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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弗雷德里克·詹姆逊（1934-2024）

﹝英国﹞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2024年9月26日
日土兀 译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死，让我们失去了二十世纪其中一位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伊格尔顿以此文反思了詹明信的谦逊、慷慨以及无与伦比的睿智。
　　原文链接：Fredric Jameson, 1934-2024



　　我在1976年第一次遇到了詹姆逊，那时他邀请我去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他的研究生。在此之前只透过五年前出版的、那本让我大感震撼的《马克思主义和形式》（Marxism and Form）得知他的存在。此书是对卢卡奇、本雅明、阿多诺、恩斯特·布洛赫等思想家一系列杰出的记述，书的标题挑战了粗鄙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枯燥的系谱，当中也谈及多部德语著作，部份艰深晦涩，尚未被译成英文。

　　我当时深信，詹姆逊这个名字可能是汉斯—乔治‧考夫曼（Hans-Georg Kaufmann）或者卡尔‧格吕克斯坦（Karl Gluckstein）的假名，一个来自中欧、藏身南加州的难民。可是，我遇到的，那个以直率问候我的人——后来才知道是他害羞，是像蒂姆‧沃尔兹（Tim Walz）那样的美国人，虽然有人怀疑沃尔兹不会远离人群、喝着红酒阅读最新出版的捷克小说。他会使用诸如“您瞧”（‘look it’）、“天哪”（‘holy shit’）的说法，穿牛仔裤，喜爱吃牛扒拼龙虾，在带有贵族风格的法国知识分子在场时会明显感到不舒服，更喜欢友好、外向的艾可（Umberto Eco）。这一切已经够原真了，但他也是个知识分子，身处于一个“这样的人要以伪装现身于人前才是明智”的文明之中。与之相似的是他冗长响亮的文笔，既是一副面具，也是一种沟通的模式。詹姆逊某程度上是一个投进公共领域的低调人，周游世界（我们后来在中国和澳洲也见过面）又住在北卡罗莱纳乡下一座偏远的农舍，周围都是山羊和鸡只，以及小孩子的声音。他尤其珍爱小孩，身后遗下了一大批的孙子孙女。

　　他无疑是他那时代最伟大的文化批评家，虽然“文化批评”纯粹只是一种为那些我们尚未能赋予一个合适名称的，涵盖美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精神分析、政治理论及同类学科的知识性作品预留位置的名称。在人文领域没有什么范围是他不会注意到的，从电影和建筑到绘画和科幻小说，而他似乎比这星球上的任何人都读得更多的书。他既能谈论巴门尼德又能谈后现代主义，而当由寇比力克（Stanley Kubrick）执导、源自撒克里（Thackeray）一部鲜为人知的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乱世儿女》（Barry Lyndon）上映时，他一位学生坚定表示：“弗里德里克已经读过了。”而他或许是对的。他有一种惊人的美国式热情，同时结合了高度欧洲式的鉴赏力。他坚称如果不能与句子的形状衔接，马克思主义批评就没有什么价值，又能在诗人论述或态度的转移中侦测到整理意识形态的策略。但正如在他有关后现代主义的经典文章中那样，他也掌握着整个文明的脉搏。

　　如今文学评论家没有很多社会功能。詹姆逊部份的成就在于他向我们显示了如此谦逊的学术人物可以再次成为公共知识分子、那些影响力远超传文学研究统范畴的男男女女。这正使那虚无飘渺的“理论”一词变得有意义。而詹姆逊是一切理论家之中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