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Climate Change and Rebellion: an interview with John Molyneux
气候变化与反叛：采访生态社会主义学者约翰·莫利纽克斯
《非洲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采访
五达 译、natsuko 校、凡人 编辑
社会主义作家和活动家约翰·莫利纽克斯
在一场对社会主义作家和活动家约翰·莫利纽克斯（John Molyneux）的采访中，《非洲政治经济学评论》的里奥·泽里格（Leo Zeilig）对他就关于气候变化、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提问。在一个由约翰近发起的重要倡议中，全球生态社会主义者网络（Global Ecosocialist Network，GEN）将跨越全球南北方的活动家们和研究者们联系到了一起。该网络希望能够将社会主义者在与环境危机斗争中的声音放大。他认为，非洲对于应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
您能为《非洲政治经济学评论》的读者们讲述一下您自己的故事吗？例如您的背景，活动生涯和政治倾向。
我出生于1948年的不列颠，在1968年反对越南战争的学生反抗活动和巴黎五月运动中变成了社会主义行动家。我在那年的六月加入了国际社会主义者（International Socialists）的组织。我从那时起一直保持着活跃。从70年代中期起，我开始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的写作，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政党》（Marxism and the Party, 1978）和《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统？》（What is the Real Marxist Tradition?, 1983）和其它的书，小册子以及文章。从90年代后期，我也开始了关于艺术的创作，并且在今年晚些将出版一本关于艺术辩证法（The Dialectics of Art）的书。
1975年到2010年，我担任了各级教师，曾在朴次茅斯的中学，持续教育（further education）[1]还有后来到朴茨茅斯大学艺术学院任职。2010年，我退休之后搬到了都柏林，在那里和左翼政党人民先于利润（People before profit）一起继续我的活动生涯。在那里我也保持着我的作家身份，出版了有关无政府主义，媒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籍以及《今日列宁》（Lenin for Today）一书。我也曾经作为一名发起人和编辑服务于《爱尔兰马克思主义评论》（Irish Marxist Review）。
您能够说一些关于您在气候变化运动中的参与事迹吗？作为一个长期的社会主义者和活动家，您在什么时候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气候变化的严重性——是什么对您造成了如此明显的影响？
我不认为有什么片刻很深地影响到我。我认为很可能一位社会主义作家，乔纳森·内勒（Jonathan Neale），对我有不小影响。我第一次从他那里获得了关于这个议题的充分解释，大概是在世纪之交的时候。乔纳森曾经在叫停气候变化运动（Campaign to Stop Climate Change）中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书记职务，我也在有限的程度上参与了该运动。但是我没有发现他们很接受我的革命社会主义思想。
但是，从很早开始，我就坚信气候变化将成为人类的生存危机，因为我坚信资本主义不能阻止它。当然，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很多人认为一定有一个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或者至少是资本主义内部的解决方案，因为他们觉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是谈不上的。其它人，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就资本主义在理论上是否可能解决这一问题进行了假设性辩论。
我的观点是不管理论上有什么可能，那个我们正在面对的——实际上存在的资本主义不会阻止气候变化，甚至不会试图阻止气候变化，直到为时已晚。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是被利润和每一阶段上竞争性的积累所驱动的，也因为它在化石燃料上的投入太大，无法简单地转向可再生能源。对于那些说：“我们等不来你们的社会主义，我们需要现在就开始改变”的人，我的回答是我会同你们一道为了改变现状而斗争，但我不相信我们能等到资本主义变得环保，那简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希望我的想法一直以来都是错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正确的。
