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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托派问题述评

广西托派史料专题小组　王祥彻 整理

1991年


说明

　　我办于1986年约请离休老干部覃桂荣、王祥彻、卢蒙坚、黄建成、韦宗遗和区公安厅副厅长苏民世六同志，组成以覃桂荣为组长的广西托派史料专题小组，对解放前托派在广西活动的历史进行研究。专题小组根据几年来向区内外深入收集的大量资料，研究后于1988年由覃桂荣等整理、王祥彻执笔写成了《托源材料综述——仿大事记》(现存档)，1991年冬由王祥彻整理写成了《广西托派问题述评》。“述评”作为专题小组调研的最终成果，已完成小组原定任务。现将“述评”少量打印作为密件分送部分老同志和地、市党史办参考。由于“述评”所据材料多数来自广西托派分子的档案，现在还不宜公开发表，未公开发表前也不宜公开引用。以后到何时和如何发表，由区党史办请示区党委决定。

区党史办
1992年3月25日



　　托派从1932—1951长达19年时间里，在广西都有规模、性质不同的活动痕迹。大体上是1935年前出现了托派理论活动而至1935-36年发展为影响许多学校的托派思潮泛滥。这种思潮在一些学生中产生了影响，产生了广西的青年托派分子，并与上海托派中央取得了联系，逐步形成在上海托派政治指导下的托派政治小集团，成为其后托派在广西建党的组织基础。广西青年托派不但历史长，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占着重要地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占重要位置。在全国范围内，无论是多数派或少数派，托派建党时广西是托派参加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从1935年起上海托派印刷所长期都是广西托派分子负责：林华瑷、毛鸿鉴、苏尚仁都是托派中高层负责人；骨干分子中，不少是广西托派。1937年以后，中国反托斗争受当时国际流行的错误论断的影响，将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并对托派力量过分夸大，将受托派思潮影响和托派分子等同看待。在矫正这种错误的认识过程中，又出现另一种对历史上存在的广西托派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似乎广西托派不是事实存在而是部分人头脑中主观的产物，完全否定过去反托斗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

　　广西托派问题，我们认为一个是托派思潮泛滥问题，另一个是青年托派政治集团形成与发展问题。这是两个既有密切关系而又有着不同内涵的问题。

一、广西托派思潮始末和反托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等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已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中国目前无革命形势，待资本主义发展后才能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陈独秀的观点和托洛茨基对中国的认识一致，他们结合形成托陈取消派。陈被捕后，他的支持者任曙、严灵峰在国统区公开抛出《中国经济绪论》和《中国问题研究》两本小册子，大肆宣传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以此来反对“六大”提出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任曙等那些书籍被国民党利用来反对共产党和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反对红军。那种理论在三十年代初也进入了广西。广西那时正趁宁粤矛盾进行粤桂结盟取得休养生息之机，打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旗号，为积蓄力量和反蒋，标榜开明，延揽人才，培训干部，各种政治倾向的反蒋知识分子乘机进入广西，其中有部分是托派分子。这些托派分子与桂系秘密的政治组织——“革命同志会”[1]的核心人物王公度同属留俄学生，因此均得到重用。有的在军政部门，有的在学校。来桂的托派分子中有过去“我们的话”派上海负责人张威遐、施云、陆一远等和其他托派十来人。这些托派都先后成为“同志会”成员，属王系骨干分子。1933--1934年间除桂系报刊不断有老托派分子散布托派个别观点外，系统地宣传托派理论和思想的基地是南宁初中和童军人员训练所。

　　在南宁初中，担任教员的老托派分子施云和秦强公开集中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苏维埃和红军运动。他们宣称大革命失败是因为共产党右倾，组织、政治不独立，后来又左倾，把力量搞垮了。这是“第三国际领导的结果”。蒋介石叛变革命时，第三国际说蒋不会叛变，蒋叛变后又信任汪精卫，汪叛变后才在广州举行暴动，把革命力量丧尽。说江西苏维埃运动是“左倾冒险主义的继续”，“中国革命的复兴要在城市工人运动的复兴”，认为“六大”规定的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和工农民主专政“是反动的”；攻击革命把重点转向农村搞土地革命、实行武装割据，是“盲动机会主义路线”；认为红军是“土匪和溃兵”，共产党甚至变为“土匪党”，在攻击共产党同时，对他们任班主任的班级中的部分学生，系统介绍托派理论读物，如《苏联党争文献》、《托洛斯基自传》、《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等，以武装骨干扩大影响。

　　桂系在高中以上学校实行军训制度后，于1933年秋举办童军人员训练所两班共120人。负责人是王公度，训育主任张威遐，政治教官区渭文等。所开课程，主要是社会科学。张威遐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和中国革命问题，区渭文讲世界经济地理，讲义内容大部分是从苏联带回的托派著作中取材。童训所图书馆有大量托派著作。其后童训所人员到各校任教，很少讲童军知识，大量是进行反共和宣扬托派理论和主张。“六一”事变发生，王公度将大部童训所人员调到部队任政工人员。

　　当时的《民国日报》和《创进》等桂系官方报刊也大量登载张威遐、区渭文等人文章，散布托派观点，但不敢明目张胆地系统宣传托派理论。南宁初中和童训所成为广西托派理论活动最早的基地。通过1934年王公度势力插手学校，特别是师专的改组，托派思潮开始在学生中泛滥起来。

