少的部落地区。
亚历山大三世和他的年青的女儿死了以后，约有十几个贵族要争王位，诸侯既是兼属于英、苏两国的，当然请爱德华一世解决争执。爱德华一世率一个大军进到边境，宣称他是苏格兰的宗主，决定支持约翰·倍利约尔的要求。诸侯并不反驳他为宗主的主张，可是根据记载，“人民大众”作了一次抗议，至于抗议的性质如何，则没有一个史家屑于叙述。
爱德华一世既已立倍利约尔为王，便进而用轻蔑和侮辱的手段激他叛变，到了1286年，爱德华一世成功了。他又进军北方，占领和劫掠贝里克（这是苏格兰一个商业城市，住有大批的佛兰德人），废掉倍利约尔，苏格兰诸侯又对他表示服从。
爱德华一世留下华伦伯爵率领一支占领军作苏格兰总督，显然以为征服事业已告完成。贵族对所执有的土地从谁而来的问题虽觉得无关紧要，苏格兰的人民大众却不久就觉得不能容忍外国兵驻防。1297年，一个小地主威廉·华莱士发动反抗，纠集一支由农民和市民组成的军队，在斯特林地方击败华伦。几个月以后，爱德华本人回到苏格兰，在福尔柯克遇到反抗的队伍。他们布成苏格兰传统的长矛圆阵，这是一种由撒克逊人的盾牌战发展出来的阵法。英国弓手所射的箭，在苏格兰的行列中造成缺口，使骑兵能冲入敌阵。圆阵一被击破，披甲的骑兵便不难任意踏杀长矛手。
几年以后，1286年争王位者罗伯特·布鲁士的孙子罗伯特·布鲁士，先用很巧妙的外交手腕应付于两者之间，然后看出利用民众运动的可能性。他命人在斯孔给他加冕，进行了儿年有力的游击战。这是可能的，因为爱德华一世虽能募集一个足以压倒一切反抗的大军，却因当时的运输不便利，英苏之间又隔着大片荒野地带，他不能使这种军队久在战场。正规守军为数约二千人，只能把守少数几个主要的城市和堡垒。1307年，爱德华一世于率领着另一支军队进入苏格兰时死去。
嗣王即位以后，非正规战争继续进行，城堡一个又一个地落在苏格兰人的手里，到后来只剩下斯特林。1314年，爱德华二世带着一支比历来从英国开出的军队都多的兵来救斯特林，在班诺克本一战打得大败。苏格兰的胜利一部分是布鲁士善于选择战场的结果，可是绝大的原因还在爱德华二世的昧于用兵。爱德华二世倚仗他在人数上的优势，并且不顾过去几十年的教训，没有预先使弓手作掩护的射击，就放出骑兵去冲苏格兰的长矛。封建骑兵的缺点，在这里也象以后在克雷西和普瓦提埃一样，完全暴露出来了。
班诺克本一战虽然重要，却与通常的想法不同，它不是一个有决定性的大事。爱德华二世为对诸侯的内战所阻，不能继续这种战争，到了1327年，终于被废和被杀。但爱德华三世恢复了对苏格兰的战争。苏格兰贵族自相仇杀，英国长弓手善于作战，结果爱德华三世在哈利登山一战得胜，此后布鲁士的儿子大卫不得不到法国去避难。古时游击式的战斗又持续了一些时候，最后作罢，一部分的原因是这种战争似乎不能达到明确的结局，但主要的原因却是英国开始将其全部财力用于百年战争。
从此以后，英国不再企图征服苏格兰，可是双方仍作长期的非正规战争，这种战争把国境两旁的广大地区化为一片荒野，使苏格兰商业和工业的早年发展归于停顿，当英国的封建制度急逮衰落的时候，使苏格兰不能摆脱封建的势力。对于英国，结果没有那样严重，因为只有北部受到影响，而北部则无论如何总是贫穷而落后的地方。但这种结果造成一班强大而好乱的贵族，他们与威尔士的边疆贵族一样，仍保有与本国他处的发展相矛盾的封建特色，十五世纪的内乱和内战要由他们负大部分的责任。
四、百年战争与军事技术的革命
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战争都特属于中古类型，都是单纯的侵略土地的战争，作战的目的在于扩大英王和诸侯的领地。百年战争则属于一个新类型的战争，主要是个商业战争，只在形式和表面上是中古征服性的战争。骑士精神仅发展在封建制度衰落的时期，爱德华三世大受其影响，诚然曾提出对法国王位的要求，但这种要求并未当真，不过是掩盖战争真目标的假面具而己。
英国对外政策何以由苏格兰转到法国，可以用法国比苏格兰或爱尔兰殷富来说明，但真正的原因尚不止于此。对于英国的商业，苏格兰和爱尔兰都没有真实的重要性，而在商业方面非常重要的两个区域则都包括在法国版图以内。两个区域是羊毛工业中心佛兰德和仍为英王所执有的封建采邑加斯科尼。加斯科尼是酒和盐的主要供给地，又是铁输入英国的一个重要基地。
这样，百年战争所反映的，是英国商业资本的重要性日增，和一部分众多而有势力的地主关心于羊毛贸易。英国、佛兰德和加斯科尼已在商业关系上联系起来，百年战争的真正目的是使它们受统一的政治支配，而主要的军事行动则以佛兰德和加斯科尼为基地。
