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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新左派的信

〔美〕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

1960年


　　来源：原载《新左派评论》1960年9月至10月第5期。中译文来自《当代无政府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65—79页。


　　坐下来给你们写信，我感觉比平常要“更自由”一点。这可能是由于我大部分时间总是为这样一些人写作：在我的心目中，这些人含糊其辞的言论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念都和我颇为不同。而对于你们，我则感觉有许多共同点，足以使我们能用比较积极的方式“谈下去”。读到你们那本名为《出于冷漠》的书，使我想给你们写信，谈谈我认为我们当前面临的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我都说不清楚；我只想提出问题。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英国和美国自命不凡的保守派、萎靡不振的自由派和幻想破灭的激进派一直在进行有气无力的讨论。这种讨论模糊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压制了可能出现的辩论。病态的自满占了上风，作为双方共同特点的陈词滥调风行一时。在你们的书问世以后，已无必要再来阐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的“普通老百姓”当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文化界有一种作风——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对冷漠的讴歌——可能是值得探讨的。
　　当然，知识分子讴歌冷漠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妨碍人们解放思想，去考虑冷战问题、苏联集团问题、与和平有关的政治问题以及在国内外寻找新起点的问题。但是萦回于我脑际的是北约国家许多知识分子当中流行的一种风气。这些知识分子对他们所谓的“意识形态”感到厌倦并宣告“意识形态已经完结”。就我所知，这种说法开始于五十年代中期，主要在一些同争取文化自由大会以及《文汇》杂志多少有点联系的知识分子当中流行。在有关1955年米兰会议的报告中，这种说法已初露端倪；从那时起，文化界许多人就把它当作一种态度、一种尚待探讨的口号加以传播。这种风气是否有任何意义呢？
　　它的共同特点并不是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而是已经程式化的、经过精雕细凿的、被人们不加批判地用来作为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武器的自由主义词藻。这种词藻的标准组成部分看来不过是一些自以为是的假设，其精致细腻之处在于语调，而不在于思想。使用这种词藻是《纽约人》周刊报道风格政治上的胜利。它照例要揭露事实，或者是喜气洋洋地揭露，或者是毫无表情地揭露。这些事实经过适当的斟酌、细心的平衡，结果总是模棱两可。它们那种使人激怒、使人真正从政治上得到教益、帮助人们做出决定、甚至澄清某些情况的力量，统统遭到削弱或摧毁。
　　这样一来，推理就变成了合理。那些天真幼稚、自以为是、洋洋自得的神父们，对于令人不快的论点和事实根本不予理会；比较有知识的人虽然对这些论点和事实给予适当注意，但并不把它们相互联系起来或与任何总的观点联系起来考虑。零零碎碎地予以承认，但决不联系起来考虑。十分有趣的是，如果不这样做倒有被人叫做“片面”的危险。
　　拒绝把孤立的事实和零散的意见同正在发生变化的社会体制联系起来观察，就不可能理解这些事实可能揭示的有关体制的真实情况和它们可能代表的长远趋势。简而言之，由于事实和观点都遭到割裂，因此真正的问题根本尚未提出，对事物含义的分析甚至尚未开始。
　　当然，通过聪明的闲扯，通过对他们所处理的概念的选择，那些认为意识形态已经完结的人确实在报道事实的幌子下偷偷塞进了一些总的概念。说到底，他们所谓意识形态已经完结的基础是：他们对于以任何公认的形式对社会主义承担任何真正义务的思想感到幻灭。对于这些作者来说，唯一真正完结了的“意识形态”就是这种意识形态。但是他们认为，随着这种意识形态的完结，一切意识形态都完结了。至于他们谈论的那种意识形态，即他们自己有关思想意识的假设，他们并不认为已经完结了。
　　他们这样观察问题和讨论问题，是因为他们认为西方已经不存在真正非常严重的问题，甚至不存在真正难以对付的事。混合型经济加福利国家加繁荣——这就是他们的公式。美国资本主义将继续起作用，福利国家将沿着越来越公正的道路继续前进。同时，一切事物都是非常复杂的，存在巨大的危险，我们不能粗心大意……。
