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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贡萨罗主席的访谈
贡萨罗
《每日新闻》 一九八八年七月
红色文献翻译＆红砖厂青年报VOY 译
*译者注：《每日新闻》是秘鲁的一家进步报刊
一 目标
《每日新闻》：贡萨罗主席，什么促使你在一段长期沉默后接受了这次采访？而你又为什么选择了《每日新闻》？
贡萨罗主席：首先，我们说，领导人民战争八年多的秘鲁共产党已经在一些不同文件里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们一直认为党本身的声明更重要得多，因为这样能够非常清楚地表明，敢于发动、领导并坚持了人民战争的是秘鲁共产党。
我们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场合，以这种个人访谈的形式交流，而且特别是与你们交流，是由于党代表大会的关系，这还是我们第一次这样做。通过召开党代会，我们的党已经完成了一个盼望已久的历史任务。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努力去实现这一目标，但只有人民战争才给了我们实际条件去完成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第一届党代会是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战争两者共同孕育的果实。如官方文件所述，此次党代会是一个里程碑，也是一个胜利，因为我们的党已经能够总结它走过的漫长道路，并建立了凝聚党的三个基本要素：由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贡萨罗思想组成的党的意识形态，党的纲领以及党的总政治路线。除此以外，这次党代会为推进将来夺取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的代表大会是一项伟大的胜利，也是我们进行这次访谈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则与我们国家正在经历的深刻危机、群众阶级斗争的不断发展壮大和国际形势及世界革命的主要趋势有关。
至于为何我们要接受《每日新闻》的这次采访，原因很简单。《每日新闻》是战壕，并且它是唯一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论坛报。我们认为，尽管我们可能会被包括外国人在内的其他人采访，但像《每日新闻》这种在艰苦条件下每天都为人民和革命服务的报刊采访我们是更好的，而且与我们的原则更能保持一致，这就是原因。
《每日新闻》：贡萨罗主席，你可曾考虑过接受这次采访意味着什么？请问，难道你现在公开讲话不是在冒险？
贡萨罗主席：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无所畏惧。并且我们的党已经把我们锻造的敢于挑战死亡，敢于赴汤蹈火，以便我们可以随时在革命需要的时候牺牲。我们认为这次采访非常有必要：它有利于党，有利于革命，有利于我们的人民和阶级，除此以外——为何不说呢——它还对全球无产者、全世界人民和世界革命有利。无论什么风险都不值一提——我特地再说一遍，我们已被党锻造如钢铁一般。
二 意识形态问题
《每日新闻》：主席，我们谈谈秘鲁共产党的一个意识形态基础，毛主义。你为什么认为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阶段？
贡萨罗主席：这点至关重要，意义无比重大。对我们来讲，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已把我们带到了新的、更高的、第三个阶段。为什么说我们处在这样一个阶段，一个毛主义的阶段？因为当我们考察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时，会毫无疑问地发现毛主席发展了它们。让我们一一列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没人能否定他对辩证法发展的巨大贡献，他以矛盾规律为中心，确立它是辩证法唯一的基本规律。而在政治经济领域，两点就足以证明。第一点是对我们有着迫切现实意义的官僚资本主义，而第二点是发展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综合地讲，我们可以说真正建立并发展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是毛泽东。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仅指出人民战争就足够了，因为有了毛主席，全世界无产者获得了充分发展的军事理论，使我们无产阶级能够应用在各处。我们认为这三个问题有发展的普遍性。以此方式看，我们所处的是个新阶段，我们称它为第三阶段，因为马克思主义有两个先前阶段，即马克思的阶段和列宁的阶段，这就是我们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因。而更高的阶段，是有了毛主义后全球无产者的思想体系发展到了迄今为止的顶峰。但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原谅我再重申一次——是个经历了几次跨越的辨证统一体，而且是这些跨越开辟了阶段。所以对我们说，现存于世界的是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我们认为今天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必然要求成为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者，主要是毛主义者。否则我们就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我想强调一个少有人考虑但现今绝对值得细致研究的情况。我指毛泽东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发展。这对于今天发展着的历史阶段有着重要意义。再次简要列出他的贡献，我们能指出如下：他发现了一条帝国主义的规律，即他所说的，帝国主义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它灭亡为止。他还明确指出了帝国主义发展的一个时期，按我们的理解，他所说的绝无仅有的“接下来五十到一百年”，期间将出现在世界范围内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情况。他也指出了一些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不能忽视的情形。他曾说：“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开始了。”另外，我们都知道他的“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战略论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论断，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这样形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而我们都没有理由去害怕此二者。但是，我们也必须牢记他继列宁关于世界大战时代的表述之后对战争的发展的看法。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论它多么渺小，如果他们敢于武装斗争，是有能力打败世上最强大的剥削者和统治者的。此外，他教导我们对战争过程的认识以及永远不要屈从于核威慑。要了解毛泽东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发展，我认为这些是我们必须记住的一些问题。为什么我要坚持这点？因为我们认识到正如列宁的贡献是基于马克思的工作那样，毛泽东所发展的是基于马克思和列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成果基础之上的。
我们认为这些事情在今天非常重要，并对我们而言从理论和实践上理解毛主义作为一个新的、更高的、第三阶段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每日新闻》：贡萨罗主席，你认为假如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还活着的话，他会支持毛主席的理论和贡献吗？
贡萨罗主席：综合来说，马里亚特吉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除此之外，我们发现我们党的创始人马里亚特吉的论断和毛主席的那些普遍论断是类似的。这样，如我所见，马里亚特吉在今天会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者。这不是猜测，而是在对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的生活和工作有所了解后自然得出的结论。
《每日新闻》：再说另一个问题，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它又在当今世界的社会进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经典理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对秘鲁共产党意味着什么？
贡萨罗主席：今天，明天以及我们生活的这暴风雨般的几十年里，我们能看到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具有巨大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首先，虽然我在强调一些众所周知的事情，但它是历史上最后一个阶级的理论和实践。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产物。它同样综合了对历史上发生在无产阶级之前的阶级斗争的研究和认识，特别是农民开展的，英雄般伟大的斗争——它代表了科学研究和认识的最高水平。总之，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既是马克思的伟大创造，也是迄今已知的或在未来的最高级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科学的思想体系第一次为人类，主要是我们的阶级和人民，提供了用于改造世界的理论的和实践的工具。我们已经看到了他所预言的一切是如何发生的。马克思主义一直在发展，它已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今天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我们也看到了这是唯一能够改造世界，进行革命以及指引我们走向共产主义必然目标的意识形态。它是极其重要的。
我想强调一些事情：它是意识形态，但它是科学的。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清楚明白我们无法对资产阶级想要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改造成简单方法论的立场作出任何让步。这种做法是在瓦解和否定它。请原谅我的坚持，但正如毛主席所说：“讲一次不够，那就讲一百次；对一些人讲是不够的，那就对很多人讲。”基于此，我认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当今的毛主义，是唯一战无不胜的意识形态，因为它是真理，经过了历史的证明。真理与历史表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特别是毛泽东，这些杰出人物们著作的共同成果。但在他们之中，我们突出此三者：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我再重复一次，把他们作为三面旗帜体现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中。准确的说，我们今天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就是举起我们意识形态的旗帜，保卫并运用它，去积极地斗争，这样它才能领导、指引世界革命。没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就没有革命。没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我们阶级和人民就没有希望。没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就没有共产主义。
《每日新闻》：谈到意识形态，为什么会有贡萨罗思想？
贡萨罗主席：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应用普遍真理。如果不把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应用到具体实际中，就不可能领导革命，就不可能改造、破坏旧秩序或创造新秩序，毛主席极力坚持这一点。贡萨罗思想产生于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对秘鲁革命的具体应用。由于尽可能忠实地对我国具体情况使用普遍真理，我们人民，主要是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中，在农民的不断的斗争中，在世界革命的大框架中，在这些震撼人心的战斗中，铸造成型了贡萨罗思想。以前我们叫它“指导思想”。而如果今天党代会批准了“贡萨罗思想”这个词，那是因为人民战争的发展使“指导思想”有了飞跃。总而言之，贡萨罗思想正是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对我国具体情况的应用。这意味着它对我们的党、人民战争和革命而言是特别重要的，我要强调这点。但对我们而言，我再次强调，从普遍角度看我们的意识形态，毛主义才是首要的。
《每日新闻》：修正主义扮演了什么角色，秘鲁共产党又是如何同它斗争的呢？
贡萨罗主席：首先，我们应该记住马克思主义的每次进步都是在激烈斗争中进行的。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旧式修正主义出现了并衰落于一战。但自那后，我们共产主义者又遭遇了一种新的修正主义，即现代修正主义，它和赫鲁晓夫及其走狗一起开始发展，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发动了新的攻势。它的主要中心是苏联和中国。
修正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否定。现代修正主义，同样旨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替换为资产阶级哲学，反对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否定帝国主义的日益贫穷和无可避免的垮台。修正主义为了反对阶级斗争和革命，散播议会痴迷症与和平主义，企图篡改和扭曲科学社会主义。这都是修正主义者阐述的立场，他们过去到现在一直都在试图恢复资本主义，破坏和阻挡世界革命，诋毁我们阶级的战斗精神。但我觉得有必要指出一些要点让这更明确：修正主义表现的如同任何帝国主义。例如，苏联，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鼓吹和实践议会痴迷主义。它为了获取世界霸权而组织、实施军事行动。它实行侵略，挑动民族冲突，鼓动群众斗群众，撕裂我们的阶级和人民。苏修千方百计反对一切为革命服务、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沾边的事物。我们就是受其所害的一个例子。为了成就世界霸权，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制定了不择手段的世界性阴谋。这包括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建立虚假政党，即恩格斯说的“资产阶级工人党”。这也是中国修正主义和所有修正主义者的行为，仅仅是因实施者不同而有具体差异罢了。
因此，我们的任务是要坚决地反对修正主义。我们不能反对帝国主义而不反对修正主义，我们必须牢记这一教训。我们党代会已经宣布，必须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全世界反动派进行无情的、绝不妥协的斗争。
我们应如何进行这场斗争？在所有领域中：意识形态上、经济上和政治上——我们必须在这些典型领域的每一处中同他们斗争。因为，假如我们无法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我们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一个共产党人有义务不懈的、毫不妥协的同修正主义斗争。
我们已经在反对修正主义了。自它首次出现以来，我们就一直在同它斗争。在秘鲁，我们很幸运的在1964年就把他们赶出了党外，这是他们总试图掩盖的事实。我想表明秘鲁共产党的绝大多数都团结在毛泽东展开的反修正主义旗帜下，他们针对党内的修正主义进行打击直到驱逐了德·普拉多及其帮派。自那时起至今，不仅在秘鲁，而且在国外，我们一直和修正主义继续斗争。我们在国际上反对它，反对戈尔巴乔夫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邓小平颠倒黑白的中国修正主义和霍查的追随者拉米兹·阿里亚的阿尔巴尼亚修正主义，如同我们反对一切修正主义那样，无论他们遵循的路线是社会帝国主义、中国修正主义或阿尔巴尼亚修正主义，还是任何其他修正主义。
《每日新闻》：主席，谁是秘鲁修正主义的典型？
贡萨罗主席：所谓的“秘鲁共产党”，就是那个被某些人认为是“久负盛名的革命家”的顽固修正主义分子豪尔赫·德·普拉多领导的出版了《团结》刊物的苏修的第五纵队。其次，还有“红党”，中修的代理人，这些党棍崇拜邓小平。
《每日新闻》：你认为修正主义对秘鲁群众的影响是否对革命造成不利局势？
贡萨罗主席：如果我们牢记列宁教给我们的、毛主席强调并发展了的一条事实，我们就知道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中的代理人，因此它挑动分裂。它分裂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分裂工会运动，分裂瓦解人民运动。
修正主义显然是个必须被无情消灭的毒瘤，否则我们无法推进革命。记住列宁的教导，简而言之，我们必须在暴力革命和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这两个问题上迎头而上。
我认为在我国，考虑到群众情况时，不仅要认识到这个问题，还要想到恩格斯说的“一大堆垃圾”。他教导我们，一场持续几十年的运动，像无产阶级运动，我国的人民运动更是如此，会攒起一大堆垃圾，需要一点一点清理干净。我们认为这同样是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修正主义能对群众有多大影响？在群众中，修正主义作为群众内部的反动派为投降找到的理由，具体来说是向大资产阶级和地主、地主官僚资本的独裁统治投降，也就是当今所谓的秘鲁国家政府。国际层面，它对帝国主义投降并服务于社会帝国主义霸权，或者服务于同样渴望霸权并朝这个方向发展的某些政权，比如中国。我们认为随着革命和人民战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激化，人民和无产阶级的认识层次应当越来越高。同时，他们会每天被迫见证各种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背叛，今后还会见到更多，无产阶级将不得不把修正主义分子尽可能从每一个角落里打扫干净。不幸的是，如恩格斯所教导我们的，他们无法被一下清除，因为他们是“一大堆垃圾”。
《每日新闻》：你认为修正主义在这个国家被决定性击败了吗？
贡萨罗主席：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教导的，一定程度上修正主义和反动政府是协调一致的，群众会逐渐认识到它的丑陋面目。当他们看见它的所作所为时，对于整体的人民和阶级而言，他们必然会越来越明白修正主义分子作为出卖工人者、机会主义分子和叛徒的危害。修正主义分子正走向灭亡，这已经有段时间了，与其说是因为人民战争，不如说这个进程自党驱赶了修正主义之后就开始了，因为那时一批成熟的共产党员站了出来，日后在秘鲁共产党的指导下，成为了今日人民战争的领导者。我们认为，群众在马里亚特吉所讲的阶级本能驱使下，将会逐渐理解到这点，因为他们早就开始理解了。
修正主义已经失败了，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这是早已注定的事，已经开始打扫、烧毁垃圾了，如我所说，只是时间问题。许多年前他们的灭亡就开始了。让我们回到最初，他们在成为修正主义分子而放弃原则时，就已经输了。而有待观察的是阶级斗争会如何发展，像我们这样的党该怎样发挥作用，以及群众会怎样维持、支持、开展斗争和他们将如何渐渐明白这是他们的党，是维护他们利益的。只有群众自己算清账，才会对那些几十年来一直并将继续出卖无产阶级基本利益的人进行正当的清算，并谴责和制裁那些试图出卖阶级的叛徒。
《每日新闻》：你对教皇的新福音派有什么看法？
贡萨罗主席：马克思教导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在当今和未来都完全正确。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剥削的产物，当新社会出现时，会和剥削一起被扫除。这是我们无法忽视的原则，必须时刻牢记。关于前一点，必须记住人民是信仰宗教的，但这从不会阻止他们为基本的阶级利益斗争，并以此方式为革命，特别是为人民战争服务。我想清楚表明，关于信仰自由，我们尊重宗教信仰，这已经在党纲中被党代会通过了。
所以，我们看来，你提的问题实际是与教会等级制度和教皇制度，这些在古罗马时期成功发展出来的旧式神权政治的强大工具有关。后来，在适应封建制后，它的权力更有所扩张。但它总试图制止人民的斗争，捍卫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利益，为反动派的意识形态辩护，并随着新形势而变化。
如果考虑到教会和旧式资产阶级革命的关系，我们就会很清楚的理解，以法国大革命为例，教会激烈捍卫封建主义，而封建主义在经历许多斗争垮台后，——我重复一遍，是通过大量斗争教会重新适应了资产阶级的秩序并再一次成为新的剥削压迫者的工具。今天的局势下，我们看见了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始于1917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为无产阶级提出了怎样引导革命改变衰败的旧秩序，创造真正的新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况，教会是如何反应的？它想要像以往的时期那样继续生存下去，这是梵蒂冈第二次会议的基础，教会寻求使它得以存在的环境。首先像以前那样，它总是捍卫旧秩序，之后它改造自身服务于新的剥削者而生存。这是它的目的，也是梵蒂冈第二次会议的本质。
“新福音派”的问题确切与教会当局，特别是教皇如何对待拉丁美洲有关，如教会和现任教皇在1984年说的，这里生活了世界上一半的天主教徒。因此，他们试图利用发现美洲新大陆五百周年纪念来推进所谓的“新福音派”运动。总之，他们希望：自1494年发现美洲，福音派正式出现以来，在接下来新的一个世纪里发展“新福音派”来保卫这片“教区”，这座用于维系他们权力的堡垒。这是他们的目标。通过这种方式，教会集团和教皇旨在捍卫它们在美洲的地位，并服务于支配拉美的美帝国主义政权。
但我们必须结合这场运动和全球计划的背景来理解，将它与苏联地区皈依基督教千年之际、与中国修正主义的关联和教会在乌克兰、波兰的行动进行联系。这是个世界性计划，“新福音派”运动也在其中。他们一如既往试图捍卫现存社会秩序，替现有意识形态辩护，因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意识形态已经过时了。他们寻求在将来继续存在。但是前景已不同以往。马克思的规律已经断言：宗教会随剥削一起消亡。而且教皇服务于剥削阶级，没有剥削阶级，他无法存在，宗教本身也会消亡。期间，我们必须承认宗教信仰自由直到人类在新的客观条件下发展出了清晰的科学的改造世界的看法。教会为了在必然转变的新环境下生存，而采取了一系列计划，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一背景中分析“新福音派”运动。
《每日新闻》：主席，根据你说的，我们是否可以说，或者说你是否认为，教皇频繁访问我国与人民战争及他对加西亚·佩雷兹政权的支持有关？
贡萨罗主席：我认为就是这样。总的来讲，他对拉美地区的访问和拉丁美洲的重要性有关。而他访问秘鲁与呼吁我们放下武器却又为种族屠杀的暴力工具祝福有关，正如他两次访问秘鲁期间多次做的。
《每日新闻》：现在，主席先生，当秘鲁共产党掌权时，它会如何对待宗教政治？
贡萨罗主席：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要将教权和政权分离，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此外，我想重申，我们尊重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是信教，还是不信教而去做一个无神论者，都是完全自由的。这就是我们的处理它的态度。
三 关于党
《每日新闻》：那么来到这次采访中另一个重要的话题——党。从秘鲁共产党的发展中得到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贡萨罗主席：关于党的发展和它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通过把它的历史划分成与当代秘鲁社会相一致的三个时期来理解他。第一个时期，即第一部分，是党的成立时期。那时，我们有幸拥有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这样的一个彻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马里亚特吉不可避免地被人反对和否定，他的路线被抛弃了，并且他所留下的制宪会议也从未召开过。之后所谓的制宪会议，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通过了一个与马里亚特吉的理论完全相反的所谓的民族团结路线。这样，党轻率地陷入了机会主义之中，受到了与德·普拉多有关的白劳德主义，以及不久后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影响。这整个的过程让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期——党的重建时期。总的来说，是与修正主义作斗争的时期。这个阶段以一定的斗争烈度在60年代初期展开。这个过程使党的成员联合起来反对修正主义的领导。并且，正如我之前说过的那样，在1964年的第四次会议中将他们逐出党内。重建的过程直到1978-1979年依然在党内持续。当这结束时，第三个时期便开始了，就是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时期，也是我们当下正处于的这个时期。
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哪些经验教训？第一个经验教训是党内团结作为基础的重要性，以及它与两条路线斗争的关系。没有了这一基础以及它的三个要素（1.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贡萨罗思想；2.党的纲领；3.总政治路线），那就没有政治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建立党的基础。但没有两条路线斗争，那党内团结就没有基础。没有党内的彻底的、坚定的两条路线斗争，就没有办法坚定地把握意识形态、党的纲领，亦或党的总政治路线，更不要说，捍卫、应用并发展它们。对我们来说，两条路线斗争是根本的，这与我们依照矛盾普遍规律认为党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的观点保持一致。第二个经验教训是人民战争的重要性。一个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夺取政权。党一旦成立，并基于具体的条件，它就必须努力去夺取政权，而这只能通过人民战争才能实现。第三个重要的经验教训是建立领导集体。领导是关键，它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必须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尤其是在为人民战争提供领导中形成的。第四个经验教训我们可以概括为，为夺取政权作准备。正如夺取政权必须要靠人民战争一样，我们必须为实现夺取政权的条件作准备。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必须创造优于那些反动派的组织形式。我们相信这些都是重要的经验教训。最后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永远把革命当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去发展人民战争，正如我们党的口号说的那样，为世界革命服务。为什么？因为归根结底，共产党有一个不可替代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并且正如已确定的那样，要么所有人一起进入共产主义，要么一个人也进入不了。我相信这些是我们总结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
《每日新闻》：主席，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对秘鲁共产党有多重要？
贡萨罗主席：对于秘鲁共产党，马里亚特吉是创立者。他以明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建立了党。因此，他给党确立了明确的意识形态立场。对他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他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他为党提供了总政治路线。马里亚特吉是美洲到目前为止所诞生的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留给了我们他最伟大的事业——秘鲁共产党的框架。我们很清楚他的去世对党意味着什么，但我们都应清楚他为这项伟大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想表达的是创建这个党占据了他的一生。所以他没有时间去巩固和发展这个党。只要想一想，他在党建立不到两年后就去世了。一个党需要时间去巩固，发展，以实现它的历史使命。
