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的马克思主义者（代译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迈克尔·布若威《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1979）

叛逆的马克思主义者

（代译序）
迈克尔·布若威著

闻翔译

　　〔说明〕本文原题为“Antinomian Marxist”，发表于 Alan Sica and Stephen Turner （eds.）, The Disobedient. Generation: Social Theorists in the Sixties, Pp. 48-7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在本书中，布若威通过回顾自身的学术生涯展现了他接触、接受、质疑和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历程，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美国社会学界自二战以来的变迁，是一篇颇具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学术自传。
　　作者单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
　　译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在我印象中，布若威先生总是认为他个人与美国主流的社会学观点之间存在着冲突，这一虚妄的先入之见阻碍了他在智识上的发展。他似乎认为他必须不断抗争以保护自己免受“主流社会学”的压制或引诱。不过，我却从未看出他从他所谓的那些被美国社会学冷落的观点出发做出过什么原创性的分析……可能他的确就没什么原创性的才气，也有可能他只是还没有表现出来。不过我跟他已认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也总是来找我谈论他对各种政治或其他事情的看法，因此，我倾向于第一个假设……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就十分惊讶于他的主动性。他对社会学一无所知，对印度也一无所知，他竟然就跑过来跟我说他要去研究印度，这在我看来毕竟是值得钦佩和鼓励的。在社会学系他的考试成绩也很棒……在讨论课上，我更加惊讶于他对于自己偏见的固执，他总是担心自己会被误导入一条可能会打乱他自己对社会学的单纯想法的道路。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因为他看上去非常喜欢做研究，在写作上也没什么障碍。他的智商也很高。但是，宗派主义和幼稚的叛逆心态看上去主宰了他。我第一次注意到后者是在剑桥的时候。当时他还是个本科生，我本以为随着时间流逝，这一特点将逐渐消失。然而，我到现在都没有看到。

——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 1975）

　　一个人不会生来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后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人们往往是在他人的诅咒声中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之于社会学就如同女人之于男人一样——一方不断地排斥、边缘化、诽谤、捏造、压制和虚构另一方。如同男人需要女人一样，社会学也需要马克思主义来定义自身，赋予它自身的存在以意义。没有了这个他者，社会学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它的独特性和合法性。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仅仅为了他人而存在。它也生成自身。我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通过与世界保持距离而得来，而是通过进入它的内部——矿井、机械车间、钢铁厂、香槟酒厂和家具厂——在赞比亚、美国、匈牙利和俄国，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之中。我没有将我的经历转化成某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而是将之融入一个正在学院的政治战壕中铸造成形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在这样一个宰制的领域中，我与我的老师和学生、朋友和敌人、爱人和同志们一起，在重建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社会学之间不断游走。如果我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来自于工人阶级的话，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它可否也是为了工人阶级？

马克思主义：开场

　　一个人的社会出身如何影响他的未来是一件很难搞清楚的事情。十月革命以后，我母亲所在的家庭举家从彼得格勒逃亡，那年她13岁。〔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圣彼得堡更名为彼得格勒——一个俄国味更浓的名字。1924年列宁逝世以后又更名为列宁格勒。苏联解体以后，又恢复了原来的名字以重新凸显这座19世纪城市的高贵。〕我父亲则早在1912年就离开了彼得格勒。他在乌克兰东部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长大——这个城市后来成了苏联一个庞大的军事工业基地。我的父母亲的两个家庭后来都逃到了德国，于是他们得以在莱比锡相遇，当时他们都在大学里面读书。1933年，为了逃避纳粹的统治，他们来到英国。在此之前，他们俩都获得了化学博士的学位，但只有父亲后来用它在英国找过工作。他成了曼彻斯特科学技术大学的有机化学讲师。我们在曼彻斯特南部过着中下阶级的生活。作为外国人和犹太人，父亲为人虽然很富魅力却又不够中庸，他从未适应英国学院的氛围。他对共产主义的公开同情，或许源自于他本人的不得志，却又进一步加深了他的疏离。父亲在世时，我母亲只是待在家里照顾比我大11岁的姐姐和我。