　　如果世界上曾经存在一种“虚假的觉悟”，这就是一个例子。我认为这种态度使人们根本无法有效地考虑世界上可能正在发生的事情。
　　首先，这种态度是以一种简单而偏狭的观念作为基础的。如果“意识形态已经完结”这句话有任何意义，那也只是对那些比较富裕的国家里各自抱成一团的知识分子有意义，事实上只不过是他们的自我写照。这些国家的人口加起来也只有世界总人口的一个零头；这种姿态存在的时间肯定是非常短促的。以这种方式谈论拉丁美洲、非洲、亚洲、苏联集团的大部分地区只能说是滑稽可笑。在这些地区的任何地方，如果任何人以这种方式对知识分子或群众谈话，那些讲究礼貌的听众就只好耸耸肩，不予置理，而比较坦率和了解情况的听众则会捧腹大笑。意识形态完结论是目前西方富裕社会那些早熟的中年人当中流行的一个自鸣得意的口号，其基础归根结底是不相信人类能够塑造自己的未来——自己未来的历史和传记。它代表了少数眼光狭窄的人对自己鼻尖底下那块小天地的共同看法。
　　其次，意识形态完结论本身当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虽然是一种支离破碎的意识形态。说它是一种精神状态或许更为合适。它实际上是一种完结的意识形态，反映政治思考本身作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已经完结。它是一种厌世的、似乎什么都看透了的饰词，通过语气而不是通过明确的论证为北约国家的知识分子在文化和政治方面放弃职守的行为辩解。
　　这一切都不过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类的玩艺。对此，我——至少是我——从来都是反对的，而且现在仍然反对。
　　在苏联，对周围事物的批评当然也是允许的——但不得和对体制本身的批评联系起来，对“制度”是不得提出疑问的。“对抗性矛盾”是不存在的。
　　苏联也容许小说和剧本批评人物，甚至批评党员——但必须把这些人物当作“令人震惊的例外”来描写，把他们看成旧制度的残余，而不是新制度必然的产物。
　　苏联也容许悲观思想存在——但只能作为一种插曲，只能在对全局表示乐观的前提下表示悲观，从而把任何对制度或体制的批评同悲观思想混淆起来。因此，可以进行零零星星的批评，但是一切批评都将淹没在对整个制度、对领导人宣布的目标所抱的乐观情绪之中。
　　我不想也不需要过分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思想意识终结论之间的类似之处。但是，当我最近在苏联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进行一系列访问时，这种类似使我得到极为深刻的印象。在乌兹别克、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在每次录音访问结束以后，我都作些笔记：“这个人谈起话来就象小阿瑟·施莱辛格。这个家伙确实同丹尼尔·贝尔一模一样，但不象他那么——怎么说呢？——那么爱说别人的闲话；当然也不象那些妒忌心较强的喜欢往上钻营的人那样卑劣和粗鄙。这或许是因为这里的人们并没有由于地位的竞争而羡慕英国古代那些令人心往神移的名门贵族。”关于那些自命为给意识形态敲丧钟的人，我不断在想，“他们难道不正是能够自行调整、更确切地说是能够随风倒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在北约地区的翻版吗？”我还写了这样一句话：“要仔细同《文汇》杂志和《报道者》杂志上的文章对照一下。”
　　差别当然是很多的——首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官方路线的一部分，而意识形态完结论是独立经营的买卖。但是，差别已为人所共知。强调其相似之处——以及两种姿态都反对激烈批评自己的社会这个总的事实——是较有裨益的。
　　在苏联，只有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或确有把握走向政治顶峰的人才能认真干预体制问题和思想路线问题。当然，同美国政客比较起来（英国的情况你们比我更了解），这些掌权的人更有可能是一些知识分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譬如说，他们自己动手起草讲话稿）。不但如此，这些苏联权贵从斯大林逝世以来已经开始对体制和基本意识形态进行相当严重的篡改了——虽然由于苏联的体制正式把文化和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不得不力图掩盖这个事实。
　　意识形态完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引起的一种机械的而不是创造性的反应。作为这样一种反应，它也从它所反对的意识形态中吸收了某些内在的素质。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人已经了解庸俗马克思主义是毫无价值的，但尚不了解自由主义的词藻也同样毫无价值。
