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社会再生产理论（﹝英国﹞希拉·麦格雷戈（Sheila McGregor），2022年1月10日）

Revisiting 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重新审视社会再生产理论

﹝英国﹞希拉·麦格雷戈（Sheila McGregor）

2022年1月10日
白萌翻译、K 校对

　　〔说明〕希拉·麦格雷戈（Sheila McGregor）是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长期成员和《国际社会主义》编辑委员会的成员。
　　原文链接：http://isj.org.uk/revisiting-srt/

　　本文是对《社会再生产理论和社会主义视野：工作、权力和政治战略》（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and the Socialist Horizon: Work, Power and Political Strategy）一书的评论，此书作者是艾伦·杰菲（Aaron Jaffe），2020 年出版由普卢托（Pluto）出版社出版，售价18.99 英镑。

《社会再生产理论和社会主义视野：工作、权力和政治战略》

　　艾伦· 杰菲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和社会主义视野》是蒂蒂·巴塔查里亚（Tithi Bhattacharya）编辑的「映射社会再生产理论」丛书中的一本^[1]。杰菲对社会再生产理论（SRT）的阐述有三个亮点：阐明所有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积累的竞争驱动力；批判「性别本质主义」；还尖锐地批评了交叉性流派理论^[2]。不足之处在于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十八般武器」（Marxist toolbox），特别是没有使用与种族主义和国家有关的理论武器^[3]。

　　杰菲认为他对社会再生产理论（SRT）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发展，可以帮助我们准确剖析所生活的世界，对社会问题进行批判，并用「社会主义的视野看待女性解放问题」^[4]。社会再生产理论（SRT）并不局限于分析女性受压迫的问题：「SRT不是一个标新立异的术语，而是调查和理解世界的一个框架，它特别着眼于劳动力的生产方式和维持方式」，这才是对社会再生产的最好解释^[5]。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可将资本主义的分析简化为观察价值增值的过程，也就是如何从直接劳动者身上抽取剩余价值。杰菲认为有必要驳斥这一看法，这就是他的核心观点。

　　显然，以价值为中心的看法是有局限的。为了对价值在特定情境中的作用提供更具体和有根据的说明，我们需要研究实际的社会关系及其历史^[6]。

　　毫无疑问，上述说法是正确的，但尚不清楚到底是杰菲认为卡尔·马克思本人，还是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发展方向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我认为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及后来的其它一些人，远远超出了「以价值为中心的看法」^[7]。

　　杰菲将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基础置于马克思的劳动力概念之上作进一步发展：「无论一个人生产何种使用价值，他﹝原文如此﹞所使用的那些精神和身体能力的总和，才是劳动力或劳动能力^[8]。」正如杰菲所言，这个劳动力的广义定义，远远超出了「为生产剩余价值而出售劳动力」的含义。相反，「劳动力是生产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一切事物的能力」^[9]。因此，人类需求和我们的劳动力或劳动的能力是社会和历史条件所塑造的，是得以发展还是受到阻碍取决于我们生活的具体社会环境。资本主义剥削的核心是靠出卖劳动能力维生的人与购买劳动力的人之间的矛盾。

　　分析能决定我们的劳动能力有否与如何得到培养和发展，又或受到抑制和无视的各种社会力量，可用来判断不同压迫的本质以及剥削造成的影响。例如，可用来判断「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 ）的局限性^[10]，还可用来展示种族主义、性别歧视、跨性别恐惧症和对残疾人的压迫如何以特殊的方式阻碍社会的进步。此外，劳动能力的广义概念指出社会方式必须改变，才能发挥每个人的最大潜力。

　　杰菲在书中专辟一章论述性别与身体，并仔细分析了《卡利班与女巫》（作者西尔维娅·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和《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到的压迫》（作者莉丝·沃格尔（Lise Vogel））中的有关论述，因为这两本专著是许多社会再生产理论家的必谈之作^[11]。杰菲指出：费德里奇没有考虑到资本主义出现的真实历史发展，假定女性的身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是「自然的」，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才被异化，成为生产劳动力的工具，这导致其自身难以自圆其说。根据费德里奇的说法，解放意味着回归「自然的身体」。然而，这种依赖女性性别的概念使得自身难以发展成为一种非二元、跨性别以及对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包容的性别方法，并且「忽视了性别本身可能是一个自决的概念」^[12]。