　　先是1935年初南初学潮。南初学潮的领导者便是受施云、秦强影响而以“叩门”命名的读书会的学生。他们在学潮中说是反对“国家主义派”校长陈宗岳，实际上背后有王公度支持。学潮后，由王系分子尹治任校长，该童军教员磨琮等四人在学生中散布托派理论，十分活跃。在学校校长支持下公开辩论中国社会性质及苏联党争问题。各班均出版壁报、召开座谈会公开宣传托派理论。此时，童训人员起了很大作用。另外，柳州中学原校长刘震霖也被学潮赶下台，由王系派人任校长，并从南初带来托派教师胡兰成。在和童训人员配合下，胡在学生中大肆宣传托派理论。认为中国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社会，目前任务是壮大无产阶级力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农民武装斗争，说红军长征是“流窜”，印发《曙光在前》小册子，并组织受影响的学生组成读书会。

　　广西师专托派思潮的出现和发展，是和王系对师专学生进步思想进行镇压同步进行的。这一事实也就回答了托派思潮在广西泛滥的原因。师专是广西培养中学教师和中级干部的学校。1932年杨东莼任校长，聘请了一批进步老师如金光奎、朱笃一、薛暮桥等。学校远离桂林市区，是很安静的读书场所。杨校长在课程设置和教学管理都打破旧框框，开创新路。课程以政治课为主，另设教育、生物等专业课程。并提倡“自由研究，集体生活”。许多学生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成为一间思想进步的学校。王公度在学生中早就安插了他的亲信李志诚（“同志会”成员）等几名王系学生。师专一切，王了如指掌。加上社会上反动分子反映“师专赤化”，王系采取了扑灭这股进步思想的措施，辞退杨校长及一些进步老师。改由一个学医的罗尔棻任校长。广西当局竞令军训人员加紧监视，并通知驻军注意学生动向。架设桂林至良丰（师专在良丰）的专用电话线直通十五军军部，以便调动军队对付师专学生暴动。罗尔棻除了用宣扬白色恐怖往事以恐吓学生外，别无良谋，所聘教师多不胜任。同学对罗轻视和反感，消极沉默抵抗。广西当局乃于1935年改派郭任吾为校长[2]。对应届毕业的学生延期毕业调邕训练，训练中并无专设课程，主要是进行反共宣传。进行宣传的主要是王公度及其手下政治教官。王公度大讲非心非物的“唯力论”（暗示学生要靠拢有权势的集团），区渭文讲军事地理，张威遐讲政治斗争技术，有的讲围剿红军战略，企图以托派思想洗掉马列主义思想观点。对当时红军建立农村根据地则诋毁为放弃城市转到农村，是走失败的道路。为对付未毕业的学生，郭任吾任校长后，带来王系分子六人，其中有五人为老托派分子。并从南初青年托派骨干中调入乡师学习的有毛鸿鉴等四人。王公度把托派思想作为对付进步力量的武器。这点施云自己也认为“郭任吾在师专，除在学生中布置职业学生如李志诚、章毅等外，利用托派分子与进步分子对抗”[3]。施云等进入师专后，在乡师中提出中国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革命性质是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民主革命？在讨论中，施云等全面散布托派对中国革命的论点。讨论开始还只在乡师，后来形成全校的讨论，并把教师也卷入了这场讨论，由理论问题发展为政治问题的争论。原来王系的学生也用托派理论来打击进步思想，形成了以“革命同志会”师专分会（分会组长郭任吾，成员有李志诚、施云、秦强等）郭任吾为代表，托派教员为指导，受影响的青年托派与王系学生为前锋的托派思潮的泛滥。

　　这是托派思潮由几个老托派宣传托派理论(1933--1934)，在王系的支持下，1935年出现了桂、柳、邕几大城市学生中托派思潮广泛影响的状况。童训人员分散到各校，在师专受影响的学生也分往学校和社会。在其他学校也出现过托派言论，但比较零星，没有上面所说的影响深远。从其发展看，所谓托派思潮并不能简化为托洛茨基的理论和世界观问题。托派思潮在广西有其鲜明的政治内涵：以“社会主义革命”否定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性民主革命；以“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工农民主专政；以城市否定农村；以工人否定农民。以极“左”面目出现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农村武装斗争、红军运动。这是在1935年民族危机日深，红军长征胜利的新形势下，广西统治阶级妄图从思想、政治上抵抗、扑灭马列主义在青年学生中日益扩大的影响所采用的反动手法。这较之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何健、陈济棠的“复古读经”更胜一筹。“左”右同源，两极相通，这是一个典型。因而广西托派言论有着明显的半官方性质，如鼓吹托派理论的老托派分子都是当时官方的“红人”或桂系秘密组织的成员。童训人员更是代表官方对学生实行军事管理的人。南初和师专学校领导又公开站在托派一方。毛鸿鉴曾说：“我是一个托派，在同学中我并不隐瞒”（指在师专时）[4]。

　　从1936年“六一事变”至抗日战争发生前后，托派又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转而攻击中共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八一”宣言、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及中共和国民党谈判并作出必要的让步以实现共同抗日。他们大肆攻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阶级投降，说共产党放弃革命立场，红军变为雇佣军。他们自称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站在“彻底”立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这些理论已不单是来自几个老托派，而是更多来自托派中央。广西自1934年开始，青年托派分子和上海托派已有联系，托派秘密刊物流入广西。“六一事变”中广西青年托派有较大发展，在师专、南初、南高、柳中已形成巩固的阵地、其触角伸到梧州、武鸣、军训总队。随学生升学、就业，托派思潮向社会逐步扩散。宣传这种以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心的托派思想的主力已是这批青年托派，而不是1935年以前那样以老托派和童训人员为主力了。

