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
1921年1月28日
来源：《国际共运史研究 第6辑》。夏道源 译自《共产国际史论文精选》1966年美国英文版第275—299页。
在长时间争论要不要将具体讨论列入议程以后，通过了一个请麦克斯（即拉狄克）同志分析政治形势的决定。
麦克斯：我认为我们对西欧具体情况注意得太少了。除了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以外，我们不应当忘记，红军现在是最重要的力量因素之一。我们在估计形势的时候，决不能忽视红军的存在。否则，就会犯错误，就会妨碍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来检查执委会的错误。我们在1919年的地位更为软弱，与今天大不相同。在波兰战争期间，执委会认为西欧的革命运动正在成熟，向西方推进的目的不是用刺刀将布尔什维主义强加于人，而只是为了突破各统治阶级的军事力量外壳，因为在德国已经有了足够的内部力量，发动起来足以控制局势。执委会的政策是以对德国具体局势的估计作为第二个根据的。执委会认为在德国夺取政权的局势正在成熟。我相信，如果我们控制了华沙，就不再需要一直推进到德国。由于占领走廊，德国政府会发觉自己处在同协约国争吵的地位。科普[1]当时带着德国政府的条约草案回到莫斯科。但是，狡猾的西蒙[2]先生在这个关键时刻设法摆脱了这种圈套。执委会中的另一派是所谓的东南派。他们认为突破口不应当选在德国，而应当选在其他地区，即选在容易引起熊熊烈火的那些农业国家，如东加里西亚、罗马尼亚、匈牙利等等。他们认为我们如果在德拉河马沙瓦河地区站稳脚跟，就会加速巴尔干国家的革命，就会为意大利革命造成一个所需要的农民腹地，而这种农民腹地的形成对意大利和德国的革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塞拉蒂集团过去不考虑这种革命形势，现在仍然如此。首先，现在有受封锁的危险。塞拉蒂认为这不可能实现。我们更表示怀疑。但是，每个人都同意必须建立农民腹地。因此，我们同塞拉蒂的会谈继续进行，然后再淡如何实现革命。党内还有一个民主幻想派，特别是几百名工会领导人。对塞拉蒂来说，工会官僚就是一头神牛。他认为重要的是整个机构原封不动，而不是清除改良主义分子。他承认他们是改良主义分子。但是，他说他们会服从纪律。
不可能说服他加强对这个党的控制。代表大会决定写信给意大利的党。它的目的是促进当前的革命准备工作。这封信直到3个月以后发表。如何贯彻这项决议，没有努力取得一致的认识。与此相反，塞拉蒂开始了维护改良主义分子的鼓动工作。我引用了这封信中的话，它一定会澄清所有的疑问。我们深信，塞拉蒂的政策是以下面这种设想为根据的：他认为进行革命的时机没有成熟。他说：我们在意大利具有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有利条件。同时，他象希法亭一样，详尽地描述了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联合状况。巴尔干各国的局势对于评价他的观点是很重要的。谬论正是在这里。由此可以解释他的立场。他说：如果我认为只是几个领导人的问题，……如此等等。在估计形势时不涉及道义问题。如果他断言革命不可能发生，这不是对共产主义犯罪。但是，他的结论表明，他的估计没有不同的地方。如果革命不立即来临，共产主义仍会逐渐前进，而为了共产主义，同改良主义者分开是必要的。他同改良主义者的关系是非常特殊的。
我们可以寄托希望的形势，在最近的将来多半要取决于意大利这里和巴尔干各国的发展。我们不能同风车搏斗。红军不会复员。它将更加机动灵活，驻防在西南边境或西方边境。我们在冬天不会进行战争。对德国这样的国家直接、大胆地进行干预，不管怎么说，都是一种错误。它会加强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而使工人遭受失败。但是，我们如果占领走廊，陈兵边境，就会为这种斗争造成一种截然不同的和更为有利的条件。我得承认，我们在这方面将执行一种大胆的外交政策，这种倾向比过去更强烈了。我们对同英国签订贸易条约的谈判表示怀疑。但是，一切取决于在西欧国家中能否形成一个独立的和大规模的运动，取决于它们能否有一个坚强的核心。