　　我11岁时父亲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母亲在一个癌症医院找到一份做技师的工作，后来又去做了俄语教师。因为收入太少，她开始将家里的房子出租——每次招两个租客——以至于我们那半独立式的小房子总是人满为患。租客大多是博士班的学生，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法国、意大利、德国，有一次两个租客都来自希腊，当然还有更远的地方，比如香港、以色列、巴基斯坦、印度、日本、巴西、秘鲁和波兰。他们都很尊敬我母亲，喜欢她那发自天性又让人难以抗拒的好客之情。她给了他们一个家，他们就像一家人一样相处。尽管皇后街22号的确像一个联合国，我却不能断言它培养了我社会学的感觉。也许，它让我对世界的其他地方产生了好奇。如果社会学的火花的确存在的话，那么它也是隐而不彰的，因为那时我只有两个爱好——足球和天文——剩下的就是对狗感兴趣了。我母亲只关心我在学校的表现，在她的监督之下，我在数学方面的才能显现了出来。为了达到她的期望，同时也因为相信数学对于研究天体物理来说是必须的，我学得非常用功。
　　这一切在1965年、我17岁前往纽约那年都改变了。那时，“美国”还是一个很遥远的概念，但遥远也意味着诱惑。我在一艘前往费城的挪威货船上找到一席之地，由此开始了我从高中到大学之间长达6个月的过渡生活。那是一个民权运动、言论自由运动的年代，是一个反战和静坐示威正要风起云涌的年代。尽管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但美国给我的印象却是如此深刻，它孕育了后来陪伴我一生的乐观精神。回到英国以后，我面对的是剑桥大学数学系的三年暗淡生活。我在高中时是如此偏科，以至除了数学之外没有什么专业适合我。我试过经济学，但是发现它同样枯燥无味。在美国之旅后，剑桥就显得如此地落后于时代——几乎在各个方面与我所认为的“真实”世界相隔绝。我能想到的只有逃离。4个月的暑假与3年短期可获得的一纸文凭，成了剑桥唯一的可取之处。1966年，在大学第一年结束之后，怀着教育是世界上的万能药方（或许，我是不自觉地从我父母对我教育的看重，甚至可以为此做出牺牲这一点上接受了这个想法？）、而学生则是革命力量（或许伯克利，尽管还在远方，却已经对我产生了影响？）的信念，我来到了南非。如果正式的大学教育对南非的黑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那么他们可不可以从函授教育中获益呢？在非洲建一座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如何？当我搭便车漫游南非之外的非洲大陆时，这些问题时刻萦绕在我脑海中。
　　下一个学年到了，我则开始准备暑假去印度的旅行。这一次我想准备得更加充分。我决定去研究高等教育中的恰当指导语言的问题，仅仅是因为它看上去比较重要和实用。我在费边社的一本小册子中发现了这个题目。但是在剑桥的象牙塔里我找不到对它感兴趣的人——除了一位戴眼镜的花白头发的矮胖老者。在国王学院那间宽敞的办公室里，推开那肯定是世界上最厚的两重门，爱德华·希尔斯——这位卓越的美国社会学家、著名的反共人士，同时也是我所见过的最博学的人，就埋首于一堆书和论文之中。那时我对这些都一无所知，我知道的就是他可能会对印度的知识分子感兴趣。一个本科生竟然敢来敲他的门，他在惊讶之余招呼我坐下来，并友善地听完我愚蠢混乱的研究计划。他为我的固执与无知感到可笑——所谓“无知者无畏”。但不管怎样他还是给了我很多鼓励。
　　带着问卷、阅读能力测试题和一个18岁少年的轻狂，我跑遍了整个印度，想知道大学生用哪种语言——英语、北印度语或地方性语言学习更为适宜。我写了一份报告——我已经忘了为谁、为什么而写——在报告中，我提出精英大学应该以英语教学而低层次的学校则不妨用当地的语言。希尔斯曾考虑过将它修改后发表在他办的杂志《密涅瓦》（Minerva）上，但我并没有看到下文。这时已经是1968年的春天了。我们的关系尽管仍然持续着，不过此时我已经成了他心目中某一类学生的典型——那些总是在校园里制造事端的叛逆学生中的一个。我毕业时，他认为我应该去他所属的芝加哥大学继续我对社会学的兴趣。〔注：我对1968年发生在芝加哥的事情一无所知。我在这里指的不仅是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1968年民主党在芝加哥召开全国大会期间，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者遭到芝加哥警察的镇压，这一事件导致了选民对当政的民主党的不满，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最终在1969年的大选中获胜，当选美国第37任总统。——译者），还包括学生抗议以及芝加哥大学校方对迪克·弗拉克斯（DickFlacks）和马琳·狄克逊（Marlene Dixon）的迫害。如果我知道这些的话，我可能永远不会去芝加哥的，那我的学术生涯可能也就大不相同了。〕我的激情需要被规驯，如果不是驯服的话。我还他以一笑，告诉他我已经受够了大学，我要离开这里——回非洲去。
　　印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拥挤混乱的城市中，最贫穷和最富有的人混然杂处在一起——一个与英格兰僻静的郊区截然不同的世界。对我来说，这种体验是一个截然的分水岭，以至于我已经无法重新回到1967年之前尚未被印度改变的生活。至于我的研究，如果它教给我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让我明白教育的问题就是政治的问题，脱离了政治的研究仅仅是一个学究味十足的玩意。1968年6月我回到南非，不再像以前那么幼稚，却依然不知道前面的方向。在南非的种族隔离之下，有资质的白人很少，所以尽管我的英语很烂，我还是找到了一份如果在别的地方肯定跟我无缘的工作。我成了一份后来成了新自由非洲的周刊——《新闻》（Newscheck）的记者，负责国际事务专栏。我除了学习写作之外别无他法。报道国际时事——比大拉战争（Biafran War）、布拉格之春和席卷欧洲的学生反叛——对于我来说是一段有趣的经历。南非自身当时却处在异样地宁静和压抑地稳定之中。1970年代的社会运动——黑人意识运动（the 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德班罢工（the Durban strikes）和索菲托起义（the Soweto uprising）——的未来还尚未明朗。我对将要在这个庞然怪兽的内部燃烧起来的熊熊烈火尚且一无所知。

