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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dical Printmaking of Käthe Kollwitz
激进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
﹝美国﹞比利·阿纳尼亚（Billy Anania）
2021年12月18日
白萌 翻译、王钦元 校订
凯绥·珂勒惠支约1906年由Philipp Kester拍摄。（来自维基共享（wikimedia commons））
凯绥·珂勒惠支（Kathe Kollwitz）是一位激进的版画家，她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从德意志帝国后期直到纳粹第三帝国的覆亡期间，她从未丧失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希望，用视觉艺术表达工人的反抗和失落。
我们这个时代，表现主义经常与它在美国的替代品——抽象主义混为一谈。中世纪的画家如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和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以高度个人主义的绘画表现形式模糊了所有现实主义的痕迹。美国在冷战时期就大肆宣扬这种绘画形式。在滴画（drip painting）和西格拉姆壁画（Seagram Murals）风靡美国艺术界几十年前，欧洲的表现主义艺术家用写实主义来表现二十世纪初的战争和经济困难。
其中最杰出的艺术家是就是凯绥·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1867–1945）。她在德国长大，见证了德国的快速工业化，从事过绘画、雕塑和版画创作，这些经历赋予其作品一种激进的表现张力。
身为宣传家和教育家，她与社会主义组织合作，批判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统治下的不平等和压迫现象。她的石版画、蚀刻版画和木刻版画都摒弃了色彩，只使用线条和阴影勾勒贫困和阶级斗争的场景。她还把单色设计运用到海报和宣传册上，这种表达抗争的艺术形式是在德国农民战争期间发展起来的，如今在她手里获得了新生。她以16世纪的农民起义为背景，创作了一套经典组画，用古老的艺术形式继续这项古老的事业。
珂勒惠支是第一位被普鲁士艺术学院录取的女性。然而，纳粹的一纸禁令打断了她的成功。她去世的日子距离欧洲胜利日只有16天，她终究没能亲眼看到禁令解除。两次世界大战都痛失爱子，这段经历让她后来长期以母亲作为绘画的第一题材。从磨镰刀的农妇到领导织布工人起义的母亲，珂勒惠支笔下的女性臣民超越了她们传统的性别角色，反抗使她们陷入贫困的资本主义秩序。尽管经历了许多磨难，但珂勒惠支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支撑着她为艺术而献身，将版画带到了更高的、有社会影响力的层面。
摇摇欲坠的帝国
珂勒惠支，本姓施密特，出生在普鲁士一个进步的宗教家庭，当时普鲁士是一个保守的国家。她的外祖父朱利叶斯·鲁普（Julius Rupp）创立了第一个信仰自由的教会，她的父亲卡尔是社会民主党（SPD）的马克思主义成员。这些人共同影响了她的智力发展。“父亲与我关系最亲近，因为他是我接触社会主义的导师，”她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但在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背后是站着的却我的外祖父鲁普，他不是与人类交易，而是与上帝……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激发我创作灵感的力量是否与宗教有关，或者就是宗教本身。”
凯绥·珂勒惠支，《起义》（1899），线形蚀刻，铜版雕刻，飞尘腐蚀法，毛笔蚀刻，砂纸打磨，压花。（来自维基共享（wikimedia commons））
“小凯绥”（家人这样称呼她）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五，家中共有七个孩子，其中三个早夭。她的母亲凯瑟琳娜为人坚忍不拨，形成了凯绥早期对母亲的印象。这位艺术家患有焦虑症和视物（大小）不称症或“爱丽丝梦游仙境综合症”，扭曲了她对大小和自我的感知。这些早年的经历形成了她对艺术创作的最初认识。