我们想指出一些事情。早在1966年，我们就声明马里亚特吉的道路绝不能被抛弃，并且我们的任务是继续他的道路，并进一步发展这条道路。我想强调，进一步发展。为什么？因为在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已经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即今天的毛主义。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官僚资本主义与从未放弃过斗争的无产阶级和秘鲁人民的无穷无尽的斗争一起不断发展。出于这个原因，我们着手继续马里亚特吉的道路并进一步发展。正如我解释的那样，我们重新发现了马里亚特吉在普遍规律方面的正确性，这些规律是相同的，并且只需在新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应用即可。这就是我们的贡献。
这方面可以说出很多，但我相信强调一些事情会更有价值。1975年，《继续马里亚特吉的道路并重建他的党》发表。在这份简短的文件中，我们表明与那些自称马里亚特吉主义者的人相反，这些人认为马里亚特吉“罪名成立”，正如一个公认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己说的那样。我们已经声明了组成马里亚特吉政治路线的五个要素。我们表明能从马里亚特吉那儿发现那些与毛主席相似的理论。这足以指出有关统一战线或暴力的重要问题。马里亚特吉说：“通过暴力夺取政权，并以专政保卫政权。”“今天，革命是新事物诞生的血腥过程。”并且在他那光辉的一生中，他始终支持革命暴力和阶级专政。他也说无论你在议会里有多少席位，你只能解决一个内阁，但无法撼动整个资产阶级。事实很清楚，而且因为这是他思想的关键，所以我们必须强调的是，他是一个反修正主义者。
总而言之，我们努力继续并发展马里亚特吉的道路。但请允许我说些别的。明确并具体地质问那些自称为马里亚特吉主义者的人过去是怎么看待马里亚特吉的是很有益的。这些人过去明确而具体地反对他。我指的是当今的马里亚特吉主义统一党（Partido Unificado Mariateguista，PUM）的那些人，是的，那些来自所谓的“新左翼”（New Left）的人，那些之前声称马里亚特吉是过时的、已成为历史的人。这基本上就是他们的观点。但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是真正的马里亚特吉主义者吗？让我们看看巴兰特斯·林甘（Barrantes Lingán），如果他完全否定马里亚特吉在他那个时代坚定而果决地提出的明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那他怎么能算是一个马里亚特吉主义者呢？马里亚特吉从来不是一个议员，而他提议用选举来实现宣传和鼓动。只有像阿科斯塔（Acosta）这种修正主义者才会在1945年认为这种观点是过时的，并认为当前任务是在议会中赢得席位。而这就是冒牌的马里亚特吉主义者和死不悔改的议会迷今天所做的。
总之，这是我们对马里亚特吉的看法：他是党的建立者，他的功绩刻在历史中，谁也不能否认，他的事业也不会消失。但是还需要有人继续他的道路，更加深入地发展它。马里亚特吉的理论与毛主席的理论是相似的，而实现一个像马里亚特吉一样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教导的唯一符合逻辑的途径，就是像我们秘鲁共产党一样成为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者。我们认为马里亚特吉作为创始人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例子，并且我们也为他建立了我们党而感到自豪。
《每日新闻》：主席，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对秘鲁工人的阶级意识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贡萨罗主席：马里亚特吉在激烈的斗争中完成了很多事情，此外如果在回答你的问题时我也插入其他内容的话还请原谅我。他在去欧洲之前就已经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了。这是我们想要强调的第一件事，因为人们总是说他是在那儿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欧洲那里获得了发展那就是另一件事了。显然，欧洲的经历对他极为重要。马里亚特吉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一场非常重要的斗争，一场代表着他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斗争。正如他解释的那样,这正是他所使用的名词，因为这名词在这里并没有像在欧洲那样被贬低。但他坚持和宣传的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他为了建立党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政治斗争。而这和马里亚特吉与哈拉·德·拉·托雷（Haya de la Torre）的论战有关，这个论战今天被围攻，被无耻和冷嘲热讽地加以扭曲。这个问题的实质非常重要：马里亚特吉提议建立一个共产党，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然而哈拉·德·拉·托雷提议组建一个与国民党相类似的阵线，他声称秘鲁无产阶级太过弱小，无法支撑起一个共产党。记住，这不过是一种诡辩而已。但此外，美洲人民革命联盟（APRA）这个党创立于秘鲁时，它和蒋介石的国民党非常相似，也就是那个发动1927年反革命政变的中国革命的刽子手。这是我们需要铭记在心的一些事，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哈拉-马里亚特吉主义（Haya-Mariáteguism），甚至是哈拉-列宁主义（Haya-Leninism）。荒唐！马里亚特吉确实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哈拉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列宁主义者。从来不是！他始终反对列宁的理论。很有必要强调这件事，因为我们不能放任他们这样无耻地歪曲而不管，归根结底，这些歪曲只不过是一团糟粕，一个为了让今天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和联合左翼（United Left）联合起来的大杂烩。这是我们的底线。其余的，不过是些廉价的笑话。
好吧，现在回答你的问题。马里亚特吉所做的一切都与群众、无产阶级和农民有关。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参与了秘鲁总工会（CGTP）的组建，这是他工作的主要成果。但他在二十年代后期所创建的秘鲁总工会，并不是今天那个完全否定他的秘鲁总工会。他也与农民开展工作，对他而言，农民问题是核心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土地问题，基本上是与印度问题相似的问题，同时他解释的十分出色。同样，马里亚特吉和知识分子以及妇女和青年一起工作。马里亚特吉推进了与群众有关的工作，向他们展示了前进的道路，建立了具体的组织形式，并且果断的采取行动来发展无产阶级和秘鲁人民的组织。
《每日新闻》：继续讨论同一主题，秘鲁共产党为什么如此重视重建党的派别？
贡萨罗主席：这是一个对党外人士来说不为所知的话题。让我们由此开始：列宁提出了派别的概念，即产生了几个具有各自的纲领、力求在某种程度上自成一派并规定内部纪律的集团，并且必须公开表明其政治立场以便开展斗争和发展党。我们用来建立我们党的派别的，就是这种列宁主义的观点。这一派别在60年代初开始形成，其形成与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世界性斗争且在我国明显得到的体现有关。这一派别开始提出如何在秘鲁发展革命的问题，并发现最后这些问题已经在抵达我国的毛泽东主席的著作中得到了解决。我们关注哪些问题？我们提出，秘鲁革命需要一个有着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政治基础的党，农民是我们社会的主力军，而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我们必须遵循从农村到城市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开展行动的方式。这一派别促成了与德·普拉多修正主义的斗争，我们是所有那些团结起来将德·普拉多集团从党的队伍中驱逐的人中的一部分。
这一派别继续在框架中发展，而这个框架中还有一个由帕雷德斯（Paredes）领导的派别和另外两个没有公开行动的派别，但是他们并没有达到列宁对派别所定义那样的水平，此外还搞党中党。我指的是红色祖国（Patria Roja）及其所谓的“井冈山小组”（Ching-kang group），以及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小组”（Bolshevik group）的人。然后我们的派别集中在阿亚库乔地区。我们竭尽全力提出考虑革命的三个工具的问题，而这条路线已经在1965年的第五次会议中提出。这引起了不好的内部斗争。由于党缺乏足够的凝聚力，党分裂了。因此，首先红色祖国离开了党，因为它走上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否定毛主席，否定马里亚特吉，否定秘鲁存在的革命形势。到这里还剩下三个派别。
后来在1969年举行的第六届会议上，我们在党的团结和重建党的基础上，提出了这两个问题；就像1967年我们在当时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中提出了根本性问题一样。帕雷德斯和他的团伙抵制党的重建，也否定党内团结的基础。他们因为无法控制党，所以制定了一项旨在摧毁党的计划。这就是他们恶毒的计划。我们对这种右倾取消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终留下了两个部分，我们这一派别和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小组”的、正在发展成为左倾取消主义者的派别。例如，他们认为社会稳定，因此不存在革命形势。他们说法西斯主义会把我们毁灭，而群众工作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通过学习小组来训练我们的干部，等等。
由于这场斗争，我们派别必须承担起重建党的任务。列宁说，总会有一天，党内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派别要重建党。这是派别所承担的任务。在这里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个派别承担了重建党的任务？为什么它没有像当时或者到现在都流行的那样，去建立另一个政党？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党在1928年以明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成立了，所以它从积极和消极的教训中吸取了丰富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列宁说当一个人在一个正在偏离正轨或者陷入机会主义的党的时候，他有责任去竭尽全力将其重新放回正确的道路上。而不这样做则是一种政治犯罪。所以，这个派别的重要性在于它完成了它的职责，并从奠定意识形态与政治基础开始开展党的重建。我们立足于当时被称为毛泽东思想的毛主义，并且建立了一个总政治路线。这个派别在重建党这件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旦完成，那么该工具就存在了：“英雄斗士（heroic combatant）”；一种新型共产党，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党；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先锋队——而不是一个常常被误称的“政治军事组织”，但党需要用手中的武器，发动人民战争来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
《每日新闻》：党在人民战争中是怎样转变的？
贡萨罗主席：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领导人民战争的工作帮助我们意识到毛主义是一个新的、第三个和更高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它帮助我们发展了党的军事建设和党中央的建设。人民战争锻造出了人民游击军。它在不久前，即1983年才被建立起来。
人民游击军十分重要。它是一种与以斗争为首要形式的人民战争相一致的首要组织形式。我们所建立并且大力发展的人民游击军就是建立在毛主席和列宁关于人民武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上。列宁鉴于军队的领导权可能被篡夺并被用于反革命，因此坚持人民武装应当承担军队、警察和行政部门的职能。这是一个重要的论断，并且尽管列宁限于历史条件未能将它付诸于实践，但这个观点还是十分重要且有效。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毛泽东主席十分注重发展人民武装这一任务。所以我们的军队具备这些特征并且在建立时已经考虑了这些经验教训。但与此同时，我们的军队也有具体的特征。我们有一个由三种部队组成的结构：主力、地方武装和基本武装。我们没有独立的民兵组织，因为他存在于军队的序列之中。我们遵循的是上述的这些原则，但我们也认为，鉴于我们的具体情况，我们不可能通过其他方法建立人民游击军。同样，这支军队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采取行动，并在将来必要时进行调整和重组。
由人民战争中出现的另一件事，就是人民战争的重要成就，即新政权。我们认为新政权的问题与统一战线有关。我们以毛泽东主席在他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所说的为依据。我们也牢记那漫长而腐败的秘鲁统战分子的教训，他们不断地侵蚀统一战线，之前他们是所谓的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今天主要是自吹自擂的左翼联合和其他的正在形成的像鬼喊的“社会主义者大合流”这样的庞然大物。换句话说，我们一直考虑我们的原则和现实的具体条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一直叫我们教条主义者的原因。总而言之，事实就摆在那儿。这使我们创建了保卫人民革命阵线（Frente Revolucionario de Defensa delPueblo, FRDP），这就是另一件事了。我们是在阿亚库乔地区第一个组建保卫人民的阵线的人。红色祖国窃取这一成果，但是把它改组成了他们的“FEDIP”。就连它的名字都不是正确的。如果这是一个为保护人民而存在的阵线，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去保卫人民的利益？我们只在农村组建保卫人民革命阵线，并以人民委员会作为政权的基础。这些在一个地区的人民委员会形成一块根据地，所有的根据地合在一起我们统称为新民主人民共和国。在我们建立了保卫人民革命运动的城市，这些运动也能服务于在城市开展人民战争，集结力量，破坏反动派秩序，并促进阶级力量团结，以为未来起义做准备。
其他的变化与锻炼干部有关。很明显，战争通过别样的方式锻炼人。它能让人鼓起勇气，让我们能对我们的意识形态愈发感到坚定，并锻造出钢铁一般能直面死亡的干部，从死亡的魔掌中抢夺胜利的桂冠。在另一个方面，我们能指出的党内的另一个变化与世界革命有关。人民战争让党能够展示出，如何通过把握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去开展一场人民战争而无需成为任何势力的附庸，哪怕对方是超级大国或任何其他势力。也能够展示出，我们为什么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开展人民战争。所有的这些能够在国际层面上给予党前所未有的威望，这不是虚荣的问题，远非虚荣，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而它也能让我们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服务于世界革命。在这种方式下，党通过人民战争，正完成它作为秘鲁共产党的任务。
《每日新闻》：工人和农民如何参加人民游击军？
贡萨罗主席：农民，尤其是贫农是主要的参加者，他们作为战士和指挥官活跃在人民游击军的各个层面。工人们也是如此，尽管目前工人的比例还是不够的。
《每日新闻》：主席，新政权在哪里发展的最迅速，农村还是城市？
贡萨罗主席：我们只在农村发展新政权。只有在革命的最后阶段，我们才会在城市发展。我想我们在分析人民战争时，我们能更多的讨论这点。
《每日新闻》：主席，偏一下题。共产党的文件将你描述为党和革命的领袖，这表明了什么，这和个人崇拜的修正主义理论有什么不同？
贡萨罗主席：我们必须明白列宁是如何看待群众、阶级、党以及领袖之间的关系的。我们认为，革命、党和我们的阶级会产生领导者，一群领导者。每个革命都是这样。举个例子，想一想十月革命，我们有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和其他人的一个团体。类似的，在中国革命中，也有一个领导团体，毛泽东主席和他的同志康生、江青、张春桥以及其他人。所有革命都是这样，包括我们的，我们不会是例外。要知道，不是所有规则都有例外，因为我们谈论的是某些规律的实践，所有的这些进程都有领导者，但他们也都有一个走的比其他人更远或者率领其他人的领袖，而这是基于具体条件的。不是所有领袖都能用同样的方式去看待。马克思是马克思，列宁是列宁，毛主席是毛主席。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人会像他们一样。
在党，在革命和人民战争中，无产阶级通过历史的必然性和机遇的结合，得到了一批领导人。在恩格斯看来，产生领导者和最高领导者是必要的，但这只是由偶然性决定的，是由在特定地点和特定的时间聚集在一起的一系列特定条件决定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也产生了一个伟大领袖（Jefatura）。这在1979年党的全国代表扩大会议中首次得到承认。但这个问题涉及另一个不容忽视且需要强调的基本问题：每一位伟大的领袖的成功都建立在一个具体的思想上，无论他的成就有多高。正如决议所述，某个人作为党领袖和革命来发言的原因，与必然性和历史机会有关，显然，与贡萨罗思想有关。我们都不知道革命和党将要求我们做什么，所以当一项具体任务出现时，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承担责任。
我们一直按照列宁的被公认为是正确的观点行事。个人崇拜是一种修正主义的表现。列宁警告我们否定领导权的问题正如他强调我们的阶级、党和革命需要我们提拔自己的领导人，然后是顶层领导和伟大领袖。有个区别值得强调。领导者是占据某个职位的人，而正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顶层领导和伟大领袖则代表了此人在党和革命政权中被普遍认可，而这是经历了艰苦的斗争才得到和证明的——理论上和实践表明，他们能够带领和指导我们走向胜利，实现我们的阶级理想。
赫鲁晓夫提出了反对斯大林同志的个人崇拜问题。但我们都知道，这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借口。今天，戈尔巴乔夫再次提出了个人崇拜问题，中国的修正主义者刘少奇和邓小平也是如此。因此，它是一个修正主义的论点，实质上是指向无产阶级专政和伟大领袖，以及革命进程中的伟大领导者，让革命群龙无首。对我们而言，它的目的是夺取人民对人民战争的领导权。我们还未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我们确实有一个正在按照新民主主义的规范，以工人、农民和进步人士的联合专政来发展的新政权。对我们而言，反动派正试图夺走这种领导过程，反动派和为他们服务的人非常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因为要产生伟大领袖和伟大的领导集体并不容易。一场人民的战争，就像这个国家所进行的战争，需要伟大领袖和伟大的领导集体，那些代表革命并领导它的人，以及能够坚定地领导革命的团队。总而言之，个人崇拜是一种险恶的修正主义形式，与我们的革命领袖的概念无关，这与列宁主义是一致的。
《每日新闻》：秘鲁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对你和你的党来说有多重要？
贡萨罗主席：如果我们回到这个话题，我们需要提及一些要点。我们反复重申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胜利。这履行了创立者所提出的义务，我们举行了秘鲁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表明了什么？我们重申，直到1962年，这个我们在当前的党中发展的时期所举行的四次代表大会没有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大会。没有一个严格遵守无产阶级的框架。我们强调，在历史的这个时刻发生的这次代表大会是一个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代表大会。并且因为毛主义是第三个、新的、最高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总的来说，是这三个思想中最重要的。不过，这也是贡萨罗思想的大会。因为这次会议是建立在将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们的具体条件相结合的过程所形成的理论结晶之上的。综上，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会，是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和贡萨罗思想的大会。
这次大会让我们得以总结我们的整个的发展过程并且吸取经验和教训。这个大会让我们重申了党的团结的基础由以下三个要素组成：（1）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与贡萨罗思想；（2）党的纲领；（3）总政治路线及其中心要素和军事路线。这次代表大会为我们未来，我重申，“未来”，夺取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处于人民战争时期才会使我们能够进行代表大会。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早在1967年我们就提议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在1976年提出进行一次重组大会。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为大会的召开做不懈的尝试，但我们无法成功办到。为什么？因为这是许多准备拿起武器，进入武装斗争的政党都会发生的事情。他们陷入了大规模和爆炸性的内部斗争中，导致党的分裂并最终打断了武装夺取政权的进程。这导致我们推迟了本该在1978年举行的大会，直到我们在人民战争中才召开它。我们推断，一旦我们处在战争中，没有人能够反对人民战争。当拥有武装力量的代表大会和党发动有力的人民战争，怎么会有人反对发展人民战争呢？那时候反对者无法对我们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
代表大会在其他方面也推动了我们的发展。它使我们更深刻地看待和理解人民战争的进程，特别是需要为夺取权力做准备。代表大会也带来了斗争的巨大进步，这很好。有必要说清楚，虽然有些人可能想要扭曲它，但简而言之，我们不再被误解或被外部的和非革命的成分所困扰。大会澄清了这一点说，在党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一方面，修正主义是主要的威胁。
这一点需要一些说明。在这个时候，党内没有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只有孤立的右翼态度、思想、方法，甚至是一些孤立的右翼立场。但正是通过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代表大会得出结论认为，将修正主义作为主要危险是党能够抵御和阻止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出现的最佳方式，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终将成为修正主义路线。
毛主席强调，我们必须始终提防修正主义，因为它是世界革命面临的主要威胁。因此，我们也考虑到我们队伍之外的情况，因为党内任何右翼倾向，表现在态度、思想、方法和右翼性质的立场，都与意识形态进程有关，与阶级斗争的影响有关，和反动政权的行动有关，以及与我国国内修正主义本身的行为有关，和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活动有关，特别是和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争端有关，以及和修正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扮演的罪恶的角色有关。所以党让我们准备好并提高警惕。因此，通过在人民之间进行坚定而有远见的两条路线斗争——我重复一遍，因为没有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以我们可以避免修正主义路线的出现。我们所说的可能会被误解，但有必要明白地说出来并指导人们。代表大会武装我们并要求我们：警惕修正主义！并坚持不懈地战斗！无论它出现在哪里，并从防止和打击党内可能采取的任何形式开始。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也将更好地武装起来，以对抗我们队伍外的和世界范围内的修正主义。这是大会最重要的一点。
代表大会使我们达成一致。是的，一致。我们坚定地遵守列宁所要求的，一个党，为了面对像我们每天面对的复杂和困难的局面，为了面对在正在展开和将要展开的决定性时刻时能够面对更多这样的局面，我们必须达成一致。我们必须进行斗争，以便有一个明确界定的路线，一个共同的理解，以便像铁一样团结起来并进行强大的打击。所以代表大会也给了我们一致意见，但我坚持认为，只有通过两条路线的斗争才能达成共识。这就是我们的方式。为什么会这样？我再说一遍，党是矛盾的，每一个矛盾都包含对立的两个方面。这就是规律，没有人能避免。
因此，今天我们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团结，因为必须以坚定的态度执行崇高的任务。另一方面上，代表大会显然选举出了一个中央委员会，由于它是第一次代表大会，因此我们有了第一个中央委员会。这就是代表大会所能提供的，最后，正如我们所知，由于这是一个党的最高级别会议，因此所有事宜都以在最高层面上得到了批准。今天，这一切使我们变得更强大，更团结，更坚定。但有些事情值得再次强调。代表大会是党和战争的产物。如果没有人民战争这项历史性的任务，那么自1928年党成立以来已有近60年的历史任务将无法实现。但重要的是，代表大会推进了人民战争的发展。人民战争为举行代表大会做出了贡献，而代表大会为人民战争带来了百倍于此的反馈。现在人民战争更加强大，并且将变得比过去更加强大。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代表大会对我们这些秘鲁共产党员来说是一个不朽的胜利里程碑，我们确信它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我们期待代表大会为秘鲁无产阶级，秘鲁人民，国际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和世界人民的伟大事业做出贡献。
《每日新闻》：有人说，秘鲁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因为它发生在激烈的人民战争中。你对此有何看法？
贡萨罗主席：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准确的评估，它表明这个国家有一个阶级和一个民族了解我们在做什么，党在做什么。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表现出认可的重要表达，它迫使我们更加努力，以配合这种信心，这种希望。
《每日新闻》：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是否有必要进行一场党内的整风运动？
贡萨罗主席：没有。对于我们而言，全面的斗争发生在1979年的第九次全体会议上，以便发起人民战争。那时，我们与反对开始人民战争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正是在那里，党开始了驱逐和自我净化。如同历史一样，这种清洗使党的力量得以增强，放在我们党这里也适用。证据是我们发起了人民战争并且已经执行了八年。在代表大会中我们已经不需要这种斗争了。
《每日新闻》：很多人都想知道秘鲁共产党干部的力量和决心来自哪里。这与有力的意识形态训练有关吗？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贡萨罗主席：党员的力量来源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学习。通过接受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及其具体应用，即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贡萨罗思想、党的纲领、总政治路线及其中心要素，以及军事路线而得到强化，干部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得到发展。我们在发动人民战争时就关心干部问题。准备人民战争向我们提出了如何加强干部队伍的问题，我们对自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与旧社会决裂，对革命的绝对的奉献，以及敢于献出生命。当人们回忆起1980年中央委员会和军校的全体会议时，这一要求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这些事结束时，所有干部都做出了承诺，即我们都有责任成为人民战争的发起者。这是一个庄严的承诺，后来党内的每个人都做出了这一承诺。
这个过程是如何进行的？首先在加入党之前，这是从如何在阶级斗争中锻造未来的每一个干部开始的。每个人都参与阶级斗争，不断进步，并开始与我们更紧密地合作，直到那个人自己做出要求加入党这一重大决定。党分析了这个人的情况，他们的优点和缺点——因为我们都有优点和缺点——如果这个人值得加入的话，就接受他们加入。一旦入了党，系统的意识形态训练就开始了。我们是在党内把自己变成共产主义者的，正是党使我们成为共产主义者。近年来的一个特点就是干部在战争中已经得到了锻炼。此外，那些加入的人成为领导战争的党的一部分，并且他们率先将自己变为共产主义者，成为人民游击军的战斗员，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成为我们正在组建的新政权的各级管理人员。