　　杰菲认为，莉丝·沃格尔对女性受压迫的描述比费德里奇的「更加开放」，也「更加封闭」。沃格尔分析了女性在历史上受资本主义条件约束的方式。然而，她把女性在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处于不利地位简单地归结于生育，并将其定位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本原因。此外，沃格尔未能探索「性、生物学和性别之间的关系」^[13]。杰菲总结道：「尽管这种说法对许多女性来说是准确的，但将性别压迫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生理上的生育能力，过份强调性别的本质，并且……以生物学存在即合理的方式看待问题，从而导致对生育女性及女性的压迫^[14]。」

　　杰菲的批评很重要，可令人失望的是，他没有指出其它关于女性受压迫的说法，尤其是那些建立在恩格斯经典著作《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之上的说法。恩格斯把家庭建设看做资本主义下私有劳动力再生产的场所，从而提出女性受压迫的另一种解释。恩格斯的分析，以及在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世理论家的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优点，那就是将劳动力再生产与资本积累联系起来。在分析历史发展的基础上，这些观点是理解资本主义下如何构建性别二元结构以及性少数群体（LGBT+）的压迫为何出现的有力工具^[15]。

　　杰菲在书中的一个章节专门论述「交叉性」流派，他指出：「我认为社会再生产理论（SRT）最适合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压迫错综复杂的本质，因为它突出了阶级在这些压迫中所起的核心作用」^[16]。他承认，黑人女权主义「交叉性」流派理论的根源有很多。然而，尽管有最好的「交叉性」方法，他还是更喜欢社会再生产理论（SRT），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可以分析所有压迫活动的整体框架，指出了积累在阶级剥削关系中的核心作用^[17]。社会再生产理论（SRT）回答了「为什么」的问题，而「交叉性」流派理论仍然停留在描述的层面。为了支持他的论点，杰菲引用了马克思在未完成的《资本论》第三卷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描述：

　　无偿剩余劳动从直接生产者中抽出的特定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因为它直接来自生产本身，反过来又作为决定性因素对生产作出反应。然而，从生产关系本身发展起来的整个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特定政治形式，都建立在此基础上。总是生产条件的所有者与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总是自然地对应于劳动方法发展的一定阶段，因而也对应于它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揭示了最深处的秘密，整个社会结构以及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下隐藏的基础：简而言之，国家的相应特定形式。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从其主要条件来看是相同的——由于自然环境、种族关系、外部历史影响等无数不同的经验环境而呈现出无限的变化和渐变。这些只能通过分析经验给定的情况来确定^[18]。

　　我同意，这确实为对不同类型的压迫进行社会和历史分析提供了框架，无论它们是随着资本主义出现的（如种族主义和杰菲所说的「残疾歧视」），还是随着阶级社会本身的兴起（如妇女的压迫）。然而，杰菲说马克思「拒绝了因果关系的单向概念」，但马克思似乎对他在上面提出的参数做了相反的事情^[19]。例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存在不同形式的小家庭——异性恋、同性恋、单亲、已婚、未婚——但这些不同的形式都没有破坏「劳动力私有化再生产」的现实。与此同时，老龄化资本主义日益加剧的危机导致越来越多为劳动力再生产而开发的大量社会支持系统遭到削弱。社会形式可能会反作用于经济关系，但经济关系在更明确的意义上制约和限制这些社会形式。

　　那么杰菲论述的社会再生产理论（SRT）有哪些弱点呢？首先是没有更多地采纳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压迫的论述。杰菲认为，之所以不这样做，能减少使社会再生产理论（SRT）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威胁，尽管他使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参考数据来帮助说服怀疑论者^[20]。我认为情况正好相反，杰菲的做法会遗漏很多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充满了对妇女和儿童以及爱尔兰和英国工人之间关系的讨论^[21]。他们还分析了殖民主义在将英国工人与统治阶级结合起来的影响，以及美国奴隶起义和内战的重要性^[22]。马克思自己对系统性种族主义和奴隶制作用的阐述令人信服且有力：「劳动人人平等，白人不能生来不劳而获，黑人不是生来就要劳作一生」^[23]。对于马克思来说，工人阶级不克服各种分歧，就不能迎来自我解放^[24]。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和斯大林（Stalin）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不能掩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也不能掩盖革命社会主义传统的立场^[25]。批判性地重申马克思的方法是很重要的。