我认为在意大利发生的分裂已经严重地损害了即将出现的革命时机。如果以为我们在意大利现在有了共产党，那是一种幻想。现在的目标是在工人中成立一个共产主义派别，使它能在群众中产生某些影响。波兰的形势是更为有利的。确实，那里有700O个同志被关进监狱。但是，那里到处都在举行罢工。皮尔苏茨基已去巴黎求援。其实，我们在波希米亚没有共产党。但是，如果那里可能自发地爆发一次有几十万人参加的罢工，形势就会变得对我们非常有利。在南斯拉夫，在战争结束两年以后，紧接革命而出现的疯狂镇压高潮，变成了反对一个强大的政党的高潮。这正说明这个党确实很强，政府害怕它。在克罗地亚，激进党正在掀起一种农民革命运动。
我对德国形势的看法：如果不考虑我们自己行动的影响，一切将取决于协约国和德国是否达成妥协。即使达成了妥协，现在的问题仍是资产阶级能否获得足够的经济援助来迅速遏止革命运动。到那时，德国资产阶级的前途就很有利，从而使他们甚至在经济上得到加强以前，就可以下定10倍的决心来进攻我们。如果协约国采取敌视政策，工人阶级的激进化就一定会加快发展。但不幸的是，在我们这里存在着原则分歧。在一个拥有异常强大的工会组织的同家，几乎不可能发生自发性的运动而使我们掌握领导权。这些组织对这种运动起着防洪堤的作用。因此，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将其他政党吸引过来。党的作用现在仍然很小。只要细看一下这个简单的专门资料就可知道：全国委员会甚至没有费心去讨论推行统一战线的最重要步骤——公开信，它的议事日程没有包括使这封信生效的组织措施。我认为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党进行革命的自觉意志同协约国能不能同德国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的问题相比，对未来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因素。党作为核心集团仍然不存在。
今天来谈我们是否会卷入冲突，为时尚早。我们只能说，我们要引起冲突，还是要避免冲突。但是，执委会说；我们就是要引起冲突!历史必须前进。
我确实相信，由于俄国的国内形势，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将遇到巨大的困难，但是，我们将采取坚定的立场。我们采取行动的动机不是为了俄同的国内形势；采取行动的愿意是：我们在西欧取得政权所花的时间愈长，分裂状况就愈严重。我们以后会掌握政权，但是，我们将缺乏提供给工人的生活必需品。这就是我们坚持采取行动的主导动机。
由此就得出了关于德国的下列结论：执委会认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许多成员尽管还不成熟，但在它的核心中有一部分不满现实的无产者，他们将在任何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进行战斗。在同它的关系中必须考虑到这一点。这就是执委会为什么不想同这些人决裂的原因。如果我们预见到平静的进化，我们就会说：让我们来教育他们，直到他们明白过来为止。但是，由于执委会认为形势应当加速发展，所以它说：我们不能让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因为他们不会服从。但是，我们不能让这种联系中断。在我离开以前不久，我们的人都看到，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报刊正在评论俄国。每一个人都了解，我们的物质状况很糟。但是，对这种状况是否有恶感，这是衡量人的重要标尺。此外，还要考虑一件事：吕尔和沃尔夫海姆[3]已被开除出去，说明这些人已经有了一个健康的核心。
在国际范围内，同工团主义者的关系是明确的。如果不同法国和美国的工团主义者和车间工人代表保持联系，我们就无法了解情况。英国共产党人完全脱离群众。确实应把这个左派吸收到队伍中来。但是，由于这些工会认为形势还不明朗，因此，我们过去想成立一个齐美尔瓦尔德式的工会国际。它不象共产国际，而是一个过渡阶段。我坚持19l9年的观点，反对吸收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我不认为我们会同化这个党。如果执委会现在执行它的任务，如果它重视接受成员的条件，并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报刊上发出呼吁，它可以取得巨大的成就。它一定能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一些党员产生某些影响。