在十四世纪，佛兰德的阶级斗争达到别处几百年所未达到的程度，这与百年战争的起源有极密切的关系，不可不略加叙述。在十三世纪末叶，佛兰德已有明确的都市性，它的大城市与其说是商业中心，不如说是工业中心。据估计，在根特的五万居民中，有三万人直接靠羊毛工业为生。在根特、布鲁日、梅克林和其他羊毛业城市，一个把羊毛发给织工以织成呢绒的小小富商阶级，形成了一个紧密的控制市参事会的寡头集团。自1250年前后以来，织工中间常有罢工和武装起义的事。在1280年，发生了一个总暴动，佛兰德伯爵和其他贵族想削弱城市的势力，援助织工。商人被这种联合打败了，于是上诉于法兰西王，法兰西王也很乐于乘这机会，来加强他对那半独立的佛兰德伯国的控制。
三十儿年的苦战继之而来。1303年，织工在库尔特雷市外的对阵战中，击破法国封建贵族的精锐，得到短时期的城市管理权。织工和漂工之间的内让使商人又得到主要城市根特的管理权，于是佛兰德伯爵求救于英国。布鲁日和伊普尔斯仍为织工所统治，提议拥护爱德华三世，承认他为佛兰德和法兰西的君主。
1327年，英国政府实行了一种巧妙外交手腕。他们禁止向佛兰德输出羊毛，因而立即在佛兰德造成一个危机，在效果上，这危机可与美国内战期间兰开夏所感到的棉花荒相比拟。结果形成了各阶级的暂时联盟，都支持对法国作战，以换取解除禁止输出的禁令。爱德华现在有了一个可靠的作战基地。
起初的战役都从佛兰德出发，而加斯科尼则用为补助攻势的基地。一系列战役都没有得胜，这种失败不久就削弱了爱德华在佛兰德的地位。佛兰德这种勉强的阶级联合是由特殊情况产生的，特殊情况一旦消失，阶级联合便告瓦解。1345年，根特商界的领袖和爱德华的主要拥护者菲力普·范·阿特维尔德战败被杀。
次年发生了第一个大战——克雷西之战。克雷西之战与后来的普瓦提埃和阿金库尔两战一样，也是英国人战略错误的结果，英国人以不充足的兵力进入法国的腹地，被优势的敌军所包围。英国失之于不良的战略的东西，却由优良的战术挽救回来。苏格兰战争和库尔特雷一战的教训指明封建骑兵的弱点，也指明长弓和有训练、有决心的步兵列成密集阵的价值。封建骑士第一次下马，在弓手行列中徒步作战。英军既陷于包围，法国人不把它钉住和逼它进攻，却派大队骑兵去攻有准备的阵线，结果是全军覆没。1356年，这种情形重见于普瓦提埃，到了1360年，两国在布雷蒂尼议和，于是战争的头一阶段告终。 爱德华放弃了他对于法国王位的要求，并且不能取得佛兰德。他所得的是卢瓦尔河以南的大半个法国和克雷西之战以后一年所占领的加来。加来是羊毛榆出的中心，很关重要。几年以后，在很不同的情形下，两国又复开战。英国人已因在西班牙作战无功而势力削弱，法国人在当时则由伯特朗·杜·古斯克兰来统率，这人或许是中古最出众的军事奇才。杜·古斯克兰是布列顿一个小地主的儿子，最初在布列塔尼的山岭和森林里作了十五年的盗魁。在这里，他抛弃骑士的一切浪漫作风，学得游击战的一切奇策妙计。他成为法国将军的时候，就违背法国贵族的意志，强迫他们徒步打仗，强迫他们拒绝会战，强迫他们攻打敌人的前哨和散兵。火药在攻城战上的价值如何，他是头一个对此有了解的将军，他发展出一种战术，能在几天以内攻陷人们以为无法攻克的堡垒。更重要的是，他作盗匪的时候，与农民发生了密切的接触，他认识到英国的正规军队虽能在战场上击破法国无训练的封建队伍，可是他们若遇见人民的抵抗，就会无能为力。1358年，农民在双方劫掠和领主不能保护农民的状况下，忍无可忍，拚死起义，造成震动全法国的农民暴动即扎克雷起义。杜·古斯克兰主张，即使他须自己筹款，也要按时发给他军队的饷项，并且不准他们侵害乡间的人民。不久以后，英国人就面临全国人民的抵抗，每一村庄都满是敌人，他们每采取一个行动，法国军队立刻得到情报。
九年的功夫（1369-1377）没有打过一仗，但是英国人从一省又一省里被逐出去，只剩下加来、波尔多和另外几个沿海城市仍在他们手里。1377年，爱德华三世死了，法国人以后竟能采取攻势，侵掠英国的沿海。他们占领怀特岛，并且在苏塞克斯登陆之后，进到刘易斯。
战争的终局同它的开头一样，也与佛兰德的内政相关联。1375年，爱德华三世的盟友之子菲力普·范·阿特维尔德领导根特的织工，夺取政权，归附英国。1382年，他在西罗斯贝克战败被杀，但在次年，英国派诺里季主教斯宾塞，那在平定东盎格利亚的起义农民时以残暴著名的人，率兵到佛兰德企图重兴战事。因为法国拥护一个教皇与英国所承认的教皇为敌，这次出征美其名曰“十字军”，但是这次战争完全失败。英国在四十年几乎不断的战争以后已耗竭殆尽，首要贵族间的内讧又一天多似一天，战事因而结束，到了1415年，亨利五世才又恢复了战争。