因此，人民战争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有助于锻造干部。总而言之，尽管我们以意识形态和政治为出发点，党正是战争本身锻造了干部。在那火热的锻造上，我们按照党的方式塑造自己。通过这种方式，我们都会进步并做出贡献。然而，我们思想中占主导的革命路线与对立路线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两条路线都存在，因为没有人是百分之百的共产主义者。在我们看来，要进行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也是锻造干部的关键，目标始终是保持革命路线的原则。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这就是我们的干部被锻造的方式，事实表明他们能胜任革命英雄主义，就像其他秘鲁人民儿女一样。
《每日新闻》：你认为秘鲁共产党干部的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之一发生在1986年6月19日的监狱里吗？
贡萨罗主席：这的确是英雄主义的高度表现，是的。但我们相信，当我们面对1983年和1984年的大屠杀时，当我们与刚刚加入战争的武装部队作战时，那才最大程度地展现了我们的革命英雄主义，这是一股汹涌的英雄主义浪潮。迄今为止，这已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屠杀。它作为一个主要和重要的方面树立了人民斗争精神的伟大榜样。除此之外，它是对英雄主义、奉献、牺牲生命的展现——不仅是共产党人，还有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人民的儿女。这是迄今为止大规模革命英雄主义的最大证明，也是最让我们感到震惊的经历。
那么为什么我们将6月19日视为“英雄日”？19日是向我们的人民和世界展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始终如一的革命者能够做到什么的一天，而不仅仅是共产党人战死的一天。他们其中大多数是革命者。这一天因为这特定的日期已成为一个象征，然而大屠杀持续了两年，涉及了许多分散的事件。19日是一个单独的事件，一个榜样，它震撼了秘鲁和世界。因此，我们纪念6月19日为“英雄日”。
《每日新闻》：主席，秘鲁共产党是如何维持包括人民游击军在内的庞大党组织的？
贡萨罗主席：我认为这值得详细解释。关于党的问题，正如毛主席和马克思、列宁以及所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教导我们的一样，党不是全民党，尽管党具有群众性。正如斯大林所说的那样，它具有群众特征，是一个经过挑选的组织，一群被证明是最优秀的人的集合。与广大的群众相比，党员的数量十分少，党要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对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负责，对无产阶级的解放负责，而这种解放只能来自共产主义。但是，由于构成人民的其他阶级也参与革命，鉴于无产阶级只能通过解放所有被压迫者来解放自己这一事实，党也会捍卫他们的利益。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方法了。
因此，党具有群众性，但它不是全民党。今天所说的全民党，只不过是一种腐朽的修正主义立场的表述。这些政党充满了追随者、官员和组织机器。而我们的党则由战士们、领袖们组成，是一个像列宁本人所要求那样的战争工具。我相信如果我们记起十月革命胜利时全俄有多少布尔什维克，我们就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这一点：在一个拥有1.5亿居民的国家，只有8万名布尔什维克党员。
党是一个组织体系，显然有其需求。组建一个在数量上更大，范围上更广阔的军队，也有其需求。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毛主席，教会了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为基础，得出结论，向党提供经济援助会使一个党腐化，是一种修正主义政策，因为党必须自力更生。这就是我们所遵循的：自力更生。自力更生与经济需求有关，但关键在于，正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它与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有关。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可以看到如何处理始终存在的经济需求——说它们不存在是错误的。
基于这些准则，我们已经解决了问题，并且我们将继续依靠群众来解决问题。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无产阶级，我们的阶级的群众——因为这是我们的阶级——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和我们所服务的对象；我们的农民，主要是贫农，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先进分子、革命者，指那些想要彻底改变，即革命的人——是他们使党生存下去。但我们主要还是依靠农民和无产阶级而生存。更进一步说，是贫农尤其是那些给予我们自己的口粮，自己的衣物，自己的住所的人。他们是供养我们，支持我们甚至为我们牺牲的人，和无产阶级一样，和知识分子一样。这就是我们的发展方向。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基础。
这给我们带来了以下问题。既然我们以此为出发点，它使我们独立，不用听从任何人的命令。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遵从命令日益成为一种习惯。赫鲁晓夫，今天的戈尔巴乔夫或者那个阴谋家邓小平都惯于发号施令。独立，因为每个共产党必须自己做决定，因为它必须对自己的革命负责，不是为了将它与世界革命分割开，而是为世界革命服务。这使我们能够做出自己的决定，为自己做出决定。毛主席这样说：我们得到了很多建议，有些好，有些不好。我们接受了善意并拒绝了恶意的。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了一些错误的原则，责任就不属于那些提出建议的人，而是我们自己。为什么？因为是我们自己做决定。这带来了独立，并使我们自给自足，自力更生。（译者注：未找到出处）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承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正相反，我们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热诚和一以贯之的实践者。我们相信，我们能得到国际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世界各国人民和仍然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或组织的支持，而无论他们发展程度如何。我们认识到他们给予我们的第一件事，他们的主要支持方式，就是他们自己的斗争。他们所进行的宣传或庆祝活动是一种创造有利舆论的支持形式，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表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也存在于他们给我们的建议和他们表达的意见。但是，我坚持认为，我们必须决定是否接受这些。如果他们是正确的，我们欢迎他们，很显然，政党之间有义务相互帮助，尤其是处于非常困难和复杂的时期时。
之后，重申一下，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世界各国人民，坚持和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和组织所进行的所有斗争——所有这些斗争都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的主要具体形式。尽管如此，我们所拥有最大的援助仍然是不朽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这是属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工人阶级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进行的数以千计的斗争中所产生的。这是我们获得的最大援助，因为它就是光，没有它，我们的眼睛就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有了光，我们的眼睛就可以看，我们的双手可以活动。这就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如何进步。
《每日新闻》：主席，或许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但我们想知道你对由国际基金会、大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帝国主义资助的修正主义政党的看法。
贡萨罗主席：他们背叛了世界革命，背叛了每个国家的革命，背叛了我们的阶级和人民，因为他们服务于超级大国或帝国主义势力，为修正主义，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服务，在他们的路上一意孤行，成为世界主宰这一游戏中的筹码的行为，就是在背叛革命。
四 人民战争
《每日新闻》：主席，我们现在来谈谈人民战争。贡萨罗主席，暴力对你意味着什么？
贡萨罗主席：关于暴力，我们从毛泽东主席确立的原则谈起：暴力，即革命暴力的需要，是一项普遍规律，没有例外。革命暴力使我们能够通过军队，通过人民战争来解决根本矛盾。为什么我们要从毛主席的论点开始呢？因为我们相信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这个规律没有例外。马克思所认为的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士，仍然是一个完全有效和不朽的贡献。列宁阐述了暴力，谈到了恩格斯对革命暴力的赞颂，但正是主席告诉我们，这是一条普遍适用的规律，没有任何例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以他的论点为出发点。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本质问题，因为没有革命暴力，一个阶级就不能取代另一个阶级，旧秩序就不能被推翻，就不能创造一个新秩序——今天，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新秩序。
革命暴力问题是一个越来越需要讨论的问题，因此，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家必须重申我们的原则。革命暴力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在人民战争中真正实现革命暴力。我们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当毛泽东主席建立了人民战争的理论并付诸实践时，他为无产阶级提供了一条普遍有效的军事理论和实践路线，因此根据具体情况适用于任何地方。
我们这样看待战争问题：战争有破坏性和建设性两个方面。建设是主要方面。不以这种方式看待它会破坏革命，削弱革命。另一方面，从人民拿起武器推翻旧秩序的那一刻起，反动派就企图镇压、摧毁和消灭斗争，它使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包括屠杀。我们在我们的国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我们现在正在看到它，而且将继续看到更多，直到陈旧的秘鲁国家被摧毁。
关于所谓的“肮脏战争”，我想简单地指出，他们声称，反动武装从我们这里吸取了这场“肮脏战争”的教训。这一指责清楚地表明对革命和人民战争的认识不足。反动派通过其武装部队和其他镇压部队，设法实现其扫除我们、消灭我们的目标。为什么？因为我们想对它们做同样的事情——把它们清除掉，作为一个阶级来消除它们。马里亚特吉说过，只有通过破坏、摧毁旧秩序，才能形成新的社会秩序。最后，我们根据毛主席建立的战争的基本原则，即消灭敌人的力量，保存自身的力量的原则，来判断这些问题。我们非常清楚反动派已经使用，正在使用，并将继续使用屠杀。在这一点上，我们是绝对清楚的。因此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了消灭敌人，为了保护，更多的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必须付出战争的代价，鲜血的代价，为了人民战争的胜利而需要牺牲一部分。
至于恐怖主义，他们声称我们是恐怖分子。我想给出以下的答案让每个人都能思考一下：是不是美帝国主义，尤其是里根，把所有的革命运动都贴上了恐怖分子的标签，是还是不是？这就是他们企图抹黑我们，孤立我们，以粉碎我们的方式。那是他们的梦想。这不仅仅是美帝国主义和其他与所谓的恐怖主义斗争的帝国主义列强。社会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也是如此，今天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提出要团结起来反对恐怖主义。而且，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拉米兹·阿利雅致力于与之战斗并非偶然。
但是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记住列宁写的是非常有用的：“人民革命军队的先驱者万岁!”它不再是针对一些被怨恨的个人的阴谋，不是报复或绝望的行为，也不是纯粹的“恫吓”——不，这是革命军队的一个分遣队经过深思熟虑和精心准备的开始行动，计划中适当考虑了部队的相互关系。幸运的是，革命是由个人革命的恐怖分子“制造”的时期已经过去，因为当时的人民并不是革命者。炸弹已经不再是“炸弹投掷者”的武器，它正在成为人们的一种重要武器。
列宁告诉我们，时代已经改变，炸弹已经成为我们阶级，人民的战斗武器，我们所谈论的不再是阴谋，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党的行动，有计划，有系统，有军队。那么，推定的恐怖主义在哪里？这是纯粹的诽谤。
最后，我们必须记住，尤其是在今天的战争，正是反动派把恐怖主义作为他们的斗争手段之一，并且，一再证实，它是秘鲁国家武装部队每天使用的形式之一。考虑到所有这一切，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因为脚下的大地在颤抖而被绝望所蒙蔽的人，希望用恐怖主义来指控我们，以掩盖人民战争。但这场人民战争是如此惊天动地，以至于他们自己都承认这是一场全国性的战争，并已成为秘鲁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恐怖主义能做到这一点吗？不能。而且，他们再也不能否认共产党正在领导人民战争。在这个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重新考虑；我们不应该草率地拒绝任何人的申请。有些人可能会站出来。而像德·普拉多这样的其他人则从来没有。
《每日新闻》：秘鲁人民战争的特点是什么？它与世界上的其他斗争，比如在拉丁美洲的斗争，以及图帕克· 阿马鲁革命运动（MRTA），有什么不同？
贡萨罗主席：这是个好问题。我感谢你们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更深入地审视党的所谓的“教条主义”。甚至有人说，我们错误地试图在一个毛主席不再适用的时代里应用他。简而言之，他们喋喋不休，以至于我们完全有理由问他们是否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其中包括一位擅长暴力还有诸多荣誉的参议员。
人民战争是普遍适用的，要根据革命的性质和各国的具体情况加以运应。否则，它就不能执行。在我们的情况下，特殊情况是非常珍贵的。这是在农村和城市中进行的斗争，正如早在1968年所建立的人民战争计划中那样。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区别，一个特殊情况：它是同时在农村和城市里进行的。我们认为，这与我们自己的具体情况有关。例如，拉丁美洲的城市按比例比其他大陆的城市要大。这是拉丁美洲不容忽视的现实。以秘鲁首都为例，它占该国人口的比例很高。因此，对我们来说，城市不能被抛在一边，战争也必须在那里发展。但农村斗争是主体，城市斗争是补充。这是一个特殊情况，还有另一个。
在人民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遇到了警察。这是事实，因为直到1982年12月军队才参战。这并不是说在此之前它们没有被用作支援角色。除了研究我们发展的过程外，他们已经开始参与了。这是一个特殊情况，因为我们在农村创造了权力真空，我们必须在没有击败大规模武装部队情况下建立新的权力，因为他们尚未参战。他们会介入，是因为我们建立了人民的政权。这就是我国的具体政治局势。如果我们用的是毛泽东思想的皮毛，而不是它的精髓，我们就不会建立新政权，我们就什么都不会干成，直到武装部队到来。我们将会陷入困境。另一个特殊情况是我已经讲过的军队结构。
所有这些都是特殊情况。我们已经讲过了农村和城市，讲过如何进行战争，讲过军队，讲过新政权是如何产生的；党自身的军事化是另一个特殊性。这些都是具体的事情，符合我们的实际，符合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的应用，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这是否使我们不同于其他的斗争？是的。
为什么我们与别人不同？因为我们进行的是人民战争，而这使我们不同于拉丁美洲的其他斗争。古巴没有进行人民战争，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特殊情况，这些特殊情况他们自己故意忘记了。之前，他们说古巴是一个特例——格瓦拉说过这点——美国帝国主义没有参与。后来他们忘记了这一点。除此之外，那里没有共产党来领导。这些都是古巴主义及其五个特点的问题：没有能让救世主拯救被压迫者的、充分的阶级分化；社会主义革命或者革命的讽刺画；没有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不需要根据地；如前所述，不需要党。我们今天在拉丁美洲所看到的只是这些同样立场的发展，只是越来越多地为社会帝国主义及其与美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而服务。在中美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对图帕克· 阿马鲁革命运动的了解很少，但它属于同一类别。
最后，另一个让我们与众不同的话题——如果我坚持的话，请原谅我——是关于独立、自力更生和自我决定。因为其他人没有这些特征，他们只被作为棋子，而我们不是。还有一个影响深远的区别：我们以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为指导，其他人则不然。总而言之，最大的差别，最根本的差别，在于出发点；我们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并将其应用于我国的具体情况，我在这里再次强调，这是有明显的特殊性的，它表明了他们所指责我们的所谓教条主义的谬误——他们是按照主人的命令这样做的。
《每日新闻》：主席，你认为图帕克· 阿马鲁革命运动在这个国家扮演反革命的角色吗？
贡萨罗主席：图帕克· 阿马鲁革命运动的立场应该让人有所思考。例如，他们跟秘鲁人民党（美洲人民革命联盟，APRA）的休战，正如他们所说，直到秘鲁人民党袭击了人民。但我们都知道，就在加西亚·佩雷斯担任总统的同一天，他就在共和国的首都镇压了群众。1985年10月，鲁力安切监狱发生了屠杀事件。人们是否受到攻击？他们等待多长时间才结束休战？这是一个必须反思的问题。
《每日新闻》：既然你认为根据地是如此重要，你能告诉我们它们是如何建立的吗？你对起义有何看法？你是如何准备城市战争的？
贡萨罗主席：根据地是人民战争的本质。没有它，人民战争就不会发展。我已经谈到了我们在1982年下半年所面临的具体情况。我们正在进行游击战争的最后阶段，目的是要消灭半封建的剥削关系。我们瞄准了大庄园主，它是国家权力的基础，而且将来也是，直到我们把它消灭。我们继续打击，我们给警察以毁灭性的羞辱性的失败。你不必相信我的话。例如，来自《快报》（Expreso）的记者就说过这番话，我认为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们的判断并没有受到同情革命的影响。因此，在农村产生了权力真空之后，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决定建立人民委员会，也就是一个联合专政政权，一个新政权。我们打算让他们秘密行动，因为我们知道武装部队很快就会投入战斗。这些人民委员会的实力已经扩大了百倍。在特定地区的那些人形成了一个根据地，所有这些根据地一起组成了新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就是委员会和根据地的产生和新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形成。
当武装部队进来时，我们不得不进行艰苦的斗争。他们为重新建立旧秩序而战，而我们则为重新建立新政权而战。
一场极端血腥和无情的屠杀发生了。我们进行激烈的斗争。在1984年，反动派，特别是军队，认为他们打败了我们。这里我指的是他们非常熟悉的文件，因为是他们的，其中甚至说我们不再是危险，但图帕克· 阿马鲁革命运动就是危险。但结果如何呢？人民委员会和根据地不断扩大，后来又带动了根据地的发展。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
至于起义，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革命形势的发展，使我们能够发动人民战争，我们已经重建了党，建立了明确的思想体系。根据地的实际发展，人民游击军的发展，人民战争的发展，都在推动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记住毛主席所说的话，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他所说的斗争高潮，或者列宁所说的革命危机。当我们到达那一点时，起义就发生了。这就是人民战争的理论，这就是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我们发展的基础。因此，由于我国人民战争的进程必将使我们达到高潮，我们必须准备好起义，总的归结就是夺取城市。我们正在思考和准备这场起义，因为它是必要的。没有它，我们不可能赢得全国的胜利。
城市问题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多年来，我们在城市和农村开展工作。这项工作经历了人民战争的一次转变，这是事实。我们现在的情况让我们考虑如何准备城市，或者城市群，使城市工作具有普适性。这和发展群众工作有关，但是要在人民战争内，为人民战争进行。我们已经这样做了，而且我们将继续这样做。关键是我们已经开始更多地发展它。我们认为，我们在城市的活动是不可缺少的，必须不断推进，因为无产阶级集中在城市，我们不能把它交给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
棚户区在城市里，有大量的居民。从1976年起，我们就制定了在城市工作的指导方针。以贫民区和棚户区为基础，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力量。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将在人民战争的条件下继续实行。
我们工作的方向是什么样的群众？你们可以看到。从已经说过的情况来看，很明显，大范围的贫民区和贫民区是一条钢带，它将包围敌人，限制反动势力。
我们必须越来越多地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直到他们和人民承认我们的领导。我们完全明白，要让我们的阶级看到、理解并重申这是他们的先锋队——要让人们看到他们有一个中心领导他们，这需要时间和反复的经验。他们有这个权利，考虑到群众被骗了多少钱!无产阶级，劳动阶级群众，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多少希望破灭了!我们必须明白，他们有权要求，显然他们有权利要求，我们有责任让他们看到，向他们展示，我们真得是他们的先锋队，他们应该这样承认我们的身份。
我们区分先锋队和被承认的先锋队。我们的阶级有这样的权利，没有人能否认。人民有这个权利，没有人能否认。这就是我们的想法。我们不认为无产阶级和人民会在一夜之间承认我们是他们的先锋队和唯一的中心，这是我们进行革命所必须要做的。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并发展不同的形式，作为我们群众工作的组成部分，不同的形式以便于群众从人民战争中学习，让他们了解武器的价值，枪杆子的重要性。毛主席说，农民必须知道枪的杆子重要性，这是事实。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创造了新的形式，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展开了人民战争中的群众工作。
这与另一件事有关，即保卫人民革命运动(MRDP)，他们的关键是抵抗中心。我们非常坦率地说。这些是对应于人民战争的其他组织形式，其他的斗争形式。它们不可能是普通的，它们不可能，它们有不同的特性；这是具体的现实。因此，我们发展了党、人民游击军、人民保卫革命运动，发展了各方面工作组织。
我们要激发群众的战斗精神，使群众和我们阶级的潜力得到发挥。我们来看看。今天价格大幅度上涨。为什么没有民众抗议？谁在阻碍群众前进？列宁说，抗议使统治者颤抖；当我们的阶级在街上游行时，统治者是颤抖的。这就是我们要用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教给我们的东西。我们的阶级是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人民也是。我们需要做的是把群众的，人民自己的经验综合起来，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组织形式，斗争形式，把城市里更加发达和扩大的斗争形式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就是训练他们的方式。
我们怎么想？很明显，就是我们的工作中心在农村，但有了起义，这个中心就会改变为城市，这甚至意味着，正如一开始我们战士和共产党人从城市转移到农村，而后来我们必须从农村搬到城市。这就是我们的未来，这就是我们为准备起义而转移重心的方式。我们必须寻找条件，使人民游击军的行动同在城市里、在一个或几个城市的起义行动相结合。这就是我们需要的。
起义的目的是夺取城市，使人民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但是，我们必须设法保护生产资料，而这种生产资料是反动分子想要摧毁的，我们还必须保护革命的战俘或暴露的革命者，而反动派要消灭他们，我们还要追捕我们的敌人，让他们无法造成任何损失。这就是我们所学到的关于起义的知识。这就是暴动。列宁教导我们如何建设起义，毛主席教导我们起义在人民战争中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如何看待起义以及我们如何准备起义。这是我们必须走的路，也是我们正在走的路。
有一件事我们必须非常清楚。暴动不是简单的、自发的爆炸。不，那很危险。然而，这是可能发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关注起义，从现在开始。我们认为有些人可能想利用人民战争为自己谋利。前段时间，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我们分析了可能性。其中之一是，修正主义者或其他人可能会挑起“起义”，要么中止发展进程，要么获得地位，为他们的社会帝国主义主子服务——或为任何指引这些人的权力服务，因为许多集团都可能希望以这种方式利用我们。
《每日新闻》：主席，在这种情况下，党会怎么做？
贡萨罗主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像列宁那样做：告诉群众，现在不是时候，但是如果群众发动起义，就和他们并肩作战，这样我们就可以有秩序地撤退，让他们尽可能少受痛苦。我们若与他们同死，我们的血就更与他们的血相交。这就是列宁在1917年7月著名的斗争中教给我们的。因为我们不能只是告诉大众他们错了，让事件给他们教训。不，我们不能那样做。群众是群众，我们的阶级是我们的阶级， 如果他们没有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并且环境使他们绝望，使他们陷入困境，即使有人故意逼迫他们，我们也必须和他们在一起，这样我们才能帮助他们看到不利的情况，与他们并肩作战，帮助他们以最好的方式撤退。然后他们就会看到我们与他们同甘共苦。这是让他们理解并相信我们是他们的党的最好方式。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每日新闻》：主席，另一个问题。当你谈到城市里的斗争形式时，你认为工会的作用是什么？
贡萨罗主席：马克思在《工会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一百年前，马克思曾说过，工会最初只是为维护工人的经济利益而成立的简单的协会。这就是他们的过去。现在他们在组织和政治上得到了更多发展。他们的未来是为夺取权力服务。马克思已经告诉我们了。那么，问题是什么呢？如何将这两种斗争结合起来。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经济斗争是一场游击战，是我们的阶级、无产阶级和人民为获得工资、工时、工作条件和其他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当罢工开始时，这是一场游击战，在这场战争中，人们不仅围绕具体的经济或政治问题进行斗争(如果这是普遍关心的问题)，而且还为即将到来的伟大时刻做准备。这就是它的根本历史本质。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经济斗争与夺取权力联系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在人民战争内部和为人民战争发展群众工作。
《每日新闻》：主席，你提到了革命危机。你相信短期内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贡萨罗主席：问题是人民战争的胜利，这主要与我们战斗得多好多少有关。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起义是我们必须准备好的一记重拳，我们正在认真准备。我们必须预见到其他人可能会希望利用它为自己谋利。但主要问题是起义的时机，决定了机会。
《每日新闻》：为什么秘鲁共产党在1980年发动了人民战争？在军事和历史上对此有何解释？为了发动战争，秘鲁共产党进行了什么社会、经济和政治分析？
