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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知识分子生活

﹝法国﹞维克多·塞尔日（Victor Serge）

1923年8月
张耀隆 翻译、大壶春花 校对


　　〔说明〕原载美国《解放者》（The Liberator）第6卷，No. 8。1923年8月。
　　《解放者》从1918年开始每月出版，最初由马克斯·伊斯曼（Max Eastman）和他的妹妹克里斯托尔·伊斯曼（Crystal Eastman）为延续《大众》（The Masses）建立，《大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美国政府关闭。像《大众》一样，《解放者》也包含了一些最激进新闻报道。它将政治报道与艺术、文化和对革命政治的承诺相结合。《解放者》逐步面向共产主义运动，到1922年实际上成为政党的出版物。马克斯·伊斯曼将报纸卖给了政党，1924年，《解放者》与《劳工先驱报》（Labor Herald）和《苏维埃俄国画报》（Soviet Russia Pictorial）合并为《工人月刊》（Workers Monthly）。是美国左翼的一本重要杂志。
　　原文链接：Intellectual Life in Russia

　　按：革命的重要知识分子之一维克多·塞尔日（Victor Serge）对新经济政策最初几年的影响的调查〈俄国知识分子生活〉的影响首次在网络转载。该文最初发表在《弗朗西斯·克拉特》（Frances Clarte）杂志上，而被翻译和删节的这一版本出现在《解放者》杂志中。


　　在革命犁过的俄国土地上，稗子和发芽的谷物混合在一起。在降生与生存渴望之间，战争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不断而无情地持续。这点在知识界领域尤其如此。一个时代的知识生活总是受到阶级之间必要联系的严格制约，也就是说由他们在生产和分配中所扮演的角色。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原则在俄国知识分子生活中找到了一个异常有力的例证。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国家，拥有了从资产阶级手中没收的基本工业和交通工具，一个共产主义政党运行着一个独裁的权力并带领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以及私人商业、私人工业、集市、货币、投机活动、特权、商业店主、淘金者、寄生虫。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之间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强大的胜利，以成为世界的希望而自豪，革命依靠着对未来的征服。美元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显然非常强大而未动摇，他们不想听到他们旧骨架的破裂，他们有希望地观察和等待——而不是被动地等待......

　　即使是恐怖也未能消灭知识分子的抵抗。在1922，革命的第五年，这种抵抗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年初，一场大学教师的罢工蔓延到全国大多数高等学校，试图将令人憎恨的“苏维埃主义”赶出学院；教授们要求“自治”，不多，也不少。他们抗议对工人与学生的优先权。其次科学家协会，尤其是医生们拥有真正的政治表现；旧反革命自由主义者们也给出了他们固有的语气。在无数大学里，无产阶级学生发现自己有时被视为瘟疫的携带者；他们必须通过组织起来对此作出回应。

　　NEP（新经济政策）是回归旧资本主义政权的开始吗？高声支持苏维埃政府的军校士官乌斯特里亚洛夫教授（Professor Oustrialov, Cadet）说的确如此。“布尔什维主义正在演变着——让我们帮它演变吧。”这是由于谨慎所要求的沉默，也是由于整个文学界在内战耗尽的两个首都突然发展起来的主题。院士V.M.贝赫特列夫（V.M. Bechterev）以罗姆布罗索（Lombroso）的方式发表了一部关于“集体反射学”（Collective Reflexology）的启发性著作。“布尔什维主义是一种集体精神病，仅此而已”——这本小册子出现在彼得格勒，在那里作者担任公共教育委员。两本经济评论（自被压制以来），《经济学人》（Economist）和《经济复兴》（Economic Renaissance）在彼得格勒也出现了，它们自己承担了宣扬资本主义欧洲重建的任务。威尼迪克托夫教授（Professor Venediktov）在某日声称无产阶级国家必然失败于与资本家的混合企业中。M. 扎伊采夫（M. Zaitsev）在《经济复兴》的第一期文章中问道：“我们该如何处理我们的铁路？”并首先下结论，很大一部分必须给予私营企业。“斯汀尼斯和墨索里尼的计划，于1922年在彼得格勒展开！”经济学家斯坦因（Stein）所说也大致相同。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作品近期被翻译成法语，它们表达了对帝国主义教条的大胆肯定。他们就在不久对俄罗斯统治阶级的处决与被剥夺财产给予了一个对灾难的解释和一个新的希冀。旧式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Berdaiev）和他的朋友布克斯潘（Boukspan）、斯特波朗（Stepounang）和弗兰克（Frank）献给斯宾格勒一部诗集以作揭示。当然，八成以上的俄罗斯诗歌和文学在过去几个月里与现实无关；而在象牙塔里避难并成为“非实际的力量”也仅是另一种不冒政治活动风险的反革命方式。当红色的俄罗斯在烈火中挣扎时，“伟大的诗人”们将创造力转向对亨利·德·雷尼耶（Henri de Regnier）（Kouzmin）的翻译或华丽发表神秘的十四行诗《天启野兽的失败》（Sologub）。