　　托派思潮的泛滥，理所当然引发了反托斗争。当施云、秦强在乡师提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讨论后，开始并未引起各方注意和重视。1935年下半年至1936年间影响到师专本科，参与的人越来越多，讨论越深入，托派理论的反动性就越为人所认识：托派是反动派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侧翼。进步师生开始了反击，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的斗争，进步教授也参与了。与这同时，南初在中共南初支部领导下进行了斗争。柳中也在进步教师汤有雁、路璋等领导下对托派进行反击。这些斗争主要还是理论上的说理斗争。一般是通过壁报、座谈会进行交锋。这种斗争后来发展到由学生团体领导机构的竞选而形成不同倾向壁垒分明的斗争。如师专各班选班长，《月芽》编委竞选，膳委会竞选，尤其1936年竞选“学生生活竞进会”执委，选举前王、托分子为一方，进步同学为另一方，活动频繁，大力争取中立群众。这种争夺学生组织领导权的斗争，在南宁高中和南宁初中，在争代表、争学治会、争市学联的竞选中，也和师专一样，出现群众性的选举斗争。

　　省学联的斗争很有典型意义。“六一”前夕，为动员群众反蒋，桂系当局突击组成省学联，负责人系官方指定（两王一托）。二届学联1936年底召开，南高代表为进步分子，与西大代表（也属进步分子）在选举中起了作用，南高代表在会上作了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言。大会请西大进步教授邓初民作形势报告，前届学联干事全部落选。1937年7月抗战开始后召开第三次学联代表会，各校代表政治倾向不同，斗争激烈。会外双方人员对会议代表逐个进行工作，观点相同的经常开小会研究。会议中托派曾提出将省学联肢解，分散在桂、邕、梧三市办公。表决时，仅以一票之差未被通过。这就急坏了桂系，它竟公开压制进步学生。先是李宗仁训话指摘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省党部派王系分子邀请代表游山玩水、请吃饭等，要学生代表选谁不选谁；省党部中接近进步学生的工作人员受警告，结果第三届学联选举，王、托胜利。

　　这种王、托联合打击进步力量的斗争态势，直到抗日战争开始不久“王案”发生后才告结束。但把王系分子和托派分子混为一体，把王系分子也视为托派分子，相当长时间里仍存留在人们思想中。另外，斗争卷入了选举，许多非王非托的一般群众由于同乡、同学或其他具体原因，在壁垒分明的选举中，和托派站在一起而又确受过托派理论某些影响的人，也往往被群众视为托派分子。但这只是在当时特殊的年代里一种历史现象，随时间的推移，抗日战争的教育，其中许多人也逐渐脱离了托派的影响，走上各自发展的道路。真正笃信托派理论而卷入托派运动的始终是很少数。

　　为了对托派理论进行反击，“六一”事变时“民族大同盟”机关报《联合阵线》出版，创办人为宣侠父，正面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9月方与严办《新动向》；1937年民团干校地下党办《现实》月刊。张海涛同志与民团干校党员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辩论文章，请黄俊如同志从日文中转译过来，以《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的书名秘密出版。南高支部联系募捐翻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等，并秘密发行。南高进步学生还通过学治会办了《新长城》期刊。

　　抗日战争开始，桂系和蒋介石进一步合作，桂系内部派系则关系紧张，遂于九月发生了王公度案。青年托派分子在王案中未受打击，他们在南宁学校影响还不小。南高、南初和市学联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秘密传阅、翻印托派中央1937年底的政治决议，认为“国民党抗战是不坚决的，只是消极应战，不是积极抗战。日本侵略危害到国民党利益，不得不压迫工农进行纯军事抗战，他的反动政策必然是妥协投降。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阶级投降”[5]。利用市学联出版《抗敌》，公开宣传他们对抗日的那些主张。抗战初期进步学生和托派进行过两次较大的斗争，一次是1938年上半年争夺南高、南宁市学联的斗争。经过中共南宁市委学运党团协调各校的工作，取得了胜利。第二次是1939年初学生军中的反托斗争。学生军建立时，学校中的青年托派参军的不少。托派根据“六一”事变时他们在第一届学生军中大发展的经验，他们一到学生军就猖狂活动，主动进攻。在一团，公开在群众中反对国共合作，反对统一战线；在二团煽动落后群众离队；在三团公开利用宣传画诬蔑共产党“杀人放火”，秘密传阅托派“政治决议”。这不但受到进步学生反对，也使学生军上层不得不用行政手段对他们进行打击。这次斗争使托派大部离队。从这以后，托派活动转入隐蔽，托派思潮也为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淹没了。

　　广西托派理论的传播，早在1932、33年间就已经在童训所和南初一些班级开始。而广西开展反托的斗争则晚了好几年。从全国看，三十年代初全党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主要是捍卫“六大”的政治路线，广西的反托斗争开始也是为了捍卫“六大”路线。从这点看，广西反托斗争也是全国反对托陈取消派斗争的延续。1936年至抗战前后全国各地的反托斗争，主要是捍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西反托斗争也是这样。

　　广西托派思潮有其政治内涵。托派以“左”的面目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土地革命和红军，因而为国民党当局所支持和利用。斗争的具体发展也充分显示了这点，因此进步群众自觉起来给予反击。作为中国共产党一部分的广西地方组织，也理所当然地投入这场斗争。因此，首先应肯定的是反托斗争的正义性，是捍卫党的路线的行动。有人以1948年前广西没有托派组织而否定反托斗争的必要性。这是不了解历史，不知道托派思潮所起的反动作用。我们显然不能因为今天中国还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党而认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必要的。