对于英法两国，这次战争的直接结果差不多完全是灾难，两国都耗费了巨量的生命和钱财，地方遭到不断的蹂埔，却没有得到真实的报偿。然而在间接方面，这个战争却有助于加速封建制度的没落。法国王室因为是民族战争的领袖而获得威望，又在战争期间成立了正规军和炮队，所以它的势力显得较前强大。在英国，征服佛兰德的企图既归失败，政府就鼓励本国的羊毛工业。他们帮助佛兰德的技术工人移居英国。他们告诉那些受商人压迫的织工说，“织工们只要带着他们那到处受人欢迎的神奇技术来居英国，就要如何幸福。在英国，他们可以饱餐牛羊肉，只有发胖才限制住他们的肠胃。”英国渐成为织造呢绒而不单单出产生羊毛的国家。到了十五世纪，英国已能供给本国需要呢绒的大半，并且开始向海外输出。
在百年战争的战场上，披甲封建骑兵的威望受到致命的打击。在夺去骑士的优势上有决定性的技术进步，并不是人们有时设想的火药发明，而是长弓。由于长弓的发明，有训练的农民弓手就与他的领主居于平等地位，领主就失去他那要求特受尊敬的主要权利，他就失去战事专家的地位。火药所以重要，最初只因它是个攻城武器，使堡垒失其不可攻破性。步枪到中世纪末年才出现。这种枪起初在德意志见于应用，在玫瑰战争时期，爱德华四世所雇的外国佣兵始把它输入英国。
最初，步枪在很多方面不及长弓。步枪的射程较短，发射率较慢，洞穿力较小。但它有一种可补缺憾的性能，即稍受训练的人都能使用它，而一个熟练的弓手却需经过毕生训练才成。十五世纪末叶，英国自由农民阶级衰落，从农村的无地人口和陋巷的无产阶级里招募军队，恰与步枪的输入同时。
最后，在步兵为最重要兵种的时期以后，又演变出一种新骑兵，但这事已远在本节所叙的时期以外。新骑兵不披甲，骑在较轻较快的马上。它仗着急速冲击和发射短枪来打破敌阵。这就是三十年战争和鲁波特及其骑士党的骑兵，这种骑兵虽多半由绅士及其从人所组成，却反映出自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社会结构。在以后一章里，我们还要见到，克伦威尔和英国资产阶级如何采用这种骑兵，以适合他们争取政权的需要。
军事技术革命起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时它又施其反作用于社会。战争渐渐工业化，应用较为复杂的战具，需要较为复杂的财政准备。百年战争的英国队伍是按正规军雇来的，步兵弓箭手每天得晌三辨士，骑兵每天六辨士。“要获得火药和火器，就要有工业和金钱，而这两者都为市民所占有。因此，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64 -165 页。——校订者注］
封建战争一发展成为民族战争，就超过封建制度的组织能力，促进封建制度的没落。
五、黑死病
克雷西之战以后两年，1348年秋季，黑死病开始蔓延于英国南部和西部，当时，一种缓缓的革命已经在近百年时间中改变着英国的乡村。庄园组织，及其农奴束缚于土地和应为领主服劳役等典型的办法，都已见于上文的叙述。我们又已经看到，许多力量正在改变这种办法：中央政府的发达，以交纳金钱代替为领主服封建劳役，城市和商业的发展，以及大规模生产出口的羊毛。这一切原因和其他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供市场销售的货品生产代替了庄园上那种原始的自给经济。然而这些发展的最初结果却不趋向于使农奴摆脱其义务。封建贵族对于物价高涨和需求增多起了反应，起初力想自己“从事实业”。十三世纪有个扩大领地、开垦荒田沼泽以及增加农奴劳役的巨大运动，至少，在较大地主的地产上是这样的。这个运动确乎使耕地面积大增，可是就地主的观点看来，这决不是个毫无条件的成功。农民对于再征劳役或增添劳役总是有相当大的抵抗的，而农奴那种怀恨而勉强的劳动决不能有高度的生产率。把中世纪散漫而庞大的典型庄园地产组织成为有效率的经济单位，或觅得足够的诚实而胜任的管理人员，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城市从事商业和工业的各阶级既渐渐主张他们的自治权，他们既开始运用较大的财力和改进他们的组织，他们就能控制城市的市场，因而能抬高他们自己商品的价格，使它高于农产品的价格。