发现马克思主义：赞比亚

　　相对于我的冒险本能来说，南非显得太过拘束和循规蹈矩了。6个月后我就转战到了赞比亚。这是1968年，距赞比亚“独立”已近4年之久。我仍然不怎么清楚我想干什么。我同杰克·西蒙斯（Jack Simons）聊过，他是一位南非共产党的老党员、自由化运动的领袖，在开普敦大学的他那些学生心目中，他是一个非常受爱戴的人，也是我见过的最符合真正的知识分子形象的人。西蒙斯当时被南非政府驱逐，在赞比亚大学教社会学。他对我在学生和高等教育上的（小资产阶级）兴趣表示怀疑。我跟他讲了我与英裔美国人矿业协会（Anglo American Mining Corporation）的接触——我两年前曾在他们的一位主要官员的花园里露营过——他建议我去研究既然赞比亚已经不再是一个殖民地，那么那些矿业公司现在属于谁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赞比亚95%的外汇收入来自于铜矿，有5万相对而言收入较高的工人在采矿业中工作——与400万的总人口相比，这不是一个小数。然而我需要钱来支持我的研究，于是我申请并得到了铜带省（Copperbelt）采矿业人事研究部的一个职位。我以前从来没有接受过社会学的训练，所以这应该是我职业生涯的真正开始。
　　因为我的数学学位，我得以在人事研究部的管理者眼中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我掌握了这个行业的职业测评考核的核心，而这一考核旨在将黑人和白人的薪资标准整合在一起——在以前二者的薪资标准是分开的，以体现殖民秩序。这一优势使我可以接近铜矿，于是我就工人阶级的状况做了很多调查。这些说不上专业的调查是由赞比亚的人事官员具体实施的，调查的问题包括工作满意度、家庭背景、工作和移民历史，以及最重要的对赞比亚化（Zambianization）的态度。因为当时我已经秘密地对赞比亚化——也就是劳动力特别是其管理阶层的本土化——的问题产生了兴趣。我对肤色歧视的持续性深感震惊。虽然班组长已经都是黑人了，担任矿长的黑人也越来越多，但是种族原则仍然存在——没有黑人可以对任何白人拥有权威。接下来我亲身研究了赞比亚化的过程，并找出了再生产的铜矿中的种族秩序的更为广泛的力量。
　　在赞比亚化的背后是阶级和阶级利益。白人管理者和技术工人希望保持他们对职位的垄断，这并不奇怪。然而，代表没有技术或半技术化工人的黑人的工会，却看上去同样对他们阶层内部的一个小精英团体的向上流动不感兴趣。他们想要的是他们的会员能够得到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更高的工资，这些会员对赞比亚化也漠不关心。并且，就他们自身来说，他们更愿意为在政治上受约束的白人手下而不是作为象征摆设的黑人的手下工作。新的赞比亚政权依赖来自铜矿的收入，因此不希望因为取代白人技术专家而影响整个铜矿业。过于讽刺的是，最反对肤色歧视的反而是铜矿公司，因为它们希望用便宜的黑人劳动力来取代昂贵的白人移民。但是只要铜的价格始终很高，他们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随持续的肤色歧视去了。简言之，在后殖民的赞比亚，各种阶级力量的平衡促成了种族主义的维持。《铜带省的阶级的肤色：从非洲进步运动到赞比亚化》于1972年由当地的非洲研究所出版。它所引发的争吵和讨论超过了我这一辈子写过的其他任何东西。报纸和电视广泛地报道这场争论，而负责铜矿赞比亚化的政府部门则进一步推动了这场争论。它的阶级分析和法农式的解释，甚至被英裔美国人矿业协会的总部官员用来反对他们自己的管理者，指导他们进行内部整顿。于是我很早就明白了一个作者很难控制他自己写的东西，特别是当他幸运到可以将它在学术圈之外流通的时候。
　　阶级分析并不是我的发明！它是在西蒙斯和亚普·范维尔森（Jaap van Velsen）——我在赞比亚大学刚开设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系攻读硕士学位时的两位老师的鼓励下形成的。每周我都能从这两位严厉的知识分子那里获得当头棒。我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状态中钻研社会学和人类学——对于日后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习来说，这是非常有益的准备，但是对我个人的自信心而言却是极大的打击。杰克和雷·西蒙斯当时刚刚完成了他们关于南非历史的经典著作——《南非的阶级与肤色，1850-1950》——本将阶级和种族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著作。这本书很快成为对南非历史的权威的马克思主义解释，直到被后来者取代——那些在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作品指出这两位西蒙斯的理论过于僵化，而在E.P.汤普森的社会史传统下写作的作品则指出他们在经验上的局限。
　　我的另一位老师，亚普·范维尔森，则在社会学上对我有着更加深刻的影响。这位格卢克曼〔注：马克思·格卢克曼（Max Gluckman, 1911-1975），英国人类学家，曼彻斯特学派的掌门人。——译者〕的弟子、社会人类学曼彻斯特学派的传人以及亲属关系政治的专家，当时已经颇具先见之明地看到了很多后来在皮埃尔·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中被视为很新的东西。唯一的问题是，他似乎不擅长写作。他通过口头来表达，而我则是主要的受益者。在几小时的课程快结束时，我总要听到他声调越拖越长的吟咏，偶尔我也会对他权威性的批判提出几句孱弱的反驳。这是一次火的洗礼，它在我的社会学惯习（sociological habitus）上留下了永久的烙印。亚普不是一个浪漫的人类学家。他长期以来一直对移民工人的制度——殖民政权将非洲地区变成一个劳动力蓄水池以满足南非各个铜矿企业的需要的方式感兴趣。对他，同样也是对杰克·西蒙斯来说，任何分析如果不考虑阶级都是不完整的。
　　当然，也并非每个人都是这么看。比如，年轻的美国政治科学家罗伯特·贝茨，也曾于赞比亚独立后的那几年在铜带省待过。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工会、政党和政治发展：对赞比亚铜矿工人的研究》，试图揭示赞比亚政府没有能够获取矿工们对政府的发展计划的合作。他用我工作过的人事研究部的数据来显示铜矿业中生产率的下降、流动率的上升、旷工和罢工等等。因为对这些数据的片面性十分熟悉，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批评性的书评。我在文中指出，他被当局的后殖民意识形态蒙蔽了，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将工人阶级描绘成桀骜不驯和贫困的，从而掩盖了国家和资本的阶级利益。贝茨的观点也与当时流行的对后进国家的文化解释相一致——独立却仍然落后。深陷于部族主义和原始主义（primodiality）（叫人想起希尔斯！）的泥潭中，非洲还没有为西方式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做好准备。当时也正是现代化理论被低度发展理论挑战的时候。来自拉丁美洲特别是弗兰克（GundarFrank）的作品清新而又雄辩，揭示出西方的发展是建立在并将持续依赖于第三世界的不发展。尽管它十分有启发性，我还是对这样一种“后殖民主义”的分析心存疑虑：对于非洲的统治阶级来说，这种分析可以让他们把对当地的落后所负的责任很方便地推卸到外部敌人的身上。
　　我受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对后殖民主义的阶级结构及其消极后果的批判性分析的影响要更深。《阶级的肤色》实际是想把《全世界受苦的人》中的分析从阿尔及利亚扩展到与之非常不同的赞比亚的情境之下。尽管这里没什么激进农民的迹象，但却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希望保持其相对特权地位的工人贵族，以及一个与国际资本合作的民族资本家阶层。但知识分子——在法农的笔下，知识分子是如此的突出——又是怎样的呢，保守还是激进？我最终做了我一直以来想做的事情：在赞比亚大学期间，我完成了一项对学生的研究，这是我硕士论文的题目。作为为数不多的白人之一，我将自己沉浸在校园生活中，为学生报纸撰写关于法农的专栏，创办了一个社会学会，实施民意测验，邀请主要的政治家来学校演讲，为学生对当局的敌意推波助澜。在这种情形下，我的分析却被我的参与给遮蔽了。毫无自省地将自己视为学生的一员，我反而看不到他们独特的阶级利益。我做不到用法农的眼光来分析这些萌芽之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相反，我屈从于社会学，试图去弄清楚大学在其功能方面不明确的定位以及学生在社会和地理流动上的反叛性。我的理论抱负还不足以平衡我的实践，特别是在学生政治方面不合适的卷入。这是在参与观察的一个大教训！

