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 第十章 今日世界 一为了更清楚地确定当代共产主义的国际地位，我们必须略述当前的世界情况。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沙皇俄国变成了新型的国家，或是说变为具有新型社会关系的国家。在国际上，美国的工业水平及速度与西欧各国的差异已加深；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这种差异变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以致现在只有美国的经济结构未曾有巨大的变动。 战争不是使美国与其余世界之间造成这条鸿沟的唯一原因；这不过是加速这条鸿沟的形成而已。美国所以能迅速进步的原因，无疑地在于其国内的潜力，在于其自然与社会的条件，及其经济的性质。原来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环境与欧洲的不同，并且在欧洲资本主义开始衰落的时候，美国正在飞跃的发展。 今天这道鸿沟已达到这样的宽度：美国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6%，但其生产的货物与劳务却居世界总量40%。在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生产量占世界总量的3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增加到50%。欧洲（除去苏联）的情形恰巧相反，1870年时欧洲生产居世界产量68%，到1925-1929年间，降到42%，到1937年更降至34%，到1948年降至25%(根据联合国的资料)。 现代工业在殖民地经济中的发展也非常重要，这使它们当中大多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终能获得自由。 在第一次与第二次大战期间，资本主义经历一次经济危机，其程度之深，影响之大，只有那些为教条主义所支配的共产党，尤其是苏联共产党，才不承认此事实。若与十九世纪的危机相对比，1929年的大危机显示，今天的这类灾祸实足危及其社会秩序以至全部国民生活。 发达的国家——首先是美国——就必须设法逐渐摆脱这危机。美国运用了各种方法，终于实行了全国规模的计划经济。这个变更，对发达的国家及其余世界，实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性，虽然在理论上并未为人们所充分认识。 在这期间，不同形式的极权主义在苏联及纳粹德国之类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了发展。 德国与美国不同，他不能以寻常的经济手段来解决其内部与向外扩张的问题。于是战争与极权主义（纳粹主义）成了德国垄断资本家的唯一出路，他们自愿服从民族优越论的好战政党的驱使。 至于苏联的走向极权主义，我们曾经说过是有其他的原因，那便是为了它的工业改造。 可是，还有一个不甚显明的要素，这对现代世界可说是革命性的要素。这要素便是现代战争。战争虽不至引致真正的革命，它却引致实质的变革。不管战后骇人的破坏是怎样，它使世界的关系及各国内部的关系都起了变化。 现代战争的革命性质，不但表现于促进技术发明，并且最重要的，是使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在英国，第二次大战，暴露和影响了各种关系，使其达到了大规模的国有化成为不可避免的程度。在印度、缅甸及印度尼西亚，则由战争成了独立国家。西欧的开始走向统一也是战争的结果。并且，这使美国与苏联登峰造极，成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两大强国。 现代战争对于国民生活与人类的影响，实比以前的战争更为深远。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现代战争必是总体战。无论经济、人力以及其他方面，莫不受到牵连，因为生产的技术水平已十分提高，使国家的任何部分或经济的任何部门都不能超然局外。第二、因为同一技术的经济的及其他原因，世界已在极大的程度上成为一个整体；这里的小小变化常在那里发生反响。于是，每一现代战争都有成为世界大战的可能。 这些无形的军事与经济的革命，其范围与意义实非常巨大。