现在谈谈工会的情况。我现在还不能分析工会问题。当我们提出“渗入工会”的口号时，我们大家都认为会引起分裂。要经常记住这种可能性。显然，工会官僚会开除我们。因此，我们在当时的决议中指出：分裂势在必行。官僚的举动证明，我们现在在工会中成了一种强大的因素，因此，他们不愿给我们足够的时间进行组织工作。如果我们现在退出工会，那是一种愚蠢行为。我们应当为争夺每个阵地而战斗。我们应当慎重考虑，当我们被开除时，哪些地方的大部分工会会员会跟我们走，而以后的任务就是使这些工会齐心协力，实现一个集中过程。我们必须关心捍卫我们在工会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决不能采取反工会的立场。如果指责我们进行分裂活动，我们就应当坚持说，我们这样做，实际上是为了将工人吸引到工会方面来。
现在谈谈意大利问题。我认为列维并不了解这个问题的实质。我说过：列维是存心不说明真相。我已写信对他说，我要将这个问题向中央明确地提出来，而且我要重申这个声明。我认为，象列维这样一位聪明人，不会不懂得下面两件事的意义：塞拉蒂一方面宣布只能逐渐清除改良主义分子，另一方面却甘冒同共产国际决裂的危险。所以，我向来认为，在意大利问题上的冲突，只是一个插曲。这可以回溯到德共中央的不恰当的报告。当我向他念塞拉蒂信的时候，塔尔海默说：“非常清楚，这是一个道地的希法亭。”我认为这个问题很清楚：塞拉蒂不想同改良主义分子决裂。既然如此，就应当同他进行斗争。我们一定要跨过塞拉蒂这具政治僵尸去清除屠拉梯。我认为不会出现政治奇迹。如果在发生这些意见分歧（这个党在去年整个下半年因争吵而四分五裂）以后，意大利党还有89000名党员（新加入的成员），怎么能说他们不要它是偶然发生的呢?（原文如此）大多数工人还不是共产主义者。绝大多数工人赞成共产国际，是由于他们将它看成是苏维埃的红星。但在具体政策方面，他们还要走很长的路程。通过谈判能够将这些群众争取过来吗?蔡特金主张我们必须联系群众。而做到这一点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他们的代表。塞拉蒂不愿意，所以，你们只能通过公开的艰苦斗争去接近群众。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这个时候什么也不用做。当然不是。我们必须告诉他们：你们把事情搞糟了。我们必须对他们说：你们究竟要干什么?我在列维去意大利以前就对他说过，用这种办法，群众会转到我们这边来。我们今天必须成立一个小共产党。可是列维却多次说：“我们要批评博尔迪加，而不是批评其他人”。（原文如此）
你们（德共）在占领工厂问题上提出了什么建议?当我们都陷入泥潭时，他们（意大利共产党人）没有设法像一个党团一样联合起来。这不是教条主义的统一问题。当行动时刻来到时，塞拉蒂就会失败。但是，你们现在不能失败。我对意大利共产党人的策略是很不满意的。执委会正在考虑是否要发电报给它。季诺维也夫还想稍等一些时候，但是，电报在列宁的催促下终于发出去了，因为列宁在看过这封信以后，与塔尔海默的看法相同。我们必须估计到，我们在一定时间内，在意大利只会有一个软弱的党。在德国，意大利问题可能会在反对中派的斗争方面引起某些困难，但是，它可能对法国产生巨大的影响。法国党是很乱的，它吸收了许多异己分子。拉洪特加入这个党，说明情况仍然很乱。在德国这里，些党员可能会向右转；在法国也很可能这样。至于其他争论问题，我现在告诉你们，执委会在看了你们的信以后，完全赞成我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问题上对你们所做的正式答复。你们应当正视现实。现在的问题是要求执委会履行它的义务，继续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做工作，并且说明我们正在努力争取左翼工人。至于工会，问题是在于有些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老党员同志不愿服从一般指示，不愿接受同工会打交道的方针。你们必须克服这个缺点。我不是进行个人攻击。如果这些同志遵守纪律，个人就不应当突出。但是，显然，党应当说明现在需要干什么，并且将忽视这些指示的（那些同志）调到别的岗位上去。
要采取行动，就要求报刊具有完全不同的态度。你们的报刊是正在起作用的报刊。中央机关报不能指导即使是历时一周的具体运动。当时还要考虑其他一些特殊问题，例如M·P·事务。[4]
关于外部组织问题，促使我同列维进行激烈论战的原因，主要不是由于在意大利问题上的分歧，而是由于同共产国际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发表的文章中，在表面帕上没有象在实际争论中那样紧张。不用说，我不会盲目效忠执行委员会。我曾这样做过，受过许多打击，而且现在还不断受到批评。
