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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居国外的乌克兰社会主义者：来自冷战时代团结运动的教训
﹝英国﹞马尔科·博伊库恩（Marko Bojcun）
易天放 翻译、cjq 校对
〔说明〕本论文发表于2018年5月23日至24日在巴黎举行的“1968-2018：东西方的激进实践运动”（1968-2018: Militant practices East and West）会议上。
1972年，乌克兰裔加拿大学生为支持乌克兰政治犯而绝食抗议。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乌克兰裔加拿大人的年轻一代致力于为苏联的政治犯声援运动。挑战国家在东西方对话中的垄断地位在今天仍然很重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一场由乌克兰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激进运动在加拿大和美国东北部兴起。他们声称，我们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战后移民的子女，也是在自由民主国家长大并上大学的第一代人，我们把自己视为乌克兰裔加拿大公民而非乌克兰移民，但在我们的激进化过程中，我们也对乌克兰的局势产生了强烈的担忧。
我们这一代人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被学生运动、反越战的抗议、非裔美国人和第一民族运动、女权运动、争取多元文化权利的斗争和魁北克民族运动裹挟，也被诸如反抗传统权威、反从众和反保守社会习俗的反主流文化裹挟。
我们关注东西方欧洲国家的情况，包括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乌克兰20世纪60年代的shistdesiatnyky（字面意思是“60年代的人”，20世纪60年代的争取自主文化和政治运动）对我们产生了尤其强烈的影响。我们阅读他们的作品，诸如莉娜·科斯坚科（Lina Kostenko）、伊万·德久巴（Ivan Dziuba）、维亚切斯拉夫·乔诺维尔（Vyacheslav Chornovil）、列夫·卢基延科（Lev Lukianenko）和伊万·坎迪巴（Ivan Kandyba）。我们知道，他们抗议1968年华沙公约组织（Warsaw Pact）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也是对他们进一步镇压的开始。他们是我们了解乌克兰的核心，因为他们告诉我们的与我们从父母那里听到的截然不同。他们是促使我们激进化的关键因素。从这种广泛的国际经验中，出现了一个更加政治化和自我组织的团体，其议程是为我们这些海外侨民的权利和我们对乌克兰的愿望而斗争。关于后者，我们的统一口号是“在独立的乌克兰实现民主和社会主义”（For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in an Independent Ukraine）。
我们的战略目标是挑战美国和苏联统治阶级对东西方对话的垄断，打破华沙公约组织国家对民主、民族、工人阶级和民权运动的孤立，保护它们免受压迫。
我们的目标是让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这些运动在西方更加广为人知，促进西方和东方新解放运动之间的独立对话，同时与东方的同行们一起组织国际团结和实际援助。
我们的方法是这样的，通过“保卫苏联政治犯委员会”（Committees in Defense of Soviet Political Prisoners）来组织抗议活动，出版和发行关于乌克兰事务的英文期刊META和乌克兰语期刊Diyaloh，这些期刊中包含了关于东方的国际政治和各个反对运动中的重大事态发展的信息、以及分析和评论。我们为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反对派组织秘密运输和分发文字作品、打字机和一些基本印刷设备。同时，还与这些国家的流亡反对派团体和西方的社会主义组织合作，将他们的和我们的文字作品一起输送到东欧。
为了开展这项工作，我们的一些成员从加拿大移居西欧上学或永久居住在那里。我们仍然是一个大约25名成员组成的小组。直到1985年，我们的公开和秘密工作一直持续了大约13个年头。同时，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化浪潮在那会儿也已经平息了。而我们的组织也没有统一且活跃至苏联的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时代。
1968-2018
过去的经验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我们的工作延续和放弃的部分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指定新的工作方向和目标？
我们确实实现了一些目标，例如：帮助释放列昂尼德·普柳什（Leonid Plyushch）和皮奥特·格里戈连科（Piotr Grigorenko）等政治犯。他们和其他囚犯事后告诉我们，他们的监禁条件有所改善而不那么令人难以忍受，因为，这些被囚禁的政治犯和当局都知道国外的人正在为争取释放他们而活动。这意味着国际团结是有效且值得的，尽管，监禁我们所捍卫的人民的那个政府从未承认这一点。