这种革命，比靠武力所完成的更为自然；那就是说，它不用有一套意识形态和一个庞大的组织去推动。所以此类革命可以使现代世界的各种趋向纳入较有秩序的轨道。 像今日的世界，由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来的，显然与前已大不相同。 人类从物质中心及与宇宙间取得的原子能是最显著的特色，但这却不是新时代的唯一标志。 共产党官方关于人类前途所作的预言说，原子能是共产主义社会的象征，正如蒸汽为工业资本主义必备的象征和动力一样。我们虽认为这是极其天真而歪曲的理论，但另有一点却是真实的：原子能已在各国与整个世界引起了变化。当然这些变化并不是趋向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变化，如共产党“理论家”所期望的。 原子能这一发见，并不是一国的产品，而为许多国家无数才智之士百年来的成就。原子能的不仅是科学上而且是经济上的应用也是许多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倘若世界不是已成为一体，那末原子能的发见与应用都是不可能的。 原子能的效用首先是使世界更趋于统一。因此这就得完全摆腕一切过去沿袭下来的障碍——各种所有权关系与社会关系，尤其是排它性的与孤立的制度与意识形态例如斯大林生前和死后的那种共产主义制度。 二世界大势之趋向统一是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这并不是说，世界早先没有经由不同的道路走向统一的趋势。在十九世纪中叶，就有以世界市场把世界统一起来的趋势。这也是资本主义经济与民族战争的时代。通过民族经济与民族战争，那时已达到了某种世界统一。 以后由于不发达地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破坏，以及发达国家及其垄断企业对它们的分割，世界的统一又再进了一步。这就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殖民征服与战争的时期，那时，垄断企业的内部联系和利益常比国防更有决定性的作用。当时世界统一的大势大抵由垄断资本之离合集散而造成。这是比市场的统一更为高度的统一。某些国家大量输出的资本深入、盘踞各地而支配了全世界。 今日世界统一的大势显见于其他领域；在生产的极高水平上，在现代科学上，在学术思想及其他思想上都可看到。但要统一趋势再向前进，那就不可能仍在排它的国家基础上，或者把世界分成个别而垄断的势力范围所能办到。 走向这种新统一，即生产统一的大势，是建筑于前期成就的基础——也即市场统一与资本统一之上的。但这些基础却与那已紧张而不适当的民族的、政府的关系，尤其是社会的关系彼此冲突。以前的统一是由民族斗争或势力范围的争夺战而达成，而现今的统一则必须破坏前期的社会关系，只有这样它才能成功。 今后世界生产的调整与统一之态势如何，是用战争抑或用和平的手段，恐怕谁都不能断言。但是这一大势的不可阻挡，那是毫无疑问的。 第一个统一方法就是战争，这是以武力来促成统一，也就是由这一集团或那一集团来控制。但这样的结果，势必遗留下灾祸、互相冲突、彼此不公的新火种。以战争求统一的方法必然要牺牲弱者和失败者。 战争纵能建立有秩序的一定的关系，但必仍有未解决的纷争，而加深彼此的误解。 因为今日的世界冲突，主要是以制度的对立为基础，故其性质为一种阶级斗争，而非民族与国家间的对立。这便是时局所以非常严重而紧张的由来。将来的战争都将不止是政府与政府间及民族与民族间的世界大战和内战。不但战争本身的情况令人惊惧，并且其对自由发展的影响也是非常可怖的。 以和平方法来达到世界统一，虽比较缓慢，却是唯一稳妥健全而正当的道路。 当前世界的统一将由制度的对立而达成，看来与前期统一之由（民族的）对立而获致者不同。 这并不是说现今一切的冲突只由制度的冲突而来。自然还有其他的冲突，包含以前各期的冲突在内。经由此种制度的冲突而达到世界生产统一的大势，现在已经明白地，积极地表现出来了。 但若以为世界生产的统一在最近的将来便可达到，那却不合事实，这段过程要经过一个长时期。因为这需要在经济上与其他方面居于人类领导地位的国家进行有组织的努力才能办到，何况生产的完全统一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的。初期的统一决不是什么最后的统一；如今世界生产的统一也不过是一种趋势，至少最发达的国家是向往生产统一的。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已经证明这制度对立的大势是遍及世界的。