贡萨罗主席：我们研究了这个国家，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看到在其发展过程中，秘鲁社会正在进入一个复杂的局面。政府自己的分析表明，关键问题将出现在80年代。在秘鲁，可以看出，在这十年的后半期，每10年就会发生一次危机，每次危机都比以前更糟。我们还分析了官僚资本主义，这使得革命条件更加成熟。1980年，政府要通过选举来换届，这意味着新政府需要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才能完全实现其国家的运作。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官僚资本主义为革命创造了成熟的条件，而80年代的艰难十年即将来临——危机、民选政府等等。这为发动人民战争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契机，驳斥了武装斗争，或者在我们的情况下，人民战争不能在新的政府事件中开始的立场是不正确的。这就是我们的评价，这就是新政府接管的情况，军方在执政12年后离开了政府，他们不可能立即与我们展开斗争，也不可能立即重新执掌国家政权因为他们已经身败名裂，名誉扫地。这些都是具体的事实和现实。
之前这段时间里，我们已经提出了参与制宪会议是不正确的，唯一要做的就是去抵制它，因为参加制宪会议只是服务于秘鲁国家的重组和产生一个与我们已有的宪法类似的宪法。这一切都是可以预见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是不可预见的。因此，我们计划了一段时间，为发动人民战争奠定基础，在新政府上台之前采取行动，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在5月17日，即选举前一天开始了武装斗争。
我们认为，在这些条件下，我们可以开始行动，甚至广泛展开行动，并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推进，而这正是我们所做的。我们还认为，在本十年的第二阶段，必有一场比前一次危机更严重的危机，因此，我们有更好的推进条件。我们就是基于这些考虑才发动人民战争的。但有人说，我们没有思考，只是教条地行动。以何种方式？有些人一边鼓吹教条，一边轻信别人告诉他们的任何东西。
由于这些原因，我们选择了那个时刻，事实已经证明了我们的决定的正确性。很明显，贝朗德——这是我们公开讨论的话题——会担心发生政变，因此会限制军队。这很难预测吗？因为有他1968年的经历，所以这并不难。这些东西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我们被教导去评估，分析和权衡事物——这就是我们被教导的方式。主席对这些问题，特别是在准备方面，要求非常严格。我们相信事件证实了我们的分析。两年来，军队都无法介入。是这样吗？现在他们说他们烧掉了拥有的情报。简而言之，新政府在建立政府方面存在问题，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接着，危机爆发。军队已经与越来越多的分遣队进入了战斗，并且在与他们战斗多年后我们更加强大，我们还会继续蓬勃发展。这就是1980年发动人民战争的原因，事实证明我们没有错，至少在概括性的内容上没有错。
《每日新闻》：考虑到这场战争中的冲突有两种策略，你能解释一下你们的军事计划、进展的过程以及你们遇到的问题吗？
贡萨罗主席：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特定的战争形式，因此也有自己的战略。无产阶级发展了自己的战略——人民战争，这是一个具有优越性的战略。资产阶级决不会有比这优越的战略。此外，再没有比无产阶级的战略更发达的战略了。这是一个研究世界军事进程的问题。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发动战争的形式和战略。总而言之，优势战略打败劣势战略，新阶级总有优势战略，这就是人民战争。有证据证明这一点。有些军事分析家是这样说的：共产主义者，当他们运用他们的原则时，从来没有输过一场战争；他们只有在不应用原则的情况下才会输掉战争。
因此，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有一个优越的策略，一个被普遍证明的理论。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运用它来进行我们的革命。这就是问题所在——以及出错的可能性。我们确定的第一件事是必须避免机械地应用人民战争，因为毛泽东主席警告我们机械地应用战争会导致机会主义和失败。一九八零年，即我们决定发动人民战争的时候，我们在党中央下了决心，要严格注意发展具体的应用，不是搞教条的应用，也不是搞机械的应用。这就是我们的制定方式。这是我们的起点。我们可以指出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这就是反对发动人民战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对抗性斗争。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在第九次全体会议上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在1980年2月的全会上，遗留问题被彻底清除。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为我们之前谈到的党的净化而斗争。为此，我们必须进行激烈的斗争，从中央委员会中剔除一部分。事实就是这样，但我们就是这样加强了自身，才得以进入发动人民战争的过程。我们已经有了在农村和城市发动战争的计划。
我们提出的第一个计划是启动计划。 政治局被要求确定如何制定武装行动，正是这个机构根据分遣队的军事形式提出了该计划。这项计划于1980年完成，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开始武装斗争两周后，有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分析它的进展情况，并得出结论，一个新事物出生了，这是人民战争，武装行动，分遣队。然后我们制定了展开计划。这是一个较长的计划，包括两年时间，但它是通过几个战役完成的。正是在这个计划的最后，新的权力形式逐渐形成，人民委员会出现了。
1982年底，武装部队介入。中央委员会已经为此准备了一年多。它研究了武装部队的介入情况，得出的结论是，在军队取代警察，警察担任次要角色之前，这种武装部队还会持续介入。这就是过去的情况，考虑到目前的情况，也不可能会有其他什么情况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二个问题。那就是军队介入所带来的后果。他们从一开始就实行屠杀政策。他们组成了被称为近卫军（mesnadas）的武装团体，强迫群众加入，把他们放在前面，把他们当作盾牌。这一点必须讲得很清楚：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用群众对抗群众的政策，这是马克思已经看到的旧的反动政策，而且是对群众的怯懦利用，把群众摆在他们面前。军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称他们是失败的专家，擅长攻击手无寸铁的群众。这就是秘鲁的武装部队。面对这一局面，我们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这是一次大型会议，持续了很长时间。这是我们有过的最长的会议之一。就是在那时，我们制定了夺取根据地计划，建立了人民游击军，以应对明显比警察级别高的军队。正是在那里，我们提出了阵线-国家的问题。
因此产生了第二个问题，即面对1983年和1984年的屠杀问题。它在党章里。没有必要深入探讨，但我们确实想强调，这是一场残酷无情的屠杀。他们认为这场种族灭绝“会把我们从地图上抹去”。到1984年底，他们开始在他们的军官中间流传关于我们被歼灭的文件，这是多么真实的事实。斗争是激烈的、艰苦的，那是复杂和困难的时期。
面对反动的军事行动和近卫军的利用，我们作出了毁灭性的行动，就在卢卡纳马卡（Lucanamarca）。当然，他们和我们都没有忘记，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个他们想象不到的答案。80多个敌人被消灭，这是事实。正如1983年所分析的那样，我们公开表示存在过度行为。但是生活中的一切都有两个方面。我们的任务是给他们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使他们明白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某些情况下，比如那次，是中央领导自己策划了这次行动并给出了指示。就是这样。在那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我们给了他们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我们遏制了他们，他们明白他们在对付的是另一种战士，我们和他们以前战斗过的人不一样。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过度行为是负面的。理解战争，根据列宁的话，考虑到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在战争中，参与战争的群众会走得太远，会表达他们所有的仇恨，阶级仇恨的深刻感受，他们的批判和谴责——这就是战争的根源。列宁很清楚地解释了这一点。过度行为是可以犯的。问题是到达一个点而不是超过它，因为如果你超过了这个点你就偏离了方向。就像一个角；它可以被打开到某一点，不能再进一步。如果我们给人民群众很多限制、要求和禁止，那就意味着我们内心深处不希望水泛滥。我们需要的是让水溢出，让洪水泛滥，因为我们知道，当河水泛滥到河岸时，它会造成破坏，但随后又会回到河床。我再重复一遍，列宁解释得很清楚，这就是我们如何理解这些过度行为。但我坚持认为，关键是要让他们明白，我们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家伙，我们已经准备好应付任何事情，任何事情。
马克思告诉我们：一个人不会在起义中发挥作用，一个人不会在革命中发挥作用。但是，当一个人举起起义的旗帜时，当一个人拿起武器时，就没有人取下旗帜，它必须保持高举永不降下，直到胜利。这都是他教给我们的，无论我们付出多少代价！正如列宁所做的那样，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武装，并且主要是毛泽东主席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为了保存实力而歼灭敌人意味着什么，高举旗帜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以这种方式说，通过这种决心，我们克服了邪恶、卑鄙、懦弱和恶毒的屠杀。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有人——他自称为总统的人——当他是一个有野心屠杀他人的匈奴人阿提拉时，会对野蛮行为产生暗示，而不会脸红。
我们经历过困难时期吗？是的。但是现实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如果我们坚持，遵守政治命令，遵循我们的政治战略，遵循我们的军事战略，如果我们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计划，那么我们就会前进，我们有能力面对任何大屠杀。我们开始为1981年的大屠杀做准备，因为它必将要来。因此，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准备好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所有这些都增加了我们的力量，力量成倍增长。这就是结果。事实证明，正如主席所说：当反动派试图用鲜血淹没革命时，他们是在做梦。他们应该知道正是自己在滋养它，这是一项不可阻挡的规律。因此，我们要重申，我们必须越来越全力以赴、坚定、坚决地执行我们的原则，始终坚定地相信群众。
这样一来，我们的力量就加强了，军队更大了，人民委员会和根据地更大了，党也更大了，这和他们原来的设想正好相反。我相信，我们已经谈过了关于反动派的血腥的梦。它们只不过是那些血腥的梦，归根结底，这些梦最终都是噩梦。但是我坚称，在广大群众，主要是贫农支持斗争中坚持我们的原则，我们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在这里，我已经讲过的英雄主义，群众的英雄主义，已经表现出来了。
随后，我们制定了一项新计划，即发展我们现在正在展开的根据地计划。从另一方面看，我认为我们必须牢记一个教训：所有的计划都是在两条路线上的斗争中进行批准、实施和总结的。而当一项新计划必须获得批准时，这种斗争就更加激烈了。这就是现实，这是一个我们铭记在心的教训。这对我们很有启发，也教会了我们很多。最终，人民战争产生了高度的团结，但是是在激烈的斗争中。是的，因为尽管我们面临着各种问题、各种复杂和困难的局势，尽管有外界的影响，但意识形态的动力是，那些参加人民战争的人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革命。一个共产主义者一生都致力于共产主义，尽管他不会看到，因为我们真的不会看到，至少我不会看到。但这不是问题所在。没有看到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只会使我们反思，去抓住马克思主义给我们的伟大榜样。在马克思的时代，他知道他不会看到革命的胜利，这将把他引向何方？为进一步推进革命而加倍努力。这些都是我们吸取的教训，我们已经被这些大量的例子所引导。让我再一次坚持，这不是意味着任何比较，它只是固定在北极星上，设定路线，作为指南针。
嗯，如果我们考虑到武装斗争和人民战争，我们可以说，这种开始使我们开展了游击战，因为在这一时期，我们从分遣队过渡到排，这样我们就扩大了游击战。展开的计划带给我们人民委员会，夺取根据地计划给了我们根据地和一个广阔的行动区域。我们应该记住，我们认为高地是发展战争和征服全国的中流砥柱。是的，我们国家的山脉——我们已经覆盖了从一个边界到另一个边界的区域，从厄瓜多尔到玻利维亚和智利。但我们也在丛林的“眉毛”，在通往海岸的山区和城市中开展了工作。今天可以说，我们有几百个人民委员会，有许多根据地。当然有一个主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它的主区域。
最后，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用单一的战略计划来指挥战争，运用集中和分散的战略战术原则。我们通过一个不同部分的单一计划，通过战役、战略行动计划、战术计划和每个行动的具体计划来指挥战争。但这一切的关键是单一的战略计划，使我们能够以统一的方式指挥战争，这是领导人民战争的关键。我想这就是我要说的。
《每日新闻》：主席先生，在这八年的人民战争中，反颠覆战略取得了哪些成绩，目前存在哪些问题？
贡萨罗主席：我更愿意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反动派自己说他们失败了，而且还在继续失败；他们很清楚这一点。用律师的话来说，“当有人坦白时，不需要更多的证据。”
《每日新闻》：你认为人民游击军开展常规战争、保卫领土的阵地战、公开对抗武装力量的条件是什么时候？秘鲁共产党的计划中是否存在这种斗争？
贡萨罗主席：我们思考了这些问题，讨论了这些问题，制定了党的政策。我们在1981年处理过这个问题，我们在其他场合也做过。我们从毛泽东对人民战争的认识出发，从矛盾出发。争论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弱，另一个是暂时的强。这需要经历一个战略防御时期，一个战略平衡时期，一个战略进攻时期。我们还在发展战略防御。在这种情况下，游击战仍然是我们的主要形式，是一种广义的游击战，在农村和城市中广泛地进行，农村是主要的，城市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几乎在整个国家进行战斗。这是关于我们所处的时期。
正如毛主席所设想的那样，我们正在开始发展运动战，并将进一步发展运动战，因为反动派必然发动一场更成熟的反叛乱战争。但是即使这种情况发生，我们也将不得不继续把发动游击战作为根本，以运动战为补充，并在一些特定种类的阵地战中谈到“持久战”，我们认为加强人民战争必然产生一个反叛乱战争的升级，这将是基于屠杀的反叛乱战争。展望未来，这将导致战略平衡阶段，当然，我们的理解是，我们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因此保持正确的军事路线，我们必须这样做。因此，我们坚持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他们正在准备的邪恶计划，将导致屠杀——因为他们感到无能为力，所以他们想强加于秘鲁人民。但是人民不会跟随他们，因为人民不会违背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这将导致战略平衡，让我重复一遍，我们的理解是，我们在意识形态、政治、军事和所有相关问题上保持正确的路线。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解决如何发展人民战争，占领城市，准备与战略进攻相对应的部分。这就是我们现在能说的。
《每日新闻》：正如你所说的，为了加强战争，有必要加强人民游击军的武器装备吗？你打算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贡萨罗主席：是的，这是一方面。请允许我以原则问题为出发点。我们习惯并坚持以原则为出发点。这样，在我们的原则指导下，我们才能解决我们的具体问题。毛泽东主席告诉我们，人是最重要的。武器是有用的。所以我们的任务特别是针对人民，从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强化人民，在这种情况下，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建设军队，在军事上建设军队。这是我们的出发点。
关于武器，主席说敌人有武器，所以问题是从他手中夺取武器，这是主要的。现代武器是必要的，但列宁告诉我们，它们的性能取决于使用它们的人的意识形态。我们可以断言，我们正在进行伏击，武装部队非常清楚这是如何发展的，以及他们受到的强大打击。我只想提一下与卡雅拉有关的那个，这是埃鲁斯科伏击战。二十五名士兵被歼灭。只有一人生还，但他还受伤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以恶毒的屠杀作为回应的原因。事实并不像他们描述的那样。事实是，他们调动了大量的军队，却没能追捕到我们。让我们明确一点，我们夺取了他们的武器。他们很清楚这一点。我们炸毁了不止一辆车，而是两辆车，因为有一公里的道路被埋了地雷，而他们无法逃脱。在电视和报纸上，那些自称总统的人，以及那些从这个所谓的“委员会”去卡雅拉的人所展示的，就像他们所说的“空中楼阁”、“水中月”。因此，自从武器从他们那里开始转移到我们手里的过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们有义务将它们带给我们，他们有责任将它们带到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因为我们迫使他们分散开来，展开不同的阵线，让他们坐下来，被动地等待。它们就像陷在泥里的大象，因此更容易被攻击。这是军队和武装力量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我所说的正是毛泽东主席告诉我们的，在战争结束时，因为蒋介石是一个很好的军需官，一个很好的武器供应者，所以他应该得到一枚奖章。这已经开始了，军队对此非常了解。他们正在策划的计划，他们的阴谋，他们想要实施的大攻势，这都是受欢迎的。它不会妨碍武器的转手，他们将会失败，因为他们不会成功地使秘鲁人民违背自己的利益。他们是最黑暗、最腐败的反动派，由一个卑鄙、悲惨的大屠杀凶手领导这个法西斯、社团主义、秘鲁人民党的政府。历史表明，秘鲁人民不追随法西斯主义，不允许自己被统合化。这已经确立，这不仅是秘鲁今天的问题，而且是几十年来的问题。因此，我们从敌人那里夺取的武器是我们的主要来源。
此外，不起眼的炸药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地雷是人民的武器。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原则是寻找群众中每个人都能使用的最简单的武器，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否则，这就不是一场人民战争，而我们的战争确实是一场人民战争。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武器的制造。我们正在努力在武器制造方面取得进展，对方现在也很清楚这一点。这一点直接通知了总统府，是由我们自己，由人民亲手制造的迫击炮发动的。他们没有这么说，但我们知道。
另一种常见的方式是购买因此有三种方式。主要是从敌人手中夺取，第二是制造，第三是购买。最后一个问题是由于武器成本高，我们正在进行地球上最经济的人民战争。这是因为我们只有很少的资源而我们所拥有的是群众提供给我们的资源。再重申一遍，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列宁说，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夺取大量武器。我已经讲过毛主席教给我们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正在实践的。
《每日新闻》：你能预见到你领导的革命的胜利和进步会引发美国的军事入侵吗？在这种情况下秘鲁共产党会怎么做？
贡萨罗主席：虽然美帝国主义已经在干预，但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具体地说：美国可以动员我们的邻国。我坚持认为，我们不应忘记，甚至还有悬而未决的领土要求和边界争端，尽管他们对此保持沉默；我们都知道巴西被赋予的角色。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军队直接干预；他们已经有人在这里训练了。
前一段时间，我们在中央委员会下了决心，无论任何敌人来践踏这片土地，我们都要面对他，打败他。在这种情况下，矛盾就会改变，被压迫民族-帝国主义的矛盾将成为主要矛盾，这就会给我们一个更广泛的基础，使我们的人民团结起来。
《每日新闻》：反动派、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都说你们是脱离群众的。你对此有何看法？
贡萨罗主席：我相信，从我们所说的一切可以看出，有群众的支持。对于那些说这种话的人，对于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我们会问：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他们怎么能解释一场在没有国际援助的情况下发展了八年人民战争的运动的存在呢？
《每日新闻》：八年来，右翼团体和政党、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和所有反动派都曾说过，甚至叫嚷秘鲁共产党是一个“疯狂的”、“救世主般的”、“嗜血的”、“波尔布特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宗派的”、“毒品恐怖主义的”组织。马里亚特吉主义统一党补充说，你们把农民困在两场大火之间，你们是军国主义者。最近，维兰纽瓦说你是“种族灭绝的恐怖分子”和其他东西。你对这些指控有何看法？背后是什么？
贡萨罗主席：对我来说，他们代表着谎言，代表着无法理解人民战争的能力，我明白，革命的敌人永远无法理解人民战争。至于说农民是夹在两团火中间的，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发明，因为人民游击军的绝大部分就是由农民组成的。必须理解的是，拥有武装力量和镇压机构的秘鲁政府想用鲜血淹没这场革命。这是我们的理解，我们建议这些先生们学习一点战争，革命战争，主要是人民战争和毛主义。虽然我怀疑他们是否能理解，因为这样做需要一定的阶级立场。
至于维兰纽瓦对“搞屠杀的恐怖分子”的看法，在我看来，想要用一个像“搞屠杀的”这样的词来形容我们，似乎是一种下流的嘲弄和拙劣的模仿。在我国和全世界面前，谁在进行种族灭绝是十分清楚的。是他们，是秘鲁革新党政府领导着这个反动的国家，是反动的武装力量，镇压的力量——他们是卑鄙的大屠杀者。扭曲永远不会改变事实。历史已经被书写，明天就将被证实。另外，维兰纽瓦会持续多久？他的未来会怎样？如果他考虑一下就好了。
《每日新闻》：你认为秘鲁的政治、社会经济基础和民众在八年人民战争之后发生了什么变化？
贡萨罗主席：第一个变化是不可抑制地推进的人民战争的发展；这意味着，民主革命第一次真正在我国进行。这改变了秘鲁政治的所有情形。因此，反动派本身，他们的同伙，从修正主义者和当值的支持者开始，无论他们是谁，都会得出结论，那就是秘鲁国家面临的第一个和主要问题就是人民战争。因此，我们正在让这个国家换新天。由此而来的是我们已经完成的最重要和最主要的事情，一个新的政权的出现和发展，它向前发展，并将最终扩展到全国。
在经济基础上，在新政权下，我们正在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一个具体的例子是根据新的现实我们如何运用土地政策，利用集体劳动，以及社会生活的组织，工人、农民和进步人士首次联合专政——理解这意味着那些想要改变这个国家的唯一手段——人民战争。
对于他们，那些反动派来说，不提人民战争的经济消耗，我们是在破坏官僚资本主义，而且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破坏了维持这一结构的半封建关系的权贵基础，同时又对帝国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打击。
为了我们人民的群众，这些英雄的群众，主要是为了无产阶级，我们将永远记住的领导阶级；他们第一次掌握了权力，开始品尝嘴唇上的蜂蜜。他们不会就此止步。他们会想要一切，他们会得到一切。
《每日新闻》：你如何看待当前形势和对秘鲁人民战争的看法？如果你领导了八年多的革命没有在短期内取得胜利，秘鲁人民的命运将会怎样？你认为这个政府或者另一个政府能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吗？在“讨论基础”文件中，秘鲁共产党指出，我们正进入决定性的几年，在这几年中，秘鲁革新党仍然没有战略计划。难道我们即将迎来革命的胜利，以及秘鲁共产党夺取国家权力的胜利？
贡萨罗主席：秘鲁人民日益动员起来，阶级斗争日益激烈。这与人民战争直接相关，人民战争只不过是阶级斗争的继续，只不过是人民手里拿着武器罢了。秘鲁人民的命运如何？我相信，摧毁旧国家的英雄命运和开始建设新社会的光荣命运将是一项不朽的努力。这是一个牺牲和困难的时代，但人民终将胜利。最后，这应该足以让我们反思：如果没有人民战争，6万名一岁以下的儿童会不会像今天的秘鲁那样停止死亡？不。因此，人民将继续尽一切努力，克服困难，但每一天更有意识地，他们将付出必要的代价，但知道他们自己会赢。
一条出路吗？我们认为他们找不到出路。我们对当代秘鲁社会进程的理解是，从1980年开始，官僚资本主义开始走向毁灭，结果是整个体系分崩离析，他们没有出路。如果我们看一看，这是一场严重的危机，但这20年又回到了一起，80年代和90年代，这两个十年都很关键。他们根本没有出路。
关于决定性的年份，我们从决定性的年份中了解到，人民战争和反革命战争之间的一场更大的风暴，我们相信，这将再次成为战略平衡的阶段。
至于时间，毛主席说，我们斗争得越多越好，需要的时间就越少。就我们而言，我们有义务这样做。我们正在这样做，我们也将这样做；另一方面，我们有非常客观的条件。秘鲁社会陈旧的制度所造成的总危机的状况向我们表明，在这些决定性的岁月里，事情可以加速发展，事实上，这些决定性的岁月将有力地加速条件，发展革命形势。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总之，更多的人民战争，更多的新政权，更多的军队，更多的群众参与，这就是我们相信我们胜利的方式。
《每日新闻》：最后，你能否阐述一下你对世界人民战争的立场？在超级大国之间爆发世界大战的情况下，对人类会有什么后果？
贡萨罗主席：会有世界大战吗？是的，可能有。只要我们不消除它们的根源，这种情况就会存在。超级大国们显然是在为战争做准备，制定大计划。但我们相信，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群众，人民，那些能够不再接受世界上如此多的不公正，不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上，因为我们的解放不能由此而来，因为这将是一场掠夺战争，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大国之间的世界大战是为了霸权，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大规模屠杀，大规模种族灭绝，数十万人死亡。但是绝大多数的人类肯定会生存下来。我们不能接受今天崇拜原子武器和他们挥舞的所有尖端武器的邪恶想法。我们也不能允许他们用勒索来瘫痪我们。在世界上，反动派多次谈到决定性和致命性的武器以及人类的灭亡。但它始终用来干的是抑制和阻止人民，以维持他们的旧统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我们必须把注意力，我们的努力，我们的热情，我们的意志集中在发展人民的战争上——因为从那时起，人民和无产阶级的解放肯定会得到彻底和真正的解放。我们认为世界人民战争是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答案。我们认为任务是为它做好准备，我们将其设想如下：那些已经在进行人民战争的人应该更多地发展它；那些没有发起人民战争的人应该开始发展它；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将摧毁帝国主义的统治，反动的统治。我们将把它们从地球上抹去。
我们不认为世界范围内的人民战争是在某一天或某一时刻同时发生的行动。我们认为这是在未来发生的，与毛主席所预言的50到100年有关。我们把它看作是人民战争的巨大浪潮，直到最后，它们像世界红军的钢铁军团一样汇聚在一起，正如列宁所说。这就是我们的看法。我们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我坚持认为，问题在于有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而这将是一场巨大的屠杀，从中只能产生悲痛、不公、痛苦和死亡，以及更多的理由来结束它们。因此，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人民战争，这种战争的构想是一波接一波的，它将导致世界范围内的人民战争，并使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的钢铁军团走到一起，他们最终将执行我们的历史使命。我们很幸运地生活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被消灭的这几十年里，因为毛主席所预见的一切终将实现。如果我们自己看不到它，其他跟随我们的人会看到，因为军团越来越多。
有什么问题吗？钥匙是什么？把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放在第一位。主要是毛主义，考虑到每次革命的性质和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开展普遍适用的人民战争。
五 论国家政治形势
《每日新闻》：主席，秘鲁共产党怎么看当前秘鲁的政局？你们觉得政局会朝什么方向发展？
