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让世界懂中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米歇尔·于松《资本主义十讲》（2012）

译后记
让世界懂中国

　　从小就怕写作文，要为《资本主义十讲》这样一本精巧别致的上佳之作写序，更让我惴惴。然而，转念一想，作为该书的译者，我毕竟是迄今读过此书遍数最多的中国人，更何况我既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没有身份的羁绊，于是我带着门外汉的羞怯、怀着诚挚的心、冒着贻笑大方的尴尬，懵懂地踏进了原本应属于大家的门槛。
　　从内容上看，《资本主义十讲》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五讲是纯理论的分析：第一讲《资本主义所指为何物？》重点介绍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缘起及其各种存在形态；第二讲《利润从何而来？》所介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利润观，是对当代主流经济学的一种批评；第三讲《为什么富人越来越富？》在描述现状的同时，也对社会的公平公正发出了一种呼唤；第四讲《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从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对“经济民主”的一种思考；第五讲《什么东西不是商品？》介绍一些重大理论和政治挑战，如公共物品等。而后五讲则更偏重于对当今的一些热点现象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进行剖析：第六讲《资本主义能变成“绿色”吗？》、第七讲《全球化向何处去？》、第八讲《自由主义欧洲有何作用？》以及第九讲的《什么样的危机？》分别就气候变化、全球化、欧洲旧大陆的困扰以及当前席卷全球的危机等热点作了深入剖析。而作为点睛之作的第十讲《为何终将失败？》则从制度层面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彻底批驳，并断言它注定将陷入困境。
　　总体上看，《资本主义十讲》小巧而精致，“短”“实”“新”是其最显著特点。“短”是指长话短说，言简意赅。正如作者所写的那样，其中的“每一个章节都可以写成一部或几部专著”，但作者均以寥寥数十页便将问题说得十分透彻。“实”是实话实说，言之有物。“新”是作者的许多观点新颖独到、不拘一格。虽然此书篇幅不长，但真正做到了短而不薄、实而不淡，这需要作者具有深厚的经济学功底及超强的文字和逻辑驾驭能力。
　　按照法文版《资本主义十讲》的封底介绍，作者米歇尔·于松（Michel Husson）是一位批判经济学家，是法国最知名的反全球化组织“征收金融税以援助公民协会”（AITAC）成员。这位1949年出生的经济学家曾是法国主要的激进左翼政党之——“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 （LCR）的重要成员，1995 -2000年期间担任该党中央委员会成员，成为该党“御用经济学家”。2006年，因不满该党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作风，米歇尔·于松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正式宣布脱党。因此，当我在初稿翻译完成、仍有几个技术性的问题需要向作者求证时，内心曾有过一丝不安：如果碰到一个恃才傲物、个性怪异的人，我该怎么办？
　　而接下来与作者的沟通过程之顺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由于找不到其他联络方式，我只得十分冒昧地在米歇尔·于松个人网站教。我发邮件的时间是2012 年12 月底，正是西方人圣诞和新年休假之际，没想到却很快收到了他的回复：他不仅对我所提的问题予以详细答复，也对书中一个技术性差错表示了歉意。
　　之后，本书的责任编辑胡志越先生从学术的高度就书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了商榷意见，于松不仅耐心作出了答复，有的也同意作出进一步完善。几次顺畅的沟通之后，在接下来的回信中我便斗胆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让他为中文版写序，二是以书面形式接受我的专访。
　　于松不仅欣然接受了我的书面采访，甚至基本上按照我的采访思路撰写了中文版的序言，更令我深感荣幸。实际上，我这篇采访的最大的目的是想了解这位法国一流的社会主义学者对我国所选择的道路有何看法。我向他提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在全面拥抱市场的同时，中国的银行、货币、教育、交通、医疗以及其他许多核心行业都掌握在国家手里，生育、教育、生产、生态、能源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也都存在着计划。您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能战胜资本主义的道路吗？”
　　米歇尔·于松是这样回答的：“从欧洲的角度看，中国是一种十分独特的组合：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市场与计划之间的组合，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组合。正如我在此前所说的那样，我不喜欢那种过于机械的决定论，而是更倾向于这样一种假设：这一组合从本质上注定是不可持续的，它最终会偏向于其中的一方。这正是相关讨论的核心之所在。”
　　于松在这里说得十分委婉。这一观点与我所认识的为数不多的欧洲几个纯马克思主义者几乎完全一致。在这些至今仍在欧洲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士看来，他们属于“有思想而无实践”状态，而中国则处于“有实践而无理论”状态。