第一个问题∶执委会的政治总路线是否正确?如果在单独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使人们得出必须继续反左斗争和推迟反右冲突的结论，列维是否会执行执委会的政策？不过，即使那样，也未解决全部问题。一定会发生更明显的分化。会出现左派和右派。但第二个问题是最困难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如果列维将这些分歧说成“执委会主张实行僵硬的策略，我主张实行灵活的策略”，那是可以同意的。但是，如果他说“毁了一个健康的大党”，如果他在回答我关于“你如何设想执委会同欧洲的关系”这个问题时说：“没有用处，不可能同意你的意见”，那么，我认为这会造成一种不能容许的关系。
共产国际不是一次单独的行动，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在1919年，它只是个集合的号召。今天，它已经得到拥有50万党员的德国共产党的支持。在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也取得了进展。法国社会党正在朝有利的方向发展，因为它正在寻求首先同工会大多数会员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认为执委会用公开、明确和毫不含糊的政策，用“我们不同意”几个字不可能纠正政治错误，那是不允许的。认为我们甚至不能改变它的组织机构，那就更糟了。对那一点永远不可能有答案，因为这种答案等于否定共产国际。如果德国党派出的两个人，不是大人物，而是两名普通工人，为什么就不能起作用?也许，可以要求执委会派四位委员到欧洲去。这些都是行得通的事，可以减少许多困难。我认为执委会现在感到：苦恼的是，它正处在一种卷入革命行动的状态。人们责备它，不是由于它发布了专横的命令，而是由于它未进行干预。它只是在发生尖锐危机的时候才进行干预。公开信事件是一个典型事件，如果我是在莫斯科，我甚至永远不会有这种思想。让我们坚决要求执委会在欧洲派驻代表即派驻有经验的同志，我们就能使执委会发挥强十倍的作用。现在所缺少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和积极时态度。我深知实行任何改变都是困难的。但是，没有其他的抉择。我们要么说：我们要对得起良心，然后在代表大会上把良心从口袋里拿出来，公开炫耀一番；要么就抛弃开任何怀疑主义，派出负责同志，尽管他们在那里（奠斯科）不可能呆得太久，而且要经常来同奔波，以免过多地脱离党的联系。我认为：我们如果继续容忍这种怀疑主义，我们就会使共产党人的全部努力化为乌有。我们必须提出批评，并且积极说明我们的主张。这些问题必须按照组织原则来解决。你们是仅次于俄国党的最强的共产党，你们象俄国党一样，承扭着同样的重担。你们必须物色派去莫斯科的人员。你们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
保尔·列维：我的信提出了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执委会是不是要撤销我的主席职务?我基本上同意麦克斯的观点。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坚持这些观点。必须把红军看做一种重要的因素。我反对要执委会所在地迁离莫斯科的主张。因为对我来说，执行无产阶级的国际政策是无比重要的事。执委会所在地不应设在通常是最好的地方，而应当设在实际上成了国际无产阶级政治领导中心的地方。
我也赞成部署红军的意见。这个明确的准则——革命不能用刺刀推进——是在困难时刻提出来的。去年夏天在特殊的形势下，在莫斯科还提出了另一个准则：可以部署红军，但不是用机械的方式，不能脱离同其他国家群众的联系，而只能作为一种组织手段。这种办法在德国可以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因素。它可以用军事手段突破这种盖子。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刚才所说的意见是非常正确的。用这种办法，我们就能为为自己辩护，反对露骨的民族主义态度，同时我们还能得到不会只为苏俄军事利益部署红军的保证。