贡萨罗主席：我们对秘鲁社会，准确说是1895年以来的秘鲁现代社会的运行有着我们自己的认识。我们认为我们当下的秘鲁社会起源于那时，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奠定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基础，到二战结束为止；第二阶段始于二战结束后，官僚资本主义深入发展，为革命的成熟提供了条件；1980年人民战争开始后我们进入了第三阶段，官僚资本主义的总危机阶段。当代秘鲁社会的结构落后于历史潮流，已经开始崩溃。因此，我们正在目睹秘鲁旧社会的终结，唯一的正确道路就是战斗，竭力埋葬这个旧社会。
《每日新闻》：为什么你认为关于官僚资本主义的理论是斗争的基础？
贡萨罗主席：我们认为毛主席这一理论是革命斗争的关键所在，是因为不理解并运用这个理论，就不可能发动民主革命，更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忽略毛主席的理论是巨大的错误。很显然，那些人只和我们谈落后国家中的资本主义或者是什么依附性的资本主义，除了改变革命性质之外一无所用，将毛主席的分析搞得一团糟。我们则认为只有以毛主席的理论为出发点，我们才能理解秘鲁社会和那些人称之为“落后社会”的社会。
我们认为官僚资本主义1895年开始在秘鲁出现，以我刚才说过的三个阶段发展开来。我们认为（秘鲁的）资本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和帝国主义的控制中发展起来的。这种资本主义是后发的，与封建主义联系紧密并臣服于帝国主义统治的资本主义。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官僚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产生控制国家经济的垄断大资本，正如毛主席所说，这个资本是由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和大银行家的大资本构成的，官僚资本主义因此诞生。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官僚资本主义的出现和成长都与封建主义紧密联系，臣服于帝国主义，并且具有垄断性。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它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与国家政权相结合，利用国家的经济手段，将国家作为经济杠杆，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大资产阶级集团就兴起了，这就是官僚资产阶级。这促进了已经具有垄断性的官僚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相应地变成国有制。但是这个进程也为革命的成熟奠定了条件。从政治角度来说，这是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即毛主席关于官僚资本主义的阐述。
如果我们理解官僚资本主义，我们就能更好理解秘鲁的半封建社会、官僚资本主义以及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统治。这些都是我们必须理解的，有助于我们理解并领导民主革命。
那么，官僚资本主义有哪些要点呢？毛主席指出民主革命中实现了一些社会主义性质的进步，这些进步在农村根据地的互助组中已经有所表现了。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从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在于没收一切官僚资本，让新政权有能力控制经济，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服务。我要重申，理解这个战略性概念十分重要，但很不幸被很多人忽视了。忽视了这个概念，就不能在我们当下的斗争环境里理解，民主革命究竟是什么。
有人认为官僚资本主义就是国家通过其直接控制的经济生产手段发展资本主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也不符合毛主席的观点。这么想就明白了，要是官僚资本主义仅仅就是国有资本主义，你没收了国有资本，那些非国有的垄断资本落到谁手里了？会落到反动派手里，落到大资产阶级手里。将官僚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相提并论，是一种修正主义观点，受到我们党内取消派的支持。理解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此外，理解这一点也有助于我们区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这样，我们就不会成为任何一个大资产阶级党派包括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附庸；而这种路线正是在秘鲁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已经实行多年并且看起来还会继续执行的。多年来，这样一种错误观点有很大的市场，即把大资产阶级的某一派别当作民族资产阶级来对待，并因此认为他们是进步的势力，进而支持他们。因此有必要重复一遍：理解官僚资产阶级，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区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这二者之间的差别，也能使我们掌握正确的政策并推行它，进而重建马里亚特吉所取得的成就。因此我们认为，讨论关于官僚资本主义的话题是最为重要的。
《每日新闻》：你怎么总结你对于现状以及发展前景的政治经济分析呢？根据你的分析，现在的状况又是否有利于秘鲁共产党呢？它又对反动势力、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有什么影响呢？
贡萨罗主席：我们相信，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已经进入总危机。此外我们相信，由于其生长于（或者说紧密联系于）半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我国的官僚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先天畸形的；半封建主义是过时的东西，而帝国主义则是垂死的、腐朽的东西。这样两个罹患不可治愈的致命疾病的父母又能够生出什么样的孩子呢？那就是这个病态的、畸形的怪物，它已经走进了行将毁灭的阶段。我们预计，它的危机将会越来越严重。甚至如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过去我们曾经经历了多多少少三十余年的危机，这危机是如此严重而深刻，以至于除去一些几乎可以忽略的“复苏”以外，我们就从没有从这一危机当中摆脱出来。就像秘鲁人民党在它的内部文件中所承认的那样，这场危机已经从70年代存续至今。
我们发现，每一次新的危机都比上一次来得更加严重；如果我们再将80年代和90年代这两个关键的十年接续起来考虑，那么问题就很明朗了。这些问题又说明了什么呢？这表明，政府将会留下一个棘手的烂摊子；这样，对于那些后继者来说，假定后继政府选举改革的计划能够顺利推行的话，他们将不得不寻求某种途径来解决那些历史遗留的问题。因此，直到1995年，他们才能够考虑进一步发展的事情，然而此时这个国家已经落后于世界潮流达20年之久。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才认为当权者的前景将是暗淡无光的。那么，这种情况是否有利于我们党，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战争呢？当然，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我们的阶级和我们的人民最重要的任务，这一任务实现以后，我们的阶级将上升为统治阶级，取得领导权，我们的人民也将摆脱长达几个世纪的饥馑并获得自由，我们的一切辛劳正是为了他们的利益。我们看不到修正主义和反动派的前景。但我们相信他们会团结到一起去，就像暹罗双胞胎一样，他们将一起走向坟墓。这就是我们的想法。
《每日新闻》：你为什么把秘鲁人民党政府称作法西斯主义和统合主义的政府呢，这个论断的理由是什么？阿兰·加西亚·佩雷兹曾于在阿亚库乔和派塔举行的秘鲁人民党青年代表大会上发表过两篇演讲，你对于它们的看法如何？你对于新组建的内阁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又有什么样的见解呢？
贡萨罗主席：我先谈谈我对秘鲁人民党政府作这种描述的理由吧。因为其中有许多东西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我们暂且不对这个政府的历史溯源做分析。在通过一纸协议获取我国政权时，它面临着一个极其窘迫的历史情况。在它的内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极权的、法西斯主义的倾向，而另一种则是民主自由的倾向。这就是在秘鲁人民党政府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还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民主自由的倾向也就是意味着巩固于1920年、1933年和1979年建立的反动统治秩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的、自由的”秩序。
秘鲁人民党政府有一个痼疾：它需要大量的投资以推动经济。更确切地说，是做一些面子工程。他们曾经就不惜耗尽他们那一点可怜的资本，做一些实际上如窗户纸一般容易戳穿的面子工程。现在这件事情的真相已经十分明显了。显然，任何一个人都绝不会承认秘鲁人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是有效的。假设它是一个有效的政策，那么它的结果为什么会如此糟糕呢？这显然是讲不通的。所以秘鲁人民党政府必须乞援于买办资产阶级的经济势力，而后者又会提出一定的条件。在秘鲁人民党政府的内部文件中，我们看到，在1985年末前，大资产阶级尤其是买办资产阶级就已经在重新孳生并迅速成长。随后的1986年对他们来说简直就像是天堂：他们刮得了数以亿计的巨额利润，就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们以后还会再到这个摇钱树下投资。但是他们的迷梦最终没能实现，经济形势的衰退似乎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这阻断了他们再投资的财路。从那时起，秘鲁人民党政府和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进一步激化，两个大资产阶级的派别之间的斗争也就愈演愈烈。
另一方面，在老百姓看来，秘鲁人民党政府并没能满足群众巨大的、急需满足的需求。一如既往地，他们蛊惑地向人民许下诺言，企图掩盖他们的实际行动，即发展反动的经济关系，压榨人民的分配所得，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他们的利润从哪里来呢？利润是从剩余价值来的。他们当然自觉地意识到了自己和群众之间存在着尖刻的对立，因此，他们采取了反群众、反工人、反工会的镇压政策。这一点是从一开始就昭然若揭的。但是他们还得面对其他的情况，那就是人民战争，尽管他们并不想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但人民战争对于秘鲁人民党政府而言，已经是它的头号敌人了。
所有的一切都意味着，秘鲁人民党必须进行内部变革以应对他们的两难处境。但他们是在什么时候解决它的呢？这个困境实际是借1986年大屠杀的机会解决的。由于风起云涌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大屠杀以及最主要地，由于人民战争的推动，秘鲁人民党终于选择了一条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因此，法西斯党派就这样获得了胜利。我们认为，正是在那时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正因为如此，不仅在秘鲁，而且在整个世界，秘鲁人民党都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已经变得声名狼藉。
我们为何把它叫做法西斯主义呢？这主要是因为，存在于秘鲁人民党政府当中的法西斯主义党派采取强硬的政治手段以推动统合化的进程。这一点，是加西亚·佩雷兹在1985年所做的第一次演讲中就提到的。我们应该怎么理解法西斯主义与统合主义呢？我们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产生于18世纪的法国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原则的反面。而现在它正被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所抛弃。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陷入危机，然后我们见证了对宪法规定的权利与自由的否定；我们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也将法西斯主义视为一种没有哲学定义的折衷体系。它的思想体系可以说是按照实用主义原则东拼西凑而成的大杂烩。加西亚·佩雷兹就很清楚地承认过这一点。当他去到哈拉雷时，他就摇身一变而成为一个非洲人，向非洲人民和肯尼思·卡翁达致敬；而当他来到墨西哥时，他就像一个萨帕塔主义者那样对他们的领袖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当他去苏联访问时，假设他曾经访问过，他将会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狂热拥护者。这就是他的行事准则，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它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相反，它是便于处理眼前事务的折衷教条。
谈到统合主义，我们则把它理解为将国家建立在一个巨大的公司式组织上的一种政治思潮；这种思潮构成了议会制度的否定。这是马里亚特吉在谈到“世界性危机”的历史时所着重强调的一点。他指出，议会制度的危机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危机的最为显著的表现。看看我国所谓的议会制度吧：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确实是行政部门制定了我们国家最重要的法律，但在秘鲁人民党政府统治期间，行政机构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垄断了一切法律的创制权，议会根本就没有在制定重要的法律的问题上有过什么实权。这就是事实：所有政事的要诀就在于，把权力移交到行政部门的手上，这样它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这一切都显示出对于议会制度的否定。
在我们国家，统合主义的问题已经存在了不止一天两天了。早在1933年，也就是本世纪秘鲁第二次修改宪法的时候，维克托·安德烈斯·贝拉翁德就试图推动秘鲁社会的统合主义进程。当时的宪法报告委员会主席维拉伦强烈反对这一做法，并指出：“既然我们没有统合主义组织，那我们怎样才能够统合化？这实际上是一种回避问题的说法。既然他们如此热衷于讨论最近发表作品的贝拉翁德先生，那么我们就应该记住他的立场：他既反对满脑子是钱的自由主义，也反对否定个人的共产主义，认为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就是以中世纪行会组织为蓝本的那些东西。”记住这一点是有教益的，它使我们能够看到我国统合主义的产生及其根源，能够使我们看到它与上世纪教皇的立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维拉斯科也曾经推动过统合化的进程。这就是他组建例如农业生产者统合组织的原因。他提出的土地法和工业组织法就表达了建立统合主义组织的政治目的。在工业组织法中也是如此。靠什么？靠的是工地区。他著名的政治组织尽管从未得到统一，但也大大推动了法西斯主义和统合主义的观点，他们从来就没有将这些政治观点成功实现过。他们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呢？他们想要做的是组建统合主义的组织，也就是说，将生产者和一切社会成员按照统合主义的秩序组成一个组织严密的行会。让我们设想这样一种情况：所有的小企业主、农场主、商人、技术人员、学生、神职人员、军人、警察都推举他们的代表，进而形成一个巨大的社团组织。这就是他们的目标，这也是秘鲁人民党政府正在做的事情。还有那些地区和微型地区，它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它们完全是为了推动我国统合主义的进程而服务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公开地反对它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成为了秘鲁人民党政府操纵选举的工具，更是因为它是一个统合主义的体制，将使一个甚至没有较为巩固的民族团结的国家陷入巨大的危险当中。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由于以上诸种原因，我们说秘鲁人民党政府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统合主义的政府。他们试图开辟的道路解释了他们为何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对那些地区加以如此密切的关注。这就是我们的看法。这或许可以解释，无论是什么样的议会都不能满足加西亚的要求。就在去年，他还信誓旦旦地宣称：“这些地区一日不建成，我就一日不叫阿兰·佩雷兹·加西亚！”一年过去了，这些地区还没有建成，我们还不知道他现在到底叫自己什么呢！现在他们又改口到今年年年底，那就让我们走着瞧吧。
在我们看来，用使用恐怖手段和镇压来定义法西斯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正确的观点应该是：国家本身就是有组织的暴力，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定义。一切国家，由于其专政的本质，必然使用暴力镇压的手段，又有哪个剥削阶级能够不使用国家机器来进行剥削和压迫呢？因此，法西斯主义也就是覆盖得更加广泛、武装得更加邪恶的暴力。但是将法西斯主义视作暴力本身则毫无道理。这个错误观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秘鲁得到了普及，这也是德·普拉多提出并推广的观点。打马特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
用恐怖主义来定义法西斯主义意味着没有理解马里亚特吉的教诲。他在《世界局势的诸方面特征》中谈及H.G威尔斯时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经历着一系列的发展进程，并最终走向法西斯主义和统合主义。如果我们研究前文曾经提及的马里亚特吉著作《当代世界局势》，我们就会很好地理解这一点，千万不要忘记，他生活在这一时代，并对这一时代有着直接的体验和深刻的研究。
我们必须从不同的方面来审视法西斯主义，首先就是它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组织形式，即它是如何使用它有组织的暴力的。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它是如何精湛地使用它那更进一步的、更广泛的、更残酷的、更邪恶的暴力。这就是所谓的恐怖。然而除此之外，白色恐怖也一直存在，难道不是这样么？对于反动势力而言，当他们遇到棘手的困难时，总是乞援于白色恐怖。我们不能将法西斯主义的全部归结为单纯的恐怖；我们必须明白法西斯主义意味着更加系统和完善的暴力和恐怖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但它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全部，而只是一个部分罢了，它是法西斯主义运用暴力的特殊手段。
加西亚·佩雷兹在青年大会上说，秘鲁人民党内部存在着一场与下一届大会相关的激烈的斗争。实际上，问题在于加西亚·帕雷斯是否会在与武装部队的勾结之下，维持他对秘鲁人民党的控制。正如在阿亚库乔举行的大会上明显地表现出来的那样，一段时间以来，秘鲁人民党的年轻成员一直在质疑政府的工作。因此，加西亚·佩雷兹不得不拼命地为自己辩护，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救世主的模样。显然，他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看见了青年人的支持对于他成为元首是至关重要的。我相信这一解释触及了事情的本质。至于他对我们党所说的那些话、所表达的那种“钦佩”，不过是反映了秘鲁人民党内部的斗争。其原因是很简单的：他是一个屠杀的鼓吹者，整天都在谋杀群众、革命战士和共产党人，是不可能对我们表达真诚地敬佩的。这些煽动性极强的做派是与秘鲁人民党大会和他的政治前途以及他无法控制的欲望联系在一起的，他的年纪不大，还有时间玩很多花招。
关于派塔。“派塔演讲”实质上是一次法西斯主义的演说，一次公然的法西斯主义的演说。它并不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给那些发起骚动的议员一次温和的惩戒。在他们看来，这种事情是再普通不过的了。但是事情的真相并不是它表现出来的那样。这次演说，实际上是一次严格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演说。加西亚·佩雷兹想要成为元首，这就是他的党徒叫他“导师”的原因。众议员罗卡本人就常常叫他“导师”，在德语中，“导师”和“元首”难道不是同义语么。因此，许多人甚至正确地称他为“准元首”。但他最终表现出来的不过是，他只是一个拥有无底洞般欲望并不惜一切代价想要满足它的野心家。我认为，自我崇拜可以说是他的性格之一。
当然，不可避免地，没有人认可新内阁的经济政策，尤其是人民群众，这一点很有趣。这样就产生了双重的矛盾。第一个矛盾与买办资产阶级相关。由于经济政策远远达不到预期，买办资产阶级要求秘鲁人民党政府解释他们的计划，因为现有的为期18个月的计划仅仅包括一个非常粗略的大纲，而没有解决重要问题的具体性计划（在秘鲁人民党执政的五年间，当局仅仅满足于从一个紧急计划到另一个紧急计划，从一个紧急状态到另一个紧急状态。这就瓦解了他们原先制定好的总体性计划，我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文件做出这个论断的）。第二个不可避免的矛盾在于，资本无止境的增殖和积累欲同人民群众的利益发生矛盾。资本积累怎样才能进行下去呢？当然要从工资中克扣出来。这就是这些经济政策的实质，这也是它们之所以给当局带来比以往更多的问题的原因。与此同时，他们却在以蛊惑人心的方式企图延迟他们的“秩序”，以及他们长久以来与美国、与帝国主义勾结并充作其傀儡这一事实所带来的恶果。他们与世界银行和国际开发银行的联系是极为清楚的，这些手段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声誉之江河日下恰恰成为了帝国主义渐渐惯用的伎俩。因此，这些经济政策非但不会解决现存的问题，反倒会加重现有的困难。我们将会面临一个极其危难的局面，这一局面甚至会逐渐恶化，成为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
《每日新闻》：主席，你如何看待即将到来的大选，以及发生政变又或是政府支持政变的可能性？
贡萨罗主席：如果可以的话，我会说关于这次选举的主要之点就是抵制它，甚至阻止它的发生。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这是因为，我们的人民没有从选举或者是重新进行的选举中得到任何东西，这一点可以从我们国家的历史当中清楚地看到。在《发展人民战争，服务世界革命》这份文件中，我们指出了这一点，证明了它的真理性，并且至今还没有人否认这一点。我们证明了联合左派的得票率是如何阻止人民群众的大多数表达他们的反对意见的。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我们不能指望秘鲁的大选或新政府能够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因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抵制大选。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问题就在于正好是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势力在持续推动大选。那么，关键点是什么？就是如何去揭露大选的真实面目，揭露它除了允许当局恢复腐朽的旧秩序以外没有别的意义的事实。他们绝没有那个底气告诉我们大选能够维持真正的民主，现在再也没有人相信关于民主的老旧故事了。这就是今天马里亚特吉主义统一党的朋友们在召开制宪会议时告诉我们的东西。在1980年，他们宣称我们拥有民主的氛围，处于革命前夜；利用议会制度的庇护，我们则可以迎来革命。然而他们随后却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全力维护现存秩序。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的人民群众拒绝大选的主要原因。即使人们只是投空白选票，即使仅仅是这样也说明了问题。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在他们中间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已经认识到大选这条路根本不能提供任何的解决办法。
我认为，有些人为了促使人民关心大选，会想要利用大选，推进竞选运动。但我们认为有两个原因使他们的希望落空。第一个是群众面临的严重问题，他们的斗争精神每天都在发展，而人民战争极大地促进了它的发展。第二点则是使所有的政治机构陷入混乱的那些矛盾。联合左派是一堆复杂矛盾的大杂烩，所谓的FREDEMO亦复如是，而秘鲁人民党则是耍滑的投机分子的游乐场。这就是现实的状况。这样一来，他们以选举斗争转移人民注意力这一策略的失败也就不难理解了；而如果人民战争果真具有光明的前景的话，一切想要推动这个国家进步的革命者就必须拒绝这一道路。让那些拘泥于议会斗争的人们去研究如何取代当局的权威吧，这是需要他们而不是我们绞尽脑汁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
关于武装政变的可能性。实际上，在我国这种可能性一直存在。我们发现，军队已经自乱阵脚了，他们根本看不到有什么政治力量能够和人民战争相对抗。如果军队都这样认为了，那么政变就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但是，政变可以采取许多不同的形式，当然，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加西亚·佩雷兹在我国发起的政变，可能类似于波达柏瑞在乌拉圭发起的政变。这也有可能是一场自导自演的政变。这种计划是他袖子里的第二张牌，因为一场政变可能会使他成为一个受害者，而非一场政治败犬。此外，由于他年纪尚轻，或许将来他还可以东山再起，成为用生命捍卫民主制度的烈士。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这是这位极善于玩弄煽动术的政治掮客的第二张牌的原因。如果我们看得更深些就会发现，军队确实也需要逐渐开展反革命的活动，以增强自己的力量。政变就恰好是他们的一条出路。因此我们认为，我国社会矛盾运动将会指向这样一个结果：我们将不得不面临两股相对立的势力，一方面是革命力量，尤其是秘鲁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战争；另一方面则是反动势力，特别是反动军队所领导的反革命战争。
《每日新闻》：主席，请问你会与阿兰·加西亚会谈吗？
贡萨罗主席：这种主张谈判的论调之被大肆宣扬，实际上是大国博弈的结果，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所想看到的。我们这样看待这种状况：在人民战争的发展过程当中，处理国际关系和外交往来是必要的并且业已发生了。例如，毛主席和蒋介石的会谈就广为人知；在越南我们也看到了相似的情景。它是革命战争乃至人民战争发展的一个方面。但我们必须把这一点作为前提：在会谈中签订的协议只能反映先前战场上已经确立的东西，因为没有人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还没有失去的东西。这是理所当然的。有人就会问了：秘鲁现在具有这样的条件吗？我们的回答是：显然没有。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大肆宣扬这种论调呢？这样，真相就很明显了：这种谈判的目的就是为了延缓甚至破坏我们的人民战争。有必要再重复一遍：真实的情况是，举行谈判和进行外交往来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现在着手做这些是没有意义的。
至于其他方面的原因，我认为这是自贝拉翁德执政以来他们一直在鼓捣的纯粹的闹剧。当时联合左翼的人向当时的总统提议，说没有一个合适的说客。呵！说到底这不过是廉价且毫无根据的煽动，直到现在都是这样。是谁在一直谈论着谈判这件事情呢？当然是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以及那些对秘鲁人民党政府、资产阶级民主和反动统治秩序抱有幼稚幻想的人了。就是他们这些人。但是，难道他们同时不正企图镇压进而毁灭我们吗？难道他们不正为维持“秩序”，以满足自己贪婪胃口的邪恶迷梦，而将我们赶尽杀绝而出谋划策么？这就同一批人。太巧合了！。因此，这些胡扯无非是邪恶的背叛。此外，那些与加西亚·佩雷兹签订过大赦协议的人竟然主动要求对话，要知道加西亚·帕雷兹本人可从未将这个大赦放在眼里。
所以我认为，这些关于和谈的喋喋不休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我重复一遍，而是一种企图破坏人民战争的方法，因为它不符合现实的进程。当人民战争的进程走到那一步时，进行外交往来自然会被放到议事日程上来。但是即使到了那时，我们外交政策的目标也是为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服务的。我们不想让秘鲁分裂为南秘鲁和北秘鲁，就像朝鲜和韩国、北越和南越那样。我们只想要一个统一的秘鲁。我们的和谈条件是：反动派必须完全、彻底地向我们投降。他们现在难道打算投降吗？显然不是。他们正在实行的阴谋，其目的是想让我们完全毁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谈论和谈的问题，不论他们如何吹嘘和煽动，本身就是反动派的阴谋的一部分。
《每日新闻》：你对联合左派及其政治路线有什么看法？你觉得这个修正主义阵线将会迎来什么样的命运？秘鲁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大会的立场又是什么？
