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托洛茨基论工农联盟和强迫集体化问题 作者：理查德·戴（Richard Day），多伦多大学埃林德尔学院政治经济系。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14期第37-46页。林勋健、荆路摘译自英《评论》CRITIQUE 杂志第13期（1981年），张中民校。 在二十年代的辩论中，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左翼反对派，从来没有严肃地考虑过用强力实行集体化的可能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承认，这是他犯下的最大的错误。他声称： “在这个问题上，需要的是斯大林同志更大的远见，是他在系统阐述各项新任务方面的巨大胆略，是他在实施新任务过程中的坚定性，是他对新时代和各阶级力量之间相互关系最深刻的理解。”[1]
当1927—28年间冬季，开始向富农发动初次进攻的时候，托洛茨基确信中间派成员，只不过是以“左的锯齿形”方式从事着派别活动。托洛茨基认为向富农进攻没有长远意义，从而不予考虑。一年之后，全盘集体化开展起来了，即使到这时，托洛茨基还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政策上不会具有长远意义的变化。认为“消灭富农阶级”的提法是个荒唐的口号。因为苏维埃俄国没有所需要的农业机械来巩固土地的合并并进行集体耕作。他预料这种极左路线至多是增加那种继续受富农控制的“假集体农庄”。 根据托洛茨基的判断，苏联农业体制上的改革，必然以社会主义工业的巨大发展为先决条件。与此同时，党的责任在于通过在新经济政策所许可的范围内，增加日用消费品的供应来维持“联合”也即工人和农民之间的联盟。早在一九二三年，托洛茨基就提出过取消新经济政策，而用始终一贯的经济计划来代替这种政策的愿望。然而，要超越新经济政策，首先要创造城市居民发展工业的前提条件。所以，研究托洛茨基关于苏联农业的主张，首先要从一个清楚的陈述开始，其大意是说反对派所关心的主要不是整顿农业，而是避免工农联盟的即将崩溃。 党内不同的领导人对谷物征集工作中日益增长的危机所持的态度，取决于他们对工农联盟及其所存在的问题的理解。布哈林认为，出售余粮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大农庄的崩溃和它们分散的小规模的土地所有制所替代。战前，大农庄担负着谷物销售的20%以上，富农承担了50%，其余部分则由中、小农承担。无疑，个体农户在数量上增加50%左右是造成农产品从用于销售转向用于维持生计的重要原因。在布哈林看来，恢复战前谷物销售方式的途径，似乎就是要给予富农以更多的机会来租得土地、雇佣劳动力和扩大生产规模。 斯大林同意布哈林关于土地占有形式是首要问题的见解，按照斯大林的看法，谷物销售量是有限的，因为农民比革命前吃得多了。从地主奴役下获得解放的小农和中农，“他们的物质条件得到很大改善的机会”。[2]正是对问题根源的这种一致看法，使斯大林和布哈林两人都在寻找解决改革土地占有权的方案。布哈林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设想产品的增长。斯大林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依靠产量的增长和对于农村生活水平的抑制。 根据托洛茨基自己对农业的估计，他同斯大林有个共同的看法，即土地占有权的改变，已经影响了收益的再分配，免除了农民对许多税款和租金的支付，而在战前，这些支付迫使农民到市场上出售自己的谷物[3]。象布哈林那样，托洛茨基也认为“地主所有制的消灭”是市场上剩余农产品减少的因索之一。但是与斯大林、布哈林两人不同，托洛茨基认为，与“商品荒”，也即与为刺激农民生产商品农产物所需向他们提供的消费品的短缺相比，土地占有权就成为第二位的问题了。 商品荒是由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改变和早先施加给农民的财政重负的消失引起的。到1925一26年度，农业总产量恢复到战前水平，工业总产量（包括普查数字和小型工业数字）已达到战前的90%。然而，由于对自己的产品拥有更大控制权的农民现在不太愿意销售他们的产品。这种工农业生产同时逼近战前水平的状况并没有保证对农业提供足够的刺激。虽然这些情况看来好象有利于农业贸易条件的变化，但在事实上，价格的剪刀差一也即工农业产品之间价格指数的关系对农民不利。 这种发展最初是由于工业的缓慢恢复，后来是由于在新建设和重工业方面加快进行大规模投资所引起的。在城市里，政府的直接干涉控制了日用品的价格，从而，剌激了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的购买力。在农村，其结果是工业品严重缺乏，工业品市场价格惊人的增长以及官方限定的批发价格和市场零售价格之间的显著差距，这种差距构成了私商们的利润。