所有处于苏联势力下的国家，以及德国、朝鲜的一部分大体上都是同一制度。西方的情形也是这样。 苏联领袖对这一过程是完全了解的。我记得在1945年某一机密集会中，斯大林说道：“在现代战争中，胜利者要将其制度强加于人，这是过去战争所没有的。”他说这话时战争尚未结束，同盟国间之友爱、希望及信任正达到最高峰。在1948年2月，斯大林又对我们南斯拉夫人及保加利亚人说：“它们，西方国家要在西德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则要在东德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国家，这是不可避免的。” 今天要对斯大林生前死后的苏联政策做一评价，这不仅是时髦的，也是相当合理的。然而这些制度并非由斯大林发明，而其继承人也与他一样对此抱有信心。所以自斯大林死后，所变更者只是苏联领袖处理不同制度间关系的方法，而不是制度本身，赫鲁晓夫不也是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其“社会主义世界”、“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好像是一种特别不同的组织吗？实际上，这不过表示其坚持制度的对立，坚持共产主义制度本身的格外排它与其独霸的统治而已。 因为西方与东方之间的斗争主要是制度的冲突，所以必然是表现为思想斗争的形式。其间虽然有暂时的妥协，但是思想的战争却并不因此稍减，这不过是麻醉敌对阵营使其不觉的手法。物质，经济、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冲突愈为尖锐，使人觉得好像完全是思想的冲突。 除了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外，尚有第三类国家，他们都是刚从殖民地而得到独立的，如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及阿拉伯国家等。这些国家，为了摆脱经济的隶属关系，正力谋建设独立的经济。但在他们内部夹杂着几个时期与许多制度，尤其是两个现行的制度。 这些转变中的国家，主要是为了其自己民族的理由，他们忠实地拥护国家主权，和平，互相谅解等类似的口号。但是他们到底不能消灭两个制度的冲突。他们只能设法加以缓和。并且，他们正是两个制度的战场。所以他们的努力虽极有意义和高尚，但在今天却不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制度各想以其自己的形式来统一世界。他们虽然都认为有世界统一的必要，但他们的立场是截然相反的。因此，今日世界统一的大势是表现于两个敌对势力的斗争中，其斗争之激烈为和平时期前所未闻。 如众所周知的，这一斗争之思想与政治的表现便是西方民主主义与东方共产主义。 由于政治的民主与较高的技术及文化水平，这种漫无组织的倾向统一的趋势，在西方表现得较为强烈，同时西方还是维护政治自由与知识自由的战士。 在这些国家中，这种或那种特定的所有权制度使统一的趋向受到阻止或者得到鼓励，这要看实际情形而定。但是统一的要求是很普遍的。今日妨碍这种统一的最大阻力是垄断制度。他们依据其自己的利益而要求统一，但其所借以达成统一的是已经陈旧的方法——用划分势力范围的形式。与之对立者，例如英国工党，也力主统一，其方法则不同。要求统一的趋势在英国也很强烈，因而促其实行国有化。此外，像美国那样也在实行更大规模的国有化，不过其方法并未变更所有权的形式，而是将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归政府掌握。倘若美国真能使其经济完全国有化，那末现今世界统一的趋势自将大受激励。 四社会与人群的规律之一就是扩大生产并使之完美。这一法则已在当代的科学、技术及思想等水平上自行证明，世界生产正趋于统一。一般说来，若使人达到更高的文化与物质水平，这一趋势将更为不可抗拒。 西方要求世界统一的大势表现在经济，技术及其他需要上，并在这些因素后面，还有政治的所有权与其他力量。苏联阵营的情形是不同的。东方的共产党国家，纵然假定其并无其他理由，但因其比较落后，也不得不在经济上、思想上孤立自处，而以政治的手段来补偿其经济及其他方面的弱点。 说起来奇怪，但这却是真实的情形：共产主义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实为世界统一的最大阻碍。