现在谈谈在德国出现的特殊分歧。麦克斯同志责备我，说我用怀疑主义的态度看待共产国际的错误。犯了一些错误，我们两人的看法一致。我不能肯定的是，我们对哪些错误有一直的看法。至于我本人，我是独自判断每种疾病的。我看到了一些病症，采用过若干治疗措施。但是，也有一些病症被我看出来了，而我认为需要加以等待。我同季诺维也夫的关系，从他来过德国以后，略有改进。但是，我必须重申：我们都处在一种互不信任的状态，因此我们批评错误的任何尝试，都只会被说成是反对共产国际。我丝毫没有这种意图。第三国际的中央必须设在莫斯科。我所要说明的是：这种讨论是专门针对我的。麦克斯同志现在改弦易辙，因为在莫斯科正流行着一系列新产生的想法。根据所有这些情况，我认为如果用一种比较公开的方式呼吁开展任何所谓的积极批评和在专门问题上提出积极建议，不但无济于事，而且会适得其反。并不是所有的病都要动手术。有些病很快就能治好。上次会议以后，我更加确信：如果我用别的态度向执委会提出这种问题，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我认为我们主要应当采取我们现在对待执委会的态度。我认为我们应当指示我们驻莫斯科的代表，在任何情况下都别卷入尖锐的争论。他应当着重说明我们的观点，指出分歧，但要避开尖锐的争论。
现在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脱离了执委会的路线?麦克斯自己说，不论是僵化路线，或灵活路线，两种叫法，我挑选一种，他就不会反对，但我却说毁了一个强大的党。可是，这难道不是一回事吗?我说僵化方法对防止这种结局不起任何作用。
现在谈一个一般的问题：我们的立场同（执委会）总的态度不相同吗?麦克斯力图证明这是事实。一方面进行反左的激烈斗争，另一方而又要防止右倾。如果我说，我从德国革命第一次行动的惨痛失败中学到了一点东西，那就是绝对不能缺少一个坚定不移的共产党，这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用它可以帮助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我不能肯定，这样说是否会在我和执委会之间引起任何原则分歧。如果我们在德国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共产党，即使在人数上少一点，第一次革命行动也可能采取不同的方针。我在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全神贯注和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才能建立一个鲜明的和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组织?共产国际执委会坚决反对我认为非常合适的这条路线。我在莫斯科已经说明了这种观点。我们在罗莎（卢森堡）逝世以后，不得不在德国开展建立我们战斗的共产主义小组的运动。我们首先得领导反左的斗争。我们的斗争主要是反左，但不是反对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派。通过这种斗争，我们的组织机构成立起来了。这种情况不是由于我们方面有深谋远虑和明察秋毫的计划而出现的，而是由于革命处于低潮所引起的。这种客观形势迫使我们对左倾分子进行最尖锐的斗争，而我们党就是通过这种斗争形成起来的。我现在知道，莫斯科坚持认为我拿这种斗争当游戏。我只能再一次重申，就我们方面来说，我根本没有使这种斗争成为一种日益加剧的冲突。这种斗争是在海德堡发生的，没有辱骂。组织联系不是在海德堡断绝的，而是在没有我参加的情况下在另处断绝的。我们从未采取过可以说是抛弃左派的行动。另一批人才是爱好寻衅的一派。总还会有机会进行合作的。
我们同（左派）应当建立什么关系?在各种具体情况下是否应当成为促进合作的关系?我们正处在建立这样一种关系的过程中，因为优秀人物又吸收到我们方面来了。执委会采取的行动并没有排除解决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问题的妙策，但将问题的解决推迟下去。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同这些左派分子的关系（正如我所说的，不应当同他们发生冲突）应当立即变成一种组织关系吗?我不这样看，因为这种关系如果变成一种组织关系，而不只是政治关系，共产党的建立（我认为这是主要目标）就会受到阻挠。党的最重要的职能不是发表决议和通告。它的最强大的影响在于它的唯一生存和俄国的影响。唯一的事实是它生存着和怎样生存下去——俄国正在战斗，如此等等——这些就是它的主要贡献。我们由于让许多非共产主义分子加入统一共产党而正在干扰这个过程。执委会的同志们现在认识到这种危险，并且力求用承认这些人只是同情者的办法来防止它。否则，执委会现在如果承认他们是党员，以后还得通过反对他的决议。但是，我认为这种采用决议的办法，从理论上来说，并不能抵消他们已经建立了组织联系的事实，而这种联系现在遮蔽着群众眼中的各种问题。这就是我对德、意等国的主要考虑。