农民有更大的能力可以拒绝将他们的产品提供市场，加之鼓励农民销售农产品的东西的减少——这两方面的因素最终导致了1927—28年的“粮食危机”。 毫无疑问，布哈林是知道价格剪刀差的含意的，而且，他尽力使官方用降低生产成本和加速工业资金流通的办法来压低工业品的价格。他希望扩大零售商品的合作经营会缩减私商的活动，以使农民受惠于较低的零售价格。他没有预料到的是，1925年后重工业投资的迅猛增长，造成了农村工业品的短缺和工农联盟的破裂。 原则上，布哈林反对这样的投资，而宁愿更加有效地利用工业资金。因此，他被托洛茨基和“反对派”视为社会主义工业的反对者。反过来，布哈林则把一些反对派成员所提议的用提高批发价格去为发展工业提供资金的作法视为掠夺农民的诀窍。在这篇文章巾，我的目的是要阐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实际上寻求的是一个共同的目标——维护工农联盟。布哈林误解了托洛茨基的立场，把他的观点视为是“超工业主义的”，并且是对农民的一种威胁。托洛茨基同样批评布哈林的观点，布哈林一方面赞同“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这含有工业自给自足的意思。另一方面，他反对工业方面的新投资。布哈林无法解释这种自相矛盾的言论，加之他的农业“合作化计划”，使托洛茨基把他的观点看作是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不懂基础经济学的新民粹派作家的观点。 托洛茨基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来理解工农联盟的。社会主义工业和个体农业被看作是对立面的辩证统一。在这种关系中，有无产阶级和贫农、中农的联合，又有工农两种劳动者同富农的对立。要超越工业和农业两方面的矛盾，就需要农业的工业化。托洛茨基在1927年写道： “农业的工业化意味着消除城乡之间、从而消除工农之间现存的这种基本矛盾：至于他们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的文化水平，随着他们之间的界限的消除，就必然更加接近。一个机械化耕作构成了计划经济中平等的一部分、城市已吸收了乡村的优点（广阔、葱翠）、而乡村也充满着城市的优点（铺设有公路、有电灯和上下水道）的社会，也即在这种社会中城乡对立已经消除，农民和工人在单一生产过程中已成为创造着相等的价值，享受着同等权利的劳动者，这样的社会将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4]
托洛茨基一贯强调生产的物质基础是阶级关系的首要决定因素。他认为，直至农村生产的物质基础被改造以前，阶级分化是不可避免的。相反，布哈林却想用恢复两个经济部门之间的商品流通，用鼓励小型农村工业（例如粮食加工业）来克服城乡矛盾。1925年，当他极力主张农民自己富裕起来的时候，他是希望通过这样做能够避免进一步的分化。他认为合作社组织会使农民阶层作为一个整体通过贸易和金融的途径“长入”社会主义。在组织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中，合作社会成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中间环节”。 根据合作化计划，甚至也没有把富农的合作社视为社会主义的一种威胁。如果富农积累了资本，他们就把自己的存款存入苏维埃的金融机构里，或是用来购买新设备。在第一种情况下这种财源可以被转用来为贫农和中农的合作化提供资金；在第二种情况下这些资金就会有助于扩大工业品市场和加速资本的流通。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农业制度都会使富农的欲望被利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按照托洛茨基的观点，布哈林好象盲目崇拜一种组织的形式，而忽视了它的内容。社会主义农业，不是靠组织上的、信用上的和国家行政上的措施创造出来的，而是由机械化、拖拉机化和电气化创造出来的[5]单纯把原始形式的农业组织在合作社的体制内既不能改变现存的阶级划分，也不能改变产生各阶级的客观原因，这就是说国家工业无力提供更加先进的设备。布哈林认为一般合作社就包含着社会主义性质，这样，他就好象是想要恢复民粹派所幻想的一种资本主义以前的农村公社，这种公社尚未被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关系分裂出来。据此种种，托洛茨基断定布哈林是“富农”倾向和“苏联民粹主义”的首创者[6]。 根据同样理由，托洛茨基怀疑尤里·拉林和其他一些人所采取的“极左”立场，这些人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提出了贫农的集体化和向私人资本的总进攻。过去的经验表明，公社往往忽视劳动分工，力求自给自足，并以耗尽它们自己的资本而告失败[7]。由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最落后的耕作方法之间的极端矛盾，贫农的合作社是注定要失败的。充其量这些合作社只是一种组织上的“实验室”或为未来准备的一种模型。但是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 “为未来作准备的主要工作是更带有根本性的：它包括发展为农业的工业化向农村提供技术基础的工业”[8]。