因为这个新阶级的集体与全面的控制已造成了一个阻碍世界统一的孤立的政治经济制度。这个制度纵能有所变化，但极为缓慢，并且几乎完全不能与其他制度混合交流而趋向团结。它的变化只在为了增强其自身的势力。这个制度既导致一种类型的所有权、政府及思想，它本身必然是孤立的，也势必是排它的。 即令苏联的领袖们希望统一世界的实现，但他们所想象的只能是多少与其自己相同的，而且属于他们的世界。他们虽高唱制度的和平共处，但决不是说各种制度交流混合，而是一个制度静存于另一制度之旁，直至另一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归于失败或者内部崩溃为止。 存在着两个制度间的冲突并不意味着民族的及殖民地的冲突已告终止。相反地，两个制度的基本矛盾却通过民族及殖民地性质的冲突表现出来。例如关于苏伊士运河的斗争，虽然幸未转变为两个制度间的战争，但是斗争依然存在：这便是埃及的民族主义与碰巧以老殖民国家英、法为代表的世界贸易间之争执。 因为这些关系，所以国际生活各方面极为紧张是必然的。冷战已成了现今世界和平时期中的正常状态。冷战的形式虽已有改变并正在改变中；它时或缓和，时或紧张，但却已不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加以消除。这必须先消灭更深的东西，即把植根于现今世界，现行制度，尤其是共产主义的性质的东西加以消灭才行。今日造成局势日益紧张的冷战，其本身实为其他更深刻和早已存在的矛盾因素的产物。 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是一个不安定的世界。科学向人们揭示，这是一个令人茫然和高深莫测的世界；它又是一个面对现代战争武器威胁，而令人震惊于宇宙毁灭将要到来的世界。 这个世界终须以某种方式改变。它不能老是这样子，一方面分裂而另一方面却不可抗拒地要求世界的统一。从这纷争中所最后出现的世界关系，既不是理想的，也不免于争执。但是一定比今日的世界关系好。 但是，现今制度的冲突并非表示人类将走向单一的制度。这种冲突只表示世界之更进向统一，更准确地说，即世界生产的统一，将通过制度间的冲突而达到。 世界生产统一的趋势，并不能使生产的形式到处相同，那就是说不能使所有制与政府等都趋相同。生产的统一只表示消除传统的与人为的障碍，而使现代生产活跃和更有效率，这是说要把生产更圆满地适应于地方的，自然的，国家的，以及其他的情况。这种统一的趋势必将使世界生产潜力得到更好的调整和利用。 所以世界上没有流行单一的制度是一件幸事。相反地，不同的制度太少实为一种不幸。尤其真正糟糕的是：不论哪种制度，都有排它的和孤立的性质。 社会单位、国家与政治制度间彼此的日趋不同，以及生产效率的日趋提高，是社会的法则之一。人们于是互相结合，与其四周的世界相适应，但在同时，却也日益个别化。 未来的世界可能日趋繁复，同时也更为统一。最当前的统一，可能是多种形式与人格的配合，而不是形式与人格的划一。至少到此时为止，其趋势是这样的。形式与人格的划一，意味奴役与停滞，而不是生产比今日更有高度自由的意义。 一个国家，倘若对于世界行程和趋向，不能有真正的认识，那末它就得付出重大的代价。它将必然落后，结果不管其人口与兵力有多大，仍不得不与世界的统一相适应。谁也不能逃避这形势，正如过去没有一国能够拒绝资本的进入，并经由世界市场而与其他国家发生关系一样。 这也就是今日自给自足或排它的国民经济，不管其所有权的形式或政治秩序、甚至技术的水平是怎样，必将陷于不可解决的矛盾与停顿的由来。并且，这在社会制度与思想等方面也是如此。凡是孤立的制度只能供应极低的生活；它不能解决由现代技术与现代思想所引起的问题而向前迈进。 世界的发展偶然地推翻了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理论，即一国可能建成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它使极权主义的专制政治更加增强，即加强了新剥削阶极的绝对统治。 在这种情形下，要在一国或许多国家内建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或任何其他种类的社会，而与整个世界相隔离，其结果势必造成专制与暴政的强化。并且，还使该等国家求取经济与社会进步的国民潜力大为削弱。反之，国家建设与世界上进步的经济及民主的希望和协调，才能普遍给人民以更多的面包与自由，而货物的分配更为公平，经济的发展也步调正常。