贡萨罗主席：关于这一点，我只能简短地说说。这是因为，首先我们要问联合左派目前的政治路线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在早些时候的文件当中，他们宣称联合左派是“代表社会主义趋势的群众阵线”，但显然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议会迷式的斗争上。当时他们的核心立场是什么？这是能够很简单回答的事情，他们认为他们能够接管政府进而接管政权。显然，他们没能理解这样一件事实：只有掌握政治权力，才谈得上接管政府。此外，之所以说只有掌握政权才能建立新政府，是因为国家的根本问题就是国家制度的问题，即究竟是哪一个阶级在实行专政？从这个根本问题才衍生出政权结构的问题。除了这个根本问题以外，其他的东西实际上都是腐朽的修正主义者们一文不值的发明。如果你观察他们的声明，就会发现他们并不致力于彻底消灭反动势力把持的国家机器，而是致力于建立一个能够维持并发展这业已过时、走向腐朽的秩序的政府。这就是他们关于他们如何借助这种政府和改革来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说辞。这一切只不过是已经被列宁深刻批判过的毫无廉耻的修正主义。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研究他们在政治方面做的一些论断以及他们在国会里的表现。他们的政治论点至今还没有正式宣布。我相信在联合左派这个政治阵线中我们看到的是老旧机会主义式的选举行动，这种声势浩大的行动在秘鲁已不少见。这种选举阵线是对作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的否定，如果没有这种起领导作用的先锋队组织，也就不会发生任何变革甚至革命。革命从来就不是在议会里创造出来的，它将来也永远不会是这样。而他们正企图将在1965年已经讨论过的那些话题改头换面。简单地说，我是如何看待联合左派的呢？他们不过是各种矛盾以及各派互相勾结和斗争的大杂烩。是什么使他们联合到一起的呢？是互相勾结、贪婪的欲望、拘泥于走议会迷式的道路，以及作为反动势力手中的一张牌，就像德国的艾伯特那样充当1919年革命的刺客那样为其效劳的这一共同身份，把他们联合起来的。我认为就是这些。那么，又是什么使他们互相分裂呢？是他们之间的斗争、他们的普通成员、他们不同的欲望，以及他们分别效力于不同主人这一事实将他们分裂开来的。因此，他们如何为主子效力取决于他们主子对形势的判断。在联合左派当中，既有为苏联共产党服务的修正主义者，也有为邓小平服务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对他们的主子和中介人言听计从，更别说他们和其他反动权力中心之间的联系了。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些问题，是但凡真心想要革命并且对责任负责的人都应该仔细思考的。他们必须与这种无用甚至成为革命障碍的选举阵线决裂，根据自己所保卫的那个阶级的性质，最终形成一个真正革命的阵线。让真正的革命者们放开手脚干吧，让他们组成真正革命的阵线吧！仅仅指责别人是宗派主义是不够的；必须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不是宗派主义者才行。为了表明这一点，首先就要与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划清界限。对于其他人而言，我们要求他们立即停止试图把我们引向基督教社会主义死巷的愚蠢举动。如果他们想投入革命大军的话，请他们自己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立场，即抛弃他们正在顽固地坚持着的错误路线。他们首先应该停止效仿中苏联修正主义的举动，并且，我再重复一遍，不要试图在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上加入我们。他们必须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只要他们不能理解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指导思想，他们就不会前进一步。他们必须理解通过开展人民战争进行革命意味着什么。他们必须睁大眼睛认真观察现实世界，因为真理是无可辩驳的，他们并不能否认他们以外的世界的客观性。他们必须立即停止对权力的贪婪，必须正视他们自身的阶级局限性，接受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权。这就是我们最关注的。
关于全国人民大会。全国人民大会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东西。一方面，他们自称“权力的来源”。很好，“权力的来源”。但是我要问：“难道他们是想要组成苏维埃吗？难道他们想要重现胡安·何塞·托雷斯时代玻利维亚的历史吗？难道权力能够被这样创造出来吗？提出这个“权力的来源”的论断，不过是为了与我们在斗争中形成的崭新力量抗衡。另一方面，他们还宣称全国人民大会是一个“群众阵线”。因此，它难道不是同为“群众阵线”的联合左派的一个竞争对手吗？好吧，我们就让他们来自己定义自己吧。它到底是“权力的来源”，还是“群众阵线”呢？它到底是什么呢？让他们自己清楚地说明一下权力是如何产生的吧。我们的看法是什么？我们认为就是修正主义在经营全国人民大会。我们有很多证据。他们组织的罢工，在模式上甚至在日期上都与修正主义者通过秘鲁总工会制定出来的一模一样。因此，修正主义势力在这里占据了主导地位，而革命者可不会追随他们。对于那些真正想要参加革命的人，我重复一遍，必须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动机，必须理解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的作为真正革命性进程的人民战争。如果他们不能理解这一点，他们就不能发挥他们当中许多人本来能够发挥出来的正面作用。这些人只有好的本意，却看不清事实，虽然他们相信事实刚好相反，明晰的思想确实能够使他们在革命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每日新闻》：主席，你怎么看待现在群众性阶级斗争的情况，你对现在的组织问题有什么看法？
贡萨罗主席：谈到我们对于群众性阶级斗争的观点，首先我必须要强调这样一点：我们有英雄的人民，有更加英雄的无产阶级。由于群众和无产阶级才是阶级斗争的永恒主角，他们从未松懈过，以后也不会松懈，直到我们实现了共产主义的目标。我认为，我们首先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认识到我们的群众、我们的无产阶级的伟大。其次，我们必须认识到并对此表示感激，没有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支持，我们将会什么都做不了，一事无成！这是十分显然并且无可反驳的事实。因为群众乃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就像我们对“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深信不疑一样。这是关于群众的另一条重要原则。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群众呢？带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欢欣，我向不断涌现的群众问候。他们正在重现过去的辉煌，并且正在历史上书写崭新的篇章。群众业已开始参与并将会持续参与紧张的阶级斗争过程当中；此外，正如红色祖国的领导莫雷诺先生所意识到的那样，在联合左派中间居统治地位的悲观主义将不会在群众中间有什么市场，因为群众根本就不是悲观主义者。让我们记住毛主席的这句箴言吧：只有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才会是悲观主义者，而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者永远是乐观派，因为未来是我们的——这是必然的，只要我们坚持我们的路线，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群众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堕入悲观主义的泥潭。有人说他们是悲观的、无力的，这实际上是荒谬的诽谤。群众永远是战斗的；但是群众斗争需要领导，需要一个党。没有党的领导，群众运动就不能展开并持续下去，更不用说使自己得到发展了。
当我们看到这些群众是如何战斗的时候，我们内心就充满了革命的喜悦，正如他们的行动所展示出来的那样。我们也从已经投身于人民战争的革命群众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也看见人民群众是如何践行“反抗并战斗”这一革命口号的。仅仅靠索取不能成功，相应地，我们必须慷慨地给予；如果我们能够给予更多，这样双方也会收获更多。我认为群众就很好地践行了这一点，他们以身作则，给人们以极佳的范例，使我们看见了光明的未来，看见了群众他们自己也将看到的未来。群众才是革命的创造者，而党只起到一个领导的作用。这是人尽皆知的原理，但是此时重复它将是有教益的。
至于你所说的组织问题，我认为我们在今天比在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认真学习列宁在他的名著《第二国际的破产》第八章里的教导。列宁指出，凡剥削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的国家，反动势力的国家，都允许那种维护并服务于它的组织的存在，因为这样它就能够加强自己的统治。这些组织为了维护自己都会做些什么呢？他们会为了一点残羹冷炙出卖革命。我相信这句话就像手套适应双手一样适合他们。但是列宁还告诉我们，不能依靠这些组织来进行革命，革命者必须在革命战争时期建立自己的组织，就像我们正处于其中并将一直处于其中的那些组织一样。这样，在未来，革命将会迎来胜利。因此，列宁还教导我们必须建立服务于革命的新型组织，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超越那些出卖工人出卖革命的叛徒。我认为，列宁的这些话应该得到我们足够的重视，应该引起我们深刻和认真地反思；否则我们将不能很好地服务我们的阶级和人民。此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在更高层次上激发每个人的阶级意识的极端重要性。让他们意识到他们究竟是哪个阶级，意识到自己具有和剥削阶级相对立的阶级利益。他们还应清楚地意识到他们通过罢工而中断生产所具备的强大力量。此外，还需让他们理解、感受并推动罢工变成将来军校和共产主义学校，并将罢工作为经济斗争的主要形式。但是在现在的条件下，任何形式的斗争必须与夺取政权的斗争结合起来。因此，我们需要将争取经济权益的斗争与夺取政权的斗争结合起来，与人民战争结合起来，因为这样做是真正保卫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利益的。这就是我们迫切需求的，也是我们坚信群众运动正在向前推进的东西。
在我们党内，我们很久之前就得出了关于群众的规律以及关于把群众纳入到战争和革命当中去的规律的结论，正如我们曾经业已展示的那样。这些规律在现在就是适用的。群众参加斗争的高潮一波接一波，一波比一波大。这就是我们正在走的道路，我们将会团结百分之九十的秘鲁人民。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这样能够使群众获得革命的最终胜利，使他们在八年前开始的斗争达到顶点，并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继续前进。因为革命实质上是他们自己的事情，革命实际上来源于群众生活，来源于群众生活的深处。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我们党不过是一个领路人，我相信这是对的。
《每日新闻》：主席，秘鲁共产党寻求哪些政治和社会方面的盟友？你和我国的政治团体有什么关系吗？机会主义者声称你是宗派主义者，那么作为回应你如何定义你的统一战线政策？从整体来看，我们党在农村中、工运中以及在人民中开展工作的力量是什么？
贡萨罗主席：如果可以的话，我将从我们对于统一战线的看法开始论述。我们已经解释了我们是如何推进这个统一战线的建设的，但是我们需要加以详细说明的是我们对毛主席所说的统一战线这一概念的理解。当我谈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必须声明，是毛主席确立了统一战线的六条一般原则。在他之前，还没有人在这个问题上提出过这些原则。根据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一般原理，我们的目标是建立这样一个统一战线，在这个战线里，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小资产阶级是我们必须加以注意的盟友，同时也必须特别注意知识分子阶层，因为他们对于革命来说是必要的。这就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在特殊的条件下，甚至民族资产阶级也能参与进这个统一战线。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基础，就是形成于农村的工农联盟。我们正在锻造这个统一战线，同时，我们已经有了八年武装斗争的经验。为什么说工农联盟是不可或缺的呢？因为没有它，无产阶级就没有支配地位；同时，这个战线也要求共产党的领导。这就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我们的观点是与在中美洲广为流行的修正主义观点直接对立的。他们认为，“人人都是革命者”、“人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存在共产党领导的必要”、“只要把每个人联合在一个战线底下就能够引发一场革命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这是对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否定。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轻视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无产阶级的主导地位从哪里来呢？只有通过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的领导，即一个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全心全意地持续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的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才会在统一战线中具有主导地位。这就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我们也正在致力于建设这样的党。对于我们来说，这一统一战线的问题与前面所述的论点有密切联系。我们党是群众中最优秀分子的选择，也正起着领导革命的必要作用；但它并不是直接参与革命的单位，因为这是群众的事情。因此，必须通过统一战线将百分之九十的人口团结起来，将居民的绝大多数团结起来。这就是我们追求的，这也是我们正在努力实现的。
关于你所说到的政治团体。我们已经在不同的时候与许多政治组织进行了联系。当我们和他们联系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平等地、用他们应得的方式对待他们；此外，我们还和他们交流了经验和信息。在一些时候，这些组织会请求我们党提供政治上的帮助，我们也尽力地帮了他们。这种例子有很多，但现在讨论这些有点不合时宜。
关于我们是否是宗派主义者的问题。请允许我引用《发展人民战争，服务世界革命》中的话。这些都是我们党的创立者的观点，我们尽可能精确地使用这些语汇；这也是一个自称马里亚特吉主义者的人所应该做的。但是，一个人不可能宣称他是马里亚特吉的追随者，却否定他自己是一个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者。马里亚特吉指出：“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全面战争的时代。那些代表新的历史力量的人，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偶然性，都不能与那些代表旧势力的人联合。事实上，在新旧两股势力中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历史鸿沟。他们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对历史的理解也截然不同。”
“我认为，我们应当团结和我们立场相近的人，而不应当团结那些和我们立场相背的人。我们应该团结那些根据历史必然性会和我们走到一起去的人；那些按照历史命运应该团结起来的人们，理应团结起来。在我看来，这是唯一可能的联盟：这种联盟是建立在对历史的共同的精确有效理解的基础上的。”
“我是一个革命者；但我相信，那些思想明晰且坚定的人即使在相互斗争的时候也会相互欣赏。我永远无法与其达成共识的是另一个阵营：平庸的改良主义者、民族主义的改良主义者以及伪善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我们坚信马里亚特吉的这些观点。我们并不是宗派主义者，我们党所做的一切事情也没有宗派主义的作风。我们只是认为，没有人有权要求我们走进泥潭。列宁教导我们：如果有人想往泥潭里走，那这是他的权利；但是，他并没有权利要求我们也跟着他陷进泥潭。列宁说，我们必须一直前进，沿着险峻的道路一直走到山顶，即便迎接我们的是敌人的炮火。我们不是宗派主义者或是教条主义者，我们只是共产主义者，我们坚信马里亚特吉的正确观点。此外，我们还要求所有声称自己是马里亚特吉主义者的人用实践证明这一点，即真正地践行他的思想和道路。
至于我们党在农村地区的力量，我所能具体断定的一点就是，我们绝大多数党员都是农民。我们党的局限性主要在于，我们缺乏足够的工人党员。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局限性，但是我们目前正在尽力去弥补它，因为我们需要来自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工人阶级具有极强的纪律性和吃苦耐劳精神，正是他们钢铁般坚强的毅力，构成了工人阶级鲜明的特征。
此外，我们还知道我们的力量是如何在全体人民中增长的。可以说，人民游击军是由群众组成的，包括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等数以千计的人民。我们在根据地组建了数百个人民委员会，数以万计的人们在我们的治下生活。这就是我们的实际情况。我们党的影响力正在增强。我们正在群众中间积累自己的影响和威望。我们正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用强有力的行动教育无产阶级，教育人民群众。我们相信，我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力的增长已经迎来一个质的飞跃。这就是我所能说的东西。使我们的群众工作实现一个巨大的飞跃，这是我们的任务，是我们的计划的一部分。我国的群众需要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希望，通过更多的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通过更多的武装斗争，通过持续不断的人民战争，借助我们党更大的力量，我们能够完全了解无产阶级，完全了解人民群众，并且真正地赢得他们。我们为什么要理解并赢得群众呢？这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他们。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每日新闻》：主席，现在有很多政治组织要么根本就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做断定，要么模糊其词。为什么秘鲁共产党说秘鲁革命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什么是民主革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又是什么样的？在击败反革命势力以后，将由秘鲁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又是什么样的呢？它会和毛主席在中国领导的文化革命一样吗？
贡萨罗主席：对革命性质的界定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认为，按照我们党代会的观点，现在正处于民主革命段阶。在毛主义的指导下，我们对我国的情况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理解。我们认为秘鲁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同时，官僚资本主义也获得了发展。因此，革命必然是民主革命。我们认为，民主革命必须消灭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民主革命要求我们开展一场人民战争。这就是我们坚持这一路线的原因。通过人民战争，我们将在不久的将来消灭这三座大山，并掌握国家政权。这最终取决于我们大家在人民战争的进程中做出的更大的努力，取决于有更多的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参加人民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紧随民主革命进行。我必须强调这一点。根据毛主席高瞻远瞩的教导，在我们掌握全国政权并建立人民共和国之后，民主革命即宣告结束。随之开始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了。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就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进行深刻全面的改造。
此外，我们认为还有第三种革命。通过研究毛泽东主席的著作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我们逐渐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性。它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缺乏这一环节，革命将会中途夭折，不能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我们相信将会有一连串的文化革命，但是它们应当是在实践当中逐步形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将毛主席的论点和中国共产党提供的史无前例的经验作为一般基础，我们仍然需要将它们具体地应用到我国的革命实际当中去——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是反对那种僵化死板的教条主义的。我们决不能机械地照搬中国的经验，这种做法是与毛主义的基本观点完全对立的。我们认为，作为共产党，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一样都有共产主义的共同目标。但是要达到这个最终目标，——原谅我再重申一遍——要么我们星球上的每一个人都能进入共产主义，要么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进入共产主义。我们的观点与赫鲁晓夫的在1980年苏联有关共产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根本对立。毛主席一再重申，要么所有人一起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要么就没有人能进入。这就是我们的革命之所以要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的原因。共产主义就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其余的一切只是阶段和里程碑。我们坚信，在达到共产主义之前，我们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也相信毛主席关于这一道路的观点是正确的。
《每日新闻》：有人说，秘鲁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以后，将会采取没收全部私人财产的政策。这是真的吗？另外，秘鲁共产党对外债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贡萨罗主席：我们党的纲领已经澄清了这些问题。我们正在进行的民主革命具有自己的目标，即消灭三座大山。这就是说，民主革命就是要消灭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坚决抵抗包括社会帝国主义在内的其他任何帝国主义势力。我们还要消灭半封建势力，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伟大口号。强调这一点是有益的，因为现在有很多话题与此相关。毛主席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一口号，对我们而言，这句话意味着消灭封建土地私有制，并将土地作为财产分配给农民，尤其是贫农。此外我们还致力于没收一切官僚资本，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一举措为新政权提供了指导经济发展和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总而言之，我们反对的是这三座大山。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或中等资产阶级而言，我们的政策是尊重他们的基本权利，我们将会坚持这一点。如果我们改变了革命的这些特征，我们就一步也不能前进。“没收一切财产”这句话不过是一个胡诌，一个谎言，它是用来诋毁我们共产主义者的——正如马克思当年雄辩地指出的那样。为了反对共产主义，反动势力总是无耻地捏造谎言。鉴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就受到过诸如此类的各种各样的诽谤、诋毁和对他的理论体系的歪曲，我们认为，对我们党的纲领的一切歪曲也不过是对反动势力的古老伎俩的拙劣模仿。
《每日新闻》：我们党对于外债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贡萨罗主席：因为这属于帝国主义的财产，所以它应当被没收。此外，这还是真正地摆脱使许多国家和人民遭到压迫并陷入贫困的重担的唯一途径。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彻底摆脱外债的压迫，除此之外，别无它途，而他们提出来的其他所有办法都仅仅是想摆脱帝国主义的纠缠而已；我们相信历史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每日新闻》：共产党将会如何解决土地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秘鲁人民党政府和马里亚特吉主义统一党的计划又是怎样开展的？
贡萨罗主席：土地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因为，和前述其他问题比起来，这一问题实际上是民主革命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我们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就是摧毁半封建生产关系，将土地分配给农民——首先是贫农阶层，其次是中农阶层。如果还剩下一些土地，或者某一块土地被认为是合理的私有财产，那么它就会被分配给富农；同样地，如果道理在我们一边，并且现存土地不够分配的话，我们就可以从他们那里分得田地。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即使是地主阶级，只要他们想干活，也能有机会靠自己的汗水来换取面包。正如老话所说的那样，这些老爷也能学会自食其力，而不是高高在上地收租。这就是我们的土地政策。
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曾做过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发起一场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其中，在拉利伯塔德省的运动中，有16万农民参与了进来，总共分配了30万公顷的土地。纵观我们所有的农民运动，这场运动是调动农民最多的一次。这场运动是为了破坏秘鲁人民党农业政策的执行，我们在普诺地区也发动了类似的运动。当马里亚特吉主义统一党和秘鲁人民党还在争论农业政策的时候，我们已经是普诺地区分田运动的先驱者了。这是一个简单明了的真理。后来，政府不得不为普诺地区颁布特殊的法令——然而这法令也从未得到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安第斯地区的其他国家一样，秘鲁人民党就倾向于执行莫拉莱斯·贝穆德斯当政时提出的土地再分配计划。他们与马里亚特吉主义统一党的争论就围绕于实行计划的具体方式、计划应该由政府独立实行还是与其他组织合作等一系列问题。
政府和马里亚特吉主义统一党试图做了什么？他们阻止事态升级。这就是他们试图做的，我们再一次看到他们按照他们在1974年所做的那样重复，当时他们是“革命先锋队”，在阿普里马克进行了“土地征收”，动员了成千上万的农民。为了什么？为了根据第17716号法进行谈判，这是维拉斯科法西斯主义的统合法。著名的杜莎马和万卡华乔（Acts of Toxama and Huancahuacho）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真应该想想答案，这是帮他们找回记忆的好方法。他们有没有帮助政权？他们提供了帮助，因为当时他们的分析是第17716号法律是一部好法律，而唯一的缺点就是它不是一个社会主义法律。这是政治上的愚蠢，因为土地问题是基本的民主要求。如果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在这个问题做出改变。这就是他们如今与秘鲁人民党勾结所想要的复兴。好吧，有些事情说了很多。但是，如果他们有所改进，他们就会把手放在胸前做出一些忏悔，并且弄清自己是否曾为敌人服务甚至充当告密者，以致我们的部队遭到袭击。那样就好了。如果他们考虑过这会很好。事实已经证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就知道了这一点，而且通过我们在70年代进行的一项新研究，人们已经知道，如果不与人民战争和努力夺取政权联系在一起，获得土地的行为就只是简单地将其纳入体制中，并成为体制的支柱，而同样停滞的半封建过程仍在继续。证据遍地都是。比如在阿亚库乔的波马坎查（Pomacocha）和卡卡马卡（Ccaccamarca）。我认为这些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事情。 1974年在阿普里马克的经历，即先锋队的“土地征收”，它们的目的是什么？是建立统合的体制，发展联系的形式。这是不是维拉斯科想要的呢？因此，这代表了它们被整合进了体制中，即封建制度的演变，而不是要摧毁它。这是马里亚特吉主义统一党如今仍然不理解的东西。他们以后也不会理解。它需要从另一种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事物，以便掌握武装占领和保卫土地的方法。这才是重点所在。