托洛茨基相信农业改革仅是个远景，于是，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由于价格的剪刀差和商品荒所造成的困境这样一个更迫切的问题上。1925年秋天，工业日用品零售价格比农产品价格高出百分之五十以上（这两个指数是根据1913年的价格推箅出来的）。诺姆·贾斯尼详细论述道: “1926年10月，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纺织品零售价比1913年的价格高出127%（…在私人贸易中，纺织品价格比战前高出225%）。而农产品的生产者所得到的价格只超过战前价格的20%。因此，就纺织品而言，乌克兰农民所承受的“剪刀差”超过200%”[9]。
由于这些不平衡的价格，谷物播种面积的恢复比整个农业生产的恢复更慢。截至1926—27年，农业产量超过战前百分之六，但甚至在农业区，平均每人口粮消费额还低于1913年的水平。部分原因是缺少耕畜。然而，阻碍谷物生产的主要障碍，还在于剪刀差。如贾斯尼所说: “在它的晚期，恢复的关键性障碍…是农业和非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不协调关系。商品生产……很难补偿成本”。[10]
整个1925年，托洛茨基再三警告说，除非农村的需要得到满足，否则农民自己将以走私的形式与外资结成自己的联盟。为了测定外国货物所造成的压力，托洛茨基提出建立一套比较系数，这类比较系数可根据价格和质量把苏联的生产效率与外国进行比较，而后，这些系数将作为制定进口计划和新投资的指导。为了加速运转和降低成本，国内生产要进行合理化和标准化的改革。同时，他极力主张对于那些系数最令人失望的场合，必须进行商品干预。廉价的外国商品将在苏联市场上销售，所得利润被用来资助相应的国内商品的零售价格[11]。 商品干预的提出，是打算为剪刀差问题提供一种短期的解决办法。托洛茨基的长远目标在于利用由此而供应到市场上的粮食，以便为进口新的工业设备提供资金。和斯大林关于苏联自给自足的观点形成对照，托洛茨基提出通过吸收世界市场的“储备”来稳定工农联盟。在下面这段论述中他概括了缩小剪刀差、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扩展同国际贸易的发展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经济体系已经变成了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这已构成了交换系列中的新环节。用农民的粮食交换外国的黄金。用黄金交换机器、设备和城乡生活必需品。用黄金和粮食出口换来的纺织机械为纺织工业提供新的设备，从而降低了运往农村的纺织品的价格。循环变得十分复杂，但基础仍然是相同的，这就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某种经济关系[12]。
托洛茨基十分关心向农民提供充分的刺激，这一点促使他同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分道扬镳。由于迷恋于“合作化计划”，布哈林怀疑“超工业化”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通过从农村“殖民地”收取苛刻的“贡税”来积累工业的资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坚决主张在依靠对损害农业的国内贸易条件的严格控制而建立起来的贸易垄断的保护屏障后面进行“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这证实布哈林的疑虑。托洛茨基尽管在发展工业的问题上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有共同的信念，但是他并不同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价格问题上的武断看法，或他对轻重工业之间的关系的见解。[13] 托洛茨基坚信，世界分工和国际贸易是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成分的稳定上升的表现。活劳动力为不断增长的固定资本所取代，这意味着大规模的工业只有通过增加供应世界市场的销售量才能维持竞争力。现代工业对固定资本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致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做到自给自足或者否认贸易给自己带来的好处。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在一个更为狭窄范围内考虑工业化问題的。他在《新经济学》一书中写道， “如我们所知，……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技术的发展往往导致资本有机成分的增长，这意味着生产资料的生产越来越重要。发展消费品的生产并降低其价格的可能性，要通过对生产资料生产的更大发展来实现……”[14]