要达到这一点的条件就是必须改变现有的财产及政治关系，特别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那些关系需要改变，因为统治阶级的垄断制度对于国家的与世界的进步，纵然不是唯一的、也是最严重的障碍。 五因为其他的原因，世界统一的大势也影响到财产关系的变化。 政府机关在经济上日益增强而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以及对所有权的掌握扩大，也可说是一种世界统一的大势。自然，这在不同的制度与国家中有不同的表现；并且，在某些地区，例如在共产党国家中，形式上的国有化制度，因其本身实隐藏着一个新阶级的垄断与极权统治，甚至竟成为世界统一的障碍。 在英国，由于工党的国有化运动，其私人所有权，更正确地说是垄断所有权，已在法律上丧失其神圣不可侵犯性。20%以上的英国生产力已经国有化。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则除了国家所有制以外，更有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形式在发展中。 政府在经济上作用的日益增强，是近来殖民地及半独立的国家的显著特色；无论该国之有社会党政府（缅甸），或议会民主政治（印度），或为军事独裁（埃及），其政府都提供大部分投资；管制出口，掌握大部分出口资金等。政府到处都以经济改革的倡议者出现；而所谓国有化更经常地成为所有权的一种形式。 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美国，情形也并无不同。不仅谁都可以看到自1929年大危机到现在，其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日趋增大，并且很少有人否认这种作用是势所必至。 沃克(James Blaine Walker）在其所着《美国工业史话》 〔纽约哈普尔公司（ Harper）1949年版。〕(The Epic of American Industry)中强调说：“美国政府与其经济生活间关系的日益密切是二十世纪显著特征之一。” 沃克指出在1938年美国国民收入约有20%已社会化，但到1940年，这百分比至少已达到25%。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系统的计划开始于罗斯福总统。同时，政府人员数目及政府业务，尤其是联邦政府的，也日趋增大。约翰逊(Johnson)与克罗斯(Kro-ss)在其所着《美国经济的起源与发展》〔纽约普伦提斯一霍尔公司（Prentice-Hail）1953年版。〕（The Origins & De-velopment of the American Economy)中，也有同样的结论。他们肯定经理机构已与所有权相分离，而政府则有如债权人，其势力大为增加。他们说：“二十世纪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的势力在经济事务上的不断增加。” 又如克拉夫(Shepard B．Clough)在其所着《美国方式》〔纽约克罗韦耳公司（T. Y. Crowell）1953年版。〕(The American Way)中，曾列举数字以证明此种论点。如他所述，联邦政府的支出与公债，有如下表：
克拉夫在该书中所说的“经理权的革命”，是指职业的经理人员的兴起，老板们没有了他们简直对事业无法经营。经理人员的数目，作用与团结正在美国继续增强。现在如洛克菲勒，约翰·瓦纳马克尔，查尔斯·施瓦布等那样的大企业天才家，不再出现于美国了。 芬索德(Fainsod)与戈登(Gordon)在所著《政府与美国经济》〔纽约诺顿公司(W．W. Norton)1941年版。〕(Government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中指出： 政府已在经济中发挥了作用，各社会团体也想在经济生活中利用这种作用。但是，现在这里却有些主要的不同之点。上述作家所写的政府管制权力，不但出现于劳工范围，且及于生产方面——如运输，天然气，煤炭及石油等关系全国的经济重要部门，无不受到干涉。他们说“新的广大的变化， 从公用事业的扩展与对自然资源及人力资源的保护日益关切等情况，也可明白看到。而在银行与信贷方面，在电力以及低价房屋的供应上，公用事业尤为重要。”他们认为政府所发挥的作用，比较半世纪，甚至十年以前，远为重大。“这些发展的结果产生了一种‘混合经济’，在这种经济制度下公用事业，一部分由政府管理的私人企业，以及比较不受政府管制的私人企业全都并存。” 