此外，APRA还有其他计划。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他们对沿海荒地的计划，最近颁布的法令，以及那些有能力进行投资以生产出口产品的人的“发展计划”。这导致了在兰巴耶克、拉利伯塔德、伊卡以及整个秘鲁沿海地区的虚假土地分配。根据他们最近的法令，一个人能合法地被分配最多450公顷。穷人会成为获得这些土地的人吗？比如说为了获得水时，他们将用什么钱来挖水井？不可能。这些是贪婪的计划，其结果已经很清楚，是虚假的分配。他们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在拉利伯塔德干这些？为了利益，即使不是为了秘鲁人民党的利益，也是为了它的领导和跟班的，何况他们部长雷米希奥·莫拉莱斯·贝穆德斯是几家大型垄断企业的合伙人，在经济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不利于农民，在海岸上也有需要土地的农民，土地应该分给他们。这就是为什么不久前我们在拉利伯塔德看到一片骚动，谴责灌溉土地的计划。
其他问题：丛林地区的土地分布达3万公顷。谁将能够管理这片土地？迪奥尼西奥·罗梅罗或类似的人。贫农是无法看管它，更不用说接收它了。但是这块土地本应给那些从事耕作的人的，主要是给贫农的。另一方面，秘鲁人民党在所谓的安第斯空中飞人（trapecio andino）的反革命计划中遭到了巨大的挫败。正如其他人甚至对他们说的，我们对他们公开地说，让他们看到秘鲁存在安第斯地区。正因为如此，加西亚·佩雷兹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安第斯空中飞人”计划，以打造自己的面子工程。但是他的错误计划失败了，它们崩溃了，瘫痪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阿亚库乔的卡奇（Cachi）计划发生了什么？这个计划是由自称总统的人发起的，他乘直升飞机飞到那儿，并大张旗鼓地解释了他既不了解也不了解的事情。那么在拉苏维卡（Rasuwilca）的计划呢？我们销毁它是因为这是一项平叛计划，并且因为我们坚持将土地分配给需要土地的农民，主要是贫穷的农民。
我还认为，应该提到巡逻（rondas）、农民巡逻队的其他一些事情。他们对这些群众为捍卫自己而创建的组织做了什么？这些组织现在处于国家、武装部队和警察的控制之下。这是明确而具体的事实。正是他们，联合左派自豪地批准了这项著名的法律，而今天，他们正与这项法律中的规定相吻合。但是法规是从法律衍生而来的，因此，如果你批准法律，就必须忍受这些规定。基本上，他们所做的只是为军队和武装部队的要求提供便利，这是一项法律，旨在制裁他们建立的还乡团（mesnadas，译注：该词意为中世纪国王或贵族指挥的武装人员）或“防御委员会”。他们说，他们的行为没有法律保护。嗯，这样的法律确实存在，它被称为农民夜间巡逻法。警察是否使用它们？军队是否使用它们？乡绅（gamonales，译注：指在镇或地区对政治或行政事务施加过大影响的人）是否使用它们？这就是现实。他们为此欠我们一个解释。他们欠我们实在是太多了，更不用让他们说说法规了。他们像什么？他们真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吗？他们是根据我们阶级，人民的立场制定的吗？他们不涉及印加人过时的意识形态吗？他们不表达基督教个人主义立场吗？他们不与教会紧密联系吗？如果没有，教会为什么要发布他们的文件？当我谈论教会时，我指的是教会等级制度。当你有时间并且需要一点转移注意力时，可以阅读这些规定。它们极具启发性。
我们还谴责秘鲁人民党在上瓦拉加的计划，该计划以打击贩毒为借口，允许使用致命的杀虫剂“尖刺”，而美帝垄断者自己都说这就像一组小型原子弹。
《每日新闻》：主席，你和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具有哪些主要特征？
贡萨罗主席：它的本质属性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我坚信这一点，因为在秘鲁，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国家问题，并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基础上对它加以分析。国家问题的首要之点就是所谓国体问题，即由哪个阶级实行专政的问题。在新民主主义的体制下，它应该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即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先进分子（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民族资产阶级被排除在联合的统治阶级之外，但我们一直以来都尊重他们的权利。由上述国家制度衍生出来的政府组织形式，是以人民大会为基础的。我们如何将这种政府形式付诸实践呢？它将表现为委员会的形式。这些人民委员会组成整个根据地的政权，根据地政权又组成全国的政权。这就是我们正在致力去做的，这种组织形式一直会持续到民主革命的结束。我要强调的是，党决定“播下权力的种子”让人民执掌权力，学会管理国家事务。因为一旦他们学会管理国家，他们就会认识到如何去保卫这个政权。国家政权必须要有一支强有力的武装力量作为后盾，人民在夺取政权以后还需要研究如何保卫它。“播下权力的种子”意味着我们使人们意识到，一个新政权，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必要的，并且人们在实践中要看到这一点。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作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一个基本内涵，人民将执行领导、建设和规划国家的全面职能。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说这么多已经足够了，因为其余的内容都可以在我们党的文件中找到。
六 国际政治
《每日新闻》：主席，让我们来谈谈国际政治。既然共产主义是你的目标，你怎么看待世界革命的条件？共产主义者必须解决哪些问题？
贡萨罗主席：我们认为革命是主要的、持续的趋势，毛主席推动的这一趋势继续发展。在我们看来，世界自二战以来一直没有稳定过，甚至相对稳定也谈不上。整个世界都被伟大的革命风暴所震撼。当然，革命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因为也不可能出现别的可能。
我们认为,目前的总体形势是三个基本矛盾正在展开。第一个同时也是主要的矛盾是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和一般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虽然这可能有点多余，但为了确保清晰，我喜欢以这样的方式列出这些矛盾。这种矛盾应该通过民主革命，通过人民战争解决。第二个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应该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来解决，但要记住，也通过人民战争解决。我重复，要注意革命的类型和每个国家的具体条件。第三个矛盾是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它在超级大国之间，在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和一般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和一般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之间。这些矛盾是通过侵略和帝国主义战争来解决的，它倾向于通过第三次世界大战来决定谁将拥有世界霸权。
为什么我们以这个顺序排列这些矛盾？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他们重要性的顺序。我们坚持认为，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超级大国之间和一般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对世界革命有主要和重要的意义。在我们看来，这与群众对历史的重要推动作用有关。很明显，居住在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受压迫的国家。同样明显的是，他们的人口增长速度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四倍。我们运用的原则是，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也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群众在政治上站起来(甚至反动的美国分析人士也如此认为)。我们认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将会导致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这将是一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目的是争取世界霸权和瓜分世界，因此，它将瓜分战争的战利品，而战利品则是被压迫民族。因此，他们必须继续占领我们的国家以统治我们。因此，又一次，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和一般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将成为主要矛盾。
我们坚信这一点，不是因为沙文主义，也不是有人所说的那样，是因为我们是被压迫民族或国家的居民。事实并非如此。这是历史上可以看到的趋势，这是群众对历史的推动。此外,事实继续表明，帝国主义被屡次击败和破坏是由于被压迫民族正在进行的斗争。这些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因此，我们认为这主要的矛盾是非常重要的，认为它将会在消除整个地球上的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如果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指导世界革命，共产党在这一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发展，并根据革命的类型和具体条件再次接受人民战争。
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主要矛盾的重要性。有些人不同意，认为真正发生的是我们不相信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我们认为，这些革命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主要矛盾的发展为它们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即使是一场世界大战也会为它们提供更有利的条件，使革命爆发。革命将会发生,因为这是必然的。最后,两个伟大的力量，两个伟大的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团结在一起，这样革命就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否则，就不可能消除整个星球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这就是我们的想法。
问题提出了其本身：关键是什么？关键是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因为这是一个是否有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的问题，除非你有正确的意识形态，否则你不能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因此，我们认为一切问题的关键是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第二，共产党的发展。为什么？因为群众渴望革命，群众准备好了革命，呼唤着革命。所以问题不在于群众。无产阶级呼唤革命，被压迫民族、全世界人民呼唤着革命。所以我们需要发展共产党。剩下的，我重复一遍，将由群众来完成，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通过人民战争把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从世界上扫除。
《每日新闻》：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扮演什么角色？你怎么看待“星球大战”计划？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所谓裁军计划如何?
贡萨罗主席：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崛起，成为世界反动势力的宪兵。但后来，它卷入了与社会帝国主义对世界霸权的争夺。因此，双方都制定了争夺霸权的大计划。“星球大战”或它的官方名称“战略防御体系”的问题，与此有关。
美国政府，尤其是里根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重大的战略计划，包括下一个世纪的几十年。也就是说，他们正在考虑他们的生存,以及如何保持霸权和击败社会帝国主义。在这一点上，“星球大战”只不过是一项计划，它试图部署一种盾牌，以防止导弹和核弹头到达他们的城市并反过来，在他们对社会帝国主义进行原子攻击时保护他们自己。但这些只是计划和愿望，因为反对一个计划的是另一个计划。不久前，苏联报复地声称，有一些方法可以穿透这一潜在的盾牌，因此，美国所谓的不可侵犯的能力将不会存在。
至于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之间的裁军计划问题，我们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和我们自己的创始人教给我们的东西开始：他们越谈论和平，他们就越准备战争。许多空谈、许多欺骗性的谣言都是与他们签署的从欧洲撤出中程导弹的裁军协议有关的。被撤出的是的武器是导弹的车辆，但他们保留的弹头可以在任何适用的时候派上用场。这就是闹剧的本质。
欧洲国家显然是在超级大国的火力下，如果会有一场世界大战，他们希望阻止它在欧洲发生。这就是他们想要的，因为在心底，他们就像日本一样，渴望这两只老虎互相争斗，这样以后，他们中的一个就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力量，成为最高的统治者。这就是日本、西德等国的梦想。但在欧洲也会发生一场世界大战，而且两个超级大国非常清楚欧洲人的想法。因此,这种情况使一般帝国主义国家和超级大国之间产生矛盾，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到勾结和争夺。不可能有别的情况发生。这些大国如何努力实现他们的梦想也很明显：日本将主导亚洲和南美，欧洲将主导非洲和拉丁美洲。他们不限制自己到这些地区，因此他们忙碌和调解，他们的独立和冲突的政策，因为他们每个国家都保卫自己的利益。
我们相信，这些都是蛊惑人心的论调，它们只会掩盖涉及争夺世界霸权的大计划。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因为帝国主义不会自己消失，除非我们把它消灭干净。帝国主义的本质不会改变——它的本质是剥削和压迫，是把国家降低到半殖民地，如果可能的话，到殖民地。当我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这是我们回到使用这些术语的时候，因为它们是由列宁科学地创立的。但关键是，面对这些计划，主要的事情不是简单地揭露他们，而是准备应对这些计划。有一种方法可以准备，这是通过人民战争的方式。毛主席说：我们必须现在就做好准备应对帝国主义战争，主要是反对核战争。我们将如何应对？只有通过人民战争，别的办法是没有的。这是最重要的。揭露他们是开展宣传活动的一部分，这对全世界显示了他们邪恶和可怕的大规模种族灭绝的计划。但正如斯大林所言，这些活动永远不会阻止一场战争，所以如果我们想阻止战争，唯一的事情就是发展革命。正如主席教我们的那样：革命制止世界大战，或世界大战引起革命。我相信，这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形势的。
《每日新闻》：主席,你觉得苏联的情况如何？最近,他们一直在谈论改革。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你对针对斯大林的攻击有什么看法?
贡萨罗主席：最近，改革的主题已经流传开了。改革，就我所能看到的来说，我认为有必要仔细研究它，了解它所包含的所有修正主义的垃圾在里面，改革是我们共产主义者所面临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新进攻的一部分。戈尔巴乔夫是完全的修正主义者，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他声称苏共二十大是苏联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是一个决定命运的大会，在这个大会上，无产阶级专政以攻击斯大林为借口被攻击。戈尔巴乔夫钦佩赫鲁晓夫，并把他描绘成一个伟大、大胆、坚定的人。他说赫鲁晓夫的问题是陷入了主观主义，因为他没有详细阐述正确的计划，而是阐述过于雄心勃勃却无法进行的计划。赫鲁晓夫是戈尔巴乔夫的老师。而戈尔巴乔夫也从他那里吸取了教训，戈尔巴乔夫也从它的另一个老师勃列日涅夫那里吸取教训，尽管他想要远离勃列日涅夫。
我们必须关注有关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戈尔巴乔夫本人说改革可能在很多方面被定义，但如果专注于“最准确地表达其本质的关键，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改革是一场革命。”但有些人并不这么认为。我们必须非常关注这一点。改革不是一场革命，而是反革命的发展，是一种更加无拘无束的资本主义复辟，旨在消除可能帮助无产阶级和人民打击社会帝国主义最后一点遗产。他说这是一场革命，因为它提出了社会经济领域的加速，一场激进的改变，以及向新政权的进步。这种新政权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以一种新的方式构建的更无耻的资产阶级政权，而他们还没有找到一种方法来定义这种新政权，即使在最近的会议中也没有定义过。所以戈尔巴乔夫是完全无耻的。这就是为什么说关注“改革”这个术语是有用的，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改革是一个重组时期”。但戈尔巴乔夫说完全准确的术语是“革命”，这是嘲弄，是讽刺，是荒唐的笑话。
这个人还提出了什么呢？他正在提高赫鲁晓夫的地位。让我们来看看战争问题。他说，世界大战将导致人类灭绝。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这场战争中既没有胜利也没有失败。没有人会幸存。”，“如果核战争爆发，所有生物都将从地球上消失。”并且，“在全球核冲突中既不会有赢家也不会输家，世界文明将不可避免地灭亡。”但他又补充了什么？请允许我读一读，“政治必须以现实为基础。今天，最强大的世界现实是美国和苏联的大规模军事武库，无论是常规武器还是核武器。这使我们两国在与整个世界的关系上有特殊的责任。”这是什么意思？他毫不掩饰地告诉我们，他的力量是建立在军事优势的基础上的，他还将他的军事力量与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一起挥舞，叫嚣两者在世界上都很重要，因此，我们依附于他们。这就是他所支持的，我们所见过的最无耻、最公然的超级大国政治。但据他说，常规战争会和核战争一样使人类处于危险之中：鉴于目前存在的复杂而致命的武器，常规战争可能带来同样的结果。因此，戈尔巴乔夫试图强加给我们最极端的奴役政策。对此，我们要把毛泽东主席的旗帜“造反有理”举得更高。
这个俄罗斯高官的修正主义发明使他自己提出了“一种新思维”。听清楚！一种“新思维”，“超越意识形态和差异，考虑到人类的最高利益”。阶级观点去了哪儿？难道这不是赫鲁晓夫的说教在更高层次的复兴吗？显然它是。这种“思维”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战争不再是政治通过军事手段的延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克劳塞维茨的格言‘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在当时是古典的，到现在变得更加过时了。这句话注定只能放入图书馆。”但是，克劳塞维茨这一论断得到了列宁的支持，并在本世纪由毛主席重申。它是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关键，我们在人民战争中以它为指导。因此，戈尔巴乔夫与赫鲁晓夫一样公开反对列宁。导致修改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所谓“新条件”是一个古老的、从老修正主义时代就开始使用的故事，所以它不应该成为这种新修正主义者的任何一种慰藉。他们说，“更好的是，在西方，和东方一样，正在出现新思想和新人。他们开始看到东西方必须达成协议，因为合作是唯一可能的事情。”但我们说，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这种勾结会继续到出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条件——如果我们不首先将它们扫除。这是事情的本质，我认为有必要清楚地指出，反对列宁的戈尔巴乔夫是如何在他的欺骗中无耻地称自己是“列宁的追随者”，正在“回归”列宁“和从列宁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我相信戈尔巴乔夫告诉我们的东西是非常具有腐蚀性的。
另一方面，在倡导“将国际政治建立在整个人类共有的道德规范的基础上”之后，戈尔巴乔夫说，“他们问，军工企业会发生什么……第一，军工企业每个工作的成本是民用工业的两到三倍。我们可以用三个就业机会取代一个就业机会。第二，现有的军事经济部门与民用经济有关，它们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民用经济。这是一个可以把其潜力用于和平目的的起点。第三，苏联和美国可以开展广泛的合作计划，汇集资源以及科学和知识诀窍来为了人类的利益解决最多样化的问题。”因此，他像赫鲁晓夫一样摇摆不定，反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及其经济进程的观念。与在别的所有方面一样，他在这里是反列宁主义者。从他的立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与邓小平类似，将党与国家分开，以越来越多地促进经济增长，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服务。
与其他帝国主义者一样，社会帝国主义者戈尔巴乔夫提出打击所谓的恐怖主义。他致力于此并为此利用联合国。
最后，我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如何看待拉丁美洲，尤其是尼加拉瓜。他认为，由于尼加拉瓜的索摩查的独裁政权被一场人民革命推翻了，所以这证明了曾经领导并仍在领导尼加拉瓜革命的观念的正确性。我们能从这里看出很多东西。关于拉丁美洲，他的观点是苏联没有兴趣破坏帝国，也就是他们所说的“美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关系”。这直接关系到我们。
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想要什么？他们正处于试图了解如何解决紧急问题的阶段。在这一时刻，共谋是主要的，因此他们希望遏制或冷却冲突点，以便致力于发展其经济体系，同时他们继续制定重大计划来争夺世界霸权。共谋是暂时的，冲突和斗争是绝对的。
总之，改革是一个不正常的计划，是赫鲁晓夫发起的现代修正主义的继续。这是修正主义者新的反革命攻势。
关于对斯大林的攻击，赫鲁晓夫攻击了斯大林，戈尔巴乔夫也是如此，但戈尔巴乔夫走得更远，甚至平反了斯大林判决的人。人们应该真正想到的一件事就是布哈林以及其他人的恢复名誉。他们甚至承认布哈林是一个党员。你必须问自己，谁剩下了？只有托洛茨基，现在他是唯一没有平反的人。对斯大林的攻击仍然是加深资本主义复辟的借口，是消灭任何可能会为人民再次进行革命提供帮助的东西的政治计划。这是他们的幻想，但不过是一个纯粹而简单的幻想。
关于斯大林同志，修正主义者说了很多关于他的事并且攻击他。令人遗憾的是，其他人也这样做，指责他犯了各种错误并诋毁他。我们相信斯大林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对他的评价是正确的：他的错误占三成，这些错误的根源在于他没有完全掌握辩证法。但没有人可以否认他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戈尔巴乔夫和他的追随者对斯大林的攻击应该让其他声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攻击和诋毁斯大林同志的人思考。他们应该真正考虑这些巧合，这些攻击背后有一些重要的东西。
《每日新闻》：你如何看待中国现在的领导人？他们是否属于反革命阵营？中国人民的出路是什么？
贡萨罗主席：中国现任领导人是修正主义者，他们实际上是由一个乖张、腐败的老修正主义者邓小平领导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邓被彻底揭露，全世界都看到了他的现在和未来——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一个刘少奇的仆人。正是邓小平领导着中国，让这个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快速全面地复辟资本主义。有必要指出的是，戈尔巴乔夫所支持的立场以前是邓根据自己的条件所支持的。
他们在哪个阵营？中国就像一个世界大国。他们所遵循的政治道路是与大国和超级大国勾结和斗争的道路。他们的梦想就是成为下个世纪的超级大国。与其他情况一样，摆脱这种情况的途径是革命，是人民战争。让我们记住，毛主席在他辉煌的人生要结束时，对江青同志说，她可以把革命的旗帜带到山上，并向她指出，如果你失败了，你会摔倒，你的身体会粉碎，你的骨头将破裂，然后游击战必须再一次进行。他给了我们答案。这是一首诗的一部分。我不太清楚文字，但这是基本的想法。这里的中心点是，必须再次发动游击战——人民战争。
《每日新闻》：主席，你认为当今世界上有社会主义国家吗？
贡萨罗主席：坦白地说，我不这么认为。例如，有些人相信阿尔巴尼亚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要对那些认为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说，他们应该仔细研究，举例来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文件。那个文件值得学习，因为它说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是美帝国主义。苏联帝国主义呢？我们都要与之战斗的两个敌人去哪儿了？它永远只是空话。与霍查本人一样，这只是空话，因为霍查相比于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战斗总是写更多关于与美帝国主义战斗的东西。
同一届大会还表示，人类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灭绝。他们像其他人一样重复这一点，这不仅仅是巧合。但他们建议我们做什么呢？具体而言，揭露帝国主义。那不是解决方案。揭露帝国主义不会阻止世界大战。解决方案是通过开展人民战争来进行革命。
如果人们去关注阿尔巴尼亚所面临的严重经济问题，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透阿尔巴尼亚已经采取的道路。然而，选择这条道路的不是现在的领导人拉米兹·阿利雅，而是霍查本人。在1978年对选民的演讲中，霍查本人表示，在阿尔巴尼亚，没有任何敌对的阶级。我们非常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因为毛泽东主席已经彻底解释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他对毛主席的欺骗性攻击，就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言，他不是修正主义者还能是什么？因此，阿尔巴尼亚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如果我们看一下越南，它所遵循的道路就是成为苏联的一个工具。今天，它的经济陷入危机和毁灭，要求帝国主义援助。流了这么多血是为了什么？因为在那里，有一位中间派的胡志明，正如他的著名遗嘱中所说，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冲突表示遗憾，而当时的问题是他在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中支持了哪一面。一个共产主义者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一边。而胡志明从未这样做过。后来上台的是黎笋，一个腐烂的修正主义者。这就是越南目前的情况。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今天世界上没有社会主义国家。所有这些都使人们认真地反思并逐渐认识复辟和反复辟的问题。这不是一个需要哀叹或抱怨的问题，正如一些人试图推动的那样。关键是要面对现实并认识它。如果我们抓住列宁本人提出并由毛主席精心发展的复辟和反复辟的问题，我们就能理解它。从历史上看，没有一个新阶级能立刻掌握好自己的政权。夺权，失权，再次夺权，再次失权，直到这个阶级在激烈的竞争和斗争中获得并掌握政权。无产阶级也要经历同样的事情。但是，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教训，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经验。
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必须关注的是如何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正如我们所受的教导，每一次正在进行的革命都必须思考未来的漫长岁月，确信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建立并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发展进程。我们已经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了重大的历史进展，未来的前景是已经吸取教训的无产阶级将夺取政权，在全世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将不会再次被推翻，而是继续沿着这条革命道路走下去，直到我们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时国家消亡。