　　在反对托派斗争中，许多曾受托派思想影响的青年学生逐步觉悟而回到正确道路上来。更大的收获是在斗争中一代青年得到锻炼，在政治上理论上得到提高，学校党组织大都经受了反托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不但没有混入托派分子，而且在反托斗争中更加坚强了。

　　抗日战争开始时的“王案”，王公度等人是被桂系当局以“托派”的罪名处理的，加上当时国内外的影响，在广西也和全国各地一样，把托派和汉奸相提并论。当时进步报刊是这样说，党报党刊也这样说，进步人士这样说，党中央负责人和共产国际也都这样说。“把当时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6]在当时，广西党组织受这错误论断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具体问题上，并没有把托派作为汉奸处理。抗日战争前，对托派主要是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抗日战争开始后，群众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反托斗争既是理论的又是群众性的斗争。斗争范围绝大部分只在青年学生中进行。随着托派思潮和反托斗争的消退，即1939年以后，托派汉奸这概念也就逐步为人所遗忘了。被指责为托派的学生，升学、就业并未受歧视，将托派和汉奸联系起来，在广西只是在“王案”后至1939年间短暂出现的言论。

　　在“王案”前，王系和托派在反对进步力量中勾结在一起，他们言论相同，但组织系统不公开，因而把王系看作托派分子很难避免。事实上王系力量也是这股托派思潮的主要鼓吹者。抗日战争前后学生运动尖锐的斗争中，除政治倾向不同的人卷进斗争漩涡外，一些政治倾向不明的学生，由于各种具体原因，不少人也卷进了斗争漩涡中去。因此在托派思潮泛滥和反托斗争中，把王系分子和在选举中站在托派一方的都视为托派，因而托派被扩得很大。

　　中共广西地下党在这场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捍卫了党中央正确路线。在斗争中建立和发展了在学校的党组织。经几十年反复的审查，证明广西地下党和托派界限很清楚，没有混进一个托派分子，也没有党员变为托派分子[7]。但在抗日战争前后广西托派思潮泛滥，王、托联合对付进步力量造成托派庞大的假象未得到澄清，桂系以“托派”罪名打击王公度及其骨干时，以更大的力量用在对进步分子和中国共产党的打击：桂林、柳州、南宁的中共组织均受不同程度破坏，负责同志被捕、被杀，同时被捕的进步分子也不少。郁江特委及下属各县的组织也受程度不同的破坏。桂系这种在反托名义下浑水摸鱼对中共进行破坏，也就是对刚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破坏的行径，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谴责，反而令一些对情况不大明了的人认为广西地下党与托派界限不清。使广西地下党在一段时期遭受不少的困难。

二、青年托派的出现、发展与覆灭


　　30年代初是一个政治上很沉闷的时期。东北沦陷，军阀战争不断，革命的力量被赶至农村。生产萎缩，哀鸿遍野。学生青年普遍对现实不满，总感到走到了一条黑暗的隧道。当托派理论在老师口中出现，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世界革命”，分析大革命失败原因时，他们很快就接受了。在南宁初中有一小批学生组织了一个名叫“叩门”的读书会，成员是受施云、秦强直接影响的该班的学生，应邀参加的是要对社会科学有兴趣、对现实不满的。所读的书主要是：苏联党争文献、托洛茨基自传、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等，每周集中开会一次，指定人做读书报告[8]。这个读书会存在时间不长，开过几次会就散了。但这个读书会对其后广西青年托派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这批学生后来虽已没有有组织的读书会，但因思想一致，形成一个小集团，逐步扩大在同学中的影响，成为南初学生群众的骨干分子。参加“叩门”读书会的学生，除个别其后脱离托派影响外，绝大多数坚持其信仰、参加活动成为其后托派的骨干。如毛鸿鉴、麦俊奇、苏尚仁、黄赞明、林华瑷等托派的领袖人物多来自“叩门”。其中林华瑷是第一个在上海加入托派组织并联系广西托派的人[9]。读书会这种不固定的、灵活的组织形式是其后托派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叩门”显然是在老托派分子施云和秦强影响和指导下在广西建立起的第一个读书会。

　　“叩门”骨干之一林华瑷1933年底考上南宁染织厂赴上海学习学徒班，1934年在上海经李希（曾在南初任教的老托派）介绍，在上海加入托派组织。1934年回广西时带回托派书报和一些油印刊物，并在染织厂发展了几个工人（其后便没联系了）[10]。这是广西青年托派和上海托派有联系的开始。当时托派中央也无力领导广西。直到1935年林再度去上海并在印刷所工作后，托派中央和广西联系才日益密切[11]。从此开始了广西青年托派在上海托派影响下逐步脱离老托派走独自发展的道路。