结果是：约在十四世纪初叶出现了一个新转变，雇工的使用增多，在小地产上尤其如此，而世俗和教会的大地主则在他们地产上改行一种可称为“租簿政策”的办法。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新阶级集团出现于乡间的最初形迹，可是到了十六世纪，新阶级集团的型式才终于出现。一方面，有日益成为收取地租者的大地主，另一方面，一般说来，实际的耕作却归于农民和中地主，他们是日后自由农和乡绅的前身，而专就其以雇工为经济基础来说，他们已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了。
这样，折算手续进行得并不规则，并不平衡，因地而异，因地产的大小而异，因时而异。再者，在一定的地产上，很可能在某一时期仅把某些劳役折算，很普通的办法是把定日工作折算而保持额外工作。可是大致看来，因为这是对双方有利的事，在实行时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冲突。最重要的是雇工劳动证明比农奴的强迫劳动经济些。这种劳动所需的监督较少，它使领主能用得力的牲畜和农具代替农奴那些低劣的牲畜和农具，它较有规律。奴隶阶级的消灭也使领主雇用一些必须不断雇用的牧工和他种工人。
农奴既不象以前那样直接地依赖领主，庄园的传统结构就逐渐起了变化。劳役折算不但难免造成一个纳租的农民阶级，而且因为领主现在须为自己领地付耕种费，它也难免造成一个空前规12 。模的雇工阶级。两个阶级还没有判然分化，并且在地主与雇工大众之间也没有一个由佃农组成的中等阶级。与这种经济变化并行而且由它而起的是关于农奴地位的法律变化，当时的趋势是给农奴较大的权利，对于农奴所负义务给予一个比较明白的解释。
自1066年至1348年，英国人口由不满二百万人增加到三百五十万人以上，在中古的情况下，这种增加实堪注意，并且反映英国生活的异常安全。但甚至在1348年以前，就已有预示时局转变的凶兆。长期战争的消耗日益显见，这种战争阻碍人口的增加，降低人民的生活标准。战争消耗一与农产品跌价相联系，建设大地产的极盛时期就完结了。从前显然有土地供不应求的现象，现在不然，出现了雇工缺乏的征兆。就在这种情况下，黑死病传到了英国，它促进发展的速度，揭发了许多潜伏在地方上的敌对状态。可是，我们应该强调，黑死病仅加重那沿着业已标明的路线的发展，黑死病的影响也不如一些记载使我们设想的那样惊人。诚然，只要我们谈到黑死病的“影响”，我们就要记住，这话的真实意义是说黑死病对十四世纪使英国改变面貌的整个复杂变化上的影响。
黑死病这个名称是指来自东方而横扫全欧的一场剧烈流行性鼠疫而言的。英国黑死病在8月间初次发作于梅尔康姆-里吉斯地方。1349年春季，这病传到东盎格利亚和中部各郡。1350年，苏格兰和爱尔兰受到这种灾害。一切传入新地域的流行病都特别猛烈，黑死病也不例外。虽则中古数字永远是不可靠的，并且传染的情形也参差不齐，可是死者可能多到全人口的三分之一。有些地区，整个村庄的人都受传染而死光。诺里季主教区的教区教士死了三分之二，科耳切斯特的市民死了三分之一，累斯特的人死了一半。农业陷于完全瓦解的地步。田地无人下种和收割，物价一年间涨了一倍。物价高涨使人要求提高工资，甚至在1349年的收获期，工钱也已完全按照生活费用的比例来增加。显然，劳工能迫领主采纳他们自己的条件，并且能取得一种大半是提高实际工资的加薪。
1350年，那几乎全由地主组成的议会企图用“劳工法规”来制止这种加薪，法规命令说：
“凡年在六十岁以下、身体强壮而无以为生的人，经人要求，即须为要求他的人工作，否则入狱，直到他找到保证人保他服役时为止。”
“如果一个工人或仆人在约定期满以前离开工作，应予监禁。
“应给仆人原额的工资，不得增加。
“如果有人……领取多于照例支给的数额，应入狱监禁。
“食物应按合理价格出售。”
“如果一个工人或仆人在约定期满以前离开工作，应予监禁。
“应给仆人原额的工资，不得增加。
“如果有人……领取多于照例支给的数额，应入狱监禁。
“食物应按合理价格出售。”
这法规的完全失败有一事为证，即这法规需要屡次——如1357年和1360年——重定，惩罚一次比一次加重。地主们可以通过法律，但当他们的收获在田间腐烂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法律置之度外，而与任何可得的劳工商洽任何条件。1376年，“好议会”公开承认这个失败说：
“如果主人责备他们工作不好，或者按这个法规的条款给他们该项工作，他们就逃走，忽然间离开工作和本地，从一郡跑到另一郡，从一城跑到另一城，跑到他们主人所不知道的生地方去。许多人变成集体的罢工者，过着为非作歹的生活。……该项仆役中大多数所犯的盗案和重罪都一天比一天多。”