最初接受绘画训练时，凯绥就被写实主义艺术家马克斯·利伯曼（Max Liebermann）的作品所吸引，这些作品描绘的是德国工人阶级以及自然主义文学运动，而她之所以钻研版画，是因为阅读了马克斯·克林格尔（Max Klinger）的论文《绘画与素描》，克林格尔推崇单色调媒质的运用，认为它会对诗歌创新产生潜在的影响。凯绥受二人影响，创作了第一部版画系列，那是单色线条蚀刻组画，改编自埃米尔·佐拉（Emile Zola）1885年发表的小说《萌芽》，描绘了法国警察和军队暴力镇压的矿工起义。
珂勒惠支，组画《织工的反抗》第4幅，《织工的游行》。线形蚀刻，砂纸打磨。（来自维基共享资源（wikimedia commons））
1891年，凯绥与卡尔·珂勒惠支（Karl Kollwitz）结婚.卡尔·珂勒惠支是一名医生，也是社民党议员，在柏林开了一家诊所，为工人阶级看病。通过卡尔，她结识了贫困的母亲和孩子，她们看完病后会留下来和她聊天。珂勒惠支很快就做了母亲，生下了儿子汉斯和彼得。尽管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很劳累，但她的丈夫卡尔努力确保他们在抚养孩子的同时，珂勒惠支能够继续从事艺术事业。
观看了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的自然主义戏剧《织工》之后，珂勒惠支取得了第一次艺术突破。《织工》讲述的是1844年工人反对恶劣的生活条件和低廉的工资而起义的故事。她以此为蓝本，于1893-97年间创作了六幅版画组画《织工的反抗》。组画前三幅提供了文字说明：一个挤满织布机的狭窄房子里，一家人看着一个垂死的孩子，孩子的父亲在昏暗的酒吧里与同事密谋。第四幅和第五幅色调由暗转明，白天的游行队伍里工人拿着镐，母亲带着孩子。在第五幅《风暴之门》中，妇女带头围攻资本家的大门。后者被工人的双手攥着大门，他们褴褛的衣衫与奢华的大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珂勒惠支，组画《织工的反抗》第5幅，《风暴之门》。线形蚀刻，砂纸打磨。（来自维基共享资源（wikimedia commons））
组画最后一幅，男人们带走了死去的织工，揭示了微妙的基督教主题——殉道和苦难。传记作者玛莎·卡恩斯（Martha Kearns）指出，《织女的反抗》标志着珂勒惠支“转变”为“一位颂扬革命的艺术家”。在大柏林艺术展（Great Berlin Art Exhibition）上看到这件作品后，普鲁士奖评委会建议提名给她，但被威廉二世皇帝否决了。再加上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第一个大型展览的高度宣传，珂勒惠支与包括利伯曼（Liebermann）在内的几位评委会成员成立了柏林直线派（Berlin Secession）。之后又经历了德国革命，珂勒惠支的创作这才开始与反帝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她在艺术上的突破也与自己的悲剧命运互相融合。
版画革命
二十世纪之交，珂勒惠支来到巴黎和伦敦，研究欧洲艺术史。期间，她创作了大型蚀刻版画《卡马尼奥拉（La Carmagnole）》，描绘了法国革命妇女唱着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中的战歌起舞的场景。同年，她开始创作第二组版画，灵感来自威廉·齐默尔曼（Wilhelm Zimmermann）的插画《德国农民战争史》，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认为这是现代第一次革命工人起义。
凯绥·珂勒惠支，组画《农民战争》第3幅，《磨镰刀》。线形蚀刻，铜版雕刻，砂纸打磨，飞尘腐蚀法，带有直纹纸和齐格勒复印纸印记的柔软地面。（来自维基共享（wikimedia commons））
这组版画名叫《农民战争》，创作于1901至1908年，共七幅，版画顺序与《织工》类似。前两幅，一幅是一个弯腰的农夫，一幅是一个被强奸后埋在泥土中的女人。第三幅各叫《磨镰刀》，画中是一个老妇人，神情紧张、眼神疲倦，正在用磨刀石磨着长长的刀刃。只有第四幅和第五幅画的是实际的战争，一个名叫黑安娜的农民领导一群农民夜以继日地战斗。第六幅是令人难忘的《战场》，一位老妇人正在触碰一名年轻男子的尸体；光线照在妇人满是筋节的手和男子的脸庞上。最后一幅是一群俘虏挤在露天的监牢中。
《农民战争》取得了重大成功，珂勒惠支的作品很快被大英博物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等机构收购。为了普及自己的作品，她允许她的作品被复制，大批量生产和低成本销售。1908年，她开始为慕尼黑讽刺杂志《简约（Simplicissimus）》投稿，该杂志致力于出版批评经济不平等的绘画和文学作品。