马克思主义的欧洲化：芝加哥

　　我在赞比亚已经待了4年，是时候离开了。于是我再一次联系了“叔叔”一般的希尔斯，请他帮我在美国大学的社会学系找一个位置。我申请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但是当时还处在手稿形式的《阶级的肤色》，却成了（并在今后继续成为）申请的一个障碍，将我成为申请名单的最末。我勉强被录取了，却没有给我任何资助。我写信给当时的全国民意研究中心主任戴维斯，问他能否给我提供一个研究助理的职位。他回信说他那里没有什么研究助理的空缺，并且还非常直接地建议我不要去芝加哥。这起到了相反的效果。1972年秋天我来到芝加哥，然后倾尽我在赞比亚时所有的积蓄对付过了第一年。
　　作为一个经历过赞比亚的一切的人，芝加哥的社会学对我来说就显得过于狭隘了点。但幸运的是威廉·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与我同一年来到了芝加哥大学。比尔关于种族关系的课可能是那年秋天最有意思的课程了。他的课建立在他的第一本书《权力、种族主义和特权》的基础上。在他的课上，我和另一位从曼彻斯特来的人类学研究生艾达一起，不断地对比尔的观点提出批评和挑战。他怎么可以将制度化的种族主义简化为黑和白两个单一的分类呢？根据我本人对赞比亚化的阶级基础的研究，以及艾达对纽约的中学里族群和种族流动的阶级基础的研究，我们坚持认为还存在着种族的更为广泛的政治、经济、特别是阶级的基础。比尔始终对我们的批评抱着十分严谨的态度。从《正在衰退的种族的重要性》中我们就知道他已经听取了我们的批评。
　　我记得有一次我到比尔的办公室去抗议他打算在学期中间安排一次随堂考试的想法——我可不是花自己的钱从非洲千辛万苦跑到这儿来被他当本科生对待的！我在他办公室里待了4个多小时，滔滔不绝将比尔说到头大。最后的结果竟然是他邀请我同他合写一本关于黑人劳工的书。这是我第一年里获得的最高“分数”，这也让我得以忍耐他的同事们的种种糟糕的课程。在他的激励下，我重新审视了我对南非的兴趣。在芝加哥大学的4年半里，比尔多次为我寻找研究资助，救我于水火之中。但我想，如果不是因为雷蒙德·斯密（Raymond Smith）在人类学方面，特别是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在政治科学方面给予我的智识上的营养的话，我可能已经退学。事实上，我的又一次意外之喜就是发现了亚当，这是在他1973年的秋季学期来到芝加哥大学时。有一天我在书店里闲逛，让我不敢置信的是，我竟然瞥见了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米利班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阿尔杜塞和巴里巴尔的《读〈资本论〉》以及普兰扎斯的《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等书。这些书在美国各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大本营自然十分流行，但是怎么会出现在芝加哥大学呢？原来这是为亚当的新课程预定的书。亚当在巴黎待了一年，现在来芝加哥大学开一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的讨论课。自然，我是不会放过这门课的。同马克思一样，亚当对数学也很着迷，最后也正是我的数学学位说服了他让我留在他的讨论课上。这是我这一生中上过的最令人兴奋的讨论课了——一帮无与伦比的学生，由亚当带着，从葛兰西到普兰扎斯再到阿尔杜塞，一个漫长而又曼妙的智识之旅。
　　我当即改变了我的信念。在此之前，我的赞比亚化的研究告诉我国家不是资本的工具，除非是在危机状态下，国家才会不需要多少推动就自发地做资本需要它做的事情。对双方来说，最有效的是让它们彼此互不干涉。但就是在匹克楼，我第一次开始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非凡之处——法国结构主义发扬了马克思的科学，同时也正好契合了我对芝加哥社会学的鄙视。那一年里我在智识上脱胎换骨。我将马克思主义看做对社会学的超越，我甚至草拟了一个预告社会学终结的宣言！当然，在那个时候我也从未放弃过任何一次激怒亚当的机会：我总是跟他说阿尔杜塞、普兰扎斯甚至葛兰西的结构主义与塔尔科特·帕森斯的学说没什么区别。最后，亚当厌倦了我喋喋不休的挑衅，提议说我们合开一门马克思和功能主义的课程。这门课我们一共开了两次。这让我对结构功能主义和结构马克思主义都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从亚当那里，我学会了如何教学，同时也学到了简单的美德。
　　在所有的这些智识碰撞之后，我已经为更加实践地投入这个世界做好了准备。既是出于芝加哥学派自身的传统，同时也为了维持生计，我在芝加哥市郊找到了一个工厂里的工作。自蓝领工人的沉默又一次使正统马克思主义失去影响后，工业社会学已经很多年来都处在沉寂之中，不仅在芝加哥，在整个社会学界也是如此。我当时并不知道对工业工作的研究即将要随着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的《劳动与垄断资本》的出版重新复兴。事实上，我那时更加关心的是我在联合公司（Allied Corporation）每天的生存斗争。刚开始，让我在那儿连着站满8个小时都是十分困难的，更不用说追赶计件率（piece rates）了。克服了这个障碍后，在“超额”（make out）过程中我又要对付各种各样的人际障碍——下一班的操作员、检验员、叉车司机、库房值班员以及工头——以及对付各种对生命或肢体的威胁。这同我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感觉很相似，于是我分别用系里各位教师的名字为我的这些工友们取了学名——比尔、吉姆、莫里斯、埃德等等。这些人成了《制造同意》里面的主人公，后来有一次我回芝加哥时将这个秘密抖了出来，结果引发哄堂大笑。
　　我干活时的不熟练也许可能危及我的生命，却并没有危及我的工作，或者说，工资。就像我的白班搭档一直对我说的那样，“没人强迫你来这儿”。但这恰是问题所在：为什么工人如此努力地工作？为什么他们拼命地超额？用钱不能完全解释这个事情，因为额外劳动的边际回报很小并经常是负的。从管理者提高生产率的角度出发的工业社会学却总是对相反的问题感兴趣：为什么工人不更努力地工作？芝加哥伟大的工厂民族志学者唐纳德·罗伊（Donald Roy）在30年前碰巧曾经在这同一家工厂里做过研究，而他关心的问题就是工人的产量限制。
　　如果说工业社会学从问题就提“错”了，而马克思主义则是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却给出了错误的答案。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到布雷弗曼——坚持认为强制（coercion）是从劳动力中榨取劳动的手段。但强制在联合厂并不奏效，因为我们的工作和最低工资都受到保护，并且工人也自发地认同管理者的期待。当管理本身的缺陷造成工作的迟滞时，工人不是安于现状，而是经常地想出各种新办法来达到管理者的目标。布雷弗曼聚焦于工作“去技术化”（deskilling）的历史变迁，却忽视了工作层面的主观性。我提出政治和意识形态不是上层建筑的禁区，而是深深地扎根于经济基础之中。葛兰西的“强迫”和“同意”的概念以及他关于阶级利益的实质性妥协的看法，普兰扎斯的公民权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的概念，还有阿尔杜塞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生活体验的观点，这些对于生产的管理来说都有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将同意的组织放在了国家、市民社会、家庭和学校——就是没有想到生产领域，后者总是被预设为阶级斗争的熔炉。我的经历则正好相反，它告诉我，同意是如何在生产中被制造出来的。我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及随后成书的《制造同意》中，试图将工作的霸权组织揭示出来。我对生产的政治的关注也与福柯关于微观权力的无所不在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这一点自不待言。
　　很多批评者都对《制造同意》提出了质疑，但我在这里要回应的是对这本书的僵化功能主义的质疑。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功能主义的问题是有意义的：在一个革命乐观主义的年代，我想知道什么让资本主义持续运转下来，以及为什么工人积极地再生产了他们自身的受剥削状况？但是对一个功能主义的问题来说，不存在一个最终的、不变的答案。我犯了将工作的霸权组织当做美国历史的隐喻性终结的错误，然后就将目光转到了世界上别的地方。我当时没有看到，工作的霸权组织也为自身的毁灭埋下了种子。“内部国家”和“内部劳动力市场”有效地消解了阶级斗争，使工人变成与资本积累利益一致的个体，但随后同样也使有组织的工人成了里根政府的攻势和全球化竞争的轻而易举的靶子。从那以后，不是资本对工人做出物质让步，而是工人开始对资本做出物质让步，这样做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工人阶级面对的是不断增长的专制，而不是霸权。1974-1975年，也就是我在联合公司工作的时候，注定将成为有组织的美国劳工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他们的衰退就不断地持续着。
　　另外，还有方法论上的教训：在构筑微观过程的宏观基础时，我们不应忘记，外部力量只是进一步的、尚无法看到的微观过程的速记而已。作为某种实用的权宜之计，工业民族志也许会将国家自然化，但我们不应忘记国家同样也可能因为内部（或外部）过程而改变。同样地，为了界定相对的外部力量，我们需要看到新的、以前仅潜伏在冰面之下的力量开始发挥作用。也许，当我在联合公司工作时全球竞争还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很快它就变得重要起来。《制造同意》不仅因为对外部力量的具体化而受损，也从另一个相反的方向受损：将各种社会过程个体化，而忽视了这些过程也可能凝结成一股力量，个人性的同意也可能变成一个社会运动，超额也可能变成罢工。我吸收了太多理性选择理论，却忘记了个体理性也是可能的社会力（social effect）！里克·凡塔西亚（Rick Fantasia）的《团结的文化》将非常巧妙地证明这一点。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化：伯克利