如果给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推理某种或多或少的自给自足经济的假定，那末它就可能不会遭到驳斥。1928年，斯大林承认了这一事实，他把价格剪刀差比为“贡税”。托洛茨基企图用节省有限的资金而利用世界市场上可以得到的基本设备来避免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造成的困境。 对于重工业对国家有限的财力的需求加以限制的关切很明显地存在于托洛茨基在1925年最初几个月所写的著作中。1925年1月，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接受中央委员会交给的一项主要任务，即增加冶金工业的产量，以迎接新的基本建设。这是第一个得到党的领导人明确支持的发展重工业的计划。托洛茨基的另一个伙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皮达可夫热烈欢迎捷尔任斯基的提议。托洛茨基立即表明了他个人的担忧。他对于这一事件的叙述如下： ［1925］5月，从高加索回来时，我发现了一种投机的典型情景。所有的托拉斯都遵循着基本投资的路线。工业银行的经营不断扩大。6月，我写信给捷尔任斯基和皮达可夫，警告说，这种狂热肯定要导致财政和工业危机。不论捷尔任斯基还是皮达可夫都不理解这一点，反而指责我（特别是皮达可夫）妨碍了工业化。我向他们表明，有了正确的政策，整个物质基础可能得到极大的发展，但在现有的物质基础下，要借助虚构的贷款来推动工业化是不可能的。人们大概还能回想起，1925年9月，一场伴随着工人失业等等的严重危机发生了[15]。
托洛茨基给捷尔任斯基一共写了三封信，每一次都强调和他在对布哈林的“合作化计划”的批评中所表明的同样的论点： 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用“组织的、信用的和国家行政的方法”来保证。[16]
三年以后，布哈林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由于涉及了酝酿时期的问题和“未来的砖头”、会使人联想起托洛茨基关于“虚构的贷款”的说法。 在驳斥社会主义具有在一个国家中自给自足的含意时，托洛茨基认为，苏俄对国外工业设备供应者的依赖实际上已经体现在她现有的工厂中[17]。为了获得廉价的外国设备，他至少一度甚至考虑到要扩大富农的农业。1925年6月他断言，过早妨碍当时正以资本主义或半资本主义形式发展着的农村生产力将是一种“反对的政策”[18]。在另一场合下，他声称，假如国家工业无阻挡地继续发展，对富农的让步不会造成“经济的突然袭击”或“向资本主义急转”的威胁[19]。他补充说: “可能有这样的时期，由于对自己的经济力量充满信心，并且希望加快发展速度，国家有意识地允许暂时提高以资本主义农庄为形式的私人农业企业的比重……[20]”
1925年11月，他把富农的积极性和贫农公社的自鸣得意作了比较，并赞同中央委员会关于放宽租种土地和雇佣农工的限制的决定[21]。他提议，在富农问题上的这种赌注，应该作为“纯粹的权宜之计”来对待[22]。在季诺维也夫一度攻击布哈林“堕落”、“退却”和助长“国家资本主义”时，托洛茨基避免同这些列宁格勒人站在一起而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 按照E·H·卡尔的说法，到1926年1月，“富农已经表明自己是局势的主人”[23]。在前一年，农业税已经减轻。由于“虚构的贷款”所造成的通货膨胀重新引起了对卢布的不信任；只要有可能，农民交税都用现金，而不愿出卖粮食。在一个大丰收之后到来的是粮食的短缺和粮价的上涨。出口计划也被迫中止。托洛茨基认为，这是要求党的领袖们重新考虑轻重缓急的时候了。 在1926年1月19日的一次讲话中，他把工农联盟称作“伸展在城乡之间的一条环状的布带。一条布的传动带——这就是工农联盟”[24]。正当纺识品的联盟必须逐渐为拖拉机的联盟所补充的时候，城乡之间的这条传动带已经被毁掉了。在收获季节，送往乡村的纺织品的数量已证明不够充足[25]。1926年4月，当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时，他提出了一个以到1931年克服商品荒为目标的五年计划；附加的累进农业税；有选择地提高批发价同降低零售价的努力结合起来；1926—27年的商品干预；扩大对工业的资金赞助[26]。在同一次会议上，加米涅夫认为当时的工业落后于农业。