我对工团主义者和工联主义者的协议也是这样考虑的。在西欧，共产党同有组织的群众的关系比它们同无组织的群众的关系具有更大的意义（尽管后者的重要意义也不能低估），在其他国家就更是这样了。在资本主义没有达到高度发展的那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取决于共产党和无组织的群众的关系。在德国，同有组织的群众的关系具有更为重要的巨大意义。无组织的群众在德国也起一定的作用，他们是一种重要的因素，但是，他们的意义却没有象在其他国家那样具有压倒一切的意义。我们现在正在德国工会中进行争取群众的艰苦斗争。我们正处在一个特别困难的关键时刻。如果我们不善予掌握时机，那就可能灾难临头。共产国际正是挑选这个时刻来接受工团主义者和工联主义者加入红色工会国际。据说，这是以红色工会国际实际上只是齐美尔瓦尔德式的国际组织作为前提。这种只能说在理论上正确的观点，对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的各种目的没有关系。实际上这对德国无产阶级是一种打击，因为工团主义者和工联主义者加入的工会国际，也是我们现在要求加入的工会国际。现在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不用_害怕工团主义者和工联主义者了。但是，如果我们要为争取我们所需要的群众而进行斗争，我们就会由于同他们建立组织关系而遇到可怕的障碍。这是大多数社会党人和独立党人用来攻击我们的最强有力的武器。人们确有理由说：“这全是小资产阶级的胡闹。”但是，在变化莫测的形势下，这可能是一种最危险的口号。让我来说一点看法：这件事的根子与其说在莫斯科，不如说在那些派到欧洲去的委员们身上，因为他们必然是些好管闲事的人。这些人如果抓不到鸽子，就热中于抓麻雀。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高瞻远瞩、采取一些肯定是不该实行的措施的原因。如果贝仁基[5]高瞻远瞩，他就不会为了10万工联主义者而使我们陷入危险的境地。总之，我们现在面临着一种困难的局面，这是由于执委会宁愿先同非共产主义分子建立组织联系，却不愿同某些在政治上同他一致的人取得联系而造成的。
现在谈一谈接纳问题，我认为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问题和工会问题的决议不能漠视。但是，按照目前情况，由于整个德国都在注视我们，我们不能不强调我们反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立场。即使拒绝它意昧着关系更加紧张，我们也必须这样做，以免人们将我同它混为一谈。紧跟第一步而要迈出的第二步，就是我们是不是要它。我认为莫斯科应当主动去纠正这种错误。我们并不反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按照现在的实际状况，执委会应当承担这种后果，并且向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领导人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如此迫不及待，究竟要走什么道路?”我不是说我们做了什么工作来抵制这种无法避免的发展。我们必须保全在德国工人心目中的面子。
现在回过来再谈谈意大利问题。我再说一次：我决没有同塞拉蒂站在一起和联合起来的任何企图。我曾对他强调指出，我认为立即开除（改良主义分子）是绝对必要的。我相信我对他说明采取这种步骤的理由，给他所留下的印象比卡巴契也夫留下的要强烈得多。但是，我确信在德国所形成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核心仍然忠于塞拉蒂集团。我认为共产国际固执地迫使这个核心向右转，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更为严重的是，保留这个核心的最大希望，由于在意大利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一切，已经丧失殆尽了。执委会放弃了保留这个核心的尝试。麦克斯说，塞拉蒂大概会表示同意。这次代表大会提供了一个同这些人举行会谈的机会。