　　但我一直在向前走。早在博士论文完成之前，我就开始寻找一份学术界的工作。我莽撞大胆的天性又引导着我去找我的恩人爱德华·希尔斯，请他为我写一封推荐信。有什么能比一封来自希尔斯——社会学的“灰衣主教”——的推荐信更管用呢？希尔斯的确也写了，信中除了对我的勤奋和才智的几句勉强夸赞外，就是对我思想过于宗派主义和叛逆的谴责。如果我高中时代的填鸭式教育还没有完全禁锢了我的想象力，那么我大学时的数学训练肯定做到了这一点。我当时竟然没有看出来，这样一纸变相的政治指控，它传递的信息非常清楚：不要雇佣这个不成熟的家伙！这封信是如此的特别，以致无论我在哪申请和面试都会引起注意。后来，我从埃里克·赖特（Erik Wright）——当时伯克利的一个研究生、后来成为一个跟我一样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那里知道了这封信的蹊跷。他说我最好不要再用希尔斯的推荐信了，因为它已经破坏掉了我在伯克利获得教职的机会。正好我当时被邀请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参加一个面试，埃里克邀请我顺便去伯克利跟他见面。这次见面是一段终生友谊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献身的开端。我们发现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很多方面都存在着互补之处：他长于对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的调查研究；而我则是一个生产中关系（relations in production）的民族志研究者。
　　在以后的很多年里我逐渐了解到组织才能是埃里克的诸多长处之一，在当时，他已经为我对伯克利的访问做了充分的准备，包括安排我与系里的研究生做一个简短的对话以及与5位教师的碰面。这其中包括老大不情愿的尼尔·斯梅尔塞（Neil Smelser），他是当时的系主任，他告诉我，我已经上了黑名单了。3个星期后我再次见到他时，他却又告诉我我已经得到教职了——在一个难以驾驭的系里艺术性的相互角力的结果。尽管那时我已经收到了不少聘书了，但毫无疑间我还是最想去伯克利！尽管如此，我坚持进行一次真正的面试，我将我的博士论文展示给台下那些大吃一惊的听众，他们截然分成两派：高兴的和惧怕的，我怎么能没经过正式的面试就获得这个教职呢——我的好运气实在是个秘密！我恰当地感谢了爱德华·希尔斯的所有帮助和慷慨支持。我们再也不会再见面了。
　　对自学来说，没有什么比教书、特别是在伯克利这样的地方教书更有用了。尼尔·斯梅尔塞决定让我去教本科生必修的理论课，从1977年教这门课开始，我就再也没有停过它。当时它是一个学季的课程，现在则是两个学期。我把它当做一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的课来教。第一学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重建，从马克思到恩格斯、列宁、葛兰西和法农。第二学期则组织起一系列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涂尔干对马克思、韦伯对列宁、福柯对葛兰西、波伏娃对法农。这么多年来，这门课一直随着我本人的理论视角的改变而改变——它成了我理论的总结和贮存之处。随着本科生的数量越来越多，加州大学的准备越来越捉襟见肘，不断增长的学费和多样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同时学生在同一个学期里要学的课程也越来越多，要说服学生们去读艰涩的文本且写作分析笔记越来越困难。然而，无论如何，他们成功地迎接了挑战。不管课堂的规模有多大——现在是220人，在伯克利极具献身精神的助教的协助下，我都努力将每一次的课程教成对文本以及当代生活的分析——他们自己的和别人的——也包括我自己。我将教书当做和研究一样的事情，既不是攫取也不是灌输，而是对话，在其中，教师也需要得到教育。
　　当我1976年刚到伯克利的时候，很多研究生们蜂拥而至来听他们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者讲课。但当我宣布将前半学期的马克思主义课程拿来读塔尔科特·帕森斯（就像以前我跟亚当·普沃斯基一起教的那门课一样）时，人就刷地走了大半。那些坚持留下来听课的学生则让我度过了非常艰难的一段日子，他们对结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没什么好感，反而受其对手也就是批判理论的影响甚深。这里毕竟是伯克利，是利奥·洛温塔尔（Leo Lowenthal）的老家啊。我对给研究生上课充满了畏惧，直到现在依然如此。由于害怕课堂讨论，我很想一节课从头到尾满堂灌下去，但是从来没用。在一段痛苦的磨炼之后，我明白了，只有在课堂上与学生“对决”才能获得新知和进步，即使以面子受损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我因为过于傲慢和防卫性的姿态以至于没有从我的同事那里学到什么。他们也忙于自己的事，没空理会我这个古怪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了到投票的时候。不过还是有其他人，包括睿智的玛格丽特（Margaret Cerullo），1977年来到这里的一位访问教授，她慷慨、激情四溢、总是能够提出挑战性的问题。她激励我去认真对待批判理论和激进女权主义。当时，这些对我的知识体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动，直到现在我也只是逐渐地恢复过来。另外还有汤姆，一个后来读了研究生的本科生，他对批判理论、哈贝马斯和福柯都有自己独到的理解。我从他身上学到的比从别人那里学到的都多。再有卡萝尔，专门负责课程的教务，同时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学者，《社会主义评论》（Socialist Review）团体的骨干成员之一，在她的办公室里总是会举办各种学术和政治活动。她通常都是我的论文的第一个也是最挑剔的一个读者，在我的课上还总是一位坚持不懈的辩论者，并对我们大家都很关心。她于1989年英年早逝。综合以上，可以说，我从这个系的“边缘人”那里学到的东西最多。
　　伯克利迫使我面对各种纷繁复杂的马克思主义，而这些都跟我感兴趣的两个领域相关：生产和政治。于是，当我接受一个又一个的历史挑战来把握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变迁时，我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就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向。这一历史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观凝结在我给本科生讲授的理论课堂上，但也给我自己的研究以新的推动力。我开始对共产主义——或者按照伊万·塞莱尼的说法“国家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挑产生了特别的兴趣。有些人，比如我的朋友埃里克·赖特，从未把现实的共产主义当真，而是把它当做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无关的中央集权制的形式。埃里克拒绝资产阶级将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的挑衅，而去研究另一种“真实的乌托邦”。而我则始终认为，共产主义的这些引人注目的弯路，毫无疑问也是被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所激发的，因而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我们不能承受无视它的代价。