　　其次，杰菲强调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作用，而淡化统治阶级制造压迫的主要作用^[26]。工人阶级家庭并非在 19 世纪后期凭空出现，而是积极的人为作用推动的^[27]。更重要的是，政府通过立法来确保劳动力私有化再生产的延续，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上进行干预，为家庭和「家庭价值」（family vaues）辩护^[28]。这正是为什么堕胎问题总是成为争夺权利的关键武器的原因^[29]。

　　再举一个例子，种族主义在美国和欧洲采取了许多不同的形式，从美国内战后重建时期的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到反犹太主义和移民管制的兴起，伊斯兰恐惧症的扩大，以及制度性种族主义在今天的继续。这些对日常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种族主义谋杀乔治·弗洛伊德后的2020年「黑命攸关」（ 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所证明的那样。然而，所有这些形式的种族主义都被统治阶级有意识地发展为分裂工人的策略。当然，一些工人的行为方式带有性别歧视、种族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同性恋恐惧症、跨性别恐惧症等，这些偏见必须受到挑战。然而，这些观点并不是自发产生的。工人不是生来就这样想的，就像妇女并非因为具生育的能力而受到压迫一样。

　　若不能发现统治阶级如何有意识地与战略性地使用种族主义、性别歧视、跨性别恐惧症和其它形式的压迫，便不能看到这些分歧对工人阶级造成的影响。后一种情况导致忽略打击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同性恋和跨性别歧视的必要性。然而，只关注社会再生产会导致不能从理论上充分分析国家和政治在制度化不同类型压迫中的作用。这样，社会主义者的注意力可以不再关注那些宣扬分裂政策的人。唐纳德·特朗普在担任总统的四年期间故意帮助建立极右翼；在英国，鲍里斯· 约翰逊（Boris Johnson）有意识地实施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政策，将难民和移民当作替罪羊，并攻击受压迫群体的抗议权^[30]。从理论上讲，社会再生产理论（SRT）根本不符合挑战警察的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更广泛的资本主义政权的「黑命攸关」的运动现实。

　　杰菲庆祝世界各地最近的斗争是正确的，特别是罢工作为武器的重新出现。事实上，如果他将群众罢工的意义引出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所说的「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方法」，他能进一步巩固自己的论点，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观点基础。这些工人的斗争，连同2020年的「黑命攸关」运动，2021年3月英国一名警察谋杀莎拉·埃弗拉德（Sarah Everard）后的反性别歧视示威以及2020年5月的全球巴勒斯坦团结运动，证明了克服分歧的潜力，让我们看到了列宁把革命称为「被压迫者的节日」的原因。自我解放是关于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的愿景。然而，如果不赢得关于需要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有力论据，并借鉴革命社会主义传统的战略方法，例如联合阵线（united front ）方法和革命组织的建设，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

2022年1月10日

脚注

^[1] 巴塔查里亚，2017 年。

^[2] 关于他对性别本质主义的批评，请参阅杰菲，2020 年，第 60 页。

^[3] 麦格雷戈，2018 年。

^[4] 杰菲，2020 年，第 4-5 页。

^[5] 杰菲，2020 年，第 26 页。

^[6] 杰菲，2020 年，第 20 页。

^[7] 杰菲，2020 年，第 27 页。

^[8] 杰菲，2020 年，第 30 页。

^[9] 杰菲，2020 年，第 30 页。贾菲区分了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和有价值事物的日常使用。他在这里使用日常意义上的「有价值」。

^[10] 杰菲，2020 年，第 51 页。我关于苏联妇女的文章提供了另一种分析——麦格雷戈，2021a。

^[11] 杰菲，2020 年，第 60 页。

^[12] 杰菲，2020 年，第 63 页。

^[13] 杰菲，2020 年，第 67 页。

^[14] 杰菲，2020 年，第 67 页。有关这一点的更多讨论，请参阅麦格雷戈，2018。

^[15] 关于恩格斯，见哈曼，1994 年；关于家庭、女性的压迫以及性别和性别角色，参见琳达丝·杰尔曼（German），1989 和茱迪斯·奥尔（Orr），2015；关于跨性别压迫的根源，参见费因伯格（Feinberg）， 1997 和迈尔斯（Miles）， 2020；关于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的压迫，见威克斯（Weeks），1981。这只是对资本主义兴起与性别压迫之间联系的一小部分描述。