我一直都知道气候变化是灾难性的，但起初我以为这是很远的未来才会发生的事情——直到本世纪末等时代才会发生，甚至可能超出我生活的年代。但是这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甚至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s）过于保守的预测都说明气候灾难的开端已经发生在我们身边。
最近，特别是去年（2019年），在全球范围内不同寻常的学生抗议和其它示威活动中，气候的紧急情况登上了世界舞台备受关注，让我们所有人都永远改变了。您能够和我们谈谈您怎样解释这场运动和它的意义，还有它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吗？
学校中为了气候议题的罢课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向童贝理（Greta Thunberg）等为此活动做出贡献的人致敬。看到全世界的年轻人们都走向进步，我感觉实在是太棒了。尤其是在第一次伦敦叛乱周（London Rebellion Week）中，由灭绝与反叛（Extinction Rebellion）组织的公民抗命行动，也是一个进步。每个社会主义者都应该热情支持他们并且参与到他们中做出贡献。我没有太多时间留给一些声称激进年轻人缺乏“正确的计划”或“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基础而抵制他们的那类左翼份子。
但当然，这些运动就同每一场紧急发生的群众运动一样都有不足。这种不足尤其表现在人们趋向于认为他们已经“超越”或是“凌驾于”政治之上，从而经常忽视政治辩论。在我看来，气候变化和环境危机的方方面面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一些政治力量（主要是那些处于重要地位或所谓“强硬左派”），他们都是地球和气候运动的盟友。而其它的政治力量（右派和极右翼）则是它的敌人。并非把3.5%当成幸运数字<灭绝与反叛组织认为要确保“体制改变”，有必要动员3.5%的人口>，我认为该组织制订要动员如此规模群众的目标是很出色的想法，但我并不确定他们的组织方法都有利于达成该目标。
您刚才提到了全球生态社会主义者网络（Global Ecosocialist Network (GEN)）使得跨越全球南北的活动家和研究工作者们联系起来。您能具体说说您希望达成什么样的结果吗？
不断扩展的气候紧急情况已大大增加了公众对气候变化和环境的认识，并引起了许多社会主义者积极参与的新一波社会行动。但无论在媒体还是在大多数公众，当前国际上的环境讨论都被所谓的“绿色自由主义”（green liberalism）所主导。绿色自由主义更加激进的版本也在行动主义者和模糊的“深绿色”（deep green）觉悟中广泛流行。这同对体制变革的理解一道，本质上都是集体意识的变化。这使得人们对企业，主流政客和国家政权的改良仍然保有幻想。
目前社会主义者在运动中的声音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显然不在主导地位。但是社会主义者的声音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资本主义既不会解决气候变化导致的问题，也不会控制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客观上，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有必要的。而且，社会主义道路对于赢得和动员大量工人阶级力量至关重要。不幸的是，在这个极为紧急的情况下，大部分革命国际主义左派力量十分脆弱。
我们的网络是一次在某种程度上改善这种情况的尝试——放大社会主义的声音并注入新的力量。它最初的目标是将生态社会主义者团结在一起，促进社会主义生态主义思想以及世界上有关危机和抵抗事态发展报道的交流和传播。以后它或许能够召开会议并发出采取行动的呼吁。
最近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其它一些作家论述了马克思的“生态学作品”。您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挑战是至关重要的？以及马克思主义如何在这场挑战中有所帮助？
首先，我认为我们必须认可由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他的合作者们例如保罗·布尔克特（Paul Burkett）和伊恩·安格斯（Ian Angus）完成的非常重要的智力工作。包括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都有广泛的解释：马克思是“生产主义者”（productionist）和“超工业化支持者”（super industrialiser），因此是反环境主义者。他们打破了这个传言。就我个人而言，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Marx’s Ecology）这本书令我收获颇丰。当我在三十年后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重读这本书时，它实质上改变和加深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代谢断裂”（metabolic rift）[2]的概念非常重要。我为他也是全球生态社会主义者网络的支持者而感到十分骄傲。伊恩·安格斯（他也是全球生态社会主义者网络的支持者）的书《面对人类世》《Facing the Anthropocene》[3]也是杰出之作。