　　1935年施云、秦强及毛鸿鉴等进入乡师后，大肆公开宣传托派理论，同时托派又有发展。读书会成员均系乡师三班学生，有吴家尧、黄荣祖、黄鉴铜、韦兴智等十来人，另有持托派观点学生20-30人。此时毛鸿鉴通过林华瑷与上海托派中央有联系，常寄有《斗争》、《中国革命问题》（上、下）、《不断革命论》、《第四国际纲领草案》等书刊在托派读书会内部传阅、讨论，有的复写向同学散布。师专的“读书会”和“叩门”相比，显著的不同是师专读书会和上海托派中央有联系。此时林华瑷在上海托派印刷所工作并负责与广西托派进行经常性的联系。在1935至37年间，广西受托派思潮影响的地方不少，人数也颇多。但随“王案”发生，几乎全部消声匿迹逐渐脱离托派影响。唯独南初和乡师这部分得以发展，根本原因是取得托派中央的联系。童训所学员受托派理论、思想影响比南初学生还深，数量也很大。但终于没形成托派的独立力量，根本原因就在于只有思想上而没有组织上的联系。没有组织工作支撑的思想终是昙花一现。师专读书会有了上海作核心，和“叩门”比，更进一步政治化了。“叩门”只阅读托派一般读物，而师专托派读书会则以秘密读物的传阅、讨论、扩散为主，因而它能坚持下来。这批读物其后成为托派的“传家宝”，解放后才上缴[12]。“叩门”只参与学生会的一些活动，而师专读书会则参与师专当时理论上的论战、竞选而成为核心，并和王系力量联合共同对进步力量进行斗争。

　　从“叩门”至师专读书会是一个发展，仍局限在一间学校。“六一”事变中成立学生军大队，托派才有较大发展，突破一间学校的范围。

　　“六一”期间，各种政治倾向的学生都很活跃。学生军建立前，师专学生结束桂北抗日宣传返南宁参加学生军经柳州时，经施云和胡兰成组织，举行过一次柳中托派读书会和师专托派的座谈会。学生军建立后，毛鸿鉴、麦俊奇等将林华瑷从上海带回和寄回的托派报刊文件（在桂林时为安全起见，藏秦强乡间）带来南宁，在军中接近托派学生中传阅。受其影响的有南高、南初、南宁女中、梧州女中等校参加学生军的部分学生。在这时，托派曾形成组织，由吴家尧起草章程，宗旨定为：“团结革命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社会主义而奋斗”。毛鸿鉴总负责，吴家尧负责宣传，黄赞明负责组织。其下除师专原有托派外，南初学生中有：①以李启成为核心，包含黎燧生、何伯犁；②以霞启柏为核心的丁肇荃、侯国润、李培贵。；③以廖淦成为核心的侯芝才、詹碧光、卢翼咏、陈凤祥。南宁女中有曾革、卢韵清，梧州女中黎某等。未参加学生军的有南高苏尚仁、何春华等。因学生军成立一个月后便告结束，这个组织也就散了。师专学生回到桂林后，由毛鸿鉴、麦俊奇、方正、黄赞明和南宁、梧州联系，并将他们通讯地址转知上海，也将上海和香港托派通讯处告诉他们。这样托派从一间学校走向省内各大城市学校中[13]。学生军中这次的发展，完全是青年托派的独立行动，预示着一个信奉托洛茨基思想，受中国托派政治领导的青年托派集团在广西已相当成熟了。“王案”发生和毛鸿鉴回桂，广西托派小集团正式地形成了。

　　“王案”发生，王公度等虽被桂系扣上所谓“托派”的帽子，实际上只是桂系内部的派系斗争，对青年托派并未有大的波及。“王案”前王托联合的状态消失了，这就分清了王托关系。一些以托派面目出现的王系分子，或虽高叫“社会主义革命”、“世界革命”，但并不决心跟随托派的同情者，和托派也就分开了。真正的托派分子才真正独立发展，更依靠托派中央的指导。而且“王案”后托派言论也属非法，一些同情者和不坚定者也逐步离去，托派活动从半公开转入完全隐蔽。其后仍积极参与活动的是青年托派中最顽固的部分，是真正的托派分子。

　　毛鸿鉴1938年回南宁，标志着广西青年托派正式成为在托派中央领导下的一个托派小集团。毛鸿鉴在广西青年托派中是领袖人物，1937年春去上海正式加入托派组织，和林华瑷一起负责托派印刷所工作。当时上海有组织的托派很少（不足20人），唯一工作就是办了《斗争》报和《星火》月刊。抗日战争开始，狱中老一代托派获释，托派中央得以加强。1937年底托派在上海召开活动分子会议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对抗战作出《政治决议案》。在这次会议上，毛鸿鉴被选为托派中央候补委员。会后不久，1938年春毛经香港回南宁。“王案”后原师专学生提前结业，托派重心又移南宁。其中以南高力量最集中，基本上是过去南初托派升上来的。由苏尚仁、廖淦成、陈传谊组成读书会核心小组，由麦俊奇指导。毛鸿鉴回南宁后，找到苏尚仁，由苏尚仁和廖淦成提出一份名单召集会议，主要是传达托派中央对抗战的政治决议和号召组织起来，毛认为“南宁托派分子不少，组织起来力量就大了”[14]。会议仍脱不了读书会的旧套，每次讨论读些什么书、有无上海、香港小报，分析同学政治倾向和对策，并把托派报刊文章用稿纸抄成小册子在同学中流传，利用学治会油印机翻印托派小报在学生中散发。毛鸿鉴于1938年夏介绍丁肇荃、廖祖淦往上海参加训练班。另外，黎琦清和黄位荫到香港参加托派。广西青年托派组织上和上海、香港托派也很密切了。

　　毛鸿鉴的另一次重大活动是动员托派分子参加第三届学生军。1938年学生军建立时，毛鸿鉴多次召集托派分子开会，毛认为托派必须参加以便影响群众、教育青年以扩大托派力量。讨论中有的反对，参加学生军的都是赞成的。由毛起草《形势与任务》，拟出一个纲领；由廖淦成草拟《斗争方式大纲》和《我们生活草案》来指导活动。