　　而一半的街道被新经济政策移交给了商人，其他同样危险的现象见证了旧知识分子力量的进攻；愚蠢的电影节目；林荫大道上的小剧院；令人兴奋的和激起性欲的廉价文学作品；普遍存在的新版腐朽长篇小说。几乎所有武器都被用上了，这是一场对新精神有组织有预谋的攻击。他们有：为了有教养群体的时髦哲学家；有为了高修养群体的伪经济学家；为了受教育群体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目标；理想主义和神秘主义是无数讲座的主题，为了渴望未来的灵魂们；此前上映的最后一部电影《胖子》（Fatty）；流行音乐与提供给过客的“巴黎式”评论；以及在革命一代校园受教育青年里那种强烈渴望食物和自我灵魂的一种氛围。

　　在党的第十二届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在一份冗长而详细的报告中警告了这种危险。拉狄克和布哈林宣布了在思想领域革命的反攻。的确，俄国共产党在这个领域从未停止其活跃性和进攻性。只是，当说过了这些，他们在内战中流淌的血液比旧政权知识分子更多；而且他们首先就更少了。俄国的无产阶级缺乏受过教育的人，这些人知道如何教导和处理精神的武器。现在大学里的教学人员几乎完全是过去的人；战争是非常不对等的，尤其是在高等学校；这就是对寻求镇压的解释，最近有一些不可治愈的反动知识分子被驱逐，而他们衰朽的野心为新经济政策的过分地鼓舞了。

　　建立新的高级教育能力，招募年轻知识分子，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招募受过教育的年轻无产者；党的教育工作；组织共产主义学生，以征服大学；创办和发行了数量庞大的共产主义期刊；系统地捍卫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对对手的反驳，许多俄国革命思想领域斗争开展的不知疲倦地持续策略。让我们在这里回顾几个重要事实；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Treatise on Historic Materialism）专著的出现，以及评论中对斯宾格勒的六次很好的反驳。还有波克罗夫斯基教授（Pokrovski）的著作，紧凑的《俄国历史概要》的作者，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精神构思的，使俄国有可能摆脱仍在其他任何地方使用的可怜的旧历史———书籍之战。

　　这种新精神还有另外两种工具，一种是有价值的工具，尽管在其他地方几乎不为人所知；由德米安·比德尼（Demian Biedny）领导的讽刺作品；还有文学批评，托洛茨基刚刚用一本强有力的书丰富了它。德米安·比德尼——“穷人德米安，淘气的穆吉克”（ Demian the poor, the mischievous Moujik），他最近称自己是取笑新经济政策的奸商，他有批评社会习俗的天赋。他非常受欢迎。多年来，他在伟大的苏联日报上每天发表押韵的“专栏”，在其中可以找到优秀的东西。德米安·比德尼对节奏和流行的语言有着非凡的本能；俄国诗歌的所有节奏，农民的所有俚语，以及这些痛苦的街头的新俚语。但让他赢得简单、沮丧、工人和战士心中最珍贵的地方的是，他从来没有错过用公众的想法开无价的玩笑。他一时没有任何愚蠢的事；不是他不标榜的时尚，不是浪费，也不是错误；这不是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即他迟早不会为“他的朋友和委员们”服务。不幸的是，他似乎是这样的