　　但是当前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完结论只不过是一种时尚，而时尚是要变化的。这种时尚现在已经开始趋于消失。甚至少数反斯大林主义的死硬派也出现了重新估价自己过去的观点的苗头；有些人甚至开始公开承认苏联的党和国家现在已经不是由斯大林亲自统治了。他们开始正视赫鲁晓夫的俄国，开始看到自己心爱的观点其内容是多么贫乏。
　　由于感到风气又在变化，形形色色的作者现在已开始号召知识分子再次以政治上十分明确的方式进行工作。这种情况常常使我们这些在整个战后时期——按照我们工作的道德标准来看——始终一贯保持激进态度的人感到有趣。然而我们不应当仅仅感到有趣。我们应当努力使他们的转变不局限于风气的变化。
　　意识形态完结论之所以开始消失，是因为它拒绝建立一种观点鲜明的政治哲学。可是各地嗅觉灵敏的人今天都感到需要这样一种哲学。我们应当继续正视这种需要。起作用的政治哲学就是使你能够展开工作的哲学。当我们正视人们对政治哲学的需要时，记住这一点是有益的。为此目的，至少需要做四种既属于知识范畴也属于政治范畴的工作。
　　据此，要稍微多考虑一下意识形态完结论的问题：
　　1．甚至幼儿园的孩子也知道，任何可能对公众产生影响的政治见解都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对政策、制度和掌权人物是批评还是拥护，都涉及意识形态。关于这个问题，意识形态完结论从消极意义上说是主张人们使自己和自己的工作脱离政治。从积极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安于政治现状的思想。它似乎是许多作者默认现状或为现状辩解所能使用的唯一手段。
　　2．关于指导社会和历史的理论：意识形态完结论主张经验主义，而且可以说是信奉经验主义。用比较学院式的语言说，它信奉矫揉造作的方法，借以表述无足轻重的社会领域中发生的琐事。用比较符合散文笔法的语言说，它信奉的是一种天真的、带有新闻工作特点的经验主义（其特征已如上述），信奉文化界的流言蜚语——而流言蜚语对重大关键问题的“回答”完全是想当然的。这样一来，政治偏见就可以冒充真知灼见，而指导性理论就不存在了。
　　3．关于变革的历史媒介：意识形态完结论立足于以现有机构、或以零零星星的改良措施作为媒介，而不主张寻找可能用于或直接有助于社会体制改革的媒介。它从来没有把媒介问题作为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我们的问题提出来，相反却说什么需要讲究实际，需要灵活和不抱成见。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已谈得很多了。只有当人间事物的盲目发展总的来说是朝有利的方向前进时，这种观点才有任何政治意义。
　　4．关于政治理想和人类理想：意识形态完结论否认理想有任何意义——除了作为空洞的偶像以外。按照这种看法，只要认真看待理想就是“空想主义”。
　　够了，不必谈下去了。在政治哲学这四个方面，我们持什么立场呢？当然，每个方面我们都有不同的人在进行研究；我们大家一般都了解我们的有关需要。至于对理想的阐述，我认为到现在为止你们的杂志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因此你们才把重点放在文化工作方面，对吗？至于思想分析以及进行思想分析使用的语言，我认为我们都做得远非完善。但只要我们在两条最薄弱的战线上继续前进，就可以做好。这两条战线是：关于社会、历史和人性的理论；关于体制变革的历史媒介的概念——这是主要的问题。
　　形形色色走投无路的人经常对我们说：历史和理性已经使左和右都失去意义。我想应当这样回答他们：
　　右的含义之一就是象你们那样讴歌社会现状，认为社会仍处于兴旺发达的状态。左则刚好相反，包含对体制的批评和揭露，包含从体制方面分析社会的理论，其中某些方面集中表现为政治要求和政治纲领。这些批评、要求、理论和纲领受到了西方文明中世俗的人道主义思想——首先是理性、自由和正义——的影响。“做左派”就要把文化方面的批评同政治方面的批评挂上钩，把这两种批评同各种要求和纲领挂上钩。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左”的含义都是这些。
　　只有一点还需要说明：公开的争论点很可能是不存在的，但并不是由于没有问题或没有矛盾（对抗性或非对抗性矛盾）。非个人的、体制的变化并没有消灭问题或争论点。很多讨论没有争执点——这实际上是一种思想状态，首先取决于知识分子是否发现问题，并把问题作为可能的争论点向可能感兴趣的公众提出，或作为困难向各种类型的个人提出，围绕这些中心任务进行工作，要有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这种手段只能称为思想分析。积极的左派的任务之一就是进行这种分析。