上面我已经解释了我们需要对资本主义进行结构性挑战的根本原因，这在各个层面上都适用：无论我们是在谈论周围向我住所的角落倾倒的有毒废物，令海洋窒息的塑料，还是对空气造成的致命污染，直到应对气候变化的首要挑战。
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将确保对其正在制造气候灾难的反应是麻木的，残忍的，基于阶级私利的，种族主义的。这结论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还在历史上反复上演：从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到波多黎各的玛丽亚飓风（Hurricane Maria），再到澳大利亚的大火。（因此，要想真正防止气候灾难）我们必须将资本主义的优先权，结构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彻底质疑，不仅要制止环境退化和灾难性的气候变化，而且还要处理其影响。
《非洲政治经济学评论》作为一个激进的政治经济学评述网站，正聚焦非洲。不幸的是，我们最近没有足够详细地报道气候紧急情况。去年，整个非洲大陆的动员力量都很薄弱，一点儿也不鼓舞人心。那么，非洲在这场制止气候变化的斗争中应该扮演怎样的主要角色？您期望全球生态社会主义者网络（GEN）能对其做出什么帮助？
非洲对于这场抵制气候变化斗争来说绝对是十分关键的。就即时效果来说，非洲几乎肯定会成为世界上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南非和东非的干旱已经实实在在是致命的威胁，而与此同时非洲的贫困程度将加剧每次气候灾难和极端天气事件的恶果。毋庸置疑，非洲大陆人均碳足迹世界最低。而这正让非洲成为任何关于气候正义口头承诺的答卷。
此外，世界上的死亡等级制度也处处体现着种族主义：相较于西方所关心的——与加利福尼亚或澳大利亚几个人死亡相比，他们一定会确保使对于中非或东部非洲成百上千人丧生的报道会少得多。
与气候正义诉求相关的非洲大规模动员将是这种状况的最佳解药。
因此，全球生态社会主义者网络的一项关键任务是尽一切可能纠正对非洲局势的漠不关心，并激发非洲大陆的根本抵抗。
很高兴我们的最初支持者中有很棒的非洲代表。我们已经发表了一篇关于南部非洲和东部非洲的糟糕局势（terrible situation in Southern and Eastern Africa by Rehad Desai）的出色文章，由南非激进派电影制片人瑞哈德·德赛（Rehad Desai）撰写，他也是全球生态社会主义者网络临时指导委员会成员之一。
全球生态社会主义者网络当下的任务是什么？我们如何扩展这个组织？
当前最要紧的任务是扩大我们网站的读者群还有网络的会员规模，这两项都要通过个人的加入和与其它组织的并入。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们需要现有的成员和支持者们积极推广和参加网络的招募。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加入网络是一项“轻度承诺”：它在活动方面不承担任何主要义务，也不影响任何个人或组织的现有政治惯例。
如果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能有足够多的成员加入并且募集到充足的资源（目前我们没有任何外部资金），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阶段召开某种形式的国际会议。可以希望这能让我们将网络置于比现在更健全的民主基础上——当然，在全球范围内这样做会带来某些问题，例如无论在任何地方召开此类会议：不管是里约，巴黎，开普敦，拉各斯，孟买或悉尼，对于某些同志而言，仅仅是前往参加就已经要比其它同志都难得多。我们可能在线下会发展多个区域性重点和中心。今年11月在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缔约方会议可能也会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同时，我们非常欢迎非洲政治经济学评论为我们网站供稿、宣传，加入我们以及组织并入等任何方面给予支持！
2020年2月4日
[1] 称继续教育，是面向学校教育之后的社会成员，特别是成人的教育活动。──校订者按。
[2] 代谢断裂”（metabolic rift）理论发端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的阐述。“代谢断裂”描述的是资本积累的逻辑切断了人类与自然的有机联系，从而生命本身自然规律所规定的新陈代谢的相互依存过程产生了不可弥补的裂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追逐利润的逻辑将会使得生态进一步恶化，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新陈代谢关系出现断裂。后来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拓展了这一理论。──校订者按。
[3] 参考《生态社会主义或是野蛮状态：访谈伊恩·安格斯》（https://kuaibao.qq.com/s/20200401A0U92200?refer=spider）──校订者按。