　　托派在学生军碰壁后退出了学生军。毛鸿鉴和桂林托派黄荣祖（广西日报）、陈传谊（工厂）、李培贵、方正研究决定在衡阳办油印刊物，由毛鸿鉴和邝安庸负责编辑印刷，由湘桂路上的黄略、白先祥、莫显庭趁班车之便运回桂林分发。在桂林的陈传谊负责经费。毛鸿鉴已去衡阳，油印机在桂已买好。后因陈传谊被捕致使计划破产。在南宁苏尚仁翻译了托洛茨基评法国人民阵线的小册子，又写过评陈独秀抗战言论长文。曾依靠农培蕃关系在南宁亭子印了一期《红旗》。当时读书会核心是苏尚仁、廖淦成、黄本贤等。

　　1939年夏，毛鸿鉴和麦俊奇到香港，参加托派在港召开的“华南地区代表会议”，后又往上海参加训练班学习。参加训练班的广西托派有毛鸿鉴、林华瑷、丁肇荃、廖祖钦、麦俊奇，占受训人数一半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后，上海托派召开紧急大会，通过“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决议案”，广西代表为麦俊奇。决议内容为分析补充世界形势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必然导致战争的失败；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阶级投降政策。会后麦俊奇和廖祖钦回广西，任务为：①回广西传达上海会议精神②准备条件，准备建立广西支部；③鼓励托派成员尽可能到工厂工作，跳出学生圈子。麦和廖回南宁后向苏尚仁传达托派中央对广西指示：今后应在现有学生基础上向各职业部门拓展并准备建党。苏尚仁召集当时托派在江江西岸西园开会，一致同意托派中央指示。参加的有廖祖钦、麦俊奇、方正、黄赞明、苏尚仁、李伊人、何春华、梁福康、李启成、梁荣升、廖淦成、黄德楷、陆俊、黎燧生、黎华瑞、李智、叶湛等。不久，桂南战争爆发，南宁紧急疏散时，托派再次召集会议，地点与参会人员与上次会议相同。会议决定各人随机关或学校疏散。其中疏散到田东的麦俊奇、廖祖钦（两人均系在上海训练班学习过的有组织的托派）、陆俊、梁荣升等，由麦俊奇召集会议讨论工作，决定梁荣升负责制革厂群众工作；麦俊奇、陆俊、廖祖钦负责平马学生工作；廖真如等基本群众组织读书会由麦俊奇指导[15]。

　　从1938年毛鸿鉴以中央候补委员回广西至桂南战争南宁撤退差不多两年时间里，集中在南宁的托派这三次重大活动，其中两次是托派中央派人回来传达对时局的政治决议和号召组织起来进行活动指示；一次是毛鸿鉴动员参加学生军、布置工作以及撤出学生军后的后续工作。这些活动都是明显的政治活动，和以往的限于一般理论的宣传、参与学生竞选等活动有根本的不同：1、这些活动都是托派中央部署而派人专门负责的；2、和组织问题联系在一起，派人参加上海训练班；3、没有同情者和一般托派群众参加；4、活动是秘密的。

　　这时青年托派和老托派或和王系分子已没什么联系，而是直接听命于托派中央，和托派中央的联系已不限于秘密报刊的传递，而是由托派中央派人直接领导了。因此完全可以认为广西托派已经形成一个政治小集团。参与这些活动的，都是托派分子，这样不但可以分清王派与托派的界限，也可以分清在托派思潮泛滥时受托派思潮影响的一般群众和托派的界限。

　　桂南战争南宁沦陷，南宁托派也大多先后集中桂林。1941年起，桂林成为广西托派活动中心。主要活动仍是传阅托派书报和《斗争》报，同时进行募捐支持《斗争》的出版。毛鸿鉴在上海负责联系广西，号召到工人中去，徐汝璋、黄晓、黎燧生、魏颖如等到工厂当工人，并动员到上海参加组织。黄略、卢韵清、黎燧生三人曾企图往上海，因金华通不过沦陷区而折回。当时桂林托派李启成曾召集过会议，参会有黄德楷、卢韵清、李启成、唐克冰、肖文松、黎华瑞、黄本贤、魏颖如、仇骏良、周存真、黎燧生、韦兴智、黄海清、杨毅弘、方正、陈庭楷、黄赞明等，决定出版秘密刊物《孤声》（有的材料叫《孤灯》），出版六期后改名《燎原》，只出版一期，因编委周存真、肖文松、黄略离桂而停刊[16]。

　　转学桂林高中的雷润清与肖文松、胡福全组成读书会。当时桂林托派聚会较经常，地点有两个：一处为李启成在曾洲住地，另一处则是临桂县府宿舍。在临桂县府工作的托派有黎燧生、周存真、仇骏良、曾践冰、黄略等。

　　在广西托派活跃的时候，发生三件事。1、1941年托派“二大”召开，托派正式分裂为多数派与少数派，广西在上海的托派多为少数派；2、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及香港，上海、香港与桂林托派联系中断；3、负责联系广西托派的毛鸿鉴1942年被捕（抗战胜利后释放），桂林托派失去托派中央的领导，活动几乎停顿下来。1942-46年是广西托派沉寂时期，只有些零星的活动。如1944年黄赞明任信都县长，随去有廖淦成、李启成、侯芝才等六人；1945年何春华邀集一批托派在果德中学任教，何任校长，苏尚仁为教务主任，黄略任训导组长，陆俊任事务主任。1946年黄略、苏尚仁等在南宁办报。