　　要严肃对待需要政治方向的问题。这当然不是说要去寻找什么狂热的、能启示心灵的幻影，寻找永远可靠的、象磐石般牢固的推动变革的杠杆，寻找教条式的思想体系、一鸣惊人的新词藻、捉摸不定的抽象概念——或者是那些走投无路的人想象出来的其他各种怪物。我们政治上的敌人正是把这些“极端思想”、稻草人和不伦不类的怪物当作他们想象中的对立面。
　　例如，他们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普通人都能成为政治上的“英雄”。谁说过存在这种可能？但是，经常看看你周围的情况吧！为什么不去研究一下人们显示和可能显示这种英雄气概的条件呢他们说我们过分“缺乏耐心”，说我们“自命不凡的”理论缺乏足够的根据。情况确是如此，但也不能说这些理论就毫无价值。为什么他们不踏踏实实地工作来驳斥或支持这些理论呢？他们说我们“并不真正了解”今天的俄国和中国。这是真的；我们是不了解；他们也不了解；而我们正在研究。他们说我们的提法“叫人感到不安”。确实，我们具有足够的想象力叫人感到可怕——这一点我们并不想加以掩饰；我们并不担心自己会惊慌失措。他们说我们“在追求自己的目的”。当然是这样。除其他观点以外，我们确有一些道义上站得住脚的目的；我们了解这些目的。他们无比聪明地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懂得斗争是无止境的。不错，我们要改变斗争的形式、焦点和目标。
　　我们常常受到指摘，说我们的批评和建议是“空想主义”，同时还说我们把对新左派政治的希望“仅仅”寄托“在理性上”，更具体地说是寄托在最广义的知识分子身上。
　　这些指摘都有道理。但是，我们难道没有必要问一声：所谓空想现在究竟是什么含义？我们的空想主义难道不正是我们的力量的一个主要源泉吗？照我看来，“空想”这个词现在指的是超越个人直接接触的环境——即男人和女人能够直接了解并有理由希望直接加以改变的环境——的任何批评或建议。严格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理论工作确是空想——至少我是故意如此的。需要了解并加以改变的不是某个机构或政策的某一细节。如果要实行新左派的政治，就必须分析机构的体制和政策的基础。就这个意义来说，我们的批评和建议必然针对体制问题，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它们目前还属于空想。
　　因此，我们必须正视我们这个时代考虑政治问题和采取政治行动时涉及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实行变革的历史媒介问题，也就是改变体制所需要的社会手段和组织手段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向你们提出几点看法。
　　首先，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实行变革的历史媒介是一系列自愿组合的协会，政治上以议会制度或国会制度作为最高理想。另一方面，几乎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实行变革的历史媒介是工人阶级——后来又加上农民，还有由工人阶级成员以不同方式组成的政党和工会，或者是以工人阶级名义采取行动——“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政党（这是当前把一个重大问题弄得模模糊糊的说法）。
　　我不能不认为，以上两种意见谈到的历史媒介（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不是已经垮台就是变得极为含糊不清了；就体制变革而言，它们似乎已经不是我们可以找得到并卓有成效地加以利用的媒介了。我知道，在我们之间，在其他许多人之间，这是需要辩论的问题；我对这个看法也毫无把握。但即使是这种情况，我们也不应把它当成痛苦呻吟和置身事外的借口（就象某些意识形态完结论者所做的那样），也不应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苏联许多学者和宣传家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在考虑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时干脆拒不承认工人阶级的政治状况和政治态度）。
　　到1970年，肯定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们的情况将同现在大不一样，很有可能会发生决定性的变化。这难道不是十分肯定的吗？当然，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应当把推动变革的历史媒介似乎已经垮台这件事当作一个问题，当作一个需要辩论、值得苦恼的问题——事实上是我们必须展开争论并感到苦恼的唯一的政治问题。
