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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
评斋藤幸平《人类世的马克思：走向去增长的共产主义》
﹝英国﹞马丁·恩普森（Martin Empson）
Guanyu Zhu 翻译、温谦 校对
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 by Kohei Sai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276pp
自1990年代末，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安德烈亚斯·马尔姆（Andreas Malm）、伊恩·安格斯（Ian Angus）等许多作家和思想家已经发掘了卡尔·马克思作品中关于生态学的核心。斋藤幸平的《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Karl Marx’s Ecosocialism: Capital, 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7）一书通过对马克思未发表的手稿的详细分析，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探讨了他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与更广阔的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马克思的生态学工作经常被概括为“新陈代谢断裂”（metabolic rift）的概念——即资本主义通过组织生产而在生态系统创造了裂缝。这个理论工具被越来越多地用于理解人类面临的复杂性的环境危机发展到了何种程度。但是，马克思的工作总是致力于人类解放——是行动的指南——被用来发展应对在资本主义中挣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策略。正是在这个领域，斋藤幸平的最新书籍做出了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在引言中，斋藤认为，“马克思主义将会有一个复兴的机会，前提是它不仅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入批判，而且能够提供一个具体的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愿景，为丰富辩论和社会运动作出贡献。”
整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保卫。这部分与斋藤早期的作品以及福斯特等作家的作品有相似之处。但正如他在早期的著作中所做的那样，斋藤在讨论中发表了对马克思未出版著作的卓越见解。在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进行保卫并探索马克思的辩证法对自然与社会新陈代谢的理解的同时，斋藤还试图理解马克思的生态学研究被长期忽视的原因是什么。
斋藤认为，这个难题的答案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未完成性”，第二个是恩格斯编辑和呈现马克思遗作时（尤其是《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缺乏清晰度，导致他忽略了他的朋友与同志的关键见解。斋藤称，恩格斯“边缘化”了马克思的生态学批判。
在这里，斋藤利用他对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Engels-Gesamtausgabe，或MEGA2）的深入了解来阐述这一观点。该项目一直在出版马克思的所有手稿，斋藤通过这些手稿展示了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进行了深入的科学和人类学文本研究，这些文本表明他在探索非资本主义社会与自然世界之间的不同关系。此外，马克思还在研究进一步发展他自己的生态学理解的科学文本。他认为，恩格斯忽视和“简化”了马克思工作的这一方面。根据斋藤的说法：
尽管恩格斯对在资本主义生产下的生态学问题很感兴趣，但它无可否认地具有哲学和跨历史的体系特征，因此他最终拒绝了李比希（Liebig）的新陈代谢概念，并对在19世纪40年代概念化的“城乡对立”概念很满意。此外，在恩格斯对自由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的讨论中，他持有一种更加单向的历史发展视野，基于现代自然科学的自然法则的逐步认识。
虽然斋藤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论点，但我认为这一观点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重要的是，我认为斋藤过于关注文本，忽视了社会主义运动本身的背景。这从根本上塑造了马克思思想如何被使用和发展，而这并不应该归咎于恩格斯。特别是，斋藤没有详细讨论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的特点，因为它本质上是改良主义的，强调了马克思思想中的普罗米修斯主义和渐进主义方面。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辩论的关键所在，罗莎·卢森堡针对伯恩斯坦参与了这场辩论。然而，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关键时段在斋藤的研究中却被忽略了。
此外，与此相关的是，苏联在20世纪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尤其是苏联作为社会主义的旗帜，同时又维持了一个基于积累的经济体系，意味着他们也想淡化马克思思想中批判基于无休止扩张的经济体系的方面。
去增长的马克思主义（Degrowth Marxism）
关于斋藤书的后半部分，则对马克思作为“去增长的共产主义者”的论点进行了争论和解释。在这里，斋藤展示了马克思的早期思想是如何在他的一生中演变的。正如斋藤所说，这部分内容的重要性在于回应了马克思批评者的观点，他们认为他的思想具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或者认为历史是不可避免地进步的。正如其他学者（如凯文·B·安德森（Kevin B. Anderson））[1]所指出的那样，斋藤展示了马克思对在反殖民主义、民族解放和在西欧和北美以外的革命相关的思想上有重大突破。斋藤认为，特别是马克思打破了他早期对历史发展的理解，其本质上认为世界会遵循类似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正如斋藤所说：