上述作家和其他作家都列举此种发展的面面观，同时，更指出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如社会福利、教育、及各种类似的福利都是由政府机关供给的，而政府所雇用的人员也作相对的及绝对的不断增加。 我们可以了解到，这种发展，曾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军事需要而大为促进。但是，大战以后，却未减退，并且以大于战前的速度继续发展。这不但在民主党执政时如此，甚至在1952年当选总统的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政府，虽其口号为恢复私人创造力，却仍不能从根本上作任何变更。在英国的保守党政府执政时期情形也是相同的；除了钢铁工业以外，并未能解除其他工业的国有化。保守党在经济上的作用，与工党政府的作用比较起来，虽然并未增加，却也未有根本的削弱。 这种政府对经济的干涉显然是久已深入人心的客观趋势所造成，自凯因斯以来，所有认真的经济学家都主张国家对经济有干涉权。现在这多少已成为遍及世界的事实。国家干涉与国家所有权实为今日经济上一种主要的因素，在有些地方且是决定性的因素。 由上所述，我们几乎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即在东方制度下，国家起着主要作用，而在西方制度下，私人所有权或者垄断企业与公司的所有权起着主要作用；两者在事实上并无差别和根本矛盾。而且，由于私人所有权在西方的地位正日趋没落，国家的控制力大为增加，像这样的结论似乎更有根据了。 但事实却是不然。因为其间除了制度的不同以外，国家所有权与国家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也有主要的差别。固然，国家所有权，在表面上，多少都出现于两种制度之中，但他们是两种不同的、甚至矛盾的所有权形式。这也适用于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这一点上。 没有一个西方政府对经济的关系是像—个所有者。事实上，西方政府既不是国有财产的主人，也不是由税收所得之款项的所有人。因为政府常有变更，所以，它不能成为一个所有者。关于财产之经理与分配，他必须受议会的监督管制。在财产的分配中，政府须受各种势力的支配，所以它不是一个所有者。它所做的只是对于不属于他的财产，代为经理与分配，不论办得好坏。 但在共产党国家中，情形却不同。政府有权经理并分配国家财产。这个新阶级，或其执行机关（党的寡头统治），便自作为所有主，并且也真是所有主。像这种经济上的垄断，连那最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政府也梦想不到的。 总之，西方与东方在所有权上表面的相似点实在是真正最深的不同点，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因素。 六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权的形式可能就是西方与苏联相冲突的主要原因了。那时候，各种垄断企业即发挥了重要得多的作用，它们不容许世界上任何一部分，特别是苏联，摆脱它们的支配。至于共产党官僚集团之成为统治阶级则只是近来的事情。 在苏联与各国的交涉上，所有权关系常是重要的因素。苏联对其特殊的所有权形式与政治关系，只要有可能，就不惜以武力来强制推行。不管它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关系发展到何种程度，它也跳不出货物交换的圈子，这是在民族国家时代所能做到的发展。这种情形，在南斯拉夫与莫斯科决裂时期，也是如此。因为除了货物交换以外，南斯拉夫也不能发展任何一种重要的经济合作，虽然它曾经而且依然希望能够如此。所以该国的经济还是孤立的。 此外还有使此种情形与关系更加复杂的因素。纵令西方对世界生产统一的大势加强，这并不能说有助于不发达国家；事实上，这不过更加强一国——美国——的，或者至多是数国的优势而已。 因为正由于交换的关系，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与国民生活受到剥削，而被迫臣服于发达的国家。这就是说，在不发达国家，倘若想生存， 那就必须以政治手段把自己关闭起来借以自卫。这是一法。另一办法便是接受发达国家的外援。此外没有第三条路。直到现在仅有第二条路正在开始，援助的数量还很小。 