　　《十月革命以来的文学》（La Litterature en dehors d’Octobre，法语）是托洛茨基新书的标题。《真理报》已经发表了它的摘录。托洛茨基从马克思主义视角一个接一个地研究当代俄国作家，展示了每一个人他思想的阶级起源。因为没有什么思想领域工作对阶级斗争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没有什么是不能从革命的角度有效地批评的；这个探照灯必须残酷无情地打开文学避难所；新思想必须从垂死时代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在某些篇章中作为评论家的托洛茨基成为了小册子的作者和辩论家；然后他的风格达到了一种激烈、精确、尖锐的表达。这个残酷的词像手术刀一样切割；那个判断像棍棒一样震惊。安德烈·比尔利（Andre Biely）的“史诗”是一本以自我为中心而有礼貌的书，它本身几乎不可读，因此是一个可怕而美丽篇章的主题，这是托洛茨基的书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章之一。

　　它是由革命者的愤慨所决定的，与此同时世界人民也正改变着它，沉浸于自我思考。在另一个地方，评论家楚科夫斯基（Tchoukovski）展示了如何对待这一切，他巧妙地曲解了勃洛克（Alexander Blok）的诗《十二个》使其成为“民族主义者”。这个三流小文人，谨慎的反革命者，被殴打、摇晃、剥落并扔在枷刑的脚下。这些与他所属阶级的敌人较量期间是沉思的时期，此间他的思想显露并唤起。我希望我能在这里用完一页，它使用最无可挑剔的语言来表达对革命的抒情。

　　在这场红与白的斗争中，新文学在思想上占据了不确定的地位，不要说故意模棱两可的地位。让我们马上说话，它是非常丰富的。1921-1922年，有十几名青年人才，或年长人才在飓风中重新焕发活力。但是，如果有人排除马雅可夫斯基，一个诗人，根据他的作品他长期都是共产主义者，而他们都努力在政治上保持无党派。马雅可夫斯基刚刚出版了《国际生活》（International Life），这是一幅描绘了土地、群众、机器和通过无线电感知到的整个星球的伟大壁画。这是一个乍一看没有“文学”的文学——在公共广场上朗诵的一首诗，残酷的想象，由新的感觉——对科技的爱和理解，社会转型的愿景，事物的“行星”视角，对马克西姆·高尔基表达深深爱意的词汇。

　　塞拉皮翁兄弟会（The Serapion Brotherhood ）为数不多的新秀轰动地进入了名单，他们没有一个缺乏独创性。截然不同的人的兄弟情谊联盟毫不掩饰地但非常真实地描述着革命下的生活。泽米亚廷（Zemiatine）的反革命者风格的影响对曾经是共产主义者的费丁（Fedine）和来自西伯利亚的红色党人弗塞沃洛德·伊万诺夫（Vsevolod Ivanov）非常大。对他们最大的责备是他们对这一形态的巨大坚持；但最重要的是，俄国人摆脱了外国的影响已能够回到他们种族独特性的共同来源当中。他们的语言来自于乡村、作坊和草原；他们的风格中没有“午后茶会”，感谢上帝！

　　但他们被一种新民族主义所削弱，即一种对革命的不理解，而托洛茨基将其归因于他们具有的农民意识，因此他们并不完全了解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甚至远远超过塞拉皮翁兄弟会的俄国最伟大作家鲍里斯·皮尔尼雅克（Boris Pilniak）也犯有同样的错误。皮尔尼亚克和雅科夫列夫从饥荒中创作了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在《夜与日》（Nights and Days）中，利丁向我们展示了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血腥和折磨，经历了多年的痛苦和战争、暴徒、暴行和希望，以及十月革命的爆发。

　　我们将会听到更多关于这些新的俄罗斯文学作品的信息。当这个启示发生在欧洲时，它将会有巨大的惊喜。而我们只能非常粗略地指出这种发展的特点；但这已足够表明与过去闺房与花园文学分离的一个深渊，它们情感的复杂性仍然受到旧欧洲最文明群体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