　　其次，十分明显的是，当我们谈论变革媒介垮台时，决不是说根本不存在这种媒介。相反地，创造历史、做出决定和执行决定的手段在世界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规模庞大，或为铁幕两边这么少的人所掌握。至于我个人对权力形式和有关上层实权人物的理论的看法，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里讨论。在政治观点千差万别的批评家笔下，这个理论得到的待遇是不错的；我从其中一些批评家那里已经受到教益。但是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见到任何分析能使我感到需要对这个理论的基本内容做任何修改。
　　同我们的讨论直接有关的一个论点看来是很明显的：对我们来说是空想的东西，对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对华盛顿那些以总统为核心的高级人士以及（从最近事态可以明显看出）战略空军司令部和中央情报局的人来说却根本不是什么空想。已经垮台的历史媒介是指西方先进国家内部至少在想象中应可供左派利用的那些媒介，即希望改变社会体制的那些人。这个明显的事实产生了大量后果，其中许多后果我们肯定还没有充分意识到。
　　第三，我不太理解某些新左派作者为什么死死抱住先进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工人阶级”不放，把他们当作唯一的历史媒介或最重要的媒介，虽然历史已令人信服地证明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认为对工人采取的这种形而上学的态度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残余，现在是完全脱离实际的。
　　这是一个具体的历史概念，现在却变成了一种既不具体又脱离历史事实的愿望。
　　使产业工人有可能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一股决定性的政治力量的社会历史条件需要充分而准确地加以阐述。这种条件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会存在，当然要随各国社会结构及其经济、政治发展的具体阶段不同而有所不同。我们当然不能“把工人阶级一笔勾销”。但我们必须重新研究这一切问题。在工人确实作为一种媒介存在的地方，我们当然必须加以使用，但我们决不能把他们当作必不可少的杠杆——象贵国和其他地方那些可爱的老牌工党绅士倾向于做的那样。
　　虽然我对工人阶级的对比研究尚未完成，但一般看来雇佣劳动者只有在工业化的某些（较早的）阶段、在存在政治专制等等条件下才趋向于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等等。“等等”的意思是我这里只能提出问题而不准备加以阐述。
　　几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文化机构和知识分子的情况，脑子里考虑的就是这个媒介问题——考虑他们是否可能成为推动变革的直接的、激进的媒介。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并不比你们当中的许多人更喜欢这种看法。但是现在，即1960年春天，我却发现这种看法可能是很有分量的。
　　首先，如果我们想使我们的空想切合实际——这并不是一种解决不了的矛盾——今天我们这些国家的左派作者就必须以上述看法作为起点。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因为我们就是知识分子。
　　其次，知识分子问题涉及一系列极为复杂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做多少实事求是的工作。在做这种工作时，最重要的是决不能把西欧和北美的知识分子问题同苏联集团或不发达世界的知识分子问题混为一谈。在当前世界社会结构的这三大组成部分中，每个部分的知识分子都具有独特的、从历史上说是具体的特点和作用。只有对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都进行详细的对比研究，才有希望了解其中任何一种知识分子。
　　第三，究竟是什么人现在日益感到厌倦呢？究竟是谁在对马克思称之为“一切陈腐的废话”[1]的东西感到憎恶呢？现在思想和行动都很激进的究竟是谁呢？走遍整个世界，无论是集团之内、集团之外还是集团之间，答案都是一样：是青年知识分子。
　　我刚为我写的一本讨论战争问题的书（1960年平装本）准备了一些材料，情不自禁想抄几段给你们看（有少量改动）：