今日美国工人与印度尼西亚工人彼此间的悬殊，实比美国工人与美国的富有股东之间的更大。根据联合国的资料，在1949年，美国居民每人平均所得至少是一千四百四十美元，但印度尼西亚工人则不过是其五十三分之一，即二十七美元。并且大家公认，在发达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物质及其他方面的悬殊并未减少，相反地，却有增加。 西方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间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由总督与地方贵族实行的传统的政治统治已成过去。现在，政治虽然独立而经济尚未发达的国家，其民族政府通常是他国的附庸。 今日谁也不愿接受这种隶属关系，正如谁也不愿放弃那由扩大后的生产力所能得到的利益一样。如要美国的或西欧的工人（且不必说所有主），自愿放弃由高度技术与更多的生产工作所得到的利益，固是不可思议的事；正如要劝告贫困的亚洲人民，说他们应该乐于接受如此微小的工作报酬，同样是不可思议的。 政府间的互助和各国人民间经济及其他不平等的逐渐消除，必须由需要而产生，以期成为善意的种籽。 目前，经济的援助大抵只给予那些购买力与生产力都很低，已变成发达国家的负担的不发达国家。今日两个制度的冲突，对于真正经济援助的扩展是主要的障碍。这不仅由于巨大经费用于军事一类的用途；也由于当今的各种关系仍是生产发展与统一大势的阻力，结果，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以及发达国家本身的进步都受到阻碍。 在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物质的与其他的差异，也表现于他们的国内生活上。有人以为西方的民主只是表现富有国家共同对贫弱民族的劫掠，这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西方国家，远在其取得殖民地超额利润以前，早已是民主的，虽则当时民主水平比今日的低。西方国家今日的民主与马克思和列宁生时的民主之间唯一的联系，是在于两个时期间的继续发展。过去的民主与现在的民主之间的相似点，比起自由的或垄断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的国家主义之间的相似点来，当不会大好多。 英国社会主义者比万(Aneurin Bevan)在其所着《免于恐惧》(In Place of Fear)中说道： “我们必须把自由主义的用意与其成就分别清楚。自由主义的用意是赢得权力，借以实行工业革命所造成的财产的新形式。但其成就则使人们，不论其有无财产，都赢得了政治权力。〔西蒙与舒斯特（Simon & Schuster）公司，纽约1952年版，第9页。〕
比万的观察适用于英国。也可普遍适用于其他西方国家，但却只能以西方为限。“……以历史的眼光看来，在普选制度之下，议会民主的作用实在于将财富特权暴露于人民之前而受其攻击。这是指向财产权力心脏的一把剑。议会便是争论之比武场。” 〔同上，第6页。〕 在西方，使世界走向统一的经济手段占主要地位。在东方，共产党方面，占主要地位以使世界统一的却是政治手段。苏联只能以征服的方式来达到“统一”。由此点看来，连新政权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任何事物。依照苏联的观念，被压迫的民族只是指那些被其他国家政府，而不是苏联政府，所加以统治的民族。苏联政府之所以不惜援助它们，甚至贷款给它们，无非为它的政治需要。 苏联经济尚未达到足以促进世界生产的统一的程度。苏联的矛盾与困难大多来自内部。纵与外界脱离，其制度本身尚能存在。这虽费很大的代价，但其成功是靠普遍使用武力。这样的情形自不能持久，总有一天到达极限。到了那天，这将是政治官僚集团或新阶级的无限制专政之终结的开始。 当今共产主义最多不过能用政治手段——用国内的民主化和对外面世界更求接近——来达到世界统一的目的。然而，这还是十分遥远的事情。这是否真有其可能呢？ 共产主义对其本身和外面世界的认识到底是怎样的呢？ 在垄断时代，经过列宁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对沙皇俄国及同类各国所处的内外关系的观察，一度相当正确。得到这认识的鼓励，列宁所领导的运动终于战胜。在斯大林时代，这同一意识形态，有经过一番修正，它对于这个新国家在国际关系上的地位和任务的推断也近于实际，相当正确。