如果黑死病使雇工得到较高的工资和较大的自由，它也使自耕农得到相等的利益。那些已把劳役折成定额付款的人们，眼见付款的价值因物价高涨而减去一半。那些仍负劳役义务的人们，能够力促劳役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变为折算。主要的斗争就以这个问题为中心。地主当然企图强迫那些已纳免役租的人们再来服役，并且反对在素未实行折算的地方推行折算的任何要求。但一块地产的价值就看它上面有多少可剥削的农奴劳工，而事实上，想要斤斤计较的地主却找不到佃户。逃亡的农奴若被捉住，不免要受重罚，但被捉的机会不多，而到异乡得以改善处境的机会却不少。有些人到城市去，另一些人加入雇工的队伍，还有些人遇到有地无人佃而准备按优厚条件出租的地主。
各家世世代代住在一块土地上的旧乡村社会开始崩溃，从一个工作转到另一工作、从一块租地迁到另一租地的雇工阶级和农民兴起了。无疑地有许多农民被迫接受他们所不喜的条件，可是用直接强迫方法来抵御黑死病后果的企图，却没有成功。
于是地主不得不寻求新的剥削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推广一种业已日益流行的办法，即按竞争租金出租土地。农奴因劳役折算而交纳的，款项不是现代意义所谓的真实地租，因为交款数额仅与以往所做工作的价值有关，而与所享用那块地的价值无关。但当土地开始租给富农而他们自己也往往是大批劳工的雇主时，这种免役租就日益有变成真实地租的趋势，真实地租是以该块土地可望产生的利润为根据的。
地主企图借以度过难关的第二个方法是创行一种新租地法——用具土地租借法。在这里，佃户以一定年限租得土地，而由地主供给种子、牲畜和农具。地主所得的报酬是一种计算起来与土地：和用具价值相抵的租金，在租期届满时，用具须完好地归还。这是一个走向现代式佃户农业的过渡形式。起初，这样租得的土地似乎通常不大，但到了相当时期，许多租地都扩大起来，佃户自己也开始雇用工人。
以上两种方法都是走向资本主义农业的重要步骤，都是把土地作为投资场所而能由此取得一定利润的重要步骤。这两个方法使庄园自给农业所特有的人身关系日益瓦解而代之以单纯的金钱关系乃所以，无怪乎英国全国规模的阶级斗争在十四世纪露出萌芽。农民和雇工都曾尝到一点繁荣和自由，而现在受到地主坚决反攻倒算的威胁。地主曾被迫满足于较过去为少的土地收益，现在又力求恢复他们已失的地位。1381年的农民大起义就由这种情况而来。
六、农民起义
正在缓慢地挣脱农奴地位的农奴，面对着要把他们再驱入农奴状态的企图，有三种武器可用。一种就是上述的逃亡。这是最初最明显的手段，但也是纯粹个人的补救法，并且对于有家属的人有许多不便之处。还剩下另外两种，就是组织起来和武装起义。
最积极最坚决的农奴逃亡了，并且散在全国各处，这有助于把各地生长出来的那些原始而自发的地方性的农民组织熔合成一个全国规模的组织。1377年法规的序言反映出地主对这种新发展所感的恐俱。这序言声称，农奴“确乎威胁着地主司事的生命和肢体，不但如此，他们还聚众扰乱治安，并且联合约定彼此互助，用强硬手段反抗地主，他们还以种种方式做许多其他有害的事，使他们的地主大受损失，给别人开了恶例。”许多乡村也必定各有其地方组织者，如萨福克的瓦尔特·哈尔德贝于1373年被控，因为“他在收割时期从儿个人手里拿到每天六辨士和八辨士的工资，同时常常在不同地方召集工人的各种集会，劝告他们不要拿少于六辨士或八辨士的工资。”劳工法规已把收割工资定为每日两辨士或三辨士。
由于这些无名先锋的努力，产生了“大会社”这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团体，其组织包括募集款项以支付会员在会社活动中所须出的罚金，并且草拟了一份要求纲领，使1381年的起义得到一致性。
这次起义有些特色与中古早期的农民起义截然不同。例如，法国扎克雷农民起义是因绝望而起的变乱，是绝望的人们的运动，没有计划，除了尽量损害压迫者以外没有目的，而1381年的起义则是一群已得到一点自由和繁荣而要求更多自由和繁荣的人们所为。农奴们宣言说，“我们是按基督的形象造成的，可是我们被当作畜类对待，”可见他们渐渐意识到他们的人类尊严。他们有许多人曾在英法战争中打过仗，深知一支射得好的箭不但能射倒一个平民，也能射倒一位绅士。英国农民通常握有武器，并且习于使用武器。如库尔顿所说，“这里甚于任何其他大国，每人是他自己的兵士，也是他自己的警察。”