观点上的这种一致性为联合反对派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托洛茨基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联盟从一开始就很紧张，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工业品价格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可夫、斯米尔诺夫和托洛茨基的其他几个伙伴的意见是，应该提高批发价格以便取得一部分属于耐普曼的利润。这是一个切合实际的建议：提高城市的批发价有可能把较多部分产品转移到农村。农村的零售价已经象市场上所能承受的一样高。而且批发价的提高会难以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托洛茨基赞同这个观点，但对它的可能造成的后果很谨慎。他担心零售标准的任何提高可能加强对贸易垄断的压力并使危机恶化。最后，他认为工业品的价格只有通过更新固定资本和发展生产才有可能降低。根据斯米尔诺夫的说法，季诺维也夫曾经向托洛茨基施加压力，要他放弃提高批发价的建议[27]。1927年初，托洛茨基服从了，这招致了斯米尔诺夫和民主集中派分子的挫折和联合反对派最初的破裂。 党的领导的政策加深了这些紧张关系。“经济的统治”，即一个控制工资增长和降低生产成本的猛烈的运动已经取得了（或看来好象取得了）降低零售价的结果。实际上，情况变得更加复杂。1926年秋天，零售价格有一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农民需求的减少。一部分过剩的购买力已经被税收的增加所吸收；粮食价格（或者农村收入）被一个更加有秩序的征收运动所削减。这样，贫农被迫延缓购买商品，而那些收入较高的阶层却变得更有选择余地。托拉斯有意避免生产那些价格受到最严格控制的商品。因为这些在正常情况下是农村所急需的商品，生产情况以反常的形式适应于“经济的统治”：最急需的商品相对来说变得更稀少，而其他一些商品的存货实际上已开始增多[28]。表面情况如此容易使人误解，以致一些观察家断定商品荒大概已被一个新的“销售危机”所代替。 来自市场的令人误解的信号预示着反对派的不详的政治前景。1927年党的领导人恢复依靠加强行政压力降低零售价的运动。同时，增加的资金被引向重工业，在这里，这些资金不能对解决商品荒的问题作出直接的贡献。1926—1927年度，重工业（第一部类）得到工业投资的71%，它的产量增长了26.8%。轻工业（第二部类）的产量增长了14.9%[29]。由于城市的收入继续增长，控制零售价格的结果实际上增加了城市的实际需求，并使流向农村的商品受到了进一步的阻碍。亚历克·诺维引用了一位苏联作家的话，后者是如此描写形势的: 城市离工业品的产地较近，农村离得较远。因而城市似乎得到了比以供求平衡时的价格所得到的更多的工业品。低价政策不仅没有降低农村的价格，相反，它以提高乡村的价格为代价，降低了城市的价格，并且这种升降的幅度是很大的[30]。
在这整个时期中，反对派的领袖们认为，农民，特别是贫农，是党的政策的受害者。除了需要对付商品荒以外，他们的注意力还都集中在借助于“阶级信贷制度”促进“阶级的合作社”上。他们坚决主张，被指定用于农业的有限的财力的绝大部分应该给予贫农和中农而不应该给予富农。富农经常利用国家的贷款组织假机器协会和假合作社[31]。在批判“合作社计划”时，他们强调，布哈林的方针仅仅有助于促进阶级的分化[32]。 在带来了“粮食危机”的1927年的收获季节，正是布哈林自己发现应该宣布加强对富农的进攻。当时即将被开除出党的托洛茨基把这个宣布看作一种空洞的姿态： “今天是‘发财吧’，明天是‘非富农化’一一对布哈林来说，这样的事情是简单的。拿起笔来一一他就这样写了。从他那里，人们不可能期望得到更好的东西。但是富农并不喜欢这种向后转，他们还要自己的发言权”[33]。
当斯大林釆用了“西伯利亚方法”对危机作出反应时，由于确信阶级力量的平衡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托洛茨基就完全冷不防地遭到打击。 虽然回到内战状态确实带来了粮食，但是，考虑粮食危机是否可能避免和怎么样避免的问题是有价值的。事实使人们进行猜测，如果托洛茨基的建议早在1925—1926年就被采纳的话，联盟和强迫集体化的最后崩溃可能不至于发生。毫无疑问，党的领导的主要错误在于，在商品荒期间把过多的资金投到重工业上去。这种全神贯注于工业的自给自足的政策是斯大林造成的，它包括在这个国家中以比从国外进口平均高两倍的代价生产以前从未生产过的设备。E·H·卡尔和R·W戴维斯曾经描写过它的后果： 个体农民由于一点也不想花费，便发展了把财物贮藏起来这种农民的传统癖好。不论为了应付未来的意外事故而贮藏，还是为了囤积居奇，粮食是财富的一种最稳定最方便的形式。大量的财产存在于个人手里，这意味着，这些占有者只有在包括以可以接受的价格供应充分的消费品这样一些条件之下才能交出粮食，而这些条件同不断增加重工业投资是不相容的[34]。