她还设计关于工人阶级问题的宣传画。1906年，她为德国家庭手工业展览设计了一幅海报，画的是一位精疲力竭的职业女性，这让奥古斯塔·维多利亚（Augusta Victoria）女王非常反感，以至于拒绝参加展览。另一幅为大柏林行政联盟设计的宣传画则谴责了柏林住房短缺的问题，也被房东协会禁止发行。
凯绥·珂勒惠支，组画《农民战争》6幅，《战场》。（来自维基共享（wikimedia commons））
1919年，自由军团刺杀了斯巴达克联盟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之后，珂勒惠支与数千名支持者一起参加了李卜克内西的葬礼，她开始同情德国共产党（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或KPD）。为此，她雕刻了一张纪念李卜克内西的木版画，画中是一场基督教式的葬礼，李卜克内西平躺着，身着素服，周围是身着黑衣的哀悼者。他的侧脸似乎在发光，斑驳的光影映在一个男人的外套上，男人在抽泣，似乎没有意识至这些。
激进的母亲
1913年，珂勒惠支夫妇共同创立了女性艺术家组织，同年她开始涉足雕塑领域。一年后，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三个月，她的儿子彼得在战场阵亡。这位与许多生病的母亲交谈过的艺术家陷入了深深的忧郁之中，这影响了她之后的职业生涯。失业后，她在一家食堂工作，经历了一段很长的创作停滞期，直到革命爆发。
当诗人理查德·德梅尔（Richard Dehmel）敦促在战争中采取进一步行动时，珂勒惠支在德国媒体上发表了一封反对信，引用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话：“用来播种的种子不应该被磨碎。”停战后，她创作系列木刻版画《战争》（1918-1923），猛烈批评战争对民众家庭生活的破坏。其中一张版画标题很简洁，名为《母亲》，画中一群妇女拥抱在一起，宛如一人。这张版画看起来非常像雕塑，后来她以此为原型，又创作了许多母亲保护幼子的雕塑。位于柏林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中央纪念馆把这张版画的放大版陈列在显要的位置，以纪念在战争和暴政中的柏林死难者。
凯绥·珂勒惠支，木刻组画《战争》6幅，《母亲》。（来自维基共享（wikimedia commons））
1927年，珂勒惠支得到魏玛共和国的认可，她的职业生涯达到顶峰。她与丈夫卡尔一起访问苏联，参加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活动，并成为普鲁士学院图形艺术大师工作室的负责人，但她的任期很短。当纳粹（National Socialists）上台时，珂勒惠支与卡尔、海因里希·曼恩（Heinrich Mann）、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其他知识分子一起签名，呼吁社民党和德国共产党联合起来反对纳粹。1933年，曼恩和珂勒惠支又领导了第二次反对纳粹的活动。
莫斯科报纸的消息传来，盖世太保质询珂勒惠支并以入狱作为威胁，最终她的作品从德国博物馆撤出，她也被迫从学院辞职。二战期间，纳粹将她的艺术品存放在王储宫殿的地下室，声称“母亲没有必要保护自己的孩子。国家就是这样做的。”
明确的政治观点
一些批评人士认为，珂勒惠支的作品没有政治意义，因为她从未刻画过压迫者。在抽象表现主义诞生期间，另一些批评人士则声称她的风格与现实“脱节”。然而，路易斯·马尔切萨诺（Louis Marchesano）认为，这个观点是冷战期间北美和西德文化机构“审美净化”的结果。
凯绥·珂勒惠支，木刻版画《纪念李卜克内西》。（来自维基共享（wikimedia commons））
但是从她激进的信仰以及作品中呈现的工人阶级历史来看，珂勒惠支的艺术具有深深的政治烙印。她与许多最大的民主和反战组织结盟。她是共产党领导的国际妇女和平与自由联盟以及工人国际救济组织的成员。她为国际劳工联盟设计了海报，她为德国中部社会主义青年工人大会创作了《永不再战》的插图，这幅插图在她去世后成为反战运动的标志。
珂勒惠支善于利用图画的留白，她用阴影来刻画场景，在表现主义电影制作人普及这种美学之前，她就已经使用了。生活的黑暗伤害了她，但她依然保持乐观，从她1944年写给儿媳奥蒂莉（Ottilie）的最后一封信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
一场战争接着一场战争，直到一切的一切都被粉碎。鬼才知道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德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因此，我一心想要彻底结束这场疯狂的战争，我唯一的愿望是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