在马克思分析《1861-1863年经济手稿》中的“实际吸纳（real subsumption）”问题时，他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理论转变，这使他彻底重新思考了他之前对资本主义进步性的假设。他意识到，生产力并不会自动为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准备物质基础，而是加剧了对自然的掠夺。然而，由于忽视了“资本的生产力”（ productive forces of capital）这个概念，人们普遍误解马克思仍然天真地认为历史有一个与自然法则相似的“进步观”。
重要的是，斋藤认为，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这一关键问题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说：“不是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变得多元化了，而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本身的理念在1880年代发生了显著变化，这是由于他有慎重反思了早期理论的缺陷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性所导致的。” 斋藤再次使读者关注了马克思在“自然科学与前资本主义社会”上面的文本的推敲，并且，这深化了他的新陈代谢理论。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在越来越多地尝试理解非西方和前资本主义农村公社在组织人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作为它们生命力的源泉的不同方式。从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角度来看，仅从公有制、农业和劳动力等方面处理他对非西方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是不够的。换句话说，他对非西方社会的研究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殖民统治下公有制的解体，其还有生态学意义。事实上，随着他对生态学的日益关注，马克思开始将对自然环境的掠夺视为资本主义中心矛盾的表现。
从这些研究中，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存在“人类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相互作用的根本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这意味着，与其将“资本的生产力发展视为共产主义的关键”，更重要的是理性地管理社会的新陈代谢。这也引出了斋藤的重点：马克思是一个“去增长的共产主义者”，因为生产力的增长会削弱社会的可持续性，任何可持续的世界必须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愿景之上。
我对这个评估没有任何特殊的异议。斋藤解释得很好。但在我看来，他的文本分析意味着他错过了关键的见解。斋藤写道，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愿景在 1880 年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这紧随着马克思革命活动中的一个关键时刻：他支持巴黎公社的工作以及对事件本身的分析。
斋藤指出了巴黎公社的失败，并表示这对西方社会的“革命希望造成了削弱”。但是，巴黎公社不仅给马克思带来了“希望”，还为他提供了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运作的清晰例证。这就是为什么让人失望的是在斋藤的书中没有详细讨论马克思杰出的作品《法兰西内战》。在这部作品中，马克思探讨了一个革命公社如何从工人阶级斗争中产生，粉碎资本主义国家，并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公社将成为“甚至是最小的小村落的政治形式”。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起义式民主共产主义的愿景，基于对生产力完全不同的组织方式，无疑对理解马克思对可持续的共产主义的愿景至关重要。自然而然地，这部作品成为了列宁自己的愿景的核心，即工人创造基于大众民主的属于自己的国家所需要的革命实践。
除此之外，我认为斋藤的书对试图理解马克思在发展其生态学思想上经历的过程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阅读。事实上，关于“丰裕”（abundance）这一最终部分是对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未来社会的人的至关重要的回应。例如，斋藤写道：
马克思设想了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个体之间的自然和社会能力和才能上的不同不再呈现为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而是表现为个体的独特性，因为它们可以互相弥补和补充。换句话说，共产主义并不是为了平等而对每个人强制实施一种一致和统一的模式，而是旨在通过社会组织和制度化，打破资本主义中能力和技能差异与经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这种社会组织和制度化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资本主义带来的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破坏。
我尤其对斋藤先生的强调印象深刻，他的重点来自于对“生产力”的关注，即“丰裕”不是关于技术的数量，而是“通过分配财富和负担来分享和合作，从而使社会成员之间更加平等和公正”。斋藤先生批评了“左翼加速主义者”（left accelerationists）的愿景，他们认为“全自动化”可以为所有人提供奢侈品，但他们忽略了地球资源是有一个边界的。相反，斋藤先生提醒我们，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中，相互合作的民主愿景根深蒂固。这直接源于马克思的生态学，同时也是这本书如此重要的原因。
2023年2月18日
[1] https://resolutereader.blogspot.com/2020/07/kevin-b-anderson-marx-at-margins-o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