托洛茨基的建议是，至少把花费在资金集中的项目上的部分资金用来为苏联工业的各部门购买外国设备。二十年代苏联的建设费用，相对战前的价格，甚至比生产费用还高。苏联政府仍然加紧建设象第聂伯河发电站、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克利福格和库斯内次冶金厂、以及斯维尔德洛夫蒸汽机厂这样的大工程——每一处都把进口资本货物控制在最低限度。到1928—29年度，高达1/3的工业投资被用于新工厂的建设而不是现有工厂的维修，即使第一部类的新投资往往只有在经过三至五年的妊娠期之后才导致新的生产。 以这种方式固定的资源（资金)越多，1925—26年度以后要恢复任何一点灵活性就越加困难。1927—1928年，当危机达到灾难性程度时，少数苏联官员最后认识到把资源转到第二部类的必要性。这已经为时太晚了。1928年来，在反对布哈林和“右倾危险”运动即将开始时，避免不了的现实情况被默默地认识到了。分配到第二部类的投资比例又一次被降低。同时，在列宁格勒采取了食品配给制。 的确，由于1929—30年大萧条的突然到来，采纳托洛茨基的方法可能要导致困难。当国际贸易的条件转变为对农产品生产者极为不利时，要保持一种高度的进口依赖需要付出很高昂的代价。同样，难以想象，苏联经济由此造成的混乱能与由强制集体化所引起的混乱相比拟。而且，当这些困难显现出来时，轻工业可能早已发展到了可以维持内部动态平衡的点，这包括朝国内扩展重工业逐步过渡。1925—26年计划建设的纺织厂到1928—29年可能会已经建成并进行生产，那时，托洛茨基开始了他的流亡岁月。 正是在流亡时期，以1928年11月所写的题为《什么是工农联盟》的文章为开端，托洛茨基对苏联的农业政策进行了最后的评价。在这里他写道： “甚至真正建立起来的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联盟也不体现为未来全国性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而只体现为‘喘息’时期也即直到战争或直到在其他国家中发生革命为止的一段时期中一个孤立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一种特有的稳定关系的基础。对我们来说，无产阶级在几个主要国家的胜利意味着将根据更卓有成效的国际分工对经济基础进行新的重建，这种国际分工本身就能为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种真正的基础。[35]”
他推论说，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是对工农联盟的错误理解造成的。布哈林以他的阶级斗争越来越缓和的观点引起了混乱。 “甚至理论的分析也应该表明，互相斗争同时又互相提供支持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共存，必然不时地导致非常激烈的危机。”
由于为社会和谐观念，“理论上的烦琐哲学”和“实践上的目光短浅”所错误引导，布哈林在1926—27年曾经催促采取行政措施降低价格，这导致了“粮食危机”。在这些危机可能被平息之前，缩小剪刀差并且首先恢复战前贸易条件，最后恢复普遍存在于世界市场上的贸易条件是必要的。 托洛茨基继续写道，价格剪刀差的存在会永远向农民提醒，社会主义工业没有能证明自己比资本主义优越。因而可以理解，为什么农民要区分民主的布尔什维克和共产主义者，前者给他们以土地，后者却希望把它夺走。直到这种二分法从农民的心中抹去为止，反革命的危险将可能滋生和发展。 到托洛茨基写下这些思想的时候，斯大林已经把保护剪刀差作为一种政策的目标而予以接受。1930年春，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把对于剪刀差的担忧作为一种“资产阶级偏见”而加以摒弃。托洛茨基在《反对派的公告》中作出了回答，他预言，斯大林的极左的官僚主义冒险，将以惊慌和退却而告终。根据集体农庄的收入将按照真正的合作社的方式进行分配——这就是，按照每个农民生产力的份额进行分配的假设——托洛茨基断定，富农将必然重新出现在集体农庄内部。整个社会阶级只能为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所消灭，而不能为行政方法所消灭。想从木犁和富农的马匹创造出大规模的机械化农业，其可能性并不比把几条小船加在一起造出一艘轮船的可能性更大[36]。全面实行集体化会破坏刺激因素并导致“土地的全面荒芜。[37]”托洛茨基在解释布哈林的话时写道：“没有未来的拖拉机要建设今天的集体农庄是不可能的。[38]”社会主义的新大西岛的反动乌托邦已经产生了“全盘集体化”；现在必须抛弃“闭关自守的经济理想”并制订出一个新的不同的计划，包括“同世界市场的最大可能的相互影响。”[39] 正当托洛茨基在从绝境中探索出路的时候，斯大林向1933年二月召开的集体农庄突击手会议许诺，苏联政策的目标是“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富裕起来”。实际上，集体农庄的形式和内容之间的矛盾即将使它遭受了惊人的损失。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描写过这个时期。他讲述了一列装着死尸开进基辅的火车。“它在从波尔塔瓦到基辅的一路上都在收集尸体。”估计有五百万到一千万人死于这次饥荒，但是，在苏联报刊上却看不到这次灾难的消息。尼基塔·赫鲁晓夫评论说，可怕的是没有人告诉斯大林。斯大林可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他最近向那些突击手保证， “由于有了集体农庄，两千多万的农业人口，两千多万的贫农已经从贫困和倾家荡产中被拯救出来，已经从富农的奴役中被拯救出来，并且获得了物质保证。[40]”