　　广西托派经过数年沉寂后，又很快活跃起来。1946年李启成去上海加入托派组织，毛鸿鉴也出狱回到上海，林焕华又来桂林推销托派《求真》和《青年妇女》杂志。广西托派与上海香港取得联系后又活跃起来，形成以骆椿柏、宁广居、廖淦成、黎华瑞为核心的在桂托派十余人的小集团，成为其后建立托派桂林支部的基础，同时开始在西大进行工作，使西大成为托派最后一个开展群众工作的学校。

　　在南宁的托派，1946年苏尚仁赴港，1947年加入托派后，大批托派前往香港加入托派组织，前后计有21人之多，并积极推动广西托派建党，成立“广西建党工作辅助委员会”，由苏尚仁、陈传谊、徐汝璋组成，苏任书记。1947年夏，广州、香港托派在港召开省代表大会，苏尚仁以“广西建党工作委员会”代表身分参加大会，并当选为托派“华南临时委员会”委员（由原“广东省委会”改名）五个委员之一（另四人系原“广东省委会”委员）[17]。广西托派这时主要是配合托派中央的筹建党组织的工作。但由于托派分裂，在香港广西托派多属多数派，在上海的则多为少数派，如毛鸿鉴、林华瑷、李启成均为少数派，两派均在广西内做争取工作，广西托派举棋不定。曾由宁广居起草致上海托派公开信，叫“我们的意见”，主张两派重新统一，签名共10人，他们是：骆椿柏、廖淦成、黎华瑞、宁广居、曾践冰、韦兴智、李胜莲、赵汉钧、黄赞明、邓超莲[18]。宁广居由学校（西大）派往香港购置仪器时，曾访苏尚仁、徐汝璋、陈传谊要求派人回桂帮助组织。1947年底托派“广西联络委员会”负责人曾提出“广西建党方案”，1948年交南宁和桂林托派传阅。毛鸿鉴于1948年5月到香港争取托派支持少数派，失败后到桂林活动。对于少数派纲领，当时桂林托派有两人赞成（李胜莲、赵汉钧）两人反对（骆椿柏、宁广居），其余中立。毛鸿鉴后来到南宁召开座谈会，参加的有麦俊奇、何春华、陆俊、雷润清、魏颖如、何福康等，南宁托派无积极响应，一月后毛返上海。

　　经过抗日战争，广西托派并没有认识自己思想政治路线的错误。到1948年解放战争三大战役胜利行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广西的托派仍坚持其无视中国现实的“左”得出奇的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仍在叫嚷“中共希图农村夺取城市，没有任何的前途”，并称“战争即使胜利，战争也将变质，中共转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19]。广西托派和全国托派一起进行了建党活动，他们这时集中在三个地方。一是南宁，未赴港的少量托派不参与建党活动，对两派采态度中立。二是桂林，绝大多数属多数派。三是由南宁赴港参加托派人员，这部分人数最多，大部分是从南宁去的，属多数派。广西原在上海的，则全属少数派。

　　1948年8月多数派在上海举行建党大会，骆椿柏代表桂林（南宁不同意派代表）、苏尚仁为香港代表（香港代表共两人）、姜鸣渭代表广州参加大会，党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建党不久，领导机关撤港。骆椿柏10月返桂林，召集托派传达会议情况及决议，经两次会议，组成广西桂林托派支部，支部书记为骆椿柏，组织为梁良，宣传为廖淦成。下分三组：①廖淦成、黎华瑞、黄海清、赵汉钧、韦兴智；②梁良、侯芝才、李汉原、黄赞明；③邓超莲、曾践冰、李胜莲、詹碧光。宁广居和陆裕亮由骆椿柏联系。这是从1933年“叩门”读书会开始活动的青年托派，经漫长的十五年在广西建立的第一个支部组织。但此时已面临全国解放的形势。托派支部建成后，1949年上半年桂林托派与上级联系中断。因为托派中央迁港，而香港托派的印刷机关和国际通讯机关被破坏，香港进口检查严格，新建立的托派支部也处在消沉状态。但在西大，托派活动有起色，成为广西托派最后仅有的活动基地。

　　1949年3月骆椿柏、宁广居、徐泰兴、方锦荣、刘骥等在西大组织“托洛茨基主义研究会”，有组织地阅读托派书报书份，参加者约10人。在西大学生运动中曾两次出现过以极“左”的口号来破坏学运。一次是当西大教授、学生、员工包围中央银行索欠款胜利后，托派提出“有饭大家吃”，“不容许有的吃粥，有的吃的很好”，挑拨自费生、借读生和公费生的关系，并把矛头指向“缸有余粮”的教授，分裂师生团结。另一次是向李宗仁交涉经费问题时，企图煽动以集体请愿来代替学治会决定的先派代表谈判、如无结果再集体请愿的策略。此外，托派还于五月份出版壁报《火星报》，和进步学生出版的《壁联新闻》对抗，并以极“左”的面目说：“新民主主义不是革命，只是农民运动。中共是背叛工人阶级的农民党，中国工人至今还未找到自己的政党[20]。”

　　七月，姜君羊奉托派派遣自广州来桂林指导工作，带来了托派的“时局分析”：“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所以能胜利，原因是城市中两阶级陷于无力状态中，一方面资产阶级极端腐败不能维持其统治，另外无产阶级还未有力量抬头以从事政治斗争……中共胜利后必然执行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政策，这替资产阶级渡过难关。这样一来，必然为工农群众所不满而抬起头来反对中共政权。因此，托派中央指示必须深入群众中去做宣传工作，以便当群众运动起来时，领导群众走上革命的道路”[21]。姜来桂后，桂林托派组织虽未改组，但实际工作已由姜负责，成为后期桂林托派的实际负责人。对托派中央联系、支部的思想领导和在西大的工作均由姜负责。他们一方面整顿组织、恢复组织生活，另一方面决定放弃小职员生活，深入工人小贩中去。桂林市恢复两个小组：城北组为姜君羊、黎华瑞、廖淦成、韦兴智；城南组为骆椿柏、李汉原、梁良、侯芝才。而工作重点则在西大。八月宣布徐泰兴为托派党员。由姜君羊、宁广居、徐泰兴组成“西大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并在将军桥附近召开“托洛茨基逝世九周年纪念会”，由骆椿柏主持会议，出席的有托派党团员及同情者17人。会后由西大“托洛茨基主义研究会”油印出版纪念专刊。