农民的直接要求是取消农奴制度、把所有劳役一概按每英亩四辨士折算和取消劳工法规，除此以外，这次起义还具有带着浓厚基督教色彩的原始共产主义背景。传播这种主义的有乡村的穷教士，有托钵僧。郎格兰描写他们说，
“向人宣讲柏拉图，而证之以塞内加，
天下所有的东西，一律应该归公有”。
天下所有的东西，一律应该归公有”。
这种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威克利夫的罗拉德派所传播，不过他们对于起义所负的责任大约不如一般所想象的大，威克利夫本人也确乎不赞成这种起义。
在这一切共产主义宣传者中，只有一个，约翰·包尔，以一生动的人物形象流传至今。他虽是个北方乡下人，却主要在伦敦及其附近各郡工作，他从人类都是出自亚当的说法而推出人类平等的理论，并且用佛罗瓦萨常被引用的话语宣称，“在每件东西公有以前，英国万事都不能顺利进行，而且将永不能顺利进行。”1381年起义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包尔从梅德斯通监狱中救出来，包尔在起义者中间的威望无疑是巨大的，但他们所提出的要求却没有共产主义的迹象。这些要求大约都是全体同意的最低要求。
到了1381年春季，“大会社”已从单在经济领域内的组织工作过渡到准备一个全国规模的武装起义。起义发动的时候，一切标志说明它事先是经过仔细计划的，它的普遍性和所提要求的一致性就可以说明此点。起事的时刻一到，隐秘的可是大家都能领会的信息就挨村传达出去。
其中有个信息说：“前任约克的圣玛丽教士而今在科耳切斯特的约翰·斯开普谨致敬于约翰·无名氏和约翰磨师和约翰车夫，请他们慎防市镇里的欺骗，千万要团结一致，又请皮尔斯·普劳曼着手进行工作，好好惩治霍伯强盗，请你只带着约翰·特鲁曼和他的全体同伴，不要多带；你们要注意，只有一个领导（一致），没有几个。”另一个信息的言辞较为明白，宣称“雅克·特鲁曼告知你们护虚伪和欺骗已统治得太久了。”除了造成起义的一般经济原因外，本年还有特殊的不平事件。对法国的长期战争的一次又一次的败仗，政府不得不征收比以前更苛酷的租税。爱德华三世已成老朽，理查二世还是个小孩，政府由一班贪婪腐化的贵族管理，其中典型人物是理查的叔父冈特的约翰。与他们相勾结的是一个由包税商和贷款商——如在起义中被处决的约翰·莱昂斯和约翰·莱格——组成的新阶级。所收税款的大部分始终达不到王家的府库。当时有一首民歌说：
“赋税害得我们苦，
就是没病也亡故，
国王所得很有限，
原来落入贪夫手。”
就是没病也亡故，
国王所得很有限，
原来落入贪夫手。”
再者，议会里的地主们故意课税，借以摧残农奴新得到的财富。议会宣称，“国家的财富在工人和劳动者的手里，”于是在1380年课一种人头税，目的在夺去一些这样的财富。对于劳动阶级，他们征收由每户四辨士到一先令不等的人头税。人头税的用意既是阶级压迫的手段，也因其为阶级压迫的手段而令人愤恨，所以不可避免的暴动不起于他时而起于1381年的春季。
5月下旬，南埃塞克斯的乡村居民袭击和杀死了收税人员。居民们走入森林，派使者到本郡别的地方和肯特去求援。6月5日，达特福地方起了暴动。6月7日，罗契斯特城堡被占领，6月10日，坎特伯雷被占领。在这时，起义遍及于本部各郡和东盎格利亚，于是开始了向伦敦联合进军。一支起义军驻扎在布拉克希斯，另一支驻扎在伦敦城以北。
城里有许多人拥护义军。学徒和帮工自己对政府和对冈特的约翰也有争端，因为伦敦的统治寡头是由他的财阀朋友们组成的。除这些人外，还有众多的贫民窟居民，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千百农奴逃来，因而他们的人数增加。甚至殷实公民中，连霍恩和西比尔两位市参事也在内，也有许多人对起义抱友好的态度。6月13日，星期四，伦敦拥护起义的人们打开了伦敦桥和阿尔德门，农奴们在无抵抗的情形下蜂拥入城，把它完全占领。冈特的约翰的萨伏衣宫被焚毁，但没有什么扰乱。义军首领努力防范抢劫，如有抢劫，大概多半是贫民窟居民所做的事。国王和他的大臣避难到伦敦塔，到星期五，他们在迈尔恩德与起义者相会，答应准许他们的一切要求。约在同时，义军强入伦敦塔，他们认为财政大臣兼大主教萨德勃里身为财政大臣，应负人头税的责任，把他拉去处决。次日，侨居伦敦的佛兰德人遭屠杀。这大概也是伦敦人做的，因为起义农民对于纯属伦敦内部斗争的事不感兴趣。