当时的苏维埃国家或新阶级的内外地位甚为优越，一切可以如愿以偿。 但是今日的苏联领袖们却不容易这样来自谋安排了。他们不再能看到当今世界的现实。他们所看到的世界不是真实存在的世界。它只是一个在过去曾经存在的，或者是他们想当然存在的世界。 因为死抱着陈腐的教条，所以共产党领袖们以为其余的世界将停止不动，而在冲突斗争中自趋毁灭。但这却未曾发生。西方在经济上与知识上都进步了。他们在受到另一制度威胁的危险时，确实联合起来了。殖民地被解放了，但并没有变成共产党国家，也不因获得自由而与其旧日的宗主国断绝关系。 西方资本主义将经过经济危机与战争而崩溃的情况并没有发生。1949年时，维辛斯基以苏联领导的名义，在联合国中预言美国与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的经济大危机就要开始了。但是适得其反。这并不是由于资本主义之好或坏，而是由于苏联领袖们所指责的资本主义已不再存在了。苏联领袖们看不到印度、阿拉伯国家与其他类似的国家已获得独立，直至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证实其外交政策上苏联观点的时候才恍然大悟。苏联领袖们根本不曾知道而至今也不懂社会民主主义。他们只知拿那衡量过在其本国决斗场中社会民主党人命运的尺度，来衡量社会民主主义。苏联领袖们的思想是基于这一事实，即他们本国并未像社会民主党人所预见的那样发展，因而他们论断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既不合实际而又“大逆不道”。 至于谈到他们对于基本冲突——两个制度间的冲突或生产统一的基本趋势——的估计也是如此。在这儿他们的估计又不准了。 他们认为这种冲突是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一种斗争。一个当然是他们自己的制度，他们说在那里已没有阶级，或者阶级已在消灭的过程中，并且说他们的制度是国家所有制。另一个是外国的制度，他们力言在那里有激烈的阶级斗争与经济危机，由于所有的物资都属于个人私有，并且力言那里的政府只是一小撮贪婪的垄断资本家的工具。因为他们对世界的观察如此，所以他们相信倘若西方上述种种关系能够不起支配作用，那么今日的冲突便可避免。 困难就出在这里了。 纵或如共产党之意，西方没有上述种种关系的支配，冲突还是要继续不止的。也许这样一来，冲突还更要严重。因为不但所有权的形式势将不同，还有彼此间的不同的、相反的愿望问题。而在这些愿望的后面还站着现代的技术与所有各国重大的利益，以致各团体、各党派、各阶级都想依据其自己的需要来解决同一问题。 当苏联领袖认为西方国家是垄断资本家之盲目的工具时，其错误正如说他们自己的制度是无阶级的社会、而那里所有权都属于社会一样。诚然，垄断企业在西方国家的政治上居于重要的地位，但今日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同，甚至可说已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同，垄断企业的地位完全变了，也没有以前那样的重要了。因为在背景上已出现一些新的更为主要的东西；这就是趋向世界统一的不可抵抗的愿望。现在，通过国家主义与国有化政策，即通过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这种愿望表现得更为强烈，超过了过去由垄断企业的势力和行动所表现者。 如果到了这种地步，有一个阶级、一个政党或一个领袖完全阻塞批评，或掌握绝对权力，那末他对现实的判断必然陷入不切实际，自负而虚伪的境地。 这就是今日共产党领袖们的情形。他们不能控制其自身的行为，却被现实所支配。这样倒有些好处，他们现在比过去成为更实际的人物。但是，这样也有不利的地方，因为这些领袖们根本缺乏现实的甚至近乎现实的见解。所以他们得花更多的时间为自己辩护不接受现实而攻击现实，却费很少时间设法去适应现实。他们只知依据陈腐的教条来作无意义的行动，到了经过较成熟的考虑，他们时常抱着流血的脑袋退却。我们希望这种情形能在他们之间多多出现。诚然，倘若共产党人对世界作实际的解释，尽管他们会失败，但是他们将得到收获，而成为人类和人类社会的一部分。 无论如何，世界总要变的，并且将依照其向来行进和继续行进的方向走向更多的统一、进步与自由。现实的力量与生命的力量比任何暴力更为强大，比任何理论更为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