在今天的俄罗斯和乌克兰，被边缘化和受到压迫的活动人士如果能得到国际社会更好的支持，他们就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倾听。那么，首先，针对那些被监禁和被迫流放的人，需要一场永久性的国际声援运动。
自20世纪70年代来我们的组织团体，一直采取的广泛目标：民主、社会主义和独立，还有哪些仍然有效？苏联解体了，社会经济和国家政治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欧和北美出现了新一轮移民潮，乌克兰成为一个正式独立主权国家。乌克兰又产生了一个新的腐败统治阶级，它剥削社会劳动，侵犯民主权利，没能保护国家主权，无法对抗复兴的俄罗斯国家。2004年的橙色革命和十年后的尊严革命没能够推翻这个新的腐败阶级。乌克兰曾经是苏联的一员，也是冷战时期的一员。如今，乌克兰处在俄罗斯帝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前线。其统治阶级在两个对立阵营（北约、欧盟、欧亚经济联盟、俄罗斯安全圈）的区域扩张和霸权活动中被不断的拉扯。
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竞争主导着国际话语。与冷战时期一样，仍然需要一个独立的国际观察站，以乌克兰社会的利益而不是以其统治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观察乌克兰国内的现状及其在国际体系和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这个观察站可以由海外活动人士联盟组织成立，以产生和传播独立的批评、分析和政策建议，以及传播独立工人运动、人权团体、LGBT社区和乌克兰其他团体的批评、分析和政策建议。
我们仍然需要恢复根植于普遍解放哲学的激进乌克兰传统，以对抗极右翼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传统。在斯大林主义的历史浩劫和向西方式民主和市场模式转型失败后，这就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20世纪70年代，我们的小团体将社会主义作为我们的目标之一，这既是我们所处的西方环境对我们的影响，也是我们自己对乌克兰本土社会主义传统的重新发现。乌克兰本土社会主义传统与斯大林主义相抗衡，前者几乎被彻底消灭。后者来自我们对1917年革命、20世纪20年代苏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民族主义运动的研究。我们正视由斯大林主义和民族主义学派创造的历史空白点和对历史的篡改。这些空白点和造假，至今仍然在东西方当代年轻一代的意识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今天，历史上的那种改写在乌克兰仍继续着，但它是在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诉求下进行的，这种意识形态要求在非共产化法律和为官定历史服务的国家记忆研究所（Institute of National Memory）中给出阐述。那么，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历史学术是被用来为新的乌克兰统治阶级提供合法性论证的工具，并用来取缔对他们提出批评的批评者。
最后，我们需要扪心自问，为什么如此多的西方左派没有像宗教狂热式的反对美帝国主义那样，抗议今天的战争？谁在为今天乌克兰和相关国家的被镇压者和政治犯们辩护？
除了缺乏意识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每一次反对既定秩序的历史性反抗浪潮都会瓦解，并再次融入现状。这一过程留下了一些政治角色的残余，他们说的是还是以前的激进主义的语言，但却是为了现在的一部分或另一个部分的利益而服务。在国际政治中，这就是所谓阵营论（campism）现象。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我们乌克兰社会主义者在试图捍卫苏联政治犯时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来自我们的一些左翼同志。对于我们对斯大林主义镇压的谴责，他们的回应是，像CIA（美国中央情报局）这样的西方国家机构在拉丁美洲实施的镇压更为严重。这种道德相对主义实际上是对斯大林主义的辩护，是对其罪行的开脱，实际上他们认为苏联是一个比西方先进资本主义更优越、更进步、更人道的文明。这是一种含蓄的阵营论，一种支持保护苏联统治阶级免受其国内批评者——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y Sakharov）、彼得·格里戈连科（Pyotr Grigorenko）、列昂尼德·普柳希（Leonid Plyushch）和穆斯塔法·哲米廖夫（Mustafa Dzhemilev）等持不同政见者——所谓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的政治倾向。事实证明，恢复资本主义的是苏联执政的共产党，而不是共产党的批评者。
今天的西方左派与之前20世纪70年代的自己相比，显得黯然失色。甚至有人质疑它是否还应该被称为“左翼”。然而，我们仍然要面对其残余势力中的阵营论倾向…。因此，如果我们要在今天的防御和团结工作中取得成效，我们就必须对抗当代的阵营论。它的范围很广，从蒙昧主义者对苏联的怀旧，到由俄罗斯政府自己培养和资助的西方游说团体的行动。
2018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