我记得格拉齐亚德伊来说过：“如果在（决议）表述上做出让步，就可能使左派脱离塞拉蒂集团”，而共产国际代表在那里却说不行。他们要坚持这种表述。这就是这件事失败的原因，我坚决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我仍然相信这种可能性仍然存在，而且应当加以利用，尽管要弥补这种损失是更难了。如果曾向塞拉蒂集团提出过格拉齐亚德伊所建议的那种决议，塞拉蒂集团完全可能来一个180度大转弯，而同他的拥护者站过来。卡巴契也夫在措词上坚持不变。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种要驱逐塞拉蒂的部署。我想如果争取左派真的取决于要塞拉蒂也一起过来，那就应当同他讨价还价，把塞拉蒂一人作为争取左派所付的不算太高的代价。所以，仍有机会同他达成谅解。麦克斯和我都一致认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发展现在遇到了非常严重的危险。他自已说，意大利革命力量和共产党的成长在未来的一段时期中会受到挫折。谁也不否认这一点。我预感到要发生的麻烦，甚至比麦克斯所说的更要严重得多，因为我预料在波姆巴西和博尔迪加集团中不会出现真正的核心，而共产国际又不能施加这样一种强大的影响，因为在这个党内有博尔迪加，还有许多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意大利都属于旧的派别，很难对付。这些人不会由于只是加入党就成为共产主义者。还有第三种考虑。在意大利，僵化的策略把分裂的大部分责任推在我们身上。这是实行拙劣策略的结果。而当这种分裂的后果使人感觉出来的时候，这种责任甚至会更加重大。共产党在公共管理机构中和其他机构中将失去一名非常有名望的人物。根据所有这些理由，我现在同过去一样，除了开除改良主义分子以外，坚决主张想方设法和不惜任何代价将塞拉蒂派保留在共产主义队伍中。
克南：我认为我们在对世界各项政策的观点上没有更多的分歧。这是最重要的。至于工会问题，对德国工团主义运动的评价必须不同于其他国家，这也是很明显的。同德国的工团主义者不可能举行谈判。由莫斯科来成立一个齐美尔瓦尔德式的工会国际，这本身就是一种蠢举。现在看得很清楚，必须用不同的办法来处理这种问题。现在没有齐美尔瓦尔德（联盟），而只有两个国际。如果有些同志愿意跟着走，那很好。在工会问题上我决不会毫不妥协。我想对保尔说的是：我不赞成让疾病随便发展的意见。我们必须全力以赴，设法派出更强的代表团，使莫斯科经常感觉到我们的影响。我们还必须看到，决不能让这种病发作起来。
麦克斯同志：我只想答复一个问题，不管是作为执委会的意见，或者作为我个人的意见。列维的立场会使执委会希望他辞去主席职务。只要党不超越共产国际的策略范围，执委会决不会设法对各共产党选择领导人施加影响。我所说的话只是向列维提供一点思考这些问题的材料。但是，我可以断言，只要列维在重大问题上不同党发生分歧，他就可以保留他的主席职务。我个人认为他继续担任主席是很好的，但是我认为：如果他根据错误的事实和印象写文章，那是有害的。
布兰德勒：我既不同意麦克斯的观点，也不同意列维的观点。我完全同意保尔对工团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的评价。但是，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对这些事感到惋惜和悲伤。我曾极力主张每天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狠狠地抨击三次，对工会也一样。我认为我们依靠代表团不可能改变执委会的立场。由于我不能改变那种立场，我现在正将它作为进行工作的出发点。
由于得到了麦克斯同志的同意，决定将麦克斯同志出席中央联席会议和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予以公布，并且只在中央联席会议上通过了几项决议。
[1] 维克托·科普——1919年苏俄派驻柏林处理战俘事务的全权代表。——译者注
[2] 西蒙——德国政府的外交部长。——译者注
[3] 两人都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重要成员。——译者注
[4] 指德国共产党军事政治机构的各种秘密活动。——译者注
[5] 俄国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当时在德国执行秘密任务。——译者注
感谢 闲汉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