　　我的老师亚普·范维尔森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拿社会主义的理想类型式的概念与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相比较，但又有谁有胆量去研究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呢？当然，的确有一些伟大的研究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托洛茨基到多伊彻〔注：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1906-1967），波兰社会主义者，著有三卷本的托洛茨基传记，《先知三部曲》，是公认的托洛茨基研究的代表作。——译者〕，从年轻的科拉科夫斯基〔注：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1927-2009），波兰著名哲学家，代表作有三卷本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译者〕到布达佩斯学派；另外还有一批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包括鲁道夫·巴霍（Rudolf Bahro）、伊万·塞莱尼、卡尔〔注：卡尔（E.H.Carr，1892-1982），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研究共产主义运动的权威，著有《历史是什么？》、《苏联史》等。——译者〕和莫希·莱文〔注：莫希·莱文（Moshe Lewin，1921-2010），法国历史学家，著有《列宁的最后斗争》等。——译者〕。但我仍然同意，庸俗马克思主义没有充分认真地对待国家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当然，反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虚假比较”（false comparisons）也不是没有责任。为了将共产主义诋毁成无效率和极权主义的，他们拿共产主义的现实与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相比较。结论是一致的：我们必须拿理想对理想、拿现实对现实来比较，或者，在更为复杂的分析中，某一情境中现实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应该与另一情境中现实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相比较。
　　促使我转向国家社会主义的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社会学家对《制造同意》的批评——你怎么就知道霸权生产政治的特征是工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呢？只有同非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比较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到哪里去找国家社会主义的工厂——共产主义最不为人知的秘密——的信息呢？在一堆充满了诋毁、宣传和臆测的文献中摸爬滚打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终于找到了米克洛什·豪劳斯蒂（Miklos Haraszti）的《在工人的国度里的一个工人》一书，工作也由此突飞猛进。瞧！这是一本对匈牙利某机械厂的参与观察研究，那里的技术构成与我在联合公司十分相似，然而我们两人的体验却截然不同。豪劳斯蒂需要同时操作两台机器，工厂的计件工资制度中没有最低工资，在制度上则是由党、工会和管理者三方联合在一起的肆无忌惮的专制生产政体。这是一种官僚专制的生产政体，与发达资本主义的霸权体制以及早期资本主义或殖民主义的专制体制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些个案研究和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生产的政治》（Politics of Production）重建了这些不同社会的生产政体，将它看做国家干预、工作现场的关系以及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我写作此书的目的是解释工人如何不仅生产了物、关系和体验，同时也将他们自身生产成为一个阶级行动者。
　　尽管生产政治的概念被广为接受，我对于阶级形成的解释却没有说服多少人。不过，反讽的是，我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官僚专制的生产政治的分析，却早在团结工会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就预见到了东欧工人阶级的反抗。后来团结工会的出现只是加强了我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趣。我本打算去波兰，但是学术界并不允许那么快速的迁移。我们总是要落在历史的后面。还没等我准备好，团结工会自我节制的革命就被雅鲁泽尔斯基的军事政变给劫持了。
　　事实上，当时我在伯克利的终身教职也同样正在被劫持，这让我分心不少。我的命运似乎比团结工会好不了多少，因为旧体制决定将我的终身教职问题当做一场捍卫“规范”和学术的“政治中立”的斗争，后者在他们看来，从1960年代开始就不断地受到侵蚀。这些中立和客观性的捍卫者使出了浑身解数，从诋毁我的教学是一味地煽动迎合（尽管我是系里唯一获得学校教学奖的教师）到诋毁我的作品都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尽管我在两个最重要的专业杂志，《美国社会学评论》和《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各发表过一篇文章）。坚定的罗伯特·贝拉，时任伯克利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以支持性的外来信件与某些位高权重的捍卫者的名义做出一份合法的决议，我的敌人们看起来都会拥护他。考虑到我的前途叵测，于是，我像团结工会转入“地下”一样，将自己放逐到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就像团结工会标志着共产主义终结的开端一样，有关我的终身教职的斗争也成了伯克利的老卫道士们终结的开端。1980年代，残余的老学究们纷纷退休或者转系。我从威斯康星带着终身教职席位回到伯克利，参与重建社会学系。我对东欧也抱着同对社会学系一样的希望——希望团结工会在1989年回到圆桌会议上能够预示着国家社会主义以一个更宽容和民主的形式重建起来。事实证明，我说对了重建，却说错了方向。