迈尔恩德会议以后，农民大多数认为他们已达到目的而满足，走回家去。其余的人深知政府只在敷衍待时，便留在伦敦来监督誓约的履行。这时，农民起义所不能免的弱点开始显露出来。农民能长期联合以威胁统治阶级，但对于政府的政策，却无法实行永久的监督。农民政权是不可能的，因为农民迟早必须散回乡村，留下地主来管理国家机构。
到星期六，国王又与起义首领于斯密士菲尔德会见，在至今还不清楚的情况下，理查的一个从人刺死了义军代言人瓦特·泰勒。国王急忙重认在迈尔恩德所作的约言，才阻住当时的冲突。然后起义军离开伦敦，大多数回到家乡，少数有远见的人则在各地方准备抵抗。
伦敦虽是起义的中心，起义却不仅限于本部各郡。若从约克到布里斯托尔划一条线，则在此线以南和以东的全部英格兰都已起事。庄园被攻陷，民愤特别大的地主和法律家都被杀死。农奴劳役折算最迟的修道院，受害最大。圣奥尔本斯的修道院遭洗劫。伯里修道院长的首级与高等法院审判长的首级一同陈列在市场上。甚至在义军离开伦敦以后，平定各地方仍是一件困难的工作。
乡绅地主们及其党羽在农民起义时期都逃跑躲藏起来，而今则聚在伦敦来报仇。国王两次发出的诺言被否认了，英国平民才懂得（当然，这不是最后一次），信任统治者有诚意，是如何不智的事。王室军队始开入起义的地区，从事残杀。数以百计的人或经过审讯或不经过审讯就遭屠杀，沃尔瑟姆人根据迈尔恩德诺言来抗议，他们得到凶狠的答复，“你们是农奴，而且将来仍为农奴。”
但起义虽告失败，情形却不能全复旧观。地主已饱受惊骇。1382年，议会又通过一种新人头税，根据“乡间贫困”的托辞，仅由地主负担。1390年，政府放弃了保持工资旧额的企图，一个新劳工法授权治安法官得按照时价规定本地工资。
1381年以后的数十年间，小规模的起义层出不穷，农奴联盟仍使用压力要求提高工资和劳役折算。折算进行不息，于是十五世纪大概是英国农村劳动人民最富裕的时期。农民在紧凑的小农场上经营的农业始逐渐代替了公地制。这时物价缓缓低落，而部分的表面现象是银币减重，所以实际工资是高的，并且有继续增涨的趋势。
这些有利条件与其说是起义的结果，不如说是一般经济趋势的结果，但这次起义确使农民得到一种新独立性，使他们意识到本阶级的力量和共同利益。统治阶级对农民怀着真实的畏惧心，因而不能不对他们稍示尊重，克雷西之战以后如此，1381年以后尤其如此。于是农奴成为自由农人，或成为工资劳动者。
七、罗拉德派异端的政治意义
在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头几百年中，只有教会，保护着学术和上古文明的传统。它的修道院是学问的中心，学问一般质量不高，但处在缺乏学识的环境中，却也显得超群出众。伟大的修道团体——圣本笃会、克隆尼会、西斯特西恩会——不但有助于保存学问和美术，而且有助于保存农业和工业技术的知识。但到了十四世纪，教会的威望已告衰落。教会人员一般不为人所尊重，也一般不值得尊重。这事由儿种原因而来，有的是普遍的，有的是英国特有的。
第一种原因直接起于教会在缺乏文化的“黑暗时代”所获得的威望，教会利用这种威望取得无数地产和大量财富的布施。修道团体既成为大地主，他们便失去任何其他身份，于是人民大众对大地主阶级所怀的怨恨也充分落在他们身上。教会既得到布施，它于是成为封建制度不可少的一部分，也与封建制度同归衰落。
征收什一税也不断引起争执，一般人觉得，教士的兴趣在什一税而不在训导和救济教徒。有个为帮助教士听忏悔而作的农民典型罪恶单，足为这种意见的确证。单上所开列的第一项罪恶就是拒不交纳什一税，第二项和第三项罪恶是没有立刻交纳和全数交纳。其余十九项罪恶儿乎都是违犯教规或欠下庄园领主税款和劳役。一位中古德意志作家表达了共同的见解说，“我看见一个人歌唱和举行弥撒典礼。唱歌的是金钱，诵答辞的也是金钱。我看见……他如何窃笑他所欺骗的人们。”
教会在十四世纪是否比以前各世纪更腐败和更饶有世俗气，我们难于确定，不过它的缺点却因一般文明水准提高而较为显著。现在教士不再是唯一有文化的阶级。俗人开始表示对于宗教的见解，以他们祖先所不能有的批评方式来批评无学识的和怠忽职务的教士。郎格兰报怨说，上层阶级在宴会时辩论神学间题和“挑剔教士的晦涩字句”。
这些转变是欧洲全境所共有的。英国另有其反对教士的特殊原因。教皇的代理人在各国所征的税没有象在英国那样重的。僧侣所以不得民心，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把自己财富的大部分送到国外罗马去。1305年，由于教廷迁到阿维尼翁，人民对于教皇的课税更加厌恶。从这时到1378年，当英法两国常常交战，英国的民族意识开始形成的时候，教皇却都是法国人。从1378 到1417年，有两个互相对抗的教皇，一个在阿维尼翁，一个在罗马，两人互相斥责和战斗，使全基督教世界都引以为耻。