这个简单的述评表明，在托洛茨基论述苏联农业的所有著作中普遍存在着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把他的观点同大多数同时代的人的观点区分了开来。他争辩说，经济的发展总是由客观现实所抑制，而不可能主观地加以摆布的。经济计划的目的是在客观经济规律面前（而不是离开这些规律）进行预报。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计划者必须试图改变生产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曾经表明，每种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独特的结合。托洛茨基比他的主要敌手，不论斯大林还是布哈林更加坚定地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个不能在同另一个隔绝的情况下发生变化。 [1] 引自阿列克塞•诺夫《苏联经济史》（伦敦，1969年）第220页。 [2] 约•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莫斯科，1954年）第251页。 [3] 列•托洛茨基：《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伦敦，1926年）第333页。 [4] 托洛茨基，《著作选》，第21卷，第436页。 [5] 《消息报》，1925年6月2日。 [6] 《托洛茨基档案》，T2975号。 [7] 《消息报》，1925年11月28日。参看《真理报》，1925年12月5日和《其理报》，1925年12月17日。 [8] 《真理报》，1925年12月17日。参看《走向社会主义》，第46页。 [9] 诺姆•贾斯尼，《苏联的社会化农业》（斯坦福，1949年），第209页。 [10] 同上，第203页。 [11] 参看我的《列昂•托洛茨基和经济孤立的政治》（剑桥，1973年），第138—139页。 [12] 托洛茨基，《走向社会主义》，第44一45页。 [13] 参看我的《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左翼反对派不安的联合》，见《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第10卷第1—2号（1977年春季一夏季）第81—84页及其他多处。 [14]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伦敦，1965年）第186—187页。 [15] 托洛茨基，《著作，1928—1940》（巴黎，1955年）第186页。 [16] 同上，第6页。 [17] 《真理报》，1926年12月14日。 [18] 《真理报》，1925年7月29日。 [19] 托洛茨基，《走向社会主义》第26—27页。 [20] 同上，第41页。参看《真理报》，1925年11月7日。 [21] 《消息报》，1925年11月28日。 [22] 托洛茨基，《走向社会主义》，第26页。 [23] E•H•卡尔，《一国社会主义1924—1926》，第1卷（伦敦，1964年）第295页。 [24] 《真理报》，1926年1月29日。 [25] 同上。 [26] 《托洛茨基档案》，T-2983号。 [27] 同上，T-931号。 [28] 同上，T-939号。 [29] E•H•卡尔和W•戴维斯，《计划经济的基础》，第1卷（伦敦，1969年）第291—292页。 [30] 诺夫，前引书，第140页。 [31] 贾斯尼，前引书，第269页。 [32] 《真理报》，1927年11月5日。参看《左翼反对派的政纲》（伦敦，1963年）第29—30页和其他多处。 [33] 《托洛茨基档案》，T-3100号。 [34] 卡尔和戴维斯，前引书，第244页。 [35] 《托洛茨基档案》，T一3148号。 [36] 《反对派公报》，第9期（1930年），第3页。 [37] 同上，第31期（1932年）第6页。 [38] 同上，第11期（1930年）第7页。 [39] 同上，第10期（1930年），第6页。 [40] 斯大林，前引书，第5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