^[16] 杰菲，2020 年，第 72 页。

^[17] 杰菲，2020 年，第 81 页。

^[18] 引自 Jaffe，2020 年，第 83 页。马克思的原始表述可以在 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94-c3/ch47.htm 找到

^[19] 杰菲，2020 年，第 84 页。事实上，马克思确实明确写道，「剥削是一切形式压迫的基础」——马克思，1864 年。关于这一点的进一步讨论，请参见麦格雷戈，2018 年。

^[20] 杰菲，2020 年。

^[21] 恩格斯对性别角色有初步的看法。有关恩格斯对性别观点的讨论，请参见麦格雷戈（McGregor），2021b。

^[22] 有关此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请参阅麦格雷戈（McGregor），2018 年。

^[23] 马克思，卡尔，1867 年，第 10 章。

^[24] 马克思，1864 年。「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由工人阶级自己来争取」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则的第一条法令。

^[25] 见安德森，2010 年。

^[26] 见杰菲，2020 年，第 44、82、89、90 页。

^[27] 许多写过此主题的文章，请参阅 German，1989 和布伦纳（Brenner），2000。

^[28] 这并不妨碍政府提供不同级别的托儿服务，并采取其它措施鼓励妇女在关键时刻参与工作。这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和 1944 年至 1989 年间的东欧——见 McGregor, 2021a。

^[29] 有关争取生殖权利的说明，请参见 Orr，2017 年。

^[30] 世界各地有很多政客在做同样的事情，包括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án）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

参考
　　安德森，凯文，2010，《边缘的马克思：论民族主义、种族和非西方社会》（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Bhattacharya，Tithi（蒂蒂·巴塔查里亚），编辑，2017，《社会再生产理论：重新映射类，重新定位压迫》（普卢托出版社）。
　　布伦纳，约翰娜，2000 年，《妇女与阶级政治》（每月评论出版社）。
　　Feinberg, Leslie（莱斯利·费因伯格），1997，《跨性别勇士：从圣女贞德到丹尼斯·罗德曼创造历史》（灯塔出版社）。
　　German, Lindsey（琳达丝·杰尔曼）, 1989, 《性别、阶级和社会主义》（书签出版社）。
　　Harman, Chris（克里斯·哈曼），1994，「恩格斯和人类社会的起源」，国际社会主义 65（冬季），www.marxists.org/archive/harman/1994/xx/engels.htm
　　Jaffe，Aaron（艾伦· 杰菲），2020，《社会再生产理论和社会主义视野：工作、权力和政治战略》（普卢托出版社）。
　　马克思，卡尔，1864 年，「一般规则，1864 年 10 月」，为国际工人协会撰写，https://tinyurl.com/ya9kh4hu
　　马克思，卡尔，1867 年，《资本论》第一卷，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67-c1
　　McGregor, Sheila（希拉·麦格雷戈），2018，「社会再生产理论：回到（哪个）马克思？」，《国际社会主义》 160（秋季），http://isj.org.uk/social-reproduction-theory
　　麦格雷戈，希拉，2021a，「性别歧视、社会主义和国家：东方集团的女性」，《国际社会主义》 170（春季），http://isj.org.uk/eastern-bloc-women
　　McGregor, Sheila（希拉·麦格雷戈），2021b，「恩格斯论妇女、家庭、阶级和性别」，《人文地理》，第 14 卷，第 2 期。
　　迈尔斯，劳拉，2020 年，《跨性别抵抗：社会主义和为跨性别解放而战》（书签出版社）。
　　Orr, Judith（茱迪斯·奥尔）, 2015，《马克思主义与妇女解放》（书签出版社）。
　　Orr, Judith（茱迪斯·奥尔），2017 年，《堕胎战争：为生殖权利而战》（政策出版社）。
　　Weeks，Jeffrey（杰夫里·威克斯），1981，《性、政治与社会：自 1800 年以来的性行为规范》（朗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