　　这种说法显然与实际不符。事实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所探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比如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等等。
　　有着丰富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什么不被人理解呢？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理解与合作的道路上，横亘着一道“认知鸿沟”，导致中国不断被误读，而一次又一次被“冤屈”自然会损及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这一局面有着多方面原因。从客观上看，中国与西方在地理上相距较远，传承了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对西方人来说相对陌生与神秘。此外，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变化又十分迅速，再加上中国与西方在经济、军事上存在着利益之争和认识上的分歧。更重要的是，中国至今还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想竭力扼杀的。除了文化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设计和主导国际议题的能力很弱，我们许多好的观念往往因缺乏有说服力、有见地的学理支撑而流于泛泛，甚至沦为一种政策性宣传。
　　在这方面，美国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例如，美国在西方国家中最早形成完整的思想库体系，这些思想家在美国崛起过程中会源源不断地为其每一个前进步骤提供战略思想，使美国在领土及势力扩张、韬光养晦、谋求区域霸权、成为全球霸主乃至走下坡路之后等各个阶段，都能够找到各种“自圆其说”的理论依据，从而始终占领舆论与道德的制高点，如乔治·华盛顿为刚刚问世的美国所确定的“孤立主义”、1823年提出的旨在防止欧洲列强干涉西半球事务的“门罗主义”、标志着美国开始介入全球事务的“威尔逊主义”、正式揭开美苏之间“冷战”的“杜鲁门主义”等。更为重要的是，正是美国的学者们成功地把“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概念与美国或者说西方价值观画上了等号，然而又将这些西方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等同起来。于是，从20 世纪90年代起，以输出西方民主价值观和干涉别国内政为特征的新干涉主义成为美国所奉行的军事干涉政策。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从理论上对于未来的“中国模式”作出明白无误的阐述。例如，“中国模式”的主要内涵是什么？是什么造就了中国经济连续三十多年的高增长？这种高增长还能持续吗？中国经济如何实现转型？中国未来经济改革的方向何在？未来中国要不要政治改革？“中国模式”有没有可复制性？为什么中国的发展不会威胁到别人？中国又将如何给自己的未来角色定位？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都要设法让世界明白，中国将来可走哪些路，要对世界做哪些事。这样，世界各种针对中国的“棒杀”与“捧杀”之声将大为减少。
　　从这个角度看，将《资本主义十讲》翻译成中文出版，至少有两方面的好处：其一是帮助人们认清资本主义的本质，从而加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其次是帮助人们认清虽然各种资本主义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但迄今却没有任何能将其取而代之的新模式脱颖而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想获得更多人的认可，崛起中的中国要想真正成为世界公认的大国，就必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权、新闻自由等方面拥有一整套完备的、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治理规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引进该书出中文版，充分说明当今的中国具有高瞻远瞩政治智慧者大有人在；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祝得彬主任和胡志越先生在编辑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专业风范和敬业精神，则让我看到了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强烈的爱国热忱。在此，谨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致以崇高敬意。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大学同窗也是我的夫人贺晓芳女士，在北京奋斗小学就读的我的女儿潘鹤，毕业于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目前在参考消息网站工作的杨宁里女士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众多编辑们，没有他们的帮助、辛勤工作、宽容与理解，就没有本译著的出版。

感谢志留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