　　少数也匆忙于1949年4月在上海举行建党大会，代表11人，其中毛鸿鉴、黄鉴铜、李却坚、梁启德等四人均系广西托派。党名“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广西林华瑷是五个领导成员之一。关于组织问题，一部分往香港，一部分留国内，做长期潜伏，等待时局变化。去港部分成立华南工作委员会，由王凡西、梁启德、林华瑷、毛鸿鉴、麦俊奇组成[22]。

　　在全国即将解放前夕，托派无论多数派或少数派不但没有改变其错误立场，反而走得更远，匆忙建党，准备长期与人民政权为敌。广西托派桂林支部于桂林解放后，部分成员离桂，托派党支部瓦解，但西大社青支部仍存在，当时共九人：姜君羊、徐泰兴、陈渊泉组成支干会，徐泰兴代书记（原书记宁广居回南宁）。下分两个小组：一组邹浩仁为组长，组员为陈渊泉、徐泰兴、梁逸凡；另一组组长为方锦荣，组员为张名鹏、李啸风。姜君羊在桂林、王习廉在良丰不编组。支干会第一次会议决定①跟随群众一起参加欢迎解放军，不要孤立。②暂停发展。第二次会议决议①到群众中去可报考军大、革大。②开展理论学习。

　　1950年桂林西大托派陈渊泉、梁逸凡考取军大，支干会改组，姜君羊为书记，方锦荣、徐泰兴为干事，并调整小组。此时桂林西大托派以幻想来获得安慰：①认为可能出现二月到十月革命的发展。②托派主张能否实现是次要的，理论是否正确是主要的。③认为第四国际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党，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到来，中国革命也在这次革命中完成[23]。二月又决议：不组织读书会，采取个别吸收同情者；又认为：①中共指定代表不民主；②共产党迟迟不土改是讨好资产阶级。③工人阶级仍受剥削，等于没有解放。④中共党员多为农民出身，将变为农民党，经不起城市物质文明而腐化。并决定积极参加各种公开的群众活动，并个别申请参加青年团，同时又发展了汪公权、王振权、周辑宁为“社青团员”。[24]

　　由姜君羊教育的同情者后来在军大坦白，姜出走南宁，由徐泰兴代理书记。后续姜托李胜莲来桂，恢复桂林组织，团支干会介绍章典、陈渊泉为党员。十一月恢复托派支部，徐泰兴为书记；十二月党团合并。1951年韦兴智在柳州坦白，徐泰兴三月被捕，托派在西大的活动也随之而结束。

　　解放后托派并未停止活动，特别是西大托派还异常活跃。政治上坚持其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幻想中国也会有二月到十月革命的可能，攻击共产党将变质腐化、攻击解放初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组织上不断改组，采取更隐蔽的活动方式，并设法打入我内部如投考军大，争取入团，并且发展托派党、团员为长期潜伏斗争做准备。托派与人民为敌的面目更清楚。终于在人民民主专政的铁拳下，得到应有的下场。而一些确有悔悟的分子也得到人民的谅解。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参考：
　　① 毛鸿鉴、麦俊奇、苏尚仁、骆椿柏、徐泰兴等人部分材料
　　②双山回忆录
　　③《中共党史研究》89.1期《简论中国托派》

注释

[1] 1930年桂系成立秘密政治组织“革命同志会”。1932年张发奎改组后为“三民主义同志会”，李、白为正副会长，加盟者需对会长宣誓效忠。1934年改组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这个组织实权在王公度手里。

[2] 郭任吾出任师专校长时，其教务主任陈此生系进步人士，为办好师专，在外地聘请了一些著名学者如：邓初民、施复亮、陈望道等来校任教。他们都是政治上进步，学术有成就而反对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政策，因而也为广西所接受。施云、秦强调师专，只在乡师任教。

[3] 施云材料引自郭任吾档案中。

[4] 毛鸿鉴档案。

[5] 1937年底，托派在上海召开活动分子会议，毛鸿鉴在此次会议中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此决议案要点，引自毛鸿鉴档案。

[6] 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注(18)和《论持久战》注(9)。

[7] 《广西党史研究通讯》

[8] 毛鸿鉴、苏尚仁档案

[9] 毛鸿鉴档案

[10] 毛鸿鉴档案

[11] 毛鸿鉴档案

[12] 麦俊奇档案

[13] 毛鸿鉴档案

[14] 毛鸿鉴档案

[15] 麦俊奇档案

[16] 骆椿柏交代材料《解放前后桂林托派》

[18] 骆椿柏交代材料《解放前后桂林托派》

[17] 见苏尚仁自传

[19] 《中共党史研究》89年第一期

[20] 《桂林党史通讯》89年第七期

[21] 徐泰兴交代材料：《解放前后桂林托派》

[22] 毛鸿鉴档案

[23] 徐泰兴：《解放前后桂林托派》。

[24] 徐泰兴：《解放前后桂林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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