　　“1960年春天和初夏，由于美国的决定或放弃责任造成的后果进一步表现出来。土耳其在发生学生骚乱之后，原来由共产主义的遏制者门德列斯管理的国家已为军人政府接管。南朝鲜的学生和其他人等也推翻了美国傀儡李承晚的腐败统治。在古巴，在不受美国公司统治的情况下，一场货真价实的左派革命开始了全面的经济改组，其领导人的平均年龄仅三十岁左右——这场革命肯定没有以工人作为媒介。在台湾，处于美国人强加的蒋介石（他有二百万中国人）独裁统治下的八百万台湾人越来越难以驾驭。美国军事基地冲绳的人民获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机会，举行示威反对美国占领该岛；有些学生乘机举行蛇形游行[2]，对访问该岛的美国总统愤怒地高呼：‘滚回去滚回去！连你们的导弹一起滚回去！’（用不着担心，由一万二千名美国军队来对付那些总的说来怀有感激心情的人群是轻而易举的事；总统也‘从美国大院的后门溜走’，用直升飞机运到了机场。）在英国，从奥尔德马斯顿到伦敦，青年人……（不过你们在场，不用说了）。在日本，几个星期的学生骚动制止了美国总统的访问，使日本同美国签订新约一事岌岌可危，使代表大企业利益的亲美派首相岸信介滚下了台。甚至在我国风光明媚的南方，黑人和白人学生……（还是缄口不谈吧这种事确实不光彩）。
　　以上列举的远非全部事实，而且是过去的事了。读读今天的报纸吧。到明天，在不同程度上，后果会更清楚。会足够清楚吗？必须十分清楚才能真正引起美国人的注意。甜蜜的埋怨和理性的声音是不够的。在今天世界上那些穷国里，人们在说些什么呢？富有的美国人只关心暴力，还有钞票。美国人，你们不在乎他们说什么，对吗？这很好。但是他们将坚持下去。事物已经摆脱了旧的控制。这不是你们一下子可以弄清楚的。看来你们的国家——美国——很可能成为全世界憎恨的靶子，其激烈程度是逍遥自在的美国人做梦也想不到的。世界各国的中立派、和平主义者、单干派以及名目繁多的左派，加起来有几千万人。当然啰，这些人都被引入了歧途，都处在阴谋小集团的绝对控制之下。这些小集团的成员都是些捣乱分子，直接听命于莫斯科和北京。这些人作恶多端，神通广大。整个乱糟糟的动荡局面都是他们一手造成的。正是他们使千百万人产生了荒谬绝伦的念头，不愿成为或继续充当美国的核基地——美国文明的那些小小的、欢乐的前哨。因此他们现在不愿意让U-2型飞机驻扎在他们的领土上，拒绝接受美国军事机器的约束，要求在疯狂对立的大国之间保持中立。他们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社会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但是，美国人，你们也无需垂头丧气。你们想对国外的朋友真正产生厌烦也来不及了；他们和你们做朋友的时间不会太久了。你们并不需要他们。一切都会烟消云散；不要让他们搅乱了你们的思想。”

　　此外，在苏联集团内部，那些从冷漠状态中摆脱出来的是些什么人呢？是学生，还有年轻的教授和作家；是波兰、匈牙利还有俄国的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尚未取得胜利，这无关紧要；他们当中还有属于其他社会和道德类型的人，这也无关紧要。首先是有这样一些摆脱了冷漠的人。我的意思说清楚了吗？
　　因此，我们必须把全世界这些属于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当作真正的、活生生的推动历史变革的媒介来加以研究。除了需要的时候以外，还是忘掉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吧！重新读一读列宁的书（要仔细）——还有罗莎·卢森堡的书。
　　“但这不过是某种道义感的高涨，不是吗？”不错。但是在道义高涨的情况下，冷漠已经消失。这种高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直接的非暴力的行动，看来在许多地方还是起作用的。我们现在必须从他们的实践中寻求教益，并同他们一起制定出新的行动方式。
　　“但这一切还是非常模糊不清的。例如土耳其。还有古巴。”确实是这样；创造历史的过程总是模糊不清的；要稍候片刻，与此同时要帮助他们把道义感的高涨的焦点集中到不那么模糊不清的政治手段上来；同他们一起制定出有助于巩固自己的力量的思想体系、战略和理论，制定出我们这个时代对人类社会、并由人类社会进行体制变革的新理论。
　　“可是归根结底还是空想，对吗？”不对，不是你们所说的那种空想。它可能是任何其他东西，但不是空想。去问问日本学生，看他们怎么说吧：
　　难道这一切不正是我们力图赋予“新左派”一词的含义吗？让那些老头们去乖戾地询问：“摆脱了冷漠——又将进入一种什么状态呢？”安于现状的时代正在结束。让那些老太婆们自作聪明地去抱怨“意识形态已经完结”吧！我们正在重新开始行动。

你们的忠实朋友
C·赖特·米尔斯




[1] 原文出处不明，自译。——译者

[2] 日本群众游行示威时常采取“之”字队形，故称蛇形游行”。——译者

感谢 希哲 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