在英国教会内部，有分为教皇派和反教皇派的形迹可见。僧侣的倾向是更直接依赖教皇，力图扩大教皇的势力。反之，主教虽然在神学上同样奉正统派，却差不多全被吸收到国家机构中，除任教会职务外，兼任高级文官。王室和教皇在分赃上意见相合是极常有的事，在这种时候没有冲突发生。在别的时候，教皇的收税人员实行勒索，教皇要求用他自己指定的人——常是意大利人——充任英国最优的教士职位，这就引起冲突，在这种冲突中，英国教会高级人物也许被迫来走反教皇的路线。
游过罗马的英国人都报道教廷如何奢侈和腐败。留在国内的人也有机会观察到教皇的钦差使者同样的特性，这些教皇的代理人英国到处都有，征收租税，出卖赦罪券，忙于买卖假造的圣徒遗物。十三世纪时，托钵僧作最后的重大努力，想从内部改良教会。起初，他们的贫穷、他们的诚实和他们的民主教义使人深为感动。但他们碍于对罗马的密切关系，到了十四世纪，他们最初的热情已告消逝，他们的富裕和世俗气至少与其他修道团体相等。
约在1370年威克利夫开始劝人没收修道院财产时，他受到两方面的鼓励，一方面是希望借此得利的大地主，另一方面竟是许多觉得自己的贫穷与修道团体的殷富相差悬殊的乡村教士。威克利夫以一种理论的共产主义为攻击的基础，这种共产主义断言，一切享有财富和权威之权都依据个人是否公正而定。他主张一切事物都须为公正者所公有，因为只有公正的人能掌有一切。他对于担任国家官职的“凯撒式教士”的攻击，也同样为贵族所欢迎，因为贵族渐自以为是最适于充任这种职务的人。
冈特的约翰把威克利夫当作劫掠教会的武器，加以保护和援助，威克利夫碍于这种关系，不能把他的共产主义应用在世俗事务上。他写道，“有些人受恶鬼的煽动，竟说基督徒既不该作异教（就是不信上帝的）主人的奴仆，……也不该作基督教主人的奴仆。”
他的信徒有些人不象他那样精于神学，但在社会现象上，却能推演出他所不能推演出的结论。威克利夫最大胆最革命之处就在他那些纯属理论的神学异端，而这些异端各有一种政治意义，一概都是反教士、反封建的，并且即使在形式上不是民主，在含义和内容上却是民主的。这些异端主张私人在宗教上有判断权，主张公正的俗人与任何教士一样接近上帝。因此，他攻击“化体说”（即圣餐上面包与酒变化为耶稣的骨与血的说法），攻击那行圣餐礼时俗人仅领面包而把酒留给教士的办法。威克利夫与一切新教徒的倾向相同，也认为圣礼不如讲道和研究圣经那样重要。他——或者是他的直接信徒——译出第一部英译圣经，不久以后，全国成群的罗拉德派就从事于研究和解释圣经。最后，他宣称，一个人在世界上度良好而积极的生活，优于把自己关闭在修道院里。
这些思想不久就使威克利夫与他那些居高位的拥护者疏远起来，他的理论受责斥，他本人被逐出罗拉德派最初的中心牛津大学。这事的结果是把罗拉德派教士散布到全国，把他们从学院的神学家变成大众的游方传教家。他们在小绅士阶级和自由农民中，而最为重要的，在东盎格利亚的织工中得到拥护，而后来克伦威尔部下的大多数正是由这些阶级里吸收来的。
罗拉德派进展很快，以至1382年的下议院坚决主张国王和上议院撤销一个业已通过的便于逮捕异端派的法令。他们的决议说：
“现在让这法令作废吧，因为下议院不欲因异端罪而受审讯，也不欲自己或后代比往昔祖先更受主教的束缚。”这种态度出于对罗拉德派理论的积极同情，但对教会的厌弃可能至少是同等的原因。
尽管有这种立场，对罗拉德派的迫害不久就开始实行。1401年，“焚毙异端派法令”下令烧杀固执的罪犯，跟着就有许多人被处决。1414年，一个暴动企图归于失败，它的领袖约翰·奥尔卡塞尔爵士被烧杀。不久以后，这运动失去其有身份的党徒，日益成为穷苦和没有文化的人们的运动。在威克利夫以后的几代中，罗拉德派教士发挥出一切潜藏在他教义里的资产阶级倾向和民主倾向。他们终至重视贫穷和节俭，蔑视铺张和世俗快乐。在兰开斯特时代，这派始终存在下去，遭到野蛮的迫害，被逼到地下去，可是仍拥有许多党徒，尤其在织工中间。在玫瑰战争期间，英格兰东部所以坚定拥护那较为宽大的约克党，即因兰开斯特党的迫害所致。
在十六世纪初期，路德教始到英国时，罗拉德派依然存在，准备欢迎他们的新盟友。巧23年，伦敦主教童斯达尔写信给伊拉斯玛斯说，路德教并不是“什么有毒的新奇东西；它只是给大群威克利夫异端派添加新武器而已。”新教改革扎根最快最牢固的阶级和地方，正是罗拉德派占多数的那些阶级和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