挑战马克思主义：从匈牙利到俄国

　　不管算不算放逐，麦迪逊分校都自有其吸引力。这是一个相对而言非常安宁的地方，拥有浓厚的专业氛围，这里的人们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复苏感到恐惧，反而为之骄傲。1982-1983年，我在这个庞大的社会学系里度过了一段孤独却高效的民族志学者生涯。在那些对埃里克·赖特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不够满意的研究生眼里，民族志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于我而言是激动人心的一年，同时讲授马克思主义历史与参与观察法，迫使我去反思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最让我兴奋的是我可以同埃里克朝夕相处，相互砥砺。不仅如此，麦迪逊还使我有幸与匈牙利社会学家伊万·塞莱尼在一起工作，他当时刚刚从澳大利亚过来。这里的空气是多么的新鲜啊！
　　在此之前的那个夏天，我已经因为伊万的慷慨受益良多。当时在我的波兰计划泡汤后，他介绍我去了匈牙利，那时他在被驱逐出境7年之后首次获准回国。1982年夏天，我前往布达佩斯，在那里度过了激动人心的10天，在这之后的7年里我又多次回到那里，先是在农村地区的香槟酒厂和纺织厂找了个体力劳动的活，随后的1984年夏天，我又以机械操作员的身份在一家类似联合公司的地方干活。从1985年到1987年，我又连着3次在列宁钢铁厂当起了火炉工，加在一起干了有一年的时间。在所有的这些探险中，我都与当地的社会学家亚诺什·卢卡奇一起。他非凡的交际能力让我可以进到这些不可能进入的地方。
　　那么我都学到了什么呢？首先，豪劳斯蒂的经验一点儿都不典型。他是个持异见者，又是个车间工作的新手，因此自然会被他的工友们所排斥，这也导致了他过度原子化的描述。他在第一批首当其冲受到经济改革影响的工厂里工作，这一改革又进一步加深了厂方的专制。最重要的是，他总是以异议者的眼光看极权主义。10年之后当我去类似的一个工厂工作时，我则发现了车间里的共同体要强壮得多，这一共同体是被组织起来以应对短缺经济下的各种突发情况。让管理者不满的是，我和卢卡奇认为，把工作交给工人自己（而不是剥夺他们的控制权）对顺利完成任务是必要的。按照亚诺什·卢卡奇的理论，每一个体制都有自己的理性和非理性之处，而且总会有工人接纳或抵制的理性与非理性之处。资本主义的理性要求去技术化，而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性则要求灵活自主性。
　　国家社会主义的生产政体具有独特的政治效果。国家推动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生产政体的例行仪式一般是不断强调社会主义是平等、高效和公正的，而这恰恰激发工人去思考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为什么从未体验到这些承诺。国家社会主义因为不能兑现它的社会主义承诺，因此起到了产生对社会主义体制的不满的相反效果。团结工会式的运动对国家社会主义来说只是个发端，但它们更可能出现在市民社会已经创造出某种运动得以呼吸的空间（比如波兰教会起到的保护伞作用）或者个体性向上流动（比如匈牙利）的途径还很少时。
　　我当时忙着探究这些，我的目光只盯着工厂里的炼钢炉，却无暇顾及正席卷整个东欧的政治风暴。政体的解体被证明是虎头蛇尾的，至少在工厂里是这样的——工人阶级生活表面起了微澜。跟着就是私有化，工人们眼看着以前的上级和经理将财产都装进了口袋，而他们自己却连工作都丢掉了。从共产主义的牢笼里逃出来的东欧各国朝着资本主义大步狂奔，到头来却发现自己掉进了另一个牢笼之中。我和卢卡奇写了一本题为《灿烂的过去》的书，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篇章做结语。这个书名是对苏联作家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所著的《灿烂的未来》的模仿，后者描述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从未真正嵌入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一荒谬的事实。我们将他嘲讽性的叙事颠倒过来，并提出，在很多人特别是工人阶级看来，共产主义，即使考虑到它所有的缺点，也要比现在取代它的资本主义更加让人意想不到的光明。随着共产主义成为历史，《灿烂的过去》所揭示的事实更加地明显。对过去安全和有保障的生活的怀念，甚至是对共产主义的共同体的怀念，都是公开的秘密。但我们的书还是在不知不觉中就过时了——我们过早地将后社会主义下结论为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事实上，一个批判的知识阶层即将出现，而且他们勇于重新开启存于过去的缝隙之间的解放想象和希望。
　　匈牙利的工人阶级并没有在国家社会主义发生危机的时候亮相，国家社会主义也最终被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地改造了，改造的结果则是资本主义所许诺的灿烂的未来，而不是民主社会主义所许诺的未来，当这一切都明朗以后，我离开匈牙利，来到了苏联。1991年，也是苏联即将发生剧变之际，我和凯西·亨德列，后来成了伯克利的一位政治学研究生，在莫斯科的一家大国企进行了一个个案研究。我们费尽口舌，再三乞求，甚至花钱上下打点，终于进入了这家名叫考丘科（Kauchuk）的工厂。从1991年7月开始，我们有两个月的时间几乎每天都去那里，有时甚至包括周末。考丘科就像一本大书，或者说像一个小苏联，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去路彷徨。一边是共青团出身的技术人员，他们支持叶利钦、俄国和市场。另一边则是那些保守派、车间主任，他们与那些试图捍卫计划经济和苏联现状的政府部门保持着密切联系。“内战”将管理层在一切集体活动上都分裂开来，两派躲在门后面各自密谋，生产从内部停滞了，就如同苏联别的地方的斗争也阻断了供给一样。
　　这之后，我又与帕维尔·克罗托夫结伴来到了俄罗斯北部的科米共和国，我进了当地的一家生产组合柜的家具厂，这次我重操旧业，又当起了机械操作员。因为这里是边陲，所以生活比较平静；又由于计划指标比较宽松、接近原材料（木材）产地的优势，以及在这一基本生活用品的生产上形成的区域性垄断和它与科米共和国木材联营公司的良好关系，使得该厂得以创造出可观的利润。在这里以及莫斯科，我终于明白了苏联企业的真正精髓——月底的赶工、停工、玩牌或多米诺游戏的闲散时间。从4月份到7月份，我和帕维尔摸清了木材业在正在兴起的市场环境下的动力机制：短视的管理者不是投资于生产而是拿组合柜去换取食物和酒，换取度假晒太阳的地方，换取房子以及最重要的工厂供应。
　　我离开的同时，八月强硬派的反政变失败了，之后不久苏联就解体了。叶利钦掌握了政权，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开始了。它的计划方式跟当初计划共产主义经济将在哪一个确定的时刻实现一样。休克疗法被从西方引进——任何向市场的转型都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以便在反对派还没集结好力量之前就将其歼灭。这是一场经典的运动战，与布尔什维克关于革命的观点不谋而合。摧毁旧的命令体系，新的市场体系就会像变魔术一样出现。在这样的想法指导下，价格被迅速地自由化，结果却是物价像搭了航空火箭一样暴涨，人们一夜之间变得一贫如洗。私有化证券分配给了每个国民，结果是有效地将企业交到了那些集中了资本的管理层手里，工人的工作、工资和生存手段都被剥夺了。这与马克思笔下的19世纪资本主义如出一辙。
　　我和帕维尔十多年来一直关注着科米国内的苏联经济的解体，我们顺次研究了木材业、煤矿业、银行业和建筑业。市场的确被推行了，但却是以积累为代价。资源通过俄国国内出现的各种贸易、黑手党和金融的网络，从生产领域流向交换领域，流向因为计划部门的撤退产生的真空。曾经十分强大的工人阶级在一夜之间被摧毁了。工人和他们的家庭勒紧了裤腰带，一分一厘地用好政府的接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男人丢掉了工作，就成了家里的多余人口，女人则重新组织起家庭经济以应对萧条。这正好解释了瓦尔特·本雅明的话：残骸被堆上了天，资本主义的风暴从天堂带来了历史的天使，不情愿地向未来飞去。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悲剧呢？这确实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想象力，后者从未被用来考虑过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新自由主义的教条——对市场的力量的推崇，让我们想起了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对19世纪自由派信条的批判，他揭示了市场乌托邦主义是如何一步步导致了国家控制的极端形式（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经济学家对休克疗法和一夜造就的资本主义表示怀疑，他们倾向于放慢进程，以建立一个充分的法律体系和财政上层建筑，同时保留国家的权力。渐进论者将中国当做他们的榜样，在那里党国的力量不仅没有被摧毁，反而孵化了市场的力量。而急进论者则将波兰当做他们成功的典型。但俄国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它既不是渐进，也不是急进，而是内卷（involutionary），市场力量催生出一个自我毁灭的经济，交换领域寄生在生产领域之上。这不是什么英国19世纪的大转变，而是俄国20世纪的大内卷。