《每日新闻》：主席，在革命的胜利后，新政权将与那些资产阶级政权，特别是与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建立什么样的外交关系？
贡萨罗主席：情况很清楚。我们必须结束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统治。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阻止社会帝国主义者建立他们的统治，以及避免任何其他国家的统治。综合来说，这就是你的问题的答案。
《每日新闻》：主席，完全孤立的状况不会使新国家陷入危险的境地吗？
贡萨罗主席：我们相信我们必须走上引领我们阶级解放的道路，这条道路将把我们带到共产主义。这条道路要求我们保持独立，以便在世界革命中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我们认为，众所周知，帝国主义者之间存在纠纷和矛盾，我们可以利用这些，举例来说，来获取某些资源。由于市场越来越紧小，并且存在真正的贸易战，我们可能会找到那些向我们出售商品的人。当然，他们会索取高昂的费用，正如列宁所说，我们将付钱并同时诅咒他们。但与此同时，有被压迫的国家，有正在进行的革命，有国际无产阶级，有世界各地的人民和共产党——他们将帮助我们，我们将会学习，因为他们将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响应我们的号召并收到回应。我们已经看到了落后国家之间的联系是如何开始的，甚至是如何使用易货贸易。我们会找到合理的贸易形式。
我们还没有充分研究这个问题，因为它涉及到将来才会出现的问题。我们有一般指导方针，但我们同意列宁所说的：你想知道斗争是什么样的？那就发动它。让我们对国际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全世界人民，尤其是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无论他们的发展水平如何——拥有无穷无尽的信心。如果我们坚持我们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即使我们刚开始要在黑暗中摸索，只能找到在某种情况下或短时间内的临时解决方案，我们也会前进，直到我们找到最终的解决方案。正如列宁告诉我们的那样，任何革命都不能提前计划好。很多时候，它必须不确定地摸索前进，寻找临时或暂时的解决方案，但这就是它是如何发展的。这是我们的方法，因为我们的基本武器是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把马克思所说的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问题在于致力于革命并推进它，无论代价多大。既然群众是历史的制造者，我们的人民在那时就会站起来，我们的任务是用马克思给我们的全面武器来武装他们，我们会用武力捍卫我们的国家，因为没有革命政权能够保持自己对帝国主义和反动的青睐。在这种情况下，凭借坚定意志和决心，以及对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的坚信，我们将找到方向，我们将找到新的道路。
毛主席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以新的方式思考并创造新的形式；这是一个基本问题。他指出，在经济问题上，问题归结为明确的政治路线、组织形式和巨大的努力。关于所有问题，特别是我们所面临的尚未解决的问题，我们始于一条坚定的毛主义信念，也就是共产党和群众能够实现各种奇迹。
《每日新闻》：秘鲁共产党如何看待现在和未来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贡萨罗主席：首先，我们认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一条原则，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因为，我再说一次，无产阶级是一个国际阶级，我们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因为我们不能以其他方式为共产主义服务。我们党始终关注于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教育党的成员、党的战士和群众，以服务于世界革命，以不懈地、坚定不移地进行斗争，使共产主义在地球上绽放。
有一段时间我们失去了与其他党的联系。后来，这些联系重新建立，我们正在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贡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革命国际主义运动的成员，我们认为这是真正的共产党人重组的一步。我们认为这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因为如果组建一个党并将其推进是复杂和困难的，那么让不同的政党和组织的共产主义者团结起来斗争就更加复杂。我们知道这是一项艰巨但必须完成的任务。我们相信有人同意我们，有人在斗争；尽管我们有所有可能存在的局限性，我们正在努力斗争以看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可能再次将世界共产主义者聚集在一起，为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共同奋斗。我们知道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和困难，但我们共产党人是为这种任务而生的。
《每日新闻》：贡萨罗主席，你如何分析今天被压迫民族发动的各种斗争？你如何分析在欧洲的武装行动以及各种民族运动？
贡萨罗主席：被压迫民族有许多斗争。在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一个在世界上有重要地位的地区——亚洲，都有斗争发生。亚洲总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这是由于历史上亚洲群众的重要作用，以及马克思主义本身教给我们的东西。我们认为，被压迫民族的斗争的问题在于共产党不存在或发展不充分。是的，一些党确实将做出巨大贡献。另一方面，我们认为问题在于人民战争没有得到发展。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坚持不懈地致力于让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指导世界革命，在此基础上建立强大的政党并领导人民战争。我们认为这是最大的局限。
民族主义运动存在于中东（具体而言发生在巴勒斯坦）、南非等等。但我们认为，为了真正遵循十月革命所开启的新时代所开辟的道路，共产党必须发展起来，因为没有它们，革命就不可能一路进行下去。非洲给我们提供了几个例子。例如，在阿尔及利亚，发生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武装斗争，但社会主义从未建立，因为他们没有共产党领导真正的革命的斗争。没有共产党，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只是为了让本国得到世界各国承认，以便从殖民地变为半殖民地，同时仍然依赖帝国主义，或改变宗主国。例如，我们已经在与英国和法国相关的各种运动中看到了这一点。在其他情况下，武装斗争发展后被联合国调解，由联合国决定事态发展，如在塞浦路斯。所以关键不仅仅是发动武装斗争。问题的核心是人民战争、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尽管如此，所有这些运动都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提供了力量，但只有当共产党领导人民战争时，才能让帝国主义被彻底扫除。
至于欧洲的武装行动，我们看到了持久的武装斗争。它们是客观现实的表达。因此，任务不是谴责他们，而是要理解、研究和分析他们，看看他们如何表达旧欧洲也存在革命形势的事实。除此之外，还要看到那些拿起武器的人，他们认识到这是夺取权力的唯一途径。这是对修正主义的有力打击，因为在欧洲，修正主义的堡垒之一，修正主义开始被抛弃。无论斗争达到什么水平，还有多少待解决的问题，这些斗争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在某些情况下，斗争涉及民族问题，如在爱尔兰。此外，有的还提出了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我们认为必须认真研究这些斗争。问题在于理解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什么，什么政治指导他们，他们服务于哪个阶级，以及他们如何处理超级大国的问题。我们认为他们值得被关注，特别是当有组织提出再次接受毛泽东，或者开始提出对建立党的需求，或者仅靠他们的武装斗争已经不够的时候。我们必须把这视为一种新的觉醒，并明白，归根到底，它们可能会犯很多错误。谁不会呢？但是他们自己会从他们的错误中总结出他们的教训，他们会前进并掌握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组建政党，按照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根据他们的具体条件发动人民战争。
总之，重复一遍，这证明在欧洲也存在着不平衡发展的革命形势。有些人厌倦了腐朽的修正主义，他们在斗争复杂而艰难的帝国主义的腹部拿起武器改变世界，而这是唯一可行的方式。这给我们以更多的希望，帮助我们看到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并看到欧洲将如何转向革命。这也让我们认识到，过去是革命先驱的欧洲人正在开辟一条道路，并最终提供更多希望。我们应该更多地去理解他们，因为已经有人关注共产党，并再次接受毛泽东。也就是说，他们想要回归马克思主义并将其完全地理解为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正如所有斗争所做的那样，在欧洲进行的这些斗争也有其局限和错误，但我们应该把它们视为革命的无法抑制的进步的表现，以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如何拿出武器来推翻现有秩序。他们总结经验，走向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
看到革命开始在欧洲开辟道路是令我高兴的。尽管他们可能在路上磕磕绊绊，我们必须对人民群众充满信心——相信他们将会和其他地方一样，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用武器进行革命。他们也会在那里革命，这是我们必须想到的。我强调，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角度、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认真研究这些运动，并鼓励所有接受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建立党和发展人民战争的趋势。
《每日新闻》：你对尼加拉瓜和古巴有何看法？
贡萨罗主席：我想说一下我和一些朋友谈论这些问题时我曾说过的话。尼加拉瓜进行了一场不完整的革命，他们的问题是他们没有破坏整个大资产阶级的政权。他们专注于反对索摩查。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民主革命必须消灭三座大山，这在尼加拉瓜还没有完成。至于另一个的问题则是革命是在近年来重新调整的古巴框架内发展的。而这最终导致了对苏联的依附。我们怎么能证明这一点？ 因为尼加拉瓜的命运，像阿富汗和中东一样，是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代表的互相对话中被讨论，操纵和处理的。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和对策具有指示性——尼加拉瓜对“反对派”方面采取的措施与超级大国之间的会议和协议密切相关。
我们认为，为了遵循英雄的尼加拉瓜人民当之无愧的正确道路，尼加拉瓜必须彻底发展民主革命，这需要人民战争。他们必须打破对苏联的依附，掌握自己的命运，捍卫自己独立的阶级利益。这需要一个当然接受无产阶级观点的政党。否则，他们会悲剧地继续作为一个走卒。我们认为，尼加拉瓜人民已经表现出了极大的斗争精神，他们英雄的历史命运别无他途，只有通过一个以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为基础的党和人民战争发展必须发展的革命。革命应当在没有其他政权的操纵的情况下独立发展，无论这个政权是远是近。
关于古巴，我只能具体地说，它们不仅在拉丁美洲，而且在安哥拉和其他地方为苏联服务。通过古巴人所说的“独特的进程”，古巴从一个主人转手到另一个主人。人们必须清楚地记得他们为引导他们的斗争而制定的理论基础：不存在明确的阶级差异，总而言之，需要的是救赎受压迫者的救世主的集合。我们已经在他们于秘鲁传播的文件中看到了以下四点。文件中提出的问题不是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而是“社会主义革命或革命的漫画”，这意味着在被压迫国家坚持一个阶段的革命；没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三个阶级统一战线；不需要共产党（这意味着要取消无产阶级的领导）；从否认需要革命根据地出发，否定人民战争。古巴人就在宣传这些注定失败的原则。
古巴在美洲肩负重大责任，因为它带来了希望。但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地记得1970年发生的事情。菲德尔·卡斯特罗说武装斗争的战略失败了，他试图放弃他曾鼓励和支持的东西。道格拉斯·布拉沃（Douglas Bravo）直面他，指出失败的不是武装斗争的战略，而是卡斯特罗的战术。但是，不幸的是后来布拉沃选择接受大赦。我们认为以上这些导致了美洲的许多问题，但在今天，相同的准则被重新调整为社会帝国主义主人的指示，被宣传为具体应用于尼加拉瓜的革命性的发展。这是错误的。我们必须确认的是，在拉丁美洲，人民战争的条件在过去就已经成熟，人民战争就是它的道路。拉丁美洲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让我们不要忘记，根据傲慢的美帝国主义者的说法，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如果拉丁美洲掌握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建立了共产党，并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发起人民战争，那么它将对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拉丁美洲的人口将在本世纪末超过5亿。有很多东西使我们团结起来，我们必须因为这种亲近共同努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脱离世界革命，因为我们只能把我们的任务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来完成。仅仅拉丁美洲是不够的。共产主义要么建立于全世界，要么无法建立。
《每日新闻》：秘鲁共产党的世界革命的贡献是什么？
贡萨罗主席：我们的主要贡献是坚持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第三和更高的阶段，通过毛主义投身世界革命，并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来证明毛主义的有效性和普适性。而且，我们证明如果依靠自身的努力来维持自身，保持相对超级大国或任何其他帝国主义的独立，就有可能进行革命，而且这样做是有必要的。我们展示人民战争的力量，让它本身被人关注，尽管我们有局限性。如果可能的话，提供一些人所说的“希望”，这意味着责任——成为世界革命的灯塔，让我们这个例子可以为其他共产主义者服务。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正在为世界革命服务。
七 其他问题
《每日新闻》：主席，我们的采访快结束了。我们已经和你谈了12个多小时了。现在我们想谈谈你本人，关于阿维马埃尔·古斯曼·雷诺索博士本人。你的家人或朋友中有人影响了你政治生涯和政治能力的发展?
贡萨罗主席：我想说，影响我投身政治最深的是人民的斗争。我看到了1950年阿雷基帕起义期间人民的斗争精神，看到群众怎样用无法抑制的愤怒进行斗争以回应针对青年的野蛮屠杀。我看到他们如何与军队作战，迫使他们撤回兵营，也看到政府从别处抽调部队镇压人民。我想说，这件事在我的记忆中刻骨铭心。因为在逐渐了解了列宁后，我明白了当人民和我们的阶级到大街上去游行时是怎样令反动派们颤抖的。另一件是1956年的斗争，人民在进行斗争，而有些人背叛了他们——机会主义者和反动派就是这样做的——但是人民坚持斗争并取得了胜利，群众运动强大有力。这些事件帮我理解了群众的力量，是他们创造了历史。
我也有机会，再往前更早一点，看见1948年卡亚俄的起义，亲眼看到人民的勇气，看到人民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以及领导者是如何背叛他们的。在我更早的记忆里，我认为二战深刻地影响了我。是的，我记得，如果可能的话，但不是很清晰，就像在梦里一样，当1939年9月战争开始时，老收音机里的新闻和喧闹声。我记得那些轰炸，那些重要的新闻。我还记得战争结束的时候，人们庆祝的样子。船上的喇叭、扩音器、巨大的喧闹，那些轰鸣声和人们愉快的模样，因为二战已经结束了。
我有机会在报纸上看到所谓的五巨头，斯大林同志就是其中之一。所以我想说，这些事件在我身上留下了印记，以一种重要而复杂的方式，把对权力、群众和战争改变事物的能力，此三者的概念，留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所有这些都对我产生了影响。我认为，和每一个共产党员一样，我也是阶级斗争和党的产物。
《每日新闻》：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是你上中学，还是在上大学时？
贡萨罗主席：基于1950年的事件，我在高中毕业时开始对政治产生兴趣。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记得我和同学组成了一个学习政治思想的小组。我们非常渴望学习各种政治思想。你也许能理解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那是我的起点。然后在大学里，在大学的斗争中，我亲身经历了一些大罢工、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对抗及辩论。所以我对书的兴趣被激发了。有人认为有必要借给我书，我记得那是《进一步，退两步》。我喜欢读书，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然后斯大林同志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个时候，那些被共产主义吸引和那些成为党员的人都接受过列宁主义问题的训练。它是我们的支柱，鉴于它的重要性，我认真地研究了它。斯大林的生活使我感兴趣。对我们来说，他是革命的榜样。我很难进入共产党。他们的政策很荒唐。要成为党员，你必须是工人的儿子或女儿，而我不是。但其他人有不同的标准，所以我能够加入这个党。我参加了捍卫斯大林的工作。那时候，把他从我们身边带走就像把我们的灵魂带走一样。在那些日子里，斯大林的著作比列宁的著作传播得更广。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后来，由于工作原因，我去了一趟阿亚库乔。我原以为这只是短暂的停留，但却持续了好几年。我以为只有一年，因为安排是这样的。我有我的计划，无产阶级有别的计划。群众和人民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我们;阿亚库乔帮助我了解了农民。当时，阿亚库乔是一个非常小的镇子，主要是乡村。如果你去贫困地区，即使是今天，你会发现那里有农民居住，如果你朝郊区走，十五分钟后你就到农村了。也是在那，我开始了解毛主席，我进一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冲突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某个不幸的人借给我那封著名的中国通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他把它借给我，条件是我必须归还。显然，偷窃它是可以理解的。这封信使我对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有了更深的认识。
我投入党内工作，投入清除修正主义的工作，我认为，在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做到了。我们放弃了一两个走得太远的人，他们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阿亚库乔对我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跟革命路线和毛主席的教导有关。因此我认为，通过整个过程，我坚定而耐心地逐渐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而党也逐渐塑造了我。
《每日新闻》：许多人都知道你去过中国。你见过毛主席吗？
贡萨罗主席：我没那么幸运。我只能从远处看到他。但我看到了人民对一位伟大领袖，一位非凡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马克思主义顶峰的承认和深厚爱戴。如我所说，我没能有幸受他接见。我所在的代表团犯了很多错误，表现出一些愚蠢的傲慢。我认为这让他们没有给我们这种特殊待遇。
是的，我去过中国。在中国，我有机会——我希望许多人也有机会——进入一所教授政治的学校，从国际问题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们是久经考验、能力卓越的革命者，优秀的教师所讲授的精彩课程。在他们中间，我还记得那个教我们做公开和秘密工作的老师，那个把毕生献给党，而且多年来只献给党的人，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一个优秀的老师。他教了我们很多东西，他想教我们更多，但有些人接受不了——毕竟，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后来，他们教我们军事问题。但在这部分，他们也是从政治、人民战争讲起，然后是军队的塑造、战略和战术。之后是实践部分，比如伏击、袭击、军事行动以及如何装配爆炸装置。当我们在处理精细的化学品时，他们向我们强调时刻要先保持我们的意识形态，因为这使我们能够做任何事情，并把它做好。我们学习制做了我们的第一个炸药包。对我来说，这是个令人难忘的例子和经历，是一套重要的课程，也是我成长中的一大步——接受了来自世上马克思主义最高学府的教育。
好吧，这有一件轶闻如果你想听的话。当我们有关爆炸物的课程要结课时，他们告诉我们任何东西都可能爆炸。所以，在课程的结尾，我们拿起一支笔，它爆炸了，当我们找了个位子坐下来时，它也爆炸了。这是种常规的火药示范。这些都是经过完美计算的例子，告诉我们如果算出来方法，任何东西都能制造爆炸。我们一直问，“这是怎么做到的？”“那是怎么做到的？”他们会告诉我们，别担心，别担心，你们学的够多了。记住群众能做什么，他们有不竭的才能，我们教给你们的，群众都能做到，而且都会再教给你们。这就是他们告诉我们的。这所学校对我成长有很大的帮助，使我开始赞赏起毛泽东主席来。
后来，我又学习了一些，并尝试着去应用它。我想我还能从毛泽东主席，从毛主义，从毛的实践中学习很多东西。这并不是要拿自己和他作比较，这只是为达到我们的目标而用顶点作为参考。我在中国的时光是一次难忘的经历。还有一次，我也在中国，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我们请他们解释当时所谓的毛泽东思想。他们教了我们更多，这帮助我理解更多了。有件出乎意料的事是，我对毛泽东的理解越多，我就越欣赏和重视马里亚特吉。因为毛主席鼓励我们创造性地运用，所以我又回去研究马里亚特吉，发现他是一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对我们的社会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这似乎有些讽刺，但却是事实。
《每日新闻》：成为政府的最高通缉犯是什么感觉？
贡萨罗主席：感觉就像你在工作，而且很努力。剩下的是，为了我们的阶级、人民和群众，而肩负更多关于革命、党和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责任。要永远明白我们的生活像在指尖跳舞。如果不这样，我们就不可能是共产主义者。所以他们有他们的理由。我的生活是党安排的事务，我希望我的生活对党越来越忠实和有价值，因为在这条路上，生活可能在任何地方变的混乱，而且它有开始就有结束，只不过时间或多或少罢了。
《每日新闻》：你有恐惧的东西吗？
贡萨罗主席：恐惧？我认为恐惧和缺乏恐惧是一对矛盾。关键是要树立我们的意识形态，释放我们内心的勇气。正是我们的意识形态让我们勇敢，给予我们勇气。在我看来，没有人生来就是勇敢的。是社会，是阶级斗争市人民和共产主义者有勇气——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党和我们的意识形态。最大的恐惧是什么？死亡吗？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我知道生命总有一天会结束。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做一个乐观主义者，坚信其他人将接过我所致力于的工作，并将继续下去，直到他们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本来，我恐惧的是我们后继无人，但是当人们对群众有信念时，这种恐惧就会消失。我认为，归根到底，最可怕的恐惧就是不相信群众反而相信你自己是不可或缺的，是世界的中心。我认为这是最恐惧的。如果你是由党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中，主要是在毛主义中锻造的，你就会明白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党发动革命，历史的前进是必然的，革命是主要趋势，然后你的恐惧就会消失。剩下的就是与人们一起打基础，让共产主义有一天照耀整个地球的满足感。
《每日新闻》：当你不忙于政治和战争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你读什么书？
贡萨罗主席：很多时候我没时间读我想读的东西。我喜欢读什么书？我读了很多传记。我认为文学是一种伟大的艺术表现形式。例如，我喜欢读莎士比亚，是的，也喜欢研究他。当你研究莎士比亚时，你会发现政治问题。例如，在《凯撒大帝》和《麦克白》中有非常清楚的教训。我喜欢文学，但是政治总会更胜一筹，引导我去寻找它背后的政治意义。毕竟，在每一位伟大艺术家的背后，都有一位政治领袖，有一位同时代的人在进行阶级斗争。我也读过秘鲁小说，有时还会重读。
我曾经读过托马斯·曼关于摩西的一篇短文。后来，我们用它来帮助我们在政治上解释我们当时所参与的一场斗争。这部作品有一部分说，一个人可以违法，但不能否定它。我是怎么解释的？违法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就是偏离道路，就是有错误思想。这是允许的，但是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我认为学习很多东西是可能的。我读过《广漠的世界》，以及《所有的种族》(Todas las Sangres——西语翻译)，我也研究过它们。我喜欢文学和音乐。以前我更喜欢音乐，现在我不那么喜欢了。其他的爱好？我喜欢科学，关于科学的书。在大学的早期，因为我必须有一个专业，所以我学了法律。但我喜欢哲学，我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我通过哲学发现了科学。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数学和物理问题。在我看来，物理是一门非凡的科学。把它叫做“思维的历险”是很合适的。科学的问题在于，以唯物主义为出发点的科学家，只要他们在科学的领域内，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当他们开始进入哲学或其他领域时，如果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他们会陷入唯心主义。这甚至发生在爱因斯坦身上。我喜欢科学，我认为它是非凡的。这种对科学的倾向可以从我的哲学学位论文中看出。它是根据康德，从马克思主义观点，使用数学和物理对时间和空间进行的分析。我想再读一遍它，因为现在没时间再回去学习了。但我连一份复印本都没有。
《每日新闻》：你也喜欢诗歌吗？
贡萨罗主席：是的。有一次，我在一本诗集里考察世界诗歌。我以前也学过——大学图书馆里有一些我有机会看的书。我喜欢诗歌。这是我钦佩毛主席的另一件事，他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至于秘鲁诗歌，我喜欢巴列霍。是的，他是我们秘鲁人，而且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每日新闻》：有人说，你的演讲——《旗帜》、《一九八零年发动武装斗争》是关于战争的优美政治诗篇。主席，你对此有何看法?
贡萨罗主席：我想说的是，有时候在政治上，你必须放开自己，这样激情和深厚的感情才能增强我们的决心。在这种时候，人们常说，心灵在说话，而且我认为，对战争来说不可缺少的革命激情表现了它自己。它究竟有什么文学价值，我说不上来。
《每日新闻》：你曾沮丧过吗？
贡萨罗主席：没有。我相信我有一种几乎与生俱来的乐观精神。占据我的更多是理解和主张的问题，而不是感情或沮丧的问题。所以与之相反，我认为我很乐观。正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席，使我们懂得，人民，特别是共产党员，是乐观主义者。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努力寻找困难的积极面，寻找其中可能存在的发展潜力，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完全是黑色的，也没有什么东西完全是红色的。即使会面临一次大的失败，尽管我们还没有遇到过，它也总有积极的一面。关键是吸取教训，继续在积极的方面做好工作。你总会发现有人支持你，对斗争给你热情和帮助，因为共产主义把人们团结在一起。
《每日新闻》：你有朋友吗？
贡萨罗主席：不，我没有。我有同志。而且拥有我的同志让我感到很自豪。
《每日新闻》：主席，我们该结束这次采访了。
贡萨罗主席：我们非常努力的工作，我感谢你们的努力。我非常感谢你们为了与我会面和发表这篇首次采访所经历的困难，这篇采访将通过《每日新闻》传达给人民。《每日新闻》一直在顽强地为人民服务。非常感谢。
《每日新闻》：谢谢你，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