捍卫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和睦相处

　　1990年代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促使我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随着最后一个与市场资本主义抗衡的努力的失败，新自由主义的风暴开始统治整个世界。这一点我在南非看得最生动也最让我吃惊。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简称非国大）的抵制一解除，我就与在南非的老关系又接上了头，并开始频繁地访问那里。在经历了俄国的政治灾难之后，南非政治的大熔炉总是让人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南非的悲剧不仅仅是反社会主义，尽管它从一个不同的地方开始。非国大在与共产党和工会的联盟下掌握了政权。它的社会主义计划有好几年都支离破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是霸权性的，市民社会的解组则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从苏联共产党的教条控制下获得解放，1990年代本应能够成为社会主义的试验时期。如果不是在南非，那是在哪里？
　　新的世界危机呼唤对马克思主义议程的重新评价。我在资本主义的暴风雨中挣扎前行，逐渐迷失了方向。即使不断纯粹化的资本主义已经在地方、民族国家和全球的范围内将富有和贫困、独裁和宰制的最极端形式完全展现出来，反抗却似乎悖谬般地消失了。曾经孕育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运动如今正处在颓势。我于是将目光转向了学院内部、我周围的研究生身上，试图从他们那里寻找灵感和启发。
　　自从我来到伯克利以后就一直在讲授一门参与观察的研究实践课。与威斯康星的学生把它当做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同，伯克利的学生们将参与观察看做马克思主义的宏大综合的对立面，后者必须从历史和比较研究中得来。我试图用从亚普·范维尔森那学来的扩展个案法来使他们相信情形并非如此。我试图将伯克利的两个传统结合起来——布卢默、戈夫曼、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等人所代表的民族志传统与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利普塞特、舒尔曼（Franz Schurman），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斯梅尔塞和贝拉等人所代表的宏观历史研究的传统。在1988年秋天，一次异常成功的参与观察方法课的结尾，我抓住时机，向意犹未尽的学生们提议合编一本书。学生们虽然有些怀疑，却非常喜欢互相能够继续见面下去——如同一道不散的宴席。在经过了多次的尝试和磨难后，结果就是《没有疆界的民族志》（Ethnography Unbound）——“没有疆界”指的是不受微观、当下和归纳法的限制。与志在产生新理论发现的扎根理论不同，扩展个案法试图通过对田野中发现的异例的研究来重建既有的理论。与悬置“情境”（context）不同，我们由理论导引的进路能够将在田野之上的历史的和当下的力量纳入分析之中。
　　编写《没有疆界的民族志》的工作从1988年秋开始，两年后的1990年秋天完成。这期间正是由柏林墙的倒塌而引起的历史性的乐观主义的年代。1996年，正是政治紧缩的一年，我转向由我指导论文的新一批学生，从他们那里寻找激情。他们的研究，大体上都是民族志性质的，且分散在世界各地：从匈牙利到巴西，从爱尔兰到洛杉矶，从喀拉拉邦到匹兹堡。我们能否拓展扩展个案法以获得一个全球视角，而不是被限制在国家的范围内？我们能否集体性地发展出一个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视角？我们中没有人，尤其是我，对于我们最后能做出什么心里有底。我们只是将我们的计划称做“全球民族志”。我们的任务就是弄清楚它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它可以为我们理解身边的世界带来什么？全球化不只是一个东西，那我们应该怎么将它分解开呢？通过对文献和我们自己的研究的反复思考，我们最终确定了三种进路：全球化作为超越国家（supranational）的力量，似乎远远在人们的掌控之外；全球化作为跨国（transnational）连接，使各种力量的自然性非神秘化，揭露它们都是连接各国人们的社会进程的产物；最后，全球化作为后国家（postnational）的想象，激发了各种有着另类视野和可能性的运动。我们越深入地从微观拓展到宏观，对我们当下的历史解释以及运用理论来连接在地（local）与全球的努力就越显得重要。我们的民族志必须变成历史民族志（ethnohistories）。
　　这是我做过的最有挑战性的课题。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狂飙突进、从头到尾把它完成，又用了一年的时间寻求出版。如果一项知识事业的价值取决于为实现它而付出的艰辛，那么这一次我们做的肯定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我从中也认识到我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是如此的局限，与社会学一样，它很难超越民族国家来思考问题——而这对与我合作的那些学生而言，却是相对比较容易的。因此，当我思考俄国的经济内卷化时，我想到的仅是拿它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相比较，而不是把它看做全球化的一个产物，不管这里的全球化指的是信息社会、金融资本的支配，还是消费资本主义的扩张。因此，很显然，我对《全球民族志》的贡献仅仅在于它的导论和结语。
　　如果《全球民族志》还不够让我分心的话，那么我的同事们接着又给我带来了另一个惊奇。因为缺一个系主任，他们选择了我！我受宠若惊，然后抓住这个机会在我自己的系里用上了扩展个案法。毕竟，我已经在那里以一个参与观察者的身份待了20多年了。我希望自己至少可以试着给这个系确立一种使命感。我一直以来对伯克利光彩夺目的过去感到敬畏——1950和1960年代，有很多非常了不起的人在这里教过书。实际上，在1980年代，我就曾组织学生去访问那些资深的教员和仍然健在的老前辈们。我的老冤家爱德华·希尔斯曾经在1970年代质疑过伯克利的社会学系不过就是一个“显赫人物的集合体”，却没有自己统一的“风格”。现在既然老卫道士们都走了，过去的硝烟也已随之散尽，我们应该重新开始关于我们到底是谁的对话。那么如果说这个系有什么是我们大家都能够认同的话，那就是公共社会学了。我们系的很多人实际上都已经投身于学术之外的公共事务中，而那些没有卷进去的，比如我自己，也都认为这是一项重要的、值得去做的事。在乔纳森的砥砺和帮助下，我开始发掘伯克利社会学的那些未曾说出的迷人历史，一个揭示它一以贯之的公共关怀的系谱学。在将“社会学”从我所研究的这个世界引入进来之后，我又开始踏上了新的征程——探索将“社会学”输出到学院之外的社会的可能性及其困境。
　　命运又让我将推广“公共社会学”的运动超越了伯克利社会学系的层面。在我担任系主任的中期，我卷入了一场与美国社会学会的斗争中。出于对该组织的执行理事会某一专横行为的抗议，我公开退出了它的出版委员会。随后，当时的会长试图以不道德的指控把我逐出学会。这一企图最终没有得逞，但是意想不到的是，我的事情却引发了一场反对社会学会的官僚机构和寡头作风的风潮。而我竟由此青云直上，3年之后，我竟然当选为美国社会学会的新会长，一个无法想象的荣誉，对于我当年在瑞根斯坦图书馆里筹划着社会学的终结的研究生岁月来说，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当然，肯定也有人以为我的当选确实就意味着社会学